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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毕业后，我念了一所中专学校，医学专业。当时选学医只是为了有一份工作，开始学习后才知道还有西医、中医、药学、护理等等的区分，还有更加专业的细化。
我当时学的是中西医结合专业，学习的过程枯燥无味，更让我感到苦恼的是，毕业后要先考医师资格证，在没有证之前，是不能从业的。
因为不能再向家里要钱，这期间我一边复习、准备考试，一边打零工维持自己的生活开销。我在夜市摆过地摊，在火车站卖过报纸，去报社广告公司跑过广告，也在药店当过店员。
2006年2月底，我考下了医师资格证，但只有中专学历，找工作还是有点犯难。我当时想，能留在城市当然最好，要是实在待不下去，就回老家——我有同学就是毕业后回了老家，在父母的诊所上班，或是去了乡镇卫生院。
回农村老家开诊所，养家糊口应该没问题，可老家的人都兴出门去赚钱，回去显得自己没出息。再者，私人诊所不像医院先收费、再拿药，虽说买药的乡亲一般没有砍价的，可总有欠钱赊账打白条的，村里的小卖部就是因为赊账的太多，开一家倒一家。遇到家里有急重病人等着吃药又没有钱，庄里庄乡的，只能赊着，只能等到人家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给。
正在我犹豫的时候，鄄县的赵哥打电话给我，说他城里诊所忙不过来，让我去帮忙。赵哥我上学时认识的，他来我们学校上本科成人教育课，得过小儿麻痹的腿脚走路不方便，我出于同情，有时会帮他拿一下拐杖或在厕所洗手池旁搀扶一下他。一来二去，彼此就熟悉了。他上完课回去的时候，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和他说，还留了手机号码给我。
接到赵哥的电话，我随即去了鄄县。到了车站，赵哥已经坐在电动三轮车上等我了。我们先去喝了羊肉汤，然后把行李放到他家，就直接去了诊所。
诊所是赵哥和他姨夫合作开的，在鄄县的东关赵哥租下的一个院子里，靠近街道的一排房子用来营业，门面朝西。赵哥的姨夫以前是药监局的局长，现在退休了，开这个诊所，也是想帮身体有残疾、又无一技傍身的外甥。
赵哥已经成了家，儿子念小学三年级，女儿念幼儿园。每天早上都是他骑电动三轮车去送两个孩子上学。赵嫂虽然只有初中学历，但这些年时常在诊所帮忙，也练就了扎头皮针的本领，小孩子输液时常用（防止鼓针）。
在诊所北边20米的地方，赵嫂也租了一个门头，主要是给本小区郭医生的病号输液的。郭医生以前是全县儿科治疗方面的权威，即使如今退休在家，还是有很多家长慕名而来。她每天上午8点到12点在家里坐诊，除了开药，还雇了一位护士在家“打小针”，需要输液的孩子，家长就拿着单子去赵嫂的门头输液——虽然那里没有招牌，但本地人心里都知道，在郭医生家里看病，去赵嫂那儿输液，已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赵嫂去看那个门头后，赵哥又雇了一个刚毕业的小护士。我看诊所的四壁上都是红色的锦旗，问他诊所的人气怎么这么旺。他说，前几年的一天上午，诊所南边那家邮政储蓄所门口，一个老太太刚上台阶就突然昏倒了。赵哥看见了，急忙叫人把她搀扶到自己的诊所，见她面色苍白、嘴唇没有一点血色，就叫护士给测了血糖——果然是低血糖——接着就给输了葡萄糖，几分钟后，老太太的意识就恢复了正常。
老太太清醒后想坐起来，被赵哥拦下了，“姨，你还是休息一下吧，刚才是你低血糖摔倒了”。老太太也说，刚才上台阶时眼前一黑就啥也不知道了，于是给儿子打了一个电话，要儿子来接她。
老太太的儿子一会儿就赶了过来，看到母亲无恙，先对赵哥千恩万谢，随即给县电视台打了个电话，让过来采访报道一下——原来，老太太的儿子是县委宣传部部长，电视台不敢怠慢，来了三四个人，拿着话筒，扛着摄像机，让赵哥讲一下刚才是怎么救老太太的。赵哥从没有接受过采访上电视，紧张得磕磕巴巴的。
赵哥救老人的事迹晚上就上了县电视台的新闻，等于给诊所做了一次免费广告，病号们纷纷寻址而来，孩子发烧的、感冒的、腹泻的，整个屋子里都是挂吊瓶的人。那时，大人们看病都想快点好，孩子要发烧恨不得马上退下去，本来一般的感冒发烧就是输瓶消炎的青霉素、一瓶VC或B6。有人觉得贵的就是好药，赵哥就给他们输先锋、头孢噻肟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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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哥的诊所不像医院内、外、妇、儿分得那么细，除了常见的症状，也看儿科、妇科的病，还有一些外科、骨科的，什么孩子被热水烫伤的，手划伤需要清创缝合的，也有武校学生练武时扭伤、拉伤、轻微手脚骨裂的，对于下颌、肘部脱臼的，用中医正骨的方法也能处理好——总之，在这里，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病号。
以前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天天写病历抄药方，一个住院病人每天连输加吃的，差不多有20多种药，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哪种药真对症。到了赵哥诊所后总算觉得接地气了，他是真教，我是真学。有时开一种药就可以处理好病号，比如成年人发热，就开布洛芬，幼儿腹泻，开思密达或鸡内金颗粒就行。
上午和傍晚是诊所里病人比较多的时候。病号大多数是附近小区的居民，也有远点工厂的工人。一天中午，搪瓷厂送来了一个刚初中毕业的小女工。天气热，室内温度高，来的时候女孩全身抽搐得厉害，显然是中暑了。赵哥赶紧给她补液、补充电解质，车间主任帮忙交的药费。
搪瓷厂出的缸子出口欧洲，一个县城的企业能做到这个地步，我以为很厉害。可车间主任说，不是能做出口产品的厂子就是好的，他们厂子烧煤污染得厉害，人家欧洲是怕污染环境才不生产的。
一天傍晚，附近的影楼送来了一个19岁的女孩，失恋后喝了农药。我们赶忙打了120把病号送到了县医院急诊室，最后还是没有救过来，挺可惜的，影楼老板赔了15万元了事。
还有得了癔症的——一个胖老太太“撞嗑儿”了，天天学前一段时间去世的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话。刚开始，我还有点不信，觉得这是迷信，可实际看到了，也只能相信有这种匪夷所思的事儿。老太太本人“撞嗑儿”时对自己在做什么浑然不知，年轻的病号觉得瘆得慌，年龄大的人就在一边偷着乐。
赵哥以前处理过这种病号，就用针灸扎老太太双脚的“涌泉”穴。这针灸还真管事，老太太就像从睡梦中苏醒过来一样，惊异地看着周围的人，说：“我这是怎么了，我又没有病，怎么跑到诊所来了？”周围的人就都哈哈大笑起来。
2006年3月底，我在诊所学习了有1个多月后，赵哥又想在鄄县的西关再开个诊所，就交给我盯着。
刚开始，赵哥聘了个县人民医院内科退休的老医生带我。老医生自己有些长期病人，他的身份也让附近的居民容易接受（因为人们普遍觉得年龄大的医生有经验）。还有个在附近医院上班的护士，会在休班时来诊所兼职，打针、拿药、输液，负责给小孩子扎头皮针。
西关诊所开业那天，赵哥在附近酒店摆了几桌酒，让我放了几捆“开天雷”。来的亲戚朋友有送花篮的，也有送匾的，也有给礼金的。那个老医生也来了，他姓王，是熟人介绍的，个子不高，大腹便便。兼职的护士也来了，姓刘，个子挺高，偏廋。
诊所刚开业的几天没有个病号，就连附近的商铺邻居也只是进门看看、打个招呼，没有看病的，也没有买药的。我心想，真是着急的庄稼、磨蹭的买卖，干啥都是头三脚难踢。
王医生早上8点来上班，中午在诊所休息一会儿，下午从2点坐到5点，一周5天。刘护士基本上是隔一天一来，出现时间和王医生差不多。我住在诊所2楼，除了买菜、拿药、去东关的诊所外，基本没有什么外出，早晚都要盯着，没有周末和节假日。除了跑腿儿，我也要处理外科包扎、缝合和收钱。
一个傍晚，只有我自己在诊所。有个中年男人急匆匆来到诊所，说喉咙疼，要买盒西瓜霜润喉片。他给了我100，我找了他95。天黑后赵哥过来结账，看到我收的那张100元，用右手的拇指肚摸了摸说，“这张是假的”。刚开始我还不信，再和真钞对比了下，X，不管从色泽，还是从纸质、手感、印刷，都和真的不一样。
西关诊所南边是个小超市，超市老板娘有个4岁的儿子。一天孩子刚睡醒，老板娘拉他起床，把孩子右手肘关节拉脱臼了。见孩子疼得一个劲地哭，老板娘就把孩子抱了过来。只见王医生左手按住孩子的右手肘，右手握住孩子的右手腕，向下一拉一拽，接着往上一推，就听“咔擦”一声。接着，王医生给了孩子一支笔，孩子用右手拿着，也不哭了。
王医生说：“好了，没事了。”老板娘问要多少钱？王医生笑笑说：“都是邻居，算了算了。”要是在医院上一次肘关节脱位，拍片加手法，最少也得200多，王医生没要钱，老板娘就回超市从货架上拿了几包咸干花生和瓜子，我们就收下了。
王医生问老板娘超市的生意怎么样。老板娘说，她自己带孩子，也没班上，就开了个小超市，别看地方不大，光这些货物和货架，就投入了6万多。还好她老公在工商局上班，多少有点照顾，不赔也不赚，凑合着开着，总比闲着玩强。
诊所北边是一家土特产店，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小胖子看店，胖得眼睛只剩一条缝儿。他有时也和我聊几句，问我：“吃减肥药管用吗？我可是爱吃肉，一顿不吃都馋得不行，又不喜欢运动。”我说诊所没有减肥药，也不治疗肥胖。也问他：“经常来你店帮忙的陈叔是干什么的？”他说，“是跑安利的”，是他爸的小学同学，“现在我老爸是农业局局长，他还不是想利用我爸的关系促销产品”。
后来，这个陈叔晚上没事了也会来我们诊所坐坐。刚开始就是拉家常，他说自己曾是厨师，现在岁数大了，经朋友介绍，“喜欢上了直销行业”。他给我演示一些清洁设备，说如何环保，还有牙膏，如何保护牙龈，还有肥皂，杀菌效果有多强。
他说，靠死工资啥时候才能买房买车？只要业绩上去，有了“蓝钻”、“红钻”，就啥也不用干了，“只吃业绩就行”。他说看我是个人才，有意培养我成为他们的会员——不过，要先买上几百元的货，还有各种贵的保健品、维生素。他在一旁说，我在一旁听他鬼扯。
接下来几天，陈叔白天就在土特产店里免费帮忙，傍晚吃过饭后就来诊所向我推销产品。我该倒水还是倒水，该热情还是热情，就是不提买产品的事。
过了几天，他就不来了，又去了另一家店铺。
3
第一个月，西关诊所刨去王医生和刘护士的工资，剩不下钱，还赔了；第二个月，赵哥就把医生护士都辞了，只留我在诊所看着。
西关诊所再南一点，有个小菜市场，我有时早上去买菜，就认识了几个买菜的摊主还有卖肉的胖子。胖子姓孙，40岁左右，每次卖肉总爱多剌，你要三斤，他会给你拉四斤甚至五斤，还说，“剌多了，看看能买这么多吗？”一般顾客也迁就说，“算了，多点就多点吧！”
一天傍晚，孙哥来诊所，和我小声说他小便后有白色液体流出，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让我不要和他的家里人说。我检查完，又让他明天到县医院的泌尿科查，确诊是尿路感染，要输一周的消炎药。
第一次来诊所输液，孙哥交了输液费和药费，第二次再来，他就说，要不等7天液都输完后一起算吧，我说那也行。可等到一周的液输完后，他再也没有来过诊所，更别提还医药费的事了。耗了几天，我去买菜的时候，特地到他的肉摊前说，医药费该结算了，我们也要进药啊。他满口答应，“这两天有点忙，过两天，我一定去结账的”。
结果，2天，3天，4天，又一周都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来还医药费。
赵哥知道后，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这种人就是赖皮，我们要对症下药——他开始的时候不是说了嘛？不要告诉他的家人。这样——你就拿着输液时的处方和药费单，去他家里要账，看看他给不？他上午卖肉，下午有时间，你就在晚饭前去，他肯定在家。”
去人家家里讨账，我有点不好意思，但他的医药费有两百多，我硬着头皮也得上。我问附近的邻居孙哥住哪儿，有人用手指了指，说：“就在那条胡同的里面往南拐，他家的大门朝西。”我顺利地找到了他家，拍了拍大门，开门的是个中年妇女。我说，“孙哥在家吗？”那个女人扭头朝院子里喊：“孙福，有人找你！”
孙哥家里还有条用铁笼子圈着的黑背，叫得特别凶，我不敢进门。孙哥从屋里跑出来，见是我，就用右手拍着我的后背，又打马虎眼说：“兄弟，前几天欠的屠宰费，还要到家里来，我又不是不给……”他让女人回屋里取，女人一听是屠宰费钱，二话没说进去就把钱拿了出来。
孙哥把钱递给我说：“上屋里一起吃个便饭？”
我赶紧说：“不了，你们忙吧，我还有事。”
到家要账这么顺利，我还是没有想到。
晚上10点左右，诊所斜对面那家饭店的老板娘来叫我，说她饭店的陪酒女喝多了，让我带着药箱过去看看。我也没法拒绝——诊所是24小时营业的，要随叫随到，不然以后有病号不来了，那就完了。
我拎着药箱去了饭店，老板娘把我领到陪酒女们的住处。是她开的门，一间宿舍，住着五六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其中一个因为喝多了，胃难受。我问她有没有既往史、过敏史，她说没有，我就给她开了几粒保护胃粘膜的药和“解酒灵”。
药费是老板娘付的。临出饭店的时候，我问老板娘，你饭店不大，咋招这么多陪酒女？她说：“男人就爱这一口，没有陪酒女，喝酒请客的谁来？”
几天后，那个喝多了的陪酒女来诊所了，陪她一起来的还有个穿厨师衣服的年轻帅哥，染着黄色头发。帅哥和我说，这是他刚认识的女朋友，上午去医院妇科检查了，有妇科炎症，本来想在医院治，可是这个月工资花没了，要等下个月10号才发，“你们先给输着液，等发了工资一起算”。
有饭店在，哪还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就给那个姑娘输了几天液。输完液后，他俩有时还会过来诊所坐坐，每次都很客气地说，“再等几天就发工资了，发了工资马上还医药费”。我也客气地说，“不急不急”。
可到了下个月10号之后，就再也没见他俩再过来聊天了。
有一次饭店老板娘过来买药，我问她那个厨师和陪酒女呢？老板娘知道了我问的是谁后，说：“10号发了工资他俩就辞职回男的老家了。”
西关诊所开了4个月，连在赵哥诊所的时间，我一共干了5个月。来诊所就诊的人就那么些个，我天天守着诊所，也有点腻了，医术谈不上有什么长进。我和赵哥说了情况，他说从第二个月开始总算有了一点盈利，也不多，这几个月，除了吃喝，还有要不上来的医药费，给我1000块工资。
4
2006年7月底，赵哥把西关诊所关了，和几位朋友承包了县城东郊的一所镇卫生院，把我也带去了。他的朋友有骨科、外科、妇科、化验科的医生，都是在各个公办或民办医院上班的，谁有时间，就把自己的病号带到新开的医院就诊。
医院刚开，病号不是熟人就是熟人介绍来的。哪个科室忙，就喊我去哪里帮忙，帮内科医生开检查单，给外科医生当助手递送剪刀镊子。
一天下午2点多，来了对中年夫妇，说是找周医生。周医生是民办医院的泌尿外科医生，他们是别人介绍过来的病号。我给周医生打电话，还没等我说完，他就让我去手术室，先和护士小徐说一声，一会儿他就过来给病号做手术。
没过半小时，周医生就开车过来了。我们换好无菌隔离衣，让病号进了手术室，打开无影灯。我问周医生是啥手术，周医生笑着说：“结扎吻合术，也就是对接输精管，男的下午去了计生站，那里给他结扎了，咱再给他接上。”
我第一次听说这么奇葩的手术——怎么还和计生站唱起了对台戏？那边结，这边接？周医生说：“有需求就有市场，我们泌尿科也算是积功德。这个男的都有俩个闺女了，他爹非要个孙子不可，每年过年都闹得过不好。计生站让结扎就结扎，结扎后，到什么地方接，又没有人跟着，找个熟人，不就接上了？他们结扎免费，我们接上就收费了，可多可少，全看熟人的关系——我们这段时间光接这种手术了。”
我心想，这个男的也够倒霉的，一下午要进2次手术室，看他走路都疼得不敢迈大步，像戴着脚镣赴刑场的罪犯。
我们让他躺在手术床上，把需要手术的部位用碘伏进行消毒，再附上洞巾。做的是局麻，男人是清醒的。周医生用剪子把刚缝好的黑色丝线剪开，叠好的纱布块沾掉血迹——输精管是截断了，两侧又被用丝线扎住。周医生剪掉两侧丝线，再把输精管外翻，重新对接上。这手术看着简单，做着难，输精管细得像女人打耳洞后插在洞上的塑料白针，一圈要缝上4针，眼神不好、手稍微一抖，就对接不上。
将近1小时，手术才顺利结束，是否成功，周医生和我们心里都没有100%的把握。周医生让那男人去了病房——其实这手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马上回家输几天液、换换药也行，可男人不放心，非要住几天才走，那就以他的想法为主。反正住院期间，除了每天换一次药就是输一次消炎药，护士后期处理起来不复杂。
没过几天，医院里又来了个中年妇女，也是来做结扎后手术的。这次，小徐联系的是某医院的妇科医生兰姐，她回复说下午没时间，要安排在晚上做。小徐便去手术室消毒、准备手术器械。
把那女人安排进妇科病房后，陪着她一起来的丈夫来找我，说怕妻子手术后大小便不方便，问哪里有卖便盆的。我告诉他，从医院大门出去，对面的一家超市就有卖的。
晚上7点多，兰姐带着一个年轻帅哥来了。她和我们说，别看这小伙子岁数不大，麻醉的技术还是比较过硬的。可病号上了手术台，打上了麻醉，才过了几分钟，血压、脉搏就迅速下降，接着，病号突然休克了。我们一阵忙活，心脏按压、吸氧，总算给救了过来。
手术还得继续，要把结扎的输卵管接上，要是病号的丈夫在现场，肯定吓得不轻，还好，后面的手术进展顺利。
病号回外科病房输液，兰姐去了收款处，领了她和麻醉师的辛苦费，就开车走了。
越是熟人介绍的病号，越在收费上不能含糊。
一个熟人给介绍了个结肠癌的老头，退休教师，本来想在县医院做手术的，可接诊的医生和赵哥认识，说上我们这里来做手术，同样是县医院的医生，手术费那边是4000，这边只收2000，省钱，合算。
在儿女的搀扶下，老人来到了我们医院，当天晚上就安排上了手术。我负责递手术器械，清点纱布块。手术就是把结肠上有肿瘤的地方切掉，再把两端接上，当把结肠剪断时，主刀医生让一位护士，拿着一个套有方便袋的塑料桶接着，大便顺着剪开的结肠流了下来，整个手术室都是臭味，又不能敞开窗户通风，只能忍着，熏得我们只能皱眉，希望手术快点结束。
手术进行了快2个小时才结束，把病号送入病房后，病号的儿女非要请主刀医生吃饭。也是熟人，盛情难却，除了值班护士外，我们一共去了7个人，加上老头的儿子，正好一桌。大家坐好后，赵哥对着老头的儿子说：“放心吧，主刀是咱们县医院的专家，等于让你少花了一半的钱，享受一样的专家服务。”老头的儿子忙点头说：“感谢，感谢，各位辛苦了，大家吃好喝好。”
当时我真以为这台手术给病号省了不少钱，可后来的事越来越离谱——手术费是2000不假，可输液费涨上去了，一天500多。老头也不好办，既然在这儿做了手术，就不能随便换医院输液，要是转院有个意外，那可咋办？上船容易下船难，等他们出院，费用差不多要8000。
有次夜里，急诊来了个70多岁的老太太，家住附近，因为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脑门划了一道2厘米左右的口子。外科值班的吴医生让我一起去手术室给老太太缝合包扎。手术不复杂，清创，打麻药，缝合，包扎，时间并不长，就处理好了。
可老太太胆小，自己说，“出这么多血，还是住几天吧”。儿女们也没有说什么，就给老太太办理了住院手续。白天输液、换药，住了7天了，老太太也不说出院，儿女们就更不好意思说，怕落个“怕花钱”、“不孝顺”的名声。
最后，老太太的儿女们给医院送了3面锦旗，院长室、门诊医生、病房护士各一面，吴医生才强制着让老太太出院回家。
5
2006年8月下旬，输液室经常有个开着奔驰车的中年男人过来，陪一位穿黑裙的女士输液。22号那天，输液室的值班护士家里有事，让我帮忙值班，这对男女又来了。没事闲聊，我问男的，“大叔在哪里上班”。他说话很随和，说自己开了一家职业中专，这几天忙着给广东的电子厂送工人，马上就要走一批。
“这职业中专不要学习3年吗？怎么说走就走一批啊？”我惊讶地问。
大叔笑着说：“还学3年呢！广东那边电子厂缺大量的工人，只要初中毕业，来我们学校培训7天，办个中专证，有老师带队，就可以去广东电子厂上班了。只要交了学费就给办证，还保证就业，要是有一个月内因为工厂原因被辞退的，再免费安排就业。我们这个月都送走4批学生了，一批50多人——放心，我们都是本地人，绝对不会骗人。”
他自己介绍姓罗，可以叫他罗校长。他说，“广东的工资是咱这边的好几倍，电子厂管住、管吃、管穿，基本上花不了什么钱”。还说，“以前有姐俩儿，两年就挣了10万，在老家农村盖了两层楼，她们弟弟结婚就不用爸妈发愁了”。附近村子的村民看这俩姐妹这么能挣钱，“也会带孩子来到我们学校，让我们帮他们办证、找工作”，“我们一直不愁生源，都是学生介绍学生，咱们口碑好”。
我问他从办证到找工作要交多少费用？他说：“2500，全包了，要是你给我们介绍一个学生，我们给你200。”
我又问他那边工资是多少，他答：“差不多有你们科室主任的工资那么多，第一个月试用期是1800左右，第二个月就有2000多了。”
我问我去电子厂上班能行吗？罗校长笑了：“开玩笑呢？干医生多好，去电子厂都是没有学历想打工挣钱的。”
我说我也想挣钱：“现在我的工资也就是600，除了零花、手机费，也剩不了多少，啥时才能买房、买车？”
“真的，要是你真想去，价格可以给低点，包括办证，一共收你2200就行。”他看着我，又说，“不过，你的年龄可能超了，电子厂只要18到21岁的，你多大了？”
“22。”
“哦，可以想想办法，给你借个身份证，这个费用也不加了——还有，近视眼的他们不要，你要买个隐形眼镜就可以糊弄过去。”
“行，这个没问题。这两天，我就去买。”
我找赵哥说了想去广东找工作的事（没说去电子厂）。他说广东那边太乱了，不安全，传销的、诈骗的、骑摩托车抢包，到处都是。我说没事的，自己小心就好。他看我离心已定，给了我两个月的工资，又给了我300元，算是奖金。
我把不用的书和衣服邮回了家，也没和爸妈说去广东的事，和赵哥一起吃了顿饭后，就去了罗校长的职业学校。去了我才知道，什么职业学校，没有牌子，也没有几个学生，只有南北两趟瓦房，南边的是宿舍，北边的是教室。
我去买了隐形眼镜，罗校长帮我借了张照片和我脸型差不多的一代身份证，手写的，姓名不一样，还要办一个电子专业的中专毕业证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这些都不用我操心，我唯一紧张的是，身份证突然换了一个名字，一下子有点不适应。
我去学校的第二天，罗校长就从周围县市又招了40多个学生。晚上闲聊的时候，我发现里面还有初中刚毕业的，才17岁，年龄不够，多交200，学校帮忙给借身份证——在这里办证，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到了第三天，学校通知：下午3点统一由一个姓董的老师带队，租了大客车，中通客车，53座的，拿好证件，坐车去广东。
年轻人们大多没有出过省，多少有点兴奋。大家把行李放到客车下面的行李厢，只带个小背包上车。走的是京珠高速，车窗外开始是平原，接着是丘陵、山地。走了8个小时才在服务区停了一下，去一下厕所，吃点东西。服务区的东西太贵，我们就吃一些自己带的火腿肠、方便面。
后半夜，除了路过村庄时有点灯光，车窗外始终一片漆黑。大家的好奇心也没了，坐得全身都累，昏昏沉沉，都睡着了。到了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车子经过武汉长江大桥，宽阔的江面，钢结构的大桥，让第一次看到长江的我们从车窗里往外张望。下午时分，进了岭南地区，过了郴州，一个山洞接个一个山洞，黑暗的时间比光明的时间多。
傍晚，客车进入了广州黄埔，路边有了高大的棕榈树（当时我以为是椰子树），平时，只有在电影上才可以看到的亚热带美景，就在车窗外了。
客车在一个工业区和城中村的交界处停住了。我们从车上下来，拉出行李跟着带队老师，进了黄埔的一个城中村。
学校的出租屋是个3层小楼，一楼有3间卧室，1间厕所，1间客厅，地上铺着旧凉席，这层住男生。二楼住女生，三楼住老师。没有老师的允许，男生不准上楼。有事，给老师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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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糊睡了一宿，天一亮我们就起来了，有的去洗脸刷牙，有的出去买早餐。7点半，大家拿着行李跟着董老师去了附近的电子厂。
这是一家外资企业，管理严格，只接受各中专学校的学生，从劳动市场很难进来。董老师和厂里负责招聘的主管打了招呼，大家排好队进了厂。还有别的学校的学生也来“应聘”，我有点紧张，怕提问时把自己的真实名字说出来。招聘人员一个一个对着学生的脸，查验身份证和毕业证，再让大家填信息、测视力。有外校的学生当场就被招聘人员查出了是借的身份证，他真实年龄不到18岁——前几年工厂出现了一次工伤，后来一查，受伤的工人还是未成年人，被罚了款，所以现在招聘特别谨慎小心。
参加应聘的学生太多，都排队在太阳底下晒着，快到11点才算结束。我们一车的学生都被打乱了，分到不同的宿舍，我忐忑的心，平静了许多。
下午就军训，说要训2天，在工厂的道路上，所有新员工排成一个个方队。
军训不算啥，主要是晒。下午军训后回宿舍冲了凉，晚上教官也不放过我们，一会儿下去集合，一会儿又在走廊集合，一会儿又整理内务，一直折腾到10点多，才让睡觉。
上班后，车间管理很严格，迟到3次就被辞掉，有事要和班长请假。我们每个人发了一本22页红皮的《员工工作手册》。我第一周是夜班，从晚上12点到早上8点，除了喝水和上厕所外，不准离开工作车间。一个宿舍8个人，上什么班的都有，上半夜在宿舍睡不着，有听歌的，有抽烟的，有洗衣服的，根本休息不好。进来车间，先是困得不行，后来饿得厉害，一直盼着天亮。
周五换班，我拿着自己的证件，坐了一上午的公交车去了南方人才市场，找了个免费窗口，写了份应聘材料，交给了工作人员，几天后就接到一个海珠某社区医疗服务中心负责人的电话，说，简历已经看过了，让我马上过去上班，他们给买五险，包住，有工作餐，工资1880，有节假日，还有奖金和补贴。
我和班长说要辞职。他说：“干得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别人想进来都不容易进来。还有，干不够15天，没有工资的。”
我说：“谢谢班长的照顾，上班时我都睡着过几次，你都没有说我。”
他说：“都是出门打工，不容易。”
2006年9月1日，我到社区医疗服务中心上班。主管张医生帮我拿着行李，领我去了职工宿舍2楼。每位医生都有一个单间，有阳台，有洗手间，有卧室，食堂就在宿舍下面。他说，由于我刚来，还要熟悉一下，暂时上白班，不安排夜班。
同事们之间都非常客气，感觉也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人一张诊疗桌，一台电脑，没有病号的时候，大家还有时间聊聊天，说说自己老家的风土人情和特产。
重新回到诊疗的工作氛围中，同事们之间关系融洽，工作也不太忙。来就诊的都是附近的居民，也有打工的外地人。当地人说粤语，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说话，我有点听不懂，每天都为与病号的语言沟通感到束手无策。
就在我郁闷的时候，一所中学医务室给我打来电话，说看到了我在人才市场的简历，他们有一位医生退休了，要再招聘一位，希望我去，工资待遇和社区医疗中心差不多。我问，病号都说什么话？人事主任说，学校里都是老师、学生，都讲普通话。
2006年9月7日，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的领导还要挽留我，说，“白话”听不懂，可以慢慢学嘛，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学会的。对于短时间听懂粤语，我还是没有信心，就说，先去学校医务室看看，如果适应不了，再回来。
学校也给我提供了单人宿舍，在负责人的带领下，我很快熟悉了医务室的工作——无非是让学生正确做眼保健操，以及正确刷牙、剪指甲，预防脊柱侧弯，预防龋齿，合理膳食避免肥胖等等。医务室里多是感冒、发热、腹泻、外伤等的孩子，只要加强卫生宣传教育，数量会下降很多。
有一次，校长给我们开会说，你们的工作内容就是保健和预防，要是每天没有学生看病最好，看病的学生越多，我越要批评你们。
听到校长这么说，我和几个同事都乐了——我想起了刚在赵哥诊所上班时，每天为病号少而担心自己的收入。现在，我不再为“以药养医”发愁了，工资还涨了3倍。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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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017年，我研究生毕业后误打误撞进入了一家老牌出版社，入行不到两年，见识了出版行业的起起落落。出版听起来“高大上”，其实也是一门生意。一本书就是一个利益综合体，做书的编辑除了要有专业知识，还要面对很多奇葩的人和事，处理各种关系。有前辈说，出版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我不相信。的确有编辑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但新人也在不断涌入，为了把好书奉献给读者，他们还在坚守初心。写下自己短暂的从业经历，记下遇到的那些人，我是想留住一本本书背后的故事。他们也应该被记录。
1
离开出版社以后，我曾干过一段时间的自由编辑。为了避嫌，我不接前东家的书，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我与前同事们保持着不错的交情。
大毛曾是我的合作搭档，我离职以后，留下的工作主要由他来接手。2020年大毛考上了某大学的博士，课余时间兼任编辑。
一天，大毛问我愿不愿意接老东家的稿子：“我现在忙着发期刊呢，实在是没工夫。”
我很诧异：“你才博一，就准备发文章了？”
“嗐，博士想毕业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不抓紧，估计就要跟我师兄刘博士一样延毕了。”
大毛口中的刘博士，我曾经打过交道。他在某重点大学研究古代经济史方向，其导师王教授要出一本书，他是具体操作人，我是那本书的责编。
与刘博士的接触，让我至今记忆深刻。
我刚接到书稿时，联系了刘博士3次才成功。他似乎并不着急赶进度，上来就问：“你们集团下是不是有个刊物？你们的作者是不是在你们那儿好发文的啊？”
在出版社工作以来，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一下子有点懵，便稀里糊涂地答应帮他打听一下。后来，我将这事报告主编，主编“哼”了一声：“又一个想发文想疯的了。你告诉他，期刊是期刊，图书是图书，我们虽然是在一个集团，但不是一家，想发文自己去问期刊编辑部。”
我还是好心帮忙打听了一下，给刘博士回话，说这个期刊发表的文章内容跟他的研究方向不太搭，刘博士“哦”了一声，便挂了电话，我都没来得及问他书稿的写作进度。
一个月后，刘博士发来一篇文章，是对王教授新书的评论。我觉得有些好笑，这本书还尚未出版，甚至连“一校”都没结束，就算他写得再好，也说不通啊。
我让刘博士赶紧干正事，他却说：“老王都不急，你们就慢慢搞呗，难道你们还嫌事少？这文章你们先帮我看着写得怎么样，我慢慢改着，等书出来后一起发表，两不耽误。”
我问他为啥那么有把握，他答道：“老王的书还是可以的，你想想，书一上市，你们立刻发布一篇书评配合营销，岂不美哉？对了，你能帮我要到期刊编辑的微信吗？我先打好基础，搞好关系。”
他把话说得如此直白，倒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说自己不熟，拒绝了他。主编知道此事后，直接找到王教授反映，王教授只是冷冷地说：“他爱写啥写啥，你们也别管，让他自己折腾去。”
大概半个月后，有天快下班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主编电话，说来了客人，让我拿几套精装书去某饭店当伴手礼。我急吼吼地赶到地方，一进门就看到一个男人在行酒令，他白衬衫的扣子大解，里面的T恤被酒浸透了一大片，正手持筷子敲着酒杯，说什么“喝二赠一”“三气一杯”，总之用各种办法来劝酒。
包间里的氛围被他带动，众人一阵阵欢呼。酒量一直不错的主编也被灌得说话打结，仪态尽失。首席坐着一个留“地中海”发型的老头，面前只摆了一杯茶水，餐盘都是干净的。他一会儿叹一口气，揉揉眼，几次想离席，都被“白衬衫”拉住。
第二天，主编耷拉着脑袋来上班，一脸颓废地跟我讲：“妈的，被姓刘的坑了。”
我这才知道，那个“白衬衫”就是刘博士，而那个“地中海”老头是王教授。不知刘博士通过什么关系找到了那个期刊的责编，然后打着王教授的旗号组了个饭局。我们主编到了场才知道来人是谁，大家都一脸尴尬。王教授发觉后，差点拍桌子走人，但刘博士酒杯一端起，气氛就迅速被他掌握。最后，我们主编跟那位期刊责编都喝大了，稀里糊涂地答应了帮刘博士发文的事。
主编跟我说：“这书老王不是不急的嘛，那就让他等，他不催咱们就不做。书出不来，我看刘博士的文章怎么发。”
然后，他的声音低了一度：“老王也是这个意思。”
2
一年多以后，即将离职的我把王教授的书稿转给了大毛。大毛考博进的正是老王的那所学校。老王给他授课，对他很满意，而刘博士的宿舍就在他的斜对面，两人也常常见面。
时间一长，大毛就发现刘博士和王教授之间有很深的矛盾，师徒俩像较劲一样，轮流跟大毛吐槽对方。
一天，大毛跟我说，前段时间刘博士找他谈工作，无意聊起了我：“我说你现在在博物馆工作，他听了以后不停地打听你的情况，还问你电话换没换，不知道打啥主意呢。”
没几天，我果然接到刘博士的电话，他上来就跟我客套，非要请我吃饭不可。我连说“不必”，让他有事直说，只听那边问道：“你们馆的刊物是什么级别的？接受外来投稿吗？”
我所在的博物馆确实有一个内部的自办刊物，不过连刊号都没有，出版也是断断续续的，一般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我如实相告，刘博士“哦”了一声：“没有刊号的就算了吧。”接着他半天没说话，又问：“听说你们兄弟单位有个期刊，还是核心啊，你能帮我联系下不？或者你帮我把稿子转过去，不让你白帮忙，我事后有重谢。”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问了半天才知道，他说的是另一家博物馆的杂志。说来也巧，那家杂志的编辑我刚好认识，但这种由机关管理的期刊规章繁琐，我赶忙说我们虽然都是博物馆，但是不是一个系统管的，不好推荐。
刘博士依然不放弃，说只要“牵个线”就行，规矩他都懂，该拿的版面费一分不少。我看他越扯越过，不耐烦地说自己有要紧工作，就挂了电话。事后，我越想越觉得奇怪，便向大毛打听。大毛一点惊讶的表情没有，说刘博士想发论文毕业，“都快魔怔了”。
2019年是刘博士读博的第四年。博士最多只能读8年，时间拉得越长就越危险。读博之前，刘博士在北方某地方学院当秘书，因为嫌日常工作太累，就想出来深造。他算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博二”的时候就接连发了一篇C刊（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一篇核心（北大中文核心），早早达到了毕业要求。
在文科领域，博士毕业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各个学校规定不同，但一般是两篇C刊或者核心。只是期刊少，要发文的人多，光博士研究生就是一个很大的群体。而这些期刊只喜欢发教授级别的文章，所以排队排不到半年，根本拿不下来。多少人为了发文耗尽心血，还弄出了不少闹剧。
我记得前几年很多学校毕业的要求还不高，刘博士这条件完全够了，“那他为啥不准时毕业？”
“嗐，他不想早早回去工作，想拖个两年。19年时他工作的学校开了道口子，说只要拿到博士学位就能转到教学岗，算是一种提拔。谁知道他要毕业时，学校要求又改了，要求发两篇C刊才行。”
刘博士越赶着发文，就越发不出，他等不及了，就另外想辙。一般来说，导师帮学生发文是常事，况且王教授还是好几个期刊的编委与审稿专家，人脉广，有时候发文就是他一个电话的事。可大毛说：“他们俩啊，别说帮忙，不扯后腿就不错了。”
刘博士跟王教授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刘博士是“委培”博士，毕业后不用找工作，所以他入学之初不太买王教授的账，还常对旁人吹嘘，说自己幸好是“委培”，不用被导师拿捏。
在王教授看来，刘博士算个“关系户”，是上头硬塞给他的学生，只是看在他学术能力尚可，就不计较了。平时师徒两人除了必要的交流，基本互不打扰。
不过，随着刘博士把社会上的那一套东西带入学校，两人关系就开始紧张起来。
刘博士爱拉关系，基本在每个学院都有认识的人，隔三差五就组个酒局，混得“八面通吃”。王教授是一个古板的人，最讨厌酒桌上的交际，有时外校来了客人，他也是公事公办，没有私下接待。就算学生请他吃饭，也要三邀五请，他来了就是一脸的不情愿，一杯酒都不喝。
为了发文，刘博士也曾厚着脸皮去找王教授帮忙，但老王没表态，只说自己会帮忙问问。刘博士急着讨好，他听说老王的女儿要参加钢琴评级考试，想请音乐学院的教授指点未果，就辗转托了几个人请音乐教授喝酒。结果弄巧成拙，他在酒场上失了态，得罪了对方，王教授气得半个月没理他，最后发文的事只能不了了之。
恰好这时候，王教授要出书了，刘博士又想把这个项目承担下来，将功赎罪。用他的话说：“拿人手短，我这么用心，老王会懂的。”
不过，他并未把王教授的书放在第一位，只想早点发自己的书评。这条路后来被王教授堵住，他就决定从书中摘取点新材料、新观点，自己加把劲弄出个文章。
不得不说，刘博士也是下了功夫的。他把书上的参考文献都找来，又托关系去档案馆，最后特意找到我们主编，请他帮忙联系几个专家改一下，审阅费由他个人承担。那篇文章我跟大毛都看过，写得还不错，专家也说好，但投了好几个期刊，都渺无音信。
刘博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没办法，他还是得找王教授帮忙。据说，他拿了很多礼物，王教授只收了两箱牛奶，还是那句“帮忙打听”。
刘博士急了，又托大毛与我们主编去说情，主编这只老狐狸就点了刘博士一下，文章就发出来了。
我问大毛，主编出了啥主意，大毛让我上网查那篇文章。我一看，原来文章署名的第一作者挂了王教授的名，刘博士是第二作者。
教授“挪用”学生成果的作为，在高校里很常见，刘博士能当第二作者算不错的了。但这对他毕业没有丝毫帮助，功夫白费了。
大毛却嘿嘿笑：“那也不是白挂，他是想搞个迂回的，背后还有交易。”
3
除了发文要求，学校还给博士们留了口子——在一本书里，著作部分达到一定字数，能抵一篇核心。
刘博士想用文章换取王教授那本书的“合著者”之名，可事与愿违，王教授说，当初书报项目的时候没有写合著者，后续无法添加，把锅扔给了出版社。
其实想加合著者不算难，哪怕书号下来了也可以修改，这纯粹是王教授不想帮忙。刘博士又提出让出版社出个证明，证明他为这本书做的贡献，但主编不好得罪王教授，就找了个理由又把球踢了回去。
“这太不厚道了吧！”听到这里，我对王教授的好感也没了。以前，我觉得这个老王对谁都很随和，是有名的“佛系教授”，没想到关乎自己的学生毕业、前途的事，他居然可以这样不松口，哪怕他已经抢了学生的功劳。
大毛却不认同这个说法：“原本他们师生关系很寡淡，等到需要王教授帮忙了，刘博士才贴着脸上来讨好，早干嘛去了？这么势利的人，任哪个老师也不想帮。再说了，那篇文章本就是他从王教授的书中摘抄来的，把自己挂第一作者根本就说不过去。这一切啊，都是他一厢情愿罢了。”
一个多月后，大毛给我打电话，问我当外编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他说他刚接了一个新项目：“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刘博士带着俩人，合伙在我这出书了！”
据说，刘博士反复研究毕业要求后，觉得靠导师不如靠自己，干脆自己花钱出书。大毛说，这事也怪他自己多嘴，他跟刘博士多次吐槽出版社“向钱看齐”，刘博士当时来了兴致，问了很多关于自费出书的问题，尤其是资助费，问了好几遍。
如今书号紧张，资助费也一路上涨，刘博士觉得自己一个人出书有些不划算，便想拉着其他人一起。不仅可以少写点字，成本也能平摊。于是，他找到另外两个延毕的博士，一顿忽悠，3个人凑了30多万字的稿子，然后到处找出版社出版。
为了省钱，起初刘博士找了几家小出版社，对方答应得挺好，给出了一个极低的价格，可拿到合同一看，书印出来之后要求作者包销很大数量。而且，这些小出版社只顾收钱，连基本的校对都不走心，存在很大的风险。
于是刘博士说服了另外两个同伴，就找到了我老东家的主编。主编一听就乐了，这种事他只听过，还没见过，现在书号稀缺，正常的项目都不够用，他根本不想接，况且刘博士他们出的价格也不高——每人才出2万元而已。
主编委婉地说，有这钱，他们还不如找个发文中介，够发个C刊了。刘博士一听，唉声叹气，说现在期刊中介正被严厉整治，还敢在市面上宣传的大都是骗子。他之前找了一个中介，付了首付，结果人跑了。
想到刘博士这么精明的人还能被骗，主编跟大毛差点笑出声来。刘博士不好意思地说：“有句话说得好，关心则乱。这事关系到我的前途，当时脑袋一懵就信了。”
3个博士不断缠着主编，近乎哀求了。主编实在顶不住，想到自己当年读博的艰辛，就说会把选题报上去，看领导意见。但私底下，他告诉大毛，现在社里对选题控制得严，刘博士他们的选题肯定会被毙掉。
可是，主编忽略了刘博士的交际技能。刘博士不知从哪里得知出版社搞了一个“青才培养计划”（就是接一些青年博士、教师的书，主编曾开玩笑，说这是雪中送炭，为的是跟未来的客户搞好关系，“广撒网，总会捞到鱼的”），托关系要到了一份申请单，又攀上了出版社里某位领导的关系，一口一个“学长”。最后，这位领导跟主编打了招呼，让他把刘博书的书做好。
主编被这一波骚操作惊呆了，考虑到以后还会有合作的可能性，也不敢再反对了。只是，他要求这3个博士发来的文章，质量一定要有保证，如果是瞎凑数，一定会打回去，耽误了时间他们自己负责。
事情谈妥后，就开始走流程。以前选题通过后，编辑可以先立项，作者再交稿。但这次，主编留了个心眼儿，说一定要看到质量过关的稿子才行。
不出半月，稿子交了上来，主编看了看，觉得还行，就在立项单上签了字。后来，大毛才知道主编的打算——刘博士工作的学校也有一些出版项目，主编想借机搭线，毕竟未来刘博士高升的可能性很大。
合同签订，只要款一到账，就可以开始编校了。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让主编哭笑不得的事——另外2个博士提出要“分期付款”。他们说，正常公司采购都是分3次付款，他们怕出版社不好好做，只愿意预付3成，“三校”时付5成，最后的2成是押金，等到书全部出来后再付清。
主编从业这么久，第一次听到如此要求，他放出话来——要么一次性付清，要么让这群书呆子别出书了。
我也觉得奇怪，那2个博士好歹是混学术圈的，这种离谱的要求怎么提得出来？大毛说，其实博士也有自己的难处：“他们是全日制博士哎，全靠学校的补贴活着。那么大年纪，还有家要养，资金肯定不充裕。而且他们也是不放心刘博士，生怕再鸡飞蛋打了。”
主编让刘博士出面解决这个问题，说半个月之内解决不了，合同作废。刘博士喊上大毛，拉来那俩人，连哄带吓，说已经有好几个人找他想合伙出书，要是他们不愿意付款，大毛可以当场取消合同。之后，他又给那俩人算了一笔账：“延毕一年花费怎么也不会低于2万，毕业工作两个月就能挣回这笔钱。我有工作托底，再晚一年又何妨？看你俩这年纪，还能拖多久？”
于是，第二天资助款就到账了。
书稿到了大毛的手里，按部就班地进行编校就行。只是没想到，王教授又来横插一杠。
听说了刘博士的所作所为，王教授反应十分激烈。说他为了毕业出书投机取巧，是对学术的一种亵渎，甚至威胁说，自己不会在答辩同意书上签字的。
可刘博士却一点也不着急，他跟王教授聊了一次，此后，王教授再也没说过这话。至于二人聊了啥，大家也猜不出个所以然，王教授解释说，自己改变想法是因为看了书稿，觉得质量还行，而且自己的学生毕不了业，他脸上无光，还会影响以后的招生……
此后，刘博士开始经常拿着发票帮王教授跑腿，大毛开玩笑说：“他这才有点学生样了。”
4
为了提升书的名气，也是想讨好导师，刘博士就请王教授给自己的书写序言。王教授表面上不理会，但早早就把序言给了刘博士，让他赶紧排出来再校对一遍。刘博士嘴上说好，但好久没下文，一问就支支吾吾。直到王教授与主编聊过才知道，他又被刘博士摆了一道——刘博士又去找了他工作学校的院长写序言。
王教授很气愤，他认为自己好歹是个名校的大教授，对方就是一个地方院校的小院长，身份不匹配。他直接质问刘博士，刘博士辩解道：“这是‘双序言’。我们院长知道我要出书，非要给我写不行。以后我还要在他手下办事，不能不听啊。您放心，我交代过了，您的序言放在他前面。”
当时王教授没说话，但跟大毛打了一个赌：“我信他个鬼，这家伙那么现实，后面还不知道出啥幺蛾子呢。”
果不其然，稿子排版的时候，刘博士就跟大毛交代，院长的序言放第一，王教授的其次，并再三叮嘱大毛不要把这事告诉王教授。大毛被夹在中间，很无奈——这两篇序言里还有几处观点相左，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最后，刘博士果断把王教授的观点删了。
纸包不住火，王教授看到一校稿，直接把稿件扔了垃圾桶，非要撤下自己写的序言：“后面不知道还有几个序言等着呢，老师比不上领导，不差我这一个。我自己主动点，总比到时候被人撤下来强！”
当大毛把这话转告刘博士的时候，他居然立马答应，还挺高兴的。大毛看不下去了，他觉得刘博士过于势利了，眼看毕业没问题了，又敢得罪导师了。
后来，王教授来出版社谈业务，骂了刘博士半天，主编劝他：“这种学生留在眼前更烦，不知道以后还会惹出什么祸来，赶紧让他毕业滚犊子拉倒。”
不知道王教授是否把这话听了进去，反正在刘博士的答辩申请上，他签了字。
今年“五一”，大毛来博物馆找我玩，聊到了刘博士的书。我问他：“这书能按时出来吗？”
“目前搁置了，你不知道，刘博士这家伙居然发出文章了！”大毛说，刘博士鸡贼，他是学历史的，没有在相关期刊上继续投稿，而是写了一个关于“农业经济史”的文章，投到一个农学期刊上去了，还是C刊，最后被录用了。就这样，刘博士达到了毕业要求，今年毕业是没问题了，所以人也有点飘，对出书的欲望就低了。“他不搞，这书的进度也就慢下来了——不过他真会搞事，正想把这本书著作权让出去呢。反正是他们自费出书，书号还没申请下来，换作者也不是不能办下来。遇到这么一个活宝，主编也很无奈，也只能说不管换谁，反正钱不退。”
刘博士这么做，算是坑了另外2个与他合伙出书的博士。这个合同是刘博士带头跟出版社签的，出版社只认他，他要撂挑子，别人就跟着吃瓜落。书倒不会被撤掉，只是啥时候出来，就不好说了。
据说3个人闹得很不愉快。有人要举报刘博士，但他一点不怕，毕竟他做的都是规则内的事，用他的话说：“反正我不毕业也有工作，他们俩可真是拖不起。”
主编不想看刘博士这么瞎闹，就劝他，说等他调了教学岗，这书出来也可以算一个成果了，甚至有可能申请出版补助，不亏反赚了。刘博士一听，也不讲什么转让的事了，只说一定要等他就职后，再把书拿出来。
对此，大毛很感叹：“唉，为了毕业搞得乌烟瘴气的，他们把这点心思好好放在学术上，不愁发不出文章。”
我反驳道：“现在期刊的版面很少，而且很多期刊杂志管理有些机关化，文章质量的高低有时就是领导的一句话。想发文，有时真不是一个学术问题。”
5
今年6月，刘博士顺利毕业了，他特意来博物馆逛了逛，说是要在临走之前再把所有的景点都逛一遍。
听说我有读博的计划，他告诫我：“读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千万不要把读博当作一个前途，压上所有的宝。”接着，他长吸一口气：“其实我也想好好搞学问的，但是毕业太难了，尤其是论文，虽然一直说是要打破‘唯论文论’，但是现在啥不是看论文？发文除了看文章质量，还拼关系与人脉，甚至是money。造成了多少学术腐败？除了产生了一堆学术垃圾，还有啥用？”
说起与导师王教授的关系，刘博士很不屑：“老王这个人就是虚伪，一直端着架子。”
他说，王教授这人在学生中的口碑不怎么样，他其实也想让学生为自己干活，但不明说，让学生自己猜要去干啥，好像这样就不用欠人情了似的。在刘博士看来，师生本就该互相帮助，王教授有那么多资源，却不帮学生一点，“说起来是讲原则，其实就是自私”。
我回忆了一下，王教授确实曾说过：“我不求学生帮我什么，我也不会帮学生多少，一切凭学术说话。”但实际上，他也没少使唤学生干学术之外的杂活儿。
末了，刘博士跟我讲了一个“秘密”：他说王教授之所以能忍那么久，是因为他帮王教授干了不少“不能上明面”的事，在酒场上，他帮王教授打通了不少关节，更不用提他帮王教授搞了多少发票了。
听这些话的意思，刘博士似乎是抓住了啥把柄，看他一脸得意且露出神秘的笑，我及时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没有仔细向下打听。
我突然想起了主编的话：“这师徒俩，都不是省油的灯。”
后记
我曾特意问大毛，他毕业之前那些要发的文章是否有着落。
大毛顿时换了一个得意的表情，说：“我博导说了，他可以帮我搞定一篇。我以前的硕导也是一个C刊的主编，也跟他打好了招呼。再说了，我在编辑圈里混了那么久，认识几个刊物主编不是太正常了。”
“你那么有把握他们会帮你？”
“他们的书都在我手里，大家相互帮助，以后合作的机会还多的是。”大毛笑了很久。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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