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首富覆灭记：土皇帝，两条人命和42个亿 |
大家好，我是周庸。
说过那么多别人的事，今天说一个跟我家有关的案子。
在徐哥的宣传下，你们都知道我手上有点糟钱，但说实话，这里面多少沾了些祖上的光。
我吧，小时候问过我爸一次：您和我爷爷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跟我扯了一堆办厂、改革开放、国营民营什么的，我愣是一个词儿没听懂。
但理完今儿这案子，我差不多明白了，而且我还发现，今天讲的这个人跟我有点远房亲戚关系。
为了把事情查清楚，我翻了很多资料，还跟几个长辈那儿问出很多珍贵信息。
我得事先说一句啊，这案子和之前的罪案不太一样，不是杀人放火那种刺激犯罪，看完今天的故事，你能多了解一段过去的事，也能更了解我，所以希望你耐点心。
1993年2月18日凌晨，天津政府动用400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包围了静海县的一个村庄。
武警到达村口的时候，上万名村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着各个村道和路口，村里还准备好了15支自动步枪和2000发子弹，就等着跟警察干仗。
这个村子也大有来头，叫大邱庄，曾被称作“华夏第一村”，是中国第一个亿元村。
1992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只有2027元，大邱庄光工业产值都42个亿。包围这样一个首富村，在当时掀起了巨大的震动。
为啥要包围这个村子呢？和大邱庄的一桩血案有关。
一个月前，大邱庄村支书禹作敏报案，说有二十多个小伙子，合伙打死了个叫危福合的村民，让“派个人下来看看咋回事”。
没多久，两辆天津市公安局的警车开进了大邱庄，里面是来调查的六名刑侦技术干警。
警车进村后，一路畅通，毫无阻拦。
但车刚开进村委会，就被几十个精壮小伙给围住了。
这群小伙配合熟练，你撵人，我上锁，三下五除二就把警察锁在了村委会楼道里。
他们留了几个站岗的轮流守着楼道口，连口喝的都不给。
第二天天亮，公安局才发现6名警察一夜未归的情况，过来打听消息，大邱庄擅自囚禁警察、妨碍公务，要求大邱庄马上放人。
大邱庄根本没人搭理。
天津市市长聂璧初亲自发来发传真：公安干警执行公务，任何人不得阻拦，赶紧把人都放出来！
此时，大邱庄村支书禹作敏才跟北方冬天的暖气似的，姗姗来迟。
指使人把这6名警察锁楼道里的，就是禹作敏，也是之前报案的人。
把人关了13个小时，一句解释没有，禹作敏还反过头来质问他们：“谁让你们来的？”“不就是打死个人？”
禹作敏这么横，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早就是闻名全国的大名人了。
大邱庄原本是个有名的讨饭村，周围都是盐碱地，禹作敏上任后，大邱庄变成了全国最有钱的村子，连《纽约时报》都跑来采访。
给你们翻译翻译题目：一个中国村庄的致富之路
在声望达到顶峰的时候，禹作敏觉得自己是“中国农民的代表”，6位部长级别的官员来大邱庄开会，禹作敏既不迎接也不陪坐。当会议结束，人在院子里等着呢，他只顾着在办公室和记者唠嗑。
有一位香港记者问他：“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
禹作敏不等他说完，大手一挥：“去了‘土’字，我就是皇帝。”
1991年4月，中国乡镇企业家协会第二次年会召开，有人在会上委婉提了几句禹作敏有点骄傲，他觉得这不给他面子，会还没结束就闹辞职回村了。
那时，禹作敏是个跟国务委员比谁的工资高，跟部长比谁的皮带贵的人。
他在大邱庄住着小别墅，自称是“大邱庄中南海”。
大邱庄的别墅区
村民们想要称呼他，一律得叫他禹书记，不能叫老禹。
禹作敏在街口立了一个牌坊，上面刻着他自己写的《大邱庄变迁记》，来来往往的记者、官员，一进村就看得到。
正面是九龙壁，反面是禹作敏自己写的《大邱庄变迁记》
他还控制了村里所有的广播，整天就放一个栏目——禹书记的指示，连学校的课间广播都不放过。
那时，村里小朋友唱的儿歌是：“天上有个红太阳，地上有个大邱庄，我们的歌儿真好听，我们热爱禹爷爷。”
《红太阳》是中唱上海公司1991年发行的红色歌曲专辑，专辑推出后曾一度风靡全国，受到全国人民的追捧
你可能会想，不就是个村支书，何德何能这么嚣张——这个之后会详细说。
禹作敏的“土皇帝”日子，一直持续到1992年底，危福合被人在村里打死。
危福合26岁，河北省枣强县人，1990年来到了大邱庄工作，负责养殖场的基建，也就成了大邱庄村民。
但后来养殖场倒闭，管账的经理刘云章负责盘查原因，就把危福合叫来问话。
12月13日下午1点，危福合被关进了刘云章的财务室，接受调查。
这个刘云章呢，也有点立功心切，进门就给了危福合一个大嘴*****，把危福合扇倒在地，又一脚踹在了危福合的屁股上。
另外三个人看到老大都动手了，他们从保安室拿来电警棍，找来一根三角带鞭子，轮流殴打危福合。
大概就是这样一条鞭子，三角带是一种工业橡胶制品，韧性好，抽起来嗖嗖响，打在身上也挺疼，一般都是放羊的用来打羊的
危福合一直在求饶，但就是不承认犯过错误，刘云章问不出东西，用了手铐、电警棍，殴打危福合七个小时。
看危福合不动弹了，才送去了大邱庄医院，很快就咽气儿了。
见出了人命，刘云章编造了危福合承认自己有经济问题的口供，抓着危福合的尸体，摁了个手印。
他觉得这事儿自己兜不住，就去找了禹作敏。
禹作敏知道这事儿后，有心包庇手下，就通知危福合的家属来到大邱庄，答应他们落户大邱庄，分套房子，给了危福合妻子6万元的抚恤金，还安排了份月薪300元的工作。
另一边，他给警察局打了个电话，说是二十多个陌生人“莫名其妙”打死了危福合，跟村里的人无关。
危福合的尸体被火化，家人也签了保证书，不再追究。按照禹作敏经验，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但后续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意料。
警察来调查现场后，发现现场很干净，根本没有所谓“二十多个人”的痕迹，顶多只有四个人的脚印，里头最明显的就是刘云章的。
案情很明朗，但为了照顾禹作敏的面子，市检察院还是找禹作敏谈了5次话，苦口婆心，希望他配合找到犯罪嫌疑人。
禹作敏却不领情，揣着明白装糊涂：“4个人我找不着了，你们看着办吧。”
检察院发下来的传唤通知书、拘传证，都被禹作敏拦截下来，当成废纸扔进垃圾桶。
拖了三个月，天津市检察院终于忍无可忍，这才有了开头400名武警包围大邱庄的那一幕。
禹作敏一边要求在各路口都设卡，凡是公安的车都不许过，一边又耍起了辞职的老一套，带着村委会的人，轮流递交早准备好的辞呈。
当天下午4点，大邱庄抗议禹作敏辞职的人已经集合了1000多人，他们涌上街头，一边游行，一边大喊：党好国好不如禹书记好，爹亲娘亲不如禹书记亲。
这件事情震惊全国，不光是因为出动了武警，还因为大邱庄一直是典型，所有人都想知道，中央是不是要改变政治路线。
《人民日报》的高级编辑凌志军亲身经历了这事儿，他说那几天家里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全是知名企业家，大家都来打听：对大邱庄的打击，是不是杀鸡儆猴？是不是冲着改革来的？
看到事儿闹得越来越大，为了避免村民受伤，同时引起更大舆论风波，400名警察暂时撤离。
政府让了步，禹作敏却不依不饶，开了几次全村大会，在会上说，村里100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学校也停课一个月。
他调动大邱庄的所有人，给分公司做了专项部署，一个公司守一个村头，还设卡检查，“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
大邱庄进入了“全面封锁、全面警戒”的战时状态。那三天的大邱庄，被媒体形容为“黑风三日”。
事情似乎很快就结束了，不久春节到了，禹作敏依旧受邀出现在春晚录制现场，面带笑容。
现在这个镜头已经被删了，但我找到了当时1993年春晚的节目单，听我爸说，80-90年代春晚还能点歌
3月16日，禹作敏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
禹作敏还有个好哥们儿叫鲁冠球，是浙商的代表，曾经上榜过中国富豪榜第14名。
1990年1月，中国乡镇企业家协会成立，农业部部长任会长，两位副会长一个是禹作敏，另一个就是鲁冠球，这是农民企业家所能得到的带有“官方色彩”的最高职务，被叫作“禹北鲁南”。
鲁冠球一直很关心自己这位老大哥，每年江南新茶上市，鲁冠球都会让人捎上几大包给禹作敏，禹作敏呢，回礼直接送了一辆汽车。
在一片岁月静好中，鲁冠球偷摸儿给禹作敏写了个便条，劝他“妥协平息、心胸开阔”，政府应该会“投鼠忌器”。
言下之意，就是老大哥你这次别横了，装*****吧，政府念着你的功劳，应该不会怎么样。
谁也没想到，到了4月，禹作敏就被抓起来了。
8月27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5项罪名，判处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
这事儿，新华社只用了200个字报道，但却引起了巨大的波澜。
那时，所有的乡镇企业家都炸了，鲁冠球更是把自己关房子里三天，写出一篇《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的文章，说部分农民企业家，需要和过去那种小农意识“做一次彻底的决裂”。
鲁冠球这文章1994年就发在各个期刊上
意思就是，要和禹作敏风气彻底决裂。
但我现在说句马后炮啊，我觉得禹作敏被逮起来这事儿，没那么意外。
《人民日报》的凌志军形容过禹作敏，我觉得很贴切：“为人民谋得了利益，一个农民建立起自己的威望，进而唯我独尊、专横霸道起来，这在中国的乡下并不少见。”
这话乍一听不太好理解，但我讲完禹作敏是怎么让大邱庄富裕起来的，你们就懂了。
之前提过，大邱庄原本是片盐碱地，春旱夏涝，种不活庄稼，一年到头全靠老天爷赏饭。
只要一遇到灾年，全村人都得出去要饭，再不行就吃榨草、树叶和稻草，全村人普遍浮肿、干瘦。
村里人饿死了，连有力气打坟坑子的人都找不出来。
有首歌谣，是周围村子的人编来笑话大邱庄穷的：
大邱庄，大邱庄
喝苦水，吃菜帮
糠菜代替半年粮
有女不嫁大邱庄
这种环境下，世世代代在大邱庄的人，能跑的都跑了。有个叫李长功的村民饿得活不下去，带着妻儿跑去了东北林场当工人，好歹有口饭吃。
他后来还回来了一次，发现三十年的时间里，大邱庄人住的还是土坯房，吃的是还是红高粱，还不如在东北吃玉米面，就又拍拍屁股回东北了。
1930年，禹作敏出生在大邱庄，家里四个儿子，他排第三。
禹作敏家很穷，父亲也是农民，但他却很重视教育，全力支持儿子读私塾。
到了九岁，大邱庄遭了洪水，父亲被淹死，禹作敏的好日子早早到了头，只能去放牛。
新中国成立后，穷苦农民出身的禹作敏，重新上了夜校，还给自己家买了个骡车，搞运输挣钱。
驾着骡车走南闯北的经历，让禹作敏的眼界比其他村民宽广许多。
年轻的时候，禹作敏靠算的一手好账，当上了村里的会计，还入了党。
1960年，禹作敏当上了本村的党支部副书记。
他有个典型风格，就是敢于说实话、敢于做实事——这个风格贯穿了他一生，给他引了不少麻烦。
大跃进时，处处都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大邱庄的公社为了做到“亩产15万斤”，把几十亩的水稻全部转移到一亩地里种。
禹作敏非常反感这种行为，讽刺说：“冒虚火、鼓虚劲、夸海口、干啥事都穷冒进”。
说完这些话，禹作敏就被撤了职，还被批斗了六个月，发配到了大邱庄最穷的第十一生产队。
那是六十年代，全国都在“学大寨”，搞“以粮为纲”，村里上到书记、下到村民，只惦记地里的收成。
禹作敏为了带着第十一队的大家伙儿脱贫，他也不学大寨，他跑去买驴。
那时候生产队倒卖牲口，属于投机倒把罪，是大罪。
给你们举个例子，1983年前，在江浙一带，你如果骑个自行车从这个村到另一个村，车后座的筐里装了三只以上的母鸡，一旦被发现，就算是投机倒把，要被抓去批斗，甚至坐牢。
《激荡三十年》里提到，温州有农村大妈因为投机倒把，被判死刑。
面对这样的指控，禹作敏脑瓜子转得快，借口说养牲口也是为了种庄稼，把这事儿给糊弄过去了。
队里没钱，禹作敏专挑一些残疾、干不了活又没人要的母驴买，别人还笑话他不识货。
但禹作敏用事实证明了谁才是爸爸——他挑的母驴瘦归瘦，但能生崽，和种马配种之后生了小骡子，养段时间，一头就能卖2000-3000块。
拿了钱，禹作敏全都分给队员们。
在这儿你们能看出来，禹作敏是一个非常会在政策中钻空子的人。这个能力，在那个年代非常重要，之后也会一次次帮助禹作敏带着大邱庄脱贫。
1963年夏天，天津暴雨，海河发了大水，中央下令保卫天津和津浦铁路，要引水淹掉下游的团泊洼。
而大邱庄就在团泊洼的南侧，肯定也会被淹。
大洪水
上面要求大邱庄村民要在两小时内撤出村，以每个生产队为单位去避难。
眼看着连盐碱地都守不住了，其他的生产队只能各处要饭。而禹作敏带着十一生产队避难，途中发现造纸厂需要劳力，便带着一队人充当劳力干活。
他承诺，只要跟着他干，年底的工钱大队一分钱不要，全部留给个人。
到了年底，洪水退了，每个队员都拿到了400块的工钱。
队里有人丢了钱，禹作敏马上拿出自己的一半工钱分给他。
禹作敏就像是第十一队的大家长，在他的带领下，第十一支队从最穷的队，变成了最富裕的生产队。
1974年，因为经济搞得出色，禹作敏成了大邱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他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解决大邱庄遗留了几十年的问题——整治盐碱台子地。
给你们解释下台子地是啥，为了找地方种粮食，之前村民就在田里挖大沟，挖到盐碱处，把挖出的土垫在没挖的田上，就形成了台子地。
我尝试给你们画一下子，别嫌弃！
我画这个的时候，徐哥来瞅了一眼，说这有点像陕北的人造塬地，治标不治本，还把地越垒越高，不好劳作。
禹作敏带着村民，用土筐和铁锹，一步一步，愣把7000多亩台子地垦成了大片的田，还全配上灌水渠和排水道。
改完田，紧接着他就修路。
禹作敏一共在大邱庄修了7条大路，比京津公路还宽、还直溜，又修了几十条小道，能走马车和拖拉机。
大邱庄这田跟长三角平原似的
交通便利，粮食产量唰唰地就提上来了。
大邱庄粮食产量的亩产从一百来斤一下增加到了五百多斤，这就算解决了大邱庄几十年的吃饭问题。
罢特！这不足以让村子富裕，村民能往外跑的还在往外跑，女孩依旧往外面嫁，村里剩了一群老光棍。
1976年，文革结束，整个国家的国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禹作敏蹲在田埂上，思考怎么才能让村民们富裕起来。
他想做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以粮为纲”，集中村里的力量去搞副业。
但是吧，当时的国情和政策虽然已经有所松动，可毕竟文革刚结束不久，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
说白了，那时没有私营企业的概念，私人不能办厂，物品也不能买卖，不然会被立刻打成“挖社会主义墙角”，“资本主义的走狗”。
禹作敏下定决心后，就召集村民开大会，说：“大伙要信我，我就再干三年，一切责任我来担。我要让村上的光棍都娶上媳妇。如果大伙信不过我，那么我现在就下台！”
有人质疑他，他说：“富不起来，我爬着去给你拜年。”
这就算是收服了全村的人心。
1977年，禹作敏觉得全国马上要迎来建设的高潮，钢铁市场很有潜力，准备筹建轧钢厂。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禹作敏几乎用遍了所有可以用的办法——大队的积蓄、邻村的借款、村民的集资、村办砖厂的货款等等，用尽了全村的力气，一共筹集了15万元，勉强解决了资金问题。
但机器、原材料，还是大问题。
现在提起找机器、找原材料、找销路，似乎很轻易，但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全都是犯法的。
举个例子，同时期，禹作敏未来的好兄弟鲁冠球也在偷偷开农机厂。他那时候是一穷二白起的家。
工厂没有地方买原材料，鲁冠球就蹬着一辆破自行车每天过江到杭州城里，走街串巷地收废旧钢材。
实在不行，他就蜷在一些国营大工厂的门外一整天，厂里不要的废钢管、旧铁线扔出来，就宝贝一样拣回去。
禹作敏是这么解决的：他想办法买了一台天津冷轧带钢厂淘汰的二手轧钢机，又学着仿造了两台，试工了两个多月才能用。
1978年，大邱庄冷轧带钢厂正式投工试产。
这一把，禹作敏算是踩在了时代的前列——那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开，开钢厂更名正言顺。
不到年底，大邱庄钢厂就收回了15万成本，还净赚30多万。
三年后，钢厂盈利160万，全村人都服了禹作敏。
但禹作敏聪明啊，他不把所有的权力都抓在自己的手里，而是制定政策，允许每个厂去建立自己的分厂。
随着各个厂子的分厂越建越多，1987年，原先的四个总厂改制为大邱庄四大公司，不久之后又改制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
大邱庄工业公司门口
1987年4月23日，大邱庄宣告成为中国最早的亿元村。
在禹作敏的带领下，大邱庄从一个“春季白茫茫，秋季水汪汪”的盐碱荒地，到了1992年，村办企业的生产额已经达到100亿元，村民的平均收入，是全国的十倍有余。
这样的成就在全国绝无仅有。
禹作敏简直太厉害了，几乎每一次策略都踩在时代前列，我方便你们看，特意做了一个表：
看看这前瞻性和行动力！
禹作敏作为农民出身，目光也没有局限在办企业上。
工业赚了钱，他就拿来同时发展农业，前后投资了数千万元，改造田地、引进国外机械化耕田技术。
1978年时，村里有1200人务农，村里粮食总产140万公斤。
等到了1990年，种田的人数经过了两次减员，只剩不到10人，但粮食总产量达到了350万公斤。
大邱庄的务农人数不到原来的百分之一，产量反而增长了一倍多。
我之前提过，禹作敏小时候没正经读过几年书，他决心让大邱庄的下一代绝对不能继续没文化。
早在八十年代初，村办企业刚刚有起色，禹作敏就说服村里人，从企业资金中抽出几十万元，专门办学校。
学校里还开了电脑课
后来更有钱了，大邱庄还办过天津理工大学大邱庄分院。
因为有村里财政的支持，大邱庄早在80年代就实现了11年制的免费义务教育，村子里所有的孩子都有学上，不用交一分钱。
这在全国范围内都遥遥领先。
顺便提一句，禹作敏很小家里就没了顶梁柱，但他就像是大邱庄的一个大家长一样。
之前提到那个拖家带口跑去东北林场的李长功，也被禹作敏接了回来，他的几个孩子都被禹作敏安排进了大邱庄工厂上班。
李长功回来后，觉得大邱庄越来越多的庄稼地被工厂占地儿了，禹作敏反过来批评他“眼光不长远。”
那时，只要是大邱庄人，不管是进工厂上班的还是种地的，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都能免费使用水、电、暖气、房子、交通、上学、医疗。
有人要结婚，禹作敏直接大手一挥送套房，装修都不用管，带上家当就拎包入住。
大邱庄的小楼房修得整整齐齐的，跟那时候北京城里一样的
简直是个乌托邦。
大邱庄一下子火了，各路领导都过来采访、取经。《静海县志》中记载，1984年-1990年，大邱庄共接待国内外参观访问者几十万人，有时一天就有2800人来采访。
《纽约时报》总结：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大公司的一把手，显然就是禹作敏。
这个过程中，也不是没有危机，但都被禹作敏领着村民化解掉了。
1982年，大环境出现了动荡，“打击投机倒把”成为当年度最重要的经济运动。
禹作敏的老兄弟鲁冠球说，1981年之后，日子很难过，钢材提价1.3倍，煤提价5倍，成本持续上涨，原先签订的一些订货合同都被中止了，理由只有一个——“根据上级的规定，我们不能再进乡镇企业的产品”。
禹作敏这头也不好过，很多人以“挖社会主义墙脚”、“贿赂腐蚀国家干部”等罪名，接连写信给静海县委、天津市委告状，说大邱庄搞钢材加工，和国营企业争夺原料。
县里派下来了清查组，但禹作敏非常强硬，不让人进村。
清查组成员对他说：“你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禹作敏立刻反驳：“尽管没做亏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门前敲，日子能好过吗？”
在他的带头下，大邱庄村民对清查组的态度也很激烈，每天都有老头子拎着棍子来质问清查组：“我们刚过了几天好日子，你们就来了，我们挨饿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
还有小伙子也来骂：“我们打光棍多年，刚找上对象，你们一来就散了，这媳妇要是找不上你们得负责！”
后来，清查组被骂得实在没法了，在大邱庄实在住不下去了，只能搬到乡里去。
这里能看出来，禹作敏对待政府其实一直就一套办法——带着全村人一直耍无赖。
危福合事件那次搞辞职和大罢工，也是同一套方法。
所以有些人分析说禹作敏那么搞是因为他飘了，我觉得有点硬扯淡，他的行事逻辑一直没怎么变过。
Anyway吧，到了1984年左右，禹作敏就完成了他毕生的执念——带着大邱庄致富。
1985年，老禹趁着各级干部都来大邱庄取经，说了一句话，可以代表他当时的想法：
“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当时禹作敏经常接待来大邱庄参观的宾客
有干部反驳他：“只讲钱能行？钱能代表社会主义？”有人劝老禹改一改说法，把钱换成经济效益。
但经济学家于光远很欣赏禹作敏，特地跑去大邱庄听禹作敏的汇报，称赞大邱庄发展道路是对的。
有了于光远这句话，就给禹作敏壮了胆，也给新闻媒体指明了报道大邱庄的方向。
只要报道大邱庄，夸就完事儿。
天津市委领导也就变了态度，放开了手，鼓励禹作敏和大邱庄干下去。
从这个时候开始，禹作敏就把自己当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表。
我看他的各种语录，发现他简直是个农民语言艺术家，说的都是大白话顺口溜。
比如，“来财必有才，有才财必来”、“科技是真佛，谁拜谁受益”、“左了穷，穷了左，越穷越左，越左越穷”。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禹作敏还要求大邱庄每家每户都要挂六字红横幅：“小平同志您好”。
他还为报纸口述了一篇叫《我们明白了，我们放心了，我们有了主心骨》的文章，简直又好读又亲近。
出去和记者、官员谈话，禹作敏的开场白都是“我就是一个农民。”
外出开会，哪怕是坐在沙发上，禹作敏也都盘着腿，不脱鞋，抽烟也不掸烟灰，就让烟灰落在地毯上。
禹作敏把这当做是一种“农民本色”，这种直白的举动也确实帮他圈了一大波粉。
1991年，禹作敏一口气买了16辆奔驰车，每当有外地高级官员或海外媒体记者来访，他就会派奔驰车出村迎接。
他要让人们在看到大邱庄的第一眼起，就被中国农民的气派给镇住。
听到天津市委领导坐的是奔驰560，禹作敏就把车换成了奔驰600，非要高过市委领导一头。
在媒体的报道中，这成了“敢与官本位抗衡的象征”。
在这种夸赞中，到最后，禹作敏也把自己真的当成了一种“象征”——对他的侵犯，就是对中国农民的侵犯。
禹作敏曾说：“大队当年也没投什么钱，都是我自己借的，现在都还清了，村里赚的所有钱嘛，也可以说是我的。”
禹作敏在村里专门组织一批人，组成了“贤德委员会”和“道德委员会”，女的宣扬要贤德，男的宣扬要道德，但不管什么德，都要听他德。
禹作敏还说：“大邱庄新搭起来的领导班子，一人一把号，都吹我的调，不吹我的调，一个都不要。”
记者凌志军写过一次去大邱庄采访的细节，他在路上碰到个小姑娘，抱着一只流血的母鸡哭，说鸡被狗咬死了。
凌志军鼓励她去要赔偿，小姑娘说她不敢去，因为那是禹作敏家的狗，谁要去，一家人日后都得倒霉。
这个事件很有代表性，说明大邱庄已经完全形成了这样的模式：禹作敏给村民物质上的满足和保障，村里人牺牲群体的自尊捧着他。
1990年，这种派头闹出事了。
那一年，禹作敏的两个女儿出嫁，在静海县城置办了别墅和豪车，村里一个司机吃饱了没事干，提了一句：“禹书记这一用，又花了几百万。”
这话传到禹作敏耳朵里，他找人把司机打了一顿。
他觉得不过瘾，继续往上查，发现这个司机是家具厂厂长刘金会的司机，怀疑这消息是刘金会传出来的。
他让治保会的人把刘金会押到他办公室，严刑审讯，刘金会忍不过刑，坦白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事，其中一件是，他和禹家的一个姑娘好过。
这就惹恼了禹作敏的堂兄——禹作相，就是禹家那位姑娘的亲爸。
禹作相喊来了4个禹家兄弟，又把刘金会打了一顿。
更荒唐的是，禹作相觉得子不教父之过，刘金会他爸刘玉田教子无方，也该打，就和禹作敏商量能不能打。
禹作敏的意思是，他们把刘玉田拽到大街上，啐上几口就行了。
得到禹作敏的“指示”，禹作相和兄弟们去刘家，把61岁的刘玉田生拉硬拽到大街上，往刘玉田脸上吐口水，抽嘴巴。
打红眼的禹家兄弟，暴打了刘玉田十几分钟，围观的人一圈又一圈，根本没人敢上前阻拦。
刘玉田快没气了，刘家女儿才路过，看到父亲趴在街头不动弹，急着要拉去医院，但根本没有司机敢搭载他们。
她去借了一辆手推平板车，把父亲拉到医院，发现父亲早就没气儿了。
公安机关查验了刘玉田的尸体，发现他肋骨断了8根，肝脏破裂，腹内出血600毫升，右肾出血，都是殴打外伤导致的。
执法部门要抓凶手，禹作敏此时的决定是——组织了一场街头大游行，“压一压刘家”。
1990年12月13日，2000名群众上街高呼“刘玉田死有余辜”“禹作相打死刘玉田有功”，还有不少中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娃娃都混在队伍里。
刘玉田12岁的小孙女也不得不加入游行队伍，一边骂自己爷爷，高喊“刘玉田活该”，一边偷偷抹眼泪。
禹作敏还组织人们给禹作相的家属募捐，把禹作相一伙凶手包装成了英雄。
但是，上级没理他这一套，法院依法给禹作相一伙人判了刑。
这件事，给了禹作敏当头一棒，也让他对政府的敌对情绪越来越重。
他把气撒在了刘家剩下的人身上。
他先让学校老师把刘玉田的孙子扣在学校，写了4天的检讨，承诺和爷爷划清界限，才放回家。
他又把刘金会一家六个人的工作都停了，派出治保会的人天天守着刘家人，不准乱说，不准出村，刘家人上街买菜都有人跟梢。
刘金会一家人实在被禹作敏逼得没法活，趁天黑逃去了隔壁的大屯村，离开了大邱庄，背井离乡重新谋求生路。
1992年，危福合被打死的事情，就是这件事的重演。
这里提一句，1991年，有个《法制日报》的记者刘长林知道刘玉田被打死的事儿，就用“司马宣”的笔名报道了刘玉田之死，但这篇报道没有刮起多大风。
因为大邱庄在那几年发展正盛，媒体都在报道大邱庄的经济成果。
1992年底，央视播出了七集禹作敏的专题报道，又掀起了“禹作敏热”。
刚好那时候，危福合被打死，刘长林连写了三篇内参，向上汇报这件事。
刘长林胆儿挺大，顶风秘密进村调查，又写了一篇《大邱庄群众奋起揭发本村黑幕》的内参。
内参直接报到了中央，中央给了批示，要天津市政府好好查大邱庄的情况。
这可让天津市委的领导抓住了禹作敏的小辫子，也让禹作敏乱了阵脚。
1993年2月17日，天津市执法机关包围大邱庄的时候，禹作敏还让人把这些警察执法过程用摄像机记录下来——这些影像，都成了日后定他罪的证据。
4月15日，禹作敏走进了天津市公安局，没了精气神，他再也没了大邱庄村支书的干劲和大邱庄联合公司董事长的神气。
这一年，他已经64岁，沦为了阶下囚。
禹作敏被逮捕，已是普通老人的模样
入狱后，禹作敏并没有等到渴望的“平反”就去世了。
关于他的死因，有两种说法：大批媒体报道的是禹作敏在保外就医后，回到监狱，吞了安眠药自杀。
而当时《南方周末》报道更详细：说禹作敏是病逝，因为入狱后，他开始失眠，经常服用安眠药，药物副作用导致了心脏病发。
离开了禹作敏的大邱庄，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增长惯性，到了1997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达到了130个亿，钢铁生产能力接近200万吨，相当于国内一个特大型钢铁企业的规模。
但也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大邱庄的经济也开始一路下滑。
禹作敏被捕不久，大邱庄也开始撤村建镇，曾经的工厂都被私有化，所建住宅都成了商品房。
当然，免费的水电暖气也没有了。
至此，“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和“华夏第一村”的传说就结束了。
讲完这个案子，我问徐哥，禹作敏被抓让当时办厂的企业家特害怕，害怕国家又不改革了，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徐哥说，这很正常，从1978年开始，国家的经济一直处于震荡状态，大家都是在担忧中求发展的。
《激荡三十年》里有句话可以形容当时的状态：“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
能在那个时代脱颖而出的企业家，都有点胆量和气魄。
但禹作敏的案子，看后来的影响，只是个个例。一个没什么法制意识，又和地方政府对着干的农民企业家，被制裁了，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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