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群女生一到半夜就失踪，
为了查真相，我认真看了场脱衣舞 |
【北洋夜行记】是魔宙的半虚构写作故事
由老金讲述民国「夜行者」的都市传说
大多基于真实历史而进行虚构的日记式写作
从而达到娱乐和长见识的目的
上周末和朋友吃饭，她聊起自己堂妹，说挺担心她。姑娘大学毕业以后，宅在家里两年，几乎没出过门。
除了洗澡和上厕所，一步也不出自己的房间，饭菜和水都得父母送到门口。
而且，整天闷闷不乐，三天两头说要自杀。
刚开始父母着急，想过各种法子，骂过打过，还试过断粮断水。可堂妹铁了心，死也不出来。
后来父母挺不住了，总不能把亲生女儿活活饿死。只好顺着她，两口子轮流在家伺候，看着。
尼特族是NEET的译音，全称是（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是指一些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或参加就业辅导，终日无所事事的族群。
好好的一个姑娘，怎么成这样了？
朋友说，相亲相出来的病。
堂妹大学念的是比较文学，毕业后在一个小出版社当编辑。
干了没几个月，父母就开始给她安排相亲了。
理由很俗套， 一个女孩子，与其辛辛苦苦打一辈子工，不如趁着年轻，找个好人家嫁了。
没想到相亲的时候，堂妹被拒绝了。
据说，是男孩父母嫌堂妹性格内向，还不太会做家务——还说，以前都稀罕女大学生，现在女大学生遍地都是，得找能干活的、机灵点的。
堂妹就受了刺激，后来班也不上了，干脆躲在家里蒙头大睡。越睡越不愿意出门，还抑郁起来。
我说，这姑娘是走死胡同了，被这些乱七八糟的观点搅糊涂了。
我给她讲了个太爷爷笔记里的案子，也是关于女大学生的。
差不多一百年前，中国有了第一批女大学生。那几十年，女大学生始终是社会话题。
她们学西方最先进的知识，背负着学校的期待，也确实有更多机会。
但在太爷爷笔记和当时的一些报刊资料中，我发现，常有女大学生自杀。
自杀的原因，很多令人不解。比如，这次的案件不算吓人，但女孩死得让人唏嘘。
下面是金木在笔记中的完整记录：
《北洋夜行记》是我太爷爷金木留下的笔记，记录了1911年到1928年期间他做夜行者时调查的故事。我在金家老宅，将这些故事整理成白话，讲给大家听。
案件名称：剧场疑云
案发地点：香厂路新明剧场
案发时间：1923年4月
记录时间：1923年5月
民国十二年（1923年）四月七号，下着小雨，我受邀到新明剧场看话剧《娜拉》彩排。
去年二月份，几个女高师（女子高等师范）的学生首次登台，自编自演了四部话剧。
女学生演戏，报纸上吵得热闹，剧场里也很热闹。
骂得人多，抢着看的人更多。连着三天，场场爆满，观众最多的时候有两千人，挤得教育部大礼堂水泄不通。
这回的《娜拉》更厉害，找来人艺剧专的男学生，破天荒要做男女合演。
但剧场后来出事了，演出被迫中断。
1918年6月《新青年》杂志出版“易卜生专号”。刊载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胡适与学生罗家伦翻译的《娜拉》(即《玩偶之家》)、陶履恭翻译的《国民之敌》(即《国民公敌》)、袁振英的《易卜生传》等。
那天我到的早，离表演开始还有一段时间，就在布景室旁边的过道溜达，顺便翻翻剧本。
一个挪威女孩，有一天突然想离家出走，不想跟丈夫一起过了。这种故事确实新鲜，我在日本也没咋见到过。
可能是第一次彩排，后台的学生慌里慌张的。一会说壁炉的木头找不着了，一会说圆桌的腿瘸了，状况百出。
“啊”的一声大叫，一个高个儿的女学生把一件白色洋装扔地上，脸色发青，大步往后退，活像见了鬼。
一边退，一边哆嗦地指洋装的裙摆，上头绣了一个红色的字母N。
我正纳闷，一个穿白西装戴黑领结的男人走过去，捡起洋装。女学生一见他，连连道歉，低下头，接过洋装走了。
白西装转过来，晃晃大脑门，冲我笑笑，戏服拿错了。正是邀请我来看戏的陈大悲。
陈大悲（1887年6月15日-1944年8月19日），中国现代戏剧先驱。原名陈听奕，浙江杭州人。中国话剧最早的职业演员、导演、剧作者、剧作翻译。经常饰演女角，尤擅悲剧。民国11年与蒲伯英共同创办中国第一所培养现代话剧人才的北京人艺专门戏剧学校，任教务长。右图为陈大悲在上海进化团时期的女装演出照。（图片来源：《可凡倾听》陈正薇采访配图；上海戏剧博物馆）
陈大悲是这出戏的舞台监督（导演），他这人一提话剧就停不下来，硬拉着我转了一圈剧场。
说舞台用了镜框式，幕布是黑丝绒的，观众席的座位都是靠背椅，全是按照西方最先进的剧院建的。
一句话，旧戏已经过时了，新剧才是未来。
开场前十分钟，戴戴来了。头发乱糟糟的，手指上还有黑黑的墨水印。
她听说女高师要排《娜拉》，激动得不得了。顾不上第二天就是截稿日，放下笔就赶过来了。
来看彩排的除了学生，还有一些小贩和车夫，都是奔着看白戏（免费）和男女合演的噱头来的。
表演以对话为主，男女主角经常走到舞台一侧的圆桌说话。两人的脸一个朝内，一个朝外，声音很小，稍不留神就听不清楚内容。
二十分钟过去，男女主角还在对话，有人不耐烦，开始离场，只有戴戴看的入迷。
还有个卖干果的嗑起瓜子，指指点点，嫌台上的女演员抹脂粉，涂口红，没一点学生样。
台下越聊声音越大，剧场闹哄哄的，台上表演的声音完全听不见了。
陈大悲几次面向观众站起，贴着嘴唇竖起食指，示意大家安静。观众看不懂，有样学样，也冲他竖起食指，还嘿嘿发笑。
陈大悲急红了脸，正要说话，突然台上哗啦一声，吵杂的观众席瞬间安静了。
一桶黑乎乎的水从二楼侧面泼下来，浇在了男女主角的头上。
两人湿漉漉地愣在舞台上，从头到脚全是血，像两个血人。
女主角满头满脸的血，只有眼白很分明，一身白洋装也被染成了暗红色。血水滴滴哒哒流到手上，手背掌心也都血糊糊的，女孩喘着粗气，浑身发抖。
观众以为这是表演的一部分，还有人鼓掌叫好。一个女学生尖叫，站起来就往门口跑，其他人反应过来，也跟着往外跑。
表演中止，陈大悲和几个学生上台扶住受惊的男女演员，两人腿发软，连下台都很困难。
我扫了一眼二楼左侧，血水是从那泼下来的。
墙柱的阴影里站着一个人，个头不高，像女的。半边脸藏在黑暗里，另外半边白发散开，眼睛发红，手里提着一个铁桶，恶狠狠地瞪着底下的演员。
我逆着人群往楼梯走，上了楼，又往前走了几步，看清楚了，是个白发老妇，穿着一身黑。
老妇的后脑勺秃了几块，裸露着头皮。她看见我，冲我推倒铁桶，转身往下跑。
铁桶里还有点没泼完的血，溅到我裤腿上，腥臭扑鼻。
戴戴守在楼梯口，一把抓住了老妇。
回休息室问了半小时，没有一点线索。
老妇眼神涣散，不说话，无论我问什么，只一个劲抠脑袋上的斑秃。
我稍微一往前，老妇就缩着身子后退。再问，老妇突然大哭起来。
戴戴用胳膊肘捣我，让我先出去，老妇可能是害怕我。
出了剧场，我走到大门的铁栅栏边点了根烟。街上两个小贩在比划刚才剧场泼血的事，往里添油加醋，说还是新剧过瘾，女学生衣服都湿了。
兜里的烟抽完了，天也黑了，剧场要关门了，戴戴才出来，阴沉着脸。
我朝她身后看看，问她老妇呢。戴戴叹了口气，说让她走了。然后递给我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年轻女孩，丹凤眼，薄嘴唇，一身短袄长裙。长得跟刚才那个演娜拉的女孩有点像。
戴戴说这是老妇的女儿，叫沈郁，是女高师的学生。半个月前，她在学校割腕自杀了。
沈郁也是陈大悲剧团的，演的就是娜拉。如果她没死，今天站在台上的应该是她。
沈母去认尸的时候，发现沈郁身上伤痕累累，大腿根附近有淤青，胸上还有一圈牙印。
“她说的那种伤以前我见过，沈郁可能被人强暴了。”戴戴说完陷入了长长的沉默。
女高师是女校，沈母怀疑这事跟合演的男学生有关。
但她谁也不敢说，心里乱，知道学校要办彩排，到狗肉铺要了一桶狗血，跑来剧场闹事。
戴戴说，闹完她就后悔了，说本来让沈郁念书，就是为了嫁的更好，没想到闹到自杀。现在名声也坏了，没法收场。
我让戴戴回家专心写稿，沈郁的事我来查。我说，查清楚事实，一定把人揪出来。
第二天，我给陈大悲打了电话，向他打听沈郁，但没提她死前受过伤。
陈大悲替沈郁可惜，说她是当演员的料。我问沈郁和其他男学生关系如何，陈大悲向我打包票，戏里戏外他的学生都不曾欺负过沈郁。大家关系很好。
我又问能不能到学校采访参演的学生，陈大悲答应替我跟学校打声招呼。
放下电话，我让十三拉我上石驸马大街。
一听要去女高师，十三脸上一红，路上步子迈得飞快，半小时的路不到二十分钟就到了。
宣统元年清学部在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建立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民国后改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31年与北平师范大学合并，定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旧址现为北京市鲁迅中学。（近照来源：网友二叶舞鹤草的新浪博客）
下车时，三四个女学生从学校门口出来。
都是白衣黑裙，踩着高跟皮鞋，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有一个上衣斜襟还别了一支自来水笔。风一吹，齐刘海一甩一甩。
门口的车夫一窝蜂上去拉客，眼睛直勾勾跟着女学生走，盯着裙底下露出的小半截脚踝，砸吧着嘴。
其中一个车夫脖子粗短，把泛黄的汗巾甩向女学生，趁对方伸手挡脸的工夫，顺势摸了一把女学生的胳膊，摸完以后还把那只手揣进了裤裆。
女学生一愣，脸立马红了。
五四时期的女学生装。这种上袄下裙学生装在当时还有个称谓，叫 “文明新装 ”。浅蓝色圆摆小袄、黑色素裙、白色布袜和黑色布鞋，这种装扮是20年代最时髦的女性形象。（图片图注来源：新浪图片·记忆图刊）
我看不下去，故意撞了粗脖子一下，顺手扯掉他的裤带。
粗脖子正陶醉着，裤子哗啦一下掉了，手上的动作让其他车夫看见，大家哄然大笑。
粗脖子没了兴致，两手提起裤子，冲我骂了几句。
进了学校，陈大悲不在，他回剧专上课了。
助理连连叹气，说我不赶巧，剧团的学生都聚在排练室闹辞演呢。
排练室的门前，果然围了十几个学生。
领头的是昨天剧场后台的那个高个儿女学生。她手里拿着一沓黄纸写的符，一张接一张往门窗上贴，嘴里还念念有词。
我问一个短发女学生，这是在干什么？
短发很警惕，上下打量我，反问我是谁？
我说我是陈大悲的朋友，做记者的，来采访剧团的。
她告诉我，排练室不干净，墙上有眼，在里头总觉得有人盯着自己看。昨天彩排又出了意外，高个儿到火神庙求的符，去去邪。
地安门火神庙，全称敕建火德真君庙，又俗称什刹海火神庙，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外大街万宁桥西北侧，什刹海东岸，是一座道教正一派宫观。火神庙主要供奉南方火德真君。在北京众多火神庙中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
我问她认不认识一个叫沈郁的女孩，之前也演娜拉。
短发想了想，压低声音，“沈郁就是在排练室自杀的，是我发现的尸体。”
那天早上轮到短发打扫排练室。她到的时候发现门从里头反锁了。她趴在窗户上往里看，沈郁靠在椅子上，背对着她，脑袋耷拉到一边。
“我以为她睡着了，拍了好久的门也不应。又从窗户里往下看，才发现地上全是血。”
后来校警来了，把门撞开，进去的时候，沈郁脚边横着一把短刀，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左手腕上有数十条划痕，深浅不一，看样子是铁了心想死。
短发还说，沈郁死的时候还穿着娜拉的戏服。
“她手巧，女红课成绩好，喜欢拿红线给每件戏服的裙角绣N，N就是娜拉的首字母。”
难怪昨天高个儿那么害怕，那件戏服绣了N，是沈郁的。
我又问了几个学生，还打听到了两件事。
一是沈郁和聚顺和干果铺的任家二少爷有婚约，原本定在年底结婚。
年初的时候，她参演《娜拉》的事让任家知道了。任家嫌她抛头露面，还跟男人演戏，执意退婚。退婚信寄到了学校，全校都知道她被退婚了。
二是沈郁死前很反常，对排演不怎么上心了，好几次夜里偷偷出去，早上才回来。问她去哪也不说。还说沈郁什么都好，就是老是心事重重，不说话。
我拿着沈郁的照片，到学生宿舍找到舍监，打听沈郁死前夜里出校的事。
舍监姓魏，三四十岁，长相很古板，上衣领口高至脸颊，还留了一个男式的中分头，不说话都看不出来是个女的。
1910年代流行过的高领袄裙。1910年代中期的立领崇尚越高越美，几乎可以遮住半个脸颊。（图片来源：涨姿势）
“不可能。宿舍有门禁，学生出入都得登记，晚上七点半以后，是不允许外出的。”魏老师板着脸，很不耐烦。
问她要桌上的登记名簿，也不给看，还说这是女校，让我走。
几个女学生下楼收衣服，躲在宿舍楼的一侧，探头探脑看我。
魏老师上去就是一顿骂，“没见过男人吗？”女学生撇撇嘴，转身散了，走到一半回头又做了个鬼脸。
1942年齐鲁大学女生宿舍内外。
魏老师瞪着我，我假装从校门出去，趁校警抽烟的工夫又悄悄溜了回来。
绕到宿舍后面，做鬼脸的女孩还在。
我给她看沈郁的照片，她摇摇头。
歪着脑袋想了一会，说，“好几次晚上我睡不着，偷偷到走廊透风，看见五六个女生鬼鬼祟祟往侧门走，出了学校。不知道里头有没有她。”
她听见我和魏老师说话了。
我请女学生帮了个忙，让她引开魏老师。我趁机翻看了一下登记名簿。
果然，不止沈郁，好几个女学生都是夜里出校，早上才回来。查出她们去了哪儿，也许就能知道沈郁死前发生过什么。
操场墙根搭了一个简陋的木头棚子，给剧团里外校的男生住，地方离宿舍不远。
我找了个隐蔽的角落蹲下，等天黑。一蹲就是几个小时，脚底都发麻了。
站起来刚一抬腿，听见脚步声，赶紧躲起来。
一看，是两个校工在给墙补洞。
一个跟另一个说，“好家伙，没完没了。前天才堵上，今儿又凿一个洞，连这旮旯也有。外头那些痞子，想女学生都想疯了。”
夜里十点多，宿舍楼下的灯亮了。
女学生三三两两出来，挨着墙往侧门走。走得很慢，看上去不情愿，最前面的是个女老师，催促她们走快点
我甩甩腿，悄悄跟在后头。
校警看见了也不问，打开校门让她们出去。
门开了缝，漏出外头站着的几个车夫。其中一个的脖子又粗又短。我认得他，就是今天把手揣裤裆的人。
其中有个女学生上了粗脖子的车，我正要追，身后一只手重重拍在我的肩膀上，拽住了我。
一回头，是中分头魏老师，眼神凶狠。劈头盖脸地骂起来，“臭流氓，早就看出来你不是个好东西。”
随着民主科学思潮传入，一些知识妇女接受妇女解放思想的启蒙，仿照男生剪短发，短发样式有“拿破仑”头、“华盛顿”头。
她死死抱着我的大腿，我不好跟她动手，没一会，校警和警察都过来了。
我百口莫辩，最后还被当成可疑人物带回了警局。
解释半天，汪亮来保释了我。他一见我，话也不说先狂笑了五分钟，说我厉害，闯女校耍流氓。我没搭腔，塞了根烟给他。
从警局出来已经是第二天了。汪亮有事走了，我往家走。
没几步就饿的发晕，找了家卤煮店坐下，点了一碗面茶，就着吃了两大盘羊眼包子。
羊眼包子是北京的一种名小吃，此物因其个头小似羊眼，所以人称羊眼包子。传说清代康熙皇帝曾食用过羊眼包子，故而出名。
吃着吃着，三个年轻女孩走过，女学生打扮。不过烫了卷发，脸上粉很厚，七分袖也挽得比一般女学生高些。
我几口吞下包子，付了钱，跟在她们后面。
她们先进了一家深宅大院，后来又去了天兴楼，最后七拐八拐，竟然走到胭脂胡同，进了一家叫如意班的妓院。我也跟进去。
掌班以为我是客人，招呼其中一个女学生过来。
我这才明白，原来这些“女学生”是妓女假冒的。
1913年《申报》上妓女冒充女学生的新闻。
我摇摇头说认错人了。
掌班见我没兴趣，也不生气，倚着门框勾起腿，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前不久我的姑娘让人叫局，去了才发现对方是女的。几个女学生让我的姑娘唱曲儿，这不明摆着羞辱我们吗？先生看着像文化人，您评评理，女学生有啥好？”
说完还努了努嘴。
这时，一个男人摇摇晃晃从屋里出来，两个女学生打扮的窑姐一左一右，架着他。
他脸上微微泛红，人我认得，是那个粗脖子的车夫。我伸手要抓他。
粗脖子看看我，突然撒腿往外跑起来。
我追出去，跟着跑。
粗脖子毕竟是拉车的，腿脚有劲路线又熟，我跑得大喘粗气，还是被他轻松甩掉了。
后来打听到粗脖子是个包车车夫，专门拉女学生。拉多了心里犯痒，媳妇又跟人跑了，没处发泄，就到妓院找“假女学生”。
他不仅爱嫖，还爱赌，我在一个赌坊找到他的时候，他正输红了眼。
我扔给他三个大洋，问那晚他拉的那些女学生去哪了？
粗脖子愣了一下，又想跑，被我一个扫堂腿踢倒在地，捂着脚踝哇哇叫。
粗脖子说他只认识坐他车的那个女孩，其他的不认识。去的是一家茶馆，每次都在那下车。
我问女学生去那干什么？
粗脖子摇头，说他只负责接送。每周两次，每回都是夜里十点左右。
看完沈郁的照片，粗脖子点点头，这女孩他接过，但最近没见过她。
粗脖子说的茶馆在珠市口以西的石头胡同，叫“四海升平”，是一家落子馆。门口有一个“大茶壶”（伙计）在拉生意。
落子馆从外头看像筷子楼，只有几根细细的木头柱子支撑，破破烂烂，比天桥的二等茶馆好不到哪去，进去了却别有洞天。
屋里很亮堂，茶座中间是T字型的舞台。
最前头站着一个穿蓝紫色碎花衣裙的女人，年纪不轻，眉眼画得很浓，裹了小脚，手扶着齐腰高的栏杆，跟台下的茶客眉来眼去。
女人是个唱大鼓的，有个茶客要“戳活儿”（点唱），让她唱《马寡妇开店》。
她打着竹板一开嗓，茶客都乐了，没一个音在调子上，但茶客依然叫好。
许多所谓“风骚戏”，如《马寡妇开店》、《张绣刺婶》、《宝蟾送酒》等，本身剧情没有太多情色成分，而是女伶表演时，为迎合男观众，往往抛开剧情，在唱词、身段上卖弄风情。
这种唱淫戏的茶馆按理早被禁了，没想到在这还能听到。
舞台后头还坐了一排女艺人，同样是浓妆艳抹，还没轮到她们唱，就翘着二郎腿，跟靠近舞台的茶客打情骂俏。
唱大鼓的一边唱，一边拨弄头发，手贴着胸前腰间游走，越是动作幅度大，台下鼓掌的就越多。
最后冲我眨巴眼睛，到舞池边伸出手，要拉我上台。
旁边一个戴眼镜的突然急了，推开我，抢着去拉唱大鼓的手。我一晃悠，撞到桌角，碰倒了茶杯，茶水倒在了另一个茶客的大腿上。
茶客火了，一拳头过来，我躲开，拳头打中了戴眼镜的。戴眼镜浑身酒气，转身对茶客又是一拳。
其他人看着起劲，一起哄，两人打了起来。
桌子板凳被砸了几张，伙计把我们几个都赶了出来。临走还骂，弄清楚这是谁的地盘。
一群人越闹越乱，我决定先返回学校，继续追查女学生夜不归宿一事。
经过上回一闹，几个校警都认得我，大门是进不去了。
学校的侧门挨着东铁匠胡同，离教育部很近，附近有几家小酒馆，我找了一家能看见学校侧门的，在里头等。
守了两晚，没看见女学生出来。
第三天凌晨，我正要打道回府，突然看见两个黑影磨磨蹭蹭走到学校外墙。
借着灯光一看，两人身材高大，穿着长及脚踝的黑裙，还戴了圆帽，看打扮也是女学生。
其中一个先蹲下，另一个撩起裙子，踩着她的肩膀，扒上墙头翻进学校。从里头打开门，让另一个进去，再把门闩上。
我跟过去，没一会，听见里头有女子尖叫，紧接着有人大喊“有贼”，两个高大的女学生翻出墙头，假发和帽子掉了，露出圆寸头，慌慌张张要跑。
我愣了一下，反应过来，这俩人是男的。
我一把扯住后面那个的裙子，吱啦一声裙子破开，大腿毛茸茸一片黑毛。
圆寸头一瞪眼，裤兜里掏出把枪，指在我头上。我弯腰抓起地上一把土撒在他脸上，摁住他的手要夺枪，跟他滚在地上。
争抢之间，圆寸头扣动扳机，砰砰两声，子弹擦着我的右肩过去。
学校的校警和警察听见声响赶来。几人合力，把圆寸头摁在地上。
校警拉我起来，我拍掉身上的土。
为达到某种犯罪目的，有些男性歹徒乔装打扮成女性以掩人耳目。这是民国时期抓获的男扮女装犯人吴功仕。（图片图注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我跟着到警署做笔录。受害的女学生个头瘦小，蜷着身子趴在桌上哭。
哭得眼睛鼻子都红了，还一个劲猛摇头，说夜里出来上厕所，碰上了那两个男扮女装的军人抢她东西。
问被抢了什么，她又不肯说。警察没办法，只好写了个抢劫未遂的罪名。
我做完笔录，那个军人已经被放了。我给一个老警察递了根烟，问他“就这么算了？”
老警察叹了口气，“那孙子是新华宫的护兵，丫头不肯作证，学校也说不追究了。最后赔了点钱，这事儿就算了。”
老警察把烟掐灭，扔在地上，嘴里又骂了几句。
出了警局，我跟在那个圆寸头的后面。
他进了胡同，我随手拉了一个路边垃圾筐，走进胡同，从身后把垃圾筐连汁带水套在圆寸头的脑袋上，一脚把他踹倒。
我拿过他的枪，指着他脑袋，问他刚才进学校干了什么？
圆寸头哆嗦半天交代，他俩进学校是想抱女学生。他坚称他没碰那个女孩，只是负责摁着她，捂住她的嘴。俩人都是头一回，也害怕。
天津《益世报》刊载的成都军人强污女学生的新闻。（图片来源：瀚堂近代报刊）
我问他为什么要袭击女学生？
圆寸头吞吞吐吐，说听队里说的，有军官到茶馆看完女学生的表演——“那腿，可真白。”
他和另一个护兵打听到地址就去了，结果人家嫌他们档次不够，没让看。茶馆有后台，背后是曹大帅的人，他们不敢闯。
“都说女学生好，就想知道到底怎么个好法……”
曹锟，民国初年直系军阀首领。1923年10月重金收买议员贿选成为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等人发动政变，将曹锟软禁。
我把枪砸在他脑门上，打断了他的话，让他以后离女孩远点。
圆寸头说的茶馆竟然和粗脖子说的落子馆是同一个地方。
第二天晚上，我去落子馆的时候已经快打烊。
里头没几个茶客，舞台也空着。
上回那个唱大鼓的还在，换了一身素色衣裳，梳了发髻，脸上也没捈白粉。
她认出我，给我倒了杯茶，还抓起一把花生米，让我猜数。
我没接话，指指茶杯里漂着一根白头发，说这茶不干净。
唱大鼓的笑了，说新来了一个年纪大的，干活不仔细。然后把茶杯推到一边，“你不是来喝茶的吧。”
我把沈郁的照片递给她。问她见没见过照片上的女孩？
唱大鼓的先是一愣，想了想说：“她啊——今儿没来，但今晚有其他女孩。喜欢西洋油画吗？我们这有名画场景。”
我愣住。她对我说，“放心，保证不会让你失望。”说完比了个十的手势。
我很好奇，什么样的表演，要花十个大洋？
付完钱，唱大鼓跟伙计打了声招呼，让我在后院稍等，自己出了门。
她又回来，领我走到对面燕家胡同的一个宅子里。
宅子是个两进的小四合院，外表很普通。院里杵着俩伙计，从我一进门就盯着我，身材看着像打手。
东面的两间屋子的门窗全用黑布包着，其中一间亮着灯。
唱大鼓的领我进了亮灯的屋子。
屋子从中间用厚木板被隔成了两间。四堵墙全被刷成了橘红色，顶上是一盏鹿角吊灯，黄色的光线一照，屋里充满暧昧的味道。
朝北的墙上钉着一块红布。墙跟前放着一把皮质的沙发椅，扶手雕了花。上头搭了一身女学生的校服。
唱大鼓让我一会听见琴声，撩开红布，就能看见表演。又指指校服，“刚脱下来的，还是温的。”
最后递给我一条干净的面巾，叮嘱说“完事了用这个擦，别抹到墙上。”
说完就出去了。我听见她从外头把门关上了。
过了十分钟，对面的房间里响起了钢琴声。
民国的钢琴。图为宋氏三姐妹在钢琴前合影。照片由美国战地记者海岚·里昂1940年摄于重庆。
我坐在沙发上，撩开红布，墙上竟有一个比拳头稍大的圆形玻璃孔。
我把头探过去，眼睛贴在玻璃孔上。里头的画面让我难以置信。
对面房间被布置成了一幅画框，两侧有红色绸缎做成的幕布。最后摆着一架棕红色的钢琴，一个穿睡裙的女孩在弹琴。
近处摆着一张桌子，铺着浅色桌布。两个女孩坐在桌后，面对面而坐，上身赤裸。头发高高梳起，脸上略施脂粉，口红很淡，还戴着珍珠耳环。
左边的女孩翘起兰花指，手往右伸，轻轻捏在右边女孩的乳头上。
两人的脸微微发红，眼神闪烁。嘴巴一动一动的，好像在聊天。
加布丽埃勒 ·埃斯特雷及其姐妹维拉尔公爵夫人画像。法国枫丹白露画派的重要代表作品。作者不详，据推测画中描绘的是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宠姬加布丽埃勒和她妹妹维拉尔公爵夫人沐浴时相互戏玩的情景。
一个西装男突然闯入画面，裤裆支棱着。两个女学生叫喊起来，手挡在胸前。西装男扑上去，摁倒一个。
我从椅子上站起，撞开房门。院子里，伙计也冲过来，进屋拽着西装男往外。大门开着，弹琴的女孩跑了，唱大鼓的去追她。
表演的房间里，两个女孩一丝不挂，坐在地上发怵，一只手挡着胸前，一只手挡着下身。
其中一个丹凤眼，很面熟。
突然，我被推了一下。
沈母提着一个大茶壶，在我身后站着。
壶嘴对准了丹凤眼的女孩。
滚烫的开水浇到光洁的身子上，女孩不停惨叫，疼得打滚。另一个吓傻了，也跟着大叫。
我从沈母手里抢过茶壶。女孩的脸上、身上、手上瞬间变红，那些地方很快冒出大大小小的水泡。
沈母已经失了神，嘴里重复着同一句话，“让你不知羞耻，让你不知羞耻！”
我这才认出，被烫伤的丹凤眼是那天在剧场演娜拉的女学生。
直到后来警察把沈母带走，惨叫还在继续。
西装男趁乱逃走。我把受伤的女孩送去了医院，才知道她姓邵。医生替她可惜，说即使水泡消了，女孩脸上的疤恐怕也很难彻底恢复。
第二天再去警署，沈母已经疯了，不会说话，只会喊“郁儿”的名字。我把沈郁的照片还给她，她看着照片，却不认识了。
警察说，唱大鼓的交代，沈母在落子馆的厨房干了好几天了。这几天没有表演，她可能一直在等机会。
戴戴说，小邵长得像沈郁，沈母是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了。
看见小邵裸着身子给男人表演，就好像看见沈郁在卖身，哪一个母亲能受得了？
落子馆出了事，事情传到学校，几个涉事的女学生全部被开除了。
这些女孩没脸回家，落子馆也封了，她们无处可去，好几个人进了八大胡同的妓院，穿上校服，装成女学生接客。
戴戴打听到那些女学生进了哪家妓院，找到其中一个女孩，了解了事情的始末。
沈郁、她和小邵都在那个宅子里表演。她和小邵是从家里逃婚出来的。为了考上女高师，欠了不少钱，还在落子馆唱过大鼓。沈郁家里也不宽裕，父母花钱大手大脚的。
“偷窥秀”的主意是小邵出的。她知道女学生值钱，想了个法子，不用像妓女一样卖身也能挣钱。
她从一本外国书里看见过偷窥秀。在一个木头柜子上装几个小孔，透过小孔往里看。她们几个又都学过表演，只要把房间想象成舞台就行了。
美国的乔治·伊斯曼与爱迪生合作发明了“电影视镜”，是一种装有放大镜的匣子，可以透过目镜看里面放大的画片或短片。因为最初画片多是西洋画，所以叫西洋镜。洋人叫“peep show”，北方人叫“拉洋片”。
最开始表演很单纯，来钱很容易。几个女孩在房间里弹琴跳舞演话剧，就有人愿意给钱。
后来沈郁开始脱衣服了。
“她喜欢油画，说想照着油画的场景表演。可挑的都是没穿衣服的画，说那叫艺术。”女学生说那时候沈郁被退婚了，可能心里难受吧。
此后沈郁一发不可收拾，还私下跟一个男客人交往。“小邵和我都劝过她，可沈郁不听。
女学生说那个军人对沈郁不好，她见过他动手打她。
说到这，女学生眼睛红了。
她揉揉眼睛，对我说：“当女学生太累了。”
我想起以前戴戴对我说，她在八大胡同的时候，很羡慕女学生，觉得她们命好。
我看了看女学生，不知道该说什么。
五月，《娜拉》首次公演，据说迫于压力，放弃了男女合演，最后仍然用的是全女子班底。
戴戴没来，我一个人去看了。
开场前我听见后台几个女生聊天，说有女老师在学校排练室的墙上凿洞，偷看男演员换衣服。那个女老师爱穿高领，打扮像男人，没想到居然有偷窥的癖好。
我眼前浮现魏老师那天抓我，两只手死死抱着我的腿，打了个寒颤。
演出索然无味，我看到第二幕就退场了。
这场公演从剧本翻译、舞台设计、布景灯光到演员表演，每一个环节都遭到业内的强烈批评，以失败告终。
过了一段时间，《白日新闻》上登了一则报道，标题是——
“为抢庚子赔款，高校竟让女学生陪酒”。
说的是北京几个高校资金短缺，为了抢经费，某学校夜里安排女学生上教育总长家陪酒，被记者拍到。
我又看了一遍新闻，文章里没指名是哪间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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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案子之后八个月，周树人在女高师做了一场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他在演讲里做了解答：娜拉走后，要么堕落，要么回家。
我不确定金木是否跟周树人聊过沈郁的案子，他也没在笔记里提过这次演讲。
但上个月我在他1924年的笔记中查到，他后来也曾写过一篇短文，名叫《谁杀死了娜拉？》。
他在短文中回应周树人：
人最痛苦之事，确是梦醒了却无路可走。但人也无法不醒来，在痛苦中思考痛苦，大抵是唯一能走出痛苦的道路。若要装睡，怕是会疯掉。
两人似乎在打笔仗，但又像在讲同一回事。民国媒体上的此类探讨，一直持续1940年代。
同时，一些相反的事情也在“进化”。
1931年年9月21日的《申报》上登过一块广告，宣传一本叫《女学生的万宝全书》，上下两大册，全是针对女学生的段子和意淫故事。
比如，《玩弄男性团》、《狂吻的一天》、《女学生的情人介绍所》。
广告词写道：
是女学生的当头棒喝，也是女学生的仇敌。
现在，这些事儿过去一百年了，认真笔仗几乎没人打了，低级趣味的意淫也不能这么宣传了。
但这事情却远远没过去。
当年，周树人演讲中说，没找到出路，就先让他们睡着。至于娜拉们，已经醒了，就只有往前走。关键是——除了有颗觉醒的心，她们还要有钱。
要是让我回应周树人，我就会怼他：现在钱不是有了吗，但你看啥样？
大先生，您走的早，只猜到了开头，没猜到结局。历史进程不一定是上升的，就算是上升的，大概也只能是螺旋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