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和小微是相差几个月的表姐妹，虽然如今早已嫁人生娃，可每次见了面还是有不少话可聊。11月初的一天，清晨的咖啡店里，我像往常一样遇见了小微。她穿着浅色的职业装，脖子上严严实实地围着围巾，神色看上去很疲倦，而且没有化妆。
简短的招呼后，她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把发旧的Gucci手袋和一杯热摩卡放在小桌上。
“我没睡好，早晨四五点就醒了。”她用手指拨了拨挡住脸的头发，精心烫过的刘海有些凌乱，看上去有阵子没打理过了。
我们寒暄了几句孩子的话题，她说儿子最近在准备围棋、街舞考级，架子鼓也准备开始学了，画画拿了个年段金奖。此外，还有例行的抱怨：“我妈每天一做家务就骂骂咧咧的。我，我爸，刘威，全骂个遍。我真想搬出来住。”
“小姨就是那个脾气，她骂骂心里会舒服一点，你装没听见好了。”我随口安慰道，毕竟“想搬出来住”这种话，不知听她说过几百遍了。
闲扯几句后，她的话锋一转，降低音量对我说：“上次我拿过去的那些黄金，你有好好收着吧？”
我的神色跟着她一起凝重起来，点了点头。
“晚上我去你那一趟，把身份证给你（寄重要物品需要身份证）。明早你帮我把东西打包下寄到广东，用我的名字和信息。”看着她那副小心翼翼的样子，我便一下子明白，她是要躲着我小姨。
“寄给姐夫？你疯了，那可是你结婚时的‘三金’啊！”
“我也没办法了啊，他正急着凑钱。银行催得太紧了，这个月再不还一笔，他可能又会被抓进去。”
小微的语气虽然平淡，但是我知道让她睡不好的原因，应该就是这件事了：“那你的那些网络贷款呢？这个月能还上吗？”
“那个已经有别的途径解决了，这两个月先不急。”她没有多说，但看起来确实没有了几个月前如热锅上的蚂蚁般的焦急。从刚给儿子交了一年的架子鼓学费来看，她现在不是极为缺钱的状态。但我有点担心钱的来历。
“你记得保价，那些是我最值钱的东西了。”
我叹了口气，不知该如何作答——答应的话有可能会得罪小姨，但拒绝的话表姐夫可能就走投无路了。
要怎么办呢？
2
打小起，小微就是我妈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小学的时候我俩成绩还能平分秋色，可上了初中后，她像是开窍了一般，突然发力，每天放学回家就闭门苦读，期末成绩基本都是年级前几名，把调皮捣蛋的我远远甩在了后面。她家的经济状况也从那时起一下子好了起来。姨夫本来是个恪尽职守、一穷二白的公职人员，可在那年做了笔生意后，便突然发迹，家境便跟以前不可同日而语。
大学时，小微最喜欢故意打开她的衣柜，向我炫耀她那满满一衣柜的衣服：“你看这个裙子好不好看？其实这么多我都穿不过来，就是当时喜欢就买了。”
看着她美滋滋的样子，我不忍心打消她的兴致，“可你从来也不穿裙子啊”这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说实在的，她的审美有限，对衣服的款式、搭配没有什么研究，在乎的只是价钱和数量。我认为这大抵是一种补偿心理——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姨夫在农村基层上班，有时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一家人全靠小姨艰难支撑，过年都添不了一件新衣服。那时小微常年剪极短的男孩头，穿着男孩的衣裤。有次我妈拿我的旧衣送给她穿，小姨单单把裙子了退回来，理由是“她腿型不好，穿裙子不好看”。听说小微为了留住那条裙子，硬是哭闹撒泼一下午，最后被我小姨狠狠来了顿“竹笋炒肉”。
上高中时，老家的人都说姨夫家祖坟冒了青烟，2000年，姨夫已经在市里买了好几套房，老家的旧房子也拆掉，重盖了一栋新楼房。小微的学业更是一路开挂，考上了重点大学。毕业后，她在本市找了份高薪体面的工作，边工作边继续在职读研，后来一路读到博士，完全是乖乖女的范本。
唯一有些遗憾的是，在小姨的高压下，她把心思都放在了学习上，再加上长相平平，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没谈过恋爱，也没被人追求过。等到了适婚年龄之后，小姨和姨丈一心想找个学历相当的上门女婿，可惜符合条件的人实在是不多，她的婚事也就一拖再拖。
小微跟我很少谈及异性的事，但是我知道她从小就喜欢偷偷写小说，还拿给我看过几次，其中大多是一些幼稚、天真里带着忧伤的爱情故事，那大概便是她对爱情最美好的幻想了。
2012年，27岁的小微去新疆旅游，认识了同一旅游团的刘威。一番交流之后两人发现算是半个老乡，所在的城市车程不过三四个小时。
刘威对小微一见钟情，旅行结束后，他便展开攻势，开始殷切地追求表姐。平时电话、微信远程嘘寒问暖，一有空闲便坐高铁跑来小微的公司楼下，带着花和礼物，请她吃最昂贵的西餐。
刘威算是个帅小伙，眼睛大大的，人精瘦，能说会道。他个头不高，在南方也还说得过去。虽然只有大专学历，但他家是做建材生意的，打理家族产业也足够了——据小微说，他家资产有上千万。
家里有钱，长得不差，又对自己很好，从没谈过恋爱的小微很快便沦陷了。那时她对我说：“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我爸只会给钱，什么事都不做。我妈又整天凶巴巴的，小时候逼我读书，长大就逼我相亲。我知道他们其实一直想要个男孩，只不过当年计划生育抓得紧，我爸又是公务员，才不得不放弃了。”
说着说着，幽怨的口气随即消散，她的神色又明朗起来，带着我从未见过的光彩：“好在我遇到了刘威。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爱我。刘威的父母人也很好。特别是她妈妈，我们一起牵着手逛街买衣服，就像姐妹一样。”
当年还是单身狗的我，羡慕的同时也为她的爱情感到高兴。我想，表姐她这次是找到了真爱吧。
可表姐和刘威的恋爱，遭到了小姨和姨丈的极力反对。小姨说他“学历低”、“油腔滑调”，“一看就靠不住”，并且“不是本地人”。她和姨丈骨子里带着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一心想找个本地的上门女婿，将来生的孩子也要跟娘家姓，好继承家产，给老家延续香火，而家业都在外地的刘威，显然不是他们眼中合适的人选。
做了二十几年乖乖女、从来没有违抗过大人命令的小微，支棱起来跟父母打了一场两败俱伤的硬仗。小姨本就体弱，战况激烈之时，曾一度被气得大病一场，住了好几天医院。
刘威吓得想打退堂鼓，试着跟小微提分手，可小微像是铁了心一样坚决不同意。她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饭不吃水不喝，像个幽灵一样失魂落魄地哭。我去看她，她肿着双眼告诉我：“我妈气得吐血住院了。”可过了一会儿，她又以一种让我惊讶的决绝说：“但我不会跟刘威分手的。分手了，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看到她这副模样，我才意识到，大家都以为她有钱、有好工作，肯定活得称心如意，可实际上她想要的并不是那些。父母的“爱”让她感到窒息和空虚，而刘威和他的爱情，是她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没有父母能拗得过孩子的。”我妈听完我的描述后，叹气说。
果然如我妈所料，磕磕绊绊一年多后，表姐和刘威还是于2014年结婚了。吵架归吵架，但双方毕竟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婚礼自然绝对不能寒碜。可惜当时我出差在外，只随了份子没能亲自参加，听说是连办三天，从宴饮到排场都相当奢华。
3
马尔代夫度蜜月回来，表姐辞去干了五年多的高薪职位，跟随刘威去了他所在城市。没有读完的经济学博士学业被永久搁置下来，她在丈夫家的公司里管起了财务。她经常给我打电话，有事没事一聊就是半天。她对我说：“这财务的工作，比读书要难多了。”
不过她只在公司做了几个月，便被刘威的姑姑和姑丈千方百计给挤走了。刘家是个大家族，除了刘威一家之外，还有他姑姑和弟弟两家人。姑姑家就住在他们家附近，弟弟一家则跟他父母同住。一大家子人一起生活、做生意，看似和睦，实则纷争不断。
小微的婆婆我见过两次，她跟小姨比起来，看起来的确是更面善、亲切一些。可是不知为何，自从结婚以后，小微对她的“高度评价”便消失了，我想大概是跟家族内斗有关。作为一个“外人”，表姐直来直去，情商不太高，在生意人的圈子里只有被算计排挤的份，甚至在刘威的死党们里，她也被视为外来的异类，不大受欢迎。
刘威也没有了婚前的殷勤体贴。毕竟从没结婚起，岳父岳母就看不起他，常对他甚至他的父母恶语相向。有次刘威参加表姐家亲戚的葬礼，因为一点小事被小姨当众狠狠数落，让他十分难堪。
目睹这一幕的我爸摇头不已：“若真是为自己孩子着想，怎么会这么做？真是糊涂。”
我知道小姨是怨刘威“毁了”表姐的人生——辛苦培养二三十年的孩子，已经脱离了自己铺设的康庄大道，头也不回地往死胡同去了，她怎么能不怨刘威呢？不过，小姨这种极端的态度，的确对小两口的感情伤害非常大。在我看来，当初若不是表姐拼命坚持，刘威可能早就已经放弃了，只不过最后小姨和姨丈突然松了口，让他骑虎难下罢了。
婚后的种种落差，让表姐一下子变得抑郁寡欢。唯一给她带来希望和喜悦的，是结婚第二年便怀了孕。
怀孕头三个月，她孕反严重。可公公婆婆忙着做生意和四处交际，压根顾不上她，而老公更是“连油瓶倒了都不去扶”，什么家事也不会做。无奈之下，小姨只好让她赶紧回娘家待产，连后来坐月子也是小姨一手操办，基本没刘威家什么事了。
2016年3月，表姐顺利生下了让小姨和姨丈梦寐以求的男孩。孩子一满月，她便依照父母的指示，把孩子的户口落到了娘家，冠了姨丈的姓氏。这事她没敢告诉刘威，不过刘威天天忙着做生意，也丝毫没有留意户口的事。
同年，我也生了女儿。那段时间我们住得很近，时不时碰面一起遛孩子。我发现她身上的穿着变得“平价”了，手里的名牌包还是多年前的那几款，已经很旧了。平时烫头发也不再去美发店，只在自家楼下的小理发店办了张“次卡”。喝咖啡也不是非星巴克不可了，本地的咖啡店成了我们见面的根据地。
我以为她是学会了消费降级，开始算计着过日子了。可后来才发现，她只是对自己能省就省，给孩子买东西毫不手软。孩子满周岁那年的“双十一”，我还在研究怎么凑单优惠时，她已经一口气入手了十万余元的婴儿用品，包括十几个奶瓶、两架高景观婴儿车、十几罐进口奶粉、各种衣服玩具，寄来的包裹直接把一整个房间都塞满了。
“我懒得去花时间研究，什么合不合适？反正孩子的东西，买贵的就没错。”她说。
2018年初秋的一天，我们又约在咖啡店见面。走进店里时，我发现她相当随便地穿着质地粗糙的杂牌卫衣，而孩子却脚蹬上千元的联名款童鞋，推车上的盖巾则是LV的。
“你这是从哪里淘来的？你的那些羊毛呢外套呢？好久没见你穿过了。”
“随便买的。生了这家伙以后，我以前的衣服哪还穿得下？”表姐倒是也不含蓄，直截了当地回答我。
“对了，我奶粉买多了，孩子喝不完。你要不要？要的话我给你拿一罐，原价四百八，你给我四百五就行。还有奶瓶，没开封的。我买太多了，根本用不过来。”她带着点不好意思笑着说。
我隐隐感觉她有些变了——从前的她虽然有些虚荣，但非常单纯。而现在，似乎是受到刘威的影响，她变得颇有些生意人的味道了。我说孩子断母乳后就喝牛奶了，不太需要这些东西，她失望地“哦”了一声。
那天我们的聊天内容很平淡，她好像完全提不起兴致，有点心事重重的样子。我问她怎么了，她却摇摇头欲言又止。
分别后，我正走在路上，手机里突然弹出一条微信消息，是小微发来的。
“等下我给你转一笔钱，你先帮我收好。”我看着这条消息，正在发懵，银行卡资金到账的提示声音就响了起来。我打开手机软件，发现她给我转了三万块钱。
这是出事了啊。我心想。
4
跟我预料的一样，小微家的确是出事了。
她跟刘威结婚后不久，当地的建材生意难做起来。刘家开始转做房地产，一开始赚了不少，尝到甜头后，马上又接手了一个据说利润可观的大项目，把所有资金全部投了进去，其中还包括刘威从银行借的一大笔贷款，以及小微自己多年的积蓄。
不料这个项目就像一个泥潭，很快让他们深陷其中无法脱身。其中的曲折我不甚明了，只知道生意失败后，2016年年底，刘威姑姑一家卷着剩余的钱款逃跑了，把一堆没法变现的烂摊子留给了刘威。
虽然遭遇破产，但由奢入简难，刘威父母在出事后依然靠走关系借钱挥霍无度，甚至还出国旅游了一次。刘威父亲虽然嘴里愤愤不平地要起诉妹妹，但见了律师后却有些反悔了，直抱怨“诉讼过程太繁琐”，“可能要打几年的官司”，最重要的是“诉讼费太贵”。后来这事就一直拖着，没人花精力去做了。
刘威父母在此事上的不负责任，让刘威和表姐两人焦头烂额。毕竟贷款人是他们，还不上钱就会被银行起诉，而起诉则意味着法院的一纸强制执行书，强制执行书一旦生效，法院就会冻结他们的所有存款、不动产等资产。
而此时的小微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固定收入，一直都在吃婚前积攒的老本。她大部分的钱都投进了那个项目，剩下的就挥金如土般地花在孩子身上。网上育儿博主推荐的东西，她只要看入了眼，就会立刻购入。别人孩子上什么兴趣班、早教课，她也立刻去给孩子报一个。我劝过她不要对孩子太过宠溺，但是她说：“我就是想什么都顺着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每天都快快乐乐的。”
当年那个塞满一衣柜漂亮衣服的女孩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眼里只有孩子的母亲，她把自己的补偿心理转移到了儿子的身上。
2019 年，银行强制执行书寄来的时候，花钱大手大脚的小微只剩下提前给我的那三万块钱了。年底时她分两个月把这些钱都差不多提取走了，我也不好问她频繁支出这笔最后的积蓄，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
直到2020年，她才告诉我事情的真相，以及一个更坏的消息。
那段时间疫情严重，我与她不常见面。偶尔碰头，她也是在频繁接电话、查看手机，神色烦躁不安。我问她怎么了，她就闪烁其词。我心里有点挂念她，也有些担心，但是她连微信消息都不怎么回我。
在沉寂一段时间之后，她突然在2月底给我打电话，直接开口要借八千块钱。为了不让我告诉长辈，她跟我坦白说，她从三年前就开始接触网贷，现在本金加利息已经滚到三十多万，每月要还两万左右。而目前家里经济状况大不如以前，刘威天天在外地忙着创业，赚了钱就交给公公婆婆，说是用去还债，她连一分钱也见不着。
“他怎么能这样做事？”我听了气不打一处来，“不过你再不济去银行借也行啊，总比碰网贷强吧！”
“刘威那时已经拖欠银行贷款了，我哪里还借得出来？”
小微说，三年前她一时冲动，给孩子报了某外语早教机构的会员，两万多元。可当时她储蓄卡只有三万多存款，但那是“压箱底的救命钱”。信用卡额度也几乎透支完了，还款日已过，都迟迟还不上钱。
在她发愁之际，一家看起来很正规的借贷机构主动打电话给她，说她的信用等级很高，可以一次性提供给她八万块的额度，年化率24%，不但能分期十二个月还清，而且新用户还送好几个月免息。
学过经济学的她，对于这些套路背后的陷阱心知肚明。但这笔钱对于她来说，宛如茫茫沙漠中的水源一样诱人，于是她还是眼一闭心一横，注册了自己的详细信息，借了那笔钱。
“不是自己的钱躺在手机里，花起来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还完信用卡之后，表姐仍然执迷不悟，继续把剩下的钱砸在孩子身上。可每个月的还款日就像一座大山，她眼看又要坐吃山空，再加上小姨每天在耳边责骂“我给你培养成博士，不是让你做家庭妇女的”，于是她开始重新找工作。
离职多年的三十多岁有孩妇女在找工作上没有什么优势。她费尽周折找到的新工作薪水不高，每个月交完家用，剩下的钱远不够还贷款。为了周转，她只好又找了好几家网络机构借贷。接触多了以后，她发现有些借贷机构的年化率看起来不太高，但在放款前要收取额外的服务费、手续费，甚至所谓“保证金”。如此算下来，其实年化率已经远高于平台所出示的数字，已经很接近高利贷了。
但是，陷入漩涡中心的她已经没办法停下来了。她每个月这家进，那家出，看起来跟做生意没什么两样，但是利息却如积雪般悄然积累起来，就快把屋顶压塌了。
2019年年底，她实在周转不开，还不上钱，第二天催债的人便打来电话，扬言让她在两小时之内还清欠款，否则便要联系她的家人。她吓得只好立刻找我，让我把帮她保管的钱打给她。就这样，那三万块钱不到两个月就见底了。
在那之后她是怎么撑过去的，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表姐终于放下面子找我借钱的时候，事态大概已经发展到火烧眉毛的程度了。
5
自从那次跟我借了八千块钱之后，小微索性对我毫不避讳了，家里的大事小情都统统告诉了我。出了这么多事，她太需要一个倾诉对象了，而从小到大，我都是她最好的听众。
她唯一叮嘱我的是，关于刘威家的事以及自己借网贷的事，绝对不能让小姨和姨丈知道。
从小微的描述来看，刘威那边也是自顾不暇。为了还银行的钱，他卖过POS机，做过保险，但因为当惯了老板，吃不了苦，都做不长久。脑筋灵活的他如今又开始做“电销”，在各地捣鼓他的“自动拨号器”生意。据说一个自动拨号器每分钟能够自动拨打上百个电话，刘威在创业园租了间小办公室，里面摆满了这种机器，很多商家来找他做电话推销。
“只是开着机器打打电话，每天利润就能有几万。”我亲爱的表姐，就算处境不佳，也不忘时不时炫耀一把。
“那你让他帮你还钱啊。还有银行的钱，也可以还了吧？”我赶紧追问。
她沉默了一会，皱着眉回答我：“他不肯还钱。这个人一心想把市场做大，赚来的钱，又全部投进去买新的机器了。”
接着，她又开始跟我抱怨公公婆婆——明明是一家人一起做生意赚钱，可赔了却算在他们小夫妻头上。刘威已经把他们自己的房子卖了抵债了，可公婆却还是一有钱就补贴小叔子，一分也不肯帮衬他们。这种偏心甚至体现在带孩子上，老人只愿意给小儿子带孩子，他们的孩子没有带过一天。
她还告诉我，银行借贷合同上签的是他们夫妻俩的名字，抵押的是她名下的一套房。而那套房是姨丈出钱买的，如果被银行收走了，后果不堪设想。
“为什么你也要在合同上签名啊？还有，为什么要抵押你自己的房子？”
“以前投的都赚了不少，谁想到这次会赔得那么惨？刘威当初跟我保证说，那个该死的项目，肯定能大赚一笔。”
我越听下去，越觉得震惊不已。以前表姐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有能力、有学识的富家女的形象，为了一个男人，她怎么会崩塌得如此彻底？
虽然我守口如瓶，但纸包不住火。2020年4月，强制执行书上的期限一到，银行便收走了小微名下的那套房产，这事很快便传到了姨丈的耳朵里。
刘威当时人在外地，他们只能盘问表姐。无奈之下，小微只得实话实说，把这些年来投资失败损失惨重、亲戚卷款逃跑、婚房和车都已卖掉抵债以及用自己名下的房产抵押贷款等事全部交代了。
小姨和姨丈听得目瞪口呆，血压当场就上去了。之前他们只是听说亲家做生意赔了，觉得生意有赔有赚也正常，但是不知道欠了这多，而且女儿还掺了一脚。
当晚，小微拎着一个脏兮兮的大号蛇皮袋，出现在我家门口。据说在气头上的小姨，把家里她的东西全部打包，扔到了大街上：“你们好大的胆子，敢抵自己的房子！好啊，抵了你们就睡大街吧！”
她把表姐从家里赶了出来，小微也不好意思住我们家，只把那塞得满满的一蛇皮袋衣服留下，自己去住酒店了。
6
小姨把刘威叫了回来，指着鼻子臭骂了他几顿，并威胁表姐立刻跟他离婚，否则就断绝母女关系。
“就算我们离了婚，银行也得让我还钱啊。”小微哭丧着脸说。
事已至此，小姨跟姨丈只得忍气自己出钱把房子赎了回来。表姐搬回自己家去住了。他们都以为事情就到此为止，时间一长，慢慢地也消了气。而且还时不时鼓捣女儿再生一个，好让大孙子有个伴。
然而小姨完全没料想到，自己还有很多事被蒙在鼓里。小微和刘威隐瞒的秘密，远不止这些。
刘威仍旧没钱还接下来的贷款，各个银行天天催，他就躲在外地捣鼓电销生意。开始他还每周回来一次看看孩子，渐渐就变成一两个月回来一次了，平时只跟家里电话联系。
小微在上班之余，还要负责帮他打理创业园的办公室，又鼓动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亲戚，都办理了一个联通号码。当时我被她请了好几次咖啡，觉得不过是举手之劳，所以明知有点不妥却还是同意了。于是，当时拨打到全国各地的垃圾电话里，其中就有用我的身份证办理的号码。
令我们都没想到的是，有犯罪分子盯上了此类电话营销，并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诈骗。受害者报案后，警察四处去查案，例行来到创业园区盘查的时候，有人举报了刘威的办公室，说“里面天天有拨号机在嗡嗡响”。
适时国家正出台政策整顿电信行业，这块市场的红利期已经过去了，刘威的生意一天比一天难做，就算他拼命扩大经营、购买机器，收回的钱还是一天比一天少。他是否为了赚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接过骗子的生意，我不得而知，但他自己绝对没料到，2020年年底，警察竟突然从天而降，说他涉嫌诈骗，把他带进警察局，一关就是一个多月。
此时小微刚刚怀上了二胎，本不想再生的她，拗不过父母想再要个男孩的强烈要求，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成了高龄孕妇。第二次怀孕比第一次更为煎熬，她每一天都有严重的妊娠反应，却还要身心俱疲地苦守着丈夫被抓这个噩耗，不敢告诉父母。
“一年到头不给家里出一分钱，现在好几个月连人影也不见，他就是个没用的男人！”不知隐情的小姨天天在家骂人，甚至当着孙子的面也毫不避讳。表姐已经顾不上孩子了，怀孕后她班也没得上，网贷的循环已经渐渐陷入僵局，很难再借出钱来了。雪上加霜的是，家里还有各种明目要她出钱——比如每月交给小姨的三千块家用，以及姨丈的音乐狂热。
“我爸看见邻居家的孩子学乐器，天天催我也给他孙子报名，乐器也要一开始就买好。我哪有时间陪他学那个，真是疯了！”
大概姨丈完全没想到，自己女儿早些年的几百万积蓄早就用光了。生怕事情败露的表姐，偷偷从乐器厂租了乐器给儿子，又不知从哪儿周转了笔钱，给音乐机构交了一年的学费。
我已经借了几笔钱给表姐了，数目不算大，她有时能还得了，有时还不上，对此我也不抱什么期待了。说实在的，我甚至不敢问她到底还剩多少没还。
2021年初，因为没有查出跟诈骗团伙有实质性勾结，刘威得到了释放许可，只需要有个本地的保释人就行。小微大着肚子出门不便，也没有别的人可以拜托，只好又来找我。
我将近一年没见过刘威了，也不想见他，便让丈夫去警察局保释他。办完事回来后，丈夫说他除了精神有点萎靡之外，情绪还是挺好的。手续弄好后，甚至还让他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作为“出狱留念”。
照片上的刘威，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追我表姐时的模样。那张油腻而市侩的胖脸上，眼睛已经被肉挤成一条缝，下巴长满胡茬，像是为了掩饰失意一般，咧开嘴强笑着。
“这还笑得出来啊。”我妈嗤之以鼻。
出了看守所，刘威只跟小微匆匆见了一面，便连夜随他父亲的车回了自己老家。听表姐说，一个星期后他回家看孩子，刚一进门便被小姨劈头臭骂，可能是骂得太难听，刘威脸上挂不住跟她大吵一架，鞋都没换就抬腿走了。从此以后，他大半年都没有再出现过，就连九月份小儿子出生时都没有回来。
只有银行催得急了，他才会想起找表姐想办法。可是小微已经把自己掏空了，自从结婚以来，她的事业、她的房子、她的存款、她的车，全部用来给刘威家偿还欠款了。当然，这里也包括她因为自己的补偿心理所欠下的网贷。
7
当天下班回家后，我就将小微给我“三金”找出来，准备隔天寄走。刚吃过晚饭，我又接到她的电话：“上次回去带了些老家的土产，挑好的给你们装了一袋，你下来拿一下。”
我下了楼，看到她从头到脚捂得严严实实的，站在寒风里等我。她以前就很怕冷，现在生了两个孩子，体质好像更差了。
“这个是你爱吃的饼，吃不完记得放冰箱。笋子我妈已经洗净分好了，要放冷冻，一顿拿一小袋吃就行。”她把手里沉甸甸的大塑料袋子递给我，一五一十交代道。
我们聊了一会儿工作的事，她不久前刚找了一份助理兼财务的工作，公司是做外贸生意的，最近受疫情影响，生意非常惨淡。
末了，她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塞给我。
“明天就寄出去吧。”她说，“刘威催得很急。”
“那你怎么办？”我问，“你的网贷到底还清了没有？”
她的神色闪烁起来，说是还有一些，但也不多了，暂时不急。
“还是别瞒了，告诉小姨吧。她就算骂你，最后不也还是会帮你解决吗？”
表姐摇摇头。
“算了，我现在能赚钱。你不知道，做财务其实有不少油水可以捞的。”
“你小心别再给自己惹事啊。”我心下一紧。
“还能怎么办？我妈帮我带着两个孩子，还要管家里的大事小情，伺候我爸，身体已经够差了。而且，最近神经衰弱的老毛病更严重了，我不想再刺激她。”
我第一次听到表姐用这样的语气提起自己的母亲。不过，她顿了顿，很快又话锋一转：“嗐，唯一让她有干劲儿的事就是骂我们，逼着我跟刘威离婚。那个家我真是一天也不想待下去了。”
“我看小姨说得没错，离了更好。”我说，“还能让他出点抚养费。”
“他连银行的钱都不想还，还能出抚养费？”小微嗤之以鼻，随后抬头望望没有月亮的夜空，“不过，我也考虑过离婚。也许……也许有天真的会离吧。”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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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5日，我离开了上海，此时距离我30岁生日还有55天。
打包好所有的行李，坐在空荡荡的房间，我突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6年前，我提着一个行李箱来到上海，一无所有；6年后，我清理了不必要的东西，留下的物件也不过装了两个行李箱。
这次离开上海并非心血来潮。每次加班到深夜，错过地铁，我站在空荡荡的路边打车，望着远处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感觉连侵入身体的寒气都盛满了孤独。
在上海生活6年，我搬过10次家，每次都匆忙得像逃荒。前年冬天，我租住的房子被消防拆除隔断，等我下班回去，只剩残破不堪的房间和扔在客厅角落的行李。寒冬的深夜，我拖着大包小包四处找宾馆，直到3天后才找到新的落脚之处。从此以后，除了日常必需品，我不再往出租屋里添置任何装饰品。就算买东西，也要轻便、易携带，方便我在1小时之内快速打包。
虽然“沪漂”的生活动荡，之前我还是坚持着，但好友接二连三地离开，让我萌生了离开的念头。
我最好的闺蜜周周在一年前患上了抑郁症。那时她有一份光鲜亮丽但高负荷的工作，还有一位极严苛的上司。一日凌晨2点，周周没有及时回复工作群里的消息，第二天一早便被上司当众讽刺“年纪大、睡眠多”。上司还经常对她说：“你都快30岁了，公司用你冒着很大的风险，你给公司带来了什么价值？”
周周从小是一个优秀、懂事的女孩，名校毕业后进入这家名企工作，一直是父母的骄傲。但长辈们不知道，周周在这种工作环境中已经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她好几次向父母提出辞职的想法，但他们强烈反对。她只能苦苦煎熬，整夜整夜地失眠，靠暴饮暴食解压，半年之内胖了20斤。酷暑天，别人大汗淋漓，她裹着厚厚的衣服还在瑟瑟发抖。后来去医院，医生建议她立刻辞职休养。
6月，周周要回老家了。在送别宴上，我们共同的朋友老秦也宣布他将携家带口离开上海回老家。大家都很诧异，因为老秦已经在上海周边买了房，孩子才刚满一岁，是我们中最有可能成为“新上海人”的一个。
“也谈不上离开，从来就没属于过这里。”老秦自嘲。他说当初为了凑齐房子的首付，父母卖掉了老家的房子在外租房住。即便如此，他也只买得起花桥的房子——花桥位于沪苏交界，隶属江苏，相当于燕郊之于北京。这里的房价比上海内环低了一半，是经济条件一般的“沪漂”们买房的首选地，也是著名的“上海睡城”。
老秦每天去公司单趟路程要花费2个半小时，他干脆睡公司的休息室，只在周末回家。一次，他到家已是深夜，妻子哄孩子睡下了，他摸黑走到客厅想倒杯水喝，没想到桌角的水杯里装的还是他上周离家前喝剩的半杯茶。在漆黑的客厅里，他端着那杯茶，抑制不住地哭了。第二天他就和妻子商量，卖掉这个不足60平方米的房子，回老家买一套市区100平米的房子，再把父母接过来住。
起初妻子不同意，怕回去耽误孩子的教育，不过在老秦的游说下，她也对“车马都慢”的小城生活有了向往。夫妻俩上网看了很多关于小城市生活的视频，那种平凡的浪漫使他们坚定了回老家的决心。因为害怕父母反对，老秦和妻子决定先斩后奏，快速完成这场迁徙。
朋友们走后，我在上海继续漂着，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工作的变动。
2020年公司追着“风口”组建的项目，在2021年8月就迎来了“坠落”的结局。老板决定裁撤项目组，员工可以选择内部转岗或裁员赔偿。领导劝我转岗去另一个项目组，还说那个项目所在的“赛道”是今年最炙手可热的。
在转岗面试的前一天，我一夜未眠。想到居无定所的生活、接连离开的好友、前途未卜的工作，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慌、绝望，与什么都无法掌控的无力感。
我快30岁了，在这个节点，总是极力想把什么东西攥到自己的手中。
在上海的这几年，我发现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就有认识的人离开。虽然都是回老家，但不同的人，“回法”也不同。家在省会或城市中心的，回去就在家附近找一份工作，吃住不愁；家离市区或省会有点距离的，就在市里租个房子，到了周末也能回趟家；而那些家在偏远县城或农村的人，如果没有考入体制内，其实是没有老家可回的。
我想离开上海，但不想回老家，于是就把目标定在上海周边的几座“新二线城市”，准备在这些地方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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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投简历后，我很快收到了一个面试通知。这家公司是某地一家服装龙头企业，有自己的加工厂，这两年因为实体生意不好做，开始转型做线上销售。由于本地懂线上营销的人不多，这家公司推出了一个名叫“百凤回巢”的专项人才培养计划，希望能招揽一些在北上广有此类工作经验的人。
我第一次踏足这个陌生的城市，是为了参加现场面试。和上海满目的高楼大厦不同，这座城市有干净、宽敞的道路，不需仰头，蓝天也能一览无余。
面试进行得很顺利，一位看起来不到40岁的面试官，握住我的手，笑得一脸真诚，几乎当场表明了录用意向：“我们特别需要你们这些从北上广回来的年轻人，希望你们给企业注入不一样的血液。”
之后是谈薪环节，虽然我已做好了降薪的心理准备，但听到对方报出的数字时，还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比我当前的薪资少了一大半。
“您要知道，二线城市的薪资是没办法和上海比的，目前给您的薪资已经是破格申请了。”面试官极力解释。
我叹了口气，刚想勉强接受，哪知他又支支吾吾地补充：“还有一件事，不知道您了不了解？我们本地的公司试用期是不交五险一金的，转正后会按照最低基本工资进行缴纳。”
这条款违反了劳动法，也许是我逃离上海的心情太过急切，又或许是对新城市的宽容，我最终还是接受了。
这个公司在本市最大的工业园区里，大批年轻人在此聚集，直接拉动了园区内的房价，连房租都翻了一番。带我看房的中介说：“这么偏僻的地方，要不是你们这些外地人，几百块钱一个月都没人租。”
中介告诉我，近几年来，每逢年底，从大城市过来找工作的年轻人特别多。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他还给我看了几个预约看房的订单——都是从上海来的客户。
入职第一天，几个同事问我来这里是不是为了男朋友？我矢口否认，说只是想换个生活环境，他们一脸了然：“大城市压力大，这里要轻松不少。”
看着他们意味深长的表情，我莫名有点心虚，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来“躺平”混日子的，我主动揽下了市场策划部大部分的活儿，还按照以前的工作习惯，主动寻求各部门的配合。
然而，我很快发现自己错了——其他同事根本不理会我的方案，被问烦了，就丢过来一句“你顺手做一下呗”；更糟糕的是，市场经理在部门会议上几次提到我，说我是公司用高薪从上海挖过来的人才，“你们要好好向她学习”。
会议结束，几个同事热络地拉我去休息区，要请我喝饮料，一个劲地打听我的“高薪”到底有多高。自从来到这家公司，我已经不止一次被人这么打探隐私了，比如在吃饭时，一群人可以围着我追问：“为什么你都30岁了，还是单身？”这在上海很常见的情形，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她们便七嘴八舌地劝：“女人不能光顾着工作，找个好男人最重要。”
不同于个人情感生活，薪资这种话题更敏感，很多公司禁止员工私下讨论薪酬，严重的甚至一旦发现就会开除。但新公司的同事们显然不吃这一套，说那是大城市的规矩，“这里没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处得跟姐妹一样”。
我架不住软磨硬泡，老实说了，没想到跟我同岗位的佳倩当场就炸了，说我的工资居然比她高了整整4千——她是老员工，已经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另一个同事酸溜溜地安慰她，说我是公司从上海挖过来的，工资高点也正常。我在一旁听着，讪讪地不敢搭话。
下午，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同事大杨——大杨之前在北京做服装设计师，为了和本地女友结婚，半年前通过“百凤回巢”计划来到这里——他责怪我不该说实话：“公司这帮老员工，心思根本就不在工作上，最喜欢八卦别人，但凡打听到点事，就能给你添油加醋地传播出去。”
果然，第二天就有几个其他部门的同事旁敲侧击地打听我在上海的经历，他们调侃：“从上海的大公司跳槽到我们这里，是有点屈才了。”
自从知道我的薪资后，佳倩变得愤愤不平，她把手中本就不多的工作全部推给我，还在工作日报中洋洋洒洒地写满了成果。我忍不住和大杨吐槽：“公司天天喊着‘拥抱互联网’，结果拥抱了半天，敢情就是写日报、定绩效和延迟下班。”
大杨发来一个滑稽的表情包，说当初面试官跟他说这里“不加班，没有996，不内卷，既有诗又有远方”。
我被逗乐了，转而关心起大杨的婚事。可他说进展并不顺利：“这里房价虽然没有北京那么高，但这几年涨得太厉害，我看了一圈就没有低于3万的，稍微好点的学区房都到6万了……”
我能体会大杨的无奈。年初，爸妈第一次去上海看我，因为我租的房子连打地铺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将他们安置在旅馆里。爸妈心疼我，也心疼钱，只住了一晚就匆匆回家。自此后，爸爸总觉得我在外面居无定所，生活很没有质量，最近不停地催促我买房。他说我工作不稳定，对象没着落，起码得有套像样的房子在手里。
我劝大杨可以先和女友结婚，说不准过段时间房价就降了。可大杨说不行，女友的爸妈一直想让女儿找个本地人：“他们本来就不看好我，要是再不把房本拿到手，这婚还不知道能不能结成。”
没等我回复，大杨又说：“我有点后悔来这里了。我应该直接从北京回老家，只有在那里，我才不是个外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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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和佳倩赌气，我每天不得不加班加点地工作。半个月后，我终于忍不住爆发，当着市场经理的面，指责她不该把自己的工作推给我。佳倩不可置信地看了我一眼，几秒钟后，居然趴在桌子上哭了。
市场经理厉声喊我进会议室，我极力解释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他却压根听不进去，只是训斥：“你虽然是公司的高级人才，但是也得知道尊重老员工。佳倩能力不如你，但她在公司多年，对公司上上下下非常熟悉，你要好好和她配合，不然很难在公司长期发展……”临了，他又意味深长地说：“有能力的人带点傲气没关系，但也要知晓人际关系的厉害。”
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工位，一旁的同事楚楚敲了敲桌子，用眼神示意我出去说话。我跟随她来到天台，落日的余晖正笼罩着整座城市。
楚楚说，她经常和其他女同事结伴来这里偷闲，有时一待就是大半天。
我吃惊地问：“你们长时间不在办公室，不怕被发现吗？”
“你没发现经理也经常不在吗？他就窝在楼下的那间茶室，手痒了还会去搓两把麻将。”楚楚指着楼下不远处一排商铺说。
我沉默不语，想到这段时间自己埋头苦干却不被认可，一丝惆怅涌上心头。
楚楚叹了口气，说：“在我们这种公司，能力不是最重要的，你得会做人，最忌讳的就是得罪人——你知道佳倩是什么人吗？”
我这才知道，不止佳倩，公司一大半的部门领导都和董事长沾亲带故。楚楚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你真以为领导看不出来佳倩没能力吗？她一个中专毕业生，连个广告语都写不好，却在公司干了这么多年的市场策划。明眼人都知道有后台，就你傻乎乎地硬顶。”
我害怕会被报复，楚楚“扑哧”笑了，说不至于，佳倩就是董事长的一个远房侄女，没那么大的本事：“你以后还是不要太出头，这种家族企业里‘皇亲国戚’太多，保不齐就得罪了哪尊大佛。你这个岗位的前同事就是得罪了董事长夫人的外甥女才离职的——对了，她好像还是985大学的研究生。”
我听从楚楚的建议，请佳倩吃了一顿日料。我小心翼翼地笑脸相陪，楚楚在一旁说情，终于哄得佳倩开口，说不计前嫌，以后还在一块玩。听着这番小学生式的发言，我摸摸自己僵掉的下巴，突然觉得有点可笑。
因为这件事，我突然对工作泄了气，刚来时的那点激情也被消磨殆尽了。每天上班，随便写几行方案，没事就跟着佳倩一伙人在园区里四处溜达。佳倩似乎对我的改变很满意，不久就把我拉进她们的内部小群，里面除了聊吃喝，就是说公司内部的各种小道消息。
一次，我兴致勃勃地跟大杨转述刚听来的八卦，他却毫无反应，低头盯着手机。我扫兴地收住话头，没想到他突然抬头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你不觉得你变得越来越像佳倩她们了吗？”
我心下一惊，硬着头皮反驳：“像她们有什么不好？我离开上海来这里，就是要‘躺平’的。难不成你还指望在这里做出什么成就？”
大杨愣了一下，随即低落地自嘲：“是啊，在北京那么多年都混不出成绩，来这里还妄想什么？”
之后，我没和大杨联系了。一个月后，佳倩在小群里说大杨要离职了：“好像是他和女朋友的婚事吹了，所以就不打算留这里了。”
离职的前一天，大杨请“百凤回巢”所有的成员一起聚餐。一个男同事唏嘘不已：“大杨，你还记不记得刚进公司的时候老胡也组织聚过一次餐？那时候还有50多个人，不到1年，就剩我们几个了。”
我来公司比他们晚，于是好奇地问老胡是谁？男同事说，老胡是“百凤回巢”计划的发起者，1年前公司花重金把他从上海挖来，但他在2个月前离职了，“你应该是他招进来的最后一个人”。
我突然想起那个握着我的手、笑得一脸真诚的面试官。据说他是被人挤走的，“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越有能力越遭排挤”。
大杨见气氛有点伤感，便努力招呼大家吃菜喝酒，期间又讲了几个蹩脚的笑话，终于让气氛重新活跃起来。有人问大杨，辞职之后有什么打算。大杨平静地回答：“我准备回老家先找个工作，再在县城买个房子，之后应该会很快结婚生子，毕竟我都32了。”
一个熟悉内情的人劝道：“不再努力争取一下？说不定过段时间，你女友家就改变主意了。”
大杨摇摇头：“人迟早要认清现实，不是所有从一线城市撤退的人都能在二三线城市找到归宿。像我这种从七八线小城走出来的，大概也只能回到七八线小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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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公司提出“拥抱互联网”的口号，夜晚加班就成了日常。11月2日是我30岁的生日，下午6点，我第一个离开了办公室，假装没看到领导异样的眼光。
以前一想到30岁就感觉恐慌，可真到了这一天，悬着的心反而落下了，日子好像也与往常没什么不同。园区附近的商场不管是购物还是吃饭，价格比起上海毫不逊色，只有园区门口的路边摊价格低廉。傍晚，摊主们早已摆开阵仗，炒饭8元一份，卷饼5元一个，馄饨6元一碗。我买了一份关东煮，边吃边往回走，把身后的喧闹声越甩越远。
小城的郊外有种特别的宁静。我租住的房子在园区附近，可以走路上下班。我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慢悠悠地散步，想起之前在上海挤地铁，被密密麻麻的人群包围，憋得头晕目眩，突然就觉得身心舒畅。
刚进小区，突然有烟花绽放，那些炫目的色彩瞬间将天空点亮。原来是小区居民在家办喜事，我恰好经过，还被塞了一大把喜糖。
也就是在这一天，我接到了周周的视频邀请。
周周回老家休养了半年，刚开始病情似乎有好转，还会偶尔在朋友圈里晒晒美食、美景和自拍。但最近两个月，她在家备考公务员，我们的联系就少了。
视频那边，周周有气无力地说自己不想待在家里了。我感觉她的状态不对，就问她是不是和父母吵了架。周周叹了口气，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我不敢追问，只能静静地等，她突然问：“我能去你那里住几天吗？”
周周来得太突然了，当天夜里11点，我强压住困意去车站接她。路上，我接到周周母亲打来的电话，十分焦急地向我打听女儿的下落。她说，他们起初并不知晓周周患上了抑郁症，还以为她是吃不了外面的苦才跑回家。他们由着她休息了两个月，便催她赶紧回上海上班，谁知周周提出要在家里考公。
说起这事，周周的母亲的哭腔中带着愤怒：“什么抑郁症？我看就是她给自己不思进取找的借口。好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信誓旦旦地说要考公，结果快要考试了，又说压力大不考了。一个30岁的大姑娘，整天在家无所事事，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说闲话……”
我试图让她意识到抑郁症的严重性，但她完全听不进去，只是没完没了地数落周周，说她辜负了自己的付出，令人失望。
在车站等人的时候，广场上传来零点的钟声，好像是在提醒我，从此以后我就正式步入30岁了。
没多久，周周出站了，她一身黑衣黑裤，背着黑包，手里拎着的小蛋糕是唯一的彩色。她是个细腻又体贴的女孩，记得每个家人和朋友的生日，哪怕心里再难受，也是笑着对我说：“生日快乐呀！”
我们回到住处，都太累了，我睡得特别沉。早上8点我刚一睁眼，就被坐在窗边的周周吓了一跳。再看身侧一丝不乱的床铺，便知道她坐了一整夜。
周周转过头，眼里布满了红血丝，问我：“你说，我是不是不该回家？”
终于挨到周六，我拉着周周去上海某医院复诊，在主治医生的询问下，我了解了更多的信息。
周周说，直到半年前医生让她辞职休养，她才觉得自己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家了。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她隐瞒了病情，还努力想要融入家庭生活。她和母亲一起买菜、做饭；和父亲出门遛弯；还逗弄襁褓中的小侄儿。
可很快，周周便发觉自己成了家里最多余的一个人——因为长期不在一起生活，她和父母能聊的话题只有几个。哥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无暇顾及她的情绪。日子久了，父母开始嫌她是个不工作的“剩女”，觉得在外人跟前丢了面子，对她自然没有了好脸色。
“你能体会那种感觉吗？明明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坐在一起，自己却孤独得像一个人。”
周周告诉医生，为了能继续留在家里不去上海工作，她才对父母说自己要考公务员。但抗抑郁的药物让她整日昏昏沉沉的，她只能假装看书，其实一整天都对着窗外的天空发呆。
父母发现周周不够努力，不停地唠叨，终于让她彻底地爆发了。那天，她冲进房间拿出一盒药扔在他们面前，吼道：“我有抑郁症，我上不了班，也考不了试。凭什么我一定要比别人努力，要比别人优秀，我就想当个不思进取的废物不行吗？”
之后的几天，周周和家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隔着房门，父母不住地叹息，哥哥也斥责她30岁了还没有定性，“别的女孩这个年纪早就家庭安稳、孝顺父母了”。
周周说，她当时缩坐在门后，感觉整个房间在眼前不停地摇晃，转而变成一个巨大黑洞，一下把她吸了进去。
离开医院，我们去了以前常去的餐厅吃饭，又逛了逛熟悉的公园。踏着厚厚的落叶，周周突然跟我说，她想去云南。2年前，她的一个朋友离开上海去云南开了间民宿，最近，朋友邀请她过去帮忙打理，说只要她打扫卫生，其他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民宿不远处就是洱海，我可以坐在岩石上看鸟……”几天以来，周周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亮色。
我知道，她主意已定。
5
两天后，周周坐上了前往云南的飞机。我回到了那个二线城市，继续被工作、生活打磨。
公司的电商项目进展不顺利，持续几个月亏损，项目总监把火发到了“百凤回巢”的成员身上。他将我们召集进会议室，毫不留情地斥责：“公司用了几倍的价格将你们招过来，你们就做出这样的成绩？我还以为大城市的员工有多大的本事，不过也就这样！”
大杨曾经告诉过我，这个项目总监和老胡是死对头。如今老胡已走，他自然看不惯我们这些人。我隐忍着不吭声，旁边的男同事却不干了，他反呛道：“项目不行不是我们的问题，公司定位不准，光想着照抄别人，抄了半天都忘了自己是谁。”
一针见血的发言彻底点燃了项目总监的怒火，他大力推开会议室的门，厉声让这名男同事滚去人事部办离职手续。男同事不屑地看了他一眼，昂首离开，最后还不忘踹门板一脚。
项目总监的杀鸡儆猴非但没有拯救直线下滑的业绩，反而直接促成了几位“百凤回巢”成员的出走。到了11月底，老胡招来的员工只剩我和一个本地人。那些离职的“凤”，大多去了上海，有些本地的甚至选择每天早晚挤高铁，跨城上班。
我也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是在二线城市定居，还是重返上海打拼？
我喜欢这个二线城市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奏，一想到上海的拥挤和嘈杂，会全身紧绷。可一旦决定定居，肯定避不开买房，参照目前本地的房价，我只买得起很偏远的房子，上班生活都不方便。
已经回到老家的老秦也劝我谨慎，还现身说法，说自己购买的老家市区的房子，房价在2个月之内跌了2千，“算下来一下子亏掉了近20万”。父母和妻子都埋怨他轻率地卖了花桥的房子，他自己也十分懊恼，“宁买大城市的小破房，不买小城市的大瓦房”。
老秦回老家后，日子过得并不如意。起初他想进国企，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却因年龄大被淘汰。虽然招聘公告上写着“35岁以下”，但实际情况是，超过了32岁就基本失去了面试资格。
上海回不去，老家留不下，老秦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说实在不行，自己只能去家里的包子铺帮忙。他自己倒没什么，就是怕爸妈接受不了考出去的儿子又回头走他们的老路。
聊到最后，老秦发了一串感叹号，像是在感叹自己无力的人生。相比之下，周周反倒变积极了，她建议我回上海再折腾5年，等35岁以后再去二线城市待着。
周周在云南待了1个月，发现民宿生意并不好做。因为疫情的影响，客源稀少，她的朋友经常入不敷出，除了唉声叹气，晚上还会焦虑到失眠：“以前看我这朋友发的动态，不是夜游古城，就是品茶观海，一副不被世俗打扰的模样。我去了才发现，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不想承认罢了。”
一次，民宿接连两天没有接到订单，朋友干脆关门，带着周周绕洱海骑行——这是周周来云南后第一次外出游玩。两人在洱海边的岩石上坐了一下午，夕阳落到海面的时候，朋友艰难地提出了借钱的请求：“你可以当成入伙，我们共同经营民宿。你想在这边定居，除了开客栈、做手工，找不到其他工作——你总不能一辈子不工作吧？”
周周的心一下子就沉了，她只答应借5万，可朋友不满意，两人的关系日渐紧张。后来，依然受抑郁症困扰的周周选择离开云南，返回上海工作。她放弃了光鲜亮丽的老本行，投身一家半公益的企业。虽然工资不多，但同事之间气氛融洽，她也跟着开朗了不少。
6
在这个二线城市，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公司为了营造“全员冲刺”的状态，业务总监要求所有人在晚上8点后下班。我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找不出什么活儿干，只能玩游戏打发时间。佳倩她们这些老员工自有一套对付的方法——下午4点半，她们溜出去接孩子，再回家吃完晚饭，7点回公司加班。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于是通过招聘网站向本地的几家公司投递了简历，无一例外被要求降薪，五险一金也没有。楚楚劝我别瞎折腾，说我们公司的待遇在本地已经算高的了，其他公司其实就是几个人凑成的小作坊，每月能按时发工资就不错了。
我想回上海也不容易。上海很多公司在年底裁员，失业者纷纷涌入求职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我曾接到两个公司的面试电话，一听到我是跨城市跳槽，而且是从上海出走又想回去，便没了下文。
就在我考虑要不要裸辞回上海时，好久不联系的大杨突然发来消息。他说自己回了老家县城，日子过得还不错，开了一家童装店，不仅卖衣服，还兼做儿童摄影。靠着专业出身和独特的时尚品味，他的店在短短1个月之内就打响了名号。
他感慨：“我本来想随便找个工作混着，结果县城根本没啥像样的工作，我只能拿着买房的首付款开店。没想到生意居然还不错，收入比在北京时还高，也不知道，这算不算造化弄人。”
直到晚上下班，我依旧没想好，是要留在这座二线城市，还是回上海，抑或是像大杨那样回老家创业。
走在路上，我路过一盏又一盏橘黄色的路灯，过去几个月的人和事不断在我的脑海中回放。我突然觉得人生这条路也一样，岔路口那么多，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根本找不到什么标准答案，能保证永不出错。
一瞬间，我不纠结了。明天的路该怎么走，也许得等到明天的太阳升起才会清晰，而我自然有属于自己的答案。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