农历七月初七，因“牛郎织女”的美丽爱情传说，如今已被称作“中国的情人节”，象征的是已婚男女之间恪守双方对爱的承诺、不离不弃的美好感情。
可生于“七夕”的祖母，似乎命定要与爱人相隔两地，只是命运并未如传说般给她美好的爱情，而她的命运，也是一代又一代侨乡女人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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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迫于国内兵连祸结，战火不断，我的家乡，福建泉州县城的一个村里，有不少人选择了“下南洋”。去东南亚国家谋生也被我们称为“过番”（离开故土，到“番邦”谋生），去的人就被称为“番客”。有些番客因为勤劳肯干、头脑活络而发家致富，衣锦还乡，留守家乡的亲人也因此过上了好日子。但许多番客只是一般的务工者，勉强靠打工维持温饱，一辈子滞留在异国他乡，自然无暇顾及留守家乡的亲人。
“番客”多是男人，所以他们留在家乡的妻子就被称为“番客婶”，这是一个因侨而生的美丽又心酸的称呼。
我的祖母，就是其中一位。
闽南把祖母称为“阿嬷”，我的阿嬷生于1919年，家族宗亲多人在马来西亚经商。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太公（外曾祖父），结婚几年后就去“过番”，到马来西亚帮忙打理家族生意，经营布料商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阿嬷作为家中长女，自幼倍受长辈宠爱。外太公将她视作掌上明珠，一到学龄就送她进乡塾，和宗族的男孩子们一起接受启蒙教育。那时候，能上学的孩子都很少，更不用说是个女娃了。
可惜，阿嬷并不是个好学生，学堂的先生教会了她念三字经、千字文、笠翁对韵，却没教会她如何做个大家闺秀。她和男孩子一样调皮捣蛋，戏弄学堂先生、下河玩水捉鱼、上树掏鸟窝，玩得不亦乐乎。
外太嬷（外曾祖母）无计可施，在阿嬷7岁那年，下决心将她裹脚。缠上裹脚布，双脚火辣辣地疼，阿嬷哭嚎着一次次把裹脚布松开扯掉。几经折腾，最后还是外太公心疼闺女，寄回家书劝阻了外太嬷这样做。
阿嬷上了4年学，看得懂书信、能写字后便不读书了。到了婚嫁年龄的阿嬷，出落得水灵，加之家底不薄，说媒的人踏破门槛。18岁时，阿嬷嫁给同村同龄的后生，我的阿公（祖父）朋华。两家算是门当户对，我的太公、太嬷彼时也在印尼谋生，经营一间杂货铺和一家罗屉包（面包）店，虽然做的是小生意，但经常汇钱寄物回家，在乡里算是富户。国内就只有我的高祖父母和阿公留守家园，因为家中人丁少，还雇请了小工打理田园、经营家务。
那年7月，在荔枝飘香的季节，阿嬷和阿公成亲了。18个挑着嫁妆的送亲队伍浩浩荡荡走过村道，从村东到村西，一路鞭炮声响震天。阿嬷风风光光地入门了，婚礼进行了3天，宴席菜式丰富，据说光是南洋寄回来的海参就泡发了3大缸，更不用说鸡鸭鱼肉了。在那个贫瘠的年代，这样的一场婚宴让乡邻们交口称赞，津津乐道了许久。和阿嬷一同进门的，还有她从娘家带过来的小草姑娘（后来，阿嬷心疼她无父无母，认作义妹）。及至年长，阿嬷将她许配给了家里的小工，置办了成家一应物什，一起住在古厝里。
虽然有小工打理家务，但短暂的新婚生活过后，高祖父母就让阿嬷开始学习操持家事。在人丁稀少的富裕人家里，阿嬷的到来让家里多了生机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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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阿公在次年荔枝成熟的季节里，也和族亲们一起去了印尼，帮太公打理杂货铺。此时的阿嬷已有了身孕，年底生下我的伯伯。
就这样，阿嬷开始了和高祖父母的留守生活。以后，每当荔枝开花、成熟的时节，阿嬷的心里总是有些酸楚。好在，她还有个孩子陪在身边，不至于像村里有些没有孩子的“番客婶”那样孤苦伶仃。
一转眼，伯伯已能蹒跚迈步，牙牙学语。阿公每隔两三个月会寄封家书回来，太公太嬷也不时从印尼寄些钱物用于赡养一家老小。平淡的日子在期盼中一天天过去。高祖父母看家中人丁稀少，冷冷清清，寻思着抱养了两个男孙支撑门户——这两个孩子便是阿嬷的小叔子，我的二叔公和三叔公。二叔公年长伯伯3岁，三叔公和伯伯同龄，均不谙世事。年轻的阿嬷既要照顾儿子，还要帮忙看顾两个小叔子，日子更忙碌了。
阿嬷性格直爽，本性善良，虽家境富裕，却不骄奢。闻谁家有难，常主动送上钱粮帮扶，家中不时有乡民前来寻医求药，甚至是为孕产妇求高丽参，阿嬷都从不吝啬，因此也赢得了乐善好施的好名声。
一晃几年过去，两位叔公和伯伯也渐渐长大。在这期间，国内战事连连，邮路、航线不通，下南洋的中国人都没办法回来，家用供给也渐渐断了。阿嬷在那些年经历了许多磨难，家里没有钱雇佣小工，曾经养尊处优的她就放下身段，锄地种稻、插秧收割，像男人一般下地劳作。小草姑婆说，那时的阿嬷常感叹：“还好当年没有裹足，不然怎么养得起这个家？”
为贴补家用，秋天阿嬷上山采摘茶籽，榨成茶籽油，夏天熬煮仙草冻，走街串巷地叫卖，一天下来，脚底常常磨出血泡。几年时间，她晒黑了，原本水嫩的皮肤变得粗糙，脸上有了皱纹，变得憔悴、苍老，还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等一身病痛。
她先后送走了高祖父、高祖母，和小草一起，抚育两个10来岁的小叔子和大儿子。白天在忙碌中很快就过去了，每当夜晚来临，看着3个孩子，她总是祈祷战争快点结束，阿公能尽早回来。
1946年，阿公在阿嬷的悬悬而望中回来了。那时候，太公、太嬷的年纪大了，南洋的家也要有个女人帮忙打理家务，阿公这次回来，是准备带着阿嬷和伯伯一起去印尼的。这一年，伯伯8岁，躲在阿嬷身后，偷偷看着眼前这个黝黑高大的男人，怯怯地叫了声“阿爸”。
阿公回来，家里热闹了很多，不时会有亲朋前来探访，这座古大厝多了欢声笑语，阿嬷脸上也有了神采，对于3个男孩的调皮捣蛋更多了一些宽容。那段日子，家里是温馨祥和的，生活也充满了色彩和盼头，阿嬷也幻想着日子就这样过下去。
可是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阿公回来不到一年便又要去南洋了，说是印尼的店铺离不开人。
10月的闽南，已经有些寒意。这一天，阿公就要远行，阿嬷起了个大早，把丈夫的行李又检查了一遍，看看别漏掉什么东西。她还让小草煮了一大碗鸡蛋面——这是闽南的一种风俗，出远门吃鸡蛋面线，图个吉利。随后，她又把衣柜里的棉裤拿过来装到藤编的箱子里，阿公笑着告诉她：“南洋一年到头都是夏天，是不用穿棉裤的。”可阿嬷常想不明白：一样的天，南洋怎么就不冷呢？
吃过鸡蛋面，天已大亮，阿公拎着行李箱出门了，阿嬷牵着伯伯默默地跟在他身后，村里早起的人们热情地同他们夫妻俩打着招呼。可是阿嬷哪有心思回应，此时她的肚子里已经怀上我的父亲。
小草姑婆后来给我们描述起那天的场景，不住地叹气：“那天你阿嬷一路上都在抹泪，我心里也堵得慌，送走你阿公后，她好几天都没怎么吃饭，也没兴致说话。你阿公一去就是十年八年，回来不过就几个月，日子难熬啊。”
原本这一次阿嬷应该带着伯伯和阿公一起走的。但她一有对未知环境与旅途跋涉的担忧，二则也放不下家里两个小叔子。她认为，对于“番客婶”来说，丈夫在外谋生，妻子留守家园是天经地义的事。乡村里好多人家都是这样，她不应该放下一切跟随丈夫一走了之。
这是阿嬷的最后一次送别，往后，屋外的荔枝红了又绿，绿了又红，山上的杜鹃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檐角的燕子飞来又飞走，数不清多少个朝朝暮暮，风霜染白了她的双鬓，阿嬷却再也没有等来阿公。
我常想，辗转反侧时，她会后悔那一次没有随阿公一起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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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随着阿公的离去复归平淡。我都能想象，那些无眠的夜晚，阿嬷透过纱窗仰望天井的一方夜空，看着月儿在浮云中时隐时现，从月牙望到月圆，心里是多么的落寞。
后来小草姑婆对我说，阿嬷最怕的是年节，看着别人家团团圆圆，她一个女人家屋里屋外独自张罗着，有时遇上孩子们吵闹，更觉心酸。阿嬷对丈夫的思念，随着阿公离家的日子越久越发绵长，一听哪户人家有番客返乡了，她总是急急地前去探问，不厌其烦地问阿公的身体、家里的生意、公婆的健康。如果能有一封家书，便会让她安心许多，那段日子她脸上也会多些笑容。
“书是随身宝，技多不压身”，这是阿嬷常挂在嘴边的话。尽管彼时家里因为“断供”，只能靠着阿嬷挑担卖油盐卖米度日，但两位叔公、伯伯和我父亲一到上学年龄，还是被送进了学校。长嫂如母，阿嬷心疼两个小叔子没有父母，平日里吃穿和自己的两个儿子一视同仁，很少对他俩说过重话，唯有在读书上学这件事上，对他们却是少有的严厉，没有完成先生布置的作业是不许吃饭的，考差了要面壁思过。
二叔公顽劣成性，不喜读书，在学校里顶撞老师、捉弄同学，为此阿嬷常被老师上门投诉。勉强上至小学毕业后，二叔公就被阿嬷送去参了军。复员回乡后，二叔公在乡里谋了份差事，又在阿嬷的张罗下娶了媳妇。二婶婆个性乖张，婚后立即闹着分家单过。阿嬷按习俗请来宗亲当公证人，依长幼之序，把家里的一应财物，大到房屋，小至碗筷，一一分割清楚。
三叔公学业顺利，但娶亲之事却颇让阿嬷费心，说亲的媒婆来了一个又一个，不是他看不上人家姑娘，就是人家姑娘看不上他。最后好不容易定下邻乡的一位姑娘，却在结婚当天，中邪一般临时悔婚，死活不肯出门，让婚宴变成一场闹剧。
作为一家子主心骨的阿嬷，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商量，又不能乱了阵脚，只好一面安排好宾客、返还礼金，一边又牵挂着逃得没影儿的三叔公。阿嬷担心三叔公想不开，事情善后得差不多，就在村口等候着。正值寒冬，西北风吹在脸上，灌进领口，她都不在乎，直到看到三叔公进了村才放下心来。阿嬷因此染上了百日咳，此后一到冬季北风起，便整日整夜咳得上气不接下气，辗转求医多年方才治好。
待到三叔公第二次娶亲，阿嬷还心有余悸。好在三婶婆知书达礼，婚后他们夫妻俩相互扶持，三叔公后来在省城当上一家国企的总经济师。
身为长嫂，阿嬷处事公平，没有私心。即便像二婶婆那样刁钻刻薄之人，对阿嬷也挑不出理来，人前人后更不敢有半句不敬言语。而三婶婆曾多次动容地说起阿嬷照顾过她3个月子，一日七餐，端到床前，不是婆婆更胜婆婆，妯娌之间几十年从未有过龃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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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伯的婚事倒没让阿嬷操心，他长得高大俊朗，又能说会道，高中毕业去省城上大学认识了伯母，伯母家在县城，是个归侨子女。两人很快就谈到一起，据说伯伯当时把腕表给了女方，私下定了亲，阿嬷都不知道。
1957年，伯伯也过番去了马来西亚。那时他和伯母结婚才一年多。阿嬷的心里仿佛又被剐去了一块肉。伯伯孝顺，虽然长期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几个国家闯荡，但家书频频，日常起居的问候、四时衣物的供给从不间断。我曾经看过阿嬷收藏的一摞信件，信的开头必是“母亲大人安好”，落款是“儿叩首”。
伯母婚后很快便怀了孩子，伯伯没让她出去工作。虽然上过大学，但伯母性情骄纵，常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撒泼哭闹，甚至对阿嬷出言不逊，而她却写信告诉伯伯她在家里受气。
父亲曾跟我们讲过，每次家里做了好吃食，阿嬷总是让伯母带着堂哥堂姐们先吃。而伯母则认为家里的吃穿用度都是自己丈夫寄钱回来买的，所以丝毫不顾及他人，不会想着给阿嬷留点，更不用说留给我父亲了。
父亲印象最深是一次，是伯母到县城公安局问移民情况的进展，回家后一脸阴霾。那天阿嬷光顾着照看堂哥堂姐，把午饭烧糊了。伯母一揭开锅盖，闻到焦糊味，狠狠地把锅铲扔到锅里，硬是把锅给敲破了个洞。又拽过堂哥，拿着竹蔑条抽了几下，打得堂哥哇哇大哭。阿嬷默默地收拾好，又给她做了一碗米粉汤。
因为文革，我父亲高中毕业后就没有再继续上学，闲居在家。看到阿嬷受委屈，年轻气盛的他有时看不过眼，也会和伯母发生口角。阿嬷为了息事宁人，总是先骂父亲，护着伯母。私底下，她对父亲说：“你大哥不在家，你嫂子心里难受，让着她点。她迟早是要出去的，你是小叔子，就不该和嫂子吵架。妈苦点累点没关系，只要你嫂子心里畅快。”
阿嬷体谅伯母的心情，也为了让伯伯在外能放心，处处小心翼翼，尽心尽力带好孙子孙女。伯母晚上怕孩子吵觉，3个孩子一直到断奶，都是阿嬷带着睡觉的。
即便懂得这些道理，血气方刚的父亲也常常忍不住为阿嬷出头。为了家宅安宁，也为让父亲能有一门技术傍身，阿嬷托人在县城给他找了个裁缝师傅，拜师学手艺。那几年父亲吃住在裁缝铺里，学成了缝纫的好手艺，母亲嫁过来后，他又教会了母亲。那时的农村，人们很少买现成的衣裳，都是到布店里扯上几尺布，请裁缝加工。父母亲因为手艺好，一年四季，活儿满满，家里缝纫机的声音日夜不辍，日子过得比村里人好很多。
1978年，伯伯最终在香港定居下来，移民手续办好，就把伯母和3个孩子都接走了，那时最小的堂兄已经15岁了。家宅一下子变得冷清，但也祥和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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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父亲从印尼回来的华侨那里打听到阿公在印尼又娶了个“番婆（印尼土著女人）”，太公太嬷早已去世，阿公生意经营不好，又要养育和番婆的4个子女，日子过得并不轻松。父亲听闻这些，心里并未泛起多大波澜，对于从不曾见过的父亲，“阿爸”对他来说就只是个符号而已。当然，关于阿公续娶一事，大家都瞒着阿嬷。
听父亲说，伯伯当年曾去印尼找过阿公，他应该早就知晓了阿公在当地又娶妻生子，但一直不愿告诉家里，也是怕阿嬷承受不起。
可是，心细的阿嬷又怎能没有感知到呢？自从第二次回印尼过后，阿公的家书就渐渐少了，也不再寄回家用，直至断了音讯。小草姑婆曾对父亲谈起这件事：“那年村西头的番客返乡，你母亲去问过你爸的情况，人家说话躲躲闪闪的，她就知道有问题了。回家后在房里躺了一整天，我端进去的饭都没吃，心里苦啊。”
倔强的阿嬷，或许是为了维护最后的一点自尊，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独自一人抚养着两个小叔子和两个儿子，也没有去信要求寄钱物家用，更没有探询过阿公的感情。但是，她却再也没有在人前谈起阿公了。
记得小时候，我曾在阿嬷房间的抽屉角落里翻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男子，穿着衬衣，脚上踩着一双凉鞋。我好奇地拿去问阿嬷，她眯着眼睛一瞟，说：“是那个死鬼。”看她脸色不好，我也不敢多问，但仔细一看，那人眉眼和父亲很是相像。
后来，那张照片也找不见了。
在村里，乡亲们之间的寒暄总是围绕着家庭琐事展开，人们会借此打听彼此的家庭是否和顺、夫妻是否融洽、孩子是否乖巧。他们用这种表面善意的问候来偷窥他人家庭的隐私，偶尔也会有真诚的祝福，在阿嬷几十年的寡居生活里，这种探问不计其数。
我常听到的一句是：“番客婶啊，你尪（闽南语“丈夫”）在南洋赚大钱了吧，要回来了吗？”以至于后来，阿嬷一概回答：“他死了，还没‘引魂’，不会回来了。”
“引魂”是闽南地区对客死异国他乡、无法安葬在故里的亡人举行的一种招魂仪式，一般在路口或河边，意思是指引在外的亡灵魂归故里。阿嬷说这句话时，神情淡然，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哀莫大于心死。随着年纪变大，阿嬷日渐衰老，她很少走出古厝的大门，再也没人问起阿公，自然也就没有人叫她“番客婶”了。
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阿嬷从一个富家小姐变成“番客婶”，经历过佣人侍候、穿金戴银的舒适生活，也有过下地劳作、街巷贩卖的艰辛。她几十年来背负的家族使命完成了，小叔子和儿子们都已成家立业，也有了6个孙子孙女。她终于可以清闲下来，不用操心家事，可以含饴弄孙，安度晚年了。
小时候，母亲总是忙着裁缝铺里的活儿，我们姐弟都是阿嬷带大的。阿嬷对孙辈很是疼爱，但从不娇惯。在我七八岁时，她就开始教我洗衣做饭，打扫庭前屋后的卫生。每次干完活，她总会拿出几颗糖果或者饼干奖励我。她有风湿病关节炎，一遇到阴雨天浑身酸痛，我常边给她抹药边听她念叨：“阿妹，书是随身宝，你要好好读书，将来才有前途。”但是当我考上县里的重点中学要到学校寄宿时，她又舍不得了。
兴致好时，或者身体松快些，阿嬷也会给我讲些她小时候上学堂时的趣事，她用闽南语念着：“人之初，性本善（xian四声），先生偷吃鸡胗（gian四声）。”说完自己笑作一团，眼里顿时有了神采。虽然童年的幸福生活不过短短几年，却塑造了阿嬷乐观、善良、坚韧的品格，也是阿嬷一生最温暖的慰藉。
我催着她继续讲下去，她又笑着说：“忘了，都忘光了。”古大厝的天井里，夕阳的余晖斜洒下来，在她的身上氤氲成一圈金黄的光晕，几根银白的发丝被微风吹起，又贴在脸颊上，她缓缓地抬起一只手，向耳后拂去，浑浊的目光望向远方，默然不语。这一幕已在我的记忆中定格成永恒。
后来，阿嬷因高血压中风，母亲尽心侍候，三叔公和三婶婆一到节假日也回到老家来，在阿嬷最后的日子里，他们夫妻俩和父亲母亲一起，侍奉左右。阿嬷在她77岁那年的春天，安然离世。
阿嬷的葬礼办得风光，也办得从容。当家大半辈子的她，事事有打算，寿衣、寿鞋以及棺材都在她的安排下早早定好备用，墓地也是她生前让父亲找来风水先生选好的。葬礼时，伯伯也带着伯母从香港回来了。二叔公当时已去世，但二婶婆也带着家人里里外外地帮忙。葬礼过后，装殓阿嬷的棺材埋进了阿公家的祖坟，家人把墓地修得肃穆堂皇。
只是这热闹的背后，也有阿嬷的决绝与辛酸。她给父亲留下遗言，说哪天阿公过世，不得给他引魂。而且，一般进宗祠的牌位都刻有夫妻双方的名字，但阿嬷特意交代，她不要和阿公的名字刻在一起。
每年阿嬷的忌日，我们都会祭拜，小草姑婆总会说：“你阿嬷心里头恨啊，一辈子的怨念都带地底下去了。”
看着阿嬷孤零零的牌位，我们知晓，她早已把不幸揉进了心底，平日笑脸对人，不忘当家人的责任和担当，但她一生都活在思念和失望之中。“七夕”是阿嬷的生日，我常想，生于此日，是否冥冥之中就预示着她悲戚的婚姻结局？又或者，这就是大多数“番客婶”的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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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番客婶聚集的故乡，阿嬷晚年生活富裕，儿孙绕膝，子孝媳娴，在外人看来，也算是个好命人。这么说，是较之那些一生不幸的番客婶——比如村里的贵婶，她比阿嬷小三五岁，成亲时也只有十七八岁，还没生下一儿半女，家里的男人就跟着族亲去了印尼，贵婶守着公婆在村里熬着日子。开头几年，她男人还有书信寄回来，她和公婆盼着自家男人能在南洋赚到钱，回家光耀门楣。后来，他男人没了音信，贵婶就在家侍奉公婆，也做些针线活。公婆去世后，就剩贵婶一个人守着两间泥瓦房过日子。小时候，我常看到她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迈着小脚到我们家和阿嬷聊天，说着说着就抹起了泪，阿嬷劝着劝着也跟着掉了眼泪。
或许是常年流泪的缘故，贵婶去世前眼睛就瞎了。听母亲讲，贵婶可能预感到自己快死了，自己摸索着穿好寿衣躺在床上，过了两天才被村里人发现。
2006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母亲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阿妹，你阿公打电话回来了！”我一时愣住，半天没反应过来，对我来说“阿公”仅仅只是个符号。母亲告诉我，是村里一位老人到印尼探望堂哥，谈起当年下南洋的几个乡民，才知道阿公一直没跟家里人联系。老人家热心，冒着酷暑让堂哥带着他辗转找到阿公。
阿公和印尼的番婆生养了4个子女，大儿子和父亲年龄相差三四岁，最小的女儿和伯伯家的堂哥一般大。番婆此时已经过世了，阿公独自住在一间简陋的公寓里，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子女只偶尔探问一下。
那天的电话是父亲接的，据母亲讲，父亲接到电话久久说不出话来，他没有叫“阿爸”，只是让阿公照顾好身体，有机会回家看看。阿公问了家里情况，却没有问起阿嬷，是遗忘还是愧疚，就不得而知了。
这一年阿公87岁，对家乡的印象还停留在50年代。他托人带了100美元给父亲，说是给孙子孙女买糖吃。此后不久阿公病逝，父亲得知消息只说了句：“阿爸这次真的死了，只是还没给他引魂。”
后记
2011年，姨丈患癌去世，家里欠下不少外债。表弟打工的陶瓷厂又经常拖欠工资，他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那时我有个朋友，他们公司承包一些国外的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我带着表弟去了一趟，仔细询问出国务工的工资待遇，刚好新加坡项目有劳务需求，表弟一看工资比在县城工厂打工高了近一倍，当场便签了2年合同。
小姨平日在家里照顾2个孙子，弟妹是个朴实的农村女人，白天在镇里的针织厂打工，下班回家又饲养鸡鸭，过几天就挑几只肥硕的去镇上卖。田里的活儿也不能耽误，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加之当时越洋电话费贵，她和表弟的联系并不多。只在每个月领了工资汇款时打个电话告知，光这个简短的问候，弟妹和小姨都会高兴好几天。虽然新加坡离家就5个小时的航程，但想着回一次家要花掉好些钱，又要扣工资，表弟那2年都不曾回过家。
合同到期后，表弟回了家，用这2年的辛苦偿清了外债。不过，老房子翻新，孩子也准备上学，处处都需要钱，而在周边依然没找到合意的工作，于是又去了新加坡务工。好在，这时候微信已经普及，他给弟妹买了一部智能手机。
此后的五六年，表弟一直都在国外打工，随着家庭经济好转，他每年春节也都会回来。平时天天都可以微信电话、视频，孩子们对着手机叫爸爸，小姨摸着手机上表弟的脸，细细叮嘱着，弟妹也常常躲在房间里说着悄悄话，似乎表弟就在身边。
2019年底，表弟回来过春节，也顺便调养身体。这么多年在外打拼，他患上了腰肌劳损，一到阴雨天便痛得直不起身来。弟妹心疼老公多年来在外奔波劳碌，劝说表弟在县城找个活，家里也能帮忙看顾。表弟看着老婆一个人里里外外操持，也动了留在家的念头。而后新冠疫情暴发，工厂也停工了，村里那些如表弟一样从国外回来过年的人们暂时滞留在家，难得多了些时间陪家人。表弟也顺理成章留下来了。
侨乡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远渡重洋，他们在外拼搏，初心都是为了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而留守家园的人，将生活给予的艰辛和苦难默默嚼碎，独自品尝思念之苦，也把守望化成责任和担当，一代代传承。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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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工作日下午的网吧里，几个青年人零散地坐在电脑前。屋里的光线不甚明亮，每个人在电脑屏幕前的脸都像是照着聚光灯。电脑和身下的座椅构成了一个个互不干扰的结界，让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沉浸在网络构成的世界里。大部分人都在游戏中忘我厮杀，没有顾忌，大声地和网络另一端的战友们商量战术或者咒骂敌人。尽管人数不多，整个网吧却闹哄哄的。
应成雪烦躁地点了一根烟——“禁止吸烟”的牌子就贴在他面前的墙上，每隔三四台电脑都贴着这几个大字，不过网吧里依旧烟雾缭绕。抽烟能帮他镇静，待烟燃到一半，应成雪又念念有词地敲起了咔咔作响的游戏键盘。和旁边上机的人光影乱飞的显示器不同，这个男人面前的屏幕是干干净净的Word界面，每行文字里只有几个汉字，仔细看，原来是一篇日语文稿。
应成雪这是在做自己最喜欢的兼职——帮人代写日语文章。
2年前他来到青岛这座城市，在那之前，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日本。再往前推5年时间，在他动身去日本留学之前，他一直生活在上海。上海是他出生的城市，他在那里长大，完成义务教育、又读完了高中。
在应成雪看来，青岛和上海是很相像的，它们都是港口城市，一个是黄河的入海口（他是这么说的，实际上是东营），一个是长江的入海口，应该有相似的人文风貌和经济脉络。所以当他决定完成学业后不回上海、在国内找一座新的城市生活时，鼠标指针就在地图上沿着海岸线慢慢移动，最终选择了青岛。
那时候来青岛，是想做什么来着？
对了，是想开一家小店维持生计——这是他当时能想到的最自由的职业——然后好把时间和精力尽可能花在自己想做的编剧事业上。留学期间，他小有积蓄，不过这点钱在上海很难完成他的人生计划。他的计划是开一家网店，因此节约非必要成本是最重要的。
应成雪刚到青岛时，上海还踩在夏天的尾巴上，按照经验，还要晃悠好几个月才会真正变冷。不过，青岛的冬天来得比他想象的更快，国庆节刚过不久，落叶乔木就秃了。北方的冬天“不冻人”的前提是室内暖气充足，应成雪到青岛的第一年，住的是一间既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的房子。
虽然现在早已经搬离了那里，但对于自己最初的选择，应成雪并没有怨言，因为它很便宜——2人合租，月租一共只要900块钱，“900块在上海能租什么房子？租个厕所都不够”。
应成雪觉得再怎么不济，那个住处也比厕所好得多。就是太冷了，冷到连手机都常常自动关机。不过他倒也能忍受，那段时间他心无旁骛地进行剧本创作，偶尔还会觉得这种“苦”，带着几分“天将降大任”的考验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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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成雪在日本读的是工科，“学机电”。他不太愿意聊起自己留学时候的专业，“在16岁那种对各学科都一无所知的年纪选择专业，实在是荒唐”。
反正他不会从事相关的工作，那学了4年的专业课有什么用？应成雪笑着说：“我能给你做一个垃圾桶，无论你从哪个方向朝它扔垃圾，它都可以接住。一个百发百中的垃圾桶听起来还是很酷的，对吧？”
过了18岁生日后，应成雪便不再向父母要生活费了。像许多留学生一样，他开始在日本勤工俭学。比起本科毕业后再出国深造的留学生，像应成雪这种出国读本科的人，在日本找兼职工作更困难一些。比如教外国人汉语之类的相对轻松的活儿，他就没有什么竞争力。“因为我就是个高中生啊！人家花一样的钱，为什么不找个本科甚至是硕士生当老师呢？”
所以，应成雪能做的只有体力劳动了。他做的最长久的一份工作是在便利店当店员。除了上课，其他时间他都可以上班，包括夜班。便利店的凌晨1点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那么多人在深夜涌入便利店买一个简单的饭团做第二天的午餐。
这样的认知让应成雪很痛苦，他想，如果将来自己生活在这个国度，很大可能会和这群人一样，在凌晨才结束工作，走进路边的一家便利店买一份难吃的饭团作为明天的午餐，周而复始。
更痛苦的事情是生病，比如一场重感冒。因为身体不适请假，会遭到严厉批评，但是带病上班传染给同事们，会遭到更严厉的批评。回忆到这里，应成雪耸耸肩：“你生病，无论怎么做都会给别人带来麻烦——好像我是故意生病一样。”
这些零零碎碎的荒诞经历，打消了应成雪长久留在异国的念头。除了学习和打工，他把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影音”上。动漫、电影、英剧、美剧、大IP的同人作品……看多了，口味也刁钻起来。应成雪觉得烂剧本越来越多，本着“我行我上”的原则，他决定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编剧。
应成雪有一个合作快3年的B站up主，账号目前已有超过10万的粉丝。他负责为对方的视频写剧本，照他的剧本制作出来的视频浏览量和点赞量都是相对比较高的。不过写短视频的剧本在他看来只是练习，要成为超一流的编剧，“大剧本”才是必需品。
问他最喜欢哪些编剧，应成雪说：“不要太大众了，即使他真的很厉害——比如你要说自己喜欢的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或者詹姆斯·卡梅隆当然都是公认的世界级名导，但是说出来就很俗气——你要说，比如一个俄罗斯的导演，听起来就很有格调。”
“我想不起来俄罗斯哪个导演的名字了，就是打个比方。”应成雪笑道，“所以我也没想好最喜欢哪个编剧。”
3
应成雪在青岛的小店没来得及开张，新冠疫情就来了。乐观点看，起码没有把钱都投资进去再关张，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于是他宅在出租屋里写剧本——他收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平台的邀约，写一部网剧，要求多、周期长、报酬低。
现在想来，即使没有意外，靠着自己微薄的储蓄，应成雪也很难长期全职写作。不过意外总是存在——他的外公查出肝癌，需要手术，尽管家人没有让他出钱，他还是把1万块的存款转给了妈妈。“我没有钱是因为我没有去工作，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不承担自己的责任吧？”
没了存款后，应成雪就想到了去做外卖员，除了“提现”速度快之外，也是因为这份工作还能满足他对“自由”的需要。至于那部网剧的剧本，最后不了了之了。
对应成雪来说，送外卖是一份只有在跟自己完全不相干的城市才能从事的行业。在上海，即使做同样的事情能够获得更多报酬，他也完全不会考虑。
“万一哪天给以前的同学送个外卖，或者干脆给亲戚送份外卖，不得尴尬死？”应成雪设想了一下那个场景，不禁打了个哆嗦，又补充说，“我妈要是知道我在送外卖，她会杀了我的。”
就这样，应成雪在这个离家700公里的二线城市做外卖员，他不愿意称青岛为“新一线”，觉得那是自欺欺人。
送外卖看似是个毫无技术含量的活儿：注册成为骑手，想干活的时候就接单，然后去商家取货、送到顾客手中，一次的任务就结束了。
不过，把任何一件没有涉足过的事情想象得太容易，都会栽跟头。
应成雪刚开始送外卖走了不少弯路。10公里以外的长程配送费高，他试过只接这种大额订单，但一天下来收入并不多，倒是电动车的电量消耗极大；3公里以内的订单配送费低，但若是能一直高效率配送这种单子，收入反而会不错——只是竞争太激烈，如果只盯着这种订单，时间就会在累加的短暂等待中慢慢消磨掉。
在骑手空闲的时段，抢单大厅里若有几分钟都无人问津的订单，最好也不要莽撞地接下，因为目的地可能相当偏远；看起来价格最高的跑腿单，其实费心费力，不光要采买还需要代付，忙活1小时下来，却只能赚20块的跑腿费……
现在应成雪作为一名“资深骑手”，已经能合理安排订单了：1个来回的大单里接3到4个顺路小单，这样差不多1个订单的时间可以配送超过5个订单。“超时的话就跟顾客实话实说，‘我得去送别的单，你这1单我只能赚8块钱，你不能让我1个小时只赚8块钱吧？’大部分顾客都是能理解的。”
但即便熟悉了这些配送规则，他工作起来依旧有许多不顺心。问题多来自于这个城市的路况——有时机动车会与非机动车共用最边缘的车道，还有人在慢车道上堂而皇之地停车。应成雪知道，这不是本地人素质低，只能归咎于糟糕的城市规划。两边都是高楼，不够宽阔的马路毫无拓宽的指望，有时难得遇到4车道的大路，结果竟然还是单行道。没有人喜欢这样的交通环境，不管是指挥的交警还是接送孩子上学的妈妈，每个人都眉头紧锁。
应成雪会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记下最糟糕的外卖路线，以便下次能够避开它们。剩下时间，他会调整心态，欣赏沿途的风景，顺便对青岛的城市规划指点一番。
在深夜，尤其是在恶劣天气，配送费会成倍提高，这个时候，外卖员就从普通的骑士升级成为“赏金猎人”，在一次台风天气里，应成雪曾见到一单“赏金”就超过200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除了钱，骑手们还会生出一种使命感来，他们不光是在为自己的安身立命赚取这几十块钱，而是在克服困难为顾客送去帮助和温暖。
“赏金猎人是不是很酷？”应成雪又提了一遍这个词，他自己也觉得“中二”极了。
4
在送外卖之前，应成雪从没想过自己会和电瓶车产生如此密切的联系。高中时期他曾经骑过半个学期的自行车上学，那是一辆性能极佳的公路自行车，撒开手也能潇洒地走一段直线。不过现在这辆便宜的电瓶车显然没有那么拉风，泼水成冰的冬天，应成雪不止一次在骑到路上新结成的薄薄冰面上时，一个趔趄连人带车歪倒下去。
北方人热情，这年头老人家没什么人敢去扶了，年轻小伙子还是能够得到帮助的。但这时候，应成雪倒是宁愿路人都目不斜视地从自己身边走过，他大叫着：“谢谢，真的不用帮我，我没事！”眼见有人仍旧执意想上前，他忍不住又提高了音量：“谢谢你！真的不用扶我！”
应成雪像是一只努力维持体面的猛兽，几乎吼着把想要前来帮忙的人撵走了。他说的也是实话，自己真的没有受伤，这得益于他的大长腿摔倒前多少稳住了电瓶车。不过随着惯性倒下时，他白色的羽绒服还是沾上了一条长长的泥渍。这是最能挡风御寒的外套了，在开春之前，应成雪大概是没有机会清洗它了。
不过，应成雪很快就发现这件被摔脏了的羽绒服给自己带来不少好处：无论是店主还是顾客，在看到他衣服上显眼的摔痕后，都变得温和起来。几乎所有店主都会问他有没有摔伤、要不要紧。若送餐迟到，顾客也会怒气全无，反而叮嘱他安全第一，自己晚几分钟吃饭并不会挨饿。如果没有迟到，顾客就更客气了，一叠声“谢谢”听下来，应成雪能乐得哼着不着调的曲子送下一份餐。
“谢谢”不能当钱花，却能带来好心情。如果顾客在没有超时的情况下一再催单，收到订餐时也板着面孔，会让应成雪大为不悦。最早的时候，他笑着完成每一次的订单，用日本留学时养成的礼貌惯性对每一个顾客说“祝您用餐愉快”，现在回想起来，他只是慢慢觉得对有些人不必如此真诚温暖，颇有种“以牙还牙”的味道。
对于苛刻的顾客，应成雪冷酷起来的样子大概会给人压迫感。他身高超过1米85，从不穿外卖员工的工作制服或者戴那些有点可爱的头盔，一双狭长的丹凤眼配上高高绑起来的马尾，冷下脸的时候阴沉味十足。
不过这种威慑并不是应成雪想要的，他希望外卖员能够作为一个工作者被人尊重，而不是被人害怕。不过后来他渐渐接受，只要不随便找自己麻烦，顾客是什么眉眼，他都懒得深究。
应成雪做过“蓝骑士”也做过“黄骑士”，做过“众包”也做过“专送”。两周前，他还是一名专送骑手，每月有固定的一点底薪。但为此每天需要上固定时长的班，至少送满12个订单，如果不能完成其中的一项，就会被炒鱿鱼。
应成雪喜欢在天黑以后出门工作，基本上11点前完成当天的任务。他并不打算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耗在送外卖上，做专送时他送满12单就会回家，做了更自由的众包后，他只赚个饭钱和房租。每天接最后一个订单的同时，他会顺便给自己叫个外卖，说不清楚是夜宵还是晚餐，反正都是果腹的食物——平台规定外卖员不能为自己配送，不然每天的午餐和晚餐还能凑两回单。
骑手们也有自己的微信群，他们会在这个群里分享一天的琐碎，大小事情都值得说上一嘴：路上堵得水泄不通，拍一张照片或者小视频抱怨；顾客让把外卖搁在门口然后丢了，在送下一单的路上被平台要求返回处理；店家换了地址却没有更新导航信息，根据导航走扑了空；跟顾客发生不愉快想要“报复”，选择的方式是把外卖挂在车把“给他凉一凉”；短视频上刷到了跳舞的美女……遇见礼貌温和的顾客，当然也要告诉其他骑手弟兄们，不过重点往往是“人美”，“心善”要排在后头。
应成雪不太爱在群里发言，只在有空的时候去看看群聊记录，心里点评一下。群友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有时会为非常无聊的事情发生争吵。有人拉架，然后拉架的人也陷入莫名的文字谩骂里。应成雪有时看着聊天记录都能笑出声，笑完又生出一股悲凉——也许这群人的生活便是如此了。“他们俗气，却没有坏心。”应成雪常常这样说。
5
在网吧敲下最后一个字符后，应成雪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这篇要求“分析日本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政策”的文章写得他酣畅淋漓。他始终认为，一个需要老百姓工作到凌晨1点的国家一定是在衰败的，这样尖锐的观点如实呈现在了文章里，希望不会给客户带来不及格的分数。
虽然在日本花了4年学习的专业知识如今看起来毫无用武之地，但作为出国留学必需的语言，却成了应成雪赚取外块的趁手工具。他说，如果现在让他重新选择喜欢的专业，他大概率会选史哲类的学科。
一盒烟还剩下7支，开的电脑还有20分钟才到点下机，这是这篇1800字的文章留给他的东西。自从笔记本电脑坏了之后，他接这类日语写作兼职总是要多出一笔开销：去网吧上网。
为了提高效率，这一次应成雪接了两笔订单。2篇文章的报酬是480元——如果收500块的话，一篇文章的单价就成了250块，应成雪不喜欢这个数字，干脆给了个优惠，希望客户下次再来，或者给自己介绍别的生意。
掌握一门外语的人，最容易干的工作当属翻译。应成雪也在贴吧里找这种活儿，他管自己叫“野生翻译”，长处就是比专业的翻译公司便宜，平均每篇稿子报酬50到100元，偶尔能碰到一个字儿1元钱的活儿。出的价格高了，客户就会端起甲方的架子，一会儿让应成雪证明自己确实有长期在日本生活的经历，一会儿又要看这样那样的证书。有时在被刁难的那一瞬间，应成雪感觉自己像是在参加世界500强的面试，厌烦不过，直接译了个开头发给对方，大气地说：“这几十个字送你，你去找任何一家翻译公司看我的翻译，都不会有问题。”
时间就是金钱，应成雪要赶着去送外卖，如果“兼职”不比“本职”性价比高，那他是不愿意干的。骑在电瓶车上等红灯的时候，他又觉得自己还是要谦虚点，于是又回了对方一句：“若是谁给我的翻译找出问题了，麻烦发给我，我学习一下。”
没一会儿，对方转来40块钱，应成雪愉快地收下了，毕竟确实干了活儿嘛——一共翻译38个字，这是他目前为止收到的最高的单字翻译稿费了。
帮别人写作业、做翻译，都是些雕虫小技。应成雪的兼职清单里还有“代考”。现在的大学生，上课可以花钱请人代替自己上，考试也可以花钱请人代替自己考，毕业证书倒是他的，实在滑稽。应成雪有一个固定的客户，估计是日语专业的学生，已经连续几个学期叫他代考了，每回两三门科目，一门150块。应成雪不去打听具体的事情——不过除了日语专业，大概也不会有其他专业要年年考日语相关的试——不管是上午、下午还是晚上，只要对方找上门，应成雪总是“有空”的，疫情期间进入大学需要核酸报告，客户也会出这笔钱。
应成雪把找自己解决学业相关问题的人都称为“烂人”，对自己赚的这份钱也连带着不耻起来。不过这份钱到底是比送外卖轻松的，考一场试，不用花1个小时，赚的钱却要骑电瓶车跑1天的外卖才能赚到。
没有兼职的时候，应成雪也乐意送外卖，骑着他心爱的小电驴，驰骋在这个愈发熟悉的城市。
这两年里，他的一日三餐大部分都是外卖，觉得外卖太慢的时候，就选择路边的小店。留学的经历没有教会他做饭，回到外卖行业高度发达的祖国，他大概这辈子都不会下厨房了。
从厨房省下来的时间，应成雪都花在了看书上。他说，虽然青岛各个小餐馆的老板都对自己的脸极为熟悉，但和他最熟络的，却是青岛书城的大叔。书城冬暖夏凉，书的种类齐全，而且安静，应成雪常常在里面消磨掉大半天的时光。书城的员工都知道有个扎辫子的外卖小哥爱来看书，时间久了大家同他打招呼都是：“送外卖的，又来看书啦！”
“来啊，为什么不来？来你们这里看书不要钱呀！”应成雪也笑着回答。
有一段时间，应成雪感觉疲累，下班后宅在家里打了几天游戏，等再去书城的时候，被许多人追问怎么好久没来看书了，问得他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觉得打游戏的时间都是浪费，不如消磨在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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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成雪观察过身边的外卖员们，“黄骑士”和“蓝骑士”之间没有外界想象的水火不容，今天的“蓝骑士”，明天可能就换上了黄色制服，明天的“黄骑士”，前天可能也还穿着蓝色冲锋衣。
这些网友们口中的“骑士大军”，都是应成雪身边的真切个体。他们不送单的时候，倚在电瓶车上刷着抖音或快手，用几十秒的短视频去填充细碎的空闲时间，三两聚在一起大声说笑。有时候他们和家人打视频电话，操着各地的方言，常常满脸笑意。他看到有背着孩子送外卖的女骑士，停下来的时候会把孩子抱在怀中。不过穿着统一的制服、戴着头盔时，性别根本就不是重要的事情，只要能把订单从商家送到顾客手中，谁在乎是男人还是女人在配送呢？
在网络上，这个庞大的骑士大军不太发声，有一回平台崩溃了2个小时，应成雪第一时间想去微博上了解情况，可这个话题下却只有10几条讨论，大部分还都是被延误的客户在发问，骑手的留言只有1条。
应成雪也观察一条街又一条街的店铺。有些店，堂食和外卖的食物分量相差甚远，有些店生意好了就趾高气昂，有些店味道不错却并不红火。
他几乎是一家店一家店地去吃，去观察。不管是包饺子扯面还是摊煎饼，只要店家没把自己关在后厨，应成雪总要凑上去边寒暄边旁观。几乎每个店主都熟悉应成雪高大的身影和不羁的马尾辫，也习惯了他站在身边盯着他们的动作。对一些口味不佳态度也不好的店，应成雪偶尔也会二次光顾，多半是他吃腻了别家或者突发奇想。在这些店里吃饭时，他会同朋友在电话里用上海话抱怨两句，反正店家也听不懂，在青岛说上海话，比他在日本的时候说汉语更加保密。
应成雪还喜欢观察行人，晚高峰时候，他就站在马路边上看人流和车流，站累了就蹲下去，蹲麻了干脆坐到马路牙子上。有一回他盯着路中央指挥交通的交警看，被警察同志叫了过去。他确认了两遍自己没有违法犯罪后，坦坦荡荡跟交警并肩站在路中央聊了起来。那场谈话让他纠正了对交警的一些误解。
“没有驾照也可以当交警！”应成雪兴奋地说，仿佛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知识点。大概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问题，被提问的交警当时也愣了，不过他告诉了应成雪这个答案。
所有这些反复发生或者一闪而过的故事，都可能存留在应成雪随身带着的笔记本上，有什么灵感或者观察到有意思的事，都会被立刻记下来。虽然送外卖也不错，但应成雪还记得自己是要做一名编剧的。他相信理论知识可以自学，但是素材得靠平日的积累，至于大量的阅读，就是连结二者的工具。
应成雪常常在送外卖的路上冒出一两个绝妙的念头，但回家后翻开笔记，又觉得不够好。他不停地阅读、写作，还会去参加青岛本地作者的聚会。在那种场合里，他喜欢穿一身黑衣，再戴副黑色的口罩，沉默坐在角落里，文艺气息就拉满了。
写东西的人们的高谈阔论和外卖骑手群里的聊天一样，偶尔会有收获，大部分时候都很无聊。有时应成雪会恶作剧地想，如果自己的手机忽然播报一声新订单的提示音，不知道在场的人会是什么反应：在这群文化人里，居然混进了一个送外卖的。
不过，他的手机在进门时就静音了，他只能想象一下那样的场景，也许未来会在他的剧本里发生。现在送外卖还是他的正经工作，如果日后他成了知名大编剧，这段经历就会是一段传奇。他要云淡风轻地告诉大家，他的写作没有技巧，都是他年轻时候送外卖看到的生活。
不过，如果没有那一天呢？
应成雪也有些怅惘：那自己就成了废物留学生，要送看不到头的外卖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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