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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29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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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苏步青身为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但连一件完好的衣服也没有，经常穿着一身满是补丁的衣服上讲台。当他在黑板上画几何图形时，学生们对着他的背指指点点：“看，苏先生衣服上的三角形、梯形、正方形，样样俱全，还有螺旋曲线！”苏步青的妻子松本米子知道了，她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妻子应尽的职责， 便外婆送给自己作结婚纪念的玉坠子当了，给苏步青添了一件新衣服。苏步青惊讶不已：“你怎么能为了我的衣服，当掉那么贵重的东西？快赎回来！”松本米子却甜甜地笑了： “我不想让我的丈夫受到任何委屈。”而自小便被父母视作掌上明珠的松本米子，来到中国几十年，为操持家务任劳任怨，却未曾添置过一件新衣裳， 因害怕回日本便再不能与丈夫相见，多年来她未曾回家乡看过一眼，甚至父亲病重她也没有回去。
1902年9月23日，苏步青出生在浙江平阳县雁荡山区一个普通的农家，家境极为贫困，童年的苏步青每天都在跟着父母放牛和割草，和村里的其他小孩一样。好在苏步青的父亲十分地开明，因为兼职风水先生，也很有见识，知道不读书是走不出农村的，所以苏步青的父亲咬咬牙，便将儿子送到了小学读书。当时苏步青家里不富裕，父母把白米饭送到学校当做学费，自己则用地瓜（番薯）当作主食。因为是插班生，苏步青没有底子，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成绩很差，连续三个学期都是全班倒数第一。
苏步青不仅成绩差，还迷恋戏曲，为了去镇上看戏，上课经常会迟到。他父母很着急，却也没有什么办法，几乎绝望，在苏步青再一次考了倒数第一之后， 老师陈玉芳和他谈了很长一次话，让他明白了父母的不易。这之后，苏步青似乎变了一个人似的，开始刻苦学习，在下一次考试结束后，苏步青竟然名列前茅。苏步青如同开窍了一般，学习之路顺畅了很多。
苏步青升入浙江省立十中中学后，遇到了他数学启蒙老师杨济潮。杨济潮曾留学于日本，见过工业化的力量，他给学生们讲了许多外面的世界样子。他认为中国的落后在于科学技术的落后，科技的落后是由于基础学科数学，物理的落后。 这堂课对苏步青的人生很重要，听惯了戏曲中的王侯将相匡扶天下的故事，却发现自己的学识是可以改变世界的，志向是可以和国家兴亡联系到一起的。
苏步青开始把自己的兴趣放到了数学上面。苏步青很快就展现出了很高的数学天赋， 在解一个“三角形外角等于两内角之和”的题目时，苏步青一口气用了24种不同的解法，让校长洪彦元很是吃惊，从这之后他的数学才华便引起了校长的极大关注，甚至专门安排老师对他进行指导。1919年苏步青从中学毕业时， 已调出学校的校长洪彦元还特意寄给他200块银元，让他到日本求学。当时的日本通过民治维新，全面地超越了中国，不仅是军事实力，还在教育、科技上也拉开了和中国的距离。
于是，17岁的苏步青独自踏上了留学的道路。他把目光投到了当时世界一流的学校，日本东北帝国大学， 1924年春天，他作为惟一一个中国留学生报考著名的仙台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在这所学校，苏步青真正接触到了世界数学的前沿。这个时候，苏步青才发现在工业大学所学的数学知识早已落后。他真正意义上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数学理论。但天不遂人意，在临近毕业的时候，苏步青遭遇了关东大地震，虽然幸免于难，但是所有家当毁之一炬，还大病一场，导致了考试成绩只有及格。 好在学校考虑到苏步青平日成绩优异，给他开了个特别优秀的证明，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苏步青是个先例。由于帝国大学是日本知名的大学，苏步青年年拿第一名，自己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进行，自然成了学校的名人。
这时，苏步青注意到了学校里的另一个名人，也是自己导师松本教授的女儿，松本米子。她不仅相貌才华出众，而且精通插画、书法与茶道，还爱好音乐，尤其是弹得一手好古筝。在一次晚会结束后，苏步青终于与米子认识了。苏步青不知道的是，其实米子对他也一直是很仰慕的，他的睿智与赤诚尤其让她感动。后来两个人经常花前月下携手而行，谈的话也多了。
有一天她问苏步青：“你为什么这么拼命地学数学呢？你真的觉得那有很多的乐趣吗？”苏步青回答： “中国的发展需要数学。起初我确实觉得它没有听歌、跳舞有意思，但当你把数学同国运联系起来，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丰富并且诱人的领域。”这使松本米子看到，苏步青是一个有责任有抱负的男子。
1927年，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聘请正在攻读研究生的苏步青担任代数课讲师，这使他成为该校 历史上第一个兼任过讲师的外国留学生。两个人的恋情成了学校里公开的秘密，不少人为他们祝福；而那些平素追求松本米子的日本学生则怀有一种嫉妒心理，对松本米子说： “苏步青其实就是个中国乡巴佬，家里很穷，再说学习好的人不一定将来就会有出息。你跟了他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但松本米子不为所动，她坚信自己的目光不会出错，而另一边的苏步青也受不了一些男生的敌意，他更不想让米子再被别人纠缠，经过商量，他们决定尽快结婚。
松本米子的母亲是一位善良的日本家庭主妇，她认为苏步青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松本教授曾放话说，他女儿只能嫁给青年学者中的“头名状元”。松本教授虽然也很喜欢苏步青，却觉得他毕竟是中国人，出身又低微，所以对这段婚姻一直很不赞同。但终究是拗不过女儿松本米子的坚持，松本教授还是妥协了。 在1928年，这对异国青年终于走到了一起，在仙台市喜结连理。松本米子自此改从夫姓，成为苏米子。
在当时，国内理论数学的概念还很少被提及，更多的是应用数学。理论数学被认为是聪明人的智力游戏。而日本当时在理论数学上，大有和西方白人一争雌雄的架势，所以那个时期，日本的理论数学出了很多大师。 苏步青在这种浓郁的氛围中，颇有为中国人争气的想法。他的成绩也是斐然的，在这期间他一共在杂志上发表41论文，在一般曲面研究中发现了四次（三阶）代数锥面，并被数学界命名为“苏锥面”。苏步青开始在世界数学界声名鹊起，并在29岁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意气风发， 被日本媒体称为“东方国度上空升起的灿烂的数学明星”。
大家都称赞这是幸福婚姻的结晶，因为苏米子知道丈夫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便对他给予精心照料。每当苏步青深夜还在演算、研究，她便轻手轻脚为丈夫端来一杯香茶或是牛奶。婚后一年，即1929年，苏米子就全身心地当起了家庭主妇。 为了不影响苏步青，她甚至把自己的古筝、书法等特长都荒废了，只留下了茶道和插花，因为这两种爱好可以有益苏步青的身体和精神。如果你不知道米子的出身，你可能还以为她是个普通家庭的女孩，完全联想不到她曾是大家闺秀。
兴许能找到点蛛丝马迹的是她写的一手好字，和苏步青家中挂着的古筝。
此时的松本一家都希望苏步青留在日本工作，东北帝国大学也向他发出聘书，但苏步青有自己的难处。出国之前，他曾与学长陈建功相约，学成归国，在故乡建设一流的数学系。现在陈建功已先期学成回国，自己是去是留，成了困扰他心灵的难题。
细心的苏米子早就发现他整天唉声叹气，茶饭不思。一天吃过晚饭，从不吸烟的苏步青在抽闷烟，妻子便问他有什么心事。苏步青把心里话和盘托出，他不想因一己之私，留在东瀛。令他想不到的是，妻子听到了他的打算，并没有阻止，反而鼓励说：“青，我支持你的决定。首先我是爱你的，而你是爱中国的，所以我也爱中国。我支持你回到我们都爱的地方去，不论你到哪我都会跟着你的。”短短数语，使苏步青格外感动：妻子苏米子是一个识大体的女人！
有了妻子的支持，苏步青一人先回杭州。浙江大学的条件远比他想象的差，不但聘书上写明的月薪比燕京大学聘任他为教授的待遇相去甚远，而且由于学校经费紧张， 他虽然名为副教授，却连续四个月没有拿到一分钱。幸亏还有在上海兵工厂当工程师的哥哥及时帮助，否则苏步青就要靠当东西维持生计了。为了养家，苏步青打算再回到日本去。
风声传到了浙大校长邵裴子耳中。这位惜才如命的教育家当夜就敲开了苏步青的房门：“不能回去！你是我们的宝贝……”邵校长情急之中，这话脱口而出。苏步青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千真万确，你是我们的宝贝！”邵校长激动地说。就是这句话，神奇般地把苏步青回日本的打算冲得烟消云散：“好啦，我不走了。”
几天后，邵校长亲自为苏步青筹到1200块大洋，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到放暑假时，有了点积蓄的苏步青便到日本接来了家眷，随苏步青回国就只带了自己当少女时最爱的十三弦古筝，婚后那架古筝就一直挂在墙上，但一直到米子病逝都没再碰过。 此时来到中国的苏米子，并不知道，自己这一离家，就是43年。
苏步青和米子在中国的生活刚刚开始，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两人的生活也被彻底改变了。八·一三事变后，日本飞机在上海和江浙一带狂轰滥炸，浙大的环境非常危险。校方决定搬迁，这天中午，苏步青正在办公室里收拾东西，却收到了一份特急电报，打开一看，上写短短几个字：“帝国大学决定再次聘请苏步青回校任数学教授，待遇从优。”苏步青愤愤然道： “你们侵略了我们的国家还想叫我去？”
几天后，日本驻杭州领事馆一个官员找到了苏步青家里想要拉拢苏步青，苏步青不在家，那个官员觉得苏米子是日本女子，应该比较好拉拢，就说：“作为日本人，不知夫人是否愿意来领事馆内品尝自己家乡的饭菜？我们竭诚以待。”苏米子当即拒绝说：“我自嫁给苏君，已过惯了中国人的生活，吃惯了中国人的饭菜。”官员只得悻悻离去。
没过几天，又有人前来游说苏步青：“你夫人是日本人，你是日本女婿，日本人不会对你不利的。”苏步青当即反问道：“你的意思，就是要我当汉奸？”对方被反问得哑口无言。而就当当夫妇俩做好随校搬迁的一切准备后，忽又收到一封来自仙台的特急电报： 松本教授病危！苏步青把电报递给夫人苏米子，他与岳父的关系是很好的，但因牵涉到国家的问题他不能回去探望他老人家；他想让妻子独自回仙台看望父亲。苏米子听了他的话，低下头略略思考了一会，说出了让苏步青震惊的话： “我不回去。无论如何，我跟着你！永远跟着你！”
艰难的迁徙从这里开始了。苏步青挑着担子，一头装着书籍和教案，一头放着年幼的孩子。妻子则一手提着些简单的衣物，一手牵着年纪稍长的孩子。大部分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徒步前进，这并不算什么， 最令他们难堪的是沿途苛刻的盘查。由于苏米子是日本人，每次经过哨卡， 值班的军政人员总要反复对米子和苏步青一家进行审查，苏步青百般解释也无济于事，好在校长竺可桢爱才，讨得战区长官的一纸特别通行证，方才免去此苦。
西迁的日子是苦难的，不仅要跋山涉水，忍受风吹日晒，还要冒着被日军轰炸的风险，这种风餐露宿的日子持续了两年，到了贵州境内，才安顿下来。当时，国立浙江大学曾有一个口号： 走到哪里。浙大黑板就在那里。没有房子，苏步青就在山洞里讲课，没有座椅，学生们就席地而坐，没有笔纸，就用树枝在地上作图。这样向西漂泊了两年，最终在黔北一县城暂时安顿下来，城内一座破庙，成了临时的教室。在这期间，苏步青的完成了《射影曲线槪论》，给中国数学添了靓丽的一笔。
但悲痛的是，由于当时的生活十分困苦， 苏步青出世不久的儿子就因营养不良夭折了。抱着儿子的尸体，苏米子伤心不已，但她没有发出一句抱怨。
1949年新中国成立，苏步青家里的人口不断增多，家里的经济每日愈下。八个孩子加上两个大人，为节省开支，苏米子一切都精打细算， 她对自己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在中国生活的前几十年里，苏米子居然没有为自己添置过一件新衣服。
1953年，外国人被准许入中国籍，在中国扎根超20年的松本米子当即申请入籍，同年获准的批准书编号为79。这一天，这个号码也深深印在苏步青夫妇心里。 松本米子正式改名为苏松本。她对自己的新国籍，以及第二故乡对她的接纳，心里充满了自豪感和喜悦。
动乱年代后，苏步青执教科研，家里的生活水平逐渐有了提高。但妻子因多年操劳，身体每况愈下。
1979年的一个周末，苏步青直直地盯了妻子好半天，爱抚地说道：“给自己也添几套衣服吧，毕竟……”
米子摆摆手：“我们家有那么多孩子，再说操持家务实在是不需要多做衣服的。”
苏步青赶紧堵住了她的嘴：“这样的话你已经说了多少遍了。现在我们情况不同了，孩子们也都独立了，你无论如何也要买件新衣服，并且……”
“并且什么？”
“并且你也应该回去看看了。”
“回哪去？”苏米子一脸不解。
苏步青拍拍妻子的肩头说：“日本呀！你的家乡……”
说完这句话，他看到妻子的眼圈红了，然后伏在他的怀里放声地哭起来……
苏米子在苏步青的陪伴下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里日本。阔别43年，这是她随丈夫到中国后第一次回去，而就在1982年，米子因长年积劳，终于卧床不起了。苏步青每天下午四点半就赶到医院，随侍左右，精心看护。
晚年的苏步青夫妇
1986年5月，苏米子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1岁。她临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苏步青不要伤心，要好好地活下去。从1928年到1986年，两人的婚姻走过了58年。
苏步青先生的得意门生谷超豪院士在苏松本追悼会上说了很多钦佩师母的话：
“ 松本诚挚待人的品德大家都看在眼里。她主动加入中国籍，且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活了50多年的外国人，且热爱我们的这片国土，她的第二家乡，从始至终支持丈夫的科研事业，又和我们这个民族的人民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她的一生就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她平凡而伟大的美德值得长留在人们心间。”
夫人亡故后，苏步青把夫人的照片时刻带在身边，意味深长地说：“我深深地体味着 活在心中这句话。
就似我的妻子仍和我一起在庭园里散步，一起在讲坛上讲课，一起出席会议……”
1942年11月，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参观了浙江大学数学系，对苏步青连声称赞道： “你们这里是东方剑桥啊！”从这句赞美可见浙大数学系在苏步青的带领下是多么瞩目。在当时艰苦的岁月里，无论在教学还是研究，苏步青丝毫不松懈。尤其在射影微分几何学方面，成就突出。
1945年，先后出版《射影曲线概论》、《射影曲面概论》。其中的一项成就，被国际上命名为“苏链”。抗战胜利后，学校搬回杭州。1948年，当选为民国中央研究院第1届（数理科学组）院士。解放后，苏步青选择留在了大陆。1952年，全国高校调整，苏步青调到复旦大学任教务长1955年7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56年，嘉奖他在“K展空间微分几何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新中国第一次颁发的国家自然科学奖。
1978年，苏步青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并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在教学和科研上做了大量工作。1979年12月6日，他与几位大学校长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给高等学校一点自主权》的文章，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由此逐步在全国展开。苏步青连续担任了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92年任第八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苏步青一生奉献于数学事业中，先后在仿射微分几何、射影微分几何、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及射影共轭网理论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创建了国际公认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他在70多岁高龄时，还创建和开始了计算几何的新研究方向。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数学人才，在国内著名高校中任正副系主任的就有25位， 其中建国后培养的科学院院士就有三个，李大潜、谷超豪、胡和生。
面对着世人对自己“数学之王”的赞美， 他却说:“不夸张地说，我的学问和成就，一半是夫人给的。”2003年，百岁老人苏步青就是在对亡妻的这种怀念之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他和妻子的爱情经历了60多年风雨的考验，想来苏步青先生现在应当和妻子在天堂里团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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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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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星北：21岁的爱因斯坦助手，72岁纸笔算出洲际导弹回收公式
任教时期的束星北
与爱因斯坦一同研究工作的天才
殊不知，束星北在21岁时，便被爱因斯坦聘为研究助手。可能听着有些破次元壁，毕竟爱因斯坦可是出现在物理书上的人， 束星北和他的距离似乎隔了遥遥万里。
爱因斯坦
但事实确实是如此，爱因斯坦因为惊叹于束星北的头脑，开始与他一起进行研究工作。而爱因斯坦，也一直是束星北在物理学界追求的目标。 与偶像一同研究自己喜爱的事物，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束星北却做到了，这足以证明他有多天才了。
更为天才的是，束星北还被誉为"中国的爱因斯坦"。
与偶像在某种程度上站在了同一高度，这难道不是对束星北最大的肯定？
1979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但却苦苦找不到相关的专家学者。危急关头，有人推荐了一个老头过来。上面为此拨款100万元，老头分文没要，一支笔，一摞纸，准确无误完成任务。这个老头，就是任山东大学教授、被称为我国“无线电之父”的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时年73岁。
如果没有刘海军先生的那本《束星北档案》，也许很多人都不会知道，
这个被埋没的天才物理学家经历了怎样多舛的一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在地球的另一端，25岁的中国留学生束星北收到了母亲从故乡寄来的一封家书，
辞去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助教职位，奉母命回国完婚。
此时的束星北，已经在美国科学界崭露头角，站在了世界科学的前沿：
21岁时，他就凭借论文《论数学物理的基础》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之后，
在著名物理学家惠特克和达尔文的推荐下，他又在剑桥大学师从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博士
(爱丁顿利用全日食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地位才从此确定下来)。
1930年8月，束星北被爱丁顿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数学助教，师从著名的数学家斯特洛克教授。1931年5月，他以《超复数系统及其在几何中应用的初步研究》获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硕士学位。
于是，在母亲一纸家书的催促之下，束星北离开了美国大学里风平浪静的科研实验室，
回到了战火纷飞的中国。此一番回国，他再也没有走出去过。
回国后，经在国民党蓝衣社任社长的大舅哥凯悌介绍，束星北来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
那一代的知识分子，骨子里都流着爱国的血。在美国留学时，束星北就曾经苦苦寻求救国之道，
先后到日本、朝鲜、苏联、德国等十几个国家，对当地的社会制度和政权进行考察，
试图从中得到启示和借鉴，为中国之未来寻找到出路。但一番考察之后，他并没有看到自己希望的东西，
全世界各地似乎都处于战争、内乱、饥饿和贫穷之中。现实和理想的落差让他心灰意冷，
也就是在那时，他重新确定了自己的方向，终于潜心起研究物理来。
一日蒋介石来学校视察，校领导特意安排了束星北在内的几个教授接受召见，
因为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束星北将这次召见变成了“面斥”，当面炮轰蒋介石，
几次让蒋下不来台，蒋留下一句“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愤然拂袖而去，
一直到回到总统府邸，还对此事念念不忘。
这件事情之后，束星便北识趣地辞去了物理教授的职位。
但对于持才傲物的束星北来说，一身才学在手，何愁没有饭碗?
随后不久，他就以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两篇文章——《引力与电磁合论》、
《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非静力场解》——敲开了浙江大学的校门。
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竺可桢任校长时期的浙江大学，可谓是群英荟萃，汇聚了如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物理学家王琻昌、
束星北、卢鹤柭、王谟显、何增禄，生物学家贝时璋、罗宗洛、张其楷等一大批顶尖的专家学者，
他们所做出的研究，在当时已经处于国际科学前沿。
这个时期的浙江大学，曾经被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为是“东方的剑桥”。
在浙江大学，束星北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平静也是最辉煌的一段时光。
当时的浙江大学物理系，束星北和王琻昌是两个标志性人物。
作为那个时代的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学的大师，两个才华非凡而又个性迥然的人在浙大遭遇后，
迅速地成为“对手”和至交，他们既能相互冲撞启发，又能相互吸收弥补。
他们在课堂上常常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形同两军对垒，场面煞为壮观。
大教授竟像孩子一样地论争，让学生们颇感惊异新奇，而一些学术问题也在这样非常的争论中日见深邃。
同时，他们也造就了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日后享誉世界的一流人才。
天才的的性格大多古怪，束星北的个性是鲜明的，同时他的棱角也是分明的。
受爱国心驱使，他一度放弃自己的研究课题，研究军工，如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舰艇和激光、
雷达等武器，并于1945年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部雷达。
当抗战结束后，他为了拒绝国民党逼迫他入党的要挟，让学生将已安装好的雷达再拆卸，结果到囚禁。
1950年，在浙江大学的思想改造中，因为苏步青教授受到侮辱，束星北气愤至极，亲去找干部理论，
结果苏步青解脱了，他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罪魁。
1952年院系调整时，束星北拒绝了好友王琻昌请他一起到中科院去搞研究的邀请，一意孤行去了山东大学做教授。他认为中科院都是些“政治学者”，缺少科学家气质，让他看不惯。
1952年底，中国最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被请到山东大学做重要学术报告，报告中间，
束星北忽然走上讲台，在人们疑惑的目光里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
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说完捏起粉笔，一边在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
一边解释错在哪里，足足讲了四十分钟之久，丝毫不留情面，
徒留王竹溪先生尴尬地站在台下，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这就是束星北，认真到丝毫不给别人留情面，真实到似乎从来都不懂得恭维。
仿佛注定了一般，这种持才傲物、棱角突出的性格，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
终于在时代的洪流中，让束星北一步步陷入泥沼，受尽了磨难。
1954年，因为公开反对时任校长华岗的“马列主义第一”，支持“自然科学第一”，
束星北被学校列为重点批斗对象，束星北被迫离开了了自己钟爱的物理系，
几乎成为了各个院系都不敢接收的“孤魂野鬼”。
离开了讲台的束星北有过许多计划，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一例外都胎死腹中，
最终，他选择了研究气象学。
知识分子总是能够在研究中获得极高的成就感，很快，束星北就在气象学上找到了感觉和方向。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引起了气象学界的巨大轰动。
但是好景不长，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往往是一个运动还没结束，另一个运动紧跟着又来了。
在山东大学的“肃反”运动中，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一度被停职反省。
遭到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以束星北的性格，当然是强硬反抗，他甚至给毛主席发了电报，以期得到平反。
强硬的态度招来的是更加强硬的处理，在一片批斗声中，束星北被抄家了。
尽管在自己门上写了“请勿进门。
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的字样，他仍然被抄家了。
尽管他手里拿着宪法，不停地摇动，也仍然无济于事。
束星北的法制意识是超前的，在1957年的“鸣放”运动中，他曾经做过一篇题为《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报告，主张推进法治。他的这篇报告，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不过时，
甚至直到今天，“法治”依旧是摆在我们这个社会面前的最大问题。
但在当时，这却成为了他“反革命”的证据，束星北也因此被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
工资降到20元生活费。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妻子并无工作，而家中还有七个孩子嗷嗷待哺，
一家人的生活拮据无比，甚至为了躲债，经常要佯装家里没人。
1958年，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管制3年，编入劳改大军到青岛月子口修水库。
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许多人都在在工地的死亡线上挣扎，能活下来，已经算是奇迹。
有一次，因为实在饿得受不了了，束星北跑到瓜田里去偷西瓜，结果被看瓜的老农当场抓住。
老农看他可怜，给了他一捧花生，束星北一把抓过来，连皮一起吞进肚子里。
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束星北早已没有了当初知识分子的形象。
水库工程结束之后，束星北被调到青岛医学院继续接受改造，主要工作是打扫厕所。
在经历了月子口水库两年半的改造之后，他终于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意识到自己错了。
他开始认真改造，认真刷厕所，甚至开始研究如何才能刷快，刷的好，刷的干净，在此期间，
束星北修遍了山东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队大中型医院的设备：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等，
甚至甚至连变压器、锅炉、水塔、汽车和食堂用的鼓风机，也在他的修理范围之内。
他想尽一切办法“立功”，迫切希望自己摘掉帽子，重新回到人民群众当中，重新开始科学研究，
为建设祖国出一份力。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公布后举国欢腾。
一心想为国贡献自己才智的科学家束星北，却独自躲在家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和长时间的哽咽。
1971年一月，下了一场大雪。束星北的女儿去探望父母，远远看见佝偻着身子在医学院门口扫雪的束星北，他的身后，是扫出来的一条长长的路，两旁的雪地上，密密麻麻布满了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
母亲告诉女儿，父亲经常一个人在雪地里不停地运算，写字，扫帚就是他的黑板擦，
他害怕自己的脑子长期不用被废掉，那是他为自己发明的独一无二的脑力运动。
眼看着年华逝去，而自己却一无所成，束星北一天比一天感到焦虑，他向组织写信说：
“我今年已 64 岁，改造了十几年还没有改造好。岁月蹉跎，心中焦急：如果再过十几年，
即使改造好了，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还能有什么用呢?
今后该怎么办，才能得到党和人民的宽恕、谅解和容纳?
恳请党领导、军工宣队能拉我一把，在我未死之前，……(让我) 回到人民内部，
尽自己的力量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数年的时间里，他就这样一次次申请，希望也一次次落空。
直到1972年李政道访华时，向周恩来提起自己的恩师，束星北才得以重回讲台。
而平反之后，却没有几个大学敢要他，最终，是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打破了禁忌，聘请了他。
此时的束星北，已经是70岁高龄。从1958年判刑至1978年重上讲台，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这20年里，他的学生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数学奖，他的好友王淦昌成为了两弹元勋……
一代物理学大师，他最宝贵的二十年，就这样被浪费在了蹉跎岁月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
他拼命地想把自己丢失的时间补回来，为了尽快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
他甚至不顾自己患有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病，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
给动力海洋学进修班的学员，讲多门培训课程，争分夺秒，惜时如金。
但是，他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激情洋溢的束星北了，此时的他，已是一个垂暮老人。
拳拳赤子之心，更与何人说?
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逝世。
去世前，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给青岛医学院。他说自己的大脑超乎寻常地好用，七十多岁了，
还能够和二三十岁一样思路清晰活力无限，希望死后解剖自己的大脑，以作医学研究之用。
但是他去世时，正赶上青岛医学院换班子，无人顾及此事。等到半年之后有人想起来时，尸体早已腐烂。
于是，一代物理学大师束星北的遗体，就被两个学生草草埋葬在学校篮球场边的双杠下面。
时过境迁，如今，那里早已经盖起了高楼大厦。
这个一生以科学救国为信仰的科学家，终于和他终生热爱的祖国大地融为一体，再也不会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