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知青回忆老知青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家下到乡下，是个深山沟。那时小学每日或半天或少半天或停课，总之上不多少课，又无作业，跟现在美国的孩子差不多轻松，这样看文革时的教育倒跟现在美国接轨了，这大概是毛主席没想到的。
因为整天没事，我就下河摸鱼，上山采果，再就是到队里的队部或青年点去玩。队里的青年点两间屋，四男四女，相处很好，热情也高，属于知青运动初期的劲头。一天下午，队长和政治队长组织几个队领导在知青点开会，我就在里面玩他们也不管。我听政治队长说，大后天咱青年点要新来六个知青，公社和大队书记讲了，学生们来了要组织社员欢迎，然后让孩子们先认识一下谁是“四类份子”；来的头三天除劳动外，还要搞一次忆苦思甜教育、一次向贫下中农汇报演出、一次阶级斗争批判会。
政治队长讲完，生产队长说，明天派几个工把青年点再维修一下，让老知青收拾一下屋子。生产队长又说，阶级斗争批判会咋搞？咱队就那一个“四类份子”，改造得从不犯错误，凭空斗人家这话咱咋说呀？政治队长说，这是公社和大队给的任务，得完成，要不知青没了阶级觉悟咋整？生产队长说，再说吧，没有新斗争咱也不能硬编。
队里本来只有队长，后来毛主席发话让队里设政治队长，于是队长就成了生产队长，管生产；政治队长管教育。大概这是从部队移过来的办法。但一般还是生产队长说了算，政治队长副之。这个生产队的队长是个五十五岁的老头，满脸皱纹，从来不笑，一支烟袋总在嘴上，脾气大，谁劳动不出力或活儿干得不好他劈头盖脸就说，社员都怕他。怕他倒不是就因为他敢说，还因为他办事公平；农村都是亲套亲，儿子老子亲家儿媳都在一起劳动，公平是不容易的；另外，他不顾腰有病年纪大，劳动总是冲在前头。
政治队长是个四十岁的汉子，古铜色皮肤，四方大脸，憨声憨气，劳动如头牛，办事一根筋。这个队一共就三十几户人家，找不出政治队长，后来发现他年轻时当过几天民兵，就让他当了政治队长。好在他没太具体的工作，就兼了队里的电工，所以腰里总是煞有介事地挂着一大堆电工工具，眼睛夸张地盯着仅有的几条电线。
新知青来了，政治队长领他们认识了队里那个“四类份子”家门，告诉不要误闯了进去，平时要划清了界线。生产队长带知青认识了队里最值钱的家当——五头大黄牛，告诉要爱护，不能打它们，指望它们干活呢。
前两天文艺演出、忆苦思甜教育都搞了，只是忆苦时出点差头。是这样：队里最老的贫农大爷讲旧社会受苦受穷，说说就乱了，说他一辈子受穷的命，说旧社会他没有地，给地主干活，只能吃个半饱，新社会也没有地，地是队里的，也吃半饱。好在队长及时打断不让讲了。
第二天下午，我在队部玩，听见政治队长跟生产队长说：丛叔——生产队长姓丛——大队问阶级斗争批判会咋举行呢，这两天那“四类份子”没犯啥事呀。生产队长说人家没犯事也不能硬整呀。两人不再吱声，丛队长吱吱吱地抽烟袋，政治队长摆弄着他那电工工具。没什么结果，两人带社员劳动去了。
不必诸葛亮借东风，东风就来了。第三天发生一件事，完成了大队和公社给的任务。原来队里的“四类份子”是个旧社会的地主，快七十岁的一个老头儿，跟所有“四类份子”一样只劳动不敢说话。地主有个老伴，年轻时是老地家雇工，雇农，后来地主原先的老伴死了，她就嫁了地主。
嫁给地主第三年，解放了，地主被打倒，她算地主婆，但又不能算敌人。为什么呢？原因是这样：国家定的家庭成份划分规定，贫下中农的妇女嫁给地主富农，不满三年的还算贫下中农，三年以上则算地主。这地主的老伴嫁给他即将满三年时全国解放了，具体结婚的日子又记不准了，所以她的成份一直稀里糊涂。
我那时总替《白毛女》里的喜儿后怕：这要是真嫁给黄世仁了，满三年，革命的喜儿岂不成了地主婆？又想：当贫下中农的女儿嫁给地主到三年临界时的半夜零点，突然间贫下中农变成地主是啥样子呢？这都是胡思乱想，还是说正事吧。
第三天下午的劳动，有三名新来的女知青跟三个年老的女社员收拾苞米地，这其中就有地主的老伴。中间休息时，三位女知青围着地主的老伴问些生产技术上的事，她一一解答了。然后她拿起一棒嫩玉米，说这玉米是补种的，现在还嫩呢，可以生吃的，你们城里人没吃过，尝尝吧。三位知青尝了尝，果然鲜嫩非常，说，大娘，谢谢你。
不料此事为一个社员发现，报告给了政治队长，政治队长马上批评了那三位女知青，说她们阶级觉悟不高，上了地主老婆的当。说完政治队长就要走，不料这几名女知青却哭起来，觉得刚到广阔天地不但没做贡献反而跟地主婆搞到一块，误吃了社会主义的苞米，就要求在全队大会上检讨。这下政治队长忽然想起大队和公社交待的任务，马上去找丛队长研究。
怎么研究的我不知道，但下午四点，家家接到通知，全体社员收工后到队部前空地上参加批判大会，各家中小学生也得参加。后来听大人讲，丛队长很为难，他觉得给女青年吃一棒苞米不对，但算不了大事，不过大队和公社给的任务要完成，只好同意开这个批判会。这地主有个儿子，一出生就解放了，所以不以地主论，跟一般社员一个待遇。丛队长特地在收工前找了地主的儿子，吞吞吐吐告诉他要开批判会的事，让他晚上就不要来了，免得心里难受。
晚上，政治队长在队部门前扯起一只灯泡，全队几十人围成一个圈，中间站着地主和他老伴，低着头，我挤进圈子里层看热闹。社员们一声不出，面无表情。
先是政治队长讲了事情经过，又说阶级斗争没结束，地主老想变天，今天下午他就想拉拢知青要变天，地主老婆在前面，背后一定是地主出的坏主意，所以我们要批倒批臭他。生产队长站在前面抽着烟袋不出声。场面不热闹，政治队长只好自己多说些，然后让团支部书记说，最后是知青代表发言，内容都差不多。
开始地主老伴还分辩说没想变天，地主并不知道这事，是她自己所为。政治队长厉声呵斥不让她说，最后地主只好承认是他背后出的主意，想一点点把社会主义的苞米都吃光，最后达到变天的目的，以后再也不敢了。
看看批判会将近尾声，忽然那三位女知青呜咽着哭起来，十分痛悔自己的觉悟低，大家正看着她们梨花带雨的样子，却见她们三个窃窃私语了一会儿，每人手持一枝柳条，鱼贯走到人群中间的地主和地主老伴跟前，每人打了他们两下，地主老伴的头发立即散乱不成样子。待到两位队长制止时已打完了。我那时正在小学学算数，对计数颇有些兴趣，所以立即算一下，三个知青共打十二下，地主和老伴每人挨了六下。这样批判会就结束了。
批判会结束大家都回家，深山沟住得分散，我自己往山沟里面的家走，得十五分钟。天黑不见五指，有些害怕，忽然我想起，那地主家住得离我家不远，我就跟在他们后面走。他们一路一声不出，我想：这地主会不会趁没人把我杀了呢？看书上讲经常有地主对贫下中农孩子下毒手的；地主若杀我他老婆是帮他杀还是帮我呢？因为地主的老婆还算贫下中农呀。一边害怕地想着一边距他们十几米远地走着，竟然安全到了家。
2006-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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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地主家的一件事
《小知青回忆老知青》一文中说到老地主被斗，使我又想起涉及到我与他家的一件事。
他家离我家只三分钟路，那破败清冷的草房和小院我此前从未进过，我是贫农子弟，他是地主，水火不容，怎么会发生关系呢？我家下乡后，生活异常困难，每月连一次肉也吃不上，菜基本无油，十一岁的我虽不感觉太难受，却让母亲心疼起来。于是她要来三只小母鸡，让我抓蚂蚱喂它们，答应下了蛋给我煮了吃。
母鸡很快长大，母亲在院子里给它们做了一个下蛋用的窝，它们就在里面下起蛋来。鸡比人吃得好，天天可以吃到蚂蚱肉，人那时并不知道这东西可以吃，改革开放后饭店却大吃起这东西，让我悔不当初。三只母鸡的营养好，平均每天能下两只蛋，这样，除去上交国家规定的任务外，我每周就可以吃到两个鸡蛋。母鸡成了我的宝贝，每天到鸡窝里收鸡蛋就成了我的活儿。
不久，忽然发现鸡蛋数量大减，观察，原来是黑母鸡丢蛋（没在窝里下蛋）。三只鸡中黑母鸡最有心计，它似乎知道自己不在家下蛋是错误的：早上明明有蛋，却忽然不知所踪，到别处下完蛋后，故作镇定地回来，还偷偷看我几眼，然后去吃食。我开始着手破案，但因办案技术手段落后，一个多月也未能“从重从速”结案。
我有一个塑料折叠喝水的小碗，是爸爸以前出差上海时带回的。农村孩子上学都要自带水碗，下课到井里打水喝，同学们都是破旧的搪瓷缸，只我这个科技含量高，大家羡慕不已，我也视若珍宝。
一天，同村的一个同学跟我说想用我的折叠碗喝一次水，试试什么感觉，我不大愿意，他说如果我让他喝，就告诉我一个秘密，我就让他喝了。他高兴地喝过后说我家的黑母鸡在离我家不远的石头缝里下蛋。要不怎么公安局老说办案要走群众路线呢，实践证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同学带我到我家坡下的一处乱石中，有一个石缝，初看不大，里面却很宽敞，还长了些柔软的草，已被黑母鸡压得十分舒服。我天天从这里过，也没发现这处胜地，我回忆起电影中常演的八路军游击队利用山洞做掩护的场景。
黑母鸡一个多月在这里下蛋，至少应当有二十只蛋，可里面却只有一只，其余的哪去了？我便问那同学，他面有难色，我答应将折叠碗借他用一星期，他才告诉我说是地主家的孙子每天偷走了。我这办法管用，不借他折叠碗他就不会告诉我，所以现在公安局对提供破案线索的人都给钱奖励，大概是受我启发。
我听说后大怒，心疼我的鸡蛋，又觉得你一个地主的孙子竟敢偷贫下中农的东西！当即决定找他要。我并未将此事告诉母亲，怕她不让我要。第二天，我藏在乱石堆附近“蹲坑”，一会，见地主的孙子，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小孩子左顾右盼来取蛋，我过去抓住他，他把鸡蛋给了我，我又跟他要以前的，他说不给，我们俩就打起来。虽说农村孩子有力气，但他还是没打过我。
第二天我放学时，地主的孙子带着他哥哥在路上堵住我，他比我大三岁，我打不过他，吃了亏。一个月后，哥哥从知青点回家探亲，十五岁的他听说后，带我找到地主家，打了地主大孙子一个嘴巴。正当冲突要升级时，地主的孙女跑来拉开，又呵斥她的两个弟弟，给我和哥哥陪不是，当晚她又带着两个弟弟，用手帕包了二十个鸡蛋到我们家向我母亲赔礼道歉，我母亲才知道这事。
地主的孙女叫小娟，十八、九岁，文文静静的，整天手不离活儿，平时我们小孩子上山打柴，只要她看到，总是帮助我们，非常有大姐姐样。母亲请她坐在炕上，笑着说不知道孩子们有这事，几个鸡蛋算什么呀，孩子小不懂事，请她原谅，让她放心，这事我们家绝不会告诉队里，鸡蛋请她拿回家去。
小娟温和地笑着，把我拉到她怀里，摸着我的头说我招人喜欢。又看看墙上我画的国画，知道我喜欢画画，非常高兴，说你以后就到我家来玩，我大弟弟（就是打我的那个）也喜欢画画，你们俩在一起画吧。以后，我就天天到他们家找小娟的弟弟画画，我们处得很好。因为要划清界线，小娟姐弟跟他们的爸爸与地主爷爷住同一房而分居两个屋，不在一起过，我每次去玩时，地主看见就躲进屋里，从不与我说话。
小娟长得漂亮，但因家庭出身不好，没人愿意娶她，她看上了我们家隔壁赵大叔的儿子，找了种种借口到他家，听母亲说这孩子明白事会过日子，是个好媳妇。她给了赵大叔儿子一些小手帕小镜子之类的物件，她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直到赵大叔儿子有一天从外地领回一个姑娘从小娟家门口路过被她看见，才再也不来了。
我家回城几年后有村民来看我家，说小娟一直找不到对象，为此投河自杀一回被人救出。小娟姐我再也没看到，现在也有五十五岁以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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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北漂和沪漂，他们成了景漂
漂在景德镇前，很多人在原本稳定、安全的人生系统里，运行得恰如其分——也是当下很多年轻人追求的那样。成为景漂的他们，打碎了过去的自己和生活，像陶土一样，经过揉捏、烧制，仿佛拥有了「重塑人生」的机会。
文 | 曾诗雅
编辑 | 楚明
图 | 曾诗雅（除特殊标注外）
漂，是当下的一种生活方式。1179万人漂在深圳，1009万人涌进上海，广州容纳了888万个掘金梦想，北京让788万人领教过漂泊。不过，北漂、沪漂、深漂都不新了，新鲜事发生在江西的一个不大的城市——景德镇。
一家小餐馆里，几个人争论着，景德镇到底是四线、六线还是十八线小城。夜幕里，青花瓷柱路灯兜着点点亮光，反复提醒着路人，这里是瓷都。
景德镇不缺名气，瓷都的历史至少千年，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最新的数据是，不完全统计，每年会有3万多人来到景德镇。这些人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作“景漂”。
为什么这些人要逆着主流，漂向一个小城市？漂在北上广的人，带着跨越阶层的野心，要是漂在横店，也是想做个演员。那么，景漂们到底为何而漂？
漂到景德镇前，很多人在原本稳定、安全的人生系统里，运行得恰如其分——也是当下很多年轻人追求的那样。
比如，一个从意大利回国的艺术生，被要求继承家业。一个杭州大厂人，亲历过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战争，“拥抱变化”的企业slogan似乎长在了她的意识里。一个28岁的单身女性，作为家里唯一没有出嫁的女儿，日子里塞满相亲。一个18岁就进入社会的前台女孩，一直想找一份理想的工作，不被学历束缚的那种。
景漂的前传通常五花八门，但来了景德镇，最终都是跟陶泥打交道。很多人来了，通常都会起一个艺名，比如，王晓霞叫南沐，陈屹东取名山乙，张铁林变成了艺林。
改名会让他们觉得脱离了过去。成为景漂的他们，打碎了从前的自己和生活，像陶土一样，经过揉捏、烧制，仿佛拥有了“重塑人生”的机会。
1
景德镇以一场大雨迎接王晓霞的到来。
坐在去往湘湖村的大巴上，王晓霞看着车窗外，写了“釉、瓷”等字的店铺招牌不断后退，水泥马路坑坑洼洼，路边的楼房老旧低矮，不一会儿，成片的空地在眼前铺开，黑沉沉的，没有边际。
“我是从一个小县城到另一个小县城了吗？”她问。
王晓霞出生在福建小县城一个有6个女儿的家庭。她是家里第5个女儿，也是这个家里唯二上过大学的人，姊妹们的学历停留在小学、初中、高中。走到婚姻这一步，5个姐妹很一致，全在24岁前嫁了人。
如今28岁还不想结婚的王晓霞是这个家的例外。她曾在父母面前提过“不结婚”的想法，两人把五官拧做一团，难以置信地问：“你在想些什么？”
这个家里不允许例外。王晓霞大学毕业后，曾在日本工作4年，每年回家的日子不到7天。不过，每个在家醒来的早上，她都会看见沙发上坐着来相亲的男生，甚至包括除夕夜、正月初一。他们有的做生意，有的在体制内，共同点是“性格老实、有稳定工作”——这也是父母对她的所有期待。
她对自己的期待是做陶瓷。回国后，她只和父母提过一次，想去景德镇，做陶瓷。那一天，她看见两人的五官又拧做一团，爸爸一句话也没说，妈妈砸坏了她的笔记本电脑，大喊着：“回来了就好好嫁人，好好找工作，你真是活不明白！”
但她已经决定了，而且很早就有过自己的想法。高二时，她就想要学美术，去艺考，家里人反对，她一个人凑不出上万元的集训费用，只能作罢。
大学她学的是日语，被日器里的匠人精神所吸引，喜爱上了陶瓷。一毕业，她就搜好景德镇的资料，想去学做陶瓷。父母却催着她结婚，理由是彩礼钱能一下子还上家里20万元的房贷。她不愿顺从，跑去日本，一边做翻译文员，一边做厨师，4年还清了20万元的房贷，也攒下了20万元的积蓄。
这一次，王晓霞不想再妥协。2020年10月，她告诉父母，自己在上海找了一份稳定的翻译工作，转头就买了一张去景德镇的车票。“我给自己5年的时间，我的存款能让我在景德镇过5年，不赚一分钱，也够活。”
相较之下，四川女生子岚的妥协期要短暂一些。来景德镇之前，她在父亲开的公司上了9个月的班。进入公司后，在意大利学的服装制版用不上了，作为接班人，她要学的是财务、对接客户、管理人事。
一周三次，她被领到各个饭局上，认识上一辈积攒下的人脉。酒桌上，爸爸很骄傲，常笑着夸她，跟在自己身边，学得挺好。这样的时候，子岚大都沉默着。
意大利的记忆变得遥远了，工作、人际、应酬填满了子岚的生活。她说不出自己想要的生活，“但肯定不是当时的那个样子”。
在父亲的公司待久了，子岚每听见电话铃声，总能感到心头一紧，按下接听键需要很大的勇气。她尝试离开一阵，联系了各地的朋友们，把上海、苏州、杭州都走了一遍。走到景德镇时，手机调成静音，获得了前所未来的宁静，她相信“陶瓷可以沉淀一个人”，就顺势留下了。
对此，父亲没有追问，也没有阻拦，只是说：“你想去，就去试试吧。”
很多人成为景漂，不会考量太久。宣萱是子岚的朋友，也是一名意大利海归艺术生。2018年，因为一则艺术家文那的视频，她来了景德镇。出发前，她问爸爸：“你是要我为别人去工作，还是做出自己的东西？”爸爸果断选了后者，还给她打了几万块钱。
巧慧没念过大学，18岁就进入社会，在长沙做过面包店的学徒，也做过一家公司的前台。来景德镇学陶瓷是她闯荡世界的一次尝试，“我想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干这个”。家里人很支持，因为这是一门手艺活。
至于那些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的学生们，这里有齐全的陶瓷原料、成熟的陶瓷市场、技艺高超的师傅，留下是理所当然的。
2
成为陶艺人没什么门槛，报一个景德镇的陶艺培训班，学就行了。
景德镇多的是陶艺班，短的15天，长的3个月，学费根据时间而定，500元的有，5000元的也有，五花八门的宣传海报从街巷贴到了社交网络，大多标榜着“零门槛”“速成”。
当地的陶艺人看不上这些。一个学了8年陶瓷工艺的景德镇小伙表示，这里的传统是拜师制，一个学徒学成可能要8年、10年，有4年时间可能都只学描线。“前两三年里，师傅什么也不会教，只让你打杂，要的就是磨一磨你的心性。”
时间沉淀向来是景德镇人的一种骄傲。这座城市的窑火烧了千年，南北朝开始出现的瓷业，后来被宋真宗迷上，小城便被冠上他的年号“景德”。
景漂们等不及从头细细学。子岚也报了班，花1个月学了拉坯和绘画。与宣萱一起，两人合开了一家工作室。工作室租在景漂聚集地之一的雕塑瓷厂里，租金是3000元一个月，比大多数工作室贵了一倍。
工作室刚租到手时，墙皮已经脱落，木头房梁裸露在外。于是两人花了几万元，搞装修、买设备，钱是家里人给的。厂里有些景漂，当年只攥着三五千来创业，听说两人的阵仗后，都吓了一跳。
“她俩什么都还没开始做呢，就投入这么多。”说这话的是张汝佳，央美陶瓷专业2018届毕业生。他的工作室租在雕塑瓷厂的烤花楼里。那一栋楼里大多是央美毕业的学生，一届带着一届，大门总是敞开。
不知从哪一代开始，景漂们就养成了串门的习惯，这是一种与7700多万独居的“空巢青年”截然不同的共处文化，也成为很多景漂迷恋这里的理由。
不到一周，宣萱和子岚就认识了大半雕塑瓷厂的景漂。盛夏夜，厂里断了电，大家摇着扇子，流着汗，聊到凌晨。入冬后，一群人各自在彼此做的瓷杯里挑上一只，沏上茶，聊一整个下午。
“景德镇很适合我，这里有做手工的氛围，跟人相处的方式也很简单，不用跟人有太多没必要的接触。”子岚告别了在酒桌上觥筹交错的日子，做陶瓷可以让她感觉专注，“能把悬着的自己落下来”。
陶土捏久了，人也跟着土气了。大伙儿的指缝里不是泥土就是釉料，外套不是羽绒服就是粗布袄，深色不显脏，是最好的选择。有女生几个月化不了一次妆，有男生整年都穿同一双拖鞋。
每家工作室都像一间遗世独立的客厅。相亲、家业、都市，全被抛开，连外界也抛下了。
子岚和宣萱已经习惯把景德镇之外的城市统称“外面”。张汝佳没听说过“大厂996”，他问：“大厂是指富士康那样的工厂吗？”
芸芸的男友在景德镇待到第13个年头，被访问的那天才知道，原来像自己这样的外地人被称为“景漂”。
3
景德镇全是陶瓷。
青花瓷的路灯，青花瓷的斑马线，青花瓷的广告牌悬挂在高铁站、飞机场、公路旁。
出租车司机会告诉你，他年轻时拉过几个月的坯。牛骨粉店的老板训儿子时会说，不好好写作业的话就去二叔的陶瓷厂里做学徒。雕塑瓷厂里咖啡店的店员刚从陶大毕业，想开一家咖啡店，里面摆满自己做的瓷器皿。
问起他们，景德镇离开陶瓷还有什么？
年轻的咖啡店员思考了一阵，回答“没有”。牛骨粉店的老板和出租车司机都说：“汽车和直升机吧。”
这些离景漂们都太遥远。做陶瓷是他们的共同选择，更准确地说，是留在这里，有且仅有的选择。
芸芸曾在景德镇陶瓷大学念日语专业，如果不是因为男友是景漂，她应该永远不会回来。至今，她还记得入学那年灰蒙蒙的景德镇。
“你敢信吗？2011年，景德镇市已经有4家肯德基，却才出现第一批有空调的公交车。”隔了10年，幻灭感再被提起，芸芸的眼睛瞪得老圆。此前，这里的公交车车椅是竹板做的，发动机一动，竹板椅就跟着窗玻璃，哐啷啷地响。
毕业后，芸芸果断去了杭州，成为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地推人员。那是2015年10月，芸芸常加班到凌晨，大脑日日接受着互联网暴涨、暴富的思维洗礼。
直到2017年，为了维系恋情，芸芸才跳出大厂，回到景德镇。重新打量起这座城市，破败感依然在。
虽然叫景德镇，其实是地级市，但是却有着大多数县城都有的模样：这里的市中心是一座人民广场，铁艺雕塑已经生锈发黄，广场里数年如一日地响着嘹亮的歌舞乐，乌泱泱的人群围绕着牌桌。
高铁在2018年抵达这里，机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建成了，如今依然航班寥寥。2020年，景德镇上了中国国家旅游年度榜单，可GDP在江西省地级市里排名最后一位。
一切看起来都太怠慢了。
“陶艺街上的店铺上午几乎都不开门，下午开门的有，天黑了才开门的也有，甚至一整天不开门的都有，生意都随缘。”她说。
一次，男友和拉坯师傅们说好早上8点半上班，有人拖到11点才来，还有人下午4点就不在工位上了。电话打过去，师傅说有事，可听筒那边传来“轮到你出牌”的声响。
师傅们总找理由不上班，圣诞节、儿童节都要求放假，甚至一到下雨天，他们也会说：“今天天气不好，改天再来。”师傅们向来按件收费，8小时工作时长在这里被无视了。
就连男友看起来也有些懒散了。男友想带芸芸去和朋友们喝茶、聊天，但她拒绝了，觉得是浪费时间。
芸芸还接受不了男友“好的”两个字要发9秒的语音，“你就不能打字交流吗？又快又清晰，到时候回头找记录也好找”。大厂人把“快”奉为金科玉律，景德镇的慢踩中了芸芸的雷区。
聊天中，“效率”一词，她提了好几遍，她甚至好奇起人事架构，希望为工作室找到一条更高效转动的链条。尽管目前，这家工作室只有5人。
4
在一排旧厂房里，子岚和宣萱的工作室格外惹眼。
工作室的地面刷成鹅黄，外墙则刷成暗粉，门口还种上了猕猴桃、无花果和凌霄花。别家工作室瓷器密密麻麻摆了一屋子，她们却把工作室布置得像艺术展厅。瓷器摆上桌子、画作挂上墙，落地窗前的雕塑作品间隔而放，白色纱帘挽在两旁。
雕塑瓷厂里老一辈的景德镇人不懂这些。对面卖传统青花瓷的大叔在工作室装修时就常来门口站着看，想瞧瞧小姑娘们搞什么名堂。房东阿姨欣赏不了那些简笔画出的抽象小人，嘴上说着好看，眉头却皱起，目光里毫不掩饰怀疑。烧窑师傅也不理解，子岚拿烧裂底的瓷盘问师傅怎么修补，师傅说了一串，最后道：“你拿的这也不值钱啊，别修了。”
“我不在乎，哈哈哈。”讲起被当地人评价的故事，子岚和宣萱发出此起彼伏的笑声，“工艺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时间久了工艺会好的，但不影响我们现在的表达。”
子岚把做陶瓷看作是一种自我的表达。她一直想从事与创作有关的工作，曾在北京花2万块学花艺，想开家花店，却被说：“留学回来，就干这个。”那一年，她没能开出的花店，在景德镇以陶艺工作室的形式实现了。
脱离了家里那套批判体系，两位海归的事业成就感多来自顾客。“刘雯的摄影师买了我10个维纳斯杯子，还有一个雕像，这是我最大的订单，5000多元。前几天，刘雯还亲自来了一趟。”宣萱停了一下，见对方没接话，又说：“就是那个名模，刘雯。”
学艺术出身的景漂们会流露出在某种在艺术上的坚持。子岚不愿意供货给分销商或者买手店，她想直接卖给客人。宣传瓷器的照片也都由她拍摄，必须统一，“要有我自己的风格”。
真正坚持到成为艺术家的是极少数。宣萱谈起周围某个被画廊签下的景漂——这是她3年里见到真正成为艺术家的景漂，也是唯一的一个。更多的景漂，还在“手艺人”的圈层里挣扎。
塑形、绘画、上釉，景漂们做起陶瓷，一天伏案时间可能会超过10小时，连水都顾不上喝。烧窑时，有些人会失联，全天都盯着窑温。开窑就像开盲盒，有成，也有败。陶器烧毁是常事，十几天的努力一瞬间化为乌有，还得亲手砸掉残品。谈起这些，大家的表情都很平淡，毕竟每个景漂都在经历。
不是所有景漂最后都能爱上做陶瓷，比如巧慧。
11月一个周五傍晚，陶溪川里红砖厂房被打上昏黄的灯光，老式烟囱和红墙上的劳动标语保留着过去的工艺荣光。18点，陶溪川的广场上，一把把绿伞、黄伞、红伞次第张开，市集开市了。
巧慧是那天市集里最早收摊的。晚上7点多，她的摊位就卖空了。一家买手店的老板一口气要走了她所有的盘子和杯子，当晚她赚了2000多元。
来景德镇之前，她听到网上流传，“这里月租1500元，月入七八万”。
前半句是真的，景德镇的陶瓷市集永远吸引着游客和瓷商。雕塑瓷厂的明清园、乐天市集、陶溪川，摆摊的租金每个月在50元到350元之间。至于住，如果选在远离市区的湘湖村，整年的租金才4000元。
但后半句，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一位垂着头、玩着手机的摊主说，11月过半，自己出摊四次了，一件瓷器都没卖出去过。
在隔壁摊主羡慕的目光里，巧慧打包好行李，收起了小桌子。她一身黑色装扮，穿黑色大衣、黑色靴子，戴黑色毛线帽、黑框眼镜，还拖着一只黑色行李箱。
这晚卖空的瓷器原本就装在那只黑色行李箱里。最初，她只在纸上随意画了几个花草图案。同行的朋友看了觉得不错，让她画在陶瓷上试一试。结果证明，的确卖得好。听起来轻巧的成功却没有让巧慧满足。
“我不喜爱陶瓷，我给自己留了两年的时间，先把钱赚了，然后安心选择其他我想做的工作，我可能会去做设计，也可能会去做摄影，那时我应该25岁。”巧慧用明确的口吻说，眼睛在镜片后一眨一眨。
巧慧没有念过大学，但对事物充满好奇。做陶瓷只是她人生淘金实验的一种，最近感兴趣的是摄影。一次聚会上，有位景漂之前是一名摄影编辑，她攒了一肚子的好奇，可最终没有问出口，“这里其实很单一，大家聊的、做的好像只能是陶瓷”。
子岚懂得这种匮乏感，“大家都是做陶瓷的，想的、做的太雷同了”。
她曾想把工作室搬去北京，那里有更多的展览、更宽阔的视野。可冬天的北京太干了，没等烧窑，陶器就裂开了，她又回到了景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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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景德镇的芸芸仍牢牢记得大厂的价值观——“拥抱变化”。她把变化带入了男友的陶艺工作室。
芸芸为烧窑制定了一张详细的记录表，上面标明了烧窑的时间、气压，所烧的品类、数量、烧制者等。先前，这家工作室只有一个本子随意记载烧窑时间，很多时候什么也不写。
她还做了详细的收支记录表，每个月进行售卖数据分析。她给男友列出了需要重点维护的客户，并告诉他，“那些很喜欢和你聊天的客户，有些其实一年来交易额很低，真正花很多钱的客户，一年可能没联系两次。”她相信数据才是最真实的。
这些都是大厂训练的结果。
偶尔，她也会有惊觉“太大厂”的时刻。前领导得知她回景德镇开了工作室，给她发来一份文件，上面详细写着如何品牌化的案例。领导还告诉她，要去找投资，要做大、做强。
对着微信窗口，她感觉到了互联网的那股劲儿，但也知道，那不适合景德镇。
芸芸想起在大厂的日子，“大家都活在人设里”。拓宽人脉被看成必要事项，即使是不想看的电影、不想逛的商场，因为是同事的邀请，她也会答应。
回到景德镇后，芸芸和其他景漂们喝茶聊天，有时不做任何事，只是待着却也觉得自在。那一刻，她突然发觉，自己开始接受景漂无目的的社交。
不过，最近一次，她听说有家工作室因为师傅的懈怠关停了，又立马制定了新的OKR——更好的生产，更好的营销，更好的品牌建设。
一些景漂正在向商业化看齐。一位来了10年的景漂，书架上摆着《艺术概论》，也摆着《从零开始学开公司》，“爆款、直播、细分赛道”等词汇从他的嘴里不断蹦出。过去，他独自一人花上两个多月苦想一款新品，如今学会结合网上的流行元素开始推敲，“而且最终的产品不能我一个人决定，得10个人坐下来一起看，8个人通过了才可以”。
陶溪川的市集上，举着手机直播的人来来往往。摊位上的瓷器，无关作者，无关创作理念，在直播间里都是1号、3号、5号链接。
子岚和宣萱接受不了这些。她们坚持把陶瓷只放在自己的店铺售卖。宣萱还会为瓷器出一本介绍画册，让它看起来更接近作品。
爸爸偶尔会给子岚发来信息，想看看她的陶瓷作品。每当父女间的话题聊到“东西卖得好吗？”的时刻，子岚都会跳过，话题转向别处。
别人问起收入，她表示，目前可以达到收支平衡，但不愿再多说。
南沐关于日本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那是属于王晓霞的日子，朝九晚五，穿着西装，踩着小高跟鞋，一到节假日就约着朋友们旅行、逛街，用一顿昂贵的日料满足自我。
景德镇的那个王晓霞已经变成南沐，只穿黑色衣服和牛仔裤，不化妆、不逛街，“我成为低欲望一族，所有想的都是陶瓷”。
南沐的陶瓷有时卖不到1000元，有时能卖上7000元。她想着，等到月收入平衡在五六千的时候，就告诉父母，王晓霞早已不是沪漂，而是一个景漂。
▲ 周五夜晚的陶溪川市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晓霞、巧慧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