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爱、婚:四十年经验与变迁

中国人的性、爱、婚:四十年经验与变迁

凤凰网读书 2021-12-27 08:30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群学书院 Author 黄盈盈

 

 

摄影:刘香成

 

2018年11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盈盈在南京大学发表了一期题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性”之变》的主题演讲,对中国人的性、爱、婚姻等在过去四十年的变迁做了梳理与分析,本文为讲演实录。

 

 

中国人的性、爱、婚:

四十年经验与变迁

 

讲演 | 黄盈盈

整理 | 朱晨宇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之变”。

 

我所关注的问题是,扎根于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性,它在不同的文化、政治背景下有着怎样的发展脉络,本地学者在不同时期侧重于哪些问题,中国大陆的‘性’经验在今日能够带来哪些边缘叙述和跨界对话。这项工作和我以前那些具体的、细碎的研究不同,我希望能够将林林总总的现象和研究汇总起来做一个比较宽泛的整体性思考。

 

 

黄盈盈在讲演中(摄影:唐佳奇)

 

01

性议题是学界的弃婴和媒体的宠儿

 

我对性问题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研究生时代就开始跟着潘绥铭老师一条道走到黑,另一方面是因为性的两重边缘性让我很感兴趣。

 

“性”具备一种日常而边缘的特点,说它日常,是因为大家每天都在经验它、谈论它,媒体也在报道它,法律和治理活动也在关注它,但有关性议题的研究在学界又极度缺乏。我曾说性议题是学界的弃婴和媒体的宠儿也不完全是开玩笑。此外,性议题带着很强的道德色彩,跟政治紧密联系,很多政治斗争都在使用涉黄、生活作风等语汇,一定要把二奶、三奶扒出来。性和经济的关系也很密切,比如和同志文化相关的粉色经济、性玩具产业等等。我们看到,性是一个和道德、政治、社会规范、商业、媒体、医学等领域都有关联的议题。

 

潘绥铭 / 黄盈盈,《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汉唐阳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

 

性在东西方构建有关对方的想象时也很关键,这种想象甚至会影响到老百姓的认知。比如有一段时期我们谈论性问题时经常说一些不好的现象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带来的。八十年代艾滋病刚进入人们视野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宣传也把它和西方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至于是哪个西方,西方到底有哪些生活方式,人们是不关心的。但是在想象西方的时候,性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反过来,西方在想象东方时,性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例如西方很多学者对春趣图、房中术、裹小脚、娼妓文化、男风等现象很感兴趣,把它们看作中国社会有别于西方的特征。东西方如何通过性来构建对对方的想象,是我很感兴趣的问题。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商务印书馆,2007年

 

02

八十年代大陆的性变迁

 

今天分享的内容主要关注八十年代大陆的性变迁,这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作为一个七〇后,对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情境有比较多的亲身体验。我立论的基础是潘老师和我做过的一系列研究、对变迁社会的观察和已有的研究文献,还包括研讨会等半学术活动的经历。我的分析框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中国社会的性现状;二是该现状发生于其中的政治、社会、文化情境;最后是中文学术界的语境,这是我对话的主要对象。

 

我将中国大陆八十年代以来的性变迁划分为四个时间段。起点是建国以后至八十年代之前,这个时期是变迁发生的背景。潘绥铭老师将这一时期概括为“无性文化”,我的概括是“去性文化”和“高度政治化”。

 

著名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

 

生活在大陆的朋友应该很容易理解,这一时期的服装、影像和语言都是去性化的。有一件和性有关的大事,就是新中国一举扫黄成功。北京和上海动用军队关停了很多妓院,并且对扫黄运动的描述都在使用阶级话语:妓女是受剥削的阶级姐妹,而老鸨是阶级敌人。妓女经过治疗和改造,最终走上学习、就业和结婚的生活道路。

 

 

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

 

我和潘老师做田野调查的时候经常能听到这种说法:当时扫黄能够成功,今天为什么不能?这种说法包含了很多信息,一是描述那个时代所使用的纯洁的、理想化的话语,一是对当代许多现象的不满。按潘老师的话说,这一时期“以移风易俗和阶级斗争为口号,性逐渐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最终出现了无性文化,形成了一种反性的社会秩序。”这并不是说人们不发生性行为了,而是性行为的合法性被限定在生育上面,因而六十年代也形成了一个人口出生的高峰。

 

此外,样板戏里的人物和人们的日常装扮都是去性化的。对男女流氓和坏分子的打击,也体现了性和政治的紧密联系。可惜社会科学对这一时期的性仍然缺少研究。

 

 

解放初,济南解放后,316名妓女经过半年的政治教育、疾病治疗,按每人的学习特长就业安排,重新走向工作

 

03

八十年代确实发生了一场性革命

 

在上述背景下,八、九十年代发生的性变迁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包括潘老师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性革命。

 

怎么定义性革命?第一,它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前一时期的性文化;第二,这种变化在很短的时间里快速发生;第三,这种变化不是只出现在少数人身上,而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八十年代确实发生了一场性革命。

 

按潘老师的总结,性革命表现为五个层面:第一是性哲学层面,唯生殖目的论不断受到挑战,性快乐论逐渐兴起;第二是性表达,包括语言文字和身体着装的表达,至1992年10月,有关性知识的书籍已出版二百七十多种,这一时期被称为建国后的第一次性学热,人们关注身体、装扮身体的意识也开始复萌;第三是比较隐秘的性行为和性观念层面;第四是性关系层面;第五是性与性别层面,如女性的性与身体、多元性别等。

 

 

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万有出版社(中国台湾高雄)2006年

 

我们来看八十年代的几个例子。

 

有个叫郎景和的医生写了一篇文章,叫《新婚性卫生》,当时的流行程度可以和今天的耽美文学媲美。1983年第一例公开报道的变性手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1985年出版了两本畅销书:《性知识手册》和《性医学》,这两本书影响非常大,代表了性知识在科学主义和医学话语下的返潮。

 

1988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次人体油画艺术展,同年上海成立了一个性学研究中心,创办了《性教育》杂志;1990年《人之初》创刊;1994年北京举办第一次性知识展览,同年中国性学会成立,一时吸纳了上万成员。

 

 

 

1988年油画人体艺术大展画册及吴冠中先生撰写的序言

 

1989年潘老师翻译了《金赛的性学报告》。很有趣的一点是,八九十年代的性学书籍都使用美女照片作为封面,而且人们多是在地摊上花几块钱买到这些书的。这段时间还创生了很多中文的性词语,比如“做爱”就是八十年代才出现的词。1993年李银河老师和王小波合写了《他们的世界》,在同性恋人群中影响力非常大。1994年张北川老师出版了《同性爱》,但影响不如李银河大。1997年《东宫西宫》面世,不过很快就被禁了。

 

回过头看1983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严打。迟志强是一个当红演员,由于和若干女子在自愿情况下发生了性关系被判了四年。当时有人因为偷看女厕被判死刑,某女子因为与十多名男性发生性关系被枪毙,大家可能觉得无法相信。

 

八十年代男性流行穿喇叭裤、戴蛤蟆镜,女性流行烫大波浪,迪斯科也开始兴起,这些都是革命性的身体表达。当时很多人看不惯这些现象,北京就发生过围剿喇叭裤事件,还有热心群众给《北京日报》写信呼吁“不能让这些青年堕落下去”。

 

 

八十年代青年(摄影:刘香成)

 

把这些现象和当下做一个对比会很有意思,比如这几年上海的来来舞厅又开业了,但主要的消费人群已经变成了中老年男同性恋人群,再比如最近类似“不能让青年继续堕落”的声音又出现了,有的说少年娘则国娘,有的说大学生艾滋病传染率很高、大学生要洁身自好,不能堕落下去了。

 

性行为和性关系的变化趋势可以用数据说明。八十年代引起社会热议的问题主要有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有关爱情的大讨论等等。但在今天,很多人可能会说婚前性行为难道还算个事儿吗?不过婚外性行为还比较严重。

 

八十年代“陈世美”现象很受关注,1982年还出现了一个“秦香莲上访团”,就是一些丈夫出轨的太太组织起来上访,一直访到北京。1980年的《婚姻法》修改也很重要,新法规认可感情破裂经调解无效可以离婚,很多人开始追求“爱情”,和原先的配偶离婚。很有趣的是,上访团希望借助组织的干预保卫婚姻,可是组织也管不住,离婚成了一股浪潮。相应的,傍尖儿、情人、毛片儿等词语也在日常生活中流传开来,有人把毛片儿叫做带劲儿的。可以说,在八九十年代,你只要看看一个人用哪些词语谈论性现象,基本上就能判断他的性观念和所属阶层。

 

 

八十年代情侣(摄影:刘香成)

 

下面我们来看一点数据,我喜欢从很多年累积的数据里发现变化和趋势。

 

九十年代初我们开始做大学生调查,1999年开始做全国18到61岁人群的随机抽样调查,每隔五年调查一次。先来看全国人均的多伴侣情况,2000年到2015年的四次调查显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们终生累积有过多个伴侣和上一年有过多个伴侣的比例都在上升,男性的终生多伴侣比例从20%增长到近60%,女性是从10%增长到30%。在已婚或有固定伴侣的情况下有过外遇的比例也在上升,男性的比例从12%左右上升到35%,女性是从5%上升到15%左右。

 

这些数据能说明两点,一是中国人的性观念和性行为确实更加开放了,一是人们越来越敢于在调查中表露这些事情,这两股力量共同造成数据的上升趋势。

 

 

八十年代情侣(摄影:刘香成)

 

04

中国的性革命扎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逻辑

 

性、爱、婚三者的关系在过去三十多年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一夜情挑战的不止是婚姻,还有“爱性一致”的观念。我们看数据就能发现,对感情质量和性爱质量满意的人数比例在上升,而对婚姻满意的比例在下降。那么婚姻到底是什么,人们到底为什么结婚,婚姻对不同的人有何意义?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再看大学生的性现状。有过性经历的大学生占比一直在上升,但也没有超过30%。反过来想想,超过70%的大学生并没有过性活动。媒体经常报道大学生乱套了,我们可以用数字说话,在有过性经历、已经同居、曾与多人性交三个指标上,大学生的比例远低于同龄的非大学生,百分比差两三倍。大学生比非大学生乖得多,所以大学生不能轻易被贴上高危的标签。

 

西方学者也关注中国的性革命,但他们是按西方性解放的脉络来讲述中国经验的。潘老师等国内学者认为并非如此。中国的性革命并非国外思潮的传播所推动的,而是有扎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逻辑,如单位制解体、主导意识形态影响力的衰弱、人口流动性的上升、居住方式变化等等。

 

 

八十年代情侣(摄影:刘香成)

 

九十年代末互联网的发展更是推动性变迁的力量,对一些特殊人群意义尤其重大。对同性恋人群来说,互联网交友带来的是革命性的变化。两项政策的出台也在不经意间推动了性革命的发生,一是1980年《婚姻法》的修改,一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独生子女政策直接挑战了唯生殖论、助推了快乐主义的性哲学。

 

 

八十年代整容手术(摄影:刘香成)

 

更为根本的是中国社会初级生活圈的变革。初级生活圈是潘老师提出的概念,即性别、性、家庭、婚育等和我们生活最相近的领域。比如说生殖技术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婚育的模式和可能性,再如性别和跨性别问题已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很多人可能不喜欢、无法接受这些话题,但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者,一定要睁眼看世界,看到这些真实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眼睛一闭了事。学界有人问我小姐是非法的,你怎么能研究她们呢?我的回答是,不管小姐违法不违法、你个人喜欢不喜欢,都是实际存在的社会现象,值得研究。

 

 

黄盈盈:《身体.性.性感:对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再如虚拟技术的发展会给性活动带来哪些变化,都值得观察。性别比例失调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女男人口比都到1:1.22了,很多人口学学者就会简单推论说性别比例失调会造成很多光棍,光棍不是去找小姐就是搞男男关系,但实际上问题不会这么简单。光棍问题和贫困、和人们对婚姻的认识有很大关系,而不是性别比造成光棍这么简单。就算男女比例是1:1甚至倒过来1.22:1,只要贫困人口还存在、人们对婚姻的认知不改变,还是会有很多光棍产生。

 

 

潘绥铭《存在与荒谬》,群言出版社1999年

 

05

“艾滋病时代”的性研究

 

和性有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艾滋病。2000年以后很多防治艾滋病的国际项目开始进入中国,中国也出现了一些高危人群的标签,如卖血、静脉注射、女性性工作者、性病门诊患者、长途卡车司机等等。2005年以后MSM人群(男男性接触者)也被贴上高危标签,最近在校大学生也被贴上标签。

 

这些高危人群的标签或形象是怎么被疾控部门和媒体生产出来的,也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个概念,叫安全性行为,以及与之相应的风险性行为,媒体开始强调艾滋病的性传播。

 

我感兴趣的问题在于,性传播在七八年前就占比很高了,但近期为何作为一种现象被重新关注?我觉得这类强调艾滋病性传播的报道会在大家心中造成一种临近感,让大家觉得我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可能遇到感染风险,这背后透露出的健康治理的系统和策略非常值得琢磨。这类报道惯用的策略是数字加上故事讲述,数字会引起你的焦虑或者恐惧,故事又让你产生临近感,情绪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很多十万加的文章就是这样出来的。这些策略利用的是人们心底很深的道德恐慌和情感的脆弱性。

 

 

 

那么艾滋病时代的性研究关注什么?

 

首先可以看到定量调查和医学话语的使用不断得到加强,其次是对安全套使用、性交频率、多性伴等问题的持续关注。此外一些特殊人群也会受到关注,如女性性工作者。其实小姐的感染率一直不高,但她们一直被当作高危人群。还有MSM人群、农民工、老年人、大学生都被轮番拿出来贴上高危人群的标签。比如那些有关农民工的报道逻辑都很简单,一般是说他们独身出来打工,没有固定的性伴侣,倾向于找小姐,感染以后又会流动到其他地方等等。这些报道不关注农民工的真实处境,而是给他们贴上了新的歧视标签。还有一些艾滋病防治的项目做得也不聪明,比如有的机构把小姐聚集起来培训怎么使用安全套,实际上小姐的健康知识比他们强多了,不需要他们来教。

 

 

《积极生活:HIV与我的生活》,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06

我们对性的讨论,

触碰到更多真问题了吗?

 

下面我们再看看2010年以后风起云涌的性与多元性别。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都在发生变化。有几个现象值得关注:

 

一是2010年以后扫黄力度加剧,1981年禁止卖淫嫖娼的法规面世后,我们又扫了三十多年黄,但2010年这次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从上往下扫,从五星级开扫、全国范围内持续扫,而以前都是从站街女扫起,各地分头去扫。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很多人以前不知道什么是莞式服务,结果扫黄报道一出,大家都去查东莞三十六式有哪些。禁止反而起到生产的作用,这点福柯有过洞察。我和潘老师想看看扫黄对性服务行业有什么影响,去红灯区调查过几次,我们发现大家不会因为扫黄就不做这一行了,而是做得更隐蔽、更巧妙了。比如有的小姐从门面转到线上经营,有的开始只接熟客等等。

 

还有一个现象是整个LGBTQ群体的显化。八九十年代这些群体也有活动,但活动的形式和空间都比较隐蔽。但是2010年以后,很多倡导式的活动出现了,活动跟国际的接轨越来越紧密。还有Blued、Aloha等APP的兴起,这些应用对LBGTQ群体的影响非常巨大,对他们的交友频率、交友模式都有颠覆性的影响。

 

 

 

还有一个现象是性议题的青少年化,青少年不再是单纯的受众,而是慢慢成为了性教育的主体。这背后有UN对身份政治的推动力量,比如我和一个小姐同时做小姐研究,UN一定会优先资助小姐,因为我属于旁观的既得利益人群,青少年的情况也差不多,UN觉得青少年的性教育由青少年自己做比较好。

 

与此同时,反性力量也在崛起。一个例子就是在西安性博会上,反性大妈抢过主持人的话筒大骂参与者道德败坏。以前还有研究性的学者被人泼粪的。大妈们认为从事性产业和性研究的人败坏了社会道德,尤其是教坏了孩子们。

 

媒体报道

 

在这些纷繁的性现象之下,我想问的是我们对性的了解是多了还是少了?我们对性的讨论触碰到更多真问题了吗?我们的性话语是不是更加政治化了?作为一个在地的学者,对于性这样一个国际联动紧密的话题能够提出哪些本土思考?在性这一富有多重性和复杂性的领域,我们如何体会和论述中国经验、中国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我在今天的分享中可以回答的,姑且留给大家一起思考吧。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
“群学书院”

ID:s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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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性有爱也有娃,却选择分房住的夫妻们

搜索下载一条 一条 2021-12-29 07:55
 
主动选择分居婚的85后夫妻 蘑菇君和秘密

分居婚,

指夫妻暂时或者永久解除同居义务,

维持亲密又自由的婚姻生活;

简单来说,

“两个人结婚,却不睡在一处。”

今年年末,

女星新垣结衣结婚5个月

就跟老公分居的新闻冲上热搜,

这一隐秘的婚姻现象,

引起了网友的讨论:

“有孩子了咋办?”

“这种婚姻不会很没有安全感吗?”
 

 

实际上,

分居婚的人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少。

据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发布的

《2017居住体验报告》,

超80%的已婚夫妇表示渴望独立的空间。

一条采访了多对实践分居婚的夫妻,

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撰文   陈薇沁   责编   陈子文
 
 

 

 

 

85后秘密夫妇

生活状态:曾北京同城分居,现北京、天津两地分居

分居原因:自我选择、生活习惯

 

一周工作结束,周五晚上,蘑菇君通常10点才跨城回到天津的家,秘密点着香薰,在床上追剧。

他回家后会先洗手,坐在床边给秘密盖上被子。她睡眠很浅,他会先拍睡她,再起身去洗澡。
这是他们婚后第四年,生活状态从“同城分居”转变为了“异地分居”——秘密搬去了在天津一起买的新房里,还房贷;蘑菇君继续租住在北京的单人公寓,供月租。
平日分居,周末一起过。一般周六,他们会默契地窝在床上睡一天,睡醒了两个人抱在一起,用投影仪在白墙上看恐怖片。情到浓时,完成性爱的大和谐。
周日是外出日,深秋特别适合露营,他们到山里去搭了个帐篷,星空下两个人聊着下周末的计划,要不要去尝试下新开演的英文互动剧……
周一早上6点,蘑菇君给秘密盖好被子,拿起门口秘密准备的便当,开车回北京。

 

蘑菇君比秘密小4岁,两人同在天津大学读的研,在朋友圈子里都属于个性鲜明。当初朋友介绍他们认识,两个人都觉得“相亲太幼稚了,哪可能成功”。

初次见面,蘑菇君因为“对方竟然是理想中的软妹”暗自窃喜,秘密则觉得蘑菇君非常幽默。两人算是一见钟情,毕业后就同居了。

但他们的公司处在北京的吊脚,一个在望京,一个在东南三环,公寓租在了中间。初期的激情过后,两个人开始对每日往返一个半小时的通勤感到疲惫。 

朝夕相处后,最容易产生的感觉就是“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耐心?”

秘密喜欢下班后去健身,但蘑菇君会希望两个人可以共进晚餐;蘑菇君喜欢把switch新出的游戏全部玩一遍,秘密又暗戳戳觉得他家务做少了。

“一般人可能会想分手,我们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为什么不分居呢?”

他们分别租住到了距离自己公司步行15分钟的地方。秘密发现健身之余,自己多了30分钟来研究厨艺。蘑菇君在自己的公寓里,如愿摆上了一柜子的游戏光盘,还养上了金鱼。

秘密说,“因为不是朝夕相处,你会发现自己给对方的耐心变得很高。”他们约定了每周要在周末为对方准备一个惊喜,但工作日的休息时间,可以留给自己。

 

世俗的困扰是不可避免的,父母关心最多的还是生育问题。

结婚4年,决定异地分居,反而是我们决定要孩子的时候。”在接近生育临界点的这一年,秘密放弃了自己在北京的高薪工作,回到了老家天津。

她找了一份为地产做前期规划的工作,月薪1万5,不到过去的一半。好处是孩子的户口问题可以解决,双方父母也都在天津,如果以后生孩子,父母能帮忙带。

“我自己会想保留更多的独立空间,所以我觉得也要让孩子爸爸保留自己的空间。可能未来我不会时时刻刻陪伴孩子,那我也不会这么去要求爸爸。”

继“周末夫妻”之后,秘密夫妇打算在未来做一对“周末父母”。在周末,带着孩子前往某一方的城市,高效率、高质量地陪伴孩子。

 

 

 

 

90后CF夫妇

生活状态:曾异国分居,现北京、成都两地分居

分居原因:留学、工作、生活习惯

 

“凌晨2点的时候,我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说是我老公的房东太太。她的声音听起来无比地愤怒,她说你老公放门口的垃圾一袋又一袋,把整个楼道都堵住了。”

“还有一次,我放假到北京去看他,在他公寓的卫生间发现了一只死老鼠,估计是在整个家里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一口吃的,最后在马桶边喝了口水,饿死在了旁边。”

90后的典典和老公Frank分居的原因之一,是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太不一样了。典典热爱生活,喜欢在公寓里装饰上艺术品,而Frank的生活,她形容就像是“流浪狗”。

 

 

两个人相识于一场在英国举办的婚礼,分别是伴娘和伴郎。典典看着自己的闺蜜嫁人,哭得比新娘本人都惨,Frank情不自禁地给这个感性的姑娘递了个袖口擦脸。典礼结束后,还主动开车送她回酒店,两个人聊天的过程中,典典得知Frank从高中起就在英国留学,很独立。之后典典回了成都,Frank开启了一场“跨国追求”。
2018年,Frank回国不久,就向典典求婚了。当时典典正在申请美国2年的硕士项目,Frank说,“我支持你婚后出国留学。”
也是这句话,让她下定决心嫁给生活邋遢的他,“在过往交往过的男性中,只有他特别尊重我的决定。”
疫情期间,典典不能回国的这一年,妈妈告诉她每个月都能见到从北京风尘仆仆赶来的女婿,这次带了大闸蟹,上个月还买了铸铁锅。为了能见到典典,Frank在国内、外整整隔离了一个月,见面的时候胡子拉碴的,但却从行李箱里掏出了几个盲盒送给她。 
“那是我们最甜蜜的两周,我还在那期间怀孕了。”

 

 

在南加州大学留学时期的典典
怀孕过程中,他们的距离从异国缩短到异地,但还是不愿意同居,主要原因除了生活方式,还有对事业的追求。
Frank在北京的一家企业刚升上了项目经理,他筹划了1年的项目即将启动。与此同时,典典在出国前就在成都注册的留学机构遭到了重创,她每天一边养胎,一边写查漏补缺的计划,“谁都不愿意妥协去对方的城市,因为工作占据了我们绝大多数的成就感。”
“在我被求婚前,我有跟妈妈聊过,Frank和我活不到一起去。妈妈跟我说的话至今难忘,她说,‘你心高气傲,臭毛病还多,跟他分手了,你很难找到比他更爱你的人了。’” 

 

 

 

70后成荃夫妇

生活状态:上海同城分居

分居原因:意外照进现实

 

七点整,70后的成荃给自己冲了一杯豆浆,然后晃晃悠悠地去楼下早餐铺买点花卷、豆腐花,再去敲儿子的房门,催促他赶紧起床吃早饭。

这是一个40多岁男人和18岁男孩的生活,直到他们收到妈妈闪送来的一箱橘子。

成荃和妻子傅老师的分居纯属一场意外。

两个人年轻的时候四处奔波赚钱,曾带着儿子一路辗转了广州、北京,傅老师也被迫放弃了自己教师的工作,他们最终留在了上海。等到孩子终于上了大学,他们俩决定搬去郊区的别墅,将徐汇的公寓留给因为疫情、从出国留学改成“上网课”的儿子小成。

成荃没想到的是,有一天会接到催债的电话。这通电话里,他发现了一个自己不了解的儿子:跟年长的姐姐谈恋爱(有可能是杀猪盘),借高利贷60万“创业”,血本无归。

“当时,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物质条件不差的情况下,小成要去借钱创业?所以我就搬去跟他一起住。”

和儿子别扭相处的一年中,成荃还了债务,劝退了儿子的恋情,两个人像两头牛一样在家里针锋相对,同时也更深入了解了对方。“之前还是照顾他少了,心里会有一些亏欠。”

 

 

图片来源网络,与内文无关
相对于成荃的措手不及,傅老师对于丈夫提出要搬去跟儿子住,无异议。
诺大的别墅也给了她足够的空间,常常邀闺蜜来家里喝茶。她的朋友中,有一位的丈夫在海外工作;另一位的丈夫因为身体状况,居住在高级的疗养院,只有春节回家。“70后,或者说65后,很有可能是分居最多的一批人。
相比于年轻情侣的个性差异,傅老师认为70后选择分居婚的原因更复杂,但他们的适应能力也更强。
“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候什么苦没吃过,先生也从来不在身边。现在就更没什么事忍耐不了,孩子好就好了,我可以自我调节。”
“我最近在看《霍乱时期的爱情》,感受到人的情感是有很多种可能的。”
她提到马尔克斯的写作契机,来源于一个新闻:一对年长的情侣去故地重游,竟然被谋财的船夫打死了,他们的身份因而被揭露,原来他们是一对秘密恋人,四十年来一直一起度假,但各自都有幸福而稳定的婚姻,而且子孙满堂。
 

 

《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讲述萨特和波伏娃的故事

 

 

上个世纪30年代,萨特和波伏娃的爱情故事,被誉为“分居婚”的鼻祖。

他们有各自的居所,有各自的社交圈,彼此有爱,哲学思想相近又各有千秋——这样的关系维持了51年。 

如今,这种看似飘渺的关系已经有大基数的实践者。

据日本媒体anan的问卷调查,30岁以上的已婚人士中,44%有分居婚的经验。在欧美,分居婚的比例超过1/3。填写一条发布的分居婚调查的207人中,有53%的人认真考虑过和另一半分开住。

 

伦敦大学学院教授罗森奈尔(Sasha Roseneil),对这一现象有10年的观察研究,她觉得最本质的原因还是在于两性的生活习惯有差异,且有权利选择不去接受对方的习惯。 

一些专家相信,同床的夫妻比分床睡的夫妻的失眠率要高50%,哪怕他们昼夜节奏很相符,也会产生失眠的情况。 

典典是已经确诊的神经衰弱,但丈夫Frank是典型的夜间工作狂,尤其喜欢夜间盯盘美股。两个人住在一起的时候相互埋怨,“你不让我身体健康,我不让你赚钱养家,白天不懂夜的黑”,分开住以后,睡前还可以打一通电话互道晚安。

类似的差别还有饮食、卫生、家居。

 

 

丫丫和小林

其次,无论男女,都更看中自己的工作了。夫妻双方找工作,也很难找在相近的地方。

99年的丫丫和97年的小林是一对即将领证的小情侣,两人是校友,毕业后录取了同一家国企的不同部门,丫丫被派到了广西南宁,小林派到了广东湛江。

“因为我们也不着急要孩子,所以我们一致同意两个人都先发展事业。”

丫丫也提到了,在疫情后找工作难度更大了,尤其是对于适龄生育的女性。身边的女朋友为了事业延迟婚期、甚至不结婚的也大有人在。

 

 

新版《婚姻生活》,男女主角的态度发生了性别调转

罗森奈尔在2013年的采访中就曾提到,女性主义的崛起,推动了更多家庭走向分居式生活。

1973年,有一部金球奖电影《婚姻生活》讲述了一对夫妻,妻子玛丽安怀了三胎,丈夫约翰却倾向于不要这个孩子,原因是他在这段婚姻里无法感知到幸福;2021年,《婚姻关系》被翻拍,最大的亮点是男女主角的关系发生倒转,事业成功的变成了妻子玛丽安,不想怀孕的也变成了玛丽安。

这部电影是正在实践分居婚的傅老师的最爱,在采访的过程中,她多次提到当今社会女性的新脚本,在于“有的选择”。

“无论是最近兴起的两头婚,还是分居婚,归根结底还是女性在婚姻里的地位越来越平等了。”

 

 

因“分居婚”而上热搜的新垣结衣夫妇,

生活方式引起争议

 

 

美国心理健康机构Modern Intimacy走访多户分居婚家庭后发现,这种婚姻模式也存在多种问题。且越年轻的夫妻,要面临的挫折越多,因为他们需要共同经历人生里的更多关卡,包括买房、生育、教育、赡养老人……所以欧美的分居婚夫妇,大多年过半百。

在新垣结衣的分居婚新闻下,也有很多网友嘲讽:拥有两套房的人,才有资格过这样的生活。

但其实多数分居婚夫妻都采取一人住婚房、一人租房的模式并且租房者通常会主动降低一部分生活质量。

自从秘密搬到天津的婚房后,蘑菇君就退租了自己原先的公寓,选择离公司更近的、面积更小的公寓,这样每个月可以便宜3000元。

 

典典和Frank分居后爆发的第一次激烈争吵来自于,典典想在生完孩子后,带着孩子去美国读博士学位,而Frank认为这样会让孩子从小缺乏父爱,坚决反对。
最终还是父母双方说服了典典,“孩子的亲子时间,不能因为父母决定分居而被剥夺。”
70后的成荃夫妇,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并且度过了育儿期,他们面对的更多是来自周边社会文化的压力
当外人知道他们处于同城分居状态,第一反映是夫妻关系淡了,有人甚至偷偷询问“是不是在离婚冷静期啊?”对此,他们虽然不爽,但更多把这些当成八卦,反复劝说自己“不能活在别人的评论中”。
 
 
那么分居婚和离婚有任何关系吗? 

罗森奈尔教授的观点是:没有直接关系。她认为主动选择分居婚的夫妻,是对亲密关系更加慎重思考的一群人。 

在我们采访的4对夫妇中,只有典典认真考虑过一次离婚,“但是我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我真的是个很作的人,喜欢个人空间,喜欢旅行,喜欢出国念书……跟他离婚,我也不会找到一个比他更谅解我的人了,我也不想单身一辈子。” 

 

分居婚会让双方都更容易出轨吗? 

秘密表示,自己从来不远距离查岗,也不担心对方出轨,因为每次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是快乐的,两个人就舍不得出轨。

美国生物人类学家费舍尔(Helen Fisher)曾分析过80多个国家的人们的出轨行为,发现距离并不是出轨的主要原因。

同时,他提出了3点维系亲密关系的方法,其中多数竟跟分居婚的优点不谋而合。

首先,一定要做爱,这会刺激大脑中的多巴胺系统,生理上产生的高潮和催产素液,会激发依恋感。

接受采访的某对夫妻表示,小别胜新婚使得他们的做爱过程更刺激。因此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但每次见到对方都很激动,女生会特地换上新买的裙子,男生会提前做好清洁工作。

 

其次,要维持浪漫的感觉,要和另一半一起去做一些新颖的事情。

分居会让夫妻双方觉得,对方变得不一样了,使得两个熟悉的人感受到“陌生”,比如说秘密夫妇,两个人会规定周末必须给对方一个惊喜,无论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是一个更刺激的做爱地点。

最后一点,是夫妻间最难维持的——不要恶言相向,说好话,让对方感到愉悦。

对此,傅老师觉得分居之后,因为不能天天见面,两个人的生活琐碎争吵变少了。

那么分居婚会成为未来的趋势吗?

目前,较为大众接受的其实是在同一屋檐下,夫妻双方拥有独立的空间,它其实是属于LAT(Living Apart Together),而分居婚是LAT的一种类型。

 

 

 

罗森奈尔教授的10年跟踪调查显示,接受LAT生活方式的情侣/夫妻正在逐渐增多。分房子睡是小众群体的需求,但是拥有独立空间必然会成为一种趋势

夫妻间的独立空间到底该给到多大? 

选择分居婚的夫妻,究竟是实现了个体的自主选择,还是丢失了婚姻原本的意义呢?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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