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90年代去俄罗斯留学，成为战地记者，曾被炮弹炸昏差点牺牲
这是《自拍》第256个真实口述故事
我是卢宇光，一名常年驻扎在俄罗斯的电视新闻记者。
我参加过第二次车臣战争、阿富汗战争、莫斯科人质事件、别斯兰人质事件等危险环境下的报道，后来又参加了伊拉克人质事件、俄格战争、叙利亚战争......
进入战场报道是我的常态化工作，我受过四次伤，还因报道，受强烈辐射，患上心脏病和辐射性冠状动脉炎。这些经历书写着我是如何一次次从死亡线上爬回来的，但在惊心动魄的背后，我的人生还有更多其他的风景。
2015年，我参加叙利亚霍姆斯战役报道，在霍姆斯叙利亚空军机场。
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八岁前在浙江台州黄岩区长大，后来。我在家里是大哥，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弟弟跟我相差十多岁，妹妹和我从小一起长大，感情最深。我的父辈都是共产党人，父母包括我大伯，基本都在外地工作，所以就把自己的孩子都送到黄岩的祖母家，让祖母代为抚养。
外婆在解放前后参加工作，后来是临海荣军院的院长。有时候我从黄岩到了临海的外婆家里，就会去她的荣军院里玩。
荣军院里的人对我影响特别大，他们都是浙江新四军支队，后来20军的子弟兵。其中，很多是参加了朝鲜长津湖战役受伤的老兵，缺胳膊断腿的。有的眼睛没了，嘴巴被打歪，哈喇子还往外流。
我那时不懂事，觉得这些人很丑陋，不能理解他们。后来慢慢长大了，才意识到这些人的了不起，他们都是我在书上读到过的人。这段在荣军院的童年记忆对后来我的人生选择影响很大。
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规定每个家庭都要有一个人上山下乡，弟弟妹妹当时还太小，我妈就把我送到了黄岩县盐业大队去下乡。当时我才14岁，刚刚小学毕业，中学还没读。
盐业大队的劳动工作相当艰苦，要跟着当地农民去晒盐，早晨五点出工，晒到晚上七点下工，每天午饭就地解决，自行带一碗饭去田头吃。东海的太湖，烈日炙烤，没有遮阳的地方，面朝地、背朝天，晒得后背直脱皮，甚至鲜血淋漓。
更耗费体力的是踩水车。海水晒盐，首先要把海水抽进来，那个时候没有抽水泵，只能靠两条腿踩抽水的水车，把水从低洼处抽到高洼处。南方的水车挂在高处，依靠脚踩木轮转圈作动力。
为了避免偷懒，我们总被安排和非常强壮的劳动力在一起踩，如果达不到跟他们相同的频率，踩得慢了，就会挂在水车上。所以，他们踩多快，我就要跟多快，一天下来，两条腿都不是自己的了。
1973年，上山下乡之前，我在杭州拍的照片。
在生活上，比起其他条件艰苦的下乡地，盐业大队好太多了，既有食堂，又有集体宿舍。我在盐业大队认识了我最好的朋友王平，当时我姑父在台州公安处边防科当科长，王平是边防派出所里的现役武警，我姑父希望他能照顾照顾我。王平跟我年龄相仿，比我大个两岁，我们一起去摸鱼、偷橘子，开摩托车到外面玩......啥都干。
1978年，部队来盐业大队征兵，这个部队非常特殊，接兵的是海军，但接兵的领导穿的是陆军服装。大家都觉得这招的应该是海军特种兵吧，把我推荐过去了。我也一直有参军的愿望，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我学习不好，读不了大学，1978年恢复高考，我都没去参加。我也不喜欢当工人，当兵是唯一的出路。
接兵体检通过了之后，原本在黄岩县武装部定兵科工作的大姑父想动用关系，把我分到杭州警备区，没想到被前来接兵的海军旅顺基地直属队的李医生发现了。他看中了我的自身条件和文化基础，专门从黄岩坐公共汽车赶到杭州，找到我母亲，提出希望把我分到海军旅顺基地。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坐汽车要坐20个小时，翻山越岭。母亲也想让我出去锻炼锻炼，就同意了。
领完入伍通知书，出发那天，其他的兵都是父母亲或者兄弟姐妹哭哭啼啼地来送，我父母都没来，只有王平把我送到了船上。上船之前，王平往我的包里塞了5块钱，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才8块钱。他没告诉我，等到了船上，我准备睡觉，把背包打开，才发现包里有5块钱，当时很感动。
我跟着部队一路北上，过了长春，又过了图门，直走到了吉林珲春。那个时候的珲春就是长白山下面的一个小屯子，零下30多度，只有一条灰土路，冬天坑坑洼洼，地上的雪也没人扫。
我从解放大卡车上跳下来，一看，一片林海雪原，是三国交界的地方，对面就是朝鲜。我是南方人，虽然后来在沈阳长大，但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雪，非常震撼。见到的人都是朝鲜族的老百姓，讲的都是朝鲜族语。
1978年3月，我参军后在吉林珲春拍的照片。
去那的第一天，我们住在部队的招待所。南方的兵都特别开心，跟我说今天中午吃鸡蛋炒大米饭，拿上来一看，是苞米。那个时候部队除了吃苞米，就是高粱米，是屯了十几年的战备粮，咬都咬不动。可见，从南方到北方，条件相差有多大。
吃大米饭就跟过年一样，逢年过节能吃上大米饭的时候，我一次能吃一斤。菜就是白菜梆子、萝卜，肉几乎没有。我们小连队40多个人，一天就半斤肉，肉丝都看不到了。条件相当艰苦。
我所在的部队干海军的活，但穿的是陆军的服装。这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原来觉得，当兵一定要当海军，因为海军服漂亮啊，没想到这个海军不仅基地离海很远，穿的还是陆军的服装。很多新兵都去借别人的水兵服拍照，想留下一个当过海军的证明，我也不例外。
1978年12月，我穿着海军服，在大连旅顺拍的照片。
刚去新兵连的第一天，我就被震撼到了。晚上八点，指导员把我们全部集合起来。外面下着漫天大雪，摄氏零下30度，我们站在雪里，雪花飘到脸上，一片片的非常大。他拿出一个从泔水池里捡出来的馒头，问是谁没吃完丢掉的。他说，今天不追究是谁扔的，然后当着所有兵的面把这馒头吃了，大家都被震住了。从这之后，没有一个兵再浪费粮食了。
新兵训练是三个月，内容就是基础的队列训练，还有各种关于兵器使用的基础训练，包括步枪、手榴弹、拼刺刀等。三个月后，新兵下连，我被分到了雪岱山主峰高1100米的连队，一共有六个新兵。
雪山的气候条件特别恶劣，雪岱山每年的无霜期只有三个月，基本都是大雪封山的状态。水、干粮，吃的用的，都要靠人背上去，海拔1100米，背上东西，一爬就是一天。
雪山上的兵住的房子都是用石头垒起来的，远远能看到上面刻着八个字“以山为家，以苦为荣”，用红漆描实，非常醒目。每年新兵入伍和老兵退伍时，都要组织大家去描红一次。
1978年5月1日，我第一次上山，第一件事就是去描红一遍这八个字，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天是我16岁生日。那时我觉得这八个字不过是一句宣传口号，但在雪山的生活让我逐渐感受到它的意义。老兵三年不下山，每天对着大雪和松树值班，严寒环境下这种单一的生活常人难以想象。
1979年，在吉林珲春，我的老连队雷达分队的合影（我在第二排最右边）。
我们在山下的大部队在三道沟，虽然三道沟距离珲春市区还有60公里，但附近有商店，下山了我们就去商店逛一逛，看到人就很亲切，在山上根本看不到人。
在雪岱山上，和外界沟通全靠写信，一个月有拖拉机往山上送一次水，连带着报纸和信，一起送上来。所以看的报纸是月报，信一次能收二三十封。家里寄来的信很少，偶尔有一两封，剩下的都是王平写给我的，几乎每天一封。
王平算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他特别爱学习，文学水平很高，写信的时候喜欢引用文章，有时候还用到古文，我看不懂就要查字典，间接督促了我学习。
以前我们在黄岩上山下乡的时候，老去当地的橘子园里偷橘子吃，等到橘子丰收时，他就从橘皮挤出汁，滴到信纸上，让我闻一闻家乡的橘子味。现在一想，还挺浪漫的。
1979年，我在探亲事假中，和王平在黄岩的合影。
平日里休息的时候，很多北方的兵会聚餐、喝酒、打扑克，再有就是唠嗑，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我当时在的班叫雷达一班，班长于广琳对我的影响很大。于广琳的爷爷以前是个秀才，他的家庭很注重学习，所以他特别好学，硬笔书法写得也好好。
在山上的生活很寂寞。我们分队有一个学习室，总是我坐在里面，于广琳坐在门口，我们俩一坐就学很久，也不说话。于广琳给我提供了很多学习的书目，让我每天背一页《新华字典》，背完了又背《参考消息》、《海军报》、《解放军报》......背不好，就是一顿揍。这种督促方式很严苛，但我确确实实进步很快，也开始自己写文章、写小说。
我的老班长于广琳（右）出访加拿大时的照片。
我给《海军报》投稿，写了很多稿子，但都被尽数退回。直到有一天，《海军报》的一封信寄到了我们连队，是《海军报》报社副刊编辑寄来的。打开一看，是我的稿子，上面密密麻麻做了多处修改，准备要给我发表了。这篇小说就是《站长夫人》，是以我们连长和连长夫人为原型写的故事。
我写的小说《站长夫人》。
小说发表之后，在部队内引起了很大轰动。《海军报》的记者看到文章后，就派了两个编辑赶到雪岱山来采访，写了一篇雪岱山官兵的长篇通讯。
在这篇报道之前，全海军的领导很多都不知道还有这么艰苦的单位。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篇刊登在报纸上的小说和一篇通讯，改变了整个雪岱山的命运。我当时就觉得，记者这个职业真是不得了。
《人民海军》刊登有关雪岱山部队的报道。
因为参加了俄语学习，我被提干了。但我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先是在雪岱山部队做参谋，后来又到海军旅顺基地政治部帮忙，在基地做新闻干事，我也正式开始在部队里跑新闻，主要负责后勤保障部队。
1983年9月，我在海军旅顺基地政治部宣传处工作时拍的照片。
1987年，我从部队转业到了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干了八个月，做了不少令人满意的报道。后来，我陆续干了许多行业，走投无路时，一个在俄罗斯的战友不经意间跟我提起，问我要不要去俄罗斯学俄语，他的俄语水平很好，我俄语水平就很一般，被他一激，我就动了去俄罗斯学习的念头。
那个时候去俄罗斯念书也不需要太多学历基础，自费就可以去读，在俄罗斯的战友帮我找了莫斯科大学，去念新闻专业。1994年，我动身去俄罗斯上学。
读书也属于个人选择，所以全部的留学费用需要我自己承担。父母一直在外地工作，我和他们交流也不多，又觉得自己已经这么大了，不想再找父母伸手要钱，我就问朋友借了一点钱，在开学前三个月，去到莫斯科，先复习俄语。
刚去俄罗斯时，生活也过得艰苦。我身上全部的钱加起来，不过150美元，办签证100美元，只剩下50美元。没钱自己租房子，就在战友家先住下，他租的房子是民宅的地下室，我睡在房间的地上，每天吃面包和榨菜。
在莫斯科大学上学时，宿舍房租费一年70美元，我交不起，问学校能不能先欠着。我们新闻系主任阿鲁申科人很好，他看我没钱，给了我一个学期的时间，暂缓我的学费。
为了赚学费和生活费，我开始给当地华人办的报纸打工，最开始在《路讯》，后来又到了莫斯科的《晚报》、《华人报》。一个月的工资从250美元涨到500美元，已经完全可以覆盖我的学费和生活费了。
我在俄罗斯《路讯》做编辑时的照片。
在莫斯科大学读新闻时，我的导师就是系主任阿鲁申科，他是军人出身，参加过二战，在战争期间做过军事记者，还是上校军衔。给我们上课时，他已经快60岁了，但一直保持着一种军人气质，时间观念特别强。
他的腕上有一块罗马表，上面刻着德文，他曾跟我们吹牛说，这是一个德军上将的手表，是战利品，他要求我们必须按他手表上的时间上课，不允许迟到一分钟。
他的表走得快，所以我们去上课都迟到，他对我说，卢宇光你在部队是少校，我是上校，部队打仗的时候，最高领导要求几点撤退、几点转移，这需要下级跟上级对时，所以你要以我的时间为准。当时我很气愤，加之他讲俄语，有相当重的乌克兰口音，说的新闻概论、新闻写作课，都是老苏联时期的那套，我根本听不进去，好几次想换导师。
当时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同时也是我的导师阿鲁申科。
虽然他特别严厉，但很关照我。研究生念到快毕业时，阿鲁申科突然跟我说，卢宇光你快毕业了，不能再在华人报打工了，要把目光放远一点，去俄罗斯电视台发展，你的俄语会进步得更快。
1996年1月，我经他推荐，进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第一频道实习，在评论部担任中文翻译。这份实习没有工资，也没有补贴， 因为工作无法兼顾，我辞去了《华人报》的总编，每个月500美元的工资也没了。既然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我就不盯着挣钱了。我继续攻读阿鲁申科的博士，边读书、边实习。
1999年9月的一天，阿鲁申科将我带到莫斯科红场旁边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介绍我和办公厅主任梅尼科夫认识，梅尼科夫是阿鲁申科的儿子。梅尼科夫问我要不要开始做亚洲记者的陪同，陪他们进入战区，负责记者们的后勤工作，管他们吃喝拉撒睡，每天有50美元补贴。去一天50美元，一个月要是去30天，就是1500美元，这是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了。
1999年，我和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格纳申科夫在车臣的合照。
当时我还对战地记者这个职业没什么概念，刚去到战场，听到机枪扫射的声音还是很害怕的，万一打中我怎么办？一扭头，看到俄罗斯士兵坐在那儿抽烟，啥事没有，我为了壮胆也跟着学。待久了发现，枪声没什么了不起，子弹虽是盲目的，只要找好隐蔽的盲区，就啥事没有。
第一频道的实习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没有中断，在做陪同的过程中，我也需要写一些中文稿，偶尔跟着记者团去莫斯科的一些医院和部队采访，稀里糊涂就到了车臣，逐渐开始做战争报道。车臣这个特殊的民族引起了我极其浓厚的兴趣。
读博期间，我曾在学校交过一个俄罗斯女朋友，她叫拉丽莎，就是车臣人。她的爷爷住在莫斯科郊外，周末的时候我总跟着拉丽莎坐小火车，到她爷爷家里帮忙种地。他爷爷跟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车臣的故事。
可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拉丽莎失踪至今。这也是我后来义无反顾参加车臣战争报道的根本原因，我在战火纷飞的格罗兹尼寻找她。
我的俄罗斯女朋友拉丽莎。
1999年9月，我加入了车臣战争俄罗斯记者团的报道组，跟随俄罗斯海军波罗的海舰队336陆战旅，进行战争报道。2000年5月，解放车臣首府格罗兹尼战争打响，我跟随部队前去采访。这次战争，让我命悬一线。
战争中，我和其他几位战地记者坐上装甲车，从莫兹多克出发。第一代台风装甲车是没有座位的，只有一两个固定住的木板能当成凳子坐。同行的还有一个叫马克西姆的俄罗斯特种兵，他个头特别高，快两米，参加过阿富汗战争，老跟我一起出差，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那天在装甲车上，我的凳子坐得特别不舒服，马克西姆的屁股后面有一块防弹钢板，他就把钢板卸下来，放在我的凳子上，好让我坐得舒服一些。不料，在路上我们碾到了地雷，装甲车触雷引爆，刹时间我只听到“咣”的一声，就被炸昏，失去了意识。
等我再次醒来，发现身上都是血和黏糊糊的脑液，旁边的树枝上还挂着两三米长的肠子，在风中飘来飘去。我被拖出装甲车，后脑勺缝了好多针，左腿缝了27针。屁股下面坐的这块钢板上都是弹眼，但没被打穿。钢板就是命，马克西姆让我捡回一条命，而他自己却被打死了。
后来，马克西姆被授予俄军勇士勋章，葬在莫斯科的一个公墓里，我每年都会去墓地看望他。
2000年，我（右三）与牺牲的马克西姆（右二）最后的合影。
马克西姆去世后，留下他的妻子玛丽娜和未满一岁的儿子基尼斯两个人相依为命。玛丽娜当时在俄罗斯独立电视台工作，我所在的第一频道和独立台办公地都在奥斯坦金诺电视塔，经过几番打听，我找到了他们母子俩。
玛丽娜因为悲伤过度，一个月都没起床。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他们母子俩的生活很困难。基尼斯两岁多的时候就喜欢滑滑板，把手臂摔断了住进医院，玛丽娜向我借钱，我就把我所有的储蓄金，加起来总共700多美元全部借给了她，她很感动。基尼斯生日时，我还去到他们家里，一起给基尼斯庆生。
后来我提出和玛丽娜结婚，她母亲反对。那时候中国人在俄罗斯的地位不高，她母亲说，你和中国人结婚，要被别人笑话。可玛丽娜不在意这些，她做好了决定。
2002年，我们去莫斯科市中心红场旁边的登记处做结婚登记。登记处一个肥头大耳的上校用俄语问玛丽娜：这件事你想好了吗，为什么要嫁给一个中国人？你的父母同意吗？玛丽娜立马说，这跟父母没有关系，父母不能代表她的权利。就这样，我们登记结婚了。
前妻玛丽娜。
婚礼那天，我自己开车带着玛丽娜，去莫斯科德米特里大街举行了仪式。玛丽娜穿着我给她买的粉色婚纱，我们对着证婚人发誓。我在莫斯科做生意的中国朋友们在莫斯科南部一个宾馆的饭厅里，自发帮我办了一个婚礼，一共来了60多人。
基尼斯特别喜欢小丑表演，平时我们没有钱请马戏团的小丑来，那天我的华人朋友专门请来了马戏团，整整30人来演出，很热闹。大家都很兴奋，尤其是基尼斯，高兴坏了。那天我们吃的是华人为我们做的中餐，一晃过去了28年，现在也不知他们都在哪里，也没再见过，但我心里一直很感激他们。
我在莫斯科北郊为玛丽娜和基尼斯买了一个新房子，买房的钱是我妹妹卢红玲出的，一个92平方米的三居室，花了两万多美金。之所以买在这里，是因为新家所在的地铁站名就叫玛丽娜，跟我老婆的名字是一样的，现在想起来，也还是挺浪漫的一件事。
我和玛丽娜结婚的时候，基尼斯还很小，因为长期没有父亲的管教和约束，不听话也不懂事，喜欢在家里搞破坏，卫生纸被他扯得满地都是。我跟玛丽娜说，我要教育基尼斯，你不能有任何阻拦，就这么一点点把这个孩子的坏习惯板正过来了。
直到现在，我对基尼斯还是很严格。疫情期间，他到我这边来住，我规定他几点必须起床、吃饭，他刚开始不习惯，觉得在爸爸这里太严格了，像在军队里一样。
儿子基尼斯。
和玛丽娜结婚不久后，我就加入了凤凰卫视，这件事其实十分偶然，要从2001年说起。当时，我认识了中央电视台在莫斯科记者站的负责人李绥生，他看我新闻业务做得挺好，就建议我说，小卢你在俄罗斯电视台发展，还不如到中国的电视台发展。
2002年10月，俄罗斯第一频道派我到俄罗斯南部的罗斯托夫采访，必须要坐火车经过乌克兰。那时候很多中国人通过乌克兰这条线偷渡，所以当地对中国人进入乌克兰加强管控，我拿着中国护照，边防警察就盯上我了。他们说我没有乌克兰签证不能进入，把我送回了俄罗斯。
回去的火车在晚上8:50到了俄罗斯的边境城市贝尔哥罗德，从贝尔哥罗德回我家要经过杜普罗夫卡剧院，当时我没想太多，因为剧院离我家很近，开车只要20分钟。没想到那天晚上，车臣武装分子坐着三辆小巴车，进入到杜普罗夫卡剧院。
玛丽娜是独立台的新闻主持人，做晚间十点档的新闻。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她要上新闻了，让我不要出门，我还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十点新闻的第一条就是杜普罗夫卡剧院爆发了一起突发性事件，当时独立电视台的一台摄像机就架在事件现场，15分钟后再播报就是武装分子劫持人质，莫斯科人质事件开始了。
我马上打电话给李绥生，他让我赶紧把大致的现场情况写下来，并帮我把稿子发到了香港凤凰卫视。这天晚上，我不断给李遂生发传真，更新人质事件的最新情况。第二天，凤凰卫视看到了我的稿子，决定让我立马开始直播，并让我进入他们的报道渠道，成为特约记者。
我成为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
当天晚上最后一次连线完，香港的记者都下班回家睡觉，直到第二天早上的新闻早班车，一看我还在现场呢。就这么个状态，连轴转，他们看了很感动，向我发出了邀请，我从特约记者转成了凤凰卫视驻莫斯科记者，又转成特约首席记者，一共报道了将近72个小时，不吃不喝，三天连升了三级。
莫斯科人质事件之后，我在中国驻俄使馆新闻处参赞孙霖江的帮助下，在俄罗斯外交部，正式注册了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站。刚建站时，驻站俄罗斯的只有两名记者，我和同事热妮娅。除了报道战地的最新情况，莫斯科的政治、经济、军事，都归我们管。
后来我又相继参加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俄格战争、北高索反恐战争、东乌战争、叙利亚战争的一线报道；同时经历了中亚奥什骚乱、哈萨克斯坦动乱、明斯克骚乱、乌克兰动乱、克里米亚事件、别斯兰第一中学人质、莫斯科圣彼得堡恐抪袭击、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0周年现场报道等。
工作需要我时常进入战地。
2004年，女儿安妮娅出生了，她是我的小天使。玛琳娜特别喜欢海，每年我们一家四口都会去三亚度假。玛琳娜喜欢吃三亚的海鲜，安妮娅喜欢喝椰奶。
有一次安妮娅在三亚宾馆里游泳，脑袋磕破了，我马上送她去当地的海军医院，又辗转到三亚四一五医院。我抱着女儿一路跑，但不敢看她的脸，最后缝针的时候，还是玛琳娜抱着她。我一个在当地的老政委说，老卢，你在战场出生入死那么多次，什么受伤的场面没见过，但女儿缝针你都不敢看。是啊，我心特别疼。
基尼斯和安妮娅从小就知道，他们的爸爸是名战地记者。最开始，记者站就设在我家里，我的房间只要红灯一亮，就表明我正在录音，两个孩子在外面不会发出一点声音。我编片子用到俄罗斯音乐时，两个孩子还会凑过来看，在旁边手舞足蹈的，那个场面很温馨，我记忆犹新。
但玛丽娜无法接受我的工作。前夫马克西姆死于战场，给她留下了深重的心理阴影，她很害怕悲剧会再次上演。因为报道的需要，我经常要去战地，她时常感到恐怖，夜里也被噩梦惊醒，甚至患上精神方面的疾病。于是，用抽烟、酗酒，麻痹自己。我一不喝酒，二不抽烟，所以常常为此和玛丽娜产生矛盾。
玛丽娜的母亲、玛丽娜和女儿安妮娅的合照。
在我们家里，一有热点新闻，基尼斯就会把插销拔了，不让电视机有信号，他担心妈妈看到会精神崩溃。但这一点，恰恰是我无法改变的。这份工作的性质就是需要我去战地、去热点地区，我也不可能换一份工作，除了做新闻其他我什么也不会。
2012年，我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我因心脏受损，做了一个开胸的心脏搭桥大手术，我妹妹特地飞来莫斯科照顾我，在莫斯科记者站的同事仝潇华也每天到病房里来陪我。
玛丽娜却没来过几次，别说照顾我了，她一来就是找我要钱，跟我大吵大闹，我的心彻底凉了；加上我心脏不好，医生反复提醒我不能生气，我觉得只有分开了。
2012年11月，我在俄罗斯总统医院做开胸手术。
离婚后，两个孩子暂时跟玛丽娜一起生活，玛丽娜辞掉了电视台的工作，没了收入来源，我一直负担着她和两个孩子每个月的生活费。没想到，一段时间后，两个孩子出了问题。
玛丽娜奉行俄罗斯的教育方式，对孩子们放任不管，我发现基尼斯交了一些很不好的朋友，安妮娅连学校都不去了。我马上决定，把两个孩子送去中国留学，起码可以学会中文，将来有一技之长。玛丽娜也同意了。
我把基尼斯送去哈尔滨，托我认识的一个哈工大的老教授帮忙照顾基尼斯。基尼斯很快适应了中国的生活，他个子高，16岁已经快一米八了，眉眼长得漂亮，又喜欢玩滑板，没多久就成了哈工大教工宿舍里的明星，很多女孩子追他。
安妮娅在俄罗斯中学还没毕业，所以去中国后，先读了预科班，然后去了云南大学国际学院中文系，现在已经念大二了。
女儿安妮娅与她妈妈玛丽娜。
他们兄妹俩感情很好，因为疫情，目前他们在俄罗斯无法回中国，每天在一起学习，一起出门健身、锻炼。基尼斯交了女朋友，会先向妹妹安妮娅征求意见，然后才是妈妈。两个孩子对我也特别好，前两天俄罗斯下雪，我出了车祸，两个孩子流着眼泪帮我包扎。我特别欣慰，觉得他们长大了。
或许是从小耳濡目染，基尼斯和安妮娅也对新闻行业很感兴趣，他们俩现在都在俄罗斯第一频道实习，在评论部里做中文翻译，和我当年在第一频道做的工作一模一样。我很支持他们，如果他们有兴趣做战地记者，我想我也会同意，虽然这份工作危险性很大，但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直至今日，我仍坚守俄罗斯、坚守在新闻岗位上，除了年休假外，没有离开过这里一步。从记者站只有两个记者，到现在有四五个记者，我也在着手培养我的接班人，让他们成长起来，接手这个记者站。
2016年，我参加叙利亚东古塔战役报道。
小时候父母的领导中有个苏联专家，给我起了个俄罗斯名叫阿廖沙，从此让我跟这个国家结下不解之缘。学俄语、到莫斯科工作、在莫斯科做新闻。经历了这里的这么多战争，亲眼看到很多民众因此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命运的很多密码你破译不了，你也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在等待你，但我还是觉得，只要努力、坚持，理想一定会达到。我最满意自己的，就是到今天，我还坚持在做新闻这一件事。
回过头来再看这些惊心动魄的职业经历和人生经历，我最有感触的首先是，一个人选择职业最大的标准就是热爱；其次，俄罗斯这个国家带给我很多、教会我很多。尽管战争残酷，有诸多不愿回忆的苦难情节，但我在这里成就了我的事业，遇到了我的爱人。
2021年，我参加了叙利亚伊德利卜省战役报道。
等我退休后，应该会回到中国，或者留在莫斯科，可能会去大学教书，但我会一直关注着这个用自己专注、热血和生命创建的俄罗斯记者站，看这里的记者们继续工作，就能感受到我的工作和生命还在延续着，这个职业带给我的满足感和愉悦感，也会一直延续下去。
我实际上很不愿意向社会公布自已的私生活，今年海军作家李忠效要创作一个作品，他通过多名战友动员我，以此写了本书《卢宇光传》，目前，正交出版，我从来没有系统总结过自己，老李是个严谨的作家，每一个细节都十分认真，甚至从海军档案馆找资料比对，感动了我，现在他正创作电影剧本和电视剧本。这些口述内容经老李同意，说了些皮毛。
卢宇光 | 口述
孔宁婧 | 撰文
呱 呱 |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