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想和你一起去送外卖”
握住车把，感觉离自由更近一些
春节快到了，“70后”女骑手赵冬梅刚刚完成了一个心愿。她用送外卖的钱为儿子付了首付，在老家买下一套小小的婚房，儿子得以安心还房贷。前阵子赵冬梅和家人特意将婚礼日期定在春节前后，图个喜庆团圆。为了张罗婚事，她最近专门向站长请了假，回到老家，迎接这个特别的春节。
许多女骑手的日常都与家人有关：“90后”小余一边照顾女儿，一边送外卖还债，还当上了小队长；“80后”张炎霞实现了“去外面看看”的心愿，为在老家的儿子打卡首都的地标……
外卖这一行业正迎来越来越多的女性，外卖影响了她们的生活，她们也影响了这个行业。
一
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想告诉大家‘我挣到钱了’
赵冬梅来自河南驻马店，今年48岁了，过去5年来在北京送外卖。前不久北京入冬，出门前，她把戴在左手无名指的婚戒摘了下来，拿张纸包着，小心翼翼地放进床头柜的抽屉里。
“摘戒指”是她送外卖前的小习惯：到了冬天，骑手为了抗冻，会在电动车的把手上安装毛茸茸的车把套，送餐取餐时频繁穿手套、脱手套，戴着戒指容易硌手；骑手大多是右手拿手机接单，左手提餐点，一到高峰期，左手可能同时拎好几个袋子，戴着戒指可能不那么利索。
赵冬梅的站点位于朝阳区东大桥附近，图为她在开早会
在配送队里的女骑手中，赵冬梅年纪最大，大家喊她“大姐”。数年前，她和丈夫到北京打工，大儿子留在老家上学，二儿子年纪小，被他们带在身边。夫妻俩在朝阳区租了一个小店面卖炸鸡。小店经营得还不错，毛收入一天能有两三千元，但碰上拆迁政策，只好关门，一家人断了收入。赵冬梅想起来，此前炸鸡店有外卖服务，闲下来时曾和骑手聊天，知道薪水不错，便开始送外卖。
“大姐”很勤快，常是队里的第一名，最厉害的时候一天挣了380元。当时丈夫赋闲在家，看她拿回家的工钱不少，还越干越起劲，开玩笑说自己收入比她低。赵冬梅回忆：“一天，他突然说自己也去试试送外卖，第一次超时了，回来对我说‘不行，我和你换辆电动车’，想换个更好的装备，打平‘收入差距’。”
此后，两人成了“骑手夫妻档”，在同一个配送队里，有时候一人看到电梯堵了，会发消息通知对方，让对方到这里时改个路线，以免超时。吃饭时，两人还会比一比谁送的多。偶尔几次送最后一单到深夜时，一人的电动车突然出故障，跑不动了，另一半就赶来“救援”，帮忙把这一单送达，再一起推着电动车慢慢地往家里去，结束这一天。
但在老家的亲戚眼里，女人送外卖是“抛头露面”，一开始对她指指点点。一次，赵冬梅又跑了队里第一名，拿到了一笔300多块钱的额外奖励。那天晚上，她将跑单的成绩截图发到朋友圈，写道：“心有所向，就能完成。”
“我就是想让他们看看，我靠送外卖，挣到钱了。”她说。
最让赵冬梅自豪的是还是置办了大儿子的结婚财产。在河南老家农村，儿子娶媳妇儿，父母要给置办婚房。赵冬梅和丈夫用这几年送外卖攒下的钱，帮儿子付了首付。“婚房很小，但总归是咱自己家的，我们那讲落叶归根，总算圆了一桩心事。”
最近因疫情，婚事暂时搁置，但赵冬梅已在老家与家人团圆，在家里照看小儿子做作业，与丈夫置办年货。“希望疫情早点稳定，把婚礼办了，一忙完就回北京送外卖！”
二
接小孩的路上送了份外卖
老家县城里，在校门口接孩子的家长中，小余（化名）可能是最显眼的人：一顶黄色头盔，一身显眼的工服，还有一台电动车。不少人一见她就脱口而出：“哦，这个妈妈是送外卖的。”
小余会巧用等待女儿走出校门的这几分钟：拿手机抢单，在脑中快速规划好路线，等接上女儿，顺路将这几单送到顾客手中，再与女儿一起回家。
对大多数当了妈妈的务工者来说，在选择职业时，时间自由有时比高工资更重要。送外卖则是一种选择。
女骑手在进行演练，将餐点礼貌地递给客户
“90后”小余家住安徽，结婚后一直是家庭主妇。丈夫曾在一家商贸公司上班，因工作失误，欠了好几十万。丈夫着急挣钱还债，借钱在老家县城开了一家面食简餐店，头几个月就小有盈利。那时，女儿正在读幼儿园，一次学校放假，家里无人照看，小余和丈夫就把她带到店里。中午高峰期时，客流量大，夫妻俩无暇顾及女儿，结果女儿跑出去摔倒了，下巴磕出了一滩血。女儿被送到医院，“医生拿着镊子和棉球，翻着她的伤口，脂肪往外翻，我女儿哇哇大哭，就像在我心里划一刀，我当时就受不了了。”小余回忆道。
自那次事故后，小余和丈夫发现，经营饭店无法分拨精力照顾女儿，可之前欠一大笔债，为了投资餐馆又借了几十万，两人有上百万的负债。
正发愁时，夫妻俩遇见此前为他们面食店送外卖的骑手，那时他已经当上了站长，推荐他们来送外卖，“不用打卡，时间灵活，工资也比较高”。
为了快点还债，丈夫成为配送员，在家附近一带送外卖，一天能跑70多单。而小余在超市打临时工，一天最多只能挣100元，而且需要一整天待在超市里，不方便随时照顾女儿。
没多久，小余发现，丈夫的这份新工作是排班制，和站长协调工作时间，相较而言，工作时间很灵活。“因为债务，总感觉身后有东西在追着我们，我们不敢放松。”
去年，小余决定也来送外卖。每天清晨，她将女儿送至学校，就开始接单、送单，直至午高峰结束；下午一直送到五六点，正值女儿放学，她路过学校，骑着电动车捎上女儿，顺路送完剩下的外卖，然后回家做饭。不需要接送女儿时，小余一天能跑四五十单，若要分拨精力照顾女儿，就和站长协商，将跑单数量减半。
再过几天，春节就到了。这几天，小余和丈夫算了笔账，“这笔债务，我们已经还了一部分，新年再拼一把，有希望把剩下的债都还完。”
其实，除了债务，对小余来说，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因为在配送这个新岗位上，她收获了一个新身份。
三
妈妈成了爸爸的领导
送外卖半年后的一天，站长找到小余，说希望她来当女队长。就这样，小余成了这个片区第一个女队长。
事实上，有别于“送外卖是体力活”的印象，在很多环节，配送有很强的服务性质：骑手要准时把餐点放到顾客手上，交予顾客时要注意态度和礼貌；顾客找不到餐点生气着急，或者提出请骑手倒垃圾、买东西等额外需求时，骑手的安抚和回应都有讲究。
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对女性的印象也符合这个服务业对骑手的期待：擅长沟通，观察细腻，遇到问题时能采用比较柔和的解决方式。
比如，在一些平常的服务场景里，女骑手的贴心会让一场仅持续几十秒的服务显得更有人情味。一次送餐碰上极寒天气，小余给顾客打电话说：“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我大概5分钟后就能到楼下，今天风很大，怪冷的，您先在里面等着，别着凉了。”
过了午高峰，骑手会在一些美食广场休息片刻，等待晚高峰的来临
小余送餐准时，服务好，业务能力扎实，再加上平日开朗，善于沟通，站长便留意到了她。恰逢这两年女骑手增多，站长希望能有一名经验丰富的女骑手，帮她们快速适应新环境，便将这个任务交给小余。
相较于男队长，女性队长或许更能共情女同事的困难，并给出切实的解决方案。例如，女骑手害怕遇上下雨天，“万一碰上生理期，哪怕穿着雨衣，也可能弄湿了身体”。不少女骑手遇过卫生巾被浸湿的窘境。于是，每次带新人，小余会提前告诉她们附近洗手间的位置，方便她们规划路线，能有合理的时间上厕所。
两个月以来，小余已经协助了四五名女骑手熟悉业务，最近她还负责在后台调度现场骑手，协调转单等事宜。
如今，“送外卖的母亲”成了小余很自豪的身份。这就得提到女儿了。
去年决定送外卖后，小余告诉了女儿。当时女儿不高兴，赌气说：“为什么同学的妈妈不用在外面跑？”女儿不让小余穿着工服去接她放学，以免被同学看见，觉得丢脸。
这一切，小余都看在眼里。小余软磨硬泡，让女儿坐上电动车后座，看她送单的样子。直到女儿在站点见到小余工作时的模样，彻底改变了想法。
当时，小余正在办公室里盯后台系统，对骑手进行调度。在一旁的丈夫开玩笑对女儿说：“你看，现在妈妈是爸爸的领导了！爸爸以后都得听她的了！”小余下班后，告诉女儿：“妈妈不偷不抢，每送一餐都能挣到钱。我既能照顾你，还能给家里挣钱，有没有觉得妈妈很厉害？”
前几天，小余穿上黄色的工服正要出门，女儿冲上来抱住她：“妈妈，我想和你一起去送外卖。”
四
外面的世界
和赵冬梅一样，女骑手张炎霞也发现送餐时戴戒指会硌手，前不久，便拿它到典当行换成了镯子，戴在手腕上。这是张炎霞迎接虎年春节的仪式感，也是她打工以来送给自己的第一个礼物。
在张炎霞心里，干得久的女骑手性格都有点相似：爱自由。
刚过午高峰，张炎霞在户外摘下口罩，想透透气，这时她聊起了家人
上世纪80年代，张炎霞生于山西临汾。在她的印象里，老家的颜色是黄色的，“土山多，沙尘也多”。大伙安土重迁，很少有人外出打工。可丈夫生意失败，亏了几十万，家里要养两个男孩，老家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2017年两人决定当北漂，一起打工挣钱。
一开始，丈夫当保安，而张炎霞找到一份家政工作，雇她的客户是一名年轻母亲，看中她生过两个儿子，有经验，让她专职照顾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儿子。
“那户人家真豪华。” 张炎霞记得，家具都是红木材质，厨娘用来炸食物的油都是一次性的，炸完就倒掉，客厅还有一台价值几十万的钢琴……
这份工作包吃包住，吃得好、住得好，可她一天瘦一斤。
“精神压力给闹的。”女主人要求张炎霞时刻陪在小孩身边，他一哭闹就去安抚。“男主人回家，女主人就让我把娃抱过去。她说‘宝宝来’，让小孩和他玩一会儿，见她老公累了，就让我把小孩抱走，就像看宫斗戏似的。我最受不了的是家里有摄像头，干啥都被监视着，主人也常偷偷盯着我。我哪也不能去，只能待在家，就像电视剧里坐牢一样。我这种性格，干不了这种。”
这一份工作干了不到20天，张炎霞就辞职了。正巧，夫妻俩发现美团外卖招骑手，比起家政工和保安，收入更高，便想试试。张炎霞一天跑两个班次，接单、记取餐号，坐上电动车就往外冲，第一天挣50块钱，后来越干越顺，一个月能挣七八千元。
最大的牵挂是儿子。张炎霞有两个儿子，相差7岁，均在山西老家读书，由家里老人照顾。
送外卖的第一个月，张炎霞常有错觉，“听到路上有小孩叫妈妈，总要回头看一眼，以为是自己的孩子”。
一天，在中午送餐高峰时，她突然接到大儿子的电话。原来儿子想妈妈了，借了手机打过来，一听她这头声音嘈杂，说了句“妈妈你忙吧”，就挂了电话。后来老家亲戚告诉她，两个儿子想妈妈，天天哭。
张炎霞接到单，正在确认送单路线
于是，张炎霞和儿子约定，每天送完外卖就打视频电话。在电话里，她经常给他们讲“外面的世界”。
“送外卖过程中，我去了很多地方，见到了好多人。”给客户送餐时，张炎霞路过长安街，远远就瞧见天安门，还去了“中国尊”以及一些曾经只在电视里才能看到的建筑。有时，客户取餐时会递给她一瓶水或一包糖；一次她收到一种从没见过的水果，回去把玩了半天；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的那阵子，还有客户递给她新口罩，提醒她注意安全……
儿子听她讲北京城的街道、风景和人，几次听得入迷，就说：“要好好学习，考到北京来陪你”。
张炎霞常说，山西女人讲本分。她是这样理解“本分”的：“自己好，家人好，就够了。”
春节马上就到了，和大多打工者不同，张炎霞和丈夫决定留在北京送外卖，“过年期间许多骑手回老家，我们能送的单就变多了”。
她挽起厚厚的袖子露出手镯，说：“戴上它就像把家里人带在身边。新的一年，我想多挣点钱，给儿子买新衣服。”
作者 午生 | 微信编辑 冻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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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我治病，父母卖了两套房
一
2010年10月，我刚请同事们吃完儿子的满月酒。这一个月来，我一直觉得自己有点累，猛地站起来时会感觉头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