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8年的腊八，刘阿姨走了，胰腺癌，从发病到辞世仅半年时间。看着传达室张贴的讣告，我一时有些恍惚，那个精瘦干练的小老太太，我仿佛昨天还看到过。
刘阿姨是母亲的同事，比较熟，但还远称不上朋友。那天晚上，母亲小口喝着腊八粥，突然莫名长舒一口气：“唉，今年总算能消停地过个年，不用再写表扬信，也不用再送锦旗了。”
这事说来话长。刘阿姨退休后仍在居委会继续发挥余热，每逢年前，必会将干休所院里的孤寡老人召集到一起吃顿饭，年三十还会挨家挨户送饺子，都是她自掏腰包。自打我父亲去世后，母亲也进了受邀之列。可母亲不愿意去，说一大群同病相怜的人聚在一起，除了悲伤还有什么呢？即便如此，刘阿姨仍会提着米面粮油来我家慰问，干休所的老楼没有电梯，她一爬就是五楼，气喘吁吁地站在我家门前，高声叫道：“老陈，我来看你啦——”
每每此时，母亲总是一边无措地搓着手，一边连声感谢着：“哎呀，每年都让你破费，这么大岁数了，还跑来看我，真是辛苦。”可转身关上门，母亲又发起愁来：“唉，要是组织上来人探望也就算了，让人家又花钱又费力的算怎么回事呢？该回些什么礼好呢？”
刘阿姨是坚决不收礼的，哪怕是我们从老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土特产她也不收。这可让母亲犯了难，整宿都睡不着觉。最后，还是母亲的朋友出了个好主意：“不如写表扬信吧，既表达了感激之情，又宣扬了好人好事，老刘肯定高兴。”
自此，每当过完年，母亲便忙起来，洋洋洒洒写上一篇，再拄着拐杖亲自送到居委会主任的手里。再后来，母亲患上白内障，写字很是费劲，就改送锦旗了。锦旗是我在网上定制的，红底金字，写着“社区好干部，群众贴心人”。此举得到干休所老人们的一致赞许，纷纷效仿。一时间，居委会办公室的墙面上挂满了红彤彤的锦旗，刘阿姨也每年都被评为优秀社区干部，后来生病不能再继续工作了，仍当选了社区人大代表。
其实想想，刘阿姨这一生从来都不缺那些头衔。她在医院任护士长的时候，就年年是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三八红旗手，还荣立过两次个人三等功。医院候诊大厅的光荣榜上总能看到她的先进事迹。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勇斗歹徒，帮患者追回失窃的万元现金，再就是为一位受重伤的工人垫付巨额医药费。
就在临终前，刘阿姨的善举再次成就了一段佳话，在同事邻居当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据说她在弥留之际，将干休所和居委会的领导们都叫了去，指了指一边的行李箱，里面是房本和三十几万现金，还有一份公证书。刘阿姨说：“这些是我的全部财产，还有我死后的抚恤金，都上交国家吧，公证我都做好了。另外，把我的遗体捐赠给医学院。”
捐赠遗产还算顺利，但捐赠遗体却闹出一场风波。刘阿姨唯一的女儿晓枫，死活不肯在捐赠书上签字，她披头散发地横在母亲的遗体前，任由大家伙苦口婆心地劝说，就是一言不发。最后实在逼急了，晓枫爬上窗台，撂下一句狠话：“捐赠可以，除非我现在就从这儿跳下去。”事已至此，各方只得作罢。晓枫见状，匆忙办理了手续，当天就把母亲的遗体火化了。那个劲头就像是生怕夜长梦多似的。
我跟刘阿姨不过是见面打个招呼的泛泛之交，而跟晓枫的交情却深一些，我俩曾在同一所中学就读，我读初一的时候，她已上高一了。那时候为了上学方便，我跟母亲还住在医院的宿舍里，母亲拜托晓枫照顾我，所以我俩经常一起结伴上下学，逛逛书摊、音像店，或者跑去新疆村吃羊肉串。
后来因为种种变故，我极少再见到晓枫，记得上一次见面还是在2003年。而这次会面，则是在刘阿姨去世后的一个星期。
那天，我跟老公回母亲家送年货，刚进家门，便看见母亲正在和客人聊天，见我进来，母亲忙说：“小妹呀，晓枫来啦。”
一个穿着半旧毛衣的女人局促地站起身来，背有些驼，略带生涩地冲着我笑了笑，卑怯的眼神让我想起了街上流浪的小猫小狗。她是来向我租房子的——我有一间半地下室的房子那时想租出去。
刘阿姨的房子和钱已做了公证手续，上交国家。晓枫只能带着孩子搬出来，暂时安顿在朋友公司的小仓库里，但总不是长久之计。其实干休所是允许晓枫再住一段时间的，可晓枫犟，不愿再寄人篱下，即便那个人是她的亲生母亲，即便她已经不在了。最后，晓枫只拿了几万块的丧葬费，她说遗体怎么着也要火化吧，这钱她是可以要的。
母亲在一边说着：“晓枫的儿子今年高考，至多也就租一年，要不租金少要点儿？”最后我只收她每月500元的房租，比市面上便宜一大半。
送她出来，我随口问了句：“阿姨安葬在哪里？有时间我去祭拜下，毕竟我爸走后，阿姨没少帮我们家。”
“没有安葬，连骨灰我都没要，随便撒了。”
我一脸愕然：“这不太合适吧，与其这样，还不如当初随了她老人家的心愿，把遗体捐赠了呢。”
“哼，她活着我没办法，倒是死了才给我机会。”
“什么机会？”
“报复！”晓枫停住脚步，回过头幽幽地盯着我，“她想芳名永存，我偏不让她圆满。”
楼道里的感应灯忽明忽暗，望着晓枫倏然锋利的眼神，一阵寒意从我的脚面缓缓蔓延上来。
2
晓枫对刘阿姨的仇怨几乎从幼年就开始了。
她父亲也是我母亲的同事，曾是位技术精湛的外科医生，在文革后期因为某个著名事件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党籍，发配至大西北接受劳动改造——而举报者，竟是他的妻子刘阿姨。听我母亲讲，那时候晓枫还不到两岁，而刘阿姨又有五个多月的身孕，愣是为了和丈夫划清界限做了引产，又因术后感染不得不摘除了子宫。不过，刘阿姨却因举报有功而火线入了党。
听后，我不禁说了句：“没想到刘阿姨还有这段黑历史。”
“也不能这么讲。”母亲叹了口气，“历史环境不一样，评判黑白的标准也不一样。刘阿姨出身不好，一直没能入党，在人前抬不起头。其实按她的工作成绩，早该是党员了。唉，只是那个孩子太可惜了，都成形了呢，还是男胎。”
虽然母亲这样解释，我还是不太理解，一个女人举报自己的丈夫、亲手杀掉自己的孩子是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
80年代初，晓枫的父亲平了反，刘阿姨曾带着晓枫去婆家探望，希望能看在孩子的份上复婚，结果连婆家的门都没进去。没多久，晓枫父亲就出国了，自此再无音讯。我曾试探地问过晓枫，她说她对父亲的印象一直很模糊，家里父亲的照片都被母亲烧掉了，她既忘了父亲的长相，也不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
“记不住也好，省得日思夜想。”说这话的时候，晓枫的眼神空空洞洞的。
待晓枫到了上学的年纪，刘阿姨因为忙于工作，一个人带她很是困难，就把她送到舅舅家照看。晓枫的舅舅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所以一直把晓枫当亲闺女养，什么好吃的、好穿的都紧着她，一次晓枫生病，刘阿姨还没怎么着，舅妈倒是急出了高血压。晓枫曾跟我感叹，她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是舅舅舅妈给予的。
有次，我正跟晓枫逛街边的书摊，碰上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死死地盯着晓枫看了两眼，突然大声甩骂了一句：“忘恩负义的死狼崽子。”
晓枫站在原地垂着眼皮，一声不吭。我则有些气愤：“这女的神经病啊。”
“她是我舅妈。”
“舅妈？”我顿感诧异，“你不说你舅妈待你特好吗，她怎么平白无故地骂你呢？”
“也不算平白无故，我舅舅去年去世了，可以说是我害的。”
晓枫说，她舅舅当年在一所高校的印刷厂任车间主任，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绞尽脑汁地捞钱，舅舅的印刷厂除了印刷教材外，也接一些私活挣点外块。以前晓枫一放学就往舅舅的车间里钻，因为那里有好看的小说和画报，还经常趁舅舅不注意的时候偷拿上一本，晚上躲在被窝里悄悄地看。
大概是因为不务正业，晓枫的学习成绩一直平平，到小学三年级也没加入少年队，这让刘阿姨焦心不已。一个周末，刘阿姨把晓枫接回自己的宿舍，翻看她书包的时候，发现了一本山口百惠的自传。我没看过那本书，听晓枫讲，大概是描写了些女孩子第一次来月经、她和三浦友和的恋爱史什么的，现在看来，都很正常，但在那个年代就算很露骨了。
晓枫被母亲扯着头发，一路连抽带踹地赶去了派出所，被逼着交代“罪行”。那时的她不过是个八九岁的孩子，哪经过这种阵仗，于是哭哭啼啼地就把她舅舅供了出来。刘阿姨当即给派出所民警总结出她哥哥的两大罪状：
“利用公家设备干私活，这算不算占公家便宜？算不算挖社会主义墙角？”
“传播淫秽书刊毒害祖国花朵，够不够上流氓罪？”
就这样，晓枫的舅舅被批捕了，一判就是5年，并处以2万元罚款。晓枫说她一直记得舅舅戴着手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塞进绿色的吉普车里的情形。舅妈牵着两个儿子追着警车跑了好远好远，最后实在追不上了，就瘫坐在路边嚎啕大哭。那哭声绵延而尖锐，梦魇般困扰了晓枫好多年。
舅舅被抓不久后，刘阿姨就跑到晓枫的学校，跟校领导和班主任老师详细汇报了晓枫的“进步思想”，什么勇于跟坏人坏事做斗争呀，什么大义灭亲呀，一番长谈阔论之后，晓枫终于如愿加入了少先队。
晓枫说她只有在学校时才戴红领巾，一放学就立马塞进书包里。她的小表弟跟她在同一所小学，经常纠集一帮孩子追在晓枫身后喊：“叛徒甫志高，你是人民的大草包！”红领巾没有让晓枫感到丝毫的骄傲，而“甫志高”的外号却伴随了她的整个童年，就像横亘在头顶的乌云，怎么也挥之不去。
晓枫的舅舅出狱后，整个人都没了精神气儿，工作也丢了，还有两个半大小子要养活，更要承受周围人的指指点点，就染上了酒瘾。朋友给他在一个家具厂找了份搬运工的体力活，他白天送货，晚上就泡在街边的小饭店里喝酒，久而久之，肝就坏掉了。
刘阿姨的日子也不那么舒心，听我母亲讲，她嫂子（晓枫的舅妈）一不顺心就打电话骂她，有时逢年过节就带着孩子来医院哭闹一番。慢慢地，这件事在医院里都传开了，再加上晓枫父亲那档子事，大家都对她敬而远之，有时几个人聊天，看见她过来，都不自觉地闭了嘴。刘阿姨虽是医院的先进模范，却真心没什么朋友。不过她对此倒也不以为然，觉得自己的所为都是出于正义。
“我妈老说‘正义’，难道‘正义’就要牺牲自己的亲人吗？”那天，晓枫跟我讲完这些事后，像是在问我，又好像在自言自语，“她已经从我身边夺走两个亲人了。”
其实，晓枫舅舅的事情发生后，刘阿姨和娘家亲戚也没再来往了，晓枫也没刘阿姨以外的亲人了。
3
高中时期的晓枫，漂亮、文静，是校文学社的骨干，校刊上经常有她的小说、散文诗，很招男孩子喜欢。我曾经帮一个男生给她传递过情书。那个男生在我们学校也很有名，长得酷似齐秦，还弹得一手好钢琴，每次歌咏比赛他都是钢琴伴奏，还会自己填词作曲。
小孩子对于传递情书的事总是很兴奋，当我神神秘秘地将情书交给晓枫时，她的反应却是惊恐。她带着我去校外的小卖部买了盒火柴，转身就把信给烧了，还让我赌咒发誓不能告诉任何人。
这让我本来激动的小心情顿时凉了一半：“烧了多可惜呀，你不看看吗？”
“这东西留着太危险了，让我妈瞅见就麻烦了。”
晓枫的关注点好像并不在那封信上，而我看着那腾腾跳跃的火苗，甚至比晓枫还委屈。
不过，自那以后，晓枫还是有些变化的。以前她常带着我去逛书摊、音像店，而烧完情书后，她更多是让我陪她去逛服装摊。晓枫平时很朴素，除了一身宽大的校服，几乎没见她穿过别的衣服。刘阿姨曾评判过我的穿着：“学生就该有学生样儿，这牛仔裤有什么好看的，包着屁股，绷着大腿，女孩子穿上多不雅观呀！”据此，我估计有刘阿姨的严苛管教，晓枫就是喜欢也不敢言语。
那回晓枫看上一套套装，苹果绿的背带裤配上纯黑的T恤，再搭一双小白鞋，这样的装束即使放到现在也绝不过时。老板跟我围起布帘子，让晓枫试了试。换装后的晓枫，整个人立即鲜活起来，老板赞不绝口：“多少人试过这套衣服，就你穿着好看。”
可好看归好看，晓枫没钱，平时刘阿姨很少给她零花钱。这样的一套衣服左砍右砍下来得四十多块，在那时算得上一笔巨款。我跟晓枫翻遍所有的衣兜，才凑了不到十元。其实，我自己存了好多压岁钱，但我没吱声。小女生都有自己的私心，我想晓枫买不起我可以买，这样就不会跟她撞衫了。
事实上，我后来确实买了，但穿上总感觉跟晓枫相去甚远。现在想起这事来，我仍感到一丝丝内疚——如果当初我借钱给晓枫，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以后的事了呢？
又过了一阵，晓枫渐渐跟我疏远了，几次放学我去找她，她都以各种借口支开我，很是可疑。一天，同班的虫虫一脸坏笑地跟我说：“知道吗？刘晓枫跟陈思扬谈恋爱啦。”
陈思扬就是那个让我传递情书的男孩。我满腹狐疑，心说，晓枫不是把情书都烧了吗？虫虫见我不信，拉着我悄悄去了音乐教室，透过门上的玻璃往里瞧——陈思扬正弹着琴，晓枫站在他身后，俩人有说有笑的，看上去很是亲密。
我感到既惊讶，又有一点点愤怒，什么暗度陈仓啦、什么重色轻友啦，这些词儿开始在我的脑子里乱蹿。就这样，我恍恍惚惚地回到家，刚要进门，一个黑影从暗地里冒出来，吓我一大跳，定睛一看，竟是刘阿姨，赶紧慌里慌张地打了个招呼。
“晓枫呢？没跟你一起回来？”
“没有，最近她都不跟我一起走了。”此刻我的气还没消。
“那她去哪儿了，这几天她都回来得很晚，说什么文学社有活动？”
我刚想说点什么，突然瞥见刘阿姨铁青的脸，又想到晓枫曾跟我说的那些事，便一下子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不知道，可能是吧，不是马上要校庆了嘛。”
刘阿姨低头沉默着，我站在那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半晌，刘阿姨才抬头盯着我问：“晓枫从家里偷了五十块钱你知道吗？”
“啊？！”我惊讶地张大嘴巴，连忙摇头否认。
“以后你少跟晓枫来往，要是丢了什么东西，说不清。”
说完，刘阿姨扭身走了，我看着她略带倾斜的背影渐行渐远，心中涌起一股冰寒——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让我远离她的小偷女儿吗？晓枫是小偷吗？
回到家，我把这事跟母亲说了，母亲摇头叹息道：“真是的，哪有这么说自己闺女的？算了，不来往更好，你刘阿姨那个人啊，‘左’起来六亲不认的。”
六亲不认，我心里一直重复着这四个字，不禁替晓枫担心起来：这个貌似平静的夜晚，她将面临怎样的腥风血雨呢？
我的担心一点都没错。第二天晓枫没找我一起上学，课间休息时，虫虫大呼小叫地跑进来：“快看看去吧，刘晓枫的妈打到学校来啦！”我一惊，连忙跑去高中部的教学楼。那里早就被围得水泄不通，我拨开人群，看见刘阿姨正发疯似地把一件件已经剪得稀烂的衣服往晓枫的头上砸。
“你从家里偷钱就是为了买这些破烂货？打扮得花枝招展你给谁看啊？！”
“说！你是不是谈恋爱了？是哪个小流氓勾引的你？还是你招蜂引蝶的想勾引别人？！”
我往地上一瞧，正是晓枫心心念已久的那套绿裤子黑T恤。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跑上去一把抱住刘阿姨的腰：“别打了阿姨，别打了。”
正乱作一团时，晓枫班主任连同两三个老师，还有教导处主任，都跑了过来，一边疏散学生，一边把刘阿姨拉进走廊尽头的办公室，教导处主任还不忘回头叮嘱我：“你照顾点儿刘晓枫。”
上课铃声响了，学生们在老师的督促下都进了教室，走廊里顷刻间安静了下来，就站着我跟晓枫两个人，相视无语。远远的，还能听见刘阿姨在声嘶力竭地哭诉：“我一个人拉扯她容易吗？我一个老党员，竟养出个小偷、女流氓！”“作为一个党员，我绝不能包庇她，学校就该重罚，防患于未然……”
我看了看身边的晓枫，凌乱的长发遮住脸颊，她抬起头，一边脸已经微微肿起来了，眼眶也是青的，几道鲜红的指掌印清晰可辨。晓枫没有哭，她的眼底一片灰蒙，却没有泪。
“你妈可真够狠的。”
“你没跟她提过陈思扬吧？”晓枫似乎并不关心自己的伤。
“绝对没提，真的。”我发着誓。
“千万别说，我倒霉就算了，不要再连累无辜的人。”
至于晓枫到底跟没跟陈思扬谈恋爱，我终究没有问。不过那天，我看见陈思扬的身影在人群里一闪而逝。此后，他们两个人也形同陌路，好像从来不曾相识。
学校的老师还算开明，刘阿姨虽以“老党员”的身份一再要求，他们也没有给晓枫任何处分，只是按照刘阿姨的要求，每天在联络本上记录晓枫一天的学习生活情况。那段时间，刘阿姨每天都接送晓枫上下学，她们娘俩一前一后地走着，谁也不理谁。
高二第一个学期刚开学，刘阿姨突然给晓枫办了转学，把女儿转去了当时全市唯一一所封闭式学校，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后来我才知道，那所学校的前身是工读学校（为教育挽救有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学生开办的学校），虽然后来改了名字，但性质是一样的。
大家知道真相后一片哗然，晓枫的老师们，还有医院的同事们都苦劝刘阿姨：“晓枫能考上全国重点中学多不容易，她文笔那么好，说不定以后能考上北大中文系呢。你给她转去那样一所学校，耽误孩子前程不说，让孩子以后怎么做人呢？”
可刘阿姨决心已定，理由似乎也很充分：
“我天天这么接送她，迟到早退的，还怎么工作？还怎么为人民服务？”
“今天她偷家里的，明天保不准就偷别人的，我不能为自己孩子的前程就把祸患留给国家留给人民。我不能那么自私！”
我母亲说，见她说得如此冠冕堂皇，同事们竟一时语塞。
晓枫看上去倒满不在乎。她离开学校那天，我特地去高中部送她，默默地看着她收拾课桌里的东西，心里一片怅然。她反倒笑了笑说：“没什么，我觉得挺好，起码我可以不用天天看到她了。”晓枫起身望着窗外，操场上，足球队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比赛。
“我跟她，永远不见才好。”
4
大概在晓枫转学两个月后，一个周末的晚上，都半夜10点多了，我正准备睡觉，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母亲开门一瞧，刘阿姨正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身边跟着好几个人，有警察、老师，还有医院保卫处的马叔叔。
“小妹。”刘阿姨有气无力地直接找我问，“晓枫来找过你吗？”
“没有啊。”我瞪大眼睛，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马叔叔把我母亲叫了出去，轻声说着什么。一会儿，母亲回来，焦急地摇晃着我的肩膀：“小妹，可不许撒谎，真没看见晓枫？”
“真没有，她转学后我就再没见过她。”
“那她以前跟你说过要去哪儿吗？”
“没有，她就说过……”我看了看刘阿姨，怯怯地说“她说，‘想要永远离开这个家’。”
刘阿姨终于哭出了声：“我到底哪儿对不起她？她的心太狠了。算了，我也不找了，她爱死不死，跟我没关系！”
事后母亲告诉我，这个周六，刘阿姨去学校接晓枫回家，娘俩照常坐上公交车。90年代的公交车还不像现在这么充足，又赶上周末下班时间，车厢里异常拥挤。当车靠站时，刘阿姨一没看住，晓枫突然跳车就跑，等刘阿姨好不容易蹭下车，晓枫早跑没影儿了。
刘阿姨去学校求助，才知道晓枫跟几个同学一共借了三百块钱，书都放在学校里没有带，包里只有换洗衣服；回家又发现，晓枫刚办好没多久的身份证也不见了——这次出逃，晓枫早就预谋好了。
没人知道晓枫究竟去了哪儿。她转去新学校后，学习成绩还是很好，却没什么朋友，人也很是沉默。但警察从她的床铺底下搜出一份剪报，内容是当时严厉打击偷渡犯罪的纪实报道。难道晓枫是要准备去偷渡？即使有这样的判断，找起人来也不那么容易，那时没有监控，坐火车也不用查身份证，真可谓大海捞针。警方只得给几个边境城市发出协查通报，静等消息。
刘阿姨心绪平静后，似乎不那么悲伤了，看见我仍旧笑容满面地打招呼。她很少主动去问寻人的进展，大多是警方来找她。大家都说，“老刘的心可真够宽的”。
听母亲说，那段时间刘阿姨工作更努力了，几乎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医院里看她顶着那么大压力仍坚持工作，觉得实属不易，就给她上报申请了个人三等功，还在宣传栏上登了她的先进事迹。我去医院找母亲的时候看过，内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一句“化悲痛为力量”。当时我觉得刘阿姨挺伟大的，或许只有让工作填满时间，才能没空去悲伤吧。
后来还是听马叔叔说的，一次警方在城郊的树林里发现一具女尸，让刘阿姨去辨认。刘阿姨只看了一眼，就简单说了句：“是。”可马叔叔怎么看怎么不像，就劝说刘阿姨别盲目地下结论。谁知道刘阿姨来了句：“老马，我是真希望她死了。回来也是丢人现眼，我跟着她在院里还怎么抬得起头哦。”
可晓枫还是回来了，两个多月后，她被云南警方遣返回了家。母亲说，晓枫是在中缅边境的一个小镇上被发现的，当时她衣衫褴褛，到一个小饭店里应聘服务员，老板看她年纪小，听口音也不是本地人，就报了警。警察核对身份证和协查通报才确定眼前的小姑娘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
我本想去看看晓枫，但母亲不让，说不方便，我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不方便。但慢慢地，医院里开始流传，说有人见到晓枫，腰身似乎比以前粗了些，还有人看见刘阿姨带晓枫去了另一个区的妇产医院，说晓枫怕不是被坏男人骗怀孕又甩了，被她妈带去做了人流。我不知道这些话是真是假，但真的感到很惋惜，那个风华正茂的青春少女，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呢。
又过了些日子，我放学回家，看见晓枫拎着大包小包地站在医院门口，旁边站着一对中年男女。她看见我，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不好意思，很欢快地冲我摆了摆手。
“你这是要去哪儿呀？”我问。
“我妈托人在广东那边的电子厂给我找了份工作。”
“你不上学了吗？你还不到十八呢。”
她摇了摇头：“我就想快点离开这个地方，我妈也嫌我碍眼，巴不得我走得远远的。”
她看我有些难过，又马上笑着拉过我的手：“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你可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
车来了，中年夫妇帮晓枫把行李一件件放上去，晓枫没有再看我，一转身上了车。
那时候我想，也许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她了。
5
2000年，我大学毕业，在一个金融机构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而父母退休后又跟刘阿姨分到一个干休所，我们时不时会遇见。刘阿姨那时已经在居委会任职，一天忙忙叨叨不得闲，不是组织大家伙儿为山区贫困儿童捐钱捐物，就是为待业青年四处找工作，人人都称赞她是“党的模范干部”、“知心好大姐”。
一次我碰到刘阿姨，犹犹豫豫地问了下晓枫怎么样了。她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凝固了，只淡淡地说了句：“谁知道，我跟她基本没联系。”
然而，晓枫终究还是回来了。
2001年的夏末，我在干休所门外的小超市居然碰到了晓枫。她完全变了模样，穿着红白条纹的蝙蝠袖衬衫和豹纹的紧身短裙，趿着双黑色塑料拖鞋，头发蓬乱，妆容浓重，近看竟有些狰狞。
还是她先认出我来：“是小妹吗？真是好久不见了，有快十年了吧？”
我愣愣地站在那儿，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时候，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儿蹦蹦跳跳地从超市里跑出来，手里举着蛋卷冰激凌，嘴里大喊着：“妈妈——”
“你儿子？”我惊讶地看着眼前的小男孩儿，他躲在晓枫的身后冲我吃吃地笑着。
晓枫没有马上答话，只是半嗔半笑地呵斥着：“大冷天非要吃冰激凌，小心一会儿闹肚子。”
“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呀？老公呢？跟你一起回来了吗？”
“什么狗屁老公！”晓枫一脸愤然，“那个王八蛋骗我跟他去香港，结果去了才知道，他在那边早就有老婆孩子了。”
“那你回来是……”
“没办法，小敏要上学的呀。”
“那刘阿姨……”
“她不同意也得同意，要不是她当初那么对我，我能走到今天这步吗？我这辈子都毁在她手里了。”晓枫边说边往地上狠狠啐了一口。
后来晓枫告诉我，刘阿姨起先是坚决不同意她带着儿子回来的，直到晓枫以死相逼，才勉强点头，但给晓枫约法三章：一是她们娘儿俩的生活费、小孩儿的抚养费全部由晓枫承担；二是晓枫要每月交家里房租和一半的水电费；三是让晓枫娘儿俩绝对不能在干休所大院里做任何出格的事。
“你说她一个月那么多退休金，宁可捐给不认识的人，也不给她外孙花。”
我劝着晓枫：“阿姨可能开始不接受，但日子长了肯定会改变的，都说隔辈亲嘛。”
晓枫不置可否。
在那之后，晓枫在一个批发市场支了个服装摊，早出晚归，我俩几乎碰不着面。她儿子小敏送去幼儿园，刘阿姨负责接送，一段时间倒也相安无事。
一天，我下班回家，一进院门就看见刘阿姨举着擀面杖追打着小敏。我上去一把抱住孩子：“刘阿姨，您这是干什么呀？这么点儿孩子可不禁打。”
“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刘阿姨气喘吁吁地抱怨着，“他这么一大点儿就学会偷啦！”
原来，临近中秋和国庆“双节”，刘阿姨买了几盒月饼准备给干休所院里的孤寡老人送去，谁知小敏不明就里，回家就拆开一盒吃了起来。
听罢我真是哭笑不得：“阿姨，他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懂什么呀，他又不知道那月饼是您要去送人的，这怎么能叫偷呢？”
“主要是气人，那月饼都是按数买的，他拆了一盒还怎么送人？这么晚了，你让我去哪儿再买去？”说完，刘阿姨又抬起手冲小敏挥了挥，孩子吓得一下子蹿到了我身后。
正好那天我单位也发了两盒月饼，我连忙拿了一盒塞进刘阿姨手里：“阿姨，这本就是我送给晓枫的，要不您先拿去凑个数？”
百般推脱后，刘阿姨终于接了过去，带着小敏悻悻地走了。事后，刘阿姨专门给我母亲送来50元钱，让转交给我，就好像因为用了我的东西去送人她的功德就不圆满了似的，搞得我很是别扭。不过为了让她心里舒坦点儿，也为了让晓枫娘儿俩日子过得轻松些，我只能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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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就到了2003年，赶上北京闹“非典”，批发市场关了门，晓枫失业了，只能在家带孩子。我曾建议刘阿姨给晓枫找个工作，她却说：“怎能利用工作之便谋私利呢？”
那段时期，刘阿姨更忙碌了，每天带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给每栋楼的楼道消毒，给各家分发防疫的中药包，有的孤寡老人熬药困难，她就亲自熬好送过去。有时候晓枫没事干，也会帮忙打扫卫生，跑腿给大家伙买生活用品，连小敏都会帮忙拎东西。大家都说刘阿姨家“门风正”，连小孩子都那么乐于助人——这是刘阿姨最喜欢听的话。
不过，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一天我回家，远远地就看见晓枫拉着小敏在楼前，小敏哭成个泪人，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白色的浴巾，里面不知道裹着啥。我跑上前去，掀开浴巾一看，原来是一只白色鸳鸯眼的小猫咪，看上去也就两三个月大，后腿异常地弯曲着，嘴角还淌着血。
“怎么回事呀？”我抚摸着猫咪，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养猫，所以根本看不得猫咪这样痛苦。
“姥姥……”小敏哽咽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是我妈从楼上扔下来的，还当着孩子的面。”晓枫也掉泪了，“你看还有救吗？”
“腿好像断了，得去医院。”
我们立马打上车，去了十几公里外的一家宠物医院，好在猫咪只是右后腿骨折和唇裂，还有救，大家总算松了口气。
晓枫这才跟我讲起事情的经过——原来，“非典”时有谣言说，宠物猫狗可以传染，所以那段时间大量的猫狗都被主人遗弃了。刘阿姨往干休所大院里投放了老鼠药，很多流浪猫都消失了。鸳鸯眼儿是小敏偷偷捡回家的，但还是被刘阿姨发现了，她先是要拿锤子把小猫打死，奈何被小敏哭喊着死死护在怀里。见此招行不通，刘阿姨就骗小敏说要给猫咪找个好人家，小敏信了，就把猫递给她，谁知道刘阿姨接过去反手就从三楼把猫丢了下去。
“你说怎么办呢？”晓枫忧郁地看着儿子，“在这个家里生活，我真怕小敏以后会走我的老路。”
“要么出去租房子住？”
“哪有钱啊？都说人穷志短，这话真没错。”
晓枫又哭起来，我在一边不知道怎么安慰，只能不停地给她递去纸巾。
过了好一会儿，晓枫猛然抬起头，像是做了什么重大决定：“等‘非典’过去了，我还得走，南方生意还是好做的，这边要么看学历，要么就是工资太低。”
“那小敏怎么办？”
“唉，走一步看一步吧，先赚到钱再说，没钱干啥也不行。”
一个多月后，鸳鸯眼儿的病基本好利落了，我收养了它，取名贝贝，小敏会经常来家里看它。贝贝一直跟着我，活到十七岁。
2003年的秋天，晓枫去了海南，临走前她找到我，拜托我多照顾下小敏。可2006年我结婚了，搬出了父母的家，后来又随老公去外地工作生活了七八年，直到2015年因父亲病重才又回了北京。
这期间，我一直没再跟晓枫联系，只是听母亲说，她在外飘荡多年，做生意失败，又身无分文地回了家，之后她当了住家保姆，基本见不上几次面。小敏倒是很争气，一直上的都是重点学校，寒暑假还会去旁边的麦当劳打工赚学费。
刘阿姨依旧热心公益事业，跟晓枫的约法三章也一直都没变。直到她生病，晓枫把保姆的工作辞了，回家照顾她，还算尽心尽力。
7
晓枫选定在我家租房，正巧是周末，我去帮她搬家。她只把自己和小敏的东西收拾了一下。
“这些家具呢？一件也不要吗？我那边可就只有一张床和一个衣柜。”我看着那些半新不旧的柜子桌椅，感到有些可惜，说拉几件过去，可以省去好些费用。
“这些东西从来都不是我的。”晓枫用手划着桌上的灰尘，神情落寞，“我没想到，她会那么绝情，就算她恨我，但小敏毕竟是她的亲外孙子，跟她生活了那么多年，真的什么也不留吗？”
晓枫的眼里浮上泪，我沉默地看着她，心里像堵了块巨石。
她看出我有些伤感，又笑着说：“你不用可怜我，你该可怜她。怎么着我还有个儿子，母子俩在一起再苦再难也算是个家。她呢？哼，一辈子，或者永远，都无家可归。”
2018年夏天，小敏考上了海南的一所大学，晓枫就把房子退了，跟着儿子一起去了海南，她说在那边有个老相识，是个东北汉子，开了家火锅店，她可以边打工边照顾儿子。1年后，她打电话来，说老相识待她不错，俩人就一起“搭帮过”了，没办手续，等小敏成家立业了再说。还让我有空去找她玩儿，吃住她都包了。
前些日子，北京下了一场雪，母亲望着窗外冰雪覆盖的路面，担心着我的出行安全。她不经意地嘟囔了一句：“要是你刘阿姨还在就好了，过去下雪的时候，她总是早早地就带着人去扫雪了，不用大家操一点心。”
我不禁感叹，刘阿姨啊，真是把自己活成个矛盾体，一辈子享尽荣光，被外人爱戴着、怀念着，却终究被自己苛待的亲人抛弃无踪了。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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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看，要吃啥？”男店主问道。我抬头看他，他带着点暖和的笑意。
在这个简陋饼店正面的橱窗外，我巡睃了两圈，酱香饼、鸡蛋饼、韭菜饼，没有想要的麻团和糖糕。我又捏住橱窗右边已经不太管用的白色门把手，推门进去看侧面橱窗里的东西，炸鸡腿、素丸子、煎蛋、香肠、几个炒菜。
下午5点，没到吃饭的点，所有东西一点热乎劲儿都没有。我离职以后常常来这家小店买吃的，从夏天买到冬天。它在我出租房所在小区的西门外，和一家菜店夹在一排乱七八糟什么都卖的店中间。
我最近才混到和店老板眼熟起来，饼店和小区里面的饭店小菜店差不多，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因为卫生不合格被整顿上一到两天，再重新开业，干净程度也没啥变化。有的小店整顿整顿着就消失了。
小店的封窗直顶天花板，正面和侧面各留下了一人宽的口子用来递食物，台子上也有点油腻腻的，白色门把手后面支着两张简易的桌子，坐着吃饭的大多是快递员、外卖员，人多的时候，他们就斜倚在外面停着的电动车上吃，也自在，间或看看手机。饼店旁边两家店条件略好，光顾者多是租房中介。小区里也有建筑工人，他们没时间坐下来，通常都是在女老板凉菜店隔壁的一家饼店解决午饭。那家饼店的饼更便宜，最贵不过3元一个，几个就能填饱肚子。我常在饭点混迹工人中去抢豆沙饼，粗糙的皮肤，委顿的神情，磨损的衣物，是家里父辈们常见的样子，跟着的年轻男孩子看起来稍微精神一点儿。
我从侧门退出去，心想要不要换到小区里面那几家饼店转转，又见男店主还耐心等在橱窗后望着我晃来晃去的头，终于下定了决心，手在橱窗前指点着：“要一个土豆丝，一个鸡排。”
“12块，要不要加热？”
“不了，我直接吃。”
扫完码付钱，我拎着两个饼拐进小区里面。现在租的房间2000块一个月，有将近20平，去年5月刚换过来。我在北京还是第一次独自拥有这么大的空间，刚住进来的时候很自在，但离职一久，现下心里也不怎么畅快了，失落感会在每天任何时候偷袭我。
两室一厅的屋子，被房东改做了4间卧室出租。和我对门的是个男生，刚搬来那会儿，晚上去卫生间洗漱时，能听见他房间里传出背物理公式的声音——我猜他可能从事的是教培行业，因为“双减”以后，他的房间不再有此类声音了，但应该还没有失业，因为每天都会按时出门。
带厨房那间租给了一对夫妻，他们的父母可能就住在京郊，偶尔会带着小孩来这儿，屋子里能传出来小孩子的开心的笑。女人的朋友还有一只经常需要她帮忙照顾的吉娃娃，它像浅眠的人一样，只要谁稍微弄出一点儿声音，就会叫上几声。一次，女人为了安抚住小狗，出门来看我进卫生间洗漱，就大声同小狗搭话：“你看嘛，哪里有人？叫，就是要叫？没有人嘛。”我只好冲她和它笑笑，这是我和女人仅有的线下交谈，以狗为媒介。
住在客厅的租客前后换了好几波，印象最深的，是一对帮儿子租房的夫妻。先是中介带着他们来看房，定了后，快递箱子一只只堆在门口。收拾好后，妈妈来敲开我的门，穿着睡衣，头发散在身后，脸庞和善温柔，对我说：“同学你好，我孩子刚毕业来北京工作，住在你旁边，你们这个WiFi要怎么弄啊？我微信告诉我儿子。”
“WiFi我是找那个房间的女生摊的，她装了，我用的她的，两百块钱，你问问她。”我指了指对面小夫妻的房门回复她。
妈妈露出为难的样子，我想了想：“我看中介好像把你儿子拉进我们的群了，你让你儿子在群里加一下她？他应该知道怎么弄的。”
“她是群里哪个人呢？我看一下，好给我儿子说。”她又问我。
“这个头像，要不你拍个照，好找。”我说。
她连忙调出相机，拍了一张照。临到他们夫妻离开，妈妈再次上门来拜托我帮忙照顾一下她的儿子，我应声说：“好。”
可直到那个男生离开，都没上门找过我，我猜想他也许没找好工作，只是进进出出的收快递和外卖声没断过。1个月后，就再次听到了隔壁房间里传来的转租的交谈。
屋子再次易主，这次住进来的男人倒是住得长久，大夏天上厕所撞上了，光着上半身，一眼就看到他并不壮实的身体上的小肚腩。
合租房5个人，除了那个遛狗女人的样貌，其余3个男人的脸我都没记住——搬到这个小区以后，我完全没了和室友深入交谈的想法。刚刚暂时了断了工作，以及抗拒承受前几年租房时惴惴不安地维护室友关系的疲累，加之应对北京生活又愈加游刃有余，我遂安心地退守，做起了“宅女”。
2
我走到单元楼下，鸡排夹馍已经下肚了，土豆丝卷饼刚开张。花园里，一只长毛大胖黄猫蹿出来对着我大声“喵喵”，眼神有一点点儿凶。一层单元声控灯立马亮了起来，昏昏的黄色，颇有老家十多年前用的白炽灯的感觉，不过现在老家都换成惨白惨白的节能灯了。
“走、走，不给。”我脚尖往前佯装踢了几下赶它走，不经意间却和它对视了一眼，好似是不小心释放了同意的信号。我几步跃到一楼楼梯上，猫也跟了过来，长毛扑在台阶层层叠叠的尘土上。老楼楼道里到处都是灰尘，物业很少见到，楼栋外墙斑驳，装了钢筋外框的窗户上都生着锈，和我的楼栋成一条直线的小区东门那块正在粉刷外墙，淡淡的橘黄，不知道啥时候才轮到小区里头。
我又和哼唧的猫对视了一眼，转身继续往楼上走，二楼的声控灯也亮了起来。猫继续追，楼道里却听不到声音，直到“喵喵”声再次响起，我才知道它追到了二楼楼梯拐角，于是转过身继续和它对视。
“走、走，我都没吃饱。”我再次做出佯装要踢的样子，旋即迅速转头加快脚步上楼，一边继续吃土豆丝饼。
猫不追了。
上到六楼，进右边的防盗门。门正好对着卫生间，合住的室友们常年开着它通风，因为他们不好好冲马桶，卫生间总飘出一股尿骚气。我委婉地跟中介说过，于是我就拍了马桶图片发到群里“恶心”人，但过一段时间又会故态复萌。后来，我发现是有室友冲水太急，按一下就松手了，所以才冲不干净。
我径直走到最里面朝南方向的主卧，摸出钥匙开门，门打开的瞬间，带有上一餐饭菜味道的热气围拢了过来，替我抹掉出门沾回的微末冷气。饼只剩一点儿了，掉出来的土豆丝堆了一小坨在塑料袋底，油油的、塌塌的，我拎着袋子挤出来吃掉了。
晚饭解决了，心里却还想着刚才那只猫。
我租的这间房子在北京的老小区里，装修以深黄色为主调，木制家具包办一切，加上中介配置的、使点劲儿就往前倒的淡黄色衣柜滥竽充数。以往的大暴雨灌进窗户缝隙，又从推拉窗的下轨槽里溢进屋子，雨水饱胀了墙壁后，瓷砖以及粘贴它们的水泥块整块地从墙壁上剥离开。今年夏天的暴雨一来，我就把抹布一头卡在推拉窗的下轨槽，另一头伸在下面的准备好的盆里，一般都至少会接半盆水，最多的一次，半夜起来倒掉了满满一盆。
我住的这栋楼，一层门前的花园里面，常见的是各种蔬菜、佐料、水果，绿化树种倒成了外来户，点缀其中，它们要做到不影响这些菜和水果，才能好好活下来。花园里还有南瓜藤，从地上铺展到树上，我记得夏天有大个深绿色南瓜吊在那里，很快又消失不见了。我一直有点儿好奇——这些菜和水果是只属于楼底那家呢，还是每家都有点儿呢？
站在楼下，早晨正面朝着太阳，左手边往高了看，有柿子树、白果树（银杏），低一点是花椒树和一种类似于椿树的矮树，再往低了看，有些不认识的草，叶子绿中带红。右边也有一株白果树，它拥有一窝大大的鸟巢，鸟儿早早飞走了，秋天叶子黄了、落了一大片，我才得以窥见。
小区里的白果树都有着粗厚的叶片，整整齐齐地排过去，没有突然露出的空白。倒是城市很多巨大的白果树，只长着细细小小的叶片，打着打着“吊针”就枯死了，一眼看过去，就明白它们也是外来户，拖着庞大的身躯在一方逼仄的土地里努力地扎下根系。我家卖掉过这样的白果树，刨掉树以后，留下半人高的深坑，父亲填了大量的石块和泥土进去。一棵树至少要长十来年，卖价七八百块，进城也保不准能够活下来。
单元楼墙根儿，种着玫瑰、月季，几种颜色鲜艳的花，靠近过道那边，有一笼大兔子，小孩儿最喜欢它们，从夏天到秋天，总有不同的小朋友和它们打招呼。笼子是旧木板料做的，板材大小不一，侧面接一个铁笼子，兔子就在这个组合笼子里活动，有时候会钻到木箱子深处，就在你担心它是不是被吃掉了时，它又会钻出来。楼底那户家里有只猫，会在阳光充足的时候蹲在窗框里注视着你。还有只经常被拴在门前的小狗，狗绳常常被它绕在树上、电线杆上、门前的柱子上，它也不叫唤，逢人过来就要往你跟前蹭蹭，巴巴地望着你。可惜我怕狗，大狗小狗都怕，每次躲着它走，估计它很失望。
夏天我常常去夜跑，发现小区里有更多的“花（菜）园”。我只顺便掠过这个小区不到1/10的区域，就能看到邻居们各种传统现代夹杂的志趣——弄得回环曲折的花园凉亭里会有人逗鸟喝茶；有株挂满红果的山楂树，下面摆着各式被替换下来的旧沙发，夜晚会有一群人坐在那里；蜀葵花海，我平生第一次见着白色的品种；有的地方因为铺了地砖无法搞菜园子，住户家就专门搭了钢架子，摆了三大排花盆种的秋葵，看样子应该已经收获了好几轮。
小区里还有几幢别墅，它们的小花园更精致一些，包裹在风格各异的欧式栅栏里，有一排别墅门前的过道载满了各色的玫瑰，鲜活自在，夜跑经过时，好想去拍照，终究没去，还是怕狗。
小区里每一栋楼前后都停着车，豪车和经济型的都安放在这混乱的花园里，也不突兀。随处可以找到触感不冰冷的座椅，沙发，长椅，定做的、废弃的。上面常常是老年人小孩，也有低着头的年轻男女。夏天傍晚乘凉的人坐在那儿，也不懒懒散散，也不精力充足。唯一的缺点就是狗屎多，大狗、小狗早晚出街，幸运的是我从未踩到过。
夏天的时候，小区里也会涌进来一些住在附近的爷爷奶奶，卖自种菜蔬。我买过他们的两块钱一大把、味道很足的葱，直接咬着吃的旱黄瓜，红得不太饱满却很香的西红柿，很便宜，他们挣一点儿毛毛钱。
3
2017年，收到北京来的实习的offer以后，我先是和在电视台一起实习的小伙伴商量，怎么给带我们的老师说。老师平日里不怎么管我，更喜欢比较壮实的男实习生。尽管我已经努力地表达了自己扛得动摄像机，也能写得好稿子，但是实地操作的机会依旧寥寥。某次和楼下的保安大叔交谈，他劝我早早打算：“你那一层全都是关系户，留不下来的。”
回到宿舍，室友们提到了一个在北京实习的同学，让我去问问她。我勇敢而不自量力地给那个同学打了电话，获知原来她是住在酒店里的，又得知她父亲本来就在北京体制内媒体里。
命运在此时迅速显露出本来的样貌，但那份offer压下了我很多的焦虑和不确定。我又打扰了几个在北京实习的同学，一无所获；关注了几个大小中介，但租金让我望而却步；最后，我在知乎的“租房攻略”里找到了法子——那个帖子对豆瓣“租房小组”进行了盛赞。我在“租房小组”里“看房”，也发了帖子。一个山东女孩找上了我，她提供的房子距离合适，每月我只需要分担900块房租。我俩合租了一间主卧，她帮我垫付了所有的租房费用，我承诺到了北京再给她。后来我们在晚上睡在一张床上时，她骄傲地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多勇，敢给你垫这么多钱！”
在西安郊区的亲戚家告别了做服务员的母亲，我揣着offer和父亲卖牛的7千块钱，一夜硬座到了北京。母亲直到我要坐车到西安火车站时才开始表露担心，她有一项体面生活的技能——无论我俩起了多大的矛盾，我离开之前，她总能粉饰好一切情绪，好好告别。
租好的房子在海淀和昌平的交界处，一个回迁小区，房子的小次卧当时住着一个南京男生。做二房东的女孩住在客厅隔断里，频繁去大西北各省出差，常常拜托我帮她喂乌龟。那时她有5只乌龟，现在朋友圈里我看见了7只，每只都很健康。
从8月底早上，我从北京西站出来时，带着一点儿兴奋和自豪，更多的却是熟悉，夹杂着一丝“也就这样嘛”的情绪——街景、建筑跟西安好像都差不多，我操作着手机地图，输入地址，摸索公交线路，只需要倒两趟公交。手里没准备好零钱，出火车站的那趟公交车尤其挤，但我还是稳稳地站好了，车里的人也都是常见的装扮神态；倒第二趟车，我把剩下的5元纸币都投了进去，大概已经到了郊区，车窗外的树木还是绿绿的，车曲里拐弯地行进，我看到了同家乡差不多的景致。
下车的时候，偌大的车厢里只剩下我了，乘务安全员帮我把行李箱拿下了车，还问了句：“你从哪儿来的？”
“西安。”
“我去玩过。”他说。
这是通常的回复，这样的回复还包括“我经过过”、“我知道”、“我打过工”，在我后来遇到的很多一面之缘的人嘴里都说过。
合租房间在25楼，我在离小区不远处的十字路口拿到了钥匙。山东女孩正准备去上班，她当时留着黑缎子的长发，说话温声细语的，生气也是温柔的样子。她只冲我发过一次火，是发生在整租之后的事，我们俩也从那时开始掰掉了，整租结束，各奔东西。
小区有简单的门禁，外卖小哥偶尔偷偷跟着住户进进出出——物业规定，快递一律不让上楼的，只能在小区大门左右堆成一排，各家快递都有一片位置，下雨时，有的公司给快递员提供雨篷。也会住户图取外卖便捷，于是小区栅栏两面的绿化丛都会被踩塌一片，只要哪块儿草秃了，保准就是外卖小哥和住户们共同构造的作品。
我放下行李后，去厨房和小次卧的那个南京男孩打招呼，他请我吃他做的午饭，甜口西红柿炒蛋搭白水面。我脸皮极厚地用他的筷子和碗吃了一点儿，那是我第一次吃甜口西红柿，味道感觉真的很怪。刚认识没多久，我俩就一起去买东西，他告诉我超市在哪里，还有这个回迁小区周边的交通地铁分布。或许当时他察觉到了我的不安和想融入的迫切，我刚到北京的些微不确定感和漂泊感，一下子就被他的耐心驱散了。
我家里的姑姑们都远嫁到了南京，这个男孩和偶尔回来的姑父们给人的感觉很相似，温柔，不计较，说话风趣。山东女孩洗澡经常忘记把装了卫生巾的垃圾桶拎出来，灌满水以后很恶心，可垃圾桶还是会被他整理好，也不会在租房的小群里嘴人。他还帮助过一个退伍的哥们找工作，两个人都是大高个，挤在小次卧的1米5的小床上。后来，他哥们发现了我们卫生间门前地板渗水，足足给修理了小半个月，让我们成功避免了一场飞来横祸，不然，我们很可能因为渗水给楼下赔天花板。
南京男孩搬走时，把一口用得起了厚厚油垢的铁锅留给了我们一众女孩，山东女孩又在和我分开以后，继续带上了那口锅。
4
我那时得到的实习offer并未有签约的承诺，我只想着干到12月辞工回家，或者实习6个月期满再去挤第二年的春招，没想到因一个同事辞职去日本求学，意外得到了“实习一年走社招入职”的承诺。论文甚至都从没成为那一年的难关，导师安心地等到了我们这群羊自己走进答辩场，虽然她在答辩前一天把小组里两个同学的论文全盘否了，也让这两个同学的答辩顺利挂掉了，不过最终，我们还是都毕业了。
坐硬座火车在北京西安来回转，单程才100多块。毕业典礼那次最疯狂，24个小时里，有2/3的时间我都在硬座座位上扎根，下车时腿肿得可以按出小坑，但洗了个澡，立马精神十足地跑去上班。
大热的韩剧我都是在这些旅途上刷完的，邻座的乘客都会参与进来，大家一起津津有味，想来硬座火车其实比高铁好那么一点儿，极少遇到哭哭啼啼的小孩儿。我在硬座上获得了那么一点儿骄傲感，支撑着我继续往北京跑。
一次火车刚好驶过天津，有消息通过无数张嘴递过来，说有个人晕倒在火车车厢连接处，是逃出来的，身上只剩火车票钱，好多天没吃东西了，向附近车厢的乘客要糖果救命。当时李文星事件余温尚在，周围乘客们似乎见怪不怪，我那时候超级喜欢买一个牌子的柠檬糖上火车，于是便说全部拿去给他吃，不用还。没想到那个男人缓过来以后，把糖又托周围的人传回给了我，后来他在某一站下车，他的家人来接走了他。
来北京时手里捏着的7千块，被房租押金瞬间就消掉大半，剩下来的钱用来买衣服、置办生活用品，捉襟见肘。我靠着大学室友和发小，才勉强挺过实习的一整年。大学室友在实习的前半年因为我当月还、当月又借，直接将她母亲的支付宝账号密码给了我，让我自己转钱。实习工资微薄，付完房租勉强够吃饭，买一点生活用品，但室友们都很温暖，大家极少互相询问服装、化妆品、包，买到了便宜好用的，还会互相夸赞漂亮。
实习那年印象最深的两件事，一是室友的“一个月男友”，一是怕自己被这个城市当作“低端人口”驱逐的恐慌。
“一个月男友”是那个山东女孩的，那男的刚和前女友分手，便和山东女孩在社交软件上搭上了线，接着俩人就发生了关系——这点是后来山东女孩在夜夜熬鹰似的讲述中，一点点透露的。就在他们刚好上的那个月，男的体检，竟查出了癌症，他的前女友微信求复合，说能照顾他，于是男的顺理成章吃了回头草。在山东女孩同我满心担忧地去超市选完食材熬好鸡汤送去医院时，那男的便以“鸡汤太油医生不让我喝”“我不能害了你”“前女友可以照顾我”为由，甩了我室友。
整件事在我看来明快简单，可室友却使着劲儿要扒拉出这一个月里那男人有没有对她动真感情，以及，到底为什么要分手。她给我讲述的细节是，那男的在微信上说爱她，给她发三位数的红包，我听完，觉得她只是那男人和前女友分手后想找的“调剂”罢了，还这样直说了，那话放谁听到，肯定会生气。
合租的女生们，都在门口站着听山东女孩叨叨了一遍“一个月男友”的来龙去脉，帮着她出主意。可山东女孩终究还是胆怯了，没加回那个男人的微信刨根问底，倒是经常拉着我问到大半夜，“为什么要分手”。我还是那句话，她就说我“无情”，是“冷血动物”，还努力让我换位思考：“如果是你，爱上了一个人会怎样？”
我说一直没有爱上过什么人，至今仍旧没有。如果硬说有，那个一见钟情的对象，是初中时在学校所在小镇河边对面河滩上，遇到的一个穿着明显不符合当时小镇风格的男生，他和我当时见过的男性都不一样，同学们崇拜的老师都比不上他的气质。他温柔地用普通话问：“你有没有塑料袋，可以借我一个吗？”我立马脸烧着翻自己书包，抖着手把装床单的袋子抽出来给他。我问他要袋子干什么，他说：“找石头。”后来，我给一些同学朋友讲这个“怦然心动”，大部分人不置可否。我就安慰自己，他是平行时空里来的过客，不过确实给我贫瘠的青春里装点了些泡泡。
2017年底，群租房“拆隔断”的新闻已经在网络上时有爆出，我和室友们一直都在猜测什么时候会被赶走。可我们最后反而是被小中介先踢了出去——他给的理由也是“拆隔断”，二房东女孩一眼看穿他的算盘，说无非趁着毕业季想要涨房租。
当时是2018年5月，因为清理群租房，房租一路走高，那个回迁小区的租户大多都是附近互联网大厂的员工，房子不愁租不出去
二房东女孩因为总出差不常住，先后把隔断租给过一个开直升机的女孩和一个最终去了上海工作的女孩。开直升机的女孩给我们讲她去不了航空公司，只能带着老板们从市中心飞到北京郊外摘草莓；去上海的女孩，劝过我谨慎考虑和她内容差不多的实习工作，要不要以后留下来。
小中介要涨房租后，二房东女孩痛快地搬去和男友一起住了，留下来的山东姑娘、租小次卧的同乡女孩和我，必须要面对接下来到底是继续一起住还是拆伙的问题。我和山东女孩看了单独的房间，她兴趣寥寥，看整租的房子时，倒兴致勃勃，也甚至不计较水涨船高的房租了。
于是退租，小中介居然还给退了钱。那个在南京男孩走后住进来的同乡女孩，之前已经搬了七八次家，中介跑路、不退房租押金的事情都摊上了个遍，第一次没有在租房上吃亏。我在那时候常常带有一丝优越感的怀疑：她怎么这么惨。
5
新整租的房子，租金几乎翻了一倍，对还在实习的我来说，支付那笔房租格外艰难。
第一次付房租，我极为窘迫地问母亲要了3千块，第二次付房租在2018年7月顺利转正后，我开口问同事借了钱。转正第一次发的薪水不是整月的，连还同事的钱都不够，本来打算信用卡下来以后凑够钱一并还给她，约定的还款期限已到，我赶紧红着脸烫着耳朵把手里仅有的钱给了她，信用卡一下来，又套现还清了剩余的钱。
后来，我断断续续地用了1年信用卡，还助学贷款，给家里钱，毕业第一年就在这样极度的匮乏里硬生生往下挺，却也没有走失。信用卡在我有了积蓄以后迅速被弃置了，我想我那时也算尽了最大的努力不去拆掉室友和同乡的惺惺相惜。
我们仨整租的那套房就在回迁小区后面，隔着一条街，小区环境却是天壤之别，干净，绿色植被植满了整个地面，垃圾桶藏在丛丛的枝蔓深处，不会扎眼和刺鼻，在路上从未曾看到过狗屎，保安也是和和气气的。
看房时，我们还看过这个小区另一面一个高端小区的房子，我傻乎乎地到处坐着玩儿，结果坐断了一个衣柜的隔板，后来好多天都在担心带我们去看房的中介会不会来找我要赔偿。我们仨整租的房子，每月6900元，而对面小区的房租已经是9000块出头了。
花了几十块钱，叫了辆货拉拉，把我们仨的东西装进去，房间里所有能带走的东西都被我们拾掇上了，连个小面包车都没装满。新的合租房是5楼的两居室，同乡女孩又招了个湖北女孩一起来分担她那间房的房租，我和山东女孩继续住在一起。湖北女孩极爱买零碎物件，吃喝用的小东西也从网上买，纸箱子堆满小半个客厅，惹来一大群蟑螂，退房的时候，麻烦极了。不过，她做得一手好家常菜，我在她面前，变成了只会放辣椒粉的生手。
湖北女孩和同乡女孩都学的财会，每天晚上都会做上一会儿题，同乡想要考注会，湖北女孩学了一段时间之后放弃了，跳去做产品经理，完全没有任何经验的转行，我们问起，她说就是看书，却也顺顺利利入职了。
4个人一开始过得很愉快，经常聚在一起打火锅，互相品尝厨艺。我们还见过湖北女孩的男朋友，现在他俩已经回到家乡去往武汉打拼了，她也是我们4人里最早结婚的。同乡女孩去年调回西安，走时还专门在微信上跟我告别，我却有点尬——曾经我跟她也玩得很好，向她倒了我家里的很多垃圾事情，对于自己一手拆散整租这件事情，我回想起来仍旧会觉得愧疚，但我实在想不到办法，也无法坚持下去了。
我至今也没弄明白同我住一间房的山东女孩当时到底在屋里干什么——和她决裂的那晚，在客厅里，我戴着耳机打游戏，湖北女孩戴着耳机看剧，她问我为什么山东女孩还在唱歌，我从游戏里抬起头，直接就推开门进去说：“你能不能别唱了，12点了。”她猛地把我推出来，“哐”地碰上了门，我没敢再试图开门，和湖北女孩面面相觑。
我没有和室友约定过需要进门前敲门，那天她也没提前提醒我。那夜等到很晚，我估摸着她已经睡了，才敢开门进去，觉得自己没错，挺硬气的。她第二天没理我，只找同乡女孩搭话。
后来室友辞职考研，我和她怄气睡了小半年沙发，经常在沙发上打游戏至半夜，扰了湖北女孩的睡眠。到了2019年春天，在这套房子要不要续租时，曾经的矛盾再次摆上了台面，我们默契地选择了逃避，最终各奔东西。
搬家那天一地鸡毛，之前约定的散伙饭也泡了汤。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同乡女孩会被中介坑那么多次——她是最没有打算的，我在1个月前提出了分开的意思，她们在网上努力找了一段时间新室友未果，山东女孩和湖北女孩到期就搬到朋友那儿去了，可同乡女孩直到搬家那天才急急忙忙请假找房子，搬家也是同一天。本来中介要求搬家当天交钥匙，她没弄妥，只好拖到第二天。次日，她苍白着一张脸，嘴唇干裂着来把钥匙交给我，说还想约个饭，可我因为工作只能无奈拒绝——就算坐在一起，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去年4月底爷爷过世，我着急忙慌地拖着行李箱去地铁站，在路上意外遇到了山东女孩，头发变成了分离前烫的碎卷发，我们也没打招呼。
6
2019年，我搬回了实习时住的回迁小区，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拥有独立空间的生活。2年前能租一间主卧的1800元，这时就只能租一个不到9平的小次卧了。14楼，房间不朝阳，冬天窗户漏风，夏天开空调喘不过气，有首《天朝渣男图鉴》，翻出来听时，会猛地想起了自己的楼层，心有戚戚焉。
找房子的时候，我只看了一间房子就敲定了，依据过去的经验，我觉得2000元以下的房租，不可能遇到更好的房子了，但应该也差不到哪里去。待到开始搬东西以后，才发现门锁是坏的，马桶会偶尔堵住，厨房更是一言难尽——但好像也没觉得不能忍。
小区对外卖的严管照旧，外卖小哥连跟着住户进小区门都不行了。快递统统被收归到小区里面，专门开辟了一个暂存点，“大件2到3块，小件1块”，是取件人要偿付的价格——仅仅只是1天的价格，超期还得加钱。我怀疑这是不是物业创收的手段，提意见时他们就垮着脸说我们事情太多、管理不易等等。暂存点好似还另外收取快递员的钱，一次我取一个品牌的快递，负责取件的阿姨说“快递员付过了”。我心里疑惑：这样快递员还能挣到钱吗？要不要去淘宝上打赏？
最终作罢。
后来，在快递员打来的很多个电话里，我请他们帮忙放到暂存点，他们大多未回复什么，很快就掐断了电话。综合之前的经历，我开始下单估计周末能到的快递，好能花上一点儿时间下楼去拿。2020年疫情后，小区终于放了快递员和他们的小车进来了，在小区广场附近的空旷区域里，每家快递各据一角，间隔着他们的绿化带不幸再一次被人踩秃了。
我始终对于“吃苦”有一种安全感，农村出身的身份给了我一种向下的自由，虽然“爬不上去”的焦虑偶尔会窜进脑海搅一搅，周围同事所展示出来的典型北漂爱好会带来一点点刺激，可我会借由吃苦存钱本身获得极大的安慰，不去焦虑了。一定意义上，我也算一个小镇做题家，但我拿真正的做题家标准衡量自己之后，发现自己可能还是在高考乃至于后来的某些重要人生时刻稍微松了手，没有努力压榨完自己最后的能量，始终留着那么一口气继续往下过，所以也不会因为全力以赴后一场空而颓唐。这样的性格不会带我冲破些什么，但可以让我好好活下去。
游戏到了新房子以后没有再打过了，一是因为新房子WiFi信号太差了，二是摸清了游戏机制，感觉自己被它耍来耍去，本来想治愈自己，却渐渐变成了劳累肝图和比拼服装。
2019年5月，我搬来这儿，2021年5月，我离开，房租没有涨过。二房东是个男孩，已经续租了这间房子六七年。他在设计院工作，一年跟着项目到处跑，没什么时间在北京，房子出了任何问题，要不就是我自己想办法，要不就忍着。我在群里和二房东男孩讨论，主卧住着的租客大多时候不搭声，盖棺论定以后再出来摊钱。
主卧2年间只换了一次主人，第一届室友是一对情侣，女孩是炸厨房高手，炸完之后，每每留下狼藉的现场，任凭灶台洗碗池换新颜。一开始我还烂好心擦一擦，后来就视而不见了。这对情侣离开后，新租客上门，帮忙看房时还遇到一对Les，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触摸到了北京的包容。
那对Les情侣最后没有租，一个女孩独自租下了主卧。她学的专业我没有问，但也是写程序的，流水线的机械手臂。她是我继那个开直升机女孩后遇到的职业第二酷的女生，人打扮很中性，性格也很中性，但很在乎厨房，一来就找了阿姨专门来收拾，却极少用，最后便宜了我。
次卧后来在二房东的租约结束前，被真房东租了出去，迎来一位特别爱“教做人”的大哥，做技术的，晚上回家和休假时还会打开客厅落灰的电视，看爷爷奶奶那一辈人才会看的节目。
二房东男孩在租期结束前将合同转给了我，拜托我继续处理之后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因为自己爱管闲事爱出头才始摊上了这些事。
可能因为回迁房，房东并不想再维护，大家也都默认拖一天是一天。我也渐渐变得冷漠，前2年租房的教训让我不想再维持超过“室友”感觉的友谊。离开之前，和“教做人”大哥话讲得最多，他也被我倒了很多的家庭垃圾，不过他倒是超级理所当然觉得我的委屈不太重要，受着就好。他在北京已经买了房，时常让我认真思考出路，我在自己屋里唉声叹气，他第二天还要来说我一下。二房东男孩不续租约，也是因为买了房子，只有我最不靠谱，不想思考未来，但他们所有细碎的麻烦又统统会找到我头上。
7
过去的两年，是无法绕开疫情的。租客在疫情里更加没什么话语权，小区说怎样就怎样，只要不被赶走。回家一趟再进不进得来小区，成了每个人出门以后要忧心的事情，特别是刚开始的那几个月，病例和密接一出现，大家就惴惴不安。我在群里转疫情消息得到的回复比平时发水电费账单和维修摊钱要快得多，但幸好，只被组织过一次去小区楼下集体测核酸。
2020年2月，老家里解封之后我回到北京，小区为了管理，拉了整个楼栋的人进了一个微信群，平时上楼下楼中遇到的人，变成了微信里一个个陌生的头像。群里也会进进出出，老租客走，新租客来，只是疫情让来去麻烦了很多，每个人都要在同中介打完交道以后再同物业打一遍交道，还要应对微信群里的管理员，虽然他们也只是为了疫情防控，但没来由就是很有窒息感。大世界的巨变让小世界也变得战战兢兢，任何一点儿风吹草动就让人心烦意乱。
一开始是健康证加身份证，印制得很简单的一张纸，填上姓名和楼号房间号。小区门口搭了一个应急用的帐篷，守在那里的保安一开始也不凶，就是平常那种懒懒散散、温和沉默的样子，渐渐地，多了些面带凶相的中年人，又多了个戾气十足的大爷。我很怵这样的老人，夏夜他常常光着上半身，座山雕般坐在一边门口，稍微沉默的保安坐在另一边，棚子里还有中年人。手里的健康证出示一下还不行，往往还要被大爷再呵斥一回，我本来不算社恐，但不知什么时候起，下班回家这件事情让我变得非常惊恐。
健康码有了以后，看证加上扫码，不用身份证了。我刚觉得能喘息了，又加码了人脸识别。微信群里，电梯里，小区的公告栏里，都发了“尽快注册”的要求和通知，我根据提示进到一个社区外包的小程序界面，再往下点就是信息采集页面，上面只顾采集个人身份信息和房屋信息，却没有任何的隐私协议。网上关于“人脸识别”的争议，在这个小区也吵得沸沸扬扬，看着通知里给到的非常拙劣的“技术安全保障”，我很不想把自己的信息交托出去。我翻查小程序的资料页面，把那些公司名和服务网址都检查了一遍——是本区的一家企业，公司主页都没建好，电话打不通，邮箱是其中一个股东的，发了邮件，石沉大海；做人脸信息采集的是另一家公司，虽然是业界比较稳妥的大公司，但也出现过纠纷。
在我发出关于技术和隐私的质疑前，群里根本没人思考这个问题，基本上只有遇到了收集信息的出现故障的疑问。我一边查，一边疑惑，按说周围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人并不少，为什么大家对于如此粗陋的人脸识别技术毫不质疑，其次，人脸识别需要每个人摘口罩，即便是高烧能测出来，无症状感染者呢，他呼吸一下不就是交叉感染了吗？也未有人解答疑惑。
我把所有查到的信息先转到我们租房的小群里，两个室友都不想被采集生物信息，他们支持我去大群里发。我在大群里发完，也只有几个人来询问，大部分人漠不关心。管理员只会机械地把通知页面反反复复地往群里发，后来竟直接把我移出群了——我的室友，群里响应我的人也都获得了这个待遇。二房东男孩幸运地被留在了大群里，给我们传递后续消息，但这场质疑就此沉默。
响应我的人私下拉了个小群，寥寥几个人。大家在群里商量，要打12345去投诉，要去市长信箱反馈。我打了12345，还去填写了网页投诉，第一次反馈，是让我找社区，给了我一个物业的电话，接电话的人的腔调让我想起了小区门口的光膀子的大爷，他既无法回答技术手段和隐私保护的问题，也无法承诺会保留除人脸识别以外的方式，还揪着我租户和外地人的身份不放。
12345隔了几天给了反馈，帮我找到了技术人员的电话，我打过去，对方也对技术问题支支吾吾，再一次把锅甩回给物业。物业最终给了个“会贴通知”的承诺。
我后来看到通知了，贴在单元玻璃门上，只保证“绝对不会泄露隐私”，下面加盖的公章不是鲜艳的红色，一个街道办的章，却连日期都没有。
维权小群里，大家也根本没有什么办法，附近另一个小区的人在知乎上说，他们社区不同意的人很多，最终保留了一个正常通行的门。我只好转头再次问小区物业，他们说未有这个政策，过一会儿，又说，可以给留。
拉锯期间，我急性肠炎复发，痛到脸色煞白也得下楼去拿药，基本上是一步一挪，捂着肚子蹲在栅栏旁边，等着快递员把药从栅栏里递进来，再挪着步子上楼。大病一场以后，再也没了维权的欲望，但又觉得不能妥协，所以每天回家就被保安反复盘问。
最憋屈的一次，我拿着扫完健康宝的手机出示给保安看，保安反复质问我：“为什么没有办人脸识别？”我好声好气讲道理：“我自己查过了，你们的信息采集方式不安全，我不知道信息会去哪儿，问过物业，物业没给出解决方式。”
他还是不让我进，我趁着他去监督其他人人脸识别的时候溜进门，马上被他在后面追着大叫，小区铁门里面窜出来一个中年男人堵我，附近的保安和防疫人员全部围拢过来。中年男人问保安怎么回事，平常吼吼叫叫的大爷立马声音低八度，客客气气地回答。我应激开始插话，复述了一遍刚才的那段话，中年男人立刻训我：“你吼啥吼，不要大声叫！”
“我不想闹事，你们给不出解决办法，这个东西就是不安全，没有人为信息泄露负责。”我又紧张又害怕，渐渐带出了哭腔。
中年男人拿出周围人都采集了的话来搪塞我，我仍旧不妥协，僵持了十几分钟以后，他无奈放我走掉了。我回家同二房东男孩和主卧女孩诉苦，主卧女生对我说换一个门走，她常常从另一个门进进出出，虽然绕了点路，但是看门的那个保安人很好，看你着急时完全不查健康码。
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忐忑走到另一个门，果然如主卧女孩所说，保安非常的和蔼，我老老实实地把健康码和身份证都亮出来。一次，那个保安夸赞我说：“你是所有人里最遵守规定的，给你一本这个。”他拿过扫码桌子上的一本小册子，我在亮处一看，是公安局印制的反诈骗手册。
8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21年4月，二房东男孩结束租房生活，我和剩下两个室友商量是否要继续合租时，说：“我要搬走，每天进出小区跟个贼一样，我又没做错什么事情。”
看现在住的房子的时候，是在春天的夜里八九点钟，我摸索了好一会儿才找到房子门前的行道，转租的女孩本来预计我来时她可能还没下班，但自诩认路超快的我在小区里面迷路了，她上了楼，又下来接我。我俩一口气上到顶楼，我喘着气，她语气平顺且自豪地对我说：“我在这爬了1个月楼，现在喘都不喘。”
她确实没有喘，我住在这儿后几个月减了10来斤的肥，但仍旧上楼还喘气。
女孩子开门带我进去，我一瞬间就被大面积的喜悦魇住了，贪图租金便宜没有中介费，却忘记好好检查一下卫生间的环境，结果后来卫生间就成了一个雷（抠门如我，除了整租那一回，从来没给中介上过一回费）。
当晚，我下楼后遇到了一只拴在门前的狗，“汪汪”地嚎，一度以为这个小区治安不好，签转租合同的时候，问中介这里有没有发生过凶杀案。中介尴尬笑笑，回复我：“没有、没有。”
我“五一”搬过来时，各家的“花园”都嫩绿嫩绿的。我从上一间屋子里收拾出来10个袋子的物品——9个平方的房子，竟被我塞下了这么多东西。
刚来北京时，我只拉着1个行李箱，带着1个小袋子；第一次搬家的时候，2个袋子；第二次搬家的时候，4个袋子；这一次搬家，袋子就翻了好几番。
搬过来当晚，我就发起了高烧，忍着全身的不舒服等领导定工作，一切弄好，终于能休息。
这种生病时刻很绝望，这几年遇到太多了，常常会想念起家里的好，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
即便因为生病请假，还是陆续会有工作的事找上来，偶尔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醒来微信上便是无数个小红点——少有真问题，大部分是常规工作的再次确认。
感冒直到五一小长假最后一天才走掉，我打起精神，收拾了屋子里乱七八糟的行李，捆好袋子，得空去洗个澡。刚刚冲了两下水，花洒头“哐”掉在了地上。
卫生间里的问题在我住进来一两周之内基本都解决了，室友们温良恭俭让，除了交水电费，互不打扰，上卫生间赶巧同时开房门时，都会有人自觉回避。我后来查了一下小区的房龄，20年了，虽然外墙沧桑、花园奇葩、卫生间一言难尽，但房子面积大，旁边吃食便宜，而且能让我再次体会到快递和外卖送上来的喜悦——发高烧当晚，我拿到退烧药和退烧贴那一刻，感动到想掉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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