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0月的最后一周，博物馆展厅需要维修，工人们拉材料进馆，我联系门卫放行。电话刚通，我习惯性地喊“胡师傅”，可那头传来的竟不是熟悉的嘶哑声，而是一个怯生生的腔调，说：“老胡退休了。”
我第一天来单位报到，就认识了老胡。当天几个新人在门口等人事领我们进去时，一个穿着皮衣、戴着墨镜的人凑了过来。他裤子笔挺，看不到一条褶皱，皮鞋光得苍蝇都能劈叉，一个大大的“H”标皮带扣很晃眼。
他上来就问我们：“是不是新考进来的干部？”我以为他是领导，还想问候一下，没想被赶来的人事大姐打断了：“老胡你又迟到了，还不赶紧去站岗？路面石头多，小心别把皮鞋蹭了，附近可没修高档鞋的。”这个人赶紧低头瞅地，踮着脚走开了，周围的人立刻哄笑起来。
我这才知道，这个老胡原来是博物馆的门卫。
随着对工作环境渐渐熟悉，我发现单位的同事都不大待见老胡。用班长的话说：“他是我们这儿最刺毛的，嘴巴特絮叨。”
一次，我去展厅值班，有事晚到了5分钟，路上遇到老胡，他扯住我就开始教训：“不要以为自己是在编的干部就不守时，新人要态度端正……”说到“干部”二字时，他轻蔑地翘起下巴，我听了心中冒火，又不好发作。
之后一次值班，我特意早到15分钟，和我交班的老胡拿着东西扭头便走。没多久他又突然折返，翘着二郎腿问我工资待遇如何。我说自己刚入职，还没拿到工资，他便自顾自地说道：“要不是疫情，我就出国了，机票一张好几万，那是头等舱。别看你是干部，就凭你工资估计也负担不起。我跟你讲，国外可好了……”
那幅洋洋得意的样子让我大受震撼，又难以理解。回到值班室，同事们一脸怪笑地问我和老胡相处得咋样，“是不是跟你炫耀他的大房子啦？说自己要出国去了呀？”
我苦笑摆手，大家便开始议论老胡，说此人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了博物馆的规定。
以前，单位食堂限量提供免费馒头，放在一个大木筐里由员工自取。每次老胡去了就用筷子往里插，一根筷子各串三四个，再装袋带回家。同事们说啥的都有，馆长曾暗示老胡这是员工福利，多拿多带影响不好。老胡却厉害地回嘴：“又没吃你一口肉，我饭量就是大，当官管事太宽了吧？”
次日，食堂的馒头就不准自取了，每人限领2个。老胡想多拿，被食堂大师傅按住，他就拿餐盘砸隔板玻璃，骂粗话。食堂大师傅气得提菜刀出来，他一个跳马翻了出去，还放出话来，说自己吃不到，大家也别想。
没多久，纪委就收到举报信，说博物馆食堂浪费严重，调查一圈后，免费馒头就没了。
我觉得为了几个馒头不至于弄成这样，但后来又想，哪个单位没有奇葩呢？以后离老胡远点是了。
不知是因为古建，还是机关作风，博物馆的办公区内，楼道灰暗压抑，各个办公室大门紧闭，待久了总是有种憋闷的感觉。好在春节后我被安排负责联络工作，哪里有事就去帮忙解决，整天在馆内跑来跑去的，可以透透气。
一个周五的下午，我突然接到讲解中心的电话，让我去为一位游客解答疑难。我到了地儿，看到老胡正在跟几个中年人掰扯，心想：“糟了，老胡又闹啥事了。”
游客中心的张主任冲了出来，对我说了事情的大概：一个讲解员为五位游客讲解完毕，可能是讲得太好，游客非要她再讲一遍不可。小姑娘哪见过这阵势，都快急哭了。几个老大姐把小姑娘拉回后台，对游客解释说，讲解员是按顺序轮班接受讲解任务的，都优秀，没法指定。那几个游客就耍横，坐在椅子上不动，拿着手机录视频，说我们有钱不挣，不认真服务游客，要举报。
这时老胡走了过来，斥责他们为难小姑娘。这下惹恼了对方，矛头对准了老胡：“你有能耐，那请你讲啊？”
老胡直接应下了，说没问题，他4点到岗。张主任不放心，想让我在一旁盯着——我是学历史的，万一遇到游客刁难，可以及时解答。我顿时头皮发麻，张主任却淡定地说没事，到时他会安排两个保安随行——不是怕游客闹事，是怕练家子老胡一言不合把游客揍了。
时间一到，老胡脱下保安工服，朝着游客们大手一挥：“跟我走！”直到他开口，我惴惴不安的心才放下——他咬词准确，讲解生动，不仅把规定内容讲了，还插入了各种历史典故。游客故意提问刁钻的问题或生僻字，他都接得住，还深入浅出地一一解答。最后，几个游客对他竖起了大拇指，要加他微信，还要合影留念。
事后，我对张主任夸赞老胡，他却很淡然：“这有啥，老胡以前可是X师大的高材生，咱们的这些讲解词，他也参与编写过。”
“X师大？！”我立刻喊了出来。我心里算了算，按老胡的岁数，应该是80年代的大学生，这所大学现在想考上都不容易，更别说那个年代了——可这样一个老秀才，怎么到这儿当保安了呢？
张主任只是笑，不说话。
2
一次外出调研，同事们在车上聊八卦，又说到了老胡。
老胡是干部子弟，他父亲胡主任以前分管过博物馆的人事组织工作。80年代，老胡不负众望考上了名牌大学，是“天之骄子”。毕业后他先被分到一所重点中学教书，但胡主任觉得教师收入低，不想让儿子吃苦，硬是不让他去学校报到。
在家闲了半年，胡主任终于把儿子弄进了厅机关单位。老胡的学历加上干部子弟的光环，很快就让他成了单位里的“明星”。他年轻时长得周正，嘴巴也甜，还能耍几套拳，吸引了一大批人要给他介绍对象。
可就是找对象这件事，让他吃了大亏。
据说，老胡曾跟一位处长的女儿打得火热，又被人发现他跟食堂供菜商的女儿一起游湖。消息传开，处长很生气，老胡很快就被踢出机关，“发配”到一个街道下属的企业上班。老胡做人也硬气，后来真跟那个卖菜人家的女儿结了婚。
老胡在企业待了近10年，90年代末下岗潮来临，胡主任又到处找关系卖老脸，才让老胡重回机关负责会务工作。
这时的老胡在基层历练中成熟了不少，已经没了年轻时的锐气，为人低调，话也少。他每天更新单位的通告栏，由于文笔好，字也漂亮，办公室主任隔三差五就借调他到办公室帮忙。
没事的时候，他除了打拳就是读书，后来，就有传言说老胡被某个领导看中了，准备安排他当秘书。
到了2005年，一位省领导要召开电视会议，会务负责人老胡为此忙得四脚朝天。但他乐在其中，因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在大领导面前“露脸”的机会。
会议开始后，老胡刚松口气，电视却突发故障，怎么都连接不好信号。大领导的脸顿时就黑了，老胡现场倒腾了十几分钟才恢复正常。这场会议提前结束，虽然大领导没说什么，但处分肯定跑不掉。办公室主任被通报批评，直接责任人老胡留了警告，被踢出机关办公室，来到博物馆。
一个知情的同事说，“老胡是活该”。他作为现场负责人，第一任务是确保信号畅通，会前应该反复调试。可老胡偏不，他一直盯着那些“眼皮子活”——茶杯要摆成一条线，椅子得擦拭干净，甚至还戴了白手套到处摸，有点灰就张牙舞爪地批评人，把参加会务的同事折腾得够呛。会议当天，老胡还把自己收拾得板板正正，头发特意焗了油，好像他才是会议的中心。
“这些工作不是不重要，但是要分清主次。毕竟领导是来开会的，不是来检查卫生的。”同事说。
老胡来到博物馆，领导不知道如何安置，就让他干个闲职，负责编撰讲解词、规章什么的。虽然情绪不高，但老胡还算称职，只是有个“毛病”——每天见人就唠叨，说自己离开机关是被人害了，冤。
有人打趣他：“你怎么冤了？是谁把电源给你拔了还是咋地？”他欲言又止，又改口说自己是机关的人，总有一天是要调走的。这样的次数多了，大家都绕着他走。
时间一天天过去，老胡调回机关的希望越来越小，他不絮叨了，与同事们的关系逐渐回归正常，对工作也渐渐上心。当时，博物馆有个内部刊物，领导让老胡参与编写。他确实有几把刷子，也很好学，把馆内藏书大都读了一遍，写文史类的小文章常见报端。据说，有好几位领导发表文章，都有他的参与。后来，馆内一些重要的展览设计与接待工作也让老胡参加，他成了小有名气的“胡老师”。
可我还是不明白，老胡怎么变成了门卫。谁知这话在车里一问出口，大家突然安静了，我不明就里，只得立刻闭嘴。
3
8月，我们要选举一批部门领导，老胡歪着个嘴进来，嘴碎个不停。他说这个就是个形式，推举谁大家心里都清楚，何必多此一举。又说自己这么多年辛辛苦苦，一直得不到重用……
坐在旁边的韩工直接怼他：“你这个人，能力是有，但是做人嘛——”
老胡一听就急了：“你这个人，当初要不是我，你能当上干部？得了便宜还卖乖。”
韩工撸起袖子：“一说我就来气，要不是你，我一年能少拿那么多钱？”
眼看二人就要干仗，人事大姐赶紧挡在他们中间打圆场。会后，我跟大姐统计票数，趁机问他俩有啥恩怨。大姐说：“这事也是一笔糊涂账。”
话说2008年，上面下文件说，一些事业编人员可以转为“参公”，老胡跟韩工都符合条件。韩工满怀期待，但老胡却不乐意——当时他已经拿到了高级职称，如果转了参公，就白费了。而且，有传言说，事业单位要改革，会聘用一批有职称的事业编人员到领导岗位去，老胡就动了心。
老胡心中一直有个疙瘩——他想回机关去。如果聘用领导岗位成功，他回去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后来领导找他谈话，问他是否要转参工，他一万个不同意，希望仍旧保留事业编。
人事大姐讲到这里直摇头：“我到现在还想不明白，他自己不愿意转就算了，还不停跟上面反映，讲这个不符合组织原则。最后上面烦了，参公这事就黄了。韩工自然也被牵连，好好的机会就没了。”
现在，参公一年能比事业编多拿好几万元，所以韩工恨死了老胡。
我又问大姐：“那后来干部提拔的事是真的吗？”
“是真的，但最后提的韩工，老胡连提名都没上。”
单位领导不提拔老胡的理由，看起来合理，但又经不起琢磨——老胡档案不全，最关键的一环缺了。
老胡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学校，档案也一块移交过去，结果进了机关，老胡一直没把档案调过去。那时候还没有考编制一说，来与去都是领导的一句话，档案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
后来老胡去学校找，学校说他一直没来上班，档案退回了。由于过去管理混乱，单位合并搬家，档案缺失的情况并不少见。老胡四处查找，但原始档案在哪儿，谁也说不清楚。
老胡气愤不已，不停地去单位人事部门闹。回忆往事，大姐的脾气也上来了：“他讲自己的问题就罢了，还扯上别人，说谁谁条件不符合提拔，谁谁违背组织程序，还当上领导了。本单位不受理，他就上访、给纪委写举报信。要不是他，我能晚——”大姐意识到自己失态，赶紧打住：“你说他现在是不是自找的？”
这时，韩工恰巧走进来听到我们谈话，插了一嘴：“他以为还是他爹在的时候啊，说聘用就聘用啦？他也不想想，真聘用了他，他的工资比馆长还高，怎么可能？只是档案缺失这个借口太实了，也是该。”
自此以后，老胡的心思彻底不在工作上了，他成了“举报专业户”。他不仅为自己的事闹，别人的事也要掺和一脚。他到处打听，经常一个人默默写东西，大家都说他“不知道捏着坏要告谁呢”，还在背后给他取外号叫“公共信箱”。
有次老胡喝醉了，在馆里发酒疯说：“我不好过，大家也都别过了。”总之，惹得人厌狗嫌。
他的脾气越来越大，不再把领导放在眼里。一年春节前的夜晚，上级机关某领导想把车停在博物馆游客停车场里，新来的馆长就把这事交代给了当天值“大夜（负总责）”的老胡。谁知领导到了，按了好久门铃也没人开门，馆长接到电话到处找人，折腾了快半个小时，老胡才托着水杯，手机外放着相声，优哉游哉地走出来。老胡直言，“游客停车场在6点后禁止出入，以后想来停车得赶早”。领导气得啥也没说，倒车出去了。
第二天，馆长找老胡，老胡反而“教育”馆长，说他身为一把手，不能因为对方是上级就违反规定，“我的工作中没有开门这一项”。事后，他还发朋友圈，暗讽领导为了自己的仕途，牺牲基层员工的利益。
看我感到震惊，韩工又补充说，老胡当时就在值班室里看新闻，这么做是故意给新馆长下马威，怪馆长不理会他的诉求。之后没几天，新馆长就把老胡调到保卫处去了，“他的工作不是没有看门吗？那就让他看个够好了”。
4
一天，我在展厅布展，老胡背着手，晃晃悠悠地走来跟我搭话，东扯西扯，突然把手机伸到我眼前：“你看看，我给我儿子买了辆奥迪，不错吧？”
我“嗯”了一声，他继续说，这车得几十万，好多干部开的车都没我儿子的好。一旁的同事呛他：“你儿子那么厉害，在哪儿高就啊？我估计一般的单位配不上啊。”
老胡顿时蔫了，含糊说他儿子本来要出国读研，因为疫情只能在家上网课。说完，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转了几圈，从后门溜走了。
我这才知道，老胡的儿子是他另一块“伤疤”。老胡自小是学霸，可他儿子打小学习不好，两次高考都没成功，被送到韩国留学。以前大家聊孩子的学习，老胡都是头也不回地走掉，自从小胡出了国，他就开始狂吹，还说等疫情过去，自己可以跟着出国享福。
去年国庆节，我在单位值班，老胡突然问我下午有空没，说想带儿子来问我关于考公、考研的问题。我第一次见他如此真诚，就答应了。
下午3点，老胡带着儿子来了。小胡的穿着打扮很朴素，身上的衬衫还是博物馆发的工服。他的头发乱糟糟的，没一会儿就挠一下，也不与人打招呼，一直斜低着头看地。
老胡把他推进办公室，拜托我跟他讲讲考公的事，又嘱咐儿子：“好好听，我培养你那么久，不就是为了让你考上个编制？等你当上了干部，也不枉我给你花那么多钱。”
小胡一勾脚，把门关上了，然后往沙发上一坐，一言不发。我知道他毕业后一直待业在家，就耐心地跟他讲了如何准备资料，又问他的目标是国考还是省考。
这时，小胡抬起头，眼睛里泛出一些光泽：“我哪个都考不上。”
“只要复习充分，还是有希望的。”
“我知道自己水平，现在‘卷’得那么厉害，我肯定是‘分母’。”
小胡说，他爸一辈子没当上干部，就把希望放在了他身上，说非本科不读，将来好考公务员，后来看国内高考走不通，又托人给他联系了一所韩国学校。他连韩语都没学明白就出了国，学习效果可想而知。后来，他也不想跟他爸掰扯了，一边搞代购一边在学校混，“其实我这几年搞代购挣了不少钱，不比你们上班挣得少，现在疫情是有些阻碍，但早晚会好的。我就不明白了，干啥非得进体制”。
这个问题我也没法回答，只能打哈哈，说老胡对他挺好的，还给他买了一辆奥迪。
“别说这个，说了我就来气。我就是随口夸奥迪车型好看，他谁也没商量，就把车买回来了。其实车一直都是他在开，买个菜也得开着去，我就不懂了，这有啥好炫耀的。还说什么等我考上了，再还给我。”
“你爸能给你买奥迪，也算是有本事了。”
“拉倒吧，还不是坑我爷爷的钱。”小胡说，单位给他爷爷补发了一笔钱，被老胡盯上了，“我爷爷也是老糊涂了，一听我要考公去补习班不方便，二话不说就把钱给掏了。”
5
老胡退休后，偶尔还会来单位转转。
去年11月的一天下午，我看到老胡在门卫室跟几个人叙旧，本想去打个招呼，但走到门口，发现老胡似乎已经醉了。他大着舌头说：“把我调街道去，我忍了；让我背处分，我认了；可为啥答应好的聘用说变就变呢？”
我转身要走，又听到：“XX的项目是我做的，XX的文章是我代写的，他们都高升了，我最后啥都没落着。我就是脾气好，否则我全给他们点了去……”
老胡走后，他的死对头韩工依然“惦记”着他。一次，我跟韩工一起去库房，他损了老胡一路。可到了库房门口，他看见一个掉漆裂缝的黑板上贴着一张褪色的手写公告，愣了好大一会儿：“这上面就是老胡的字啊，还是那么遒劲有力，只是原来那么一个踏实有为的人，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我说这可能跟他的经历有关。韩工托住腮帮子，说自己虽然跟老胡有分歧，但是还要讲几句公允的话，“老胡真有点冤枉”。
他说，老胡当年跟处长的闺女并没有确定关系，一直是对方一头热。处长踢走他，是因为跟他父亲胡主任一起竞聘，失败后把气撒到老胡身上，完全是挟私报复。那时，胡主任没帮儿子，他成功升迁用了些手段，把柄落在人家手里，只好忍了，这也导致老胡记恨上了父亲。后来因为跟卖菜人家的女儿结婚，父子俩闹得更僵了。可韩工却觉得老胡的选择是对的，两口子婚后过得挺好，大家都说他娶了个好老婆，把家里操持得有声有色。
“那年开电视会，老胡作为会务负责人，怎么可能不检查信号？”韩工认为，要么是当时真有人使坏，要么就是老胡命不好。按说这事也没违反原则纪律，批评一顿就过去了，但把他踢出机关，明显是给别人腾位置。到了提干那会儿，老胡档案缺失不是不能补，是有人故意阻碍……
我听糊涂了，让韩工说清楚些。他想了想，说道：“算了，当事人都退休了，我跟你讲也是让你明白点事儿。”
原来，当年刚毕业的老胡被父亲安排进机关，其实也是占了别人的名额，那人就被安排到基层去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人后来成了领导班子的成员，而老胡要聘用，需要班子成员一致同意。
“只是后来他到处举报就不对了。”韩工说。
我有些疑惑，说，举报这种事，一般人做了也不会大肆宣传。老胡脾气虽差，但智商还是在线的，他在单位闹了那么多次，从未越过底线，说明是个知道分寸的人。可能是大家实在太讨厌他，才把啥锅都往他头上扣。老胡以为这样大家会怕他，敬重他，有些事就没有否认。
韩工愣住了，明显底气不足：“不是他还有谁？全单位就他事儿逼。是不是他已经不重要了，反正举报对他有好处就是了。”
一天，我看到办公室主任带着一堆材料急急忙忙去了馆长办公室，里面时不时传出老胡的名字。
人事大姐告诉我，老胡又跑到厅里闹，说自己一辈子的委屈不能白受，非要领导给他儿子安排工作，还得是在编的干部才行。大姐弄不明白，“干部，干部，有那么重要吗？说到底不还是个工作，怎么就过不去了呢？”
韩工也说：“他说自己委屈，谁不是呢？如果都像他那样，日子还过不过啦？”
没几天，韩工又兴奋地讲起了老胡的家事，“他儿子把那辆大奥迪给砸了”。好像是小胡想创业，老胡非让他考公务员，最后小胡把那堆教辅材料从阳台扔下来，正好砸在奥迪上。
于是，老胡怂了，目前消停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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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仲裁开庭了，新工作也给我发offer了。”去年11月初的一天，朋友小予对我说。
回想起她的这一年，坎坷丛生，殊为不易。生活把困难排列组合，精准投递给了她的2021年，好在，她没有屈服于命运，一次次选择了迎难之上。
以下是她的自述。
1
2021年1月12日，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她得了胃癌。当时，我因刚过去的研究生考试，已辞职4个多月。
此前我在教培行业做了3年多的幼儿英语教师，每日重复着机械化标准动作，感觉不到任何能力上的精进，因而决定考研提升普通二本学历，换个“赛道”。可从考场出来后，我便知这次又没戏，着手找非教培行业的工作。
对于母亲的话，我第一反应是“不信”。2年前，我从成都来上海时，她曾寻死觅活地阻拦，之后，总是找些五花八门的理由骗我回去：父亲预感自己命不久矣，想见我最后一面；家里快要拆了，要我回去完成房屋过户；她的养父、我名义上的外公病重，要我回成都，陪她去河南给老人送终……这些后来都被证实是她骗我回家的把戏。所以我来上海后，没回过一次家。
“你已经确诊了吗？做过化验了吗？”我问她。
“做过了，就是的。”
“你让邻居把你的确诊结果拍个照发给我。”我对于不会使用智能机的母亲说。
20多分钟后，母亲的确诊结果发了过来。我看着报告上的“考虑肿瘤占位性病变（进展期胃癌），伴大网膜（胃结肠韧带部分）转移”字样，还没来得及消化诊断意见的具体含义，父亲的电话就打了进来：“你妈的事情你知道了吧？你啥时候回来？”
“你是说她得癌的事吗？”
“你怎么可以在电话里说家里的事情？”他的音量陡然拔高，“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她得病了。这个电话是被监听的，你不知道吗？”
父亲的被害妄想症还是一如既往，不想跟他拉扯，我敷衍道：“我已经在看机票了。”
“赶紧回来，你不回来都没人给她收尸！我也不知道能活几天，说不定我会死在她前头！”
“收什么尸？”我质问他，“她治都没治，你就知道她治不好了？马上就要死了？”
“得了癌症不就是要死了？”他的语气冷漠而坚决，“有什么好治的？癌症都是治不好的！医院为了骗钱，所以告诉你能治……”
我愤怒地挂断电话，泪水夺眶而出。
我的父母并非因为爱情而结合。父亲在4岁那年目睹我奶奶因精神病发作跳河自杀后，孤僻而冷漠地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成年后表现出了跟奶奶相似的症状——被害妄想症，胡言乱语，活到40多岁，也没有一个寻常人家的女儿愿意嫁给他。母亲幼失怙恃，靠着邻居的收养勉强长大，成年后跟着养父的哥哥（我叫大爷爷）来到成都谋生。30多岁被辞退后，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作为一个没文化、没工作、患过精神疾病的外来人员，选择了我父亲。
1992年，他们为了“应该结婚”去领了证，婚后1年有了我，而后就分居了。我和母亲住在大爷爷单位分的福利房里，父亲则独居在6公里外的回迁房里。除了家人，父亲不跟任何人来往，没有一个朋友。他觉得所有人都要害他，数十年如一日蛰居。
我明白，父亲无法依靠，我必须回到母亲的身边，为她搏得一线生机。
2
我帮母亲预约了次日的专家门诊，告诉她，带着手机去，我来与医生电话沟通。
一夜无眠，我在网上疯狂检索信息，企图弄明白那些与母亲病症相关的信息。可越看越绝望，大多人都是带病生存，死神的召唤有早有晚，长的可以生存数年，短的则只有几个月。
“她会1个月就死吗？”我极度恐惧。
4年多前，我目睹了大学好友小丽的离去，从确诊肝癌到去世，仅仅30多天。她走后，我追悔莫及——她早就对我说过身体不适，但当时我忙着准备考研，没太在意，也没有陪她去医院看看。
愧疚感折磨着我，我害怕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母亲的身上。好不容易捱到天亮，我焦急地催促母亲出门，迫切想知道医生的诊断意见。到了约定的看病时间，我却没接到母亲的电话，担心她有什么意外，我赶紧打电话去问。
电话那头，她神秘兮兮地说：“我还没去医院，我在做比看病更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我问她。
“你爸说不能在电话里说这些，会被别人听到。”
“到底是什么事情？你有什么值得别人监听你的？”我的耐心告罄，语气焦躁。
“我在银行取钱，我存了30万在银行里呢！我这辈子的存款加上你大爷爷的遗产都在存折里。”
“你今天只是去门诊复诊一下，不是去住院，还不需要交这么多钱，你快去医院，你快过号了。”
“哎呀！不是因为这个……你爸说把钱放在银行里不安全，我死了钱就被银行吞了，取出来放家里才是最安全的。我要是死了你也可以马上就拿到钱。”她总对自己的丈夫唯命是从，活了60多岁，心智还不如20多岁的人成熟。
“你提着这么多钱在路上出了意外怎么办？”我尽可能耐心劝导，“你先去医院看病，我需要先知道你的病情情况，其余的后面再说，钱的事等我回来之后再决定。”
好说歹说，我把她劝去了医院。医生的诊断结果给了我一线希望：“你妈这个病得赶紧住院，后续治疗方案要检查后才能定。手术大概率是要做的，没有扩散的话，一般来说情况还是不错的。”
能做手术，就代表尚有挽回空间。母亲也很开心：“我只要再活个十几二十年就可以了。”
1月16日，我匆匆回到成都。
我家里是70年代末的老房子，墙体斑驳，地砖开裂。屋子一如既往的脏，没有任何打扫痕迹，40多平的空间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垃圾和废品。我曾把垃圾扔出去过，换来的是母亲变本加厉捡回更多她觉得有用的东西，并伴随着无休无止的吵闹。当初我就是为了逃离这样的环境，选择去上海。现在我又回到这里，除了母亲患病，一切没有任何改变——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可能健康呢？
父亲也赶过来了，一听说我要送母亲去做手术，他暴跳如雷，冲着我们吼：“你还要做手术？你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好多人都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到最后钱花完了，人也没了！癌症能够治得好？我看你们两个脑子都坏了！”
“手术不晓得要花好多钱，我们本身就没有钱，到时候你的丧葬费都没有！火化的钱都交不起！”
“世界上怎么会有你们这样愚蠢的人，由着别人骗！我这辈子碰上你们这两个蠢人，算是完了！”
……
他歇斯底里地输出着不满情绪，喋喋不休地吵了1个多小时，车轱辘话来回说。我本不打算与他针锋相对，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越是理他，他越来劲。可当听到他指着母亲说“你得了癌症就是应该的，这是逃不脱的，就应该在家等死”时，我还是怒不可遏，冲着他喊：“滚回你家去！你不就是怕花了你的钱吗？不要你的钱，她要是死了丧葬费我来出！”
“这可是你说的！你们要去看病我拦不住！但我是不去照顾她的，我也不会出一分钱！”
看着他摔门而去的背影，我如坠冰窖。
2009年，大爷爷临终时，特意单独叮嘱我，“以后要好好打算”，说我的父母会合起伙来欺负我。回想起几天前父亲让母亲去银行取钱，凉意浇透我的脊背。此时此刻，我分不清楚，他究竟是病入膏肓，认为全世界都要害他？还是过分精明，要赶在人死之前把钱骗出来？
3
1月18日，迎着透骨的寒风，我带着母亲住进医院。
我忙前忙后帮她办理了住院手续，整个上午，一张又一张的缴费单不断地来。等到一切收拾妥当，我坐下陪护母亲时，才发现病房里的陪护几乎都是老人。
邻床的老奶奶看到我后惊奇地问：“你这小姑娘才多大？怎么不叫家里大人来陪护？”较为幼态的长相，总是会给我带来类似的困扰，仿佛暗示着我不可信。为了显得更有底气，我故意把年龄说大了3岁，答道：“我都快30了。”老太太继续追问：“那你爸呢？怎么不来？”我只好应道：“他病得也很严重，照顾不了人。”她感叹着“真是不容易”，岔开了话题。
夜晚的病房回荡着断断续续的哀嚎声，旁边的一个老爷爷，已经患尿毒症19年，又确诊了胃癌。他整个人塌陷在床上，不由自主地发出呻吟，仿佛被疼痛摄魂夺魄。我似乎看到生机正在从他身上消散，恐惧山呼海啸般袭来。
母亲的生父在30多岁时死于胃癌，现在母亲也患了胃癌，当我在网上看到“胃印戒细胞癌具有遗传性，一般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时，仿佛也看到自己的未来。巨大的焦虑牵引着我，胃出现持续性撕裂般的疼痛。我用残存的理智一遍遍告诉自己，不能倒下，要帮我妈治病，我要是倒了，她就真的没有任何活路了。
生活没有给我缓冲的机会，3天后，住院医生给出了与门诊医生截然相反的判断，他认为母亲的情况不太乐观：“你妈妈的肿瘤较大，如果手术的话很有可能切不干净，还有可能扩散，我建议先化疗，然后看化疗效果再做后续治疗。”
“那她能治好吗？”
“实话实说，你妈妈的情况不太好，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医生单刀直入，“她已经是晚期了，并且得的是胃癌中最难治的一种，我们综合评估是不建议手术。化疗的话应该有个一年半载，不化疗的话可能就剩几个月了。”
我不甘心，拿着母亲的检查结果跑遍了成都的大医院，他们大多给出了与住院医生一样的建议。
我花了几个小时说服自己接受这个结果，无望的现实摆在眼前，只能面对。
我编了一套说辞骗母亲：“你的肿瘤可以先不用手术，化疗就可以了，那样你的痛苦也小一些。”好在她头脑简单，对他人的言语从不怀疑。当她听到整个化疗疗程只要几万元时，甚至欣慰地说：“太好了，我还怕30万不够做手术。”
1月24日，母亲转入了肿瘤科，开始了化疗疗程。
听说不用手术，母亲整个人如蒙大赦，任性起来。她的肿瘤太大，堵住了胃食管，医生千叮咛万嘱咐只能吃流食，粗糙的食物可能会导致食道出血，但她置若罔闻，大口大口地咀嚼着馒头，我去抓她手中的馒头，她左右躲避，嘴里念叨着：“我还没病得要死呢，你就不让我吃东西了！”
我企图同她讲道理：“不是不让你吃，是你现在只能吃流食，你的血管要是破裂了，那才是真有可能要死！”
“我就要吃这个！”她不管不顾地嚷起来，“喝稀饭根本不顶饿！我起码还能再活20年，你别咒我！”
我只得把馒头掰成小块儿，盯着她把每一块儿嚼满几十下再咽下去。让她糊涂着相信比清醒着痛苦要好。
1月28日，她结束了第一疗程的化疗出院，下一次的化疗是在20天后。
4
治疗的空档，我赶紧打开招聘网站，投递简历。2000公里的跨省搬家费用，匆忙赶回时的高价机票，5个多月的脱产生活，使我的积蓄见底，再加上前公司拖欠了我3万多元工资未发，我已债台高筑，欠了借呗1万多元。
我必须快速找到工作，不然生活会坠向更深的深渊。想要保证一定会被录用、能够快速上手、工资比较可观，再次进入教培行业，成了我唯一的选择。
很快，我顺利通过5家教育机构的面试，对比完综合实力，我选择入职 “新时优”——这家专注于6到18岁孩子1对1课外辅导的机构，已经在成都开了16个校区，天眼查上这家公司风险信息很少，各平台上也没有与家长的纠纷信息。
最打动我的，是这家公司的坦诚。HR明确告诉我：“虽然我们的底薪只有2500元，但算上课时费，平均月收入6000以上是没问题的，7、8月高峰期的话，月入过万也很轻松。而且我们这里是1对1辅导，你不用上大课，课后没有任何服务，不需要群内打卡，也不需要检查语音作业，你下了班我们基本不会打扰你。”
完全属于自己的下班时间，的确方便我照顾母亲，于是，2月3日，我入职了这家公司。
对于我来说，时间不再以周或者日为单位进行计量，而是被拆分为一个个化疗周期。日历表上填满了每次化疗开始前的准备事项，我需要紧锣密鼓地周旋在医院、家与公司之间。唯一放松的方式，就是通勤时看会儿小说和电视剧。
母亲的化疗效果不错，肿瘤的体积逐渐变小，各项指标也趋于正常。但化疗也有副作用，母亲的头发大把脱落，恶心呕吐，食不下咽，进行到后期时，她有些负气地说：“太难受了，我不做了，我病得不重，我不需要做这么多次化疗！”
我半哄半骗地说：“我们都做完4次化疗了，再有2次就结束了，你现在不做就是前功尽弃了，你再坚持坚持，我陪你嘛！”
疾病使人变得脆弱，癌症把人折磨得形神枯槁，面对母亲，我时常需要拿出面对小朋友的耐心，鼓励她坚持。我也并非意志坚如磐石之人，我在坚定、恐惧、失望、希望、迷茫之间挣扎，波折着前进。
这些情绪我只能自己消化，父亲“说话算话”，鲜有问候，甚少登门，绝不出钱。大爷爷去世后，母亲在成都没了任何亲故，父亲也早就主动断绝了跟外界的联系。我家就是一个孤岛，死生问题面前，我无法从任何长辈那里习得一点处理经验。
7月2日，母亲的化疗即将进入最后一个疗程，教培机构也迎来暑假高峰期，每天平均14个小时的工作时长使我分身乏术，无法请假陪母亲去医院，只好打电话请父亲来家里带母亲去化疗。
他在清晨6点多登门，看着床上熟睡的我，又骂骂咧咧起来：“都几点了还不起来？一天到晚就知道睡觉！我看你也活不久了，一点年轻人的活力都没有！”
前一夜晚上凌晨到家的我忍不住回怼：“我一天要上十四五个小时的班！哪像你一样有福气，天天坐在家里吃！我但凡请得了假都不会找你！你每天除了咒这个咒那个，你还会什么？”
“那是你自找的！”他恶狠狠地说，“我当时说了不要治，你非要给她治，我说了吃中药，你非要给她化疗！现在自己搞不来了，又来磨我！”
“吃中药不需要去医院吗？天上掉吗？”长久积压的压力令我终于爆发，我从床上爬起来，把他逼到墙角，“你今天不把她送到医院去，那我们就一起死好了！反正这日子也没盼头了！”
5
就在我带着“月入过万”的希冀坚持每天工作14小时时，教培行业迎来巨变。
7月23日，朋友圈流转着一张红头文件截图，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双减”政策文件。看过之后，我问同事沈亦宁：“我们要失业了吗？”。
她答：“不知道。”
1天后，这份文件正式落地，一切规定都成了事实。为了稳定军心，大老板开了一个线上会议，公司300多名教职工全员接入。
大老板开门见山：“最近我们行业有了一些震动，外面风言风语很多，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些捕风捉影的解读都是假的。我问过教育局的熟人了，这次的政策只是例行调整而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国家可能会打击教育吗？不可能的呀……”
可事情的发展方向与老板的承诺完全相悖。7月30日，本是发放6月薪资的日子，可直到下午5点多，工资卡都没有任何动静。我赶紧联系主管，得到的回复是“耐心等待”。
晚上9点多，我接到了分校区校长的电话，对方“满是遗憾”地通知我：“公司的资金被监管了，流水不够，暂时只能发放半薪给你，剩下的部分将在8月份补齐。”
我立刻按下录音键，表明态度：“我不同意，我不接受，我要求发放全薪。”
校长苦口婆心地说：“不是不发给你，只是延迟发送，大概半个月，现在是特殊时期，希望你能理解公司的难处，跟公司共克时艰。”
我回道：“校长，我理解公司的难处，但我希望您也要理解我的难处啊。我妈妈得了癌症在化疗，爸爸吃低保，家里就指望我一个人挣钱呢。我拿不到工资我妈就要断药了啊，我的工资就是我妈的活路啊。”
他答应为我特事特办，“特殊申请”经费发放，并嘱咐我不要告诉任何人。2天后，我分2次收到了9000多元工资。我问了问同事，无一例外，他们全部只收到了半薪。
眼看公司的资金链断裂，我开始盘算着跳槽的事情，联系在互联网大厂就职的朋友，朋友答应帮我内推她公司的在线教育部门。背靠大树好乘凉，至少资金充裕，不会出现发不出工资的情况，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可比内推结果来得更早的，是朋友公司的裁员消息——8月5日，朋友公司裁掉了在线教育部门。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想，熬过8月，挣完最后一波红利，等到金九银十招聘季就跑路吧。
与行将就木的行业氛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司大群里热火朝天的“战报”：张X开单，客户充值2万，李X续费，客户充值5万。新时优对外一直推行的是“多买多省”“量大从优”式的团购卖课模式。临近新学年，许多家长会直接交满1学年的学费，不少人更是一口气团购了1学年的多个学科，一次性缴纳几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看着几十万的日进账流水，我也曾侥幸：也许正如老板所说，他在教育局有人，他会是那个大浪淘尽后的幸运儿。
可事实证明我的想法过于天真。8月31日，公司故技重施，我又只收到了半薪，甚至直接略过了事先沟通环节。我赶紧打电话去问校长，校长场面话讲得漂亮，但核心意思无外乎没钱，工资发不出来。我坚持讨要自己的工资，他被我纠缠得不耐烦：“又不是不发，只是让你等一下啊，熬过这段时间，你剩下的工资一定在9月发给你。”
我火冒三丈，质问他：“我等得起，我妈等得起吗？她的命等得起吗？”
这次他没有松口，说：“我知道你家的情况，我也帮你争取了，但总部没有拨款，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那我只能跟家长逐个打电话说新时优要倒闭了，让他们赶紧退费。”我按捺住恐慌，假装从容，威胁他说，“到底是把我这几千元工资发了，还是损失已经到手的几十万？你们自己权衡吧。”
当天晚上11点多，新时优通过私人支付宝账户向我转账了余下的一半工资。
6
9月1日，我向公司提交了全职转兼职申请，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老师这么做了。这是我能看到的降低损失的最好办法——我不能完全辞职，8月份工资要到9月底才能发，在此之前，我必须牢牢掌握家长的联系方式，当作日后讨薪的筹码。如果我辞职，新时优大可以反咬一口说我因心生不满，蓄意抹黑公司。兼职也可以保证我在找新工作的期间收入不断，虽然工资也要等到次月月底统一发放。
惊雷乍现在9月16日，当晚9点多，新时优通过公众号向外发布了一封致歉信，言辞诚恳，行事强硬。公开信的开头，老板回顾了自己的创业初衷，“热爱教育”“尊重孩子”“渴望点亮家庭”。
信的中间部分，他阐述了自己的困境，“2021年初在基本确定了千万级融资的前提下，同时启动了四个新校区的建设和总部扩建，启动后遭遇了政策收紧，融资便一直搁置。但我由于认知有误，公司仍在6月完成了新校区扩建和总部扩建，前后投入资金超1000万。为了填补资金缺口，我开始借钱支付员工工资，维持工资运转。截止9月初，借款已经将近1000万元”。
信的结尾部分原形毕露，“该借的都借了，该贷的都贷了，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不得不倒闭。对于家长们，我们无法如约上课，也无力退费……对于员工们，8月9月的工资可能无法正常支付了……今天的局面，全因我个人认知边界有限，风险意识严重不足，对大环境的预判也有缺失，再次给大家诚恳道歉！”
读完信，我暗忖自己对人性认知之浅薄——当天下午，公司大群里还在催续费，起码收了十几万学费，几小时后就“回天无力，只能倒闭”？在公开信发出之前的1小时，教学主管甚至在帮我安排中秋节期间的排课表。
一切发生得太过遽然，毫无半点风声。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看着手机里疯狂闪动的家长群和公司群，不肯错过一条消息，更多触目惊心的真相被挖掘出来。
“赵XX（大老板）这个狗东西在8月就把公司法人换成了王XX（二老板），王XX是他的大学同学吧？妈的，他真是好心机，到时候法院执行失信人的时候都影响不到他！”
“何止换了法人，他连婚都离了，房子孩子都给了前妻，肯定还给了钱的！”
“3月得知‘双减’，5月鼓励员工入股投资，6月工资减半，下午催促我们逼家长续费，晚上宣布破产！真是老谋深算啊！”
“他说破产就破产了？破产是需要向法院申请，然后依法组成清算组清算的！但我就怕他已经把公司账面挪空了，到时候我们就算胜诉了，他没钱还，我们也奈何不了他！”
“这个公开信都是直接照抄别人的，我刚看到了原版，他改了改就发了出来，真‘诚恳’啊！”
……
众人讨论得热闹，但大老板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他的群消息也全部显示未读。
晚上11点半，我接到沈亦宁的电话：“快来锦城校区，赵XX和王XX都在这里，我和几十个家长堵住了他们！”
我赶紧打车赶往这个位于城郊的校区，夜色随着风灌进我的眼睛里，午夜的城市依旧热闹，宵夜摊上吵吵闹闹，路上都是晃荡的人群，大家的生活看起来都一切如常，好像在震荡中受到重创的只有我这种人。
赶到锦城校区时，正撞见了沈亦宁要工资的场景。她坐在地上，脸上涕泗横流，边挥舞着上臂边哭喊：“今天你不把我的工资发给我，就是要我的命！我应得的工资，你凭什么说不给就不给了？你们白天收的钱去哪儿了？”
大老板耷拉着脸，说：“我不是不给，我是实在没钱了啊，白天收的钱都给了装修公司，他们下午才来讨要了装修款。”
沈亦宁疾行几步扑上前，攥住大老板，颤声嘶吼：“没有钱你就去借钱，现在有那么多借贷APP,放款很快的。你说付给装修公司就付给装修公司了？我看你就是蓄意诈骗！突击收费，收完倒闭！”
大老板一口咬死：“不是我不想借啊，我征信坏了，借不出来啊。而且我带的这个手机不是我的常用手机，实名认证不是我，我借不出来的。”
沈亦宁闻言愈发崩溃，声嘶力竭地说：“你借不出来，那就叫王XX借！今天不把我的工资发给我，我就从这里跳下去，明天你就上新闻！你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你还有孩子！只要我今天死了，我爸妈不会放过你儿子，我已经把你儿子的学校信息发给了我爸妈，我要他给我偿命！”
说到激动处，沈亦宁捶胸顿足，以头抢地，一副要拼命的架势。似是被她决绝的样子吓到了，二老板松了口，现场下载了几个借贷APP，套出了15000元，结清了她的工资。
见沈亦宁成功在前，我下意识想：“我是不是也可以像她这样呢？”但我还没迈过心里的槛。
蜂拥而至的家长们就打断了我的踟蹰——他们自发地分成了两拨，将两个老板围住，分别带到两个教室里，同他们对峙。家长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劝说二老板：
“我们知道你跟他不一样，你也是被坑了，不然他为什么要在8月把法人更换成你？钱全部他挣，风险你来担。”
“我们都看到你借出钱来了，说明你的征信没问题，现在还有很多APP，你下嘛，能还多少还多少啊，难不成你真以为宣布破产就一分钱都不用还了？”
“你想想你老婆孩子，你孩子才出生吧？万一这个事情闹大了，你猜你老婆还能安生坐月子吗？或者你孩子能安生读书吗？你们这不是欠几十万啊，得有上千万了吧？我们这么多人，总能找到你老婆孩子住哪里吧？”
“你年轻轻轻就是公司高层了，肯定还是有本事的，你今天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了，你后面还可以东山再起的。你只要把我们这几十个家长的钱还了，我们就放你走，不然等天亮了几百上千个家长全来了，你还能站着走出去吗？”
……
二老板最终同意在手机上借钱，大老板则是一副无波古井的派头，不管家长说什么，都不为所动。面对控诉，他赌咒发誓：“我是经营不善，盘子太大，资金链断裂了，我要是转移资产了我不得好死！”
2个多小时后，带头谈判的家长喊我们去领钱，王XX借了小30万（数字存疑）出来。结清在场所有家长的学费后，还剩2000元钱，我们在场的8个老师，每个人分得了250元钱。
这个特殊的数字，仿佛一种莫大的讽刺。
7
家长们退场后，我不肯就此放弃，盯着大老板，反复阐述我的困境，他依旧油盐不进。我说不出什么有力的威胁，只是告诉他：“你今天不给钱我就一直跟着你，跟到你家，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我明白，自己的话对他起不了任何震慑作用，可除了留在原地监视他，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我开始懊恼，在沈亦宁“寻死觅活”地争取自己的利益时，我也应该更加极端一点的，但良机一失，此时已是枉然。
天亮了，更多收到消息的人涌向锦城校区，现场回荡着老人的啜泣，女人的控诉和工程商的质问。大老板任人辱骂，沉默寡言，二老板连连道歉，说自己实在借不出钱了。现场有人气不过，推搡了大老板一下，他就势躺下，喊着：“杀人了！杀人了！”
讨不到钱的家长把怒火撒向了老师，责怪我们和学校一起合伙，骗取他们的信任；同样身为受害者的老师们蒙受了不白之冤，反唇相讥。
不知是谁报了警，警察很快赶到。我本来想跟着去警局，但母亲的电话打了过来：“你跑哪儿去了？一晚上不回！”
“我要工资去了，我出门前不是跟你说了吗？”
“那你要到了吗？”父亲插嘴问道。
同他们复述完昨晚的情形后，母亲勒令我放弃：“认命吧，赶紧回来，你搞这些都是浪费时间！”
“我为什么不要？他还差我1万多工资，我马上就去申请劳动仲裁！”
父母在电话那头交相登场，逼我放弃维权，但他们说服不了我，于是言辞如刀。
“为什么只有你遇到这种事情别人就没遇到？你难道就没有一点问题吗？”母亲质问我。
父亲附和道：“就是！怎么就只有你这么多事？你遇到这些就是老天给你的惩罚，这都是你应得的报应。像你这样的人，脑门上就刻了一个‘遭’字！”
“我有什么问题？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没以死相逼把钱要回来！”认命、妥协——是他们给我灌输的处世哲学，好像所有坏事发生后就应该自认倒霉，努力解决就是自找苦吃。
“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我的话呢？你非要把我气死才甘心吗？如果不是你非要去上海，我天天为你担心，吃不好睡不好，我会得癌症吗？你不回来就是逼我死。”母亲哭着说。
一瞬间，我心灰意冷。我感觉自己被人判了死刑，但胸腔里的心脏仍旧在痛苦地跳动着，它提醒我，我还活着，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活着。
从母亲确诊癌症以来，我从没有一刻如同此刻一般绝望，往日的坚持化为齑粉，信念也成死灰。原来在她眼里，她生病的缘由，皆是因为我逃离了她的掌控。
这话如此荒谬，可我不知如何分辩，念及她身患绝症，不想与她争吵，我只是驳回了她的要求：“我不可能放弃的，我要把所有的路都走一遍，走不走得通那都是后话。即使要不到钱，但起码我尽全力要了。”
从我记事起，父母就赋闲在家，没有工作。母亲给出的理由是她要照顾我和大爷爷，虽然那时大爷爷没有生病，每天比她还要勤快。父亲则说自己身体太差，以及，同事都要害他。
我童年最寻常的一个场景是：我在写作业，大爷爷在整理从菜市场捡回来的菜叶子，母亲在看电视，父亲则在“针砭时弊”，发表高谈阔论。大爷爷脾气暴躁，时常指着我的父母骂他们自私、懒惰、懦弱，并拿他们当反面例子教育我要好好学习，承诺我会一直供我读书。
大爷爷是维持家庭运转的关键，我家当时的家庭收入来源为低保、他的退休工资和他拾荒的钱。父母双双选择用沉默回应大爷爷，大爷爷气急时，会对母亲动手，母亲便不再忍耐，回之以拳脚。
父母理所应当地将我视为他们生命的全部，每天24小时陪着我。就连我去上海的那两年，他们也每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从不间断。
我又回想起大爷爷临终时的嘱托，原来他的预判，竟都成了真。
我落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生活、工作、家人，给我的只有迎头痛击。我在困境里左支右绌，感觉像被投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潭里，我拼命往上游，可看不见的手拉着我往下沉。
不应该是这样的，我还是要力争上游，争取着陆，哪怕他们不支持我。
我在群里的视频看到，家长们聚集在派出所门口，隔着派出所大门跟大老板对峙，维权的人成群结队，坐在派出所院子外墙的石板上。队伍绵延开去，看不到尽头。视频里的声音嘈杂，哭声喊声，声声入耳；鸦鬓白鬓，俱是伤心。
“事情有什么进展吗？”我问守在派出所门口的同事。
“没有进展，倒是警察怕赵XX有危险，把他带进去‘保护’了起来。”
同事转发给我一个视频，说：“你看看，这就是‘诈骗犯’的待遇！比我们这些受害者快活多了。”
点开视频，我看到，大老板坐在警察局里吹空调，退费无门的家长睡在大街上。夜色漆黑，幽幽的蓝光照在在派出所门口打地铺的家长身上。
此路不通，9月18日，我向劳动稽查大队提出了劳动仲裁申请，而后指导了多个同事提出申请。
8
8月份，我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每天工作14个小时，月休1天。突然闲暇，令我无所适从。
我联系了几个关系较好的家长，问他们愿不愿意接受1对1的家教，我开出的课时价格大概只有新时优的一半，还可以上门服务。好在他们都比较理解，没有迁怒于我，与我达成了合作。看我态度认真，他们又给我介绍了更多家长。
我开启了一周7天、每天家教的日子。学生们的住处分散在各个区，我需要精密计算，紧密穿梭在各种交通工具上，以便在有限时间内接到更多家教。100到200元的时薪，综合下来，月收入大概能有6000到9000元。
许多个顺着地铁在地下遨游的瞬间，我都在想对下一份工作的要求。我反复思量，按照重要程度递减的顺序，列出了以下要求：公司大，平台好，不会轻易倒闭或破产；能够学到新技能；周末双休，便于家教兼职；工资5000以上；五险一金都要有。
将以上条件输入求职软件，跳出来的符合条件的岗位少之又少。我把目光锁定在英语翻译和英语客服两个方向，投了20多封简历，大多石沉大海，预约面试的更是一个也没有。
我过了英语专八、日语N2、兼职做过翻译，还独自翻译了1本待出版的幼儿图书，但这些技能点加起来，好像都无法弥补过去我在教培行业工作太久的缺陷。邮箱收到的回复措辞带着冷冰冰的人情味儿：“教培行业工作过久，担心适应性不佳。”
但经过这一年的磨炼，我竟生出了一种诡异的平静，我相信肯定能找到符合心意的工作，如果找不到，那也只是暂时的而已。
10月22日，同事杨涛的仲裁结果率先出炉，效果不尽如人意。对于他在8月1日到9月16日期间的工资23920元，仲裁员只认可基础底薪7000元，剩下的课时费，均被仲裁员以“未提交每节课课时费的具体金额”为由驳回。
工资缩水至1/3，他很颓唐：“我明明就提供了课时费证明，仲裁员非说我的证明上没公章，不予采纳，我找谁去盖公章？仲裁员说我不服的话，可以去法院起诉，我告得赢吗？就这样吧，他们成功转移了矛盾，我已经放弃了。”
我在心里设想过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把仲裁的所有流程都走一遍，即使胜诉了，最后也因公司没钱拿不到工资。见此情形，我想自己的设想大概要成真。
仲裁开庭和收到新工作录取通知发生在同一天——11月2日。
我踩着晨露到达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不出意外，两个都没有到场，我向仲裁员重申了自己的请求，尽可能地想要到课时费，对方不置可否。
结束仲裁回家的路上，我收到了新工作的入职通知，入职的日期被推迟到了12月20日，但新公司是世界500强企业，在其行业内做到了头部位置，能够进入其间，从事翻译工作，我已满足。
“这次应该不会快速倒闭了，也不会拖欠工资了吧？”我终于长舒一口气。此时此刻，才觉得胸中块垒消散，有点拨云见日的意思。
等待新工作入职的日子里，仲裁又有了一些进展，如果能称之为“进展”的话——新时优拒收了仲裁委的判决书，对于判决结果也拒不执行。我们需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越来越多看不到希望的老师选择退出维权，我能够理解他们——耗费巨大心力，即使胜诉，也有可能一无所得。对于拿到工资这件事，我也不抱希望了，但我还是想尽全力走完所有的通路，如果拿不到工资，就当是增长个人法律知识了。
我喜欢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的一段话：“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无数个绝望的时刻，这句话都曾激励我勇往直前。
过去的一年，我感觉自己每一天都在见证历史。每一次午夜梦回，每一次欹枕难眠，每一次穷途之哭，如今回望，都历历在目。祸不单行也好，变故丛生也罢，好在一切都过去了。如今母亲的病情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只需要吃中药维持；父亲不承担责任，却也没给我找麻烦；我也入职了新的公司。
但我还是没能完全克服焦虑情绪，我尝试着与焦虑和平相处，如若不能将其完全消灭，那么就选择和解，或者说共存。我尽全力过好每一天，在每一次入睡前，我都告诉自己：“只要能看到明早的天光，那就是又胜利了一次。”
（文中人名及教育机构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