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三十年，终于征服了初恋
文 | 明见君
莉在我们班为数不多的女生中，算得上漂亮，尤其是身材很性感，多年以后，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我会喜欢上她，或许正是因为她明显超越同龄人的性感身材吸引了我。
荷尔蒙爆棚的年龄，喜欢一个人或许就这么简单。
莉的成绩中等，数学不太好，到了高三的时候，我抽周末的时间去给她补课。
她家住一楼，但是在三楼有个小房间，每次我去先看三楼的窗户开没有，如果开了，就代表她在里面，
我就直接上去。高考的时候，她考上了一所不错的本科，而我因为政治英语不好，也只考了个很差的本科。
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给莉写过一份情书，给她表白了，但是她一直没有任何回应。
到了录取通知书下来的时候，我突然有些自卑，因为我考的学校还不如她的学校好。
大学期间，我和她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那时候我一直很自卑，字里行间其实都充满了爱意，
却从来没明确我在追她，她也从来没有说过喜欢我。每年寒暑假回到老家，
我们同学依旧喜欢约在一起集体活动，她知道我一直在默默关注着她。
到大学毕业那年，她分到了市里一所二流大学任教。而随后在同学聚会的时候，我才知道，
大四临近毕业的时候，和她同在一个城市读大学的另外一个高中男同学把她追到了手，
并且通过家里的关系帮她搞定了工作。
换成其他的男生还好，恰恰这位男生是我最讨厌的人，一个豪强霸道的官二代。
当时我心里，跟吃了苍蝇一样。
很多年后，我才从最好的哥们那里知道，其实她大四的时候有些犹豫，曾经问过我哥们，
我和另外一个男同学都喜欢她，她该选择哪一个？
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工作单位不好，很快就辞职了，陆续换了几份工作，都不理想。
那时我很落魄，租住在省城城郊结合部的农民家里，两个男人住一间房，
半夜起床上厕所还要带根棍子，怕被野狗袭击。
也就在那个贫穷落魄的时候，我认识了梅，她就住在我隔壁，四个女孩挤在一屋。
她比我小六岁，那时候正在读附近一所大学的自考。寒冷的冬夜里，我们两男两女坐在床上打扑克，
我和她对坐，我俩的脚在被窝下搅在了一起。
那个冬天很冷，我和她恋爱了，在一个寒冷的中午，她同住的姐妹都外出了，我和她睡到了一张床上。
我们彼此温暖，等到春天到来的时候，我被她读自考的那所重点大学录取为硕士研究生。
研究生三年，梅在超市打工，陪我读书，给我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
毕业的时候，我没有嫌弃她家在农村，学历比我低，甚至没有多少共同语言，我们结婚了。
要得到一个人的爱，有时候很简单，有时候难于上青天。
你看有些男人，为了得到女人的爱，花各种心思送花、送奢侈品、送车送房，更牛B的男人连江山都送了。
因为男人始终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哪怕对方是铁石心肠，也终会被感感动爱上自己。
金岳霖爱林徽因，一辈子未婚，甚至与她比邻而居，但他遇到的林徽因太出色，梁思成也特别出色，所以一生努力，也未能如愿。
但这种太过招摇的追求，往往会让女人产生防备心，有了防备心她就很难爱上。
一般来说，若即若离，似有似无，充满引诱的爱，往往才会成功。上面男主的故事，其实就把这点发挥到了极致。他调到女主所在的大学所在的学院，帮助她评职称提升学历职务，但是他又从不主动去表白什么，如同一个老练狡猾的猎人一样，一步步引诱着女主。
作者简介：明见君，一个三观比五官正的温情大叔，985硕士，曾任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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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拍完的《南海长城》
初见江青
1965年7月的一天，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田方急匆匆跑来找我，进门就说：“中央要找你。”我十分紧张，不知道他这么着急干什么。《早春二月》作为大毒草被批判一年多了，虽然摄影师不用承担主要责任，但我的状态已无异于惊弓之鸟。
“中央在抓一部电影，作为典型，用来带动全国，让你去当这部影片的摄影师，叫《南海长城》。”
我一听，莫名其妙：“摄影方面我虽然说得过去，可是不如那些大师啊，如朱今明、钱江、高洪涛、聂晶，我怕拍不好，能不能反映一下还是让他们去？”
“这是江青指名要你去拍，谁也改变不了。”田方打断了我的话，接着说：“这部影片的导演是严寄洲，你可以先去找他，问问情况，然后即去报到。”
第二天，我赶到八一厂导演严寄洲的家，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严寄洲说，“你呀，是江青亲自点名要你来拍这部电影，说《早春二月》拍得好。江青一句话，就是‘圣旨’。”
听严寄洲提到《早春二月》，我吃了一惊，报上早就说这是大毒草，一直在批判，摄影造型也被认为是有很大问题的，都说摄影师拍得越好，毒性就越大。怎么中央领导又说拍得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严寄洲说，“那是别人批判的，江青可说‘拍得好’，你还是先拿《南海长城》的剧本回去看看。”
我想既然决定我做摄影师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也只能接受任务。
第二天，我拿着厂里的介绍信到“八一厂”报到，正式进入《南海长城》摄制组。
几天后，江青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我们一行人。
她身着便装，齐耳短发，肤色白润，精神不错，看起来不像年近五十的人。
江青微笑着，审视了我一会，赞叹说：“李文化，你真年轻！”
听到江青这么说，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只好笑一笑。
她接着说：“李文化！不要小桥流水，要大江东去；不要资产阶级的小桥流水，要无产阶级的大江东去！
你拍的《早春二月》拍得不错嘛，色彩也很好，画面也很讲究。
不过，你那是为资产阶级拍摄的，现在我要你来为无产阶级拍摄，怎么样？”
我赶忙点头，连连说：“是！是！是！”
江青审视着一脸虔诚的我，又强调：“我说的意思你明白吗？”
我忙说：“明白，明白！我拍摄的《早春二月》是‘小桥流水’，属于资产阶级；
‘大江东去’属于无产阶级。也就是说，你让我不要拍小桥流水式的资产阶级情调，
要拍出我们无产阶级大江东去的气势。”
江青看了看大家，说：“哎，这就对了！”大家都笑了起来。
客厅里放了一张圆桌，江青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几个菜一个汤，虽然简单，味道却极好。
没有拍完的《南海长城》
在拍摄筹备过程中，罗瑞卿经常陪江青来八一厂看《南海长城》样片。
两人在前面缓缓而行，八一厂的领导跟在后面，再后面是摄制组一行人。
通往放映厅的走廊，大概二十几米，江青往往走几步，就示意要休息一下，
旁边的服务人员立刻把准备好的凳子放下来，江青在那一坐，随意和大家聊几句，几分钟后，
站起来接着走，不一会儿，又示意休息，短短的一截走廊，往往停下来休息两三次。
我有点奇怪，看着她精神还可以啊，想不到身体这么弱，听说还有病。
江青经常来厂，对演员形象提出自己的意见，光演员就来来回回换了好几个。
摄制组每一项准备工作，江青都要看，作指示。服装，色彩，甚至化装，头饰等，都要表达自己的喜好和观点。剧中的女演员服装是广东渔民的特色服装，在大襟上要补上两块补丁，表示很穷。江青亲自指点“这个地方应该用黄色，那个地方要用绿色”等。
镜头方面，江青为突出一号人物区英才的英雄气概，设计出区英才在悬崖上搏斗的情节。她让演区英才的男主角王心刚叼着匕首跳崖，追捕海匪。严寄洲说不行，这么高的悬崖，惯性会把嘴震豁，而且也不合理。江青生气了，说：“这是艺术么，艺术真实不同于生活真实。”
1965年冬，《南海长城》摄制组拍完全部外景回到北京。
资料记载：厂部通知，严寄洲带着全部的外景样片到上海请江青审查。
江青提出让主创人员到上海来，一块谈谈。她提出的摄制组里相关人员名单，
除了摄影师李文化属于黑线人物和演反面人物的演员不参加外，其他全部是正面人物。
导演严寄洲很纳闷：“为什么演反面人物就不能参加呢？演了反角，就成了坏人啦？”
2001年台海出版社出版的《红色往事：1966—1976年的中国电影》中有这样的记录：
一行人到达上海，在会议室见到了江青。江青先是一连看了两遍样片，紧绷着脸半天没吭声。
李文化心里直打鼓，知道要出问题了。
果然，江青劈头就说：“样片我看了，心情很沉重，有些问题想同大家商量。
这是由话剧改编的，主席和我都看过话剧，所以一定要把它拍好，拍成样板。
从现在的样片看，差距还很大，我让你们拍成‘大江东去’，你们却拍成了‘小桥流水’。”
李文化在旁边一直战战兢兢，没想到江青还是开口就否定了他的拍摄，但还没有完，
江青接着说：“从现在的样片看，差距还很大，扮演阿螺的王蓓不行，小家碧玉，要换。”
严寄洲说：“王蓓不合适，可是演阿螺的女演员实在难找呀。”
这时，时任上海市委文教副书记的张春桥插了一句，“你们这些当导演的，满脑子只有白杨、秦怡。”
严寄洲当时还不知道他是谁，便说：“我从来没有请白杨、秦怡拍过戏。”
此时，江青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子邪劲，三脚两步走到严寄洲面前，把双腿一并，
说：“我代表全国青年演员求求你们啦！培养培养她们吧！我向你鞠躬。”
说着她表演似的对着导演深深鞠了一个90度的躬。
严寄洲被窝在沙发里，一时傻了眼，在座的刘志坚副主任、李曼村部长、陈亚丁副部长和演员们目瞪口呆，
现场一片尴尬……
我不知道这段材料取自何处，可后来严寄洲说：有人说江青指责我把她要求的“大江东去”，拍成了“小桥流水”，此话我从未听她说过呀！以往，只要是她的每次谈话，都要整理成文打印上报和存档的，她从来没说过这话。而且从拍摄的外景样片看，李文化拍得很有气势，把南海渔村拍得非常优美，富有诗情画意，扯不上什么“小桥流水”。再说，李文化是她亲自点名从北影借调来的。
我要说明一点：上海开会，我根本没有参加，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我去开会。不知情，不该问的，我也不愿去问，一直蒙在鼓里。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从网上资料中才得知我当时被江青列为“黑线人物”没有资格参加。开会现场的一切，我是听传达知道的。
我证实导演严寄洲的话是事实，据传达我也从没被江青指责把她要求的“大江东去”拍成“小桥流水”。要真是这样，那还得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传达过江青的指示：“江青审看样片后，对导演、摄影师和样片完全是肯定的。”所有听传达的人都很振奋！我比别人当然更高兴，因为这是对我和导演工作的肯定。
还说我吓得“战战兢兢”，我压根就不在场，何来“战战兢兢”？故事编得太离谱了。
《南海长城》中途夭折的真实原因，至今众说不一，我想，“文革”的恶性发展，江青政治地位的急剧上升乃至无暇过问一部影片的命运，是此片搁浅的真正原因，以后的样板戏、样板电影，是她政治地位稳固之后的事情了。至于12年后公映的《南海长城》，已经不是我们当年拍的《南海长城》了。
20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