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研究生猝死”手记：一位普通人的人生与离去
文｜吴淑斌 杨海
记者手记
2021年11月23日上午，辽宁工程技术大学34岁的研究生谢鹏在自习室里猝死（《34岁研究生猝死：一次无法完成的学业》）。由于延毕半年，谢鹏已经在学校待了三年半。如果没有意外，12月中旬，他就可以顺利毕业了，遗体火化的那天，正是他原本计划回家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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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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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当然也有遗憾。前文提到的两种进路，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如果两者能够兼顾，既探讨“研究生导师”的角色定位，又呈现出和谢鹏一样“普通青年们”的困境，会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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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国庆假期结束，刚结束日均10小时工作量噩梦的我们，还未喘息，便遭到现实的当头棒喝：一夜之间，作为沟通所用的企业微信全被清空，上课平台也不能登录。接着，便传出公司高层集体跑路的消息——而9月和10月的工资，还未发放。
我们公司是一家线上教培机构，主打1对1教学，总部在上海，行业里算是中等规模。5000人左右的员工，分布在天南海北，大部分都是线上办公，平日主要通过一根网线联系——在企业微信沟通交流工作，也在私人微信群里插科打诨。
2019年，我二战考研失败，入职了这家机构。2年来，我没在线下见过任何一位同事，一边适应着这种新兴而冰冷的办公模式，一边在继续备战考研。我算是小组里的“中部老师”，每个月120个课时，能有1万元左右的收入，这份工资足够我一个人生活了。
我的组长林晨，入职6年，已经是机构的基层管理，也是一名普通的一线教师。她后来跟我说，当天起床后，看到组员群里的消息，再打开工作软件看着空空如也的界面，一半是震惊，一半是恍然大悟。
她说，在9月初的管理层会议上，高层明确表示了公司想继续“走下去”的决心，但需要削减人力成本，才能应对“双减”，度过寒冬——当时业内已经有相关教培企业“爆雷”，因此高层动员所有基层管理者找到那些课量小、能力差的老师，对其进行劝退工作。资本的算盘是，只要老师尽快主动辞职，便可以减少社保支出，更不需要给到N+1的赔偿。
做了几年的管理工作，林晨在内心是认可公司的做法的。只有资本活过来，大家才能保住工作，牺牲一部分人，就能成全大多数人，想要拯救所有人的企业，只会让大家一起沉没。但她内心还是陷入了一个道德困境：是执行上级命令，保全多数人利益，还是与弱势群体站到一起，践行朴素而直观的正义。
2015年毕业后，林晨回了贵州老家。本想直接考编，奈何教师资格证还没拿到，于是应聘到公司，成为了一名线上教师。
入职一段时间后，由于各方面成绩突出，林晨被提拔为了一名基层管理。公司将所有老师按不同年级、不同学科分为若干个组，一组大概20到30名老师，林晨就是高中英语组的一个小组长——当然，她最主要的工作依然是上课。
不同于传统的办公室职场，我们公司同事之间都是“云交情”。可能两人称兄道弟数年，也没见过一次面，至多通过狭小的屏幕，看一看对方1080P的脸。即便如此，在每周一次的例会上，林晨总在迅速交代完必要的工作后，就努力活跃气氛，与大家打成一片。
贺易是组里的“课量王”，也是刺头，例会经常迟到，按律当上报后罚款100元。但林晨惜才，每次都按下不报，或批评了事，或让他在小组群里发红包，大家内部消化。
关洁是组里的老人，在公司里从毕业待到了结婚，又从结婚待到了生子。2020年关洁怀孕，适逢线上教育“起飞”，公司对每个老师都有极高的课量要求。林晨上下打点，在那个所有老师月均课量200小时的一年，给关洁争取来了月课量20小时的特权。
每逢老师生日、结婚，林晨会带头在群里发送祝福，这些举动也给她带来了回报。前年林晨结婚时，组里20多个老师凑了份子，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送给她。林晨还记得那天，她在自己的婚礼上忙得晕头转向，拿起手机，接完宾客电话，蓦然看见置顶的工作群里多了几十条信息。
“祝林老师新婚快乐，早生贵子！”
几十条一模一样的信息刷新着屏幕。接着就是一个扫地机器人的订单，不贵，大概两三千吧，似乎快要送到了。
“祝林老师婚后不做家务，老公全包完！”有人插科打诨，众人笑作一团。
林晨也笑了，那时，她正站在贵阳一家酒店门口，穿着婚纱，披着一件轻薄的羽绒服，冬日的阳光打在裸露的皮肤上，暖意蕴在胸口，又四散开来。这个份子钱虽然在金额上远远不如“现实”中的朋友，但她依然挺感动——将这么一批远在天南海北、相逢不相识的人联结在一起，有一种特别的成就感。
林晨从回忆中回转过来后，做出了决定：该劝退的还是要劝退，但尽量坦诚利弊，实话实说。
于是从9月初起，她陆续跟组里7、8个“尾部老师”进行了沟通，让大家“转兼”（变成兼职）或者“自愿离职”。同时，她提到了一旦离开会失去的社保以及赔偿，让大家自己做出取舍。毕竟，“双减”是真的，大厦将倾也是真的，老师们可能需要新的出路更是现实。有的老师已另寻出路，有几个老师不配合，死活也不愿离职，林晨也没办法，只能耗着。
当时有组里老师开玩笑说，我们与其说是同事，不如说是网友，说不定干到退休都见不上一面。但林晨却很认真地回复道：“虽然我们分布在全国各地，但我们依然是朋友。聚似一团火，散作满天星。”
可1个月后，当林晨知道这一切都是资本导演的一出大戏时，她为自己的这些曾经的纠结感到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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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贺易觉得自己唯一能接受的通勤，就是下床，然后走到书房。他的家很大，足足有3层。他住在3楼，书房在1楼。贺易时常想象，自己路过的走廊，就是地铁；下过的楼梯，就是写字楼的电梯；经过的一个个家人的房间，就是钢铁丛林里的格子间。
跨过这几十米，生活就成了工作。一转身退几步，工作也就成了生活。
不要误会，这不是别墅，只是农村的自建房。贺易和林晨一样，自2016年毕业后就在这家公司工作，也就一直住在家里。若村里人问起：“易娃儿咋个读了大学又回来了喃，这村头能搞些啥子嘛，都只剩我们这些老鬼咯。”贺易的母亲就会骄傲地说：“我们易娃儿公司在上海，在网上教书，是老师，教高中英语的。住屋头，不用给房租的嘛。”
村里偶有闲言碎语：“在屋头就能干，怕不是啥正经事。易娃儿在外头找不到工作，跑回来啃老了。”这时，村里那些40来岁的“年轻人”就会帮腔：“是这样的，现在都流行线上教学，我们县上中学的娃娃，不都在听成都七中的课？易娃儿真是出息了，拿上海的工资，住在乡坝头，安逸得很哦。”
贺易的家乡在四川一个偏远县，那时还未脱贫，村里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可能只有不到3000千元。而作为一名月均课量200多个小时的“头部老师”，贺易的年收入在20万以上。他常在家里的饭桌上放出豪言说，“我就是咱们村的GDP”，逗得父母开怀大笑。
儿子挣到了钱，存定期？不划算！贺易的父亲拍板：买房子！
那时县里房子不贵，贺易陆续买了2套。之后发现月供毫无压力，就又去市里买了1套。那几年，工作虽然辛苦，但还完3套房贷后还能剩些钱买基金，给贺易带来了极大的成就感。这让他产生一种幻觉：这个收入水平能维持到他退休。
但他并不知道，这一切，都将在这个国庆后灰飞烟灭。
贺易后来跟我说，其实他很早就隐约察觉到了山雨欲来——从2021年3月起，他就没再接到一个销售的电话，也没通过公司的接课平台收过一个新学生了。但这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因为他是“头部老师”，基础课量大，手里老学员多，平时课都排不过来，即使大半年不接新生，依然够他维持收入不坠。
7月初“双减”落地后，整个暑假，贺易的课量也没有明显下降，和往年一样，他在这2个月内工作超过700个小时。他每天午饭和晚饭分别用半小时解决，睡觉7小时，其它所有时间都在上课，像一台精准的机器。有时候遇到临时加课，就只能牺牲吃饭的时间——想挣钱的老师是不会给自己安排课间休息的，遇上饿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借口上厕所，用3分钟啃个面包。
有些家长比较强势，缺了几分钟也一定要补回来，说话也比较直：“我们一课时200多块钱，几分钟就是10来块，一顿饭钱了呢。”但所有课程都是无缝衔接，这几分钟就得一节节往后推。贺易不得不一次次放低姿态，跟家长打商量、说好话。这种事情发生在每一个节假日以及寒暑假，只是暑假特别持久，容易让人崩溃。有时候贺易自己也在想：不就是少挣点钱嘛，干嘛这么拼。
正是因为遭了这些罪，又因为课量是衡量老师业务能力的重要标准，所以贺易在林晨那里挺“说得上话”。每次例会或者磨课，贺易不是迟到就是旷会。拿他的话来说就是：“不给钱的事别让我做。”
这种“计件式”的工作制度就是有这种魔性，当收益大到一定程度，一方面能激励人们努力工作，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却也能映射出人心灵深处的贪婪与狡猾。所有人仿佛都是资本的提线木偶，在利益驱使下透支着自己。
贺易想起了3套房贷，以及跟家里、村里吹出去的牛皮，信念坚定起来：自己选的这条路，跪着也要走完！
9月初，暑假结束，许多老师开始了自己的年假，出去好好放松10天。贺易不允许自己休息，这个月依然保持着200个小时左右的课量。紧接着就是国庆节，又是7天无休，工作近100小时。
国庆后的一天，贺易照例早起，习惯性地打开工作软件，却震惊地发现所有信息全部消失不见，包括与家长、同事、领导的聊天记录，公司的组织架构等也不翼而飞。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
公司所有人都知风暴将至，但这风暴之迅猛，之剧烈，没人能想到。
3
10月中旬那天，公司各个微信群都炸开了锅。有学科主管出来解释说是工作软件出了BUG，让大家稍安勿躁。
这个时候给出这种弱智解释，这个主管当场就被众人言语凌迟。不到一下午，几十个维权群各自建立，每个老师的微信被各路信息轮番轰炸，有跑路说、重组说、收购说。中层管理由于平时不和老师们直接接触，一发言就被骂，于是当起了缩头乌龟，只能指望基层管理出面安抚人心。
当天下午，主管找到了林晨：“公司已经破产，会给每个老师发一份离职合同，签了这份合同的老师就能拿到9月和10月的工资，几天之内就会发放。由于公司账面上资金有限，工资按先来后到的原则发放，签晚了，可就没钱了——这事儿我只跟咱们‘高英组’的说了，赶紧让你们组里老师签，早签早拿钱。”
林晨当场质问：“之前已经签了离职协议的老师怎么办？”
主管表示：“和现在签是一样的，都能拿到应得的工资。”
林晨暂时松了一口气，尽管还有很多疑惑，但主管表示自己也并不知道更多。出于对主管的信任，也或许是着急让自己的团队成员减少损失，林晨自己率先签了这份协议，之后马上在组员群里发布了这个消息，号召大家尽快签署。
出于对林晨的信任，许多老师都在当天签了离职协议，贺易就是其中一个。他9月和10月加起来近300个小时的课量，2万多元，自然是最着急的一批。关洁没有签。她不在乎这2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她更烦恼的是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也对公司清空工作软件信息的操作不理解，想再观望一段时间。
关洁对这家公司其实挺有感情的。
2015年毕业，她考了一次公务员，低分落榜，于是应聘到这家公司，至今已有6年。这期间，她从一个应届毕业生成为了妻子，又从妻子成为了母亲。老公是公务员，有稳定的收入，前两年提了副科，收入更加体面起来。
若没有这个公司，关洁可能会在自己家的当地某私企做一些行政工作，拿着3000元左右的月收入，每天骑着电瓶车或挤公交上班。到了生育的年纪，老公会让她辞掉工作——关洁太了解他了——然后生子、带娃，成为一名出色的家庭妇女。
关洁有自己的想法，她认为女性无论收入高低，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作，否则在婚姻中容易处于劣势。但工作与带娃之间确实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特别是当双方父母都不止一个子女的时候。
这家公司的出现几乎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生孩子之前，关洁疯了一样地上课，收入是丈夫的两倍以上。她永远也忘不了那段时间从丈夫身上感受到的嫉妒与自豪相混杂的复杂情绪——这种成就感，是作为妻子和母亲永远也感受不到的。
怀孕后，丈夫也升官了，家里并没有什么经济压力，于是课量被刻意降了下来。怀孕头几个月，看着不到1万的工资条，关洁还有几分失落。但为了孩子健康，她不可能长时间面对电脑。
互联网企业效率高，收入高，但“没人味儿”。如果不是林晨的照拂，她说自己可能还需要大着肚皮，每天在电脑面前坐上10小时。
年初，关洁顺利诞下一子。本还担心带孩子会影响课量的恢复，谁知农历新年一过，就再也没接到过销售打来的电话。失去了新生来源，关洁发现之前因产假而流失的学生也要不回来，于是她的课量就一直维持在了一个较低的水平。
但即便这样，关洁的收入依然远远超过一个私企基层行政岗，这让她感到自己还算一个独立的女性。7月，“双减”落地。即使极力隐藏，关洁依然从丈夫担忧的口吻中，听出了一丝幸灾乐祸。她知道丈夫的潜台词是：不稳定的工作，收入再高也没用，还是得进体制内。
自己一个三流大学毕业的本科生，考不上家乡公务员，教师资格证也暂时没拿到，怎么进体制内？关洁觉得问题出在自己身上。
而现在大厦倾倒，还在哺乳期的关洁，一下子丢掉了自己婚姻话语权中最大的倚仗。
她愁的不是生存，而是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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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跟公司签的所有合同都是电子合同，签起来非常快捷。一个短信发过来，点击链接进入签名页面，两分钟就能搞定。这使许多老师在不了解情况时就做出了草率的决定，进而导致在后续维权中丧失优势。
就在林晨让大家签离职合同的当天傍晚，风云突变，说好的“9月、10月工资会在签协议后几天内发放”，变成了“发放9月30%的工资，10月一分钱没有”。我们这次是真正感受到了资本的恶意，特别是那些签了协议的老师，智商被侮辱、信任被辜负等数种感受混合在一起涌上头。但他们没有任何办法，真正的管理层只有通过工作软件才能联系上，但工作软件里的组织架构都被清空了，现在连他们的名字都不一定记得全，还能怎么办？
只能找基层管理的麻烦。
林晨立刻首当其冲。组员群里立即有老师质问：你早就知道消息了吧？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害得我们白干这么久。
林晨解释：我不知道啊，我自己9月、10月也都上了课，我要知道我上它干嘛啊。
有老师翻出了9月和10月国庆的课时记录：你看，你以前课量那么大，现在这2个月为什么一下子降这么多？还说你不知道？！
林晨有苦难言——她自己课量降低，确实有对公司会欠薪的预感，也有对大环境的灰心，但那是不确定的。作为管理人员，她不可能在公司确定破产前就公然涣散军心。主管骗了她，就相当于她骗了自己手下的老师们，因为她早已被认为站在了资本那一方。这些选择中夹杂的无奈、委屈、愧疚，如何能与他人诉说？
组员群里乱作一团，越来越多的老师开始质疑甚至言语攻击公司管理层。为了不让场面更加难看，林晨只好解散了这个存在多年的工作微信群。
贺易看着工作群里最后一条信息发呆。
“你被‘教学管理林老师’移出群聊”。
为了这份工作，贺易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公司的休假制度使得贺易的社交与大多数人完美错位，所以没有什么朋友——当别人欢度假期时，他在工作；当他休息时，想要约以前的同学出来吃饭，得到的却是“上班走不开”的回复。
最后得到的就是这样一行冰冷的提示。贺易想到了自己9月的工资，“30%”大概有5、6千吧，还不够这个月的房贷。他把自己关在房间内，无声地大哭了一场。他把哭声释放于厚重的棉被，把绝望压抑在内心，害怕父母听出端倪。
群被解散后不到1小时，贺易又被组内同事拉到了另一个群里。大家都庆幸提前做了准备，不然就永远联系不上了。
有老师不甘心就这么让林晨逃脱“制裁”。众人相处多年，早已互加私人微信，便将她拉到了群里，大家群起而攻之。这次不再是“温柔”的质问，而是污言秽语攻击着林晨以及她的家人。
几分钟后，有老师发现林晨已经退群了，而且删除了拉自己进来这位老师。没关系，加了林晨微信的可不止一个。
第二个老师又将林晨拉了进来。
贺易也是其中一个。他盯着电脑屏幕，不放过每一个林晨被拉进来又没来得及退群的空隙，用能想得出的最恶毒的语言攻击着她。一个老师被删了，另一个老师又上，贺易心里涌起一种报复的快感。过去如何与未来如何已经不再重要，他只想发泄现在的情绪。
关洁也在群里，但她没有参与这场“狂欢”。当公司让大家签离职协议时，她就已经心死了。最后1个多月的工资有没有，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后该怎么办。看着自己身边暂时熟睡的小婴儿，她想到了今后可能要和婆婆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想到了要当家庭妇女，想到了每天通勤加坐班9小时，只能拿到的3000元月薪，就什么都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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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林晨晚上睡不着觉。她一闭上眼，脑海中就会浮现起群里那一行行整齐的、复制粘贴的信息。不是“祝林老师新婚快乐，早生贵子”，而是问候自己全家的恶语，足足几十行！她一次次用颤抖的手，先退群，再挨个删除自己曾经的团队成员。有些没有备注，不易搜索，删除缓慢。再次被拉进群，再次经历恶语的洗礼，再次退群，如此反复。
半夜，林晨突然神经质地掀开被子，拿起手机检查自己有没有把那拨恶语相向的人删干净。除了几个一直关系不错的同事，确实删干净了，没有群聊新信息，她松了一口气。
曾经，他们是自己最珍视的“团队”。除上课外，她每周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管理这个团队上，甚至上课时也要注意回复信息，如今却恶语相向。冤有头债有主，明明自己也是受害者，为何却成为了资本的替罪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就如此脆弱吗？
连续几天，林晨情绪低落，甚至崩溃大哭。体制内的丈夫很不理解：“不就是网上被人打字骂两句吗？又不当着面儿，有什么矫情的。”
林晨无言以答。
过了一周，有公司高管的会议视频片段曝出来了，镜头里的人西装革履，发型一丝不苟，只有几句话：
“你们没错，我有错，这就是我们公司欠你的。你和我打官司没用，你肯定赢。但那又有什么用，我们没钱了呀，这又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本来蒸蒸日上，结果……你还要我怎样，要我怎样呢？”
这短短几句话，有的老师听出了无奈，有的老师听出了无赖。有的老师哀莫大于心死，拿30%工资走人，另谋出路，有的老师年轻，有激情和精力，积极搜集证据、炒热度，打算去上海仲裁。更多老师持观望态度，希望搭上维权的顺风车，能拿多少是多少。
“大家抱成团，不能让XX（老板）逍遥法外，我机票都买好了，一起去上海仲裁！”
“算了吧，赢了也就几千块钱，有那精力不如找下一个工作。”
“我甘肃这边的，到上海的机票太贵了，你们有结果了通知我一声……”
……
关洁打算过了哺乳期就出去找工作，让婆婆来家里带孩子。丈夫不同意：“我工作这么忙，我妈还要顾我弟弟那边，你忍心让老人家那么操劳？安心在家里待着不行吗？”
关洁宁死不从。她做了两手准备，一边关注家乡大型私企，一边备考教师资格证，这样就可以去公立学校。她想，丈夫有许多愚蠢的观点，但有件事说得没毛病：工作，稳定最重要。
贺易的事在镇上小学老师圈子里传开了，大家都幸灾乐祸，暗地里说：
“他们算啥子老师哦，就是一群民工，天天搬砖，搬得多就挣得多嘛。”
“他们的收入是虚高，我就说国家早晚会出手整治的，还是得有编制。”
“听说他们家买了两三套房子，我看这下咋个办哦。人啊，还是得有自知之明，有多大力，办多大事，不要把自己撑死了。”
贺易强撑着对父母说不要在乎这些流言蜚语。他想起自己这个国庆为了上课，连表妹的婚礼都没去，三嬢一家人表面上没说什么，心里肯定有疙瘩。结果，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连续7天，一分钱没有，像个傻X似的被人玩弄。
贺易有学历，有教师资格证，稳定体面的工作还是好找的。但3套房贷让公立学校老师这个职业直接成为了不可能。思来想去，贺易决定去成都做销售。教培行业老师这个职业，有小半个销售性质，也算有“工作经验”了。
不久后，他离开了村子，行李很简单，一台电脑，换洗衣物。他想起许多电视里都演，主角在大都市里拼搏，遍历红尘，洗尽铅华后回到家乡，寻一把躺椅，从黎明到黄昏，又从黄昏到黎明，多美妙的意境。可自己坐在二姑爷的摩托上，驶上乡镇公路，从鸡零狗碎驶向灯红酒绿，与电视主角们的人生反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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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基层管理者，林晨在这次风波中并未得到任何优待，9月的工资她也只拿到了30%，10月分文没有。她也只是资本的一颗棋子、一个替罪羊罢了。但她曾经的团队里的老师们却不信她，他们固执地认为，学科主管和组长每撺掇一个老师签离职协议，就能按人头得到一定金额的奖励，并且9月和10月的工资也是足额发放的，至于林晨说的自己也签了那份协议，就更是说谎了。
林晨强迫自己不去想“网暴”这个事，应该说，她没时间去想，也没时间去做多余的解释，也没时间去维权。她家里有房贷、车贷，老公每个月工资只有她的1/4，失去了这份工作，就得尽快谋出路。
林晨打算做一名自由老师，好歹干这行这么多年，生源积累不少，口碑也不错。她明白，政策大力遏制了教育的“军备竞赛”，这只是消灭了那部分被消费主义煽动和刺激出来的需求。但总有些先天存在的需求，你刺不刺激，它都在那儿。
林晨像一名新手老师那样，认真备好课件，搭建自媒体，寻找优质的公共上课平台，制定自己的课时价格，积极联系之前跟着自己上课的家长。她在这个行业的深度耕耘，使她不能、也不愿意离开。这并非妄图“回狂澜于既倒”，只是像个船长，哪怕与自己的船一起渐渐沉没，也要直到最后一刻。
有家长在价格上谈不拢，反复拉扯。他们的孩子之前一直都跟着林晨上课，有的还从高一带到了高三，本来相处得特别不错。可是以前都是销售和班主任去谈钱的问题，老师们只需授课，至少在表面上营造出了“一切为了教育”的人设。现在钱的问题直接摆上台面，一切都变了味儿。
家长们对林晨说：“除去销售和平台分成，你这个价格怎么还这么高？我们小孩很听话，很喜欢你。你们当老师的不能光看钱呀，教育还是要有理想才能做好。”
林晨冷冷地回复道：“我没有理想了，我只想赚钱。”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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