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分享过业内前辈大v河森堡在他微博上讲的一则经历：
有一天，河森堡去某写字楼办事，在楼下碰见一个急的跺脚的外卖小哥，这小哥要送一外卖给这写字楼里的某位客人，但都到门口了，客人却死活不接电话，这小哥就问能不能把外卖送进去。
写字楼保安说不行，大楼有规定，外卖人员不能进门。
小哥又说那把外卖搁门口窗台上行不行？保安摇头，说一转眼保洁就给你收了，你就在这等会吧。
那小哥举着手机说等不了，系统死命地催着呢，保安插兜耸肩说那他也没办法，俩人就这么车轱辘话说了好几轮，外卖小哥进不去，走不了，等不及，完全陷入死局。于是他情绪崩溃，蹲在地上捂着脑袋大哭了起来。
河森堡说他看此情形，顿生同情，跟那小哥说你先走吧，我给你看着外卖。然后外卖小哥总算从死局中脱困了。
河森堡说他做了这事儿之后自己也感觉奇怪——他为什么突然这么好心去管了这个闲事了呢？从门冷风一吹，他觉得自己想明白了，应该是出于一种潜意识里的悲观——指不定自己有一天也得面临类似那外卖小哥的困境。
然后河森堡说，他看着好像是在帮别人，但实则是在帮自己——帮未来的自己，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哪天会落到这种出不去进不来的困境中。而万一到了这种困境里，他希望有人能帮他。
记得我在那篇文章当中曾说，我看了这个故事以后，感触和河森堡是一样的。
我曾经也是一个生活特别不接地气的人，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忍不住关心、插嘴那些其实看似与我不相干的陌生人的困境的呢？——恐怕是从去年，我为了坚持写公号，不得不辞掉那份很安稳的工作开始。从那时起，我变成了一个没有退路的人，我开始像河森堡所说的一样，希望万一自己遇到困难是，能有一个人出手帮我一把、替我说句话。
而我觉得，这种逻辑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这几年的互联网上，那些“苦命人”的新闻会引发越来越大的反响和关注。
最近发生的另一起代驾不幸被压身亡事件，也引发了 大众的广泛关注与同情。
是的，这几年在经济增长放缓，尤其是疫情爆发以来，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其实都“变脆”了。就像已经成为业内大v的河森堡也会担心自己会不会有一天失业去送外卖一样。很多人在潜意识里，都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陷入到那种辛苦奔波、艰难谋生的境遇。
于是社会的同情开始增长，我们开始更多地为那些疫情之下的辛苦人掬一把同情之泪，这种同情本质上是当下中国正在暗暗生长的一种群体焦虑。
而这种群体焦虑的最新一次呈现，是最近引爆全网的“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事件。
1月19日，北京市朝阳区通报新增一例无症状感染者，现居城乡结合部，流调显示这位岳某的生活轨迹异常复杂：18天里辗转多达28个地方当搬运工，一天都没休息，工作时间和地点都不固定，不停地奔波穿梭于这座大城市的各个角落。
这份生活轨迹被公布并引发关注后，这位岳姓大叔很快被称为了“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而他的身世也通过采访为人所知：他的一家原本在威海打工，但2019年的时候，他时年18岁、个性内向略暴躁的长子，在当地汽车站候车厅走失，大叔随后踏上了慢慢寻亲路，山东、河南、河北、天津、北京一路摸索找过来，花了无数的金钱和经历，一边辛苦的打零工，一边找儿子。
虽然生活异常艰辛，但在采访中，岳某说：“赚了钱就找孩子，没钱了就打工。我努力，就是为了把孩子找回来。我辛苦一点，就算把命搭到里面，也要把孩子找回来。”
这个悲苦的故事一下子感动了大量的网友，《中国新闻周刊》那篇报道的全网阅读量应该已有几千万了。全网都在热议这个事件。
而在舆论重压之下，当地公安机关在1月21日作出了紧急回应，称岳大叔寻找的儿子其实很早之前就已经被证明死亡了，并经过了DNA比对，只是家属一直拒绝接受这个事实。
目前这个消息刚刚发出，真相如何尚未可知。我觉得这个案子本身有待商榷的疑点还是蛮多的。
首先是警方的通报与岳大叔在接受采访时的讲述很多地方对不上：他提及孩子丢失后，当地派出所不给手机定位、不调取监控，三个月后才立案，中间存在各部门相互踢皮球的现象，到底是否属实？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公告还没有给与针对性的解答。
而如果公告的答复是属实的，那么要回答的问题，就成了为什么岳某夫妇无法接受儿子的死讯，几年来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去辛苦追寻那其实已经不存在了的“找到孩子”的希望。
我觉得这个问题更难以解答、或者至少可以说解答起来更让人心痛的问题。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怜天下苦命人，也许只能这样说了吧。
提到苦命人，我看到很多人在总结岳大叔的经历时，会说“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这句话的逻辑，其实有点问题的：生活的真相，很可能不是“厄运专找苦命人”，而是当你被厄运找上了，你就会成为那个苦命人。
就拿这位岳大叔来说，我看了一些2019年他孩子失踪之前的自拍，应当说，彼时的他虽然生活也很艰辛（父母都有重病，两口子要养活六口人），但他的生活整体上还算是在正轨之上的，有一份在捕鱼船上打工的工作，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四口之家。所以他那时的脸上，还能浮现出满足的笑意。
但经历了2019年丢儿子的打击之后，他的生活彻底偏轨了，四处奔波与漫长寻找让他居无定所、脚不旋踵，没有一刻能停歇，成了“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
那么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这种厄运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能够免于这份打击吗？看看此前那些自力寻找被拐子女的父母的新闻，无论他们之前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有着体面稳定的工作还是进城务工，经此打击之后都发生剧烈的生活偏轨，这样的厄运将抹平你此前生活中的一切积累。
当代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在这样剧烈的厄运面前，都很脆弱的。谁也不敢拍胸脯保证，如果厄运找上门的，自己不会成为那个辛苦的岳大叔。
基于这种理解，我觉得一些评论将岳大叔的不幸归结为“贫富差距”，把问题说浅了。
有网友将他和另一位北京姑娘的行踪拿来做对比。说这反映了“北京折叠”的问题：
诚然，大城市阶层分化、“北京折叠”的现象，可能是存在的，但这位中产的北京姑娘和这位岳大叔身上最大的差别，其实不是中产和穷人，而是一个未遭厄运、生活在正轨上的女孩，和一个被厄运所打击，生活发生“偏轨”的父亲的区别。
我们不防做个假设，如果这位生活看似光鲜亮丽的北京姑娘，也突然遭遇类似的厄运（比如亲属或自己突然得了需要花费金山银海的重病，结婚生子、孩子出了什么大的闪失或者自己所身处的行业突遇管制寒冬），她的生活又会怎样呢？还能活的这么优容吗？
恐怕不会的。她会顷刻间成为另一个“辛苦人”——前几年有篇爆火的微博长文，叫《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讲的就是一个原本小日子过得不错（甚至可以说相当富裕）的北京中产怎么在一场近亲属急病的打击下濒临破产的。
所以生活在这个年代，谁也别觉得自己不是麻绳的“细处”，谁也别觉得自己就不是“苦命人”。中国的绝大多数阶层，都是脆弱到经不起一次厄运的打击的，孩子出了闪失，父母得了需要费钱费时照料的大病，或者你的行业遇到严冬……任何一种厄运一旦发生，你的生活可能就完了，你将从原有的社会阶层中“掉队”，成为那个“最辛苦的人”。
所以，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如此同情岳大叔。
就像河森堡所说的一样，我们的生活其实都很脆弱，在潜意识里，我们都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那个“掉队”者。
是的，担心自己因厄运的打击而“掉队”，成为一个苦命人，我想这应该是当下的中国人最焦虑的事——这种焦虑不分阶层。
2016年时，我在北大学习，正赶上日本知名漫画家松本零士先生去开讲座。讲座开始之前，所有人都好奇这位画出《宇宙战舰大和号》《银河铁道999》的大师会讲什么。但出人意料的是，松本零士开场居然讲了这么一段话：
“在座的各位同学，都是在贵国一流学府中读书的人，按照日本人的话说，你们是在人生的光明的大路上行走的幸运儿。而我，其实是个一辈子都在艰难泥泞的小路上跋涉的家伙。”
今天想来，松本零士这话说得其实特别敏锐。他一针见血的指出日本这种后现代东亚社会的最大特点：
日本，其实就是一个“大路”与“小路”特别分明的社会：如果你的人生不遭变故，自己不擅自冒险，一直在大路上行走，那么整体上是可以过得大差不差的，毕业后进入一家公司上班，好一点的进知名企业，差一些的进小企业，虽然阶层有分别，但好歹都还体面。怕就怕你的人生出现脱轨，从光明平坦的“大路”偏转到“小路”上去，你就会成为社会中的“掉队者”，日子将过得辛苦异常。
日本著名学者山田昌弘写过一本书，叫《为避免下坠而竞争——日本格差社会的未来》。
在该书中，山田就分析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破裂，经济增速放缓，制造业等外移，日本发生的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劳动开始两极分化，附加值高的“创造性职业”和只要求熟练度的“简单劳动”彼此殊途。
在附加值高的一些新兴产业中，一部分年轻人收入非常高，而同时从事体力劳动或非正式员工的打工者的收入却非常微薄，彼此薪资差距动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这种趋势让两种人的生活都变得非常辛苦。后者固然在每日的辛苦劳作当中艰难求存，而前者则为了维持“中流”的生活水平、害怕掉队而过度竞争——就是所谓“为避免下坠而竞争”。
而山田昌弘在书中还指出，这种“害怕掉队”的焦虑，恰恰是当今日本超低生育率的主要肇因。因为对于在“格差社会”中艰难求生的“伪中产”们来说，每多一个孩子，就会多一分从自己阶层中“掉队”的风险，更多一分能不能让孩子也维持自己阶层的操心。日本年轻人们算来算去，索性决定不生孩子，甚至不结婚。用极简主义，极度收缩他们在生活上的“战线”，把被厄运找上、从阶层中“掉队”的风险降到最低。
我觉得这种心态，在当下的中国似乎也在滋长。你看公安机关对岳大叔儿子的死讯公布之后，很多网友立刻评论说“果然，看来当父母真的太辛苦。”“不生孩子，屁事儿没有。”
这些话虽然说的刻薄了一点，但反映了当代很多年轻人的主流思潮——他们确实很害怕将来作为父母如此辛苦，所以才选择了不婚不育。也把生活的“战线”缩到最小。
所以曾在日本发生的“格差社会”现象可能正在我们身边发生——像岳大叔这样的底层劳动者固然非常辛苦，但我们这些“伪中产”其实也很焦虑，会害怕“掉队”，害怕自己落入类似的困境。害怕成为那个“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
所以，在社会给予岳大叔无限同情的背后，其实潜藏着一种巨量的社会焦虑，人们围观他的苦难，并时刻惧怕这种苦难有一天会加诸于自己。
而我最想问的是，我们是否有可能，将这种巨大的瞬时关注与同情，转化为一种持久的耐力，一种社会制度与社会救济的耐力？
我们能给岳大叔这个个案的同情与关注，注定只是暂时的、个体的。如果我们能举一反三，完善我们的制度，给那些不幸被厄运打击的“苦命人”及时搭把手。让他们的求助能得及时回应，他们的苦痛能有人倾听，他们病的起、养得起。他们可能就不用再以这样辛苦、苍老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而给这些“辛苦人”搭把手，不仅仅是在帮他们，其实更是在帮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也不确定是否会在哪个时间，因突遭变故而“掉队”，为了这种沦为“苦命人”的焦虑，不再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挂在每个人的眉头。
为了每个青年都能勇敢的创业，大胆的结婚，坦然的养育子女，我们也应该给这个社会的底层，多提供一点兜底。
不，我并不是在提倡高福利。但一些起码的兜底，我们应该给到。给底层的保障，能不能再稍微多一些？有关部门对民众诉求的响应，能不能再热心、及时一点？对失去孩子的父母的关怀，可不可更亲切一点。最关键的是，舆论的监督，媒体的报道，是不是可以再灵敏一些？至少不要再等到“流调”这种事，才有人去揭示这个辛苦父亲的境遇？
这些基本的东西，是一个社会应该提供的，而不能总等到偶然的机缘巧合、引发社会关注后才姗姗来迟。
400年前，英国诗人多恩曾写下：“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1300年前，中国诗人杜甫曾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食俱欢颜。”
我想他们想传达的意思是一样的：一个社会当中，人们能多坦然的生活，多勇敢的创造，取决于他们能给“苦命人”们什么样的兜底。
所以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帮他们，也许就是帮未来的我们自己，让他们不再那般辛苦，就是让我们的生活也不要那样脆弱，无所依凭。
今天，我们都同情岳大叔，愿明天，我们给这样一位不幸父亲的，不再仅仅是同情。
愿每个父亲，都能坦然的把孩子托付给这个世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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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趋势无法“调整”，真正急需调整的，是触目惊心的“人口浪费”。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出生人口为1062万、死亡人口为1014万，人口仅仅净增长了48万。很多人看到这个数据的第一观感可能是不敢相信：毕竟，2018-2020年中国的人口增量还分别是530万、467万、204万，好歹还百万级以上徘徊，怎么到了2021年，突然就只剩下48万了呢？
其实这个现象是蛮好理解的，因为在中国以前，曾经出现人口负增长问题的国家，危机都是这样突然显现的。
而且以既往经验看，未来我国人口形势的变化之快，也许会让你更加难以置信。
英文中有个词儿叫“baby boom”，日语总管它叫团块世代，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婴儿潮”，其实这三个词儿说的是一种现象。指的都是某个国家在某个特定时期，会爆发出一波生育高峰，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全球范围内的婴儿潮爆发在二战之后，美国从1946年至1964年，这18年间婴儿潮人口高达7800万人，几乎产下了三分之一个美国人口，被称为“4664”现象。
这波婴儿潮当年曾经为助推美国战后经济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但在不远的未来却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因为美国目前的人均预期寿命79岁，1946+79=2025，所以很多专家预计，如果美国医疗技术在未来几年内得不到突破性革新的话，从2025年美国将迎来与“婴儿潮”相应的“死亡潮”。
届时，美国社会的结构、公众政治倾向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目前谁也不知道。但现在美国人都知道，这一波冲击肯定躲不过。但好在美国是一个有移民传统的发达国家，技术革命和外来人口，能够缓解这场危机。
套用这个思路，看中国的人口问题，其实情况也是类似的。
这其中，第一波就发生在1949年以后，从1949年建国到1959年被三年困难时期所打断，中国这十年的婴儿出生率长期维持在每年2000万上下的高位，而中国目前的人均预期寿命是在76岁左右，1949+76刚好也是在2025，也就是到了2025年，也就是在其他客观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到2025年以后，中国的年死亡人口可能将逐步增长到2000万人，并在其后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每年的死亡两千万人，届时需要出生多少新生儿才能补足（或者至少缩小）这个缺口？
情况不乐观。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口上一波增长是2012年以后，很多人主观的认为这一轮增长是实行“放开二孩”的结果，进一步得到的结论似乎是只要政策引导足够，中国人就会愿意生。
但如果把眼光拉远一点，你会看到其实情况没那么简单。“婴儿潮”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它会产生“回潮效应”，简而言之，就是同一时期出生的人口也会选择在相似的时间生育，从而制造新一轮的人口高峰。而建国后最大的一波婴儿潮，1962年以后那一代人的人口报复性增长，这批人大多数选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或九十年代初生育，于是顶着计划生育政策在1986-1990年制造了第三波婴儿潮。
以这个数据推算，从1986年到2012年，中国第三波婴儿潮的人口刚好又到了适婚适育年龄，所以2012年以后生育率的这一波小幅高涨，其实只是第三波婴儿潮的又一次“回潮”，2021年人口断崖式下降的新数据，如果说说明了什么问题，那就是这一波“生育回潮”也已经接近结束了。
而以我们的邻国日韩推动生育补贴政策的经验看，这一波生育回潮过去以后，想单纯依靠政策刺激人们重新掀起生育高峰的希望其实是非常渺茫的。已经低落下去的生育意愿不会因为政策指挥棒的挥舞而重新高涨。
所以前段时间，网红经济学家任泽平在《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中发出“央行加印两万亿，鼓励生娃”的暴论，从初衷上将未必是错的，他所谓“生育不能指望90后”的主张，可能就是看到最后一波“生育回潮”已经临近过去了，再不抓紧，连这个出生人口数量也保不住。
当然，我们依然要说，任老师给挽救生育率开出的药方，是错的离谱的。
如果我们假设出生人口在未来几年内不出现暴增，每年依然维持1000万人左右（甚至可能更低，有专家目前担心中国出生人口会在未来几年“探底”到每年800万），到2025年以后，每年近两千万的死亡人口减去可能不足一千万的出生人口，中国人口负增长的缺口可能会扩大到每年1000万人左右。而且这种情况会持续、加剧。
每年少一千万人，每十年不用四舍五入人口就会减少一亿。如果这个趋势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后半叶，中国人口一定会跌破十亿大关，失去人口世界第一的位置。
而“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国家”，这几乎是人类有正规资料可供估算统计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常识。
甚至可以说，整个东亚文明的思维、行为逻辑，都是建立在“我们不缺人”这个基础上的。
一旦这个翻转发生，将给世界文明的格局带来什么样的转变？
这其实是一个比美国人担忧的“死亡潮”更深远的疑问。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会为我们这一代人所亲见。
行文至此，似乎有一种冲动，那就是模仿任泽平老师那样的言论，忧心忡忡的警告人口萎缩是多么的糟糕，并进而想出很多奇门怪招，刺激、督促甚至逼迫老百姓多生孩子。
但我不打算这么写，我更想问的一个问题其实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维持人口正增长，为什么一定要保证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中国的人口真的已经不够用了吗？
在这里，我想提一个也在近期发生的、看似毫无联系的新闻。那就是根据清华大学前不久发布的官方消息，清华应届毕业生进入体制内的比例明显增加。清华大学2021届签三方就业毕业生总数为3669人，其中去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占比分别为15.8%、30.3%、23.8%，合计占比为69.9%。也就是说，近七成清华毕业生进了体制内。
“清华进大厂，北大进体制”这是过去十几年中两所名校毕业生给人的印象，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趋势变了，清华和北大的学生都优先选择进入体制内混饭吃。而背后的理由也不言自明——现如今，体制外的工作实在太不好找、竞争太激烈也太不稳定了。而究其原因，就是人多所带来的内卷。
作为上一波婴儿潮末尾出生的人，我是2012年毕业的，应当说，我们这一批人对于婴儿潮之下年轻人为了抢工作会发生怎样激烈的内卷，体会不要太深刻。“996”、“007”、“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畜生用”、“暂时不管五险一金”，还有某些大厂鼓吹的“35岁退休论”，都是我们这代人就业时经常能听到的苛求。这些曾经通行中国非体制内几乎所有工作的“潜规则”，都是既违反劳动法也很不合情理的——我到你的公司里打工，又不是把命卖给了你，凭什么要让我们这么给你干呢？
“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滚，有的是人抢着干。”是所有老板面对胆敢议价的员工时一定会甩出的杀手锏。你要再敢顶嘴，指不定明天就“灵活就业”了。
因为中国确实不缺人，或者说，有史以来，我们就从来没缺过人。
是的，过于充足的人口供应，造就了中国在改革开放过去40年中，可以一方面不断扩大产能、制造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却又始终维持着劳动力市场的买方议价权，让劳动力维持低价。这应该说是一个在世界近现代史上都从未发生过的奇景。有人将其形象的总结为“人口红利”。
然而曾助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并不是天然正义的，它的反面是惊人的“人口浪费”——凭什么一个大厂程序员为公司消耗掉了最黄金的十年青春就要自愿提前退休？凭什么中国人单位时间薪水常年维持在国际上的中下水平？凭什么一个体制内街道办的职位，要有一群名校毕业的硕士博士来抢？
在当下的中国，一边是一群老板们不断地拿“不愿意干就滚，有的是人抢着干。”来威胁员工，逼着大量的青年为求个安稳拼命往体制内里卷。另一方面却又是一帮经济学家或伪经济学家大喊“人口太少了，要惩罚不愿生育的老百姓”……
这实在是一个很奇特的状态。大约相当于镰刀对着韭菜田质问：你们怎么还不快点长？长完了才方便我尽情割。
所以眼下中国出现的这一波人口停增焦虑，恐怕并不是我们的人口已经到了真正堪忧的地步，中国即便每年只有八百万新生儿出生，依然是每年“生出一个以色列”的体量。
当下中国人口焦虑的本质，其实是“人口红利焦虑”。很多人担忧未来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肆意的廉价购买甚至挥霍浪费劳动力了。而这确实也是个即将到来的事实。
但这个事实不好吗？难道为了延续旧有的发展思路，人口浪费就应该一直持续下去吗？难道中国的劳动者不应该获得更多的尊重，工资不应该适当提高吗？难道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应该逐步完成转型吗？
如果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应该的，那么人口问题就还没有到某些专家所建议的那种要出台强制措施逼着适婚适育的民众去生的地步。毕竟，一方面让这代年轻人因为人多、竞争激烈而努力“卷”，另一方面让给他们为了防范未来人少而努力“生”，会是一件非常魔幻的事情。
所以我们无从调整人口的趋势，我们只能调整对待人的思维。想让我们民族复兴的进程不被打断，我们的文化能够继续传承发扬，我们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视每个人，东亚文明过去那种重视集体而忽视个人的“粗放式”传统必须向“精细化”进行调整。——这是我们的文明在未来一百年内为了求存，急需补足的一课。
简单地说，过去靠“堆数量”取胜的中华文明，未来必须改走“质量流”了。
有一个老掉牙的笑话，说有一个乞丐，某天问一个每天都施舍给他钱的施主：为什么您过去每天都给我20块钱，最近却减到10块了？
施主回答说，过去我是单身汉，不缺钱，去年我成了家，前不久有生了孩子，所以给你的钱就少了……
话音未落，乞丐愤怒的抗议：岂有此理，你怎么可以把我的钱拿去养你的妻子儿女？
这个笑话的搞笑之处在于乞丐的非分之想——对于人家施主来说，多给你钱只是情分，少给你、甚至不给你钱那是本分。可是乞丐却把施主的好心当成了一种常态，这实在就有点掂不清自己的斤两了。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把中国过去四十多年中极大助推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视为一种来自民众的“恩赐”，那么刚刚公布的“年仅增48万人口”数据的意义，就是这种“恩赐”已经结束了。经济学家和公权力此时应该琢磨的是怎么配适这种必然的人口趋势，而不是心心念念的追问“老百姓怎么不生了？”“怎么逼老百姓继续生？”
这样琢磨事儿，就像乞丐去追问施主“今儿你为啥不给我二十块钱”一样，是本末倒置，没搞清自己的地位的。
人口趋势不能被调整，能被调整的，只有对人的态度。是粗放的浪费，还是精细的呵护。
更进一步说，如果未来中国能顺利适应一个以劳动力为贵的社会，这对于我们这个千年来习惯了“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的文明来说，未必不是一种可贵的文化补足。
甚至我们可以畅想，如果未来的中国能够成功及时完成这种转型，杜绝人口浪费，让大家活的不那么“卷”了，没准适婚适育的年轻人又能想起生娃，出生率能再回复一点也不一定。
这样的未来，至少总好过听信一些野生国师的偏招怪招，瞎折腾——历史的经验证明，这样的瞎折腾非但不会解决问题，弄不好还会把社会整出其他更严重的毛病来。搞得过激了，会闹出很多啼笑皆非的笑话来。
毕竟，人是这个社会发展的目的，为了“调整”人口而折腾人，这个思路从道义上讲就是不对的。也是与我们文明未来应当采取的生存策略，完全背道而驰的。
愿我们能在这场大变局中做好选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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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人类的大多数灾难，都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制造的。——索维尔
我非常喜欢的杂文家王小波，曾经讲过一个段子，他说，据说人脖子上有一条纹路，旧社会刽子手砍人的时候，就会从这条纹路上下刀，能干净利索的把人脑袋砍下来。所以刽子手出门时，出于职业习惯，会不自觉的打量来人脖子上那条纹儿，想想这活儿该怎么做。而被打量的人一定心里老大的不舒服。所以王小波说，他觉得提倡刽子手出门戴墨镜是恰当的。
王小波这个段子写在杂文《理想国与哲人王》里，这篇文章王小波讲的一个道理是，有些有学问的人，一旦“高瞻远瞩”的思考起问题来，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人家往往是站在“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不过是几十亿分之一，四舍五入一下，几乎相当于不存在。所以他那里一旦想的差一点、偏一点，“死四千人等于没死”这种话很容易就出来了。而一般人说这种话，我们往往会管这种人叫反社会人格，呼唤警察叔叔去管他们一管，但这种话一旦从学者的嘴里说出来，你就没辙了，人家一句：“你不懂，我这是忧国忧民、讨论学术。”就把你嘴堵上了。
所以我们应该管这种情况叫“流氓讲学术，老百姓挡不住。”
王小波离我们而去的这些岁月里，这种动不动就给你用“学术”的方式不说人话的……专家，其实还是蛮多的。
比如最近，有关部门刚公布了一轮新的人口统计数据，数字好像有点不乐观。有些学者就坐不住了，纷纷出来喊“我有一法可破此局！”
可是细一看，这帮人想的招，都不仅挺没常识，而且挺没良心的。
先是1月10日，著名“网红经济学者”任泽平发布《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
该报告里，任泽平老师说了些特别刺激人眼球的话，比如：“建议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一定要抓住75-85年这一代还能生的时间窗口”、“不要指望90后00后……”
任泽平何许人也？此人早年曾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当过副主任。2014年的时候辞职下海，加盟某股票券商机构的研究所，因喊出“党给我智慧给我胆，5000点不是梦”而名声大噪。
后来看着股市不行了，他又跑去恒大集团，当起了许家印老板的军师。2021年初，任泽平老师宣布从恒大离职，没过两个月恒大就爆雷了。
历数一下这几年任泽平老师的江湖生涯，研究股市，股市股灾；加盟恒大，恒大爆雷。他这个嘴就跟开过光一样灵，毒奶效率直逼足球界的贝利、星际界的黄旭东。
眼下惊闻任老师不安心炒股或当私企老板的军师，转而关心起我国的人口问题了……
单从这一个动向，我们就可以看出，看来我国人口形势真的不容乐观——要不然不至于把任老师都招来。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任老师的宏论一发之后，微博马上禁了他的言——此公之言实在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是请他收了神通的好。
但神通过后，我们来用心分析一下，任老师这次“发功”到底靠不靠谱呢？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倒真翻出任老师那篇论文看了一看，应当说，任老师这些年虽然四处折腾，但当年在国字号研究院当正经研究员的基本功还算没丢，好歹论文写的还算符合学术规范，论证和引注啥的都有，至少看上去，这还算一篇正经经济学论文。
但问题是，他这个题目起得实在是太不靠谱了——《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要知道，一个国家在后工业化、后城市化时代，人口生育率出现下降，这可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欧洲的德法，亚洲的日韩，比我们遭遇该问题不知早多少年，投入了无数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专门研究想辄儿，到现在都没研究出个子丑寅卯来。人口该怎么降还是怎么降。
直白的说，这个问题在经济学、社会学上的难度，应该不亚于物理学上的大一统理论，数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环境学上的气候变暖，把妹学上的哄女朋友开心，谁要是真能“找到了解决低生育的办法”，给他颁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不成问题。
可是这么复杂的世界性难题，全球顶级经济学家想破脑袋都没 辄，人家任老师，估计是在给任老板打工之余顺手研究了一下，然后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居然就“找到了”解决办法……
怎么说呢？我记得《我爱我家》里葛优演过一个二混子季春生。现在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好像是，能不能因为季春生会写《解决能源问题的办法找到了——水变油可行性报告》，就承认他水变油的伟大研究成果。
而再看任泽平老师那份“报告”里提的“解决办法”，我也能闻到一股浓浓的“水变油”味儿：
比如他说要让央行开动印钞机，直接超发两万亿的人民币，“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就能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如果效果不显著，他建议继续超发……
我本行不是学经济学专业的，但我隐约记得大学本科经济学课上，老师一定会讲常识，那就是“货币乘数效应”。
央行每向社会多投入一块钱，经过商业银行、实体企业、社会大众的循环，最终起到的通胀作用会相当于几块钱，甚至几十块钱。
所以，各国央行在释放货币流通性的时候首选一般都是降准之类的，对直接开动印钞机大规模印钞都是很慎重的——这玩意儿叫基础货币，又称“高能货币”，绝对是经济调控中的虎狼之药，稍微上一点就会反应强烈。上多了，把国家玩废的案例比比皆是。
可任泽平老师呢，好么，他可阔气，直接一出手：加印两万亿！
我就想问一句，央行要是真听了任老师的，加印两万亿人民币，整个社会一下子多了十几万亿的流通量，如果非但没有鼓励的了生育（以日韩力度也很大的生育补助看，这很有可能），反而造成严重经济混乱、通货膨胀、甚至滞胀了怎么办？任泽平老师，你是打算一死以谢天下吗？
还是说，想到时换个行业继续吹牛，继续当您的行业冥灯？
反正从他文章的行文当中，我是没看出他把这么严重的建议太当回事儿，因为好多关键问题都被他想当然的一句话带过了。
比如他说“一定要抓住75-85年这一代还能生的时间窗口”、“不要指望90后00后……”
我就想问一句，您有过调查论证吗？凭什么就铁口直断我们90、00后怎么鼓励都不会生？你知道我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吗？你知道我们压力有多大吗？
再说人家75-85年这代人凭什么就这么惨，非要被您重点针对，薅羊毛薅到死？
还有什么“只要专款专用、定向补贴，就不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这类论断。
这种不知哪儿来的歪理根本都不值一驳，生育补贴这事儿涉及到结婚、备孕、生产、入托、小学、中学、大学等几十个环节，上百个行业，真运行起来，你怎么专款专用？你怎么定向补贴？你凭什么说通货膨胀不会扩散？
任老师，你身为“经济学博士”，你的大学经济学，难道都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不对，体育老师也不可能这么教你。因为你说的实在太反常识了。
说正经的。作为一名“资深经济学家”，我不太相信任泽平能不知道他违反的那些常识。我能想到他这么干的理由，就是为了哗众取宠，就是为了赚流量——甭管道理他说的有多歪，反正这波流量他是赚到了，而且打着“为国分忧”的旗号，还安全，谁也说不上他什么。
其实人家任老师当年吹股市，吹恒大，也是这么干的。股民套牢了，恒大爆雷了，可是任泽平老师却越来越出名了——你看，这就是人家的网红学者之道。
当然，德不孤，必有邻。时下想走这条路的学者，远不止任泽平老师一个，任老师那边刚被禁言，近日又冒出个厦门大学的赵燕菁教授，在接受采访时郑重建议：国家在设计养老金领取制度时，应该与生育情况相“挂钩”。赵教授非常具体地举例，说“比如不生育的，退休后只能领取最基本的养老金，生育一个小孩的，养老金标准再相应地乘一个系数，依此类推，设置分级。”他还建议国家应该让老百姓“早就业，晚退休”，以此弥补养老金的亏空……
好么，任泽平老师好歹写了一篇论文，貌似一本正经的“研究”了一下鼓励生育的问题。到了这位赵教授这儿，连论文都懒得写了，直接上结论：养老要与生育“挂钩”，多生多领，少生少领，此前他还放言，要国家“惩罚不生孩子的人”……
赵教授接受采访时说的肯定很嗨，但我也想问一个挺常识性的问题——领养老金这个事儿，好像不是单纯的国家发的一种福利吧？我们工资中不是有一部分直接就交了社会养老保险了么？而且我国养老保险是现收现付的。换句话说，就是现在年轻人交的养老金，直接用去给老年人们发退休金。
现在赵教授“宏论”一出，那么那些不生育或者少生育的年轻人万一拒交养老保险怎么办？——反正他们觉得按赵教授这个“规划”，以后养老金也领不到多少了，索性就不交了……而他们一拒交，会不会加速很多地方的养老金亏空程度？万一有的地方因为赵教授这个规划给弄破产了怎么办？以后发养老金的钱从哪儿来。
哦，我知道，从任泽平教授说的超发的那两万亿中来，看来，二位是打算梦幻联动一下，懂了，懂了。
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国十几年前，政策风向还不是这样的，比如我爸妈这一代人，他们生我们的时候，喊得可还是“计划生育好，政府给养老。”所以才克制生育欲望，只生了我一个。
现在他们临近退休了，政府要是突然采纳赵教授的建议，说因为你们就给国家贡献了一个孩子，所以养老金要减少发放……你猜，他们会怎么想？
当然，你赵教授可以一天一个创新理论，咧着嘴胡说，可是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能这么干。正经政策的制定，不能不考虑一个东西——它叫“政府公信力”，说白了就是要取信于民。政策不能朝令夕改，想起一出是一出，今天鼓励的明天惩罚，这样会让民众无所适从，也会降低政策的权威性和执行效率。
这些道理，对于一个屡次建言要国家“惩罚不生育者”的大学教授能不懂。我觉得赵教授应该就是跟任大经济学家一样，是在“装彪”，为了成自己“高瞻远瞩”的“建言献策”，刻意违背了自己所谈的事务中其实非常常识的事情。
而他们这么说，算盘打的都很精，第一是安全，反正我是“为国献策”，而矛头是指向不生育的老百姓的，立场一旦站稳，就是说过一点的也没有什么大麻烦。第二则是出名，你看赵教授这番发言，一下子就成了全国性的名人，虽然出的是恶名吧。但谁知道呢？万一哪天哪个地方政府一时想不开，真出了类似的政策，那赵教授作为该思路最早建言者，可就名声出大了——所以这事儿对他是个无本万利的活儿，在人口焦虑正折磨中国社会的当下，这种话他不说白不说。
自古以来，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就都有“国师”梦，一旦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就有人上“万言书”。这个传统往好了说是“以天下为己任”，但往坏处想，就是总有人借这个机会“意淫权力”，像王小波说的那样，幻想自己当上“哲人王”，幻想自己能用权力的蛮干去逼迫老百姓做些什么事情。
是的，无论是任泽平的“发两万亿，解决低生育问题”，还是赵燕青“国家要惩罚不生育者”，这些所谓的“学术建议”，说白了都是“权力狂想曲”。中国是有大量的这种“学者”，还没有掌握什么权力，更不懂使用权力所必须遵守的规则。却无比迷恋和崇拜刚性权力能起到的作用。
这种人，当然还不是也当不成官员，更成不了他们梦想的“大柄若在手”的“国师”，我给他们起个名——就叫他们野生国师好了。
野生国师们，请你们清醒一点，看清自己的斤两，你们不是啥高飞九万里、“不看底下的蝼蚁”的大鹏，你们就是蝼蚁，你们的每一条把老百姓当数字而不是生命的没有丝毫人性温度的“建言献策”，若真正实行起来，害的都是你们自己。
先问任泽平老师，以后给您每年发两万亿年薪咋样，津巴布韦币的？
再问赵燕青教授，你的养老金改革建议，先在您和您近亲属身上搞个试点怎么样？
所以野生国师们，醒醒吧，脸与专业常识，您总得讲一样——但凡能要一样，你也提不出那种扯淡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