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家暴前夫的单亲妈妈们
文 | 何香奕
编辑 | 陶若谷
视频 | 周芷伊、何安
“是不是我太作了？”
第一次发生家暴是因为一点小事，具体我都忘了，我前夫抓我的手腕，弄得很疼，手腕都红了。他眼睛发红，还怒吼，让我很害怕。我们家是复式，他还砸东西，拿起一个杯子从楼上扔到楼下，他觉得挺正常，发泄下情绪。我不能容忍，那个时候我已经怀孕了，很想把孩子生下来。
刚怀孕的时候我们挺好、挺甜蜜的。平时他会做家务，也很努力挣钱，是我们生活的支柱。他是做工程的，工作上蛮能吃苦，这一点我比较欣赏他。我那会40岁，算高龄产妇了，怀孕后有点低血糖，医生说出门得带甜的东西、牛奶，4个小时就要吃。他就有一点烦躁，说他家那边怀孕了还下地干活，每个人都生孩子，怎么就我事多。偶尔我就回娘家去住，尽量避免争吵。
我以前没见过家暴，那次就报警了。我的父母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争吵，当时觉得天啊，怎么还会有这种事。警察来家里，问我哪里有伤，我说没伤，但手腕是红的，警察就说没有伤没法认定，还批评我们一顿，让好好过日子，就走了。
他动了手之后也会道歉，加倍照顾，一下就变成暖男，给我做饭或者弄点鸡汤。但对我不受用，我就在想等孩子生下来，上了户口，必须离婚。那时也不想听任何人劝了，不想让别人干扰我的判断，离婚就是让他付出代价，不能白打。
我和前夫相识一年多结婚，是朋友介绍的。他来自河北农村，长得很帅，我是在北京东城区长大的，自己经营一个画廊。父母觉得应该找一个北京的、有稳定工作的人，可是我不喜欢那种，吃一份死工资，好像都能看到头了，没意思。
一开始也没想结婚，慢慢觉得年龄也大了，还是婚姻更稳定一些，两个人挣点钱，将来把孩子供出来，去海边养老。他平常也不是暴力倾向特严重那种，只不过争吵之后不会沟通，又想让你完全受他控制，就会有暴力行为。
第二次是我怀孕6个多月（2012年2月），我在楼上书房跟一个QQ网友聊天，没见过面的（网友），就聊他打我、沟通不畅的问题。当时没退QQ我就下了楼，他（前夫）去书房用电脑，看到了聊天记录，很生气下楼。我们在沙发上坐着谈这个事，他一巴掌上来打到我眼睛。我就到卫生间去照镜子，眼眶有青紫，当时感觉太好了，这回有伤了。
去了派出所，警察还是嫌我麻烦，说两个人不好好过日子。前夫由另一个警察带到一个小房间里，可能过了半个小时，那个门开了，我心一下就凉了——警察跟他就像哥们一样，笑着出来了，开始劝和。从警察的角度，他们觉得我不过日子，是一个“作女”。他家里的态度也是应该忍着，我想难道是我错了吗，是不是我真的太作了？
后来到了「方舟家园」，才知道这种事太多了，只是很多人都隐瞒，碍于面子不敢说出来。这里离婚的单亲妈妈里，90%以上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家暴，包括肢体和精神暴力。像我这样打一巴掌就坚决离婚的挺少，大部分都很纠结、矛盾。
有对夫妻都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有两个孩子，妻子4、5年都没有上班，家里就靠丈夫的工资。这个妻子就打电话找我，说被打得肋骨骨折了，结果第二天还在朋友圈晒幸福，说自己的老公好，老公很辛苦。
她不愿意离婚，我们就建议她去找工作，后来也找到一份工作，收入蛮高，可能之后她老公对她好了一些，她就退出「方舟家园」了。这个案例很简单，但能看出最严重的暴力，实际上是不离婚的。对方给一点点暖心，花一点小心思马上就原谅，没那么严重的反而站出来离婚了。
我孩子是在第二次家暴之后两个月出生的，剖腹产，出血特多，手术之后还要按肚子（帮助恢复子宫，痛感强），本来我的伤口就大，一按肚子都快疼死了，我前夫就觉得人家都这样，怎么就你这么怕疼。
孩子出来之后，我在医院待了5天，他接我回去的，也会做点饭照顾我，但我没有犹豫过，从来没有，我很清楚什么时间要离婚。第一次（家暴）我就跟他说过，但他不同意，理由是还怀着孕，孩子怎么办？第二次他又想让他妈妈再劝我。
他跟他妈妈说，小时候晚上你在家门口拿着顶门杠，等着我爸进了家就打，你们也过得挺好的，为什么我打了她一次，她就要离婚，能不能劝她一下？
当时他妈妈就低下头，长叹了一口气，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妈妈70多岁，和他爸两人互打了一辈子，我看到她特无奈的表情，想着如果继续在一起，肯定还是这种生活的延续。我要走我自己的路，婚我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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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第二次打我，眼睛被打肿了，我的反应就挺奇怪的——“有伤了可以立案了。” 因为之前跟一个做律师的闺蜜聊天，了解到什么叫证据链，当时我脑子里就已经有一个（取证）程序。
伤口被我说得很严重，我说看所有的东西都是红的，实际上没有。他吓得赶快开车带我去医院，我就跟医生偷偷说眼睛是他打的，要在诊断上写清楚。那是一个女医生，表面没说什么，但在写诊断证明时写上了“钝器伤”，这也是后来法院认定家暴的证据之一。
然后我就去公共卫生间报了警。回家路上警察一直在给我打电话，我不能接，怕他知道后有二次暴力。回到家警察敲门，我前夫觉得很意外，他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报的警。
在派出所警察劝和，也不做笔录，我想着要有能在法庭上产生效力的证据，就让他给我写个悔过书，写好时间、地点，发生了什么事。警察一看我松口了，就让他赶快写，他也很自觉写了，还按了手印。
那会和他一直还是貌合神离，避免发生争吵，或者做一些退让，我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坐月子的时候我就在网上找离婚律师了，搜到了「红枫」（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反家暴热线，就打了个电话——咨询员说处理家暴将是一个长期斗争，如果想离婚，我只能说是支持你，因为对方正在走向犯罪。当时还没有《反家暴法》，有一个这样的声音在跟我说，是精神上一个莫大的支持。
但后来律师到我家里，看到孩子这么小，都不想接这个案子，但我阐述了一下遭遇，还有一些心里过不去的坎，律师也答应代理。
当时好像孩子10天上了户口，15天我就问月嫂可以洗澡吗，我要出去立案。月嫂吓一跳，跟她讲了这些事情，她说你可以洗澡，出去的话，我帮你看着孩子。月嫂她是单亲妈妈，也受过很长时间家暴，对我很理解。我洗了澡，就开车出去立案了。
法院从立案到开庭，又持续了好几个月，第一次直接驳回了我的诉讼，因为对方不同意。2013年底解决完经济（财产分配）问题，我提了第二次离婚诉讼，这一次法院认定了家暴，让他赔偿大约1万块，抚养权归我。
后来在「方舟家园」认识一个60多岁的大姐，被家暴了30多年，但没被法庭认定。她也是报警了，前夫写了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打她。但法庭上她前夫说是为了让她高兴才写的，这个保证书确实没有写清楚内容，也没去医院做诊断，不是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没有法律效力。
我是2015年加入「方舟家园」的，当时想给我孩子找到更多的同伴，让她知道世界上单亲妈妈带大的孩子有很多。我打电话问「红枫」能不能做这样的组织，很巧它那里有一个方舟单亲家庭中心，「红枫」回复说可以完善一下，后来我们就改了个名字叫「方舟家园」。方舟就是诺亚方舟，一个庇护所，也可以说是一个疗愈中心。
有些妈妈在其他地方要隐瞒单亲的身份，故意表现出来自己跟孩子爸爸还在一起，担心社会上还是有一些歧视，但是来了「方舟」，这里每个人都是这样，可以敞开聊自己的经历、面临的问题。现在会员大概三四百人，90%以上都遭受过家暴，一种是已经离婚的，还有一种是“假性单亲”，就是还没有离婚，犹豫不决或有些矛盾走不出来，但婚姻濒临解体。
在这里工作接触到的第一个单亲妈妈，就是那个60多岁的大姐。刚认识的时候，她状态可好了，是一个高知，很有气质，很会打扮。一年多后，她拿着离婚诉讼材料来找我，说已经在等最后的判决，但特没有信心，让我帮看一下。
离婚诉讼给她搞得蓬头垢面，头发毛毛躁躁，她一直叹气，感觉很迷茫、很无助。她就是“假性单亲妈妈”，被家暴30多年，一直没有勇气离婚。一提离婚，对方的暴力就会变本加厉，打到鼻子出血。后来60多岁又被打了，她就给前夫说，“我现在身体可受不了了，要是再打我一次，你就能把我打死。” 这才提出了离婚。
我说你怎么会忍这么久。她跟我说就是因为孩子。她挺能忍的，大部分被家暴的女性都会有这个特征。她现在是租房子住，挺怕对方跟踪找上门。我就给她拍了个照片，让她看看自己的状态劝她，“要让自己好起来，即便判得不如意，就当它只不过是一段历史，就是那几十年而已，后面的路还很长。”
「方舟」的妈妈分在各个群里，有的群是想创业挣钱的，有的群是亲子的，但不管哪个群，妈妈最大的心理障碍都是孩子。
生长在一个暴力的家庭，有的孩子很小就表现出来急躁，甚至动手，但有时候父母意识不到。
有一个成员是东北人，现在48岁，胖胖的，比较外向，不停地说，也敢说。但是她有一个特点，嘴角是向下撇的，就是哭的那种神态。她小时候父母离异，妈妈不要她，她就跟着爸爸在一个工地上生活，被爸爸侵犯过，她特别恨妈妈，恨为什么把她给爸爸。结婚后被丈夫打，牙齿都被打松动了，后来报警把前夫抓起来。
离婚之后她带着孩子，有时就会打骂孩子。她说她妈妈小时候骂她特别难听，特别脏，她现在对女儿也是那样。她给我打了几次电话，每次都哭，说又打孩子了，后悔。前期我用各种心理咨询的方法，没有什么用，一年前给她下了最后通牒，要是再打女儿，让我知道我就报警。她说没办法，知道不应该骂女儿，但不知道为什么就要踹她，就要骂。
有次她女儿跟我女儿一起玩，那个小孩想坐我孩子的推车，我孩子不让坐，结果那个小孩抬起脚来，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我女儿，就要踹，我一下就看到了她妈妈对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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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肋
我和这些受家暴的妈妈都有相同的地方，孩子是我们的软肋。我给孩子取的小名叫依依，意思是我们两个相互依靠。整个离婚的过程里面，特别艰难的部分就是孩子。
一开始不太希望前夫见孩子，他也联系过我，我拒绝了，老怕他把孩子抢走，还在家门口装了一个摄像头。因为身边也有这样的事情，有个我认识的妈妈，孩子5岁时候被（丈夫）藏了。最后孩子判给父亲了。在我看到的情况里，孩子在谁手里，法院就会把抚养权判给谁，所以为什么会去藏孩子，就是用这种方式得到抚养权。
她花了三年才找到孩子，找到之后也只在教室后门偷偷看，孩子到讲台上去回答了一个问题，才能看到正脸。她一有时间就去学校门口等着孩子，但是孩子特别拒绝她。这个妈妈有时候说话都颠三倒四的，她说丁姐你要原谅我，我每天都靠药物支撑着。
探视时间是写在判决书上的，规定得很细，但执行起来很难。我也会陪她去张家口看孩子，她每次对公公都低三下四，拼命拍他马屁，想着买什么东西，对人家好一点，这样最起码他不给孩子转学。去年开始，对方才让孩子跟妈妈视频。
我前夫也到过我们家想看孩子，但我把他拒之门外了，不想跟他有太多瓜葛。但是后来「红枫」这边的专家说，还是要让孩子见到爸爸，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可以不经常见，但见面还是有必要的。
为什么要见他，他有什么资格？我当时不理解。后来幼儿园有一个家长陪伴日，孩子回来之后躺在床上流眼泪，闭着眼哭，过了一会她说，是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有爸爸。这个让我太难受了。
平时她没有问过爸爸，这是第一次。以前给她读故事，我都会刻意避开，比如小羊跟着妈妈一起生活，这是妈妈、姥姥、姥爷，生活里是可以没有爸爸的。我觉得是我的问题，孩子有权利见爸爸、也想去见他，但因为我的一些怨造成了他们之间的隔阂。
那年元旦前，他爸爸给我打电话，问孩子的情况，以前我直接挂掉，这次同意了他看孩子。但是我为了避免孩子被抢，就让「方舟」的一个姐姐跟着我一起，找了一个商场，儿童乐园在三层。我就想他不会抱着孩子跑下去，跑的话我一喊，保安肯定就惊动了。所有的风险都在脑子过了一遍，才允许他见孩子。
他们已经三年没有见过，看着他们一起玩，说实话我觉得挺好的。他们俩还没见面之前，她爸爸打电话来，我孩子不接。过了几天，他又打电话，孩子想了想，就把手机拿过来，叫爸爸，那边也挺幸福地回应。
孩子第一次拒绝接，可能觉得我不想让接，第二次才是她自己内心里希望的东西。我觉得离婚尽量对孩子伤害降到最小，让她有母爱，也有父爱。
后来我发现孩子还是有缺失的。她看到我表弟抱着他的儿子，就会觉得难过。她心目中应该有一个挺勤劳的、爱她的这么一个父亲。
有次孩子说写字课的老师老问她，“为什么爸爸从来不接你，你们家都有谁”。我就给她爸打电话说了这事，她爸去见了写字老师，说你要是对我感兴趣，加我的微信跟我说，不要每天问我闺女。这个事情是我解决不了的，只有他爸爸去解决，才会给闺女一个力量感。
我跟长期受家暴的女性的想法不太一样，很多人挨了不少打却没有被认定家暴，心里面觉得很委屈，我没有太介怀，也尝试开始新的亲密关系。但下一次肯定要先了解对方的原生家庭。第一段我没有了解，他父亲去世5年了，看不到他父母亲怎么相处，可能原生家庭就带给他了一些东西。
等孩子长大一些，我会告诉她父母之间的事情，她成年以后也会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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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阳：我的1976：大地震、国丧、粉碎”四人帮”
01
1976年4月中旬，我从乌鲁木齐回到北京。四·五事件刚被镇压，整个北京城沉闷压抑，谣诼交飞，人们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
当天晚上，我妈妈跟我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全是关于政治形势的：第一夫人如何，老人家如何，邓大人的事情，等等等等。这在我们母子之间还是第一次。自小到大，她从没给我讲过大道理。什么怎么做人、怎么要求进步、国家人民革命传统之类，更不是父母在家庭中使用的词汇。这晚的一席话，像在我灌满正统观念的脑袋里放了一颗炸弹，衷心震动，听呆了。
我贸然对她说：“我抽根烟行吗？”
“抽吧。”
一年前离开家时我还是个孩子，一年后回来，母亲把我当成了大人。我过去都是偷偷摸摸学坏抽着玩儿，自此，在我妈面前大大方方抽起烟来。
我是回来出差的。我们部队有很多出毛病的摩托车，可着整个新疆找不到更换的零件，多年如废铜烂铁一般堆在仓库。北京的供应在全国首屈一指，部队主管长官打起北京的主意，派我回来采购零件。
我认为这事简单，不就是修个摩托吗，又不是找火箭推进器！
前门外有一家销售汽车零件的门市部，我拿着采购单子就去了。门市部的老者把几张单子看了一遍，抬起头，像看外星人一样盯着我：“你想买这些零件？”“对，都是一些小零件吧？”“没有。”“是吗？有其中几种也行。”“一种也没有！”我傻了：“一种也……不会吧？您这儿不是……”老者转过身去，不理我了。“同志！”我叫道，“师傅！那哪儿能买到啊？”他头也不回斩钉截铁地说：“不知道！”
等到我四处碰壁简直走投无路时，才明白不是这位老者态度不好。小小的普通摩托车零件，还真是没有！新疆没有，北京也没有；军队没有，地方上也没有；在全国都是稀缺物资。当然不是绝对没有，工厂还在，只是产量太低，需要上天入地托关系走后门穷尽所有社会关系，才能得到。
那时，又岂止是摩托车零件，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极度匮乏，都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才能搞到手。一斤猪肉，我也要去找并不特熟的初中同学胡斯基，他在北新桥副食店卖肉，要先打上招呼，副食店哪天进肉，他再通知我，我骑上半个小时自行车赶紧过去，这才有肉吃。用后来的话说：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习以为常，在今天，这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中学的一位老师神通广大，是不是为了摩托车零件我忘了，反正那期间我去过他家。他家以前有私产，可能是在运动中被没收了，现在租住在两间逼仄的楼房里，狭小拥挤。他喜欢鸟，在其中一间房里养了好几只，最名贵的一只鹦鹉，他说是印尼总统苏加诺送给周总理的，他由动物园借出来养着——“声色”不知道，“犬马”这类东西，他简直是爱死了。他家海外关系多，当时中美已互设联络处，他在美的亲戚要回大陆探亲访友。他父亲是知名人士，所以有关方面提出给他换个房子。他跟我说：“我就是不换！我就要让我们家亲戚看看我住的什么样儿！”
每个人都憋了一肚子气。
02
张朴在“三轧钢”热轧车间当工人，让我到工厂找他玩儿，请我喝厂里自制的盐汽水，又冰又爽。他小腿上斑斑点点有不少烫伤，还要经常干夜班，很辛苦，但他自己倒挺乐呵。
他们车间有一个师傅，三十多岁，酷好文艺理论。有一次师傅在工作间隙看一本文艺评论集，看着看着，突然把书一摔，大叫一声：“严××，我就操你妈！”张朴早就嘲笑师傅看这种书，赶忙给他摩挲后背，安慰他：“师傅，息怒，息怒！谁让你看的？活该！”书里有一篇严某人的文章，大概是论述“三突出”（在所有人里，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里，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里，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创作原则的，师傅认为胡说八道，上了姓严的当，恨得咬牙切齿。
跟张朴同一班组的，还有一位叫小刘子，也应该三十出头了，是我的老邻居。在我是小屁孩时，他已是青工，家里养了十几只鸽子，站在房顶上一轰，扑棱棱腾空而起，满天空响起动人的哨音，牛逼大了。所以，他在胡同里一站，总有一圈儿人围着他，我是属于挤在圈儿外说不上话的，仰视着而已。他很早就搬了家，多年没见过。张朴告诉我说，他跟小刘子一提我，小刘子说：“小阳子呀，太熟了！”我真受宠若惊。可惜我去工厂那天，他没上班。
小刘子的父亲是国军战犯，中将军衔，辽沈战役中被俘，一直在东北服刑。他母亲后来与他父亲的副官结了婚，我小时候看见的，就是这个继父。他母亲是小学老师，骑一辆很旧的外国坤车，印象里永远穿着深色西服裙套装，收拾得整整齐齐，虽然大家都知道她成分不好，但她仪态严整，不卑不亢，在胡同里显得另类。
在张朴嘴里，小刘子是个赖叽叽、粘糊糊、不招人待见的人，车间里谁都爱挤兑他，谁挤兑他，他都满嘴犯贱，能跟人搅得昏天黑地。前一年，也就是1975年，特赦了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所有在押犯。他父亲也被特赦了，来到北京，连个住处也没有。他母亲和继父自然是不见，更不会收留。父亲希望儿子女儿能管管他。可小刘子和他姐姐谁也不管。小刘子连自己家的地址都不告诉父亲，父亲只好到“三轧钢”来找他。他父亲一来，他就开溜。老人经常在厂门外一蹲蹲一天。唯一对他感兴趣的，是张朴。
张朴觉得他可怜，也蹲在墙根儿，与他聊天。问他是哪部分的，他说原本是张少帅的部下。问他军衔，他说中将阶级。问他今后想怎么办？老人唉声叹气，不发一语。我原来只知道小刘子出身不好，这么详细的情况，都是张朴告诉我的。可惜张朴后来离开了工厂，小刘子和他父亲的事情，就再没听说了。
03
这时，北京人对足球赛燃起了疯狂的热情，一有球赛，满城的自行车像洪水、像铁流，涌向工人体育场，在东长安街和建国门大街等接近工体的道路上，自行车遮没了机动车道，汽车根本无法挪动。通往工体的各路公交车，则成了弱肉强食的角斗场，只有身强力壮者才有挤上去的希望。在工体的各个入口处，都有大批等退票的人，其中就混有后来被称为“黄牛”的人。天生具有商业头脑的，不论处于多么严苛的环境中，总要施展他的才能。
有一天，我遇到了“三儿”，他问：“看球儿去吗？”“不爱看。”“咳去吧！热闹着哪！别人想找票还找不着呢。”于是我见到了这壮观的景象。
叫“三儿”的人很多，这位三儿有与众不同之处，所有人叫他的时候，都发第三声，很奇特。怎么来的？不知道。他住在苏州胡同东口，忘了是在哪个工厂当工人。他父亲在波兰、匈牙利等好几个大使馆当过厨师，手艺了得。我们的另一个朋友的父亲，与他父亲是同行，据三儿说，那位叔儿刀工好，一个馒头能切50多片。
那天是国际比赛，国家队对非洲某国的球队，所以开赛之前，要全体起立奏*国*歌。三儿伸头一看，说：“哟！小庄儿也来了。”我不明所以：“哪个小庄儿？”三儿指指对面：“则栋啊。”主席台上，庄则栋与外宾并肩肃立，精神焕发，看上去还是个青年人。他从一个运动员一步登上了国家体委主任的宝座，这个位子以前是老元帅、副总理贺龙坐的。老帅虽死，小庄犹嫩。他此时绝不会料到，球赛结束，再过仅仅三四个月，自己便会从这个位子上滚落下来，沦为阶下囚。
比赛开始了。我很吃惊，除了搞政治运动以外，我还从未见过中国人这么狂热。此前，新中国的人民都是内敛的、含蓄的、驯顺的、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在公共场合很少表露个性，即使是参加娱乐活动，也都整齐划一、僵硬拘谨。此刻，他们噢噢大叫，掌声、喝彩声、起哄架秧子的，此起彼伏，尽情宣泄被压抑的情绪。那时，我已是一个被规训的人，对这种气氛感到不适，觉得这像地痞流氓的作风；加之不懂足球，不能理解人们为何如此陶醉。
04
我母亲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工作。1966年七八月，运动刚开始，院长聂真被打倒，造反群众把我母亲也算做了聂真反（）集团的成员，揪出来批斗，还关了四十多天。1969年随单位下放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有一年她回北京探亲，探完亲说什么也不回去了。领导给她做工作，没用；军代表威胁说扣她工资，她说：“扣吧，你怎么扣的将来怎么还给我！”
她返京不归之后这一段日子，是如何艰难，我当时没留意，日后也没细问，现在永远不会知道了。记忆当中都是她坚强乐观的一面，比如：她每天早晨5点起床，从北京站坐无轨电车，到北海公园打太极拳，无论严寒酷暑，坚持了很多年。后来她跟我说：“有时候我也真不想去，但是硬逼着自己还是去了。”
这期间，她不断给毛+周+邓等写申诉信，要求给我父亲平反。有的信是放进邮筒寄的，有的是通过关系送上去的，还有的是直接去中（）海投递。投递有套路，她是由朋友（好像是林秉衡）指点才知道的，方法是：进府右街，走西侧（即那个海的西墙对面）的人行道，走到那个海的西门正对面，突然转身过马路，直奔西门而去，这时，自会有一位军官从门内走出来。把信交给军官，什么都不用说，军官也什么都不会问，收了信就闪进门去了。这个方法知道的人不多，送达的可能性最大。
当然，所有的信，都石沉大海了。整个大局不变，某个个人身上是不会发生奇迹的。
现在想：她当年肯定是希望我留在她身边，不远赴新疆当兵的（我由中学应征入伍），但她没有过丝毫的流露。我年少无知，心中只有自己，把她表面上的无保留支持，当了真。我高兴，她就高兴。她的痛苦辛酸，深埋在心底，千方百计不让我们知道。
从上年开始，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在押犯，也陆续释放了一些共产党老干部。聂真因牵扯“61人叛徒集团案”，1967年被逮捕，押在秦城监狱。在我这次回京前不久，关了8年的聂真也放出来了。我妈妈马上去看望了他。聂不仅是我母亲的老领导，与我父亲1938年初在豫北就认识了，关系很深。我父亲脾气怪，有一次朱老总来晋东南，聂真要去汇报工作，让我父亲也一起去，他却说什么都不去。在有的人，会把这当成接触总司令的一次机会，很正常；但在我父亲，不是工作必须就不爱社交。后来在另一个场合，他还对聂说过：“我不靠这个吃饭。”这些事，聂真到老了都没忘。解放后，我父亲鲜少与人来往，聂真什么时候跟人说起他来都说好（据魏震五）。母亲给我讲去聂家的情形说：“聂真看见我都哭了。”我当时只一听，多年后，在对母亲有了更深理解时，方才想到：妈妈那天肯定也哭了。
我出差回到北京，妈妈高兴坏了。洗手做羹汤，恨不得让我一口吃成胖子。那时候我很瘦，满脸青春痘，原来挑食，在新疆饿狠了，变成吃嘛嘛香。我多吃一口饭，她的欣慰就增加一分。可我还是只顾自己，成天上外头转悠，在家里，也是闷头看书，不懂得分担妈妈的操劳烦忧。
05
7月28日凌晨3点多，我从酣睡中醒来，听到妈妈在另一个房间喊我。睡得糊里糊涂，但意识到是出事了。我倒没害怕，还按部就班地穿裤子，下了地，这才感到地板像波浪一样起伏，房间左右晃摆不停。我朝屋门走，整个大地又上下跳动起来，屋架梁柱发出咔咔的响声，院子里闪过一道道蓝色地光，伴有闷雷似的隆隆地声。
但是很奇怪，我只有惊诧，没有灾难降临的恐惧。
跌跌撞撞穿过客厅，来到了母亲的房间，只听见她在叫我，却找不着人。我手把着门框循声望去，在写字台底下看到了她。她连外衣也没穿，蹲伏在桌下，大喊：“地震了！快过来！快过来！”我忽然觉得挺好笑，对她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可不钻桌子……”地声滚滚，淹没了我的声音。
强震渐渐停歇下来。我们胡乱穿了衣服，走到胡同里。胡同里全是人。邻居家一面山墙塌下来一块，据说砸到一个孩子的额头，不重。其他人都安好，房子也没大问题。但余震不断，谁都不敢再进屋了。
我家南边的地铁已经修通，地面填平，工地上空空旷旷，什么也没有。忽然之间，那里搭满了各家各户的地震棚。东西长安街两边、北京站前面的广场……凡是空地，都成了地震棚的世界。大的棚子可容几十人，小棚子仅一人一身，什么材料什么样式的都有。我家的是两张单人木板床拼在一起，床头床脚绑上竹竿，再用蚊帐和塑料布罩住。棚棚相挨，几无隐私可言，发生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我们周围都是多年的老邻居，互相了解，患难中关系很好。
我和冷新根等几个朋友去广场上过了一夜。广场虽不准搭地震棚，但满是人。我们在东观礼台上找了个地方，打了一宿扑克牌，拱猪、争上游、打百分儿、信不信，无非这么几种。那时候还没有挂钱的。
不知为什么我不怕地震，在地震棚里熬了几天，白天暴晒，晚上滂沱大雨，实在受罪。我不顾母亲劝阻，回屋里去睡了，让老太太这份儿担心哪！各种传言在北京城一波接一波散播着，什么动物园的老虎不睡觉啦、公马追母马啦、耗子出洞啦……全都是大地震的前兆。听说有个朋友也受不了了，对他父母说：“老虎睡不睡觉跟我有什么关系！”说罢回到他家在第八层的楼房里，死活不再出来。
防震是个持久战，天天寝食难安，老人身体堪忧。我送我妈去了上海，住在她的老乡和同学谷春桂家。上海比北京的政治空气稀薄多了，大家过着小日子，热衷大局面的人不多。我管谷叫老姨。老姨原来是中学校长，已退休，老姨父是上海地下党，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曾经留美，解放后长期在大学里工作，他们也不大议论时局。我一个人在淮海路闲逛时，偶遇北京的朋友王言，他在上海有很多朋友，约着一块去游泳，男男女女的，嘎适意，嘎开心，与北京好像是两个世界。
我住了十几天，先回北京，后来我妈也回来了。我们住进家里，在每个床上都搭了一块木板，据说房子震塌的话，木板能抵挡一下。我看心理安抚大于实用。
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来我家住了几天。她也是刚从秦城出来的，孑然一身。上世纪五十年代，她在苏联时，第一夫人去苏联治病，二人成了好朋友，夫人跟她讲了很多自己的事情。回国后，还邀她到家里，把她介绍给毛主席。运动一开始，林利就被抓了起来，可能是夫人认为她知道的隐私太多了。她温和文雅，胖胖的，皮肤白皙，戴眼镜，说到某某，总是欲言又止，而对秦城的事情，一字不提。她姐姐林秉衡是我母亲的老友，住楼房，觉得还是平房更安全，所以让她来我家住。
06
9月9日那天，小亮到我家来了，坐着闲聊天。
我和小亮是世交。他一年前复员回来，在科学院工作。这一年科学院热闹异常，邓大人起用胡耀邦、李昌主掌科学院，大刀阔斧搞整顿，人人称快。随着四五事件被镇压，邓大人被再次打倒，胡李又跟着倒了霉。但科学院的大部分人都拥护胡李、拥护邓大人，搞批判也搞不起来。小亮知道很多趣事，讲得津津有味。
大约下午4点，正聊着，忽听我家两道门乒乓一阵响，一个邻居闯了进来，慌乱地大喊：“晓阳，快开收音机……逝世了！”
我俩愣了，打开收音机，一阵哀乐传出。
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从古到今，英雄无数，但以一身之死生而使山河变色、天下摇动的，没有几个，毛主席是其中之一。我们正亲历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
我俩都有一种要出大事的预感，无心再聊。小亮起身回家，我说我跟他走一段，看看外面有什么动静没有。
邻院有一帮机关干部在干活儿，对震坏的房屋进行修缮。此时他们都坐在一片砖瓦上，低首蹙眉，一声不响。有的人抬眼看我们一下，又赶紧低下头。
我们坐上大1路，延长安街向西而行。广场上静悄悄的，眺望前方，落日西坠，天地昏黄，没有什么异常景象。
过了西单后，我和小亮道别，下车回家。
9月18日，举行追悼大会，电视台实况转播。我和母亲在家看电视转播，好像还有一两个十几岁的邻居来看。当主持人高喊“三鞠躬”时，母亲站起来，随着鞠躬，我们一看，也起立鞠躬。
据说，邻居有一位老干部在看转播时流了泪，对子女说：“我还是挺难过的，跟了他一辈子。”
当时我姐姐在房山当兵，提醒我：现在全军一级战备，你应该回部队吧？我马上去了海淀的通信兵部，打电话给我们部队负责此事的高团长，问他我是不是要归队？高团长说：战备嘛，各方面工作都要进行，你就在北京继续执行你的任务吧。
07
修摩托车的公干跑了几个月，在陷入绝望的时候，朋友小铁带来了转机。他的一个朋友的父亲是某军队汽车修理厂的厂长，小铁说朋友已经跟父亲讲了，让我直接去他父亲家联系。
我拎着几个哈密瓜，找到了厂长家。自报家门以后，介绍了一下情况，就不知该说什么了。瓜顺手放在椅子旁边。厂长话也不多，没问什么问题，也不看我，沉默了好一会儿，问我：“几辆啊？”我大着胆子说：“三辆。”厂长说：“运来吧。”
成了！真是太意外了！我遇到了好人和对的人。他儿子我至今没见过，小铁是我的贵人，厂长此后打交道，都是简简单单公事公办。三辆修完后，我说还有两辆，厂长点点头。两辆又修完，我说还有两辆，厂长又点点头。一辆接一辆，把我们部队的坏摩托全给修了，厂长什么要求也没提。
高团长很高兴。此前在那毫无进展的几个月里，他也始终没催过我、问过我，想来他是深知修几辆破摩托有多难的。我再也不用着急上火了，松松快快打发着日子。
10月9日是普通的一天，对我来说却终身难忘。那天，我穿军装外出办事，黄昏回到家。一进门，发现母亲神色有异，她一把抓住我，把我拽到卧室与卫生间的拐角处、旮旯里，压低嗓音，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说：“把他们抓起来啦！”
一阵电击似的战栗。“啊？是吗？！”
三天前的10月6日，一举抓捕了“四人帮“”。消息正暗中扩散，已经有人喝酒庆祝了。
语言无法描述我当时的心情。
太多的东西骤然汇聚在一起，撞击着我的胸膛，起伏汹涌，难以平静。
我在屋里待不下去。外面在下雨，我撑开伞，走了出去。
从北京站走到王府井，又从王府井走回来，一边走一边哭。黑暗的年代终于到了头！
期盼已久，又猝不及防。眼泪里有狂喜，也有锥心的伤痛。
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施予我一场意义非凡的新生洗礼。
我还年轻，往前看去，看到了希望。
（作者注：本文的原文发布不出去，故只好把一些人名和词汇做了变化处理。
阅读不便敬请谅解。）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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