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年女科学家的情史
读者讲述:
明见君您好,今天把我的故事口述给一个朋友,让他整理分享给您。
PS:如果您也想讲述自己的故事,欢迎发至邮箱:381919697@qq.com,一经采用将奉上优厚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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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琐记三篇
书的故事
闲时暇想,觉得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可能是在刚进入社会的关键时刻,有幸读过两本书的缘故。
我们这代人的18岁年纪,除了体格之外,在其他方面远不如现在的小学毕业生。那时,被蛊惑的狂热还想乘着余势在广阔的农村再显身手,只是客观规律难违而激情不再,艰苦的实践暂时没能出示真理,却让共和国的同龄人陷入迷惘和失望。在绝对封闭和单一的环境里,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做革命的老黄牛成了不容选择的选择。
就在这时,无意中我读到了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这本泄露历史真相的内部读物,如今已不记得它的内容,但在当时却让我知道了一个事实,原来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不是平时所听到的那个样子。突破了单一才有比较,有了比较才有疑问,而能提出疑问则是人与动物的起码区别,这种区别必然还会产生有血有肉的生命困惑,只是这困惑竟然又偶尔在巴金翻译的《六人》里面得到了初步解决:原来人生至少有六种不同的路可选择,而不是只有一条伟大统帅所规定的“五·七”大道可走。
从此,就象亚当吃了被上帝禁止的智慧苹果,开始摆脱蒙昧的喜悦毕竟超过了同时感受到的痛苦,书成了我认识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后来,物极必反造成的改革开放,使各种书籍已不再是希罕之物。虽然林语堂的全译本《吾土吾民》、史密斯的《中国人的素质》、龙应台的《百年思索》等许多好书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但是总觉得读它们就象入学后的深造,不能与当初那两本把我引进学校的书相比。
随着时间的积累,每次看见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年轻人走向社会,自诩的心情渐打折扣,变成了懊恼和羡慕:他们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是一本人性的大书,根本无须象我们这一代,自己的命运要靠与书的缘分来决定。
风的故事
在上山下乡那个泛政治的年代,连自然现象都被限定了意义。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象征社会主义胜过资本主义的政治口号,正如当时那首煽动激情的歌曲: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其实国家之间谁也害怕不了谁,倒是我们这些农场的兵团战士最怕被派去烧木炭,谁都不愿带着铺盖到深山里生活几个月。去年被派去烧木炭的几个人,因为水土不服一去就闹腹泻,等回来时已经又黑又瘦不成人样,几乎自己也成了木炭。
虽然心里这么想,但“兵团战士一块砖,革命需要任党搬”,所以烧木炭这项革命工作轮到谁还是得去。只是班里派去烧木炭的两个战士走了才一星期,就被连部派人换了回来开批斗会,因为长得瘦的小个子揭发长得胖的大个子有反动言论:说大个子在几次点火都点不燃的情形下,看了看炭窑的方向后说:“要是刮西风就好了。”于是由西风联想到帝国主义,又联想到大个子的舅舅住在香港,这显然是一起对现实不满,替帝国主义招魂妄图变天的反革命事件。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此高招不愧是高人所创,的确有加强纪律鼓舞干劲的奇效,因为谁都怕被抓为阶级斗争典型。因此遇到这次阶级斗争新动向,全连每晚必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上,又有了活学活用的新内容。结果是揭发者成了全团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狠抓阶级斗争不放松的标兵;被揭发者则受到隔离审查被批被斗被关押了半年多。只是这截然不同的遭遇也有共同之处,就是他俩都没有再回到山里去烧木炭。
多年以后,荒唐的岁月已经被时间逐渐理顺,在一次兵团战友迎千禧的聚会上,两位“西风事件”的当事人又见面了。
“真的,”满脸尴尬的县人大副主任摇摇头,“当时我只是为了不到山里去烧炭,才……”“其实还应该感谢你呐,”刚从英国讲学回来的外语教授呵呵一笑,“我在被拘留的地方捡到一本英汉双解辞典,所以……”这时,两人的对话被响起的旧歌打断,歌词毫无意义却能让曾经听过的人产生共鸣,只因为歌里有着过去的岁月旋律:
“东风吹,战鼓擂,……”
屁的故事
回想当年,能在农场当兵团战士,每月除了可以吃饱肚子还有6块钱零用,比起那些到农村去挣工分的插队知青,的确算是一种幸运。不过每月必须一次的忆苦饭,似乎是这幸运的附加痛苦,因为这所谓的忆苦饭,就是一锅以猪食为样版,用带谷壳的糠加上大量红薯藤和菜叶煮成的糊状物。即使难以想象也得想象一下,在贴满“忠不忠,看行动”标语的连队食堂里,有谁敢不吃或表示不愿意吃这忆苦饭?若想表现好的话还要多吃。
这天,在吃完忆苦饭后召开的思甜大会上,一位连里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首先发言。那时候是个虔诚的年代,人们在说话前特别是在各种会议发言时,不是喊三声毛主席万岁就是背一段毛泽东语录,所以开始的方式千篇一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言者表情严肃又慷慨激昂,大家都安静地等着随后的继续,谁知听到的却是一缕清脆而悠长的声音,每个人顿时怔住了。
首先回过神的是指导员:
“谁放屁?是谁放的屁?!”众目睽睽,发言者低头嚅嚅:
“是,是我。”“你好大的胆!”指导员大声斥责。
“我,我有罪!”发言者几乎哭出声来。
虽说屁是人生之气,没有不准放的道理,何况又在吃了忆苦饭之后,但是发言者对自己在最神圣的时刻没能把它忍住感到后悔莫及。
“回去写个深刻检查,明天...…”指导员说到这里突然尴尬地僵住,一缕同样清脆而悠长的声音从他裤子里传了出来。
荒唐年代的荒诞画面就此定格,因为当时的情形并不是哄然大笑和屁声此起彼伏,而是瞬间的鸦雀无声:那种两头都要忍住的感受至今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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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伤了我的腰
1964年,我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学校在政审表盖上“不予录取”的红字,因此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无奈之下,只好响应号召下乡插队。
刚到农村以后,我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总想干最苦最累的农活。后来发现,有两种农活队长不让我们干,一种是挑大粪,一种是扛麻袋。
我问为什么不让干,有人告诉我:你们还年轻,不能干太重的活计。从此以后我才知道,男性在28岁以前力气还不全,所以不能扛200斤麻袋,否则后果很严重。
下乡以后的第三个年头,即1966年5月,我向队长请了一个月假,准备回太原再次参加高考。没想到回去不久,广播里就传来北京学生废除高考的倡议。于是我灰溜溜地返回插队的地方。
快要进村的时候,迎面来了两个农民,其中有一个姓药,是我们生产队的小组长。他阴阳怪气地对我说:“回来吃麦子来了?”
“男怕割麦子,女怕坐月子”,是当地的一句俗话。他的意思是我为了躲过割麦子,才请假回家。对于如此狭隘的说法,我懒得回应,没想到他却耿耿于怀,很快就找到坑害我的机会。
麦收以后,就该交公粮了。那年头生产队收割的麦子,绝大多数要交到公社的粮库。农民要想吃点细粮,全靠那二分八厘自留地。当时的库房没有机械设备,交公粮的农民要扛着麻袋上跳板,倒在库房里面的麦堆上。一麻袋小麦有200斤,所以生产队长总是派三四十岁的壮劳力去干这种活计。
在一次交公粮的时候,那姓药的家伙非要让我跟他们拉上小平车一起去。队长犹豫片刻之后,便点头答应了。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说:“就让小智搭把手帮你们往肩上扛吧,千万不要让他上跳板啊!”
没想到去了公社粮库以后,姓药的却故意让我扛着麻袋上跳板。粮库跳板的坡度在40度上下,当我扛着200斤的麻袋上到半截的时候,只觉得腰部嘎巴一声,好像断了一样。于是我被迫把麻袋一扔,整个身体倒在麦堆上面。
从此以后,我就落下了腰疼的毛病,走起路来上身呈现S形,十分难看。更糟糕的是,到了30岁以后,每逢冬季来临,稍不注意保暖,腰部就疼痛难忍,厉害的时候不但不能走路,连咳嗽都难受。
前几年我开车去插队的地方看了一下,给我们做饭的老实巴交的冀二何夫妇已经80多了,仍然健在;但是那姓药的,却早就死掉了,听说他死的时候还不到50岁。这大概就是贫下中农对我的再教育吧。
2021-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