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故事硬核
于 2021-12-30 09:23:26
他从一个动荡和饥饿的年代走来，被迫落入流浪。可如今，这已经是他主动选择的生活了。他不会选择离开，除了死亡，没有什么能再终止他的流浪。
1、
百年流浪的终点站
104岁的史老汉自称从4岁开始就在外面流浪，到今年整整一百年了。
史老汉说，这一百年来，他跟随火车四处流浪，走遍了中国的东南西北。早年间，他去过东北三省，感觉沈阳还不错，哈尔滨的火车站就不行了，“在候车室也冷，一两天都走了。”郑州火车站东南西北都通，人流量太大，太挤，过道都没法睡。昆明停留了三五天，“到处有人掏钱，外边休息不安全”。他还提起，自己曾到过两个首都，一个是南京，一个是北京。不过，在前面提到的城市里，“哪里都比不上北京”。总而言之，他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都是一个原则，饭吃得顺口，容易讨到钱，他就乐意待下去。
如今，他坐在深圳北站附近的一个桥墩下，穿着一件捡来的黑色西装外套，贴身的毛衫和工装裤是陌生人买来送的。他带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一个棕色手提包，一个黄色编织袋，里面装着过期的牛奶、饮料。垫肚子的有馒头、花卷，有些已经长了绿色的霉斑。无论老汉走到哪儿，他都会把三个包袱带在身旁，特别是黑色旅行包，那几乎装着他的全部家当——有一床褥子，几件衬衫和裤子，扇子和雨伞，还有一面镜子和一把小剪刀，以便照出那张苍老的面庞，剪掉又长又白的胡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处火车站查得不严，史老汉没有身份证，也从不买票，坐了大半辈子免费的绿皮车，见识过大大小小的省会城市，就是不知道“经济特区”长啥样。1980年，深圳被设立为经济特区之后，关于这个城市发达的消息就在流浪汉们之间流窜，史老汉很早就想来这里看一看，说不定还能去一趟紧挨着的香港。
过来深圳之后，史老汉一直混迹在火车北站附近，时而住在人行地下通道，时而睡在河边，时而在街边铺一条毯子。一个多月前，他找到了新的落脚点，就在火车轨道的桥墩下。有人给他送来铺盖卷儿，他搁在百米外的老年健身小广场，那儿有两面墙壁，与顶上的立交桥围成一个夹角，挡风又挡雨。夜里，他和另外三位流浪汉做邻居。他说，这是他来深圳之后，睡过的最好的地方。
|史老汉起身，准备往桥外挪一挪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从一大清早开始，深圳整个天空薄云密布，似乎没有一个好天气。到了九点钟，却有一丝阳光洒下来，太阳越开越大，“天儿还可以。”史老汉说。
每天早上八点，从深圳开往西安的火车从头顶经过。他在路边摆好一个饭盒，里面放着几张纸币——最大面额不会超过五块，用一瓶酸酸乳压着，以免被风吹跑了。那瓶酸酸乳的外盒黏乎乎的，生产日期是2018年10月，几号字迹不详，保质期十个月，已经过期两年多了。
在街边，老汉从不主动要钱，“不愿意说好话，也不愿意说烂话”，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坐着。
“每天这么坐着，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还不是想多搞几个钱。”他的话语里有几分幽默。
深圳人来自天南地北，同样是讨生活，看到老人家孤零零的，愿意给几个钱。运气好的时候，史老汉一天能搞到400块，“比一般上班的人还多。”另一名清楚内情的流浪汉说。
不过，随着时代更迭进步，人们出门很少带现金了。一位年轻的姑娘，送给了老汉一串棉花糖、一串糖葫芦。另一位姑娘，留下了一杯温热的奶茶。还有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把一颗话梅味的糖果，放在老汉的饭碗里，蹦跳着，牵着妈妈的手离开了。
总的来说，一天下来，送吃食的人不少，史老汉倒也不担心饿肚子。碰到喜欢的，他会多吃两口，不喜欢就少吃两口。退一万步说，即便没人给吃食，编织袋里还有一些坏掉的馒头，“饿不着。”
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很多过路人都知道老汉。一位来深圳十多年的老先生，每天接孙子放学，从这条道路过，看着老汉慢慢变老，自己也慢慢变老。他曾看过老汉的身份证——用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包裹着，收在西装的内兜里，上面显示着：
姓名，史志刚。性别，男。民族，汉。出生，1917年3月27日。住址，河南省中牟县韩寺镇兴隆岗村105号。
|史志刚的社保卡和身份证
那位市民感慨道，“104岁啊，你想想，深圳100岁的老头才不过20来个。”
到了这把年纪，史老汉身上没有一点病痛。然而，一些衰老的特征还是显露出来——褶皱的面孔发黑发黄，颜色跟袋子里变质的馒头表皮有些仿佛。眼角肌肉失去弹力后，左眼皮只能轻微抬起，漏出一条缝，看不太清了，另一只眼还能打开一个小口，露出灰白色的眼球。说话的时候，他的舌头不停打颤，唾沫不受控制地飞溅出来。他的牙齿也快要掉光了，上下各剩了一颗，还在坚持着，让他尚能体验咀嚼的感觉。偶然，路人送来一碗红烧牛肉面，他咬不动牛肉，嚼一个味道，再把肉渣子吐掉。
也有一些不清楚内情的路人会停下脚步。一天上午，一位拄拐杖的七旬老太，去医院取药时经过。这年头，她看新闻报道得太多，一些身家几百万的人还要出来讨饭。她义正言辞地对老汉说，“我可能比你大一点，批评你，不要生气晓得吧！赶快回家！”听旁人解释了缘由，老太太吃惊得捂紧了嘴巴，“104岁？看着不像。”又赶忙向老汉道歉，“刚才对你的看法有点片面了。”
一个扎着皮腰带，穿Polo 衫的中年男性，听了老汉的故事，打趣地说，“河南人才很多啊，驻马店知不知道？”他拿出一瓶白酒，“这是好东西，喜欢喝的话，送给你。”
老太太一瞧，赶忙制止，“年纪那么大了，万一高血压，喝出毛病了。”
“以后是不是要问我负责？”男人想了想，又把白酒拿了回来，“算了，还是别喝了。”
一个自称是派出所巡警的小伙上班路过，对老汉说，“深圳蚊子叮你那个脸，拿点钱去买花露水。”他观察到老汉的眼睛，又补充道，“你的眼睛不行了，要去买一下眼药水。”
“我什么水都不用。”老汉这才淡淡地搭理了一句。
尽管日子落到了这般光景，史老汉的情况还不是最糟糕的。最近几天，深圳早晚天气变凉，有好心人给他送袜子，还有一双黑色的方头布鞋。一位50多岁的流浪汉打这儿过，说自己还不如老汉，“我就只有一双拖鞋穿。”
他盯着史老汉脚上的那双新鞋，又感叹了一次，“我就只有一双拖鞋穿。”
2、
逃荒
时间快到正午，太阳升到了头顶，晒到了老汉的包裹。他站起身，提着几十斤重的家当，往阴凉处移了移。
在老汉一生的记忆里，关于饥饿和死亡的部分尤为深刻。他反复讲述，一岁时，母亲去世了。父亲把他托付在熟人沈家，在外面讨生活，一年到头不回去。那时候，沈家夫妻已经五六十岁，他们没有地，打不着粮食，经常一天就吃一个馍，有时候一顿都吃不上。
1920到1921年，史志刚从三岁长到四岁，华北地区发生大旱灾，波及五个省份，河南也在其中，资料记载灾民3000多万人。一位救济人员说他在河南20年，从未看到如此多的儿童被贩卖，男孩被卖作养子，价格从3元到80元不等。更多人选择背井离乡，去别处寻找生机。也是在那一年，史志刚的父亲回到了村庄，决定带着三口人逃荒，往西走。
史志刚记得，一路上，大片都是逃荒的人群。有的推着车，有的挑着扁担，有的挎着包袱，还有的什么都没带，空着两手。史志刚说，父亲当时推了一辆独轮车，装着被褥和其他家当。一开始，他们和沈家老人走在一起，后来到了火车站，人太多了，不小心失散了，就剩下了父子俩。那是在一个天不太冷的时节，他打着光脚，跟走在父亲身旁，“没一件衣服，没有裤子，也没有鞋子。”
他们沿着火车轨道，一路向西，时而扒火车，时而步行，天黑了就在路边睡。一天夜晚，他和父亲宿在一间小小的土庙里，里头供奉的神仙也是土做的。一夜过去，到了第二天早晨，父亲却没有醒来。两个汉子走进来，叫唤着躺在地上的男人，才发现，已经没有气息了。
“他们对我说爸爸死了，我都不懂死是啥，也不知道哭。”两个汉子抬着他父亲的尸体，在前面走得很快，他的脚力撵不上，跟着慢跑起来。后来，他们到了一个山坡上，忙活了将近一个上午，才挖了一个土坑，把父亲浅浅地埋了。整个过程，他都在旁边沉默地看着。
之后，史志刚跟着两位陌生人回了家。主人家让他干活，他连割草也不会，不乐意待下去，决定回村子里，寻找沈老头和老太。他说，他还记得村庄的名字，也记得爸爸的名字。一路向东，他顺着火车的轨道返回，走了好长一段时间，还真回到了村子里。
然而，沈家老人却没有回来。邻居好心收留了他，可粮食太过紧张，史志刚吃不饱，才又重新去了火车站，开始流浪。
|史志刚睡在街头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社会动荡，不少孩子的父母或因战争而去世，或因生活所迫而离家。在车站，史志刚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同龄人，他们每一日都在找吃的和住的。史志刚不敢往饭馆里去，站在小摊前，看着别人买馍馍，“伸手要一点，人家就这么掰一点。不伸手还没有那一口。”他们过着有一夜没一夜的生活，时而栖身在车站，人满为患时，就不得不找一面背风的墙壁，缩在角落里睡觉。
运气好的时候，史志刚能在街面上找到空房子，或者去一些破庙里，和各路神仙一起过夜。冬日里，“下雨了，下雪了，搁外头都冷了，一些好心人愿意把流浪的叫到家里，给一顿吃的，给床铺和被子，到了第二天早上，有的还叫吃过了早饭，才说，‘你走吧’。”不过，不少孩子睡不到天亮，半夜三更就起来，偷别人的钱财，被褥也给拉走，跑掉了。
那段日子，史老汉说每一年都有逃荒的人，但他没怎么饿着。直到有一天，他感到街道的气氛发生了变化，城里人都不敢出门了。有人说，日本人打进来了。再过不久，他就看见轰炸街道的飞机，来了一架，又来一架，前一秒还是鲜活的生命，后一秒就变成了尸体。轰炸过后，街面上几乎留不下一个活口。那些不再动弹的躯体，会被拉到村边上，散发着恶臭。史老汉用戏谑的口吻说，“狗不嫌臭，狼也不嫌臭。”
那年代，饿狼和饿狗都太多了，争抢着跑出来，啃噬尸体。
3、
被卷入时代的热潮中
一只老鼠从角落里窜了出来。大概是闻到了饭菜的香味。史老汉正吃着一份饭堂阿姨送来的快餐，有三块鸡翅、炒鸡蛋、蔬菜和米饭。老鼠一边嗅着，一边快手快脚地移步，走到半途，突然折返，不过一会儿，唤来了第二只老鼠。
接着，出现了第三只。第四只。第五只。
“老鼠也要找饭吃啊。”史老汉说，然后专心地啃起了鸡翅。
为了找口饭吃，战争结束之后，史志刚来到了北京。他记得，那时的街道有了一种喜庆的气象，四处贴满了红色的标语，插着红色的国旗，还能看到领袖的头像。大部分时候，他就在北京火车站待着，冬天候车室里有暖气，“光穿一个薄衫都不冷了，里头也有开饭馆的，吃饭都熟悉了，也不用出去。”
要是在北京待腻了，史志刚坐上火车就走了，去别的城市转一转。他记得，战争年代，很多小地方没有候车室，只有一个小小的房子卖票，人挤来挤去，别说坐位了，连站的地方都没有。车站里还有卖廉价铺位的，提供给那些深夜下火车的人，赶一大早火车的人。新中国成立后，日子平稳了，火车站的条件才慢慢好起来。
多年来，他透过火车的窗户，看到国家发生了太多变化，草房子逐渐变成了瓦房，村庄也越来越大。他还主动提到，曾有一年，听说中国人口多了2个亿，“加起来有13亿了，可地还是那么些地。”
“你是担心地不够种，粮食不够吃吗？”
“那咱要饭的不管那个事。”他笑着说。
|早上，史志刚的早饭是一份肠粉
那些年，史志刚在别处转了一圈，会再回到北京。有时，遇到同是流浪的从别处回来，饿得浑身稀瘦，“哪里都比不上北京啊。”他感叹。不过，北京的候车室里也不好待，有办事儿的查到了，会把他们赶出去，再送回原户籍。
即便被抓到了，史老汉也是不害怕的，“接着流浪就对了。”
只有一次例外。那次，他和一群流浪汉被集中送去了一个钢铁厂，后来才知道是“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偌大的厂子，分白班和夜班，昼夜不停产，史志刚被卷入一股时代的热潮中。他所在的那一支队伍，一共100多号人马。开头一个月，他在那儿白干活，把一些炼坏了的钢材，搬运归拢至一处。到第二个月，他就领到工资了，成了正式工人，“有那个牌，去哪儿都行。”
在那段期间，坐火车要有单位介绍信，油粮布凭票供给。公共交通也讲买月票，史志刚买过几回，五六块钱一张，一个月坐车都不要钱。他去过天安门，看过升国旗，但没往故宫里头去，“排队的人太多”。
回到工厂食堂，人们吃的是大锅饭，流浪汉看见吃的就往嘴里塞，“吃饭都抢。”职工提意见，不让流浪汉进餐厅扰乱秩序。后来，他们就只能在门外，排队领饭。
史志刚说，那一批流浪的，没一个正经人，很多是骗子。年轻的不愿意干活，“会抢，会摸钱，那个来的容易，很多都跑掉了。”他却愿意留下来，原因很简单——有饭吃，有钱拿，是个有身份的人。他在厂子里待了两年多，直到有一天，百号人马不知缘由地被解散。
他从那股热潮中退了出来，重新回了火车站，“该要饭要饭。”
|晚六点，天快要黑了，下班的人们走在街头
往后，国家又发生了很多变化。知识青年背着包袱，出现在火车站，他们要响应国家号召，去支援农村和边疆。街道上，四处张贴了劳动人民的宣传画，一手拿枪，一手拿着语录。孩子们不上课了，戴着红袖章，坏分子被拉到了大街，站在板凳上。
许多人跟着这些时代的大事件沉浮，史志刚的生活却没受到什么妨碍。那段日子，他过得淡淡的，似乎与那个时代不相关，只需要为自己的生计发愁——年龄逐渐变大，还是没有钱，不知道怎么找对象。他主动聊起，在过去，很多地方可以看见站街女，“以前是明着来，现在是暗着来。”不过，他说自己从来没有玩过，“不花那个钱。”
“那你会感到孤独吗？”
“不知道那个事，光吃饱不饿就行。”
“你不希望有人陪伴吗？”
“陪伴，不陪伴，都行。”
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在另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里，却显露出他对亲情和陪伴的渴望。一次，他特地回了趟村庄，是想看看沈老头和老太回去没。他说，那是把他养到四岁的人，也算是半个亲人了。可老房子依旧空着，“估摸是死在外头了。”他失落地走了。
还有一次，同村人告诉他，他有一个舅舅的，虽早已过世，但舅母和两儿一女还在。“我去看一看。我走到他们村庄了。他们（表兄弟）都不认得我。”史志刚在表亲家住了二十来天，毕竟不是自己家，他不好吃白饭，也要给庄稼除草，打面粉做馍。一天，一位姓史的同族找上门来，邀请他去家里做客。史志刚又上那儿住了两月，到后来，主人就有逐客的意思了。
“他叫我走就走了，出了那个门，就不愿意回去了，（表兄弟家）也不愿意去了，不是长久的法子。”他说，在那片土地上，他没有真正的家，也没有属于他的房子。
更别提往后，一代又一代人更迭，“回去没人认识我，我也不认得别人。连个落脚喝水的地方都没有。”因此，除了找村长弄纸质的身份证明，盖大队公章这类事，他再也没回过村子里去。
4、
流浪的阻碍
下午，街道略微空荡了起来。太阳斜斜的，一点点往西偏倚。
明暗变动着的光线打史老汉的面庞上。他的一天很短，一辈子又长得摸不着边。他从不管几月几号那个事儿，到了一定时候，街头会传来放炮的声响。过路的小孩笑着说，“过年了”，他就给自己加一岁。
来深圳之前，史志刚经常到广州火车站。那时候，人民公社解体了，“统销统购”的政策松动了，很多农村的外出务工，拎着大包小包出现了。那是让史志刚感到不太安全的时期。他在广州遇到过小刀割皮包的，抢钱的，“钱在身上都放不住。”有的文明些，要等他睡着了再掏口袋，有的则是明着要，“有钱没有，拿出来，”他照他们的样子比划起来，“不给就连打带踢，这种人还活着嘞！”他气愤地说着，舌头颤抖得更厉害了。
再往后，政策又收紧了。国家先后发了好几个通知，”严格控制民工外出“，“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要用法律、行政、经济手段实行有效控制和严格管理”。史志刚感到街面上的气氛变紧张了。时常有穿制服的人来回检查，“走在路上，都要问你要证。”他随身带的一张纸质身份证明，早已失去效用，后来被他放在衣服里，洗烂了。他不得不回乡重办，证明的模样也早已变了模样，从原来的纸张，变成了一张小小的卡片。
自打史老汉来到了深圳，时间就跨到了21世纪。街道变得宽容了，他没有再被遣送过。相反地，深圳政府还相当关照，给他办了老年免费乘车卡。城管上街检查，也只是拍照，“最近这几年，我们担心他会出事了，差不多每天都过来看他一下。万一真要是说发烧了，不行了，我们赶快联系民政部门。总不能给人家扛走吧，是不是？”
然而，在新时期里，另一些阻碍老汉流浪的因素出现了。
曾有一家志愿机构出于好意，希望老汉的流浪生活就此停住。志愿者组长专程找来，要送他回家。老汉心里不乐意，但不好意思拒绝，跟着他坐绿皮车回去了。下了车，有七名政府人员来接，再用小汽车把他送进了乡镇的养老院。他们还给老汉办好了社保卡，每月有1000多元的补贴。
|一名志愿者帮老汉理发
养老院里，住的都是在外流浪返乡的人员。史老汉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面的电视机是彩色的，空调可以改变温度，还有护工专门送饭、打扫卫生。每天，老人们没什么事做，在院里头种了点蔬菜，拔拔草
他怀念在街头的生活。尽管早晨不知中午吃什么，日子过得却恰好投合他的脾胃。他在街头相当舒心，不怕深圳夏天的炎热，冬天则不太寒冷。
环卫工人来回清扫街道，早上会清理他的粪便，中午带走他的餐盒，有时用洒水道具冲掉他的口痰、菜汁板结在地面的污渍。一位上班的年轻人，每天早上给他带早餐。还有一名外卖小哥，原先给他送米饭，发现河南人不爱吃，后来改送了面条。到了夜里，有一位四十来岁的大姐，偶尔给他送粥。
他在街头来去自由，也习惯与这些人们保持浅浅的关系。那已然是老汉一辈子的生活方式了。
他给志愿者打电话，说要回街头要饭，”每天都能搞点钱。“志愿者一再向他解释，时代政策变好了，政府会给他钱的，老汉感到不太相信，“1000多块，能打到我的账上？”他们又解释，只有留在户籍地，才能领到这笔钱。老汉说，那宁可不要了。
他在养老院耽搁了一年。等病一好，他挎着黑色的旅行包就跑了，从郊区坐车去火车站，买了夜里十点钟的票。他还记得，那趟车是从西安开往深圳的，途径郑州，票价201块，“现在都要买票了，差一分都不中。”他说。他在火车上坐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夜里九点钟，就到深圳北站了。“坐12路车，跟开车的一说，到人民桥，都对了。”两站路过后，老汉又回到了熟悉的地界。
老汉回来后，另一名志愿者曾按照老汉身份证上的地址，给河南乡一级政府打过电话，确认了老汉的信息，问能否将他的社保和补贴转移到深圳。对方无奈地说，没办法。
后来，河南乡一级政府又来了一波人，陪老汉待了三天，劝他回去。这回，老汉是打死都不愿意离开了。甚至在深圳的台风天气，街道办让他去救助站。史老汉也不肯，跟他们闹起来，“我一百零几岁了，你还抓我干什么？”他固执地辩驳，“我还没见刮风刮死人的。”
“所以街头就是你的家吗？”我问。
“对。就是这么回事。”老汉说。
|史志刚隐没在夜里
只不过，老汉的“街头生意”不好做了，技术的革新也想中断他的流浪生活。“钱没人给，三天最多要到一张五块，买水都不够喝的。”
这时，老汉提起了那个曾给他打印收款二维码的女人，隔一个月来给他送饭，三餐如此，还管他的衣服、鞋子，帮他理发，剪指甲，“什么都不差我的。”史老汉没什么好联系的人，因此一辈子没用过手机，那女人把自己的二维码打印出来。前几年，女人因工作变动而离开。临行前，她把收到的三万多元，换成一叠现金，一次性给了史老汉。
老汉把那笔钱存进了银行。如今，他隔个一二十天，会去存一次钱，却一分都没有取出过。他对那笔钱是有打算的，要等到有困难的时候再用，“生病了，没有饭吃了，我都不发愁。”
女人离开后，史老汉没有掉眼泪。他的情绪就跟他的日子一样，淡淡的。在那之后，与他关系最密的是一个小小的收音机。那是他主动花钱买来的，安上电池，按下开关，各种新闻、广播、歌曲就从黑盒子里流淌出来。到如今，用了两年多，小收音机坏了，他就没有再买了。
“没有那个需要了。”他说。
5、
除了死亡，没什么能终止他的流浪
已经是夜里十点钟了。黑暗爬升起来了。街面的车流声变小了。老汉的一天也接近尾声。
那双粗糙的老手，颤抖着，一张一张地数着纸币，把褶皱的地方轻轻抚平。硬币则摞成一个小的圆柱，叮叮当当的，掉进了褪色的塑料袋里，扎紧捆好，以免散落在四处。收拾好之后，他提起几个包，跨着弯曲的两腿，蹒跚地走回自己的栖息之处。
这天夜里，天空密密匝匝地落了点雨。街道暗潮潮的，此刻已不被人们需要，才被流浪的人群重新占据。
在他们组成的世界里，快乐来得简单，比如赚到小钱了，找到吃的了，有被子盖了，下雨天有地方躲雨了，就能高兴好一阵。当然，流浪汉们争吵，打架，理由也很简单。比如为了抢睡觉的地盘，有的就为了一块钱，或者一口吃的，脾气上来了，“把人活生生打死的，这种也不少。”一名流浪汉说。
从金钱的角度看，流浪汉之间的关系或许是更残酷的。史老汉一辈子没遇过一个知心的朋友。流浪的人要跟他多说两句话，接下来就是借钱，“都是这个事。借了就是白送，打风刮跑了，回不来了。”因此，即便是睡在隔壁的两人，对于彼此从哪儿来，为什么流浪，经历了什么，也从不过问。“各人要各人的饭，各人找各人的地方睡。”史老汉说，哪怕有认识的人生病了，他也不会上赶着去，“认出你来了，掏钱不掏钱了？”
睡在史老汉隔壁的邻居说，此前，他从未想过会落入这个残酷的世界。可在一年后，他慢慢享受流浪的生活，“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玩就玩”，人的意志很容易被消磨了。
“每个人都是会变的。”有一段日子，他沉落下去，变得什么事都不想做。“说白了，出来打流的，很多人都是抱着过一天是一天的想法，明天死了就死了。”去年，在桥墩底下，一个二十来岁流浪汉，睡在他隔壁，就这样睡死过去了。
警察来了。他被拉走了。之后，不过是送去火葬场火化了事。
然而，这位邻居从未想过像史老汉一样在街头老去。要是攒够了钱，他会回家的。许多流浪汉也是如此，他们对“正常生活”还有渴望，偶尔做着美梦，中个几百万的彩票，请大伙吃一个月，再回去买房子，买车，找老婆，做点小生意。
不像史老汉，他从一个动荡和饥饿的年代走来，被迫落入流浪。可如今，这已经是他主动选择的生活了。他不会选择离开，除了死亡，没有什么能再终止他的流浪。
|夜里，史老汉翘着二郎腿，准备睡觉
老汉唯一留有的念想是去香港。“这个地方（深圳）很早就来了，就想去香港。”他曾去办过一次“边防证”（港澳通行证），但听说，证件五六天就会过期，还听说，被办事儿的抓到了，身上什么都要给没收了。这么一想，他又不敢去了，于是到现在，香港还一次都没有去过。
“每天重复同样的生活，不会没有意思吗？”
“没意思能怎么着，也不能死喽。”老汉笑了笑。
“你害怕死吗？”
“不怕。”
“那你还要活多少年才满意？”
“我没什么病，活200年，300年都不要紧的。”老汉提高了音量，语气里带着得意。
在他的概念里，死亡仍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他说，“我很小没有妈妈。死了。给我找到一个老头老太婆。有时候吃一点，有时候一点也没有。那不是也活着。”现在日子好过了，他更愿意活下去。“吃饱饭就对了。”
夜色更加沉了。一只流浪猫在暗夜中露出了头，大概是受到了老汉的惊扰。它警惕地瞧着老汉，滚动的眼球发出绿光，扫了一圈四周，随后窜到了另一个隐蔽之处。
伴着过往车流的声音，修路打桩的声音，深夜火车过道的声音，老汉很快酣酣地睡去。
=========================================================
前言 2021年春节后，母亲接到通知，要她回之前的老小区参加居委会组织的拆迁摸底调查。那天，一众老邻居围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说的全是半年前因病离世的王婶。 “唉，盼了十几年，终于盼到了拆迁，人却不在了……” “她就是没这福气，再坚持半年也好。” “是个好人啊，这些年不是她四处反映，恐怕这次拆迁还轮不到咱们。” “话不能这么说，当初她如果不闹，或许这事儿几年前就办了。要我说，拆迁拖到现在，就得怪她！”有人反对。 “唉，她不也是为了给大家多争取些利益？人都没了，就别再说这话了……”又有人劝。 “屁，她为了谁？谁求她了？‘为大家争取利益’？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自己？” 很快，居委会干事出来，给每人发了一份摸底调查的表格，大家的讨论便戛然而止了。
1
长桥小区的前身是汽车厂宿舍，王婶在那儿过完了一辈子。
王婶40年代生人，父辈是汽车厂创立时期的元老，她自小就住在大院里。后来到了上班的年纪，她进了汽车厂，接着结婚生子，丈夫和三个孩子也都是汽车厂的职工。他们夫妇住在宿舍区南侧一套60平米左右的福利房里，两个女儿婚后都陆续分到福利房。只有小儿子上班的时间稍晚，厂里暂时没有合适的周转房，便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
王婶1米7的个头，斑白的齐耳短发很有精神，她待人热情，人缘很好。我们两家曾是邻居，小时候我父母上班忙不过来，王婶就去幼儿园接我，还带我去她家吃饭。她退休前又和我姑姑在同一个办公室里，两家走得很近。
后来，我家搬出了大院，每次我跟着母亲回去办事或走亲戚，经常看到王婶和姑姑坐在大院门口的广场上乘凉或晒太阳。她们叫住母亲，聊些家长里短，当然，大多都是关于房子的。
“唉，老大家的房子又漏雨，你说去年刚做过防水，怎么又漏了。你那口子有没有做这方面的朋友，帮忙收拾一下……”王婶时常抱怨。
“可不是嘛，我那儿下水道也是堵了疏疏了堵，像咱一样，都老了，不中用了。”姑姑在一旁附和。
母亲摇头，说自家的老房子也是同样状况，只好三天两头去立交桥下找工人维修。母亲问她们：“听说XX宿舍要拆了，你们住这儿消息灵通些，咱这儿有啥信儿没？”
王婶和姑姑都摇头，说没有。然后三人一起叹气，盼望着拆迁赶紧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拆迁”是汽车厂职工宿舍住户最关心的问题。
这片宿舍兴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有联排的红色苏式建筑，整齐挺拔的法国梧桐和规整的水泥街道，如同一个独立于城市之外的卫星城。在最红火的时候，汽车厂的福利房和配套设施几乎可以惠及每一位职工——子弟学校、职工医院、供销商场、电影院、大礼堂和公共浴室应有尽有。在那个外界购买蜂窝煤尚需凭票的年代，汽车厂宿舍大院就已实现了集中供暖。
直到1995年，汽车厂破产改制，宿舍大院才逐渐破落。往后十年，更名为“长桥小区”的汽车厂宿舍俨然成了市里有名的棚户区——物业离开后，曾被当作标志的苏式楼因年久失修逐渐成为危房。职工医院取消，供销商场关闭，子弟学校搬离，连大院里的锅炉房都因年久失修成为安全隐患，与公共澡堂一同被废弃。于是，在周边小区集中供暖普及的时候，大院居民们却又重新开始四处购买蜂窝煤。
从外面看，汽车厂宿舍小区十分凋敝。原本宽敞的水泥街道变得破碎，遇到雨雪天气时便泥泞不堪。居民们在道路两旁搭建各种小屋，当作自家的储藏间。半空中拉扯着不同颜色的电线，时常因为非法用电发生火灾。绿化带早已面目全非，变成了居民停放各种车辆的临时停车场……
生活条件恶化，但外面商品房的价格却居高不下。厂子破产后，能够真正做到“从头再来”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职工都没有得到新厂子“回厂上班”的通知，只能买断工龄重返社会找工作，基本都是靠跑出租、摆地摊、打零工维持生计。
那些年，常常有人开玩笑：“还在大院里住的人才是真的‘无产阶级’。”
王婶的孩子们在汽车厂改制时选择买断工龄，之后的十几年，一直在外打工。大女儿一家原本在市里买了房，但后来离婚，房子判给男方，她又搬回了大院。二女儿一家则一直住在大院，夫妻二人下岗后，在附近的大市场里做个体户。
王婶退休前是汽车厂的工会主席，也是少数依旧住在大院里的领导。因此，她在大多数普通职工眼里是可以“上达天听”的人物，又因为人缘不错，经常有人来问她拆迁的事情。
有的说孩子准备结婚，拿不准该不该装修旧房；有的说准备换房，不知这关口合不合适；还有的直截了当——“您跟‘上面’比较熟，能不能反映一下宿舍大院情况，让咱们也享受一下拆迁政策。”
王婶说：“厂子都没了，我去找谁反映情况？是当过工会主席，但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她还是热心，私下问过不少人，也反映过情况。只是现实就像她说的那样，厂子没了，她也早已退休，能得到的消息不比普通职工多多少。
2
那些年，省城房地产业蓬勃发展，与汽车厂宿舍情况类似的化肥厂、酒精厂和毛巾厂宿舍，已逐一更名为“万科XX城”、“恒大X苑”、“保利XX府”。原住民要么拿到了一笔不菲的补偿金，要么分到了比原住宅更大、更好的新房。
2008年8月，汽车厂隔壁的研究所宿舍也要拆迁了，大家兴奋不已：“化肥厂、酒厂、钢铁厂全拆了，轮也该轮到咱这儿啦！”
“听说化肥厂房子小，拆迁还建给了1：1.3。毛巾厂房子大些，却只给了1：1.15，毛巾厂的人不同意，准备闹呢。”
“1：1.3可是不小，合着50平方的老房子能给到65平方的新房子……”
“咱这儿八成还会高些，起码得1：1.4吧，咱厂比他们三家都穷，好多祖孙三代住在一套房子里的，不给高些，他们不得答应搬呢。”
“咱这地段好，估计开发商不同意回迁吧，可能要集中安置到更东边去，咱都不能答应。为啥？傻呢？那边的房价才到多少？”
那段时间，汽车厂里的讨论此起彼伏。母亲把听来的消息兴奋地讲给父亲听，想跟他商量以后是要新房还是要补偿款。父亲问消息从何而来，母亲说全小区的人都知道了。
“人家说的是隔壁研究所的宿舍拆迁，关咱们什么事儿？瞎操心！”
“两个小区挨着，院墙都是公用的，要拆肯定一块儿啊。再说，研究所小区才建起来多久，都是新楼，既然要拆，哪会拆他们不拆我们？”母亲反驳。
父亲摇摇头，表示不想争论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拆与不拆，等政府下文件即可。母亲又说起王婶，在所有讨论这事儿的人里面，数王婶最兴奋，也最担心——她家60平米的房子，哪怕按照1：1.4还建也只有84平米，去掉公摊后，实际使用面积跟现在也差不太多，恐怕还得跟儿子一家挤在一起。
后来父亲问姑姑，王婶是不是真干过厂里的“工会主席”？在他的印象里，既然当年是领导，按道理现在不该为了房子的事情发愁。
“她不像你想的那样。”姑姑说王婶以前做事光明磊落，敢为普通职工的事情跟厂长书记拍桌子，所以职工都敬重她，“她当年要想多搞几套福利房，还不就是去隔壁办公室跟厂长打个招呼的事儿。但人家就不这么做，为这，她小儿子怪了她多少年……”
2008年底，研究所宿舍拆迁项目动工了。
与汽车厂大院相邻的那道院墙就像一条深深的鸿沟，墙那边，挖掘机将旧房推倒，盖起新楼，研究所职工们欢天喜地搬进新家；墙这边，汽车厂的居民们默默叹息，继续修补自家漏水的老破小。
有些好事者愤愤不平，咒骂隔壁开发商“黑了良心”：“不就是看我们穷，担心要的价高，所以不来拆嘛！”
“真是‘越有的越有’、‘越穷的越穷’，他们那房子才建起来多久就要拆了，我们这儿都是爷爷辈的房子，却放着不不管……”
“有啥办法呢，谁让人家是‘机关’，我们是‘企业’呢。人家领导有本事，我们的领导，嗨！”
“人家开发商又不是来扶贫的，当然哪里好拆拆哪里……”
一时间，大院居民们说啥的都有。也有人说不用着急，拆完了他们，很快就会轮到我们，毕竟两家只有一墙之隔，不能让差距太明显。
的确，就在研究所宿舍更名为“XX雅郡”后不久，与汽车厂宿舍一街之隔的烟草公司宿舍也传出了动迁的消息。
汽车厂宿舍居民再次兴奋起来，因为一同传来的还有市里关于兴建东城CBD的新规划。人们从规划中读出，汽车厂、皮革厂、钢铁厂、造纸厂等相邻七八家单位宿舍区，都处于东城CBD建设征地的范围之内。
小道消息顺势而起，本地论坛里，有人说烟草公司拆迁的还建比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1.5，不要安置房的人能拿到百万以上的补偿款。
立刻有人回帖表示不满，说烟草公司本来就属于垄断企业，工资和奖金高，福利也好，凭什么还给他们这么优惠的拆迁条件？
紧接着，就有自称烟草公司的网友回帖反驳说，自家三代人住在同一套房子里，这些补偿款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大家又说，其他单位这种情况多了去，况且效益还都不如烟草公司，让他们不要“赚了便宜卖乖”。
更多的网友则在讨论，如果烟草公司宿舍拆迁能拿到1：1.5的还建，那之后其他单位拆迁会不会拿到的比例更高？
“皮革厂那边据说能谈到1：1.6”、“造纸厂那边放话了，他们的地段最好，给房子的同时还得有货币补偿！”类似这样的消息迅速从线上传到线下，如果网上的消息是真，那汽车厂宿舍大院的拆迁无疑会解决大多数人眼前的困境，大院里又是一阵欢腾。
“造纸厂那地儿好个屁！不错，是有条河，但他们厂过去排污排了几十年，早就烂透了，怕是会倒扣分吧！”
“幸亏之前研究所宿舍拆到墙边不拆了，不然咱可损失大了……”
“是啊是啊，他们才1：1.2的比例，咱这儿起码不得1：1.6起，两下一对比，他们一家损失十几万呢。”
“不行，咱这儿也得跟造纸厂一样，给房子的同时给货币补偿，不然不得搬，反正市里要建CBD，耽误不起，只要咱扛得住，翻身在此一举！”
3
2011年初，烟草公司宿舍的动迁文件下达，令人失望的是，还建比例和研究所宿舍一样，只有1：1.2。而且原址要改建成商业区，住户不能回迁。
舆论一片哗然，纷纷吆喝说这条件绝不能答应。有人在网上发起号召，希望烟草公司职工们能“闹一闹”，给政府和开发商一些压力——提出这些建议的远不只是烟草公司自家职工，还有临近几个单位宿舍的住户。大家都担心，假如这次拆迁烟草公司宿舍开了先河，之后的拆迁标准会同样执行。
那段时间，大家都没怎么见到王婶。姑姑说大院里不少退休职工都在找她，可她似乎“躲起来”了。
母亲问为什么，姑姑说那些退休职工听说烟草公司职工准备“维权”，希望王婶能牵个头，“现在咱们帮他们，过后他们也会帮咱们。”
原来，除汽车厂宿舍外，周边造纸厂、皮革厂和毛巾厂宿舍也都有职工抱着这同样的想法。他们认为帮着烟草公司职工提高这次拆迁补偿标准，之后其他几个单位宿舍拆迁的标准也会相应提高。
母亲有些疑惑，觉得这事儿有点悬，且不说我们有没有资格掺和烟草公司那边的事情，就算这次帮他们争取到了利益，汽车厂宿舍还不知道啥时候会拆，到时人家该拿到的都拿到了，哪还会管我们的事。
姑姑叹了口气，说事到如今也只能赌一把。大家觉得王婶退休前当过“领导”，圈子比我们这些普通工人要广一些。只要她同意参加，大家也就有了主心骨。
“咱这儿住的都是穷人，如果按照烟草公司宿舍1：1.2的还建比例，咱即便加钱也买不起新房。何况还建后好多情况都变了，要收物业费、保洁费，停车可能还要缴停车费，这些咱都负担不起。要是借着烟草公司那边一起争取一下，对咱以后也是个莫大的帮助。”姑姑说。
“王婶同意没？”
姑姑说，最开始王婶确实不同意，对大家说“没有用”。但后来找她的职工越来越多，她似乎又动摇了。因为1：1.2，她自己都接受不了。
姑姑说起2号楼那个张老太，天天去找王婶，“张老太太家和她房子一样大，家里马上四世同堂了，儿子儿媳住在储藏间，孙媳妇现在也挺了个大肚子，就等着拆迁换房子……”
4
令众人意想不到的是，烟草公司宿舍拆迁闹出的喧嚣几乎是在一瞬间消失的。
原来，拆迁补偿标准出台后不久，烟草公司又下达了一份内部文件——为解决拆迁职工家庭换房问题，烟草公司在原拆迁补偿方案基础上会给予一定的帮扶措施，大概每位拆迁职工可以从单位额外拿到几万到十几万不等的补贴。
这个做法相当于釜底抽薪，已经做好大闹一场准备的烟草公司职工们立刻偃旗息鼓，高高兴兴地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维权”一事再无人提。本地论坛一下子安静了，许久才有人酸溜溜地说：“你们命好，摊上个好单位，我们命贱，摊上了烂企业。”
大家都想发火，但也不知道这火该冲谁发。毕竟烟草公司职工们没有半点错误，换谁都会这么做。可一肚子愤怒终究得找个发泄的渠道，所以，很快就有汽车厂职工把矛头对准了原领导，继而又转移到了王婶身上。
“听说，烟草公司就是有一位住宿舍的老领导，看到拆迁标准之后为职工鸣不平，去公司反映问题，他们才有了额外补贴。你看人家的领导，再看咱们的领导，就知道坐在门口晒太阳！”
这话不知是谁说起的，但很快就在汽车厂大院里传开了，话里话外说的是谁，大家心知肚明。之后的一段时间，见面跟王婶打招呼的人少了，背后对她指指点点的人多了。王婶很委屈，但这种事情又没法主动辩解，她就不再去门口的小广场了，只能跟熟人絮叨几句。
“为什么怪我？厂子都没了，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不想找个宽敞地方养老吗？我不想给孩子搞套房子吗？商量（串联维权）的时候我也去了，人家不搞了，我能怎么样？”王婶满腹委屈。
姑姑劝她别跟那帮人一般见识，以后也别再掺和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可王婶还是为近在眼前的拆迁感到忧虑：“如果我们以后跟他们的拆迁补偿标准一样，那可就苦了。要想住新房，每家起码得额外拿出十几万来补足多出来的平方数，我不知道你们家，反正我们家拿不出来，这个院里能拿出来的也没几家。与其这样，还不如不拆……”
母亲也劝王婶别想太多，毕竟还没有官方消息，难说过几年国家政策会不会变。兴许“东城CBD”项目一开工，我们这边的地价涨了，到时即便还是按照1：1.2的比例拆迁还建，但补偿款足够在别处买到更大的房子呢？
王婶叹着气说：“但愿吧。”
再往后，大家对于拆迁的期待感与之前有了差别。
已经在外买了房的人依旧盼着拆迁，而一直生活在宿舍区的人却很矛盾——既希望拆迁还建能改善居住条件，又担心执行同样的拆迁补偿标准，自己非但住不了新房，还得搬到更偏的地方居住。
“在厂里当了半辈子工人，人到中年下了岗，除了上班干的那些活外啥也不会，靠什么赚钱？上有老下有小，还得自己缴社保，拿什么买房？”王婶时常跟母亲念叨这句话。
她本人在汽车厂破产前办了病退，但儿女都赶上了下岗潮，勉强混个温饱可以，但真正赚到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汽车厂，像她家这种祖孙三代挤在一套宿舍里的家庭还有很多。
大家怀着矛盾的心情，一直等到2013年底。可这次接到拆迁通知的是皮革厂宿舍。
5
在所有相邻的厂区里，汽车厂宿舍住户对皮革厂宿舍拆迁的关注度最高，一是因为两个宿舍相邻而建，围墙之间就隔了一条2米宽的小路；二是在“东部CBD建设规划”中，汽车厂宿舍和皮革厂宿舍的地皮同属一个建设项目；三是皮革厂与汽车厂一样，早在20年前的国企改革中便不复存在，两个家属区的住户经济条件和居住环境也极其相似，皮革厂的拆迁补偿标准极有可能就是之后汽车厂的拆迁补偿标准。
本地论坛里又热闹起来，有人祝贺，有人酸溜溜地抱怨，还有人表达了忧虑。当然，大家一致认为，这次皮革厂宿舍拆迁，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跟政府和开发商谈一个“好价钱”。只是，类似的帖子很快就被删除了。
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皮革厂宿舍的拆迁，会把王婶推到风口浪尖。
2014年，我已在外地参加工作，没有亲历皮革厂宿舍的拆迁，那些事是妈妈和姑姑后来告诉我的。
当时，上级和开发商给出拆迁补偿标准，与之前研究所和烟草公司宿舍的标准一模一样。但在皮革厂宿舍住户眼中，研究所属于“政府机关”，福利待遇优厚；烟草公司宿舍有“单位额外补贴”，买房不愁。而自己一旦答应，即便把诸如“快速搬迁奖励”、“租房补偿金”通通都算上，也就刚够买一套还建房。或许能改善住房的外部环境，但很多家庭还是得面临“三代人一套房”的现实。
他们决定抗议、维权，之前的1:1.2想都不要想，起码要达到1:1.5才行。
这下，开发商不干了——这不仅仅是皮革厂一家的问题。之后还有7个类似的宿舍小区等待拆迁，还有已经完成拆迁还建的宿舍小区，如果赔偿方案前后不一致，成本增加不说，还会闹得天翻地覆。
双方僵持不下。皮革厂宿舍的住户们在楼外拉起“坚决抵制非法拆迁”的条幅，退休职工们组织起来在宿舍小区门口静坐，双方甚至还发生了几次肢体冲突，政府相关部门不得已介入。
在这一片乱象中，王婶的身影出现了。她“集合”了七八名汽车厂的退休职工，参与了皮革厂宿舍的“维权”。最初只是帮忙“站场”，后来干脆亲力亲为。或许是因为有组织职工活动的工作经验，王婶俨然成了皮革厂宿舍“维权”群体中的“指挥者”。
她领着一群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老人向开发商施压，不但封了皮革厂宿舍大院，还把“静坐示威”延伸到附近公路上，以致于中断了交通。有人在“维权”现场拍了照片，照片里的王婶还是留着斑白的齐耳短发。她身穿一件浅蓝色外套，脖子上裹着棕色围巾，面向人群高举右手，似乎在喊着什么。
姑姑说，就是这张照片给王婶惹来了大麻烦。后来派出所拿着这张照片去了王婶家，街道办事处轮番上阵给她“警告”和“劝诫”。连她在大市场摆摊的二女儿也收到通知，说王婶如果再有类似动作，他们将被取消摆摊的资格。
退一万步说，皮革厂的退休职工如此争取利益尚属“情有可缘”，可王婶和汽车厂的退休职工参与进去，性质一下就变成了“寻衅滋事”。如果不是她已年过七旬，后果不堪设想。
我不理解王婶为什么非要参与这种事，姑姑说，是一些退休职工一直在背后撺掇她。他们有的是为了自己将来打算，有的是为了孩子——孩子在皮革厂上班，在皮革厂宿舍有房。
“那段时间，她家三天两头不断人，都是去撺掇她的。那个张老太太，老两口天天在楼下等她，有一次我还在，听他们话里话外就想让你王婶带头去闹，话说的那叫一个肉麻呀，什么‘这么多年了您一直是职工们的主心骨’、‘我们这些老骨头指望不了别人，只能指望您’、‘厂长书记都是王八蛋，就您一位为民做主的’……”
起初王婶很犹豫，也担心自己会承担责任，但后来还是答应了。她说自己已经这把年纪了，也不在乎有什么“处分”、“警告”之类的了，就当是为了厂里的老职工们再争取一次罢了。
6
事件平息后，开发商没有明发通知，但消息灵通的人还是从各种渠道打听来了新政策：皮革厂宿舍的拆迁补偿标准变了。
一时间，王婶成了汽车厂宿舍里“英雄”般的人物。她又回到了小广场，有时还带着孙子。老职工们见到她，都会主动上前握手问好，还不时给她的小孙子买兜水果或者玩具。逢年过节时，会有人登门问候，对王婶表达敬意和感谢。
“还是老领导有水平，一出马就解决问题！”
“这才是好领导，肯为职工办实事儿，等拆迁了，咱整个大院的人都得念着她的好。”
“皮革厂开了个好头，你看这群开发商还是‘欺软怕硬’不是？”
“就照这个标准，到咱们这儿拆迁时，起码能要到1:1.5的（还建）比例，不然就跟他们闹，看谁熬得过谁！”有人说。
类似的说法又在汽车厂宿舍传开。当然，这次感到兴奋的不仅是汽车厂宿舍住户，还有周围几个等待拆迁的小区住户。
更多的人开始巴望着第四轮拆迁还建，按照之前的“东城CBD”规划，拆完皮革厂宿舍，下一个便轮到汽车厂宿舍了。大家翘首以盼，不再整修漏水的房屋，不再装修旧房，甚至有人撤回了卖房信息，暂缓去城里换新房的计划。
然而，眼见隔壁的皮革厂宿舍旧楼推倒、建筑垃圾外运、新工地打起地基、盖起高楼、大楼封顶，一直到售楼处开始对外营业，汽车厂宿舍的住户们却始终没有等到新的，关于自己的拆迁通知。
2016年，依旧没有任何消息传来，居住在“老破小”宿舍中的人们开始坐不住了，纷纷上网打探，但一无所获。
“都是皮革厂那帮人，闹屁闹，他们闹完了，拆迁了，把咱们都撂下了！”
“还有汽车厂那帮人，关他们屁事他们也闹，这下可好，大家都没信儿了！”
“会不会是因为之前汽车厂那个姓王的老太太带人闹事儿，让咱们这一片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不给咱拆了啊？”
类似的言论渐渐涌了出来，虽然没有确切答案，但那时已有不少人默默相信了这种说法。直到2017年初，网上传来一则消息，说省城将对全市40多个“棚户区”进行改造，汽车厂宿舍位列其中，人们才终于长舒一口气，感觉自己终于等到了“拨云见日”的一天。
转眼到了2018年，连省城报纸都宣布了，市里这一轮的“棚户区改造”基本完成，汽车厂宿舍和周边七个小区都还没有任何动静。坐等换房的居民们真的着急了。有人打12345市长热线，有人给区长信箱写信留言，大家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消息，可结果却令人失望至极——
“你们这一片一共9个单位的职工宿舍，基本都是五六十年代建设的居民住宅，按说早就该拆迁改造，但一方面很多涉及到的企业已经破产或者改制，留下了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首当其中的就是土地归属权问题不好解决。另一方面，明眼的开发商都知道这些地块获利有限，一不小心还会节外生枝，所以大多不愿接手。之前政府好不容易找来一家开发商，给了不少政策支持，终于答应承包这一片的拆迁还建，结果一上来就遇到皮革厂宿舍‘维权’，汽车厂宿舍‘支援’，人家当时就吓跑了，宁愿违约交罚款都不敢再拆后面的职工宿舍。后来政府又出面找了几家开发商，但一听说是你们这片，都不敢来，土地招标次次流拍，大家都头疼得要命……”
又是一则爆炸性的消息。有人指责地产开发商“唯利是图”，有人指责地方政府“不作为”，但更多的人把矛头指向了带头闹事的王婶。
也就从那时开始，大家对王婶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以往见面握手、打招呼、登门问候的人不见了，转而在背后戳着王婶的脊梁骨骂她；以往称赞王婶“为职工谋福利”的人不见了，纷纷改口说她做那些事，是为了她的儿女能在之后的拆迁中获利。还有个别“义愤填膺”的退休职工拄着拐杖站在王婶家楼下骂她“自私”、“不得好死”。甚至有其他同样未能拆迁小区的人专门跑来汽车厂宿舍，要找王婶理论。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指责王婶的人当中，还包括那几位“战友”和他们的子女。说起这事儿，他们纷纷表示自己当年是受了王婶的蛊惑，才去皮革厂帮着闹事。现在不但赶不上拆迁，连自己走在路上都会被骂，而王婶却像缩头乌龟一样躲了起来。
“她八成是收了开皮革厂小区那边人的钱才去帮忙的，得举报她，让上面去查查，看她是不是也在皮革厂小区分了房子。”
“是啊，我当初还奇怪的，如果没有好处，她去的什么劲？”
“当领导的就会算计，没一个好东西！”
人们似乎完全忘了，自己曾经对王婶“正义之举”的夸赞，只是将无法享受拆迁的气恼全部发泄在了她身上。后来王婶不再去宿舍门口的广场了，整日把自己关在家中，有时姑姑想去劝劝她，但也被她赶了出来。
“让她当初别做这事儿，唉……”姑姑似乎有很多话说，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后记
2021年底，早已做完摸底调查的长桥小区住户们依然在等待政府下达正式的拆迁文件。
年初的那场盛宴似乎只有一个开场，正餐环节却在人们的期盼中戛然而止。有人说是受疫情影响，有人说是政府需要“统筹规划”，毕竟之后还有6个小区要拆。但也有消息灵通的人说，摸底调查的结果显示居民意愿跟开发商计划之间相差太大，拆迁可能又要流产。
这个消息马上引起了人们的不满，说：“这不是耍我们玩吗？”
但不知为何，我在聒噪中听到了一些声音，他们说如果王婶还在就好了，可以领着大伙去跟开发商“聊聊”。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