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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籍贯是大理，白族，但我和妹妹出生在西双版纳的景洪。我爸是建筑工人，常年拖家带口在各个工地上干活，一个工程干完就奔着下一个工程去，所以我们经常搬家。我从小跟着大人辗转于景洪周边的勐满、勐海、勐养，其中在勐养待的时间最长，在镇上的小学从二年级读到五年级。
在西双版纳，最忘不了的是泼水节。这是件大事，学校会给我们放7天假，还能上街玩水。泼水节当天镇上大多数店铺都会关门，穿着明黄和赭红色僧袍的和尚会从庙里涌出来，结成方阵吹吹打打地绕着镇子游行，边走边用叶子蘸水甩向路人。他们念的什么经我们孩子听不明白，也不往心里去，我的兴趣只在于拿水枪玩打仗游戏。节日就好像天赋神力，让我在这一天有了个不挨批评的特权，拿着水枪在外面疯玩了一天后湿漉漉地回家，老妈非但不会骂我，反而还会任劳任怨地帮我换衣服洗澡。
我们白族有另一个民族节日，叫做三月街，亦称观音市。三月街主要形式就是赶集，被人称为“千年赶一街”。过节时会在马路上搭起绵延数十米的大棚，以供摊贩们做生意，还会有赛马舞狮，持续7天。我记得幼时妈妈总是在节日的末尾才带我们去凑热闹，因为那时集市上的东西会比较便宜。
小学五年级下学期，我爸把我和妹妹转学回了老家，留下妈妈照顾我们，自己一个人外出打工。我老家在大理市18公里外的一个小镇喜洲。喜洲的开化程度远远不如西双版纳，学校里的孩子们普遍早熟，好勇斗狠，相互之间打架斗殴是常有的事。本地的孩子上学晚，我当时是五年级里年龄最小的学生。和我同班的学生中有不少人是根本不学习的，他们的人生规划通常是：小学毕业后就不上学了，先打工、务农，然后等年龄一到，就应征入伍。
我在学校挨了不少揍，被迫帮同学写作业是常有的事，最夸张时，我书包里能有10本练习册，里面只有1本是我的。我每天写作业到凌晨，开始写不完急得直哭，后来也就习惯了。在这种变相的题海战术折磨下，我的分数扶摇直上，到六年级时，已经稳定在前5名了。
后来我妈发现了我受欺负的事，到学校里大闹了一次，让我写作业的那些同学都挨了老师的体罚，当然，后来他们又把拳脚还到我身上了。不过，从此之后没人再让我写作业了，别人要写到晚上9点的作业，我6点半就能写完了。
不过伤害还是留下来，2011年小学毕业之后我到医院测了眼睛，左眼近视200，右眼225。
小学毕业后我进了大理市一所挺好的中学，学校位于大理古城，当时附近还有不少报刊亭和书店，不像现在，人民路上全都在卖旅游纪念品和小吃，都是宰游客的。
但学校没有宿舍，所以像我这样从镇子赶来上学的孩子，只能在校外租房子住。我爸妈给我找了一间小单间，一年只需1000块钱，在一栋很老的楼房里，一楼是砖石结构，二楼就全是木板和篾席了，毫无隔音可言，没有卫生间，只能出去上公厕，洗澡亦然。
我在这间陋室里一住就是3年，每周回家1次。一个人住没人管，我迷上了漫画和小说。我妈一星期给我的70块钱生活费，有将近一半花在买齐那几家杂志社的连载漫画。小说太贵了，买不起，只能借同学的来看。
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是《斗破苍穹》，当时它还没完本，很火。我入迷得很，又因为借来之后很快要还，所以就废寝忘食地看。回家了看，下课了看，上课的时候也要偷偷看。这样一来，语数外政史地物化生9门课，除了文科以外，我通通考不及格。
初二上学期的一个周五，我刚回到家准备吃饭，两位伯父就带着一堆亲戚来敲门了。只看见他们同我妈说了几句话，我妈就开始哭，然后拿着家里的几千块现金和银行卡，没来得及跟我说几句话，就收拾东西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爸在工地上突发心肌梗塞，送医院抢救了。
没救回来。
我觉得很不真实，连我爸的骨灰被带回来送到山上埋了，我都没有那种失去至亲的痛苦。直到我回到学校，发现老师同学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才在校外自己租的小房子里哭出来。可青春期的我，觉得男人是不能哭的，所以又咬牙忍住了。
我连续几个晚上做了跟我爸有关的梦，大多都忘了，只有一个印象深刻：他在山上泡温泉，温泉水是金色的，很暖和。我妈带着我和妹妹去找他，爬山，爬着爬着只剩我一个人了。我爬到山顶发现他不在山上，而是在山下的一个院子里泡温泉，于是又下山。好不容易到他身边，我正准备进池子，他突然说，“先去洗个澡再下水”。
我就去卫生间淋浴，洗着洗着我就醒了，到底是没泡上温泉。
2
我妈独力抚养我和妹妹后，压力很大，基本上一天到晚都没好话，一张嘴就是骂人。她说自己在外面干活的时候都是高高兴兴的，一回家就怒从心头起。
2014年初中毕业后，我没考上好高中。而我妈已经明摆着不会继续供我上学了——当时家里欠着外债，确实困难，于是我很快在镇上的家具店找了份工作，月薪1200。那家店挺大，一楼卖家用电器，二楼卖家具。我最初是售货员，但那时人很内向，根本不堪此任，然后就被派到二楼干体力活了。
家具店老板是个离了婚的胖男人，每天要睡到中午才起床，然后穿着T恤短裤坐在柜台后面玩手机。店里的经营是另一位瘦主管在抓，此人精明强干，属于那种在社会上混了很久的老油条。
店里还有一个专职送货的师傅阿波，快30岁了。他很照顾我，因为我年纪小，就喊他“波哥”。波哥跟主管是同一种人，但还有一点贪玩和意气用事。店里个刚满20岁的女售货员，他居然没几天就给追到手了，两人搞对象的事在店里经常被大家开玩笑。过了几个月，他和售货员同时请了几天假，说要去办点私事，后来我们才知道，售货员怀孕了，他们两个是去做人流。
有一天波哥和售货员在店里大吵了一架，起因是波哥逼售货员删掉微信里的男性朋友。这个事搞得店里气氛很僵，那天下班时间都没到，波哥就悄悄走了，然后再也没有回来上班——
他和售货员当然也就此分手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波哥主动联系我，说他开了个洗车场，缺人，想让我跟他一起干。他给我开月薪1500的工资。我在家具店干了快一年，月薪慢慢涨到了1800。但老板对员工很刻薄，一直在压我们的工资，陆续逼走了很多人。因为工资低，招人费劲，于是多出来的工作就分配到仅剩的几个员工身上，搞得我们都有怨气。所以，波哥叫我过去时，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打电话给老板说了一声，就算离职成功。
2015年5月，我开始在洗车场上班。
这份工作一开始非常悠闲，因为压根儿没有生意。波哥给我画了好大一张饼，说洗车场将来做大做强了，就让我当合伙人，我们一起当老板。但事实上，他每天入不敷出，一直亏钱。平日里好歹有几辆车上门让我们服务，下雨天则完全没人，鉴于洗车场只有他这个老板和我这一个员工，所以他索性关门，给我放假。
那时我每天都盼着下雨天，这样就不用上班，可以到网吧打一整天游戏。我在上学的时候就进网吧了，先是玩《穿越火线》，后来打《英雄联盟》，打得不好，但很上瘾。毕业工作后我吃住都在家里，所以工资的大头要交给我妈，每个月几百块钱的零花，基本都被我花在网吧里了。好在我从始至终都没有养成为游戏充钱的习惯，直到如今我还是“0氪”。
几个月后洗车场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一天能有几十辆车来，光靠我和波哥根本忙不过来。波哥舍不得雇人，于是叫亲戚来帮忙。这个时候，他变得要面子、摆架子了，有气就随便往我们身上撒，连他妈妈来洗车场帮忙的时候都被他恶语相向。
我的工资一直没涨，他说将来要培养我当管理者，但说实话，我不太相信自己在16岁的时候就能找到一份能干一辈子的工作。
我也不太想一辈子都干这个。
3
2016年，我跟着堂姐夫去了昆明，这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城市。堂姐夫在五华区开汽修厂，但我并不是要去他那里工作——他帮我找了熟人，把我安排到修理厂附近的长安4S店，当漆工学徒。
我跟的两位师傅，一位姓李，一位姓何，李师傅主要教我手艺，何师傅给我发工资。刚去时我的工资只有600块钱，要不是店里包吃包住，真要活不下去。
4S店的生意分淡季和旺季。淡季一天就一两辆车来，铜工（钣金）先将车身上大的凹陷拉平，把损坏的配件换掉，然后再分给我们漆工。
漆工的工作很像泥瓦匠，先用一层腻子把车身表面填平，然后用不同型号的砂纸把多余的部分打磨掉，一开始打磨全靠手工，一张砂纸一桶水，要磨上几个小时。当然，刮好的腻子也可以机器打磨，当时整个4S店里只有2台干磨机，大家轮着用。这玩意倒是省时省力，但有一个巨大的缺点——扬尘。用它磨腻子，会把整个工作间弄得到处是灰，操控机器的人更是难以幸免，这种环境里，就算戴着防毒面具，尘肺病也可以说是指日可待。
待磨到车身表面没有凹凸不平的地方后，便可以调配底漆，覆盖在刮过腻子的地方；喷过底漆之后还要继续磨，把底漆磨到光滑为止，才能把车挪到喷漆房里，戴上防毒面具，用色漆和清漆对表面进行喷涂。等油漆晾干之后，理想情况下，这车会和新的一样。
但理想永远是遥不可及的。
这些工序每一步都很重要，可每一步都没有一个可视化的标准，衡量“好”与“不好”只靠一样东西：手感。我练了3年才练出这个鬼东西。说实话，我是有点笨，是这份工作让我感到折磨的原因之一，也是它逼我天天正视自己的无能，让我意识到原来我什么也做不好。
带我的两位师傅性格截然不同，何师傅较为反复无常，甚至有点口蜜腹剑。他惯于和别人做表面兄弟，别人对他有用的时候他就勾肩搭背，亲热得像一家人一样，一旦没用了就恶声恶气，经常背后说人坏话。相较之下，李师傅就耿直多了，有什么说什么，不论对领导还是同事都不假辞色。
所以当他骂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真的没做好。
4S店的旺季在年关时节，天气冷了，我们有条件的时候打磨都用热水。即便如此，皮肤皴裂和长冻疮也是免不了的。手上长了冻疮以后，皮肉就会肿起来，肿得不能再肿，就会裂开，然后汩汩流血，整个手又痒又痛。可我们组一天会分到十几辆车，活儿根本干不完，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11点之后，最极端的时候曾经捱到凌晨2点。我那时候算过，冬天我平均一天要工作14个小时，基本上除了睡觉之外，所有时间都在干活。
业绩好也和我没关系，我的工资会涨，但拿不到提成，涨过了就是固定的。干汽修3年，我的工资从600涨到3500。李师傅的工资也是固定的，一个月6000，只有何师傅是拿提成的。
2019年初夏，4S店生意奇差无比，据说当时整个汽修行业都不好过。李师傅离职了，何师傅也想提桶跑路，跟我谈了两次，我也就辞职了。
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十分折磨，现在看来，学汽修3年，过一天算一天，纯属浪费生命。这3年因为没钱消费，我很少走出五华区。我的钱有一半存起来给了我妈，总算把家里前几年欠的债给还清了。
当时我堂姐夫沉迷比特币，为了发展下线，跟我提了好几次，想拉我入局。我给了他6000块钱买币，交易账号也在他和我堂姐手里。后来我们联系少了，他们也一直没跟我提这事，是赚是赔，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离开4S店之后，我不想再每天下班后身上都脏兮兮的了，很渴望做一份能穿着干净衣服干活的工作。我心里已经后悔自己没好好念书，以至于如今连找一份每天只干8小时的工作都成了奢侈，于是开始打听成人自考的事。
在昆明又找了一圈工作，没找到合适的，我妈干脆就让我回家，说趁此机会把驾照给考了。
2019年7月，我离开了昆明，我在这里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
4
因为科目二结束之前每天早上都要去驾校练车，所以我就在大理的酒吧找了份夜班工作，每天下午3点上班，管饭，吃饭时间在下午3点、下午5点和晚上12点，月薪2800加卖酒的提成。
这家酒吧不大，但员工不少，分为销售、前厅服务员和舞台演员3类。
销售全是年轻漂亮、能说会道的女孩，她们主要在门口揽客，客人在酒吧的消费算做她们的业绩。
服务员全是男生，工作和餐馆里的传菜员一样，销售会把每桌客人要的东西记下来给我们，然后我们就给送过去。除此之外，我们还负责洗厕所、倒垃圾和打扫酒吧厅面的卫生。我们卖酒的机会其实不多，多半都要等已经点过一轮的顾客点第二轮时才有我们的份。
舞台演员都是俊男美女，他们白天在家里开直播，晚上5点到酒吧吃饭，然后准备上台表演。有时候白天也会来，因为要排新的节目。6、7个人轮番上，每人一晚上都要换7、8次衣服。酒吧里还有个调酒师，他每晚有个固定上台表演的节目，扔酒瓶子，有点类似杂技。
演员们的下班时间是最早的，11点就走了——大理古城很小，商业区和居民区挤在一起，11点之后就不让再放音乐，要防止噪音扰民。服务员和销售下班没个准点儿，客人什么时候走光就什么时候收拾，一般凌晨2、3点酒吧就没人了，但也不乏要在店里待到黎明的熬夜神仙。
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是过渡性质，2个月后驾照到手，我就辞职了。我打定主意要干一份收入稍微高点的工作，9月初在手机上注册了一个“美团众包”的账号，想要去送外卖。我妈觉得我学了3年汽修，这就放弃，有点可惜，但又害怕我在车间里天天吸粉尘油漆，将来会得病，就由着我去了。
“美团众包”一注册，就有人打电话联系我让去面试。第二天到了美团站点，人事看过我的身份证和健康证后，给我稍微讲了一下待遇和工作模式，面试就算通过了。我这才知道，原来美团在大理没有“众包“，只有“专送”。骑手一个月额定送单数目是600单，底薪3000，送一单外卖5块钱提成——不管天上下不下雨、路程远还是近，送一单就是5块钱，没有例外。现在看来，这有点“霸王条款”的意味，很容易就能辨别出站点对骑手们公开的“政策”里明显有不尽不实和隐瞒不报的部分。
但当时我觉得可以接受。我和一个初中同学一起租了个月租800块的房子，同学听说我在送外卖之后，他就来跟我一起干了。
第一个月，我们两个都非常勤奋，即便路不熟，最后也拿到了5000多的工资。一天送8小时，一个月休4天，相比之前我干过的那些出卖劳力的工作，送外卖简直可以说是悠闲和暴利。我甚至还有闲心利用空余时间背单词、学英语——可能是社会的毒打终于令我长大成人了吧，我觉得必须得给自己规划未来。得陇望蜀、得寸进尺，在我看来并不算是贬义词，人因为物欲旺盛、感情丰富，所以才有动力想改善自己的生活。
送外卖的第二个月，我一切如常，但同学懈怠了。骑手的上班时间是按工时计算的，系统派单也会优先派给离商家位置更近的骑手，所以只要我们离开美团站点负责的商家范围，就可以一直空耗时间而不用接单去送外卖。他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在午高峰和晚高峰订单多的时候出去干活，剩余时间不是在家休息就是在网吧打游戏。
这个月，我领到5900的工资，而他只有3000多，但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只要他不找我借钱，我也没什么资格管他。
送餐高峰的时候，送外卖时间非常紧张，每个人都要学会单手扶电瓶车、低头看手机导航的本事。我们站里当时有一位同事在送餐途中出了车祸，挺严重的，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我后来在站长宣传道路安全的时候见了同事那辆被撞坏的电瓶车，车身的塑料件碎得七零八落，连插在车上的钥匙都弯了。
除了这种大事故，平常我们小磕小碰也不少，我曾经就连人带车摔过好几次。入冬后，我在外裤里面还穿了一条棉裤，有次摔倒之后外裤没磨破，回家一看，里面的腿全是血。
外卖送了不过4个月，我就晒得跟鬼一样黑。那时候每天要打好几十个电话，见很多陌生人，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大部分的商家和顾客都很友善，刻薄又难伺候的终究是少数。我感觉自己的心态在快速地变成熟，当时心想：我一定要把本科学历考出来，将来要舒舒服服坐在办公室里工作。
我和同学原本是平摊房租的，但后来他没钱了，我只好先垫上。令我不舒服的是，即便到了如此境地，他仍然不思进取，还带了个朋友回来过夜，往家里硬塞了一个人。他说这个朋友同家里闹矛盾，被父母赶出来了，身上又没钱，无处可去，于是只好收留他几天。明明是我在负担全部房租，他收留别人之前却不跟我商量，我很愤怒，但只能忍了下来。
早上，我和同学都要出门上班，那个朋友就留在我们的屋子里一天到晚用手机打游戏。我回来之后有两次发现他用了我的牙刷和毛巾，已经快爆炸了。后来这人连手机话费都充不起，上网还要靠我们给他开热点。我实在难以忍受，对同学说，赶紧让他走，否则你也搬出去吧。
同学面子挂不住了，收拾东西和朋友一起走了。我一个人住着月租800的房子，清静得不得了。
2020年元旦节那天，单子特别的多，所有骑手上满8小时班之后都不准下班，被站点强制留下来继续送外卖，否则就按开除清退处理。每个骑手同一时间段有近50份外卖要送，根本送不完，派单派得一团乱麻，每份外卖送出去都至少超时30分钟以上。“开除”后来被证实是唬人的，但我当天奔波到了凌晨4点，而微信群里通宵跑单的同事还大有人在。
那天晚上，我把外卖交到客户手里时，有人对我说“新年快乐”，我也回他一句“新年快乐”。但实际上，我的真实感受是“同人不同命”，你确实快乐了，我呢？我“跨年”这一天被冷风吹得嘴唇子都裂了，脸也皴了，大鼻涕都快流出来了，我快乐个屁。
之后没过多久，我辞职了，我已经看明白了，送外卖虽然赚的不少，但实在没有前途：站点用了不少严厉的政策，动辄就要罚款数百元；送外卖总会遇到超时的烂单、孤零零的远单，有的人在路上电动车突然坏了，他身上的外卖就得交给别人来背。
我想在家过完年再找新工作，不成想没过几天，新冠爆发了，所有人都被困在家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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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过得很煎熬，不让出门，连买菜都困难。家里每天除了米饭，唯一的菜就是炒土豆片或者土豆丝，后来连土豆都吃完了。猪肉的价格一度涨到30几块钱一斤，还特别难买。我妈在家缝十字绣，我妹每天睡到中午，下午学习，晚上看电视剧。我无所事事，只好看书，愣把村上春树的两本厚小说看完了。
不太喜欢，可能是因为我读不惯日译本。
我还入坑了剧本杀——那段时间估计除了一线的防疫人员，大家都很无聊，随便在微信群里喊一声，就能喊来7、8个人玩线上的剧本杀——复产复工之后，想叫人就困难多了。
在家待了3个月，封城解禁了，我妈极力推荐我去厂里上班，跟我说厂里待遇好，包吃包住，月薪也高，适合攒钱。就这样，2020年4月初，我从大理坐火车又到了昆明，先到中介公司报名，他们就拿出位于全国各地的招聘启事给我看，让我自己考虑想去哪儿。比对过时薪之后，我选择了一家在南京的电子厂，因为它能给到20块每小时。
然而，中介公司骗了我们，跟我们说在厂里是坐着上班的，日常只要穿工作服就好，不必穿无尘服。结果待我们一行几十个工人到了南京之后才知道，进车间必须穿无尘服，一天12个小时要一直站着。我们的身份证都被他们收走了，电子厂的领导对我们说：“就这个条件，爱干不干，不想干的人到我这交600块钱领身份证。”我们质问他凭啥收钱，他说这是公司把我们“运到南京”的路费。
可恨我当时没有录音。
大部分人留下来了，厂里给我们分配了宿舍，6个人一间屋子，上下铺。舍友们各有特点，相处还算比较融洽。我在他们之中大概算是最有行动力的一个了——虽然政府鼓励复产复工，但因为疫情原因，厂里经常放假，周末是不上班的，我就利用这点空闲时间在南京逛了一圈，把不要门票的著名景点都去了一遍。南京果然是个大城市，但没我想象当中那般繁华，绿化居然做得很好。人人都说云南山清水秀，可我觉得大理的风光远远不如南京。
工厂里的生活很单调，活不难做，机械重复，完全没有自己的个人时间，连上厕所都要向领导报告。后来我看过一个叫《山海情》的电视剧，里面讲宁夏的农村人到福建莆田的工厂打工，看完只觉得充满了童话色彩——在我看来，想和电视剧里那样靠在工厂打工赚钱出人头地根本是不可能的，当然，也许是时代背景不同吧，说不定在剧里的那个年代，工人的待遇就是有那么好。
我们拿的是时薪，由于厂里经常放假，第一个月下来，我只拿到了1000多。我和流水线上的领班混得很熟，打听了一下，发现连她也没有5000块钱工资，心里油然而生一种上当受骗的愤懑，当即就决定不干了。
上班一个月了，身份证早就还给了我们。我回去问舍友谁愿意跟我一起走，他们都很迟疑，犹犹豫豫，我直接收拾了行李独自离开。
我拖着行李在南京到处走，简直像在流浪。两天后，由于亟需一个住宿睡觉的地方，我去应聘了快捷酒店的前台，本来这个岗位一般都是要女性，但酒店长时间招不到人，就放宽了标准，连男生也要。
我在酒店入职是2020年的5月，距离我的21岁生日只剩1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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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快捷酒店在高铁站附近，以前客流量非常好，但受到疫情的冲击，生意比较惨淡。据说在我来之前，老板刚换过，新老板留下了所有的老员工。领导说，虽然在外面看着架子大而不倒，但新老板一直在亏钱。
酒店排班是“上二休二”，1天白班，1天夜班，然后休息2天，一班要上12小时，挺轻松的，甚至做个副业都绰绰有余——店里的厨子和工程师傅，都在兼职跑网约车。
不过员工宿舍的条件很差，在天台上，宽带、WiFi都是我们自己拉的。我和3个同事同住，宿舍没有窗户，光线全靠从门口进来，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屋子里都是黑乎乎的。宿舍里有台年岁久远的立式空调，好用，但很耗电。电费是均摊的，为了省电费，我们一般不开它，各自买了电风扇放在床头，一天到晚吹个不停。
我在这家酒店干了1年多，在同事里算时间比较长的了。酒店一直在招人，但服务业好像没人愿意干似的，招到的新人总是没过试用期就跑掉了。这就把我给“显”出来了，店长说，等招到人就升我做值班经理，待我也与别的同事不同。职还没升，我就渐渐接了一些管理的工作内容，日常也很操心，经常要陪同事们加班。
能力被大家认可了，我的自信心也加强了。我利用工作之余学习，在南京报了自考，到现在也过了几次考试，虽然分数不高，但都及格了，比我想象中要简单。
在酒店工作，我见识了各色人等，其中最难缠的是醉鬼和嫖客。醉鬼就不用说了，神志不清，开房时连登记手续都需要别人帮助完成。嫖客不一样，他们是清醒的，又分明地透出无耻。
一般都是在夜里，嫖客会先跟小姐谈好价格，然后自己先到酒店去开一个房间，等人进到房间里就给小姐打电话，把房号告诉她，让她自己进来。
酒店前台的登记系统和派出所是连通的，每个进房间的人都必须用身份证登记。小姐最怕这个，往往装得会理直气壮，让我们以为她们是已经登记过的客人。她们进酒店也不问前台房间在哪，自己没头苍蝇似地乱找，我们看到就会拦下来，逼她们登记。
到了这一步，要么小姐妥协了用身份证登记，要么就是和嫖客的生意就此告吹。吹了之后，嫖客肯定不甘心，往往要求退房退钱——酒店里一半的纠纷都是因为嫖客要求退房引起的。
我们酒店的保安是个老头，晚上12点之后就会在沙发上打瞌睡。有一次我上夜班，有嫖客来退房，我不同意，他当场就跟我吵起来了，吵完之后还打电话叫人，叫来一个“兄弟”，然后和我说：“我们到外面解决一下。”
言下之意，店里有监控，他想把我叫到外面打一顿。
我差点就跟着出去了，他骂了很多难听的话，不止他想揍我，我也想揍他两拳。但想了一想，还是不宜做亏本买卖。我甚至盼望他按捺不住在摄像头底下就动手打人，那就不用说别的了，我直接报警索赔。
后来他没敢动手，我还觉得有点可惜。
更可惜的是我最终没能等来升职。
酒店的员工一直在离职，今年清明节的时候生意回暖了一阵，但随后又冷清下来，就连紧随其后的端午节也没能提振士气。6月份的时候，领导突然通知我们说，老板还是把酒店转让了，下一个新老板要搞装修，我们这批员工一时间全部失业。
我们聚在一起说要申请劳动仲裁，但后来走的走，散的散，最后也只有我和另一个同事到劳动局去问了两次。劳动局的人刚开始说给我们调解，调解没成功就要打官司，听到这个，我们也没心情折腾了，最终各奔东西。
后记
很多很多年前，我最想去的地方是纽约，其次是上海。我当时看别人的杂记，说北京是砖做的城市，西安是石头做的，而上海是玻璃做的。彼时深以为然，一心想见识一下上海的繁华。
来南京之后，我的幻想破灭了，因为这里离上海很近，也是“新一线城市”，却与我想象当中完全不同。没来这里之前，我只能在视频和照片里面了解大城市，以为这里的人个个都衣着光鲜，纸醉金迷，就好像飘在云上一样。来了之后，我才知道，其实视频里的都是有钱人，穷人在哪里都要讨生活。
即便如此，南京依然比大理强多了。我今年22岁，工作已经7年，要我说一句真心话，我恐怕会说“不想回家”。
因为大城市不止有纸醉金迷，也有打工人每天在为了点外卖的时候省三四块钱、关注好几个公众号领优惠劵。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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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大三暑假，我在家乡省会的电视台实习，无论怎么努力和勤奋，也是被晾在一边“玩手机”。当时想着，不能够再混下去了，试着往之前心仪的实习岗位投了简历，有一点意料之外，竟然得到了一个互联网大厂实习的offer，来到北京，毕业后顺利转正，留在那里工作了3年。
工作，攒钱，给家里买房，让弟弟以后上学无忧、结婚无忧、买房无忧，这是父母曾经传达给我的愿景，也被我内化成了自己的生活目标。家乡县城，除开非常好的地段，3000多的房价，攒个30来万就能顺利买下一套房——这可以将笼罩在家庭头顶上的阴云驱散，让父母低了一辈子的头抬起来。我曾在下班路上，和父母、奶奶打一通通长长的电话，大言不惭地将这个目标向他们反复描摹。尽管父亲有时也会让我“不要想那么多”，但那时候，我真觉得自己是一个拯救世界的盖世英雄。
现在来看，一切本可能不会走到这个地步，我曾经也有机会不用扛起“买一个新家”的责任。
在搭“移民搬迁”政策的便车时，母亲和奶奶的关系异常焦灼，外加她和外公矛盾重重，所以她毅然决然地要将房子定在姨婆所在的镇，以此来摆脱从嫁进这个家后就从没和谐过的婆媳关系。
姨婆的那个镇，同我家的小镇子一样，也被大山包裹着，可好在它有一大片平坦的盆地，街道店铺直直地立在平地上面，不像我家那儿，被外地来的人戏称为“一个大洗脚盆子”——街道至少是45°，斜斜地从高处插下来，四面八方统统都是这个样子。下雨的时候，街道上冲刷下来的水，下水道往上冒出来的水，都会汇聚到镇子最低洼处的一条河里。
我的初中就在这条河边，饭堂抽河里的水让学生洗碗用，零花钱最窘迫的时候，我还趁洗碗时偷偷喝过大肠杆菌超标的河水。我家就在这条河的下游，小的时候，去河里玩，可以捡到各式各样的垃圾，它们都被我像收藏宝物一样拖到河滩上藏着，或者拿回家，再被父母扔掉。
我至今仍记得中考后那个仿佛没有尽头的暑假——因为去哪儿都摆脱不了我弟。
姨婆家那个镇有条河流穿镇而过，上游的旁边是白花花的水泥路，我站在那里，当时的天空也是浅灰白色，闷热，汗水会从额头的发缝里渗出来。水泥路离河底大约40米高，深绿、茂盛的矮植下，可以清楚地看见河底粒粒分明、均匀圆润的白石子，只到膝盖的河水，铺平了大概30米宽的河道，河里喧嚣、闹腾、快乐。
4岁多的弟弟大夏天感冒了，不能下水，我牵着他热乎乎的手，时而往下望，时而往上望——往上是一连片直切下来的山壁，石缝里连草都稀少。石壁一直往前延伸，直到同山道一起消失在景色深处，切面真像一把菜刀。我没有问姨婆这山是不是自己长成菜刀的，自顾自闷闷不乐，姨婆猜我是因为不能去河里玩，所以不开心。
那个夏天，是我第一次明确地知道了母亲“重男轻女”的事实，并且承认了它。我熬了一整夜写下了一篇字里行间都是控诉的日记，那也是我人生里第一次熬夜到天明。
姨婆那时年纪已不轻了，但颇能扛热，大中午还经常在地里忙活。我们去时正值夏季农闲，可除了带我们出去玩，她从没闲下来过。中午酷热，姨婆要带着我们去镇上的景区之一，一个溶洞——前一天去的是渔场。
对于那个溶洞，我起初听说的时候带着几丝期待，到了，却只看到一把生锈的大锁和一幅草草立着的广告牌。既然进不去，我和母亲就只好在溶洞下的水渠给矿泉水瓶子灌水，灌完一瓶，喝完大半瓶，再继续灌，再喝完小半瓶。水冰冷刺骨，挺好喝，又省钱。接着就是把手脚都伸进去淘洗。姨婆也在喝水、洗手，还对我们说：“农夫山泉的人说要来这里开厂，下头的人不愿意。这个渠要给下头的稻田灌水，冷水稻，米好吃，但产量没得我们那蓄雨水的池塘（浇灌出来的稻子）高——乡政府还不愿意。”
老家直到去年才被提溜出贫困县行列，之前为了保护南水北调的水源地，对开工厂口头上管得极严。但实际上化工厂也不少，县城那条河最近10年才被治理好，水泥厂没搬迁时都是直接向河里排污。闺蜜毕业后在这个水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刚工作那年坐直达家乡的慢速火车，半夜下车后去她那儿借宿了一晚，天亮了，看见厂子里树叶上满满都是灰。
我以为那次暑假只是去姨婆家玩，没想到其实那就是母亲决定新家地址之前的考察。之后的很多个周末和寒暑假，我都能听到母亲和姨婆讲没完没了的电话，她们有共通的苦难：夫妻、婆媳矛盾，父女龃龉。我没有作为妻子、媳妇的经验，对这种两三个小时的电话常常只有窃喜——我可以暂时不被母亲指挥着干活，好好看一会儿电视，或者假装写作业，看提前藏着的言情小说和杂志。
2
母亲有了弟弟，房子修在外地，家里的大小事，所有人好似默认我自然就会明白，亦或者我真的只是一个多余的人。
定下房子地址那一年的除夕夜，家里从晚上7、8点钟一直吵到凌晨2、3点钟。我坐在门后的椅子上抹着眼泪，听完了前因后果——父母又不满意修在那个镇上的房子了。吵架声响彻整个小村子，邻居长辈赶过来劝架，只有住在我家房子背后的爷爷奶奶装听不见。
屋子中间立着的烧柴炉子，火很旺，农村讲究除夕夜不能断火。吵架间隙，他们还记得去“放天星（凌晨12点放鞭炮、花炮）”，还记得去给舅舅画个圈烧纸。母亲还一直在磕着瓜子，瓜子皮不断地从她嘴里吐出来，和着一大串陈年旧账，哔哔啵啵，满满一地。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房子，爷爷奶奶之前也和父母吵过很多次架。“爱我”的奶奶，“永远对我不满意”的母亲，“躲清闲嫌吵”的父亲，这是我家吵架时的扮相，从小到大都是这个戏码——还有爷爷，他前10年下重力伤了腰，后10年与拐杖为伴，严重到走路只能一步步挪，他吵架，就是在自家院坝的水泥地上就地卧倒、打滚，也会哭，吵完架，爬起来回后面的屋子里继续躺着睡大觉，间或绝食几顿，饿得受不了的时候，会爬起来吃饭。
直到奶奶最近几年吵不动了，而我又远远离开了家乡，这一切才暂时消散在我耳边。但它们又确实一直存在着，父母、奶奶偶尔的电话里会给我说说进度。
去年下半年，母亲骑摩托车逞能，要从家门前的高坎子骑上去，结果车子太重扶不住，她人连着车一起摔下去，腿断了，车子摔瞎了一只灯，刚出院没多久，就和奶奶吵架。
父亲打来电话，既尴尬又笑嘻嘻地对我说：“你妈又和你婆吵了一大架。”
我问：“你没劝？”
他回答：“我哪里敢劝。”
我又问：“为啥吵？”
父亲还是笑：“我把两个死鸡给扔了，你妈想留到吃肉。你妈吵我，你婆就吵她。”
他继续笑着说这一切，我一面觉得他是因为可能真的觉得好笑（或许只是烦），常年生病的人讨厌高声嚷嚷，我以前同母亲吵架的时候，他从来不讲理，通常会下命令让我闭嘴；另一面我又觉得他肯定也在为两个女人为他吵架窃喜——最近几年，他发现奶奶在生活中需要大量依靠他后，就一改往日的唯命是从，开始在七八十岁的奶奶面前耍小孩子脾气，对着自己的母亲颐指气使、挑挑拣拣。
我又和奶奶通电话，奶奶当然向着自己的儿子，又把我母亲拉出来数落一通。在处理家庭矛盾这方面，我同父亲很相似，这个结我解不开，只好同时当着3个人的情绪垃圾桶，间或是扎向母亲的那把刀。
我曾经有一年问母亲要生日祝福，她回复我说：“你知道吗？‘儿奔生来娘奔死’，你的生日就是我的受难日。”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委屈到没办法反驳。后来很多年的生日，母亲都极少送来祝福，我有时候赌气，也假装忘记她的生日，不说祝福，也不送礼。
后来我在一本书里看到，家乡那边，女人要生了第一个娃才会被婆家正式接纳进家庭。我想，母亲可能在生我的时候，确实带着极大的期待，以为婆家会因为我的到来而认可她。我家并不算重男轻女，奶奶的大部分孩子都是女儿。可母亲没有得到婆家的认可，于是我的出生就成为了她一生不幸的开端。我的成长里充斥着她和奶奶的相互怨怼，我不记事的那几年，估计是傻乎乎地伤她心最狠的时候——在我后来与母亲吵架吵得最凶的时候，她会说漏嘴提几句，但是我现在再问，死活都撬不开口了，她说太痛苦了，不想说了。
而在奶奶的陈述里，最常见的一个场景描述是——冬天下雪，母亲把我扔到外头雪地里，说：“你让她冻死。”除此之外，再难有更多过分的场景了。不过奶奶对我的态度好很多，母亲在家整天骂骂咧咧，凶，关心的话也带着质问的语气，小的时候，我害怕感冒咳嗽被她听见，每当憋不住的时候，就跑得远远的再咳；所以母亲也经常忽略我的变化，我从初中就近视，直到高二被老师上课逮到，质问我“看不见，为啥不配眼镜”，我自己才迫不得已用生活费配了最便宜的眼镜，一直用到了大学毕业后。
我因为贪恋“温柔”，本能地依恋奶奶，这可能进一步伤害了母亲。母亲在我9岁时生下了弟弟，这恐怕是她第二次希望被婆家接纳的尝试，但是现实继续泼了她凉水，奶奶依旧没有认可她这个媳妇，她发现自己只能拖着两个孩子，一路艰难地往前奔。
所以，房子，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她人生里“硬气”了一回的象征，但收场也颇为惨烈。
3
2014年，那套房子在他们的吵吵嚷嚷中还是交付了，它成为了外公外婆从大山里搬出来后住过的唯一体面的新家，也是外公的丧命之地。
在搬进那套房子前，外公就坚持要从住了大半辈子的、没电的深山里搬出去，所以便在离县城不远的另一个镇的村子里暂住。他节俭省钱，舍不得租楼房砖房，即便是手头上挺宽裕，依旧选择住土墙房。他也勤快，在那个村子里租了不少地，邻居都会羡慕他稻子种得好，收成好。
在县城里上高中时，我会隔三岔五地去外公外婆暂住的村子里过周末。外公外婆没有一刻会闲下来，地里家里，不停地转，变着法儿地挣钱。他们两人都有听力障碍，对只要能稍微看得起他们一点儿的人，都掏心掏肺地回报——这也是外公和母亲龃龉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好的人，大多在十里八乡的风评极差，背后对我母亲和我家都极尽嘲讽。外公和我母亲因此冲突频发，直到外公辗转搬到我家新房子里后喝闷酒把自己给送走了。
现在那套房子成了外婆一个人的家，她很爱那个家。外公活着的时候，对她动辄打骂，现在成了守寡老人，她却收获了这辈子难得的平静。父母和奶奶常常对我说，“你外婆最有福气”，可那福气是挨打半辈子换来的。
奶奶的5个孩子里，只有我家最不争气，还在泥巴里头滚。父亲有慢性支气管炎，常年吃药不见好，在皮革厂打工10来年又进一步加重了病情，现在在家务农；母亲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被迫开始外出打工，她身体底子差，受不了气，所以一年有半年全职在家，因为弟弟马上要读高中。
2019年之前，我很少去想这个家的问题根源。如开头所说，我爱打肿脸充胖子，觉得一切困境都是我的担子，我得扛起来。除了逢年过节给钱，我还会用尽一切方法去讨好所有人，做更多的事，过年时工作依旧繁忙，也得抽出时间备菜。父亲和弟弟闲着坐在电视机前一遍又一遍重复看无聊的春晚，母亲也不会叫他们帮忙，我拒绝还会被甩脸色。
“大厂”的工作并没有听起来那么风光，我起薪要得低，后面即便涨了也不高。在北京的房租、生活费，还之前借朋友的钱、助学贷款，刚毕业需要置办东西，都是开支。刚刚工作半年，手里余下的钱，在春节时几乎全部都交给了家里，借着信用卡交了下一季度的房租，后面又花了半年才还清。
即使是这样，母亲还是觉得我的钱给得不够。父亲在我同母亲回嘴的时候，让我“不要吵架”，弟弟只会不断地要这要那，偶尔打来的电话也是命令语气：姐姐，我要这个；姐姐我要那个。
房子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母亲坚持认为，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未来必然是要卖掉的，她和奶奶的矛盾冲突也未停歇，她不想背井离乡，不是在自己家里的镇上买房，就是一定要搬去县城。房子成了这个家的一块心病，上学的时候，放假回家必定要吵；工作后再回家，必定要找到由头狠狠骂我一顿。
2019年夏天，我为领一个在大学时就考好了的证书，请了一天年假加周末又回了趟家。在家里只待了短短两天，即便这样，返回北京前的一天下午，母亲还是寻了由头吵架，要求我一定得承担起买房的责任，起码给她一个确定的承诺。
她说：“你看看你老子的体子，病恹恹的，他还能活几年？不为你弟弟也要为你老子吧。你老子为了你辛辛苦苦一辈子，老了老了连新房子都住不上。”
我当时很愧疚，一直在哭，但也有争辩：“要不是因为你们把房子修在上头，我们家现在至于还住在危房里吗？我过年才知道，房子修在了上头。”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反反复复怪自己，从没想过那副担子其实可以卸下来。直至2019年年末，“金智英”在国内各个互联网平台上火了起来，我看到每一篇关于这个名字的书和电影的文章下面，都有着无数个相似的女性在讲着她们的故事。虽然之前我也看到过性侵、家暴、职场歧视、同工同酬、产假等等的稿子和新闻，但我很难切身体会到，也未曾想我自己的人生其实也是这样一种状态。
我也看了电影，电影最后一幕，金智英选择了在饭桌上写作，可她仍旧摆脱不了双重责任的困境，甚至也不可能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我的工作是“运营”，除了在各个网站铺我们自己的内容以外，也要去关注社会热点。我亲眼看着一次次“重男轻女”的讨论，也反反复复去留言陈述自己的故事，但我找不到自己处境的解法，也找不到同母亲关系的解法，每一次通电话都是一次争吵。
我认定自己如同金智英一样，那相似的牺牲并没有让我生活得好，也没有让我母亲生活得好，反而促使她充当家庭的“打手”，对我变本加厉地剥夺。我也认定，善良、听话、孝顺，这些最传统的美德，让我成了家庭秩序里的最底层，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地来剥夺我的一切，感情、金钱、时间。
现在想来，这恰恰是解开我和母亲的“结”的开端。
4
2020年春节，宏大的叙事是“新冠肺炎”。村子封了，没办法离家，我也被困住，远程办公。气愤、悲痛、感动，情绪来来回回过山车一样。
微小的叙事则关乎我自己——在我明确知道了母亲“重男轻女”后，和她吵过很多次架，但吵过之后，一切还是会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我讨好，她控制。而这一次，我的反抗第一次在实质意义上获得了反馈。
正月里某一晚洗脚，弟弟脱了袜子，水还很烫，就将两只脚搁在洗脚盆沿上。农村洗脚都是用一个橡胶或者不锈钢的大盆子，全家人一起用一盆水，我家到现在还是这样。我正在低头认真洗着脚趾缝，他拎着袜子笑嘻嘻地伸到我的脸旁边，很臭。他让我洗完脚把他的袜子洗了，神情是那么的理所当然。
往常逆来顺受的我，那一刻真真切切感觉到了巨大的屈辱。
以前我若有点情绪，都会被父母亲以“是非”堵回去，然后继续默默做事情。在过去的23年人生里，我为家里人洗过无数东西，碗、衣服，包括内衣裤，尿布，然而我的脏衣服只有母亲洗过——仅仅在我去学校后——痛经不舒服的时候，烧热水也要洗。
日常里的农民形象，往往停留在男性身上，被隐去的沉默的女性呢？一个农村留守妻子，她要承担农活、家务、育儿、养老等等无数的责任，经济拮据，没有任何人可以转嫁，婆媳关系不顺，这一切都是一肩扛。除却上学的日子，寒暑假，节假日，在我稍稍能够到灶台的年纪，煮饭、洗碗、洗衣服，下地帮忙，哪怕做得很糟糕，也要被逼着去做。母亲惯用的规训是：“你不学，以后到了婆家人家看不起你。”可是她学会了一切，并且努力超额完成目标，也没赢得这个家任何人的尊重。
弟弟出生以后，母亲充当父亲的角色，家里的地、山场，所有的活她都要干，我则成为母亲的角色，一切家务我都要做，还要带弟弟，奉献讨好像是刻在骨子里的，规训着我成为一个听话的女儿。过去的很多年里，弟弟会在我洗衣服时，把他的脏衣服扔到盆里。
那一晚，我很生气，但到最后也只是求助于父亲的权威教训弟弟。我自己好似说不出来一样，迫切地想找个代言人，本能地觉得自己的话语没有任何分量，没有人会听我的。
或许这不能称为第一次反抗，但是它是我真正反抗的催化剂。
正月里，我每天都要工作，疫情来势汹汹，给我们带来了更繁重的工作任务。长假提前备好的稿子都不能用了，我整日整日守在电脑前，等着即时的稿件出来，上版发送，没有中断过一天。家里有父母和外婆3个闲着的人，我每天和领导同事对接工作，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人指望着我去煮饭、做家务，倘若不能在家里请客的时候帮忙，还会被甩脸色——尽管不会有人把难听的话说出口，但是一张张黑脸明晃晃的。
那一天恰逢村里停电，为了继续工作，我带着电脑去了镇上母亲为了陪读租的房子。我问过她，弟弟已经去学校寄宿了，为什么还要继续租房？母亲说，那是为了让你弟弟不想住学校的时候就能回家，还能应付危房检查。我又问起为什么我读高中的时候不租房，母亲搬出“你奶奶不愿意照顾你”的借口。实际上，奶奶也不见得愿意照顾弟弟。
当天，弟弟闹着要一起去陪读房，我没有拒绝他。年前，家里刚刚用我给的钱置办了一辆摩托车，父亲终于摆脱了他那辆从上个世纪结婚时一直骑到现在的“二八大杠”。那车的零件都换过了好几轮，但他仍旧很爱护这辆陪伴他多年的老物件，擦洗干净后停放在房子后面堆木料的小屋子里。一开始，我以安全为理由反对弟弟骑车，但现在我也只能指望他。当天中午，我们到了镇上，从1月末回家，一直被闷到2月中旬，出门的时候，还都挺愉快的。
此时我已经有了一小笔存款，可以随意地让弟弟选择方便速食对付着吃饭。疫情时期，街上没有饭馆营业，我们用泡面解决午餐，于是我的情绪彻底爆发在一碗鸡蛋面上。
我终于赶完了工作，定完稿子的发布时间后，想着自己做饭——工作后，周末自己在出租房也常常做饭，但是三脚猫的厨艺水平，在家里的电磁炉和锅底坑坑洼洼、受热不均的炒锅上彻底暴露。我做完饭，喊打游戏的弟弟来吃，直到我吃完，他才嫌弃地尝了一口：“这面腥气，我要泡方便面吃。”
第二天早上，我把前一晚弟弟只吃了一口的面继续热了——长久以来养成的节俭习惯，不想浪费粮食。我正在吃面，弟弟又开始嘲讽：“我吃剩的你还吃，你做的面腥气那么大。”
那一瞬间，怒气立马冲上头。但我没打他，只是把他推到了房间门外，想冷静一下。母亲租的房子是一个大通间，房主是修来做门面房的，但在这里做生意的没几个成了的，后来就租给母亲这样来给孩子陪读的农村人。
没过几分钟，弟弟拿着钥匙开门进来了，说：“诶嘿，你没想到我有钥匙吧？”
我那一口怒气还没下去，脱口骂道：“你以后爱去谁家吃去谁家，我不伺候你了，爷爷（上面劝架的长辈）爱伺候你，妈爱惯你，以前她煮的那么难吃的饭，我都吃了，到你了，你金贵得很，我伺候不起！你爱找谁伺候，找谁伺候，上初中的人了，衣服袜子不洗，鞋不洗，留到爸给你洗，你丢不丢人？你是我们屋里的活宝！”
此前，我们姐弟俩极少撕破脸皮，前一年过年，因为痴迷打游戏被母亲训，他的手机被摔了，母亲把所有责任都一股脑怪在我头上，我也没还嘴，默默收起手机不再玩游戏了。见我发火，我弟就躲到大通间后面玩手机，我继续去吃那碗面。
回家路上，又因为弟弟走了冤枉路，我们到家又是一顿大吵。好像过去很多年，憋憋屈屈的情绪头一次有了出口，我直白嘲讽劝架的父母：“你们这是给自己养个大爷，仙人，惯！以后有你们受的。饭不爱吃可以闭嘴，自己不做，就少插嘴！”
我自己没哭，我弟倒哭得很凶。全家齐上阵地去安慰他，父母来指责我，要我让着他。
然后，睡觉踢被子、人能睡到换个方向的我弟，又一次感冒了，这像是一个运算BUG，每次我回家带他去镇上，或者他执着撵路，一定会生病，父母也一定会把病的原因算在我头上。我想，这些执着地将儿子犯的错算在女儿头上的父母，大抵是要掩饰自己的无能和失败吧。
直到离家的那一天，我和他们的关系也没缓和。在火车站，母亲非要拉着我拍照，我以为她多心疼我呢，后来却在她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我们母女合影的后面跟着她在超市买衣服的长视频。现在想想，她真的是不太在乎，不在乎才可以随意伤害，之后又出来粉饰太平，妄想一切都没发生过，而我太在乎，一笔一笔都记在心里，妄想能够讨回这些债，陷进去就出不去了。
从春节过后，我基本上处于单方面跟家里断联的状态，非必要就不再和家里任何人讲长电话了。断联，是很多人遇到这些问题普遍的解决办法，我也选择了这种。我的枪口那时尚且无法向外，所以只能扎回自己身上。
5
2020年6月，工作内容调整，一天下午2点，我正在焦头烂额，母亲发来了一段模模糊糊、只能隐约看出一个病床的微信视频。我问她谁生病，她不说，先讲了一大段完全摸不着头脑的话。我以为她只是又一次通过扯婆媳关系、夫妻关系，控诉我不买房，但又觉得不对劲，问：“你是不是生病了？”
她的扯东扯西终于说完了，转到正题：“你一点都不关心你娘，我的死活，我这辈子命苦，都是你害的。医生说我子宫脱垂，生你的时候子宫撕裂，那个产婆没管，生你弟弟的时候，医生也没处理。打个喷嚏都漏尿，还是一个在药店认识的朋友说我这可能是子宫脱垂，我来检查，医生说我来太晚了，严重得很，要住院割子宫。”
我看着那句你“你害的”，特别生气，放往常，我肯定又再一次指责自己。我生气回复：
“是我让你怀孕的吗？你啥都能怪到我头上，你生娃给我生的？”
“我最近没钱，你取家里头那张卡的钱用。”
“哪个欺负你，你当面去跟人家吵，别给我说，给我说没用。”
当时占据我脑海的主要情绪，不是心疼，而是愤怒。工作上的焦虑和“你害的”两相叠加，我完全感觉不到心疼。当时，正值“节育环”的展览和文章大量在互联网上曝光，我才知道“节育环”是通过引起子宫炎症来避孕。自从我有记忆开始，母亲一直都在治疗妇科病，她藏着掖着的东西，在我认识了足够多的字以后，一件一件都展开了。可我还没来得及去询问母亲，她已经失去了子宫，也不用再考虑取环的事情了。
等当天工作结束以后，我隐约起了一丝心疼，但很快就消散了。回到北京的日子里，我还读了《厌女》，书里有一个观点：“母亲会嫉妒女儿。”我觉得母亲恨我，是我让她的人生变得糟糕；我所取得的一切成绩，没见到她真心喜悦过；送给她的生日卡片，被随意地扔在桌台上；她也从没关注过我的上班时间，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都可能接到她的电话，有一次，在上班的下午4点，她一个电话打来：“我手机坏了，你给我买个手机。”
做手术需要禁食一天，母亲一边禁食一边给我微信播报情况，直到手术结束被推回病房。我一边看着她的微信，一边用学到的理论去抵抗她字里行间对我的指责，我知道那些文字，都是“厌女”的表现，她给我诉苦：“你爸，我去上厕所起不了身，让他等两个小时再走，他这都等不住，急到跑回家忙地里头的活。你弟弟，我让他帮我叫个医生，跑出去半天，医生没叫来，隔壁床的看护帮我叫的，后来一问，他坐车回去了。”
我看着文字，又莫名觉得好笑，回道：“你自找的。”
从这开始，我学会了枪口向外，但是逃避依旧是常态。我和母亲的每一次以颇为正常的沟通开始的对话，都会以歇斯底里的谩骂结束，我们甚至也没有再打过电话，我不想听到她的声音，她估计也不想听到我的声音。我们在微信上吵架，我发大段大段的文字质问她，她连发几个60秒的语音谩骂我。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听到她的语音都会条件反射地紧张、心悸、喘不过气。
养完病两三个月，她下四川打工，又来让我给她买票，票买了，照常吵架，无外乎还是那些，买房、婆媳、夫妻问题。以前，我还真心实意地觉得这可能是我的问题，但经过小半年，越发觉得她像跳梁小丑，怎么那么多错，算来算去只能等于“都是你的错”。
今年过年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没有回家，没有想象中的高兴，也没有觉得报复到了谁，我们互相发了一个红包，就结束去年糟糕的一年。
6
我和母亲变成了“非大事不联系”的状态。她又找了个活儿，自从她在我大学时外出打工以来，换了不下10余份工作，我和父亲都一致认为她，不安分，不好好学技术。
这种状态保持到了今年4月，爷爷去世了，缠了奶奶11年，一家人像是解决了大麻烦一样喘了口气——上一个大麻烦是外公。
父亲给我打的电话，我在微信上和母亲确认了这个信息。父亲来火车站接我的时候，也像是卸下了担子一样，我感觉他还有一丝开心。有时候，我觉得父亲不管苦笑、假笑、真心笑，都有一点不合时宜，充满了尴尬的意味。其实我自己也像他，不知道何时笑是正确的，只好统统不笑。
父亲陪伴我成长的日子集中在4岁之前，但我没太多关于他的记忆。除了冬天一起在炭火上烤并不好吃的面包片，我们父女俩的相处就是互相喂大道理，谈政治、经济、国家大事，彼此附和，不怎么会产生分歧。父亲会认真地听我的见解，奶奶觉得我是在说“不好”，他倒觉得“确实是”。而在母亲的叙述里，我4岁以前，父亲超级爱我，我甚至能感觉到一丝嫉妒的味道——但我确实完全记不得了。
葬礼就是一个靠着死人联络活人的大型社交场，我永远记不住亲戚们的辈分。我在路上也想装看不见，但在葬礼上，一切都得打起精神来应付。
我以为葬礼加上守夜，熬了3天，把爷爷送上山就结束了。可葬礼后，母亲同样也没放过我，她用了整整一个下午，追问我回来之前说的、最后一晚去同学家留宿的事情：“你要去哪个同学家里？名字是啥？住到哪里的？”还有，“我听说你去你大爹那里了，你送了东西也不让我知道。”
一边嫌弃我，一边控制我。从小到大，我只去过一个女同学家里留宿，后来母亲给弟弟陪读遇到那个女同学的婶婶（非常计较的一个人），整天在母亲旁边说我在女同学家吃饭的事，母亲因此帮了她不少忙，直到她搬走。其实饭是女同学奶奶做的，和她婶婶没什么关系，但此后只要逢我去同学家，这事就会被母亲拉出来一遍又一遍地讲，无论我解释了什么。
我到底也没告诉她我去找过哪个同学——其实只是和闺蜜在逛景区，送给大爹家的水果只花了不到50块钱，但母亲不在意价格，只在意我没告诉她这件事情。这次之后，我们又吵了一次架，我发了一段“父母要学会放手”的文章，收获了一段追溯到结婚彩礼钱被我奶奶坑了的语音谩骂。
她那次的语音，我没有听完，受不了。
转过头，我在6月离开了“大厂”，微信也拉黑了母亲，过了一段时间才又把她拖出来，也不知道她在那段时间有没有试图联系过我——5月，她再一次南下打工，在我和弟弟关系稍稍好转以后，他告诉我的。
我和弟弟也同样断联了一年，除了过年发红包。今年他刚好中考，以前父母担心让孩子知道太多家里的情况会不好，但我生气的时候一股脑把家里的种种全部倒给他了。4月爷爷葬礼上见面的时候，他确实和之前不太一样了，整个人沉了下来。中考之前，我试图去问他情况，他因为担心考不好而焦虑，于是就聊天破开了一个口子。我安慰他，和他又聊起了家庭，父母对我的亏欠，我不知道他向父亲传达了什么，后来父亲还给我打来电话道了歉。
我不知道弟弟和母亲有没有聊这些，但他确实比我会讲贴心话。虽然我经常嘲笑他的话过于“鸡汤”，他总反驳说我“太现实”。
好在我们都闯过了人生好难好难的一个关口。中考出成绩以后，他是我们小镇的第一。上初中以后，再没考过几次第一，让他挫败得很。我给他发了红包，他给我发来好几个视频，问“帅不帅？”后来，他也和我抱怨：“妈给我说，想让我跟她去当学徒，不要念书了。”我想起中考结束时，母亲也这么对我说过，或许她觉得我们读太多书也给她造成了太大的负累吧，我大学毕业也没赚到大钱，估计也打击到了她。
7
前段时间，母亲主动来找我买票，她又要换去深圳了，我向她确认买票信息，她问我工作的事情，彼此心照不宣互相把房子的“炸弹”搁置到了一边。我嘱咐她要把工资算清楚了再走。
一年多来，我和母亲第一次没有以互相质问、谩骂结束聊天。
后来，当我找工作找到崩溃的时候，本能地再一次向母亲倾诉痛苦。她安慰我时，我主动提起了“房子”，却发现她对房子的态度也没那么“逼人”了。我好似也突然理解了她：这些年频繁地换工作，是她爱惜身体，只要不舒服和感觉受了气就会坚持离开——一个农村妇女，能赚多少钱呢，在哪个岗位的区别也不太大。
我开始向她坦诚我的近况，但我保留了自己到底存了多少钱的事，因为要为下一份工作做准备。我和她聊她读过的书，聊她认识的阿姨，也聊婚姻、彩礼、养老，我说：“婚姻就是一个‘吃女人’的机制。”也愿意好好给她一个承诺：“你们老了我单身，能好好照顾。”
我与母亲回到了应有的轨道上，我不是讨好的姿态，她也不再试图控制我，我会把每一个她试图“剥削”我的事情展开来给她讲道理，我和她说：“我得保留财产，才能好好给你们养老。”“现在哪有媳妇愿意和婆婆一直住在一起，你考虑得有问题。”“我的彩礼，最终也到不了你手上。”
她竟没有再反驳我，只担心我老了怎么办。我和她，也好似闯过了一个大大的难关，度过了母女关系最糟糕的时候。
现在想来，我以前心中似乎一直对母亲有一种完美形象的幻想，我相信她一定会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爱我，而现实生活里她呈现出来的复杂的面相，是我始终无法坦诚面对的。
我脑海中的完美母亲由谁塑造呢？我们的家庭、教育、社会一起完成了“她”。曾经我很反感“第一次当妈妈”的辩解，赞同“为人父母不需要考试”的指责。恰恰是通过一次次心理认同，把自己再一次架上舞台，也把母亲架上舞台，让自己和她继续去扮演想象中的美好角色，再在完不成的时候惩罚自己、怪罪她。
现实是，她扮演不了完美母亲，我也扮演不了完美女儿。要承认、接受她和自己的那些脆弱、复杂、妥协、算计、小心眼，不爱就是不爱，真假参半就是真假参半。
现在，我终于能和母亲平心静气地对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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