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初，一个带有些许暖意的午后，我在北京某看守所会见室见到了当事人蒋丽。
蒋丽拿刀砍人，涉嫌故意伤害。来看守所之前，律所主任大老李指示我来代理这起法律援助案件，他说这个案子案情简单，程序走得快，已经到了法院审理阶段，只需再问问详细情况。
蒋丽在我面前落座。看得出，她稍稍打理过自己，头发丝毫不乱，身上的马甲服服帖帖，没有一丝褶皱。阳光斜斜地照在她的脸上，几乎没什么皱纹，她的五官精致立体，很难看出她已经是个年近50岁的女人。
我例行公事地介绍完自己，请蒋丽慢慢讲述案发经过。她苦笑道：“我这个案子怎么说呢？发生得挺突然的。我到现在也想不通，为什么我会走到今天这步。”
1
2021年1月的一天，蒋丽提前下班，等她回到家，发现丈夫正在跟一个女人苟且。
即使被撞了个正着，丈夫也没有丝毫慌乱。他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还怪蒋丽提前下班也不说一声。那个女人更是没羞没臊，不仅无任何愧疚，还对蒋丽恶语相向。
事发突然，蒋丽站在原地，脑袋一阵阵发懵。女人的咒骂声唤醒了她，她立即扑了过去。两个女人瞬间撕打在一起，丈夫竟帮着情人一起推搡她。蒋丽气上心头，冲进厨房提了一把菜刀出来。
她挥舞着菜刀直奔二人，第一刀划在那个女人的脸上，从左嘴角一直划到了左耳根，顿时鲜血四溅。那女人惊叫一声，穿着内衣裤夺门而去。丈夫冲上来试图夺下菜刀，蒋丽又挥刀砍向他，“但在砍下去的那一刻，我想起了以前好多事情，一时心软，我把刀转了个方向，用刀背砍的他”。
蒋丽说，她砍了丈夫以后，感觉身子软绵绵的，于是摊在地上，刀也扔在一边。后来邻居看到满地血迹报了警，警察很快赶到，控制了她。
后来，那个女人做了伤情鉴定，虽然伤势看起来很恐怖，但结果仅为“轻伤一级”。而蒋丽丈夫只是被刀背砍了一下，除了胳膊上青了一道，整个人完好无损。
事发经过很短，哪怕蒋丽讲得很慢，不到20分钟也讲完了。我记录完毕，忍不住问她：“你看起来挺瘦弱的啊，想不到这么猛，连砍两人，是还有别的情节吗？”
蒋丽说自己当时气疯了，拿刀砍他们的时候，身体里有一股邪劲儿。平时她不是这样的人，身边的朋友都说她人很好，“要怪就怪我老公出轨，找小三！”
蒋丽的情绪有些激动，眼睛眯起来，眉头也皱了起来：“林律师你知道吗？那个小三的岁数比我还大，长得跟个野猪似的。我实在想不通。你说我老公要是找个比我年轻漂亮的，我也能理解，但他竟然……找个那样的，太侮辱人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于是又看了一遍笔录，觉得案情经过过于简单，能抓住的抗辩点很少。我有心多聊聊，便让蒋丽讲讲她过去的经历。
2
蒋丽是个重庆妹子，90年代就来北京打工了，那时的她才23岁。
因为没有拿得出手的学历，她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只能做清洁工、饭店服务员、酒店迎宾之类的活儿。虽然钱挣得不多，但她觉得北京的环境比老家强太多了，“那时候我就想，一定要努力打工留在北京，不闯出个名堂就不回老家，否则让人笑话”。
2000年，蒋丽在超市做酸奶促销员。一天，一位男顾客来到酸奶柜台前，喝了一杯又一杯，还让蒋丽继续倒。次数多了，蒋丽忍不住说：“先生，这个是试喝的，您要是喝着感觉不错可以买一些，现在有活动，价格特别合适。”
男顾客拿眼瞪她，还大喊：“这些不是让顾客品尝的吗？我多尝几杯怎么了？我觉得这个酸奶不好喝，我不买！”
因为搞出的动静太大，围观的人也多，超市经理被惊动了。经理过来问清事情的原委，就责怪蒋丽服务态度不好，让她向那位男顾客道歉。蒋丽委屈又无奈，还是照办了，男顾客收到道歉，就摆摆手走了。
第二天，这个男顾客又来了，他直接走到蒋丽面前，笑嘻嘻地说自己昨天心情不好，让蒋丽别往心里去，还说要请她吃饭赔不是。蒋丽觉得这人不太正经，就拒绝了邀请，结果之后的几天，这男人天天来超市，蒋丽被烦得不行，只好答应了他。
吃饭的时候，男人问蒋丽几岁、有没有男朋友，又问她信不信一见钟情。他说第一次见面的那天晚上，自己失眠了，总是想起蒋丽。蒋丽很不好意思，最后男人就直说自己爱上了蒋丽，要跟她处对象。
一开始，蒋丽只觉得他很不正经，不是那种能托付终身的人，根本不喜欢，更况且他还比自己大了七八岁。但男人说自己是老北京，在北京有房住，加上他油嘴滑舌，很会讨女孩子喜欢，所以蒋丽渐渐改变了想法，“我觉得我一个外地人能嫁给北京人，离我在北京生活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没过多久，蒋丽跟这个男人结婚了，结婚后她才发现，丈夫是北京人不假，但所谓的“在北京有房住”，不过是住大杂院里的一小间平房，还是公婆单位的公租房。
丈夫没有正式工作，每天就是混，要么跟人打牌耍钱，要么就跟公婆要钱。家里只有蒋丽一人工作，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公婆本就看不上这个儿子，加上他又找了一个外地媳妇儿，对小两口更不待见了，平时不管不问，遇到不顺心的事，还会扬言要他们夫妻俩从平房里搬走，否则就要收房租。蒋丽曾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表现，好好孝敬公婆，来消除老人的偏见。但无论她做什么，公婆都看不上，双方的关系一直处得特别紧张。
好在刚结婚的时候，丈夫对她挺好，她每天下班回家总能吃上他做的热饭，耳边还不缺各种甜言蜜语。蒋丽想想，也挺知足的，后来生下女儿，就算在北京扎下了根。
在老家人看来，蒋丽在北京赚钱、成家，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哪怕她一直以来做的都是些底层工作。父母时不时地会让蒋丽给家里打些钱——她有个弟弟，弟弟上学、结婚的钱都是她出的。
丈夫对此也没说什么——实际上，只要蒋丽挣的钱能让他吃上饭、偶尔买顿酒喝，他就满足了。蒋丽娘家人也来过几次北京，当他们得知女婿的真实情况后，便很少再来。蒋丽的母亲让她多往家里打钱，说是为了她好，要给她留条后路。
日子过久了，丈夫的本性渐渐暴露。虽然口袋里没钱，但他能靠着一张嘴哄得女人开心。据说，他一直对外宣扬自己是个老北京，很多女人愿意跟他好，跟他走得很近。
蒋丽怀孕的时候，朋友亲眼看到她丈夫跟不同的女人逛街、逛公园。刚开始蒋丽很生气，也质问过丈夫，但他油嘴滑舌地犯贫，最后总能把她哄开心。女儿出生后，蒋丽的注意力基本都放在孩子身上了。她觉得丈夫无论在外面怎么玩，最终还是要回归家庭的。
后来，她在美容院找了份工作，跟着一个大姐学做美容。因为踏实肯干，大姐的店越开越多，蒋丽也逐渐从店员、美容师一直做到店长、区域总管。
随着收入增加，家里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他们一家三口终于从公婆的小平房里搬出来，住进了大房子。可丈夫依然没长进，看到蒋丽这么能挣钱，更是成天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一旦没钱了，他就去美容院跟蒋丽要，让她在员工面前抬不起头。
“他做了什么让你抬不起头？”我问。
“嗨，就是耍无赖呗。跟当初在超市喝酸奶似的，在美容院里大喊大叫，完全不顾有客人和我的员工在。而且几乎每次去闹都喝了酒，蛮横得不行。所以后来他一进美容院，我就抓把钱塞给他，只求赶紧把这个冤家打发走。”
“你因为这个恨过他吗？”我想知道这有没有可能成为抗辩点。
“最开始的时候恨过他，但他每次酒醒后就跪着哭着求我原谅，说他是被酒给害了。”
有一段时间，蒋丽想跟丈夫离婚，身边的朋友也都劝她离。但每次一提离婚，丈夫就跪下哀求，说自己只爱蒋丽一个人，跟别的女人都是逢场作戏，啥也没干。他真的很能说，每次都能说得蒋丽回心转意。
其实，蒋丽也有“软肋”。她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女人，觉得要是离了婚，自己挺失败的，没脸再回重庆老家。而且，她很担心家庭不完整，会害了女儿。
3
我梳理了一下思路，认为蒋丽的案件并不复杂。
事出有因，尤其是像这种第三者破坏婚姻导致的家庭纠纷，蒋丽也是受害者，这些都是法官会考虑轻判的点。但鉴于目前蒋丽丈夫的情人构成了轻伤一级，根据法律规定和实践中的判例，蒋丽可能会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管制。
“如果你愿意主动承认错误，承担赔偿，认错态度良好，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甚至可以判处缓刑。也就是说，你都不用蹲监狱，基本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
蒋丽听了这话顿时来了精神，连连说道：“好的好的，我愿意赔偿。我的钱都在我妈那里存着，你可以联系我妈让她打钱。林律师拜托你啦，我女儿现在在读大学，千万别让她知道我现在这样。很丢人的，又分散她的精力。”
我从看守所出来，马上联系蒋丽的母亲。蒋母只知道蒋丽犯了事儿被抓，但具体情况一概不知。
“我那个女婿哟，缺了大德喽。我给他打电话，刚开始他什么也不说，就骂我生了这么狠心的女儿，还说那天其实啥事也没发生，他就是跟一个朋友在房间里聊天，是丽丽突然发了疯，拿刀砍人，还把他给砍了。后来我再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了，发短信也不回。我的女娃我还不了解？她怎么可能是发了疯哟，这是平时受了很大委屈啊。他们一家都指着丽丽在外面挣钱，这下可好了，家毁了哟……”
我制止了老太太的絮叨，说蒋丽的案子不复杂，现在我们要尽力去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说白了就是要把钱赔到位：“蒋丽跟我讲，她在您那儿存了不少钱，麻烦您跟我说下金额，我好去跟被害人沟通赔偿方案。”
电话那边一下子变得安静了，我“喂”了半天，老太太才吭声：“丽丽没给过我太多钱，以前给了我和她爸一些零花钱，我们也花得差不多了。她还有个弟弟，这几年读书、结婚买房都不少花钱，我这边是真拿不出来钱。”
听了蒋母的话，我有些发愣，只能请她再想想办法：“我听蒋丽说她这些年来帮了家里很多忙，这次她出了事儿，你们作为家人还是要使使劲儿啊。”
话音未落，电话那边传来了忙音。我没忍住，骂了句街。
当晚，蒋丽弟弟给我打来电话，听声音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他先对我表示了歉意，说母亲并不是故意挂断电话，而是老人家脑子混乱了，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而且，母亲很快就给他打电话，让他务必帮姐姐度过难关，哪怕去借高利贷。
“林律师，我不否认我姐为我们这个家做了很多贡献。如果没有我姐，我不可能完成学业，不可能回家考公务员、娶妻生子。我真的很感激我姐，真的！但我手里是真没钱，现在房贷压力太大，而且也不知道我们要拿多少钱出来才能得到对方谅解。说起来也是滑稽，那个小三破坏了我姐的家庭，现在我姐反倒要取得她的谅解，这是什么世道？！”最后，蒋丽弟弟让我先去跟对方沟通，看对方想要多少钱，然后再商量。
说完，他便挂了电话。
隔天，我从派出所警官那里拿到了那个女人联系方式，深呼了一口气，拨了过去。
接通后，电话那头的女声又粗又刺耳，我刚表明身份，她的语调便陡然提升了八度：“你是那个贱人的律师？她犯了罪你还要替她讲话？你们律师做事情不讲良心的吗？蒋丽毁了我，我这辈子都没法再见人了，你让我怎么原谅她？她愿意赔钱？多少钱也挽救不了我的脸，我不接受，我要让法院重判她……”
我抓住空隙说道：“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我认为在这个阶段双方能达成一致，蒋丽赔钱，您出具谅解书，实打实拿到钱是最优选择。当然，您也可以坚持拒绝谅解，但最后无非是蒋丽坐牢，您这边依法能拿到的赔偿是非常少的。所以，我劝您再好好考虑考虑，或者咨询下律师的意见，争取选择对您最有利的方式。”
手机那边传来急促的呼吸声，女人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其实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那就让蒋丽赔我20万吧，我可以出谅解书。”
之后，我给蒋丽弟弟打电话，他没接。我又给蒋母打电话，她也没接。我想了想，分别给他们发短信，告知了谅解赔偿方案。
蒋母没有动静，蒋丽弟弟回复了我：“对不起，林律师，我们家拿不出这么多钱。请你转告我姐姐，实在是对不起，家里真的帮不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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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案件，律师根本不挣钱，通常来讲，对这类刑事案件，律师只需要会见当事人一次，了解案件基本情况后，就可以等开庭了。可是，也许是蒋丽的经历让人同情，我还是希望为她争取最好的结果，于是又准备第二次会见。
律所主任大老李说我：“你啊，就是代入感太强！”
4月底，北京渐渐热了起来，我坐在看守所会见室的椅子上，思考着该怎么把谅解方案和她家人的回应告诉蒋丽。还没想好说辞时，蒋丽便被警官带进了会见室。
跟上次见面一样，她的头发打理得丝毫不乱，着装也干净整洁，唯一的区别是人比之前消瘦了不少，想必是精神压力太大导致的。
我想了想，还是如实讲了跟各方的沟通情况。说到那女人要求赔偿20万时，蒋丽非常生气：“她这是讹人呢吧！她破坏了我的家庭，要不是因为她，我也不会搞成现在这样。”
再说到蒋母和弟弟的回复时，蒋丽仿佛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在椅子上矮了下去：“弟弟的想法我能理解，毕竟他成家了，还要还房贷，还要考虑我弟妹的想法。但是我妈她……我真的给过她很多钱，她以前总说替我存着，给我留条后路，现在怎么就说没有呢？”
我安慰她，即使最后不能取得被害人谅解，我也会从其他角度为她辩护，争取最好的结果。蒋丽看我准备告辞，咬了咬嘴唇，请我再帮她一次。
“她是我来北京交到的最好的朋友，就是上次我给你讲过的，和我一起做美容院的那个大姐。看看她能不能借钱给我，等我出去一定马上还。还有，你能不能再跟小三砍砍价？或者我给她写欠条、把我老公让给她都行！”
蒋丽让我找的那位大姐姓于，是个爽朗的人，我在电话跟她里说了蒋丽的遭遇，能听出来她真的很关心蒋丽，非要约我去她的美容院面谈不可。
见面后，于姐先是跟我回忆了很多当初带蒋丽“打天下”的往事：“干美容院这行很不容易，政府管得紧，找事儿的顾客多，同行之间也总是恶性竞争——前几天的新闻您看没有？有个美容院被政府关了，就是被马路另一头的同行举报。其实那个同行也不是什么好鸟儿，肯定也没少用假冒伪劣产品，这行业就这样。”
之后，她又不住地赞扬蒋丽踏实卖力：“她真是我见过的最努力的员工了，从她进美容院那一天起，就努力学习各种手法，全面了解那些美容产品的知识。性格也好，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刁难人的顾客，都是她出面去解释，最后说得顾客心平气和。所以我对她很放心，放手让她去管理。年景好的时候，我们一年能开好几家店……”
于姐滔滔不绝地讲着，又说起蒋丽的丈夫——有几次于姐和大家一起聚餐，蒋丽带了丈夫参加，他什么话题都能接，世界大事、明星八卦，一个人说个不停，就没有他不知道的，“可能蒋丽就是喜欢他这一点吧”。
这次男人把情人带回家，闹出这档子事，于姐忍不住骂他不是个东西。她说之前有几个朋友都劝蒋丽赶紧离婚——她条件不差，人又漂亮，婚后还有人追求她——可她坚决不离，说是为了孩子。如此一来，姐妹们都觉得是蒋丽命苦。
我看了看时间，打断了于姐的讲述，把蒋丽的现状简单地跟她说了。说到对方提出的谅解赔偿方案时，于姐吐了口唾沫：“真是臭不要脸！”说到蒋丽娘家人的反应时，于姐恨恨地说：“都是一帮白眼狼，当初蒋丽那么帮他们，给他们钱，现在用得着他们了，他们倒没钱了！”
最后，我向于姐转达了蒋丽想要借钱的请求，于姐叹了口气：“小林呐，蒋丽是我的好妹妹，她的忙按理说我应该帮。但前段时间疫情，我的美容院关得差不多了，现在还有很大亏空，而且一直也没什么进项。我实在是惭愧啊，要不这样，我拿5000块钱给你，不用蒋丽还，算我给她的。然后你再问问她，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我没接这5000块钱，跟于姐说了谢谢，就离开了美容院。我觉得蒋丽的案子大概率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再去会见，只会徒增她的压力，只能按照法律的规定将程序进行下去。
5
律所又接了一个新案子，当事人与蒋丽关押在同一个看守所里。我想索性就顺便再见蒋丽一次，就算没有解决办法，安慰她几句也是好的。
第三次见蒋丽，她还是老样子，似乎还有些“超脱”了的感觉。我鼓励了她一番，告诉她开庭时的一些注意事项、技巧，以期能博得法官同情，得到轻判。
她笑着对我说：“同监室的朋友已经跟我交流过好几次案情了，都说我的案子问题不大。是那个小三可恨，要是碰上个女法官没准还判我当庭释放呢。谁不恨小三呢？”
我把与于姐见面的经过讲给她听，她惨笑道：“于姐已经帮了我大忙了，她很困难，我理解。就这样吧，林律师。我也不指望小三能谅解我了，我根本就不能谅解她，我也不需要她的谅解！”
会见即将结束，蒋丽突然想起了什么，很认真地对我说：“林律师，于姐不是能给我拿5000块钱嘛。既然这5000块钱于事无补，麻烦你让于姐把钱打给我女儿，她的生活费快没了，拜托你啦！”
我看着她说：“那你女儿可能就会知道你的案子了，怎么办？”
蒋丽苦笑道：“知道就知道吧，反正早晚都得知道。你劝劝她，让她以学业为重。”
会见完蒋丽后，我联系了她的女儿。其实，这姑娘早就知道妈妈出了事——因为突然联系不上蒋丽，她回家看到家里的情形，又听邻居讲述了经过，内心焦急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在看守所外面守着。直到接到我的电话，了解了法律规定及案件分析，她才有些许心安。
我跟她讲：“你妈妈让你拿着于阿姨给的5000块钱，否则你该没有生活费了。”
小姑娘忍不住痛哭：“我妈就是这样，从我记事起，她的生活里就是我爸、我、我外公外婆、我小舅。现在她都这样了，还在惦记着我没有生活费，她啥时候才能为自己考虑下呢？”
最终，蒋丽没能得到那女人的谅解，我们的抗辩理由也只能尽量凸显她丈夫出轨、以及蒋丽系首犯、激情犯罪等。案子经法院审理后，一审判决蒋丽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蒋丽没有上诉，一审判决生效，本案完结。
我回律所向大老李交差，并没有讲太多内容，可大老李还是不断感慨：“女人之间的战争真可怕。”
而引发此次“战争”的蒋丽丈夫，在案件处理的全过程中，一直没有露面，甚至连电话也始终未接通。他从未站出来替妻子讲话，亦未站在情人的那一边痛斥妻子，这个男人仿佛彻底消失了。
我从案卷中翻出了他的询问笔录，除了向公安机关讲述事发经过外，他还说道：“她砍了XX一刀后，又朝我砍过来，我拿胳膊一挡，幸亏砍过来的是刀背，否则我这胳膊就被卸了。”
我突然想起那个有些许暖意的午后蒋丽说的话，倍感无趣：“但在砍下去的那一刻，我想起了以前好多事情，一时心软，我把刀转了个方向，用刀背砍的他。”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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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之后，我们集团的煤炭销售业务赶上了行业的黄金时代，在长江中下游很多城市设了办事处，除了零售，还和一些当地大的用煤单位保持着稳定的业务往来。
集团有4个煤炭销售公司，我们本地以江为界，南岸和北岸各设1个，外地的产煤县有2个。邱总是我们北岸公司的经理，他过去在乡镇企业干过多年煤炭供销经理，从业经验丰富，北岸公司每年业绩在4个公司里都是第一。他精力充沛，能说会道，常年西装革履，给人一种职业精英的感觉。
煤炭销售公司的业务就是收购和销售煤炭。我们本地虽然产煤，但2/3的煤炭都是发热量在5000大卡以下的中低等煤。集团2座煤矿出产的煤，发热量基本保持在5000大卡左右，已经算得上是优质煤，不愁销路了。老板规定集团旗下生产和经营企业都实行绩效考核，工资奖金和效益挂钩，集团的煤矿根据市场需求有自主定价权，就算自己的煤炭销售公司要用煤，也不会有优惠价。
所以，邱总经常去本地盛产煤炭的乡镇或相邻县的煤矿采购煤炭，为了压级压价，他喜欢驱车去山高路远的煤矿和非法小煤窑，一般都是披星出发、载月返程。买回来的基本都是4000大卡的煤，甚至更低等的，如需以次充好，就会用我们集团煤矿的好煤覆盖在面上。
集团总部在市里，老板平时坐镇，老板娘是助理。下面分公司，设有综合办和财务部，由集团副总全面负责。分公司所有的车辆属我们综合办管理，由我们的头儿谭主任直接调谴。4台车，其中1辆高档小轿车，跑不了烂路，只靠3辆“猎豹”越野车跑山区，显得很紧张——2个煤矿来回城里办事，煤矿人员去各井口检查，每月去矿上发工资得用；销煤公司下乡收购、去煤坪得用；其它公司也要用车。于是立下规定，各部门、各公司用车，都要提前预约，开好用车单给我们，我们再按顺序给司机开派车单。
那年秋末，邱总和谭主任因用车的事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起因是邱总几天前就和谭主任联系了说要用车，谭主任本来做了安排，但计划没有变化快，邱总用车那天，偏偏赶上煤管局联合各部门集中打击非法小煤窑，差车，就来找公司副总借。副总不敢怠慢，叫谭主任立刻派车。谭主任说已经有2台“猎豹”去了煤矿，只剩邱总要用的那台了。副总说，“主管局得罪不起，他们就用一天”。
结果，邱总早上一听说没车可用，在楼道里直接堵住了刚上班的谭主任，没听完对方的解释，就发了火，说下面的办事处等着要货，船都上载几天了，联系的煤矿还没发来煤，他们必须要去“赶进度”，不然就得多付给船老板误工钱——销煤公司为了节省装卸费，经常“突击装货”，跟煤矿订好了时间，车子直接把煤拉上船。
同事们听见争吵，都围过来看。谭主任见邱总不听解释，说话还带着脏字，也火了，大声回怼道：“你急不急有我毛事？你自己没考虑周全，来迁怒我？”
两人针锋相对，整个楼道里，回荡着他俩的争吵声。副总也来了，阴着脸把邱总叫进他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我们在外面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你作为一个经理，应该顾全大局。这只是偶然的事，你在办公场所大吵大闹，有失你的身份，影响很坏！”
邱总余怒没消，又解释了几句，副总没心思听他唠叨，直接下了逐客令：“回你办公室消消气，好好想想，今后对人对事，端正态度！”
2
因为这事，下面就有了传言，说邱总他们销煤公司绩效好，去年集团“大团年”后，他们又组织了自己的“小团年”，每人发了一床毛毯。我们综合办那3个越野车司机也被邱总请去了，专门感谢他们一年来跟随自己的辛苦付出。他怕引起别人不满，还给3个司机招呼说要保密，不要说也拿了毛毯。可年后，我们机关人员都知道了。
本来这事没人计较，但因为那次争执，传言都说是因为谭主任不满邱总给司机发了东西，却没给他这个直管领导发。谭主任知道后，笑了笑，对我说：“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去年他们有次临时增加路程跑别的煤矿，走的那条公路翻修，把车子的底盘都剐坏了，我都没吭声。”他停了停，犹豫了一下，又道：“他喊司机去吃饭，说白了，就是方便他假公济私用车！”
邱总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又给老板打了电话。目的不是询求安慰，而是要求老板增加车辆。老板不吭气，他又去找了管财务的老板娘。老板娘答复说，目前集团多元化发展，资金占用大，暂时没钱，叫他忍一下。
于是，因为车的问题，邱总和谭主任好像结下了梁子，俩人除了工作上有交集，平时连寒暄都免了。
翌年，企业半年总结会的下午讨论环节，邱总再次提出了增加车辆的事。
这次他做了充分准备，发言说：“我们开公司都是以逐利为目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是赚钱单位，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集团的政策和配置就应该优先考虑我们，切实解决生产经营的问题。”
他说自己估算过，只要增购2台越野车，不仅可以解决煤业这块的需要，也可以大大缓解别的子公司用车吃紧的现状。他希望这2台新车从今年销煤公司年底的利润中解决，不惜以明年他们公司利润翻一番作保证，说如达不到要求，就扣他绩效工资。口说无凭，他可以为此立下军令状。
老板和老板娘低声交流了一下，答应了他的要求，说新车保证年底前落实。会后，老板娘叫我联系一个卖车的亲戚，说给他私人一笔中介费，由他运作，帮我们以出厂价提2台“猎豹”。
10月底，车提回来了。邱总又跟老板说，他们销煤公司要自留一辆。老板不同意：“车的油、保养、维修、保险，必须得有专人负责，你为这些事再招个人，增加成本不说，也跟集团车辆理管制度的规定冲突——我已经给谭主任说了，保证你们的优先使用权。”
虽然事情没有百分百按照邱总的意思来，但用车紧张的问题还是解决了，这让邱总在集团中的声望又提高了不少。车多了，谭主任又对车辆使用规章制度进行了修订，比如派车单上，批准去什么目的地，司机只能去这里，如要临时更改和增加里程，必须由用车人请示主管同意，主管再通知司机执行，否则，司机按擅自出车扣工资。然后又招新司机，邱总推荐了一个熟人来，结果没考上。
用车有了保证，邱总忙得更起劲了，除了春节3天，他几乎天天都去办公室给老板用座机打电话，或汇报工作，或听取老板意见，或要车去煤坪检查工作，搞得司机们都有点烦他——忙了一周，好不容易盼到周末，他却总要用车。
有人说，邱总专门挑休息时间在老板面前挣表现，谭主任也带着嘲讽跟我说：“他比老板都忙”。
听到这些风凉话后，邱总就跟老板娘申请，最后司机节假日出车，可以增加几十块钱的补贴。但司机们还是不愿意加班。
我和邱总接触密切起来，始于一次上书政府反映煤炭外销税费太重的情况。邱总开始给我看了他写的初稿，谈了他的想法和建议，想请我来起草文案。我不好拒绝，只能说：“这个不是咱们一个公司的事，事关咱们县整个煤炭行业，你得有全行业准确的数据，有事实、有依据，写的材料才有充分的说服力。”
于是，他带着我去了煤管局、煤炭协会等一票“涉煤”单位，了解相关情况。他叫我放心地做，说抽我来是请示了老板的。可这事儿，老板没给我提，谭主任也没派我，为了避嫌，我主动去跟谭主任打预防针，说是老板叫我协助邱总的，谭主任便默许了——其实，他是报社多年的通讯员，我们对外的材料基本是他执笔。
熬了几天，我写完了“建议减轻煤炭销售税费”的请示，邱总上报给了政府。老板又联系煤管局和煤协，他们一起找了主管煤炭的副县长。鉴于煤炭是我们县的支柱产业，全县财政主要靠其收入维持，最后对税费做了微调。
事后，邱总逢人就对我大加赞扬，说我文笔是全集团最好的。我知道他别有用心，很是尴尬。再往后，邱总写总结材料什么的，都会请我帮忙，我写初稿，交他更改。
那年，煤炭市场出现了少见的销售旺季，邱总“翻一番”的豪言壮语实现了。真是好运来了，门板都挡不住。邱总很风光，反复告诉我，总结一定要多写，将他好的经营、管理经验发扬光大。他自己对集团工作提出很多建议，有的确有独到见解，集团也采纳了不少。
3
我们县煤矿多，出事也多。出了重大安全事故或外地有事故上了新闻，所有企业都要举一反三，自查自纠安全薄弱环节，还得写自查情况及整改措施上报主管部门。
我们安全检查分几个组，综合办的人员全程参与检查。基于邱总和谭主任貌合神离，每次分组都是谭主任去煤矿，我去销煤公司。煤矿矿井间隔远，有时要下井，一天两天都查不完；销煤公司就是查煤坪和趸船，主要看防洪、防雨、防崩塌。
煤坪在江边，交通方便，我们早出晚归，基本一天就结束了。晚上，身为“组长”的邱总会安排检查组吃饭。
记得第一次吃饭，邱总点完菜，叫服务员给每人发包中华烟，让我们7个人受宠若惊。这烟挺贵，但邱总常抽。他说：“我干工作，既然（想让）马儿跑得快，就要马儿吃得好。”菜上桌后，一个姓宋的煤老板急急赶来作陪。他的煤都卖给邱总的公司，席间频频给我们敬酒，语言满是恭维。吃完，又拖着我们去洗脚捶背，所有开销都是他结的账。
陆陆续续地，邱总又喊我与宋老板吃过几次饭，都是宋老板请客。和宋老板混熟了，我说话也少了客套，多是直来直去。
春天，我去国土局开会，看到了好久不见的宋老板。他把我拉在一边，低声说：“我和你们公司业务来往少了，你们邱总脑瓜子太灵活，花样多，咱小煤矿奉陪不起。他强迫我把陆上货运交给小丽代理——可运输是我煤矿的那个村垄断了的，我违反了，村里就要给我断路，煤矿就得停产。现在煤炭不愁销路，我只能少赚点了。”
“小丽”是干货运中介的。因为煤炭产业发达，我们县催生出很多“涉煤”业务，中介是其中之一，他们帮有煤的单位找船，又帮船主找货，成功了就收取佣金。此外，小丽也是邱总的红颜知己，销煤公司的货运业务是她在做。她常来我们公司结账，我见过，年方26岁，己婚，略有姿色，打扮精致。大家都说她是邱总的情人，每次我去邱总的酒局，基本她也都在。
我们老板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见有利可图，集团也成立了货贷公司，进军货运中介。谭主任被调去当经理，综合办对外招了个主任，但没干多久就因为薪资低辞职了。我被任命为新的主任，邱总说，是他向老板推荐的。
既然有了自己的货贷公司，集团旗下所有煤炭运输顺理成章被收回老板的口袋，邱总不能自己再去找船了。其实，集团船运公司的船主要是运市里的集装箱，运煤还是得找外面的船。小丽来找谭主任联系了几次，因价格谈不拢，就没再来了——大家心里都清楚，不管价格高低，都没她的份了。
此后，邱总私下的酒局上也没了小丽的身影。有人不怀好意地问邱总，怎么好久都没见你红颜知己来公司啦？他答：没有业务，当然不来了。
“私下也不来往了？全公司都晓得她是你情人哟。”
邱总掩饰地笑了笑，不急不恼地说：“我不需要情人，我是结扎了的。”
大家都开心起来，说风险全无。邱总脸不红心不跳地说，这个手术给他留下了后遗症，房事不行，“我跟她不过图个风尚，赶个时髦罢了。”
邱总说的是实话，接触久了，我对他的履历多少还是知道些的。他是高中毕业，当年在农村算是文化人，在村里教过书，当过村干部，后来考上聘用制干部。农村结婚早，他有了两个儿子，还想偷偷生个小棉袄，结果又生了个儿子。那时计划生育管得严，他超生被举报，丢了饭碗、罚了款，还被强制结扎了——他对外说法是，家庭负担重，工资低，自己辞的职。之后，他去了乡镇企业干煤炭销售，小公司经营不善，垮了；又出来办过食品厂，开过饭店，卖过保险，后来才应聘到我们这里。
4
集团每年都搞“体制改革”，老板说，这叫探索适应企业发展的新路子，打造百年企业。
2008年，集团搞起了时髦的事业部改革，分行业组建了“煤矿与销煤事业部”、“建筑与房产事业部”、“船运与货贷事业部”等一堆事业部。大家都认定邱总会成为“煤业部长”，结果正职由原企划部的刘部长担任，邱总只是副部长。
刘部长过去是国有煤业公司的负责人，破产后出来的。他知识和经验虽丰富，说话却爱挖苦人。有次开会前，他看邱总西装搭配休闲鞋，说这是猪鼻子插葱——装（象）相。邱总除了老板，还怕谁？也反唇相讥：“我们都是高中毕业，都把公司搞破产了，你有本事就不该来打工，应该自己做老板。”
刘部长有个同学在检察院，他听同学讲过，邱总当年在乡镇企业时，因为经济问题被有关部门“召见”过。他也是哪疼往哪儿戳：“我们是政府要求破（产）的，不像有的人，以一己私利把集体单位搞垮了，还被检察院审问。”
“你不服气？喊你同学来判我刑啊！”邱总又炸了。
在场的老板制止了他们的争论，此后，两人心生芥蒂。
“煤业部”的工作分工，是刘部长“管全面”，重点抓煤矿，邱总管销煤公司。这次改革，本地的南北两个销煤公司合并，由老板的舅子（原南岸公司的经理）负责。舅子是集团的“重点培养对象”，仗着关系硬，刚愎自用，业务上的事自行主张，很少听从邱总意见。
刘部长经常去煤矿，邱总长期独守办公室，在实际工作中如同退居二线。没事时，他品茶看报，很是逍遥，下班了不是约人打麻将就是去喝小酒。
我问他想没想过辞职单干，他说现在市场竞争激烈，他没有雄厚的资本，也没有可靠稳定的销售渠道，“但我只要找准背靠的大山，从事这个职业，就能发挥我的才能”。
我又问他，你不觉得失意？他说，这是难得的轻松，“你放心，这种管理长不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是驴子是马年底见高下。我打赌，如果一年后现状没有改变，我自动走人。”
这话还真被他说中了。一年后，集团的煤炭业务利润大幅度下滑，各部门意见都很大。煤矿过去是集团“直管”，有事直接请示老板或副总。现在有事得先请示刘部长，刘部长再请示老板或副总。
煤矿领导都是人精，大事小事都找刘部长，刘部长家在市里，不能随时过来，有些事他也不熟悉，被搞得焦头烂额。特别是处理与煤矿周边村民的纠纷，这边事儿还没按平，那边又翘起，几次事情没处理好，就被村民断了运输的公路。
打算上市的老板转年就撤了事业部，恢复了原来的管理。副总调去市里帮老板筹备上市，邱总便接任了副总的工作，管理我们——听说有人有意见，还找过老板，但老板把几个人比来比去，认为这个岗位非邱总莫属。
我们都嚷着要邱总请客，庆祝他官升一级，让我们沾沾喜气。他大气地把手一挥：“行！”然后叫我安排，特地嘱咐我把房建公司的郭经理、刘工、司机小吴、会计等一众人全叫上——这些人，都是邱总口中的“既是志同道合的同事，也是性情中的朋友”。
我安排吃火锅，席间，大家频频给邱总敬酒，他来者不拒。大概是春风得意，喝多了人就有些飘了，他手舞足蹈地说：“咱卧薪尝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就知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邱总找了个“吉日”，挪到了副总的单间办公室，还带去了自己的老板椅。他交给我一沓餐饮发票：“这是我和主管部门领导吃的饭，你签个经办人报了——还有把那天吃的火锅钱也报了。”
我迟疑了一下，接了过来，回到办公室犯了难——我是“经办人”，可我并不知道邱总接待的谁。集团有规定，报销发票要写明接待的部门。老板娘专门审发票，发现问题都要过问。邱总这大几千的发票，凭直觉有水分，但我看破又不能说破——他刚上任，我要是拒签，就是给他难堪，也给自己挖坑，今后工作就难协调了。
想不到两全其美的办法，我硬着头皮全部签了字，交他签了同意报销后，去财务领了钱，给了他。
5
邱总精力旺盛，干工作也下得了功夫，经常深入基层检查。理顺了内部机制，他就着手解决外部的争端，处理那些刘部长没搞清白的问题。
他先把煤矿所属村的村委会干部请来，征求他们对煤矿的建议，理解村民跟煤矿的矛盾。村委提出公路要硬化，他表示同意，说公路煤矿和村民共用，给人方便，自己也方便；对方要给公路养护人员增加工资，他也同意，钱不多，花钱买平安；还有每年给村委5000元“办公经费”，他又同意了，几千元，两顿饭钱，获得了村委的支持，值。
邱总对我说，其实，幕后支持村民闹事的人就是这帮村干部，他们不好出面，就怂恿村民。邱总把一个爱出头挑事的村民招进煤矿来做保安，专门处理跟村民的纠纷。老板不同意，说这人好勇斗狠，属亡命之徒，每次都是他挑头找煤矿麻烦，恨不得把他丢进大牢，恐怕他今后惹出大祸。
邱总对老板说：“我们缺的就是亡命之徒，我们的保安除了能讲点法律法规，遇事怕得要死，都成了缩头乌龟。有些讲不了法律的事，就得靠武力。前期有事，大家找有关部门解决，脚都跑断了，钱也花了不少，彻底解决没有？解决了的管一阵子，棘手的给我们拖着。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老板只好叮嘱邱总，“控制使用”。
邱总的法子起了作用，煤矿周边闹事的人少了。多年前，集团房建公司给乡里小学砌了教学楼，还欠2万元工程款。学校借口有质量问题，始终不给钱。郭经理给邱总说了后，邱总就派那个保安去谈，没过多久，钱就给了。
3个月后，老板娘审到了邱总报销的那几千元餐饮发票，问我接的什么客。我说客人是邱总接的，我忙，没参加。老板娘又去问了邱总，不知他如何回答的，我只知道，之后我们集团对接待费的制度进行了全面修订，比如：接一个客户吃饭，不能多人陪同；我们给各公司办事请客，各公司领导要事先知晓，事后发票上要签字，发票也要划到他们公司入账；各部门、公司只有1000元的审批权，超过就要上报审批；接待事前要上报申请，详细写明来客单位，主要来人姓名，陪客人姓名等，审批同意才能实施。
邱总每次有1500元的审批权。他应酬多，从村委会到各主管局及部门，五花八门，几乎天天晚上在外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发票超了，就叫我拆分报销。我后来陪客都陪怕了，可他的身体居然承受得起，几次体检除了血脂偏高，其它都正常。
我们这儿有段时间流行搞“红色旅游”，房建公司的刘工就煽动邱总，叫他组织我们来一次。邱总说出远门不行，就近可以。知道房建公司有些没卖完的门市和写字楼，邱总就叫来郭经理，让他写个“利用周末组织去乡下进行秋季宣传广告活动”的请示，自己批了，上传给集团同意后，就组织了房建、综合办、财务等人员上路了。
我们在车身周围贴了广告，车上安了喇叭，一路宣传。到了乡镇，就停下发传单，顺便游览了几个新开发的新景点，吃住行玩，都是房建公司全买单。
郭经理做事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平时为严控费用支出，很少请客。他私底下对我报怨：“我们公司没房砌就没钱赚，公司支出大笔费用，年底考核又要超标。超大了，怕是年终的‘安慰奖’老板都得给免了……”
那年，郭经理果然没有完成集团定下的任务，连500块的“过年费”都没了。但邱总在考核小组会上，凭三寸不烂之舌，硬是给郭经理争到了1000元的过年盘缠——只要是邱总管辖的企业，他都会不惜余力给下属争利益，他说下属发得多，他脸上也有光，工作才好开展。
公司上市后，因扩张过快，又逢煤炭的黄金十年结束，煤矿开始连年亏损。有两年每到年终，老板都不明确表态给员工发奖金。眼见着要过年了，别的子公司都在笑呵呵地数着奖金，煤矿和销煤公司就不服气——无论多少，都应该发点顺口气吧？
我们不敢去找老板，只在邱总面前诉苦，要求他给我们作主，跟老板反映大家的呼声，因为只有他敢在老板面前不顾自身得失地讲真话。
邱总抽着烟，严肃地听着，最后摁灭了烟起身去了老板办公室。有大胆的跟着，站在老板门外，听见里面传来了邱总的说话声，说完，一片沉默。又是邱总在说，完了又是沉默。过了半晌，可能是老板忍不住了，声音很大地冲邱总发火道：“我没说不发，我在忙，等一下不行吗？！”
邱总云淡风轻地从老板办公室走了出来，大家都用感激的眼神赞许他。他也毫不谦虚，神态有种大义凛然、舍我其谁的大将风范。
6
我们房建公司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自己房地产公司开发，自己建筑公司建设。房建公司有块地，约1000平，完成了大规模的开发后，就留了几人“撑”着公司，主要是收工程欠款，维护开发房子的质量，办理房产证，保企业资质等。
建筑公司没有施工队伍，都是对外招人来承建，邱总经常和郭经理研究方案。郭经理跟我说，这个项目招标时，邱总曾给他介绍了一个施工队，他们受邀和施工队负责人在高档酒店吃了饭，其间对方给他们发了红包，他没敢接。因为房子谁建，他决定不了，要老板定。过去都是老板喊的他亲戚或朋友的施工队来干活，邱总拿他们都没办法。
郭经理报了项目方案，集团要求房建公司实行竞标，由企划部监督。房建公司出了通知后，又来了3家公司。邱总问郭经理中标造价是多少，郭经理说在正常范围内可能取最低的，这事由企划部负责。结果邱总介绍的施工队报价偏高，没中标。
中标的施工队，承包头姓骆，对人非常客气，在现场管理上有一套，工程进度快，质量安全抓得好。尽管工价低，但骆总该做的礼节一样不少，节假日请房建公司有关人员吃饭，该发红包发红包，该发月饼发月饼，虽然数额不大，礼物不多，但也体现了一份意思。
邱总说，国内的煤炭市场已经无法扭转困境，他已经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没事就常去建筑工地视察。看着房价上涨，他找老板，先优惠买了2套期房，后来买房的人多，还没等交房，他就高价卖了一套。
这个楼盘完工不久，给邱总开轿车的司机小吴找到我，申请和哪个开越野车的司机对调一下。小吴是沾着关系进来的，投机又阴险，当年邱总和谭主任为用车吵架，事后就是他在下面煽阴风，就因为谭主任把他们管得太严了，他不满意——几年后，我们办公室聚会，他喝多了酒，才把这事不打自招。
邱总升职后，小吴找到我，要求调去开小车，要跟着邱总吃香的喝辣的。正好原来的司机对邱总平时私事公事都要用车很抵触，我就把小吴和那个司机对调了岗位。没想到，邱总也喜欢小吴，觉得他人机灵，靠谱。
我看小吴脸色不好，不明究里地问：“当时开小车，是你三番五次要求的，现在为啥又不愿干了？”
小吴跟我说，一个熟人请他租赁我们那个楼盘里的大门市，他跟邱总和郭经理说了，都同意了，于是熟人给了他2000块钱劳务费。可过了两天，邱总忽然反悔，叫他调别的门市给熟人。小吴一打听，原来邱总的一个亲戚给了他4000元好处费要这个门市。小吴想先下手为强，在郭经理那里拿了钥匙，叫熟人搬进了大门市，邱总给他打了几次电话，他也没睬。
“他不要把我惹火了，不然他的事儿，我全捅到老板那里去！”小吴阴狠地说。
“生米都煮成熟饭了，他不会计较的。你先干着，如果他给你穿小鞋，我来处理。”我只能说。
看来，邱总没有计较这事，因为小吴没再来找过我。我想，邱总应该清楚，如果门市紧俏，老板肯定要采取竞标方式抬高出租费。要是老板知道了他和小吴的事，不骂他个狗血淋头才怪。
老板父母在农村的房子年代久了，需要扩建新修。方案出来，造价压得很低，邱总就给郭经理打了招呼，说是赶时间，直接叫骆总去。
房子完工装修时，装修队的包工头和工程监理发生了斗殴，监理回来哭丧着脸找到邱总，说这工作没法干。邱总急忙安排他去医院检查，又派我去了解情况。我问了在场的人，才知道监理本来想安排一个自己的装修队进场，却被老板娘安排的关系户抢了生意，又因为包工头没有给他红包，便嘴上挂脏字故意找茬儿。
这事邱总去给老板娘汇报了，老板娘觉得奇怪——房建公司的事，应该郭经理出面处理才对，就电话询问郭经理为何从头到尾没露面。郭经理如实回答，他不知道。老板娘非常生气，斥责他对工作不负责，说老板天天借钱给员工发工资，他身为领导却在混日子。
没想到，郭经理打断了老板娘的话，说：“我能力有限，自动辞职。”
郭经理是有证的建筑工程师，房建公司若没这样的人才，资质就保不住了（我们房建公司还有几个需要的资质，都是给人钱借来挂着的）。他几次提出过辞职，都是老板好言相劝才留下来。这次老板闻声又来挽留，却被他谢绝了。
第二天，郭经理就被别的公司应聘成了项目经理，工资上万，比在我们这里翻了倍，那个监理，则被邱总推荐接了经理一职。
闲时，郭经理约我喝茶，说邱总背着他做的事，他都清楚。因自己介绍的施工队没中标，邱总就对他有了意见。平时邱总去工地，别人都以为他是“亲自负责”，其实是和那个监理合伙敲打骆总请客。一次，他们几人吃海鲜、喝好酒，花了上万，把骆总的心都吃疼了。本来项目后面的挡墙和场坪没包在标书里，但邱总也“顺便”包给了骆总。最后结算，有些水分，郭经理还是放了他们一马。
郭经理感叹道：“邱总确实能干，懂管理，方法多，也能借机挣钱。他老婆没工作，3个儿子读书、结婚、买房都是他挣的钱。他还真是私事公事两手抓、两不误。”
到了2017年，集团的效益越来越差，老板一方面在做转产物流业的准备，一方面开始减员降薪。邱总和那个监理看大势已去，都辞了职。
后来，邱总与别人合伙去干建筑劳务输出，找我要郭经理换的新手机号码。不过，他给郭经理打了几次电话，郭经理都没接。
事后郭经理跟我说：“过去我跟他是同事，但算不上是朋友。现在不做同事了，就不需要交集了。”郭经理说，邱总还给骆总打了电话，想进行业务合作，骆总也拒绝了他。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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