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过去的8年里，我们走访了中国20余座即将消失的麻风村, 在每个村里驻扎多日，与不同的老者促膝长谈。
循着他们的讲述，我们知道了过去并不像眼下这般寂廖静默的景象——在那个隔离年代里，
40万人被迫与家人分离，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历经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和曲折。
每个“幸存者”都有自己的抉择：当厄运凭空而降，要逆来顺受还是较劲？
当爱情悄然来临，要接住还是沉默？当自由被一寸寸剥夺，要忍耐还是逃离？
当希望一次次破灭，又该靠什么支撑生的意志？他们各自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这些答案，既关乎人的存在和意义，也关乎人的价值与尊严。
他们的话语，留下了麻风时代最后的见证，至今仍在风中回响。
2012年，我第一次来到位于普宁市边陲山区的麻风村甘石径时，认识了村长罗汉松。
如今9年过去，那里的10位村民已有7位悄无声息地作别人间，
罗汉松是仍活着的人之一，也依然还是一村之长。
他年轻时曾先后见证两座省办麻风院的撤销，但他怎么也没想到的，
他会在有生之年目睹自己的“家园”突然消失。作为甘石径1957年建村之初第二个入村隔离治疗的病人，
他见证了这座村庄60多年的存在，从甘石径麻风村的建立、扩建到衰微，直至消失，
是罗汉松人生中最曲折难忘的60多年，也几乎意味着他生命的全部。
物理意义上的麻风村已经被抹掉，幸好人的记忆还在，罗汉松记忆中的村庄和人还在。
1
在男性置于绝对中心位置的潮汕地区，生为家族的男丁，罗汉松从生下来就备受宠爱。
四五岁时，他在晒谷场上跟大他三岁的姐姐玩闹被打哭了，追不上姐姐，父亲就会让姐姐停下来让弟弟打一下；六七岁时，他已是一副小小“土匪样”，眼神凶煞，爱与人打斗，胜负心极强，下手又颇重，村里同龄的小孩都对他畏惧三分；小学的体育课上，他能把木头手榴弹掷过整个操场飞出围墙，把朝他撒尿的高年级男生追进甘蔗林。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去田里帮父亲干活后，罗汉松的力气愈发大了，到了16岁，已经能挑150斤的重担。
父母欣喜地看着儿子成长，几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母亲在他5岁就患了麻风，
姐姐则从小就有癫痫，父亲则因为常年去甘蔗园熬糖，饮食不规律，熬出了胃病。
但厄运并没有放过罗家的任何一人。就在1956年罗汉松16岁的夏天，他的人生开始出现了不一样的颜色。
他发现自己的双脚出现了不自然的白色，好像涂了一层粉一样。下了课，他赶紧跑去水池边洗脚，
但等风干了又会恢复原样。他看着别的同学的脚会流汗，看起来油光油光的，再看自己的脚，又干又白，
像两节干燥的莲藕，想不通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老天有先知之机……56年小学毕业考初中不让我上去。
有一堂考数学，本来数学我最棒，基本都考100分，但只考了60分，结果名落孙山……
半年后却“题名”在甘石径，它是一所可遇而不可求的学校。
那年的仲秋时节，父亲带着罗汉松去了流沙人民医院，检查结果让人意外，他患上了和母亲一样的病——麻风病。这对于一个刚考试失利的少年来说，不啻是又往心口猛戳一刀。
他曾以为“我的病可能因母亲过于爱惜而致，但是也不能责怪”，但实际上，现代医学已经证明，麻风病是传染性极低的疾病，超过95%的人对其有天然免疫力。只能说，命运之剑刚好落在了罗汉松母子的头上。
当时，普宁甘石径的麻风村正好在兴土动工。《普宁县志》记载：1956年7月，县成立麻风病防治站，在全县开展麻风病普查。同年12月，县在大池乡甘石径建立麻风村[1]。这是当时全国麻风村“隔离运动”的先声——在人民公社的集体劳作模式下，恐惧传染的农民不愿与麻风病人待在一起，加之政府一直在想办法消灭麻风[2]，于是在随后短短的一两年内，成百上千的麻风村在全国各大县和公社被迅速建立起来。[3]
虽然政策只要求动员有传染性的“瘤型病人”入院隔离治疗，但实际工作中，皮肤防治站和农村干部往往不分类型。当地的村干部告诉罗汉松：“现在政府在建麻风病院，入院治病不用钱，你要不要去？听说半年就医好。”此前罗汉松求医无门，一听这么说，自然欣喜地一口应承，报了名上去。
村干部并没有叫上他母亲去，他们当然知道她也是病患——她的手指已经有些蜷曲，手上和脸上的皮肤因为之前用中药材直接炙烤，留下了像地图一样蜿蜒的印迹——这可能跟当时普宁县病患多但麻风村房屋不足有关，他们选择了优先隔离数量更大的男性病患。
一晃过了年，到了正月十六，皮防站的医生前来通知罗汉松，“明天可以入村了”，还提醒他，最好带上锄头和粪箕。
“什么？还要去种田啊？”16岁的少年有些不解——去那边不是去医病的吗？但没人能给他确切的回答，来通知的人甚至都不知道那个刚建好的麻风村的具体位置，只是告诉他，要从里湖镇往上去。
那时罗汉松所在的锡坑村和附近4个村庄组成了南红公社。公社主任得知消息，当晚便送来了一个脸盆，盆底印着耀眼的大红字，“南红高级公社赠”，又主动提出第二天一早送他到南径镇上去乘车。
第二天早上8点多，主任踩着单车把他送到了南径镇的单车工会，由一名单车工友载他去麻风村。路途遥远，工友载着他沿着崎岖不平的土路一直骑到了梅塘镇，中午停下来吃了一碗点心，之后又继续上路，到了里湖镇上，却不知该往何处去了。于是便找路人借问，听说要再往上三四公里。接着到了汤头，看到一处路边往里有山，山上建了房子，以为那里就是了，一问，却是劳改场。
只好继续往前走。越走人烟越发稀少，周围都是山，已经看不到什么人了，让人心里发慌。到了柑园村，路边有个老人在一处搭好的棚子下卖凉水，他们又停车问路，终于获悉，从前面斜坡往上不远处就是了。
工友继续踩车往前，终于望见了山边有一排排列整齐的房子。停车卸下行李，罗汉松提起东西就要走，工友叫住他：“我的工钱呢？”
“我先进去，确定是了，再出来给你钱。”第一次出远门，年纪轻轻的罗汉松已经显出了他的聪明。
“现在天都黑下来了，我还要回家呢。”工友说——当时已经是晚上6点多，后来罗汉松才知道从家距离甘石径有将近50公里，横跨了大半个普宁县。“你钱先给我，我等你，你进去里面要是发现是了，就大声嚷我，我就回去。”
罗汉松同意了，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给的工钱，2块1毛1分。
看到半路上还有两间房子，罗汉松便走上去打听，正遇医院的工作人员走出来招呼。确认没走错后，他便大声告知工友。工友踩车掉头而去，他则只能继续埋头往前，在稀里糊涂中走向那无法逃离的命运之途。
普宁甘石径麻风村1957年建村时起的房子（张馥兰/摄）
一处高高的小土坡上，是10间排列整齐、建在山边的简陋砖瓦房，这正是甘石径麻风村最初的模样。只有一个人比罗汉松先到了，他是附近里湖镇人，年纪比罗汉松大20多岁。送他来的哥哥还没走，单车上的行李还没卸完。
工作人员把他带到了第二个房间，24平方逼仄的小房间里，放着6张单人床，头尾紧挨，中间再塞进一张长桌，就占满了整个房间，几乎不留空隙——后来房间塞满了6人，如果床边坐着人，有人要走过去，床边的人要蜷起双脚才能通行。长桌下两侧各有3个抽格，对着每边的3张床铺，可以放碗筷。罗汉松看到一处床铺的墙上写着自己的名字，便走到那里。
放下行李后，他就和第一个进村的人一起跑去了后山溜达。那时他脚步矫健，不多久就爬上一座小山丘的顶。两人站在上面往下望，看见在田间有两个人正在走路进来。
到了晚上，村里便来了8、9人了。接下来陆续有人进来，2天后，开进了辆汽车，从车上下来了10多个人。1个月后，这里凑起来就总共有40多人了。
一切都来不及多想，另一种生活已经悄然开始。
罗汉松后来写道：出生六千日的我，就走进了不归路——甘石径，它可能是我终生的故乡。
2
住下来后 ，最初的10多天都是乌云密布的阴冷天气，时而飘起的毛毛雨绵绵没有尽头。
说是被叫来这里医病的，却没看到一个医生，这让初次出远门的罗汉松既感困惑，又添寒意，
每一天都过得十分煎熬。他想：这几天就已经这么难过，半年该如何熬啊？
太阳终于出来了，阴云逐渐散去，天气也开始转暖。普宁县副县长和卫生局长就在这天前来慰问，跟病人们说要安心治病，还要治病结合生产——因为麻风是慢性病，所以生活要靠自己劳动供给，建村选址时政府不仅跟附近农村征用了山地建房子，还征收了70多亩田地供病人劳作耕种。当时全国各地的麻风村的情况基本一致。[4]
有医生来上班了，内心浮躁不安的罗汉松马上跑去找医生确认：“这个病半年能否治好？”医生回答他，至少要两年。
听到这话，罗汉松犹如当头一棒，医生冷静地解释道：“现在治病的药是有效药，不是特效药。”
医生说的是对的，在1950和1960年代，治疗麻风病只能靠疗效单一缓慢的氨苯砜和氨硫脲，后来的科学研究表明，通过这类药物治愈麻风，最少要2年时间，慢则10多年。[5]
可对于当时只有16岁的罗汉松来说，这是个真实而残酷的答案。他萌生了放弃治疗的念头，想要回家，仿佛那样就能逃脱命运的魔掌。
除了两名医生外，作为皮防站下属的麻风病院（村），甘石径还有院长和若干行政人员。院长在病人中选出“村长”，负责管理村中日常大小事务。
好不容易熬到了端午节前夕，罗汉松跟医院领导请假回家，没想到领导并不批准——在我们走访的广东多地麻风村，早期在隔离管理上往往极为严格，对于病人出入麻风村都有对应的制度和规定（因为那时麻风病的传染性被夸大）。
但谁会愿意大过节的在这陌生的荒野里和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待在一起？罗汉松和第一个进村的病友，一起连夜偷跑回家。那位病友回家待了7、8天，回来后被领导严厉批评了。他在家一待就是12天，回去后却相安无事——领导也看出这个长相凶煞的年轻人不会安心住在这里，反而不敢说他。
回甘石径住了20多天后，罗汉松又向领导请假回家，领导也不阻拦了。他和一个病友相约晚上10点多出发，在黑夜里一路往南步行，走到流沙镇时天已经蒙蒙亮，同行的病友到家了，他还有20公里的路。
回家的路程遥远艰岖，让桀骜不驯的罗汉松失去了耐心，身心疲累的他横了心，不再回麻风村了。
一向对他宠爱有加的父母看出他的想法，也不多言。这反而让懂事的罗汉松心中生出了不安——当时入麻风村必须交48元的入院费，在那个物质极端贫瘠的年代，这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几乎是大半年辛苦耕作的收入。父亲从各路亲友处东拼西凑，才筹到了60块给他。入院费都交了，自己才住下不过4个多月……思前想后，罗汉松决心再回麻风村。他想，就算治疗要两年时间，甚至再长一点，也要咬紧牙关熬过去，否则实在对不起父母的苦心和期望。
这次在家中住了2个月零9天后，罗汉松又回到了甘石径。失联多日，领导和病友本以为他不会再来了，见他重又回来，都有些诧异。
村中的病人来自普宁县各个乡村，都是男性，年长的有50多岁，罗汉松是年纪最小的。初来乍到，绝大多数人之前并不认识，大家有空便互相串门聊天，好能排遣些孤寂无聊。
有一天，几个病人在罗汉松的房间里聊天，有个中年人一进门就坐他的床铺上，看着他手脚完好、面容光滑，不禁问他：“弟啊，你来这里干什么？”
“那你是来这里干什么？”年轻气盛的他被问得有点莫名其妙。
“我来医病哩。”
“你是来医病，我难道不是啊？”
“你看起来不像啊。”
罗汉松抬头看向那中年人，他的病情有点严重，面容已经有些毁了，鼻子扁塌，脸上布满了红斑。罗汉松看着看着，心里有点害怕了。
60多年后再回想起当年那个场景，罗汉松笑了起来。那时的他无法理解那名中年人看到他时的复杂情绪——既有对年轻人的关心，也有难以企及的羡慕——直到入村几年后，罗汉松自己的眉毛也开始脱落，双手开始蜷曲、先后烂掉了两只手指时，他才看到命运也向自己露出了狰狞的爪牙。
3
甘石径从附近农村征来的都是山边的贫瘠土地，人家种番薯，正常一株番薯可产3、4斤，但这里1957年刚开始种时，产出却不过2两半。40多个病人早出晚归苦干1年，一部分人仍不足以赚出来包括吃饭在内的日常花销，只能向公家赊账。
村干部却对村民们的欠款穷追不舍，甚至放话：如果今天还不还钱，明天早饭就没得吃。罗汉松一听就冒火了：“我人在这里，身上没有半分钱，我要怎么还？”
没想到，他们10多人第二天早上真的没东西吃。
罗汉松干脆赖在床上不起来了，到了早上9点多，有人来通知他去开会。他问：“开什么会？”那人回答：“去约定还款期限。”罗汉松侧过身来，看着那人，理直气壮地问：“怎么约定？我要是养了一头猪才能说约定什么时候还，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怎么约定还钱？”说完，便不再搭理那人，转身继续睡。
其余的人同样没法还钱，只能继续拖欠下去。到了1958年9月，甘石径也追随外面农村开始实行公社化，一切东西公有了，罗汉松他们的欠款也就不了了之了。
劳动强度变大了，管理更加军事化。每天清晨7点钟听到哨声响起后，5分钟内就要起床，如果没有起来，早饭只能吃白粥，没有配菜。负责吹起床哨子的是村长，他是病人中唯一一个享有特权的，去不去地里，活干多干少，都行。
有一回，一个病人偷了村里半斤麻皮被发现了，在夜晚的村民大会上被抓来批斗。众人不管是借机宣泄苦闷还是公报私仇，都毫不客气地拳打脚踢。那个病人不堪受辱，第二天便自己去山上找断肠草，摘下几片叶子揉了吃下去，便一命呜呼了。
这是村中第一个自杀的病人。
1960年，甘石径开始兴建新屋扩村，病人的人数也达到顶峰，达到120多人。
扩村后，病人请假，就有了详细的规定，“对于请假回家必须到村长（那里）打假条，家乡最远的批准五天。回来必须报告，如果超期，每天扣除一斤口粮”。
病人劳作的新规定也出来了，村干部将所有病人按劳力评定劳动等级，每人每月必须按等级完成规定的工分，如完不成，差多少工分就要倒扣多少——比如“一级劳力”每月要完成28个工分，如只做了24个，那当月就再扣4分，拿到手只有20个工分。
尽管罗汉松觉得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得衰弱，却还是被评为“一级半”，每个月要做26个工分。他觉得村子一下子多了这么些人，人多事杂，村干部想要执行如此严苛的制度并不容易，于是决心要对着干。
新规定开始实施的第一个月，他便消极怠工，故意早退、旷工，月底评工分时只有14个工分，按规定，本月他只有2个工分——可村干部不敢这么做，于是开会商议，最终决定只扣他5个工分。
晚上村民大会，干部在会上宣布惩罚结果时，罗汉松立时站了出来，挺直胸膛直言：“我不同意。按照规定要倒扣我12个工分，你照扣就是了。下个月我1分工都不做，看你们扣什么。”
这个20岁年轻人理直气壮地驳斥，登时让村干部哑口无言。他们最终没有扣除罗汉松的工分，或许是他们也意识到规定确实过于严苛了，也没有再将它实行下去。
受限的不只是劳动和外出。
甘石径1958年建村周年时，在最初那排房子几百米开外的一处土地上，又建了几个房间，接收了几个女病人。1960年扩村，又来了10多个女病人。
在这被人遗忘的荒野里独自承受病痛的人，谁不想有个可以相互依偎取暖的伴？
女病人朝曦原来跟男病人黎敏偷偷交往，但两人刚在一起没多久，黎敏动不动就对朝曦恶语相向、拳打脚踢。此时，村长也向朝曦表达了爱慕，不堪忍受暴力的朝曦便走向了村长。被抛弃的黎敏恼羞成怒，抡起一把刀径直冲向朝曦房间，在绝望的尖叫中，朝曦成了暴力的受害者。
杀人后的黎敏头也不回地冲出朝曦的房间，如一头发怒失控的公狮，又径直冲进村长房间，准备将那血淋淋的刀砍向情敌。幸而村长那天正好外出不在，准备玉石俱焚的黎敏就将刀挥向了自己——他最后被救活了，被判刑11年，送去东莞“省办”的新洲医院，那边有专门用来关押犯罪的麻风病人的监狱。
这起极端的命案，让原本秘而不宣的男女关系摆上了台面。医院方面因而对此制订了严厉的规定：男女病人晚上可以一起在门口乘凉聊天，但9点钟一到，哨子响起，就要自觉回各自房间；男女禁止互相串门，如被发现，犯规者要被罚5斤米——有一回，一个生产队长去叫一个女病人开工，一不小心一只脚踏进了她的房间，最后被罚米2斤半。
4
甘石径外的村口有一条有斜坡的土路，高低不平。它是通往揭西县的238省道，那时的公共汽车是背着煤气包的，动力不足，每次经过这里，都要让乘客先下来走路，等车上了土坡之后再继续乘车。
罗汉松他们被叫去将此段公路上的土坡修平。每天要做够8个小时，许诺的8角钱日薪，最后都是由公家收了去，唯一的福利是每天早上管半斤白饭。已是12月的寒冬，有一天，北风和着小雨，麻风村的劳力们没有得到休息的通知，只好去找住在附近柑园村的公路管理人员和一起修路的“健康人”——没人愿意出门，只是推托着对他们说，“你们去做就好了”。
罗汉松他们只好站上开阔空旷的土坡，迎着呼啸的北风，硬着头皮继续埋头干。他身上只着3件单薄的衣衫，没多久，脸就开始冻得通红。一起干活的病友看到了，笑他：“你的脸怎么红彤彤的？”他冷得浑身哆嗦，尿急时都无法解开裤头的扣子，但还是强撑着做够4个小时，中午收工才回去。
回到村里，罗汉松的双脚已经浮现出一块块血块，他赶紧跑回宿舍，用热水浇了一遍，稍稍恢复了些知觉，便赶紧躲进被子里。捂了1个多小时，血块逐渐消失了，但自此以后，只要他下田干活，双脚碰到冷水，那些血斑块就会重新浮显起来。
他清楚且悲观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在衰弱下去。
休息是无法祈望的奢侈。人少地多，病人们被迫像陀螺一样持续不断地运转着。3月插秧，他们连续24天都浸泡在田里，就连下雨也要出门。他们仿佛不再是隔离治病的病人，而是身强力壮、耐操劳的牛马。
当时政府对麻风村有关照，每月每人能分配到约30斤米，但这些口粮对于种田的人来说远远不够，罗汉松感到每餐吃下去的饭好像都藏去了肚角，每天大部分时间都饥肠辘辘。
公社里禁止私人种植养殖，想种一颗菜都不行，养鸡啊兔啊更不可能，“是搞自发、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没收，严重点就要给以批斗”。有一年国庆节，村里难得放假一次，食不果腹的病人们纷纷跑去附近农村翻田里那些人家不要的番薯仔，没想到村长坐在椅子上，拿着一个箩筐，等着他们回来，将那点吃食一一没收了去。
一眨眼，罗汉松来到甘石径已两载有余。有一日，医生叫大家去做切片，说是要送到广州去查验，如果检查结果达到治愈标准，就可以回家了。当初急切盼望着早点治好病回家的罗汉松却坚定地摇头、摆手：“不要去割肉，痛，我自己知道是还没好的。”——做切片需要从腋下、手臂、大腿各处割下一点肉，罗汉松清楚自己的身体情况，没有去做检查。那次检查回来，第一批入院的40多个病人中只有几个病人回了家。
1960年，罗汉松的母亲没有熬过饥饿。他在母亲死后第二天才得知消息，姐姐踩单车载着他回家奔丧。第二年正月十三，罗汉松请假回家探亲，父亲的胃出血严重，他带着父亲去了普宁人民医院，巨额的手术费却让他望而却步。他只能陪伴在父亲身边尽最后一份孝心，14天后，送别了父亲。
饥荒之下，麻风村终于开了口子，病人被允许自己养几只兔子或者鸡来改善生活。罗汉松和同宿舍的病友一起养了10多只兔子。每隔一段时间，如有人兴起聚餐，他们就会杀只兔子煲个汤——这是难得的可以敞开肚子饱吃一餐的机会，罗汉松也会放任自己去加饭。
一天晚上，病人们又宰了一只兔子。罗汉松吃完第一碗饭，又添了第二碗，正扒拉着吃时，双手突然不听使唤地哆嗦了一下，碗落在地上，清脆响亮，碎了一地。他抿紧嘴唇，再也没有吃饭的心思，径直跑进房间，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哭了起来。
第二天早上醒来，太阳照常升起。不容多想，他收起内心的恐惧，扛起锄头去田里，用软弱无力的双手继续握紧锄头干活。没过多久，左手有两只手指开始发炎，他赶紧跑去医务室找医生，希望能赶紧给他打针消炎。
村里仅有的两名医生已有一人被调走。留下的医生看着他的手，表情冷淡，告诉他那是“生蛇”——这名医生估计是从农村抽调来的赤脚医生，只是给了罗汉松一点药，就让他走了。
罗汉松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手指发红、肿痛、开始溃烂，医生终于给他打针，但于事无补，先是右手的食指，后是中指，相继硬生生在痛苦中烂断了。他绝望地看着断指，怒气冲冲地跑去找医生理论，两人在医务室争吵起来。他再也不相信那个医生，连每天必须吃的氨苯砜也丢在一边。他感到一切如此无望，无人在乎自己的死活，干脆就自暴自弃好了。
再往后的两年里，罗汉松的身体状况持续变差，不时出现半夜畏寒的情况，却没再踏入医务所一步，也不再吃一颗药。
一天，他和一个年长几岁的病友上山找煮饭的柴火，中途靠在一棵树上歇息时闲聊起来，得知彼此病情都在恶化，于是便商量一起去山上找断肠草——这是病友们都熟悉的轻生方式。罗汉松听说，只要摘三片叶子，直接放嘴里咀嚼，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夺命。可死也需要一些心理准备，他们没有直接吃叶子，而是挖出了它的根带了回去，准备熬成毒药喝。
可熬好的毒药慢慢挪到嘴边时，罗汉松又犹豫了：真的就要如此了结吗？可放下了碗 ，又想：不喝药，这样的日子又什么时候才是头呢？再端起碗，想法却又变成了：父母从小那么疼惜你，家中就你一个男丁，你真的要这么断了罗家的香火？
“听天由命吧。”他最终把那碗毒药倒掉了。
跟他一起上山的那名病友，回来没几天就决绝地喝下了毒药——在短短两三年里，由于劳作过度、食不果腹，导致病情恶化，眼看着生活的失控超出了忍耐的限度，已经先后有10多个病人自杀。
连续出现的自杀事件，让医院领导意识到事态严重，他们赶紧叫来村干部，命他们派人搜遍山前山后的断肠草，连根砍掉，锄个彻底干净。
不久，又调来了一名新医生，他和原来的医生相处不来，于是两人分开诊疗病人。新医生专门负责那些病情反复、持续恶化的病人，在他的耐心医治下，罗汉松的病情才逐渐稳定下来。
5
浩大的隔离动员，让农民们都知道了“麻风村”的存在，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那是神秘而不可靠近的地方，他们想象麻风病人住在用茅草简竹搭成的简陋棚寮里，于是便有了“麻风寮”的称呼，也有了对从麻风村出来的人的排斥和恐慌。
刚入村那几年，罗汉松的双脚还是完好的，不时有请假回家的病友求他踩车送他们回家。一年炎夏，他送一个病友回家，回程已经快到中午，他在一家饭馆吃完饭，看到路边有人在卖菠萝，买了块，吃完意犹未尽，想到难得出村一趟，于是又跟卖菠萝的要了两斤，让他帮忙削好，自己捆在车尾带回去。
卖菠萝的身旁，有个人一直盯着罗汉松，注意到他捆绑菠萝的双手有些自然的蜷曲（爪形手），便低声告诉卖菠萝的：“这个人看着好像是从麻风寮来的。”
这句话飘到了罗汉松耳里，他停了下来，挺直身板，抬起头，双眼凶煞地直瞪那人：“怎样，看着像吗？”
那人被他尖锐的眼神戳得心里发慌，赶忙说道：“没没没，没说你什么，我说你可能是流沙（镇）来的。”
“你说从哪里来就从哪里来！”罗汉松坦荡地大声回道。
那人一听，吓得拿起锄头赶紧就跑。
离乡几载，罗汉松已渐渐与家乡脱离了根节，他的户口已经迁进了甘石径的集体户，不再是锡坑村人，而是变成了异类，成了被隔离开的存在——他是从“麻风寮”来的，仿佛他天生就属于那里。罗汉松能感受到这些恶意。“麻风寮”已经成了他身上洗不掉的印记，他蜷曲的双手正是别人用来举证的材料。
但那时的罗汉松血气方刚。他对村里的公共事务颇为热心，经常高调表达意见，对于不公的事情也敢仗义执言。
村里曾出过一起“瞒产”事件——保管员去粮管所举报称会计“瞒产2000斤”没有上缴（在计划经济时代，集体生产的粮食要悉数上缴，麻风村也不例外）。这事惊动了普宁县卫生局，局里派了人前来处理，调查也不做，就组织晚上召开群众大会，对会计进行批斗。
罗汉松在下面实在听不下去了，便站起来说：“谁说这是他个人所为？没有上报2000斤粮食是村干部开会讨论决定的，每个生产队留下1000斤卖了高价来买肥料，两个生产队的队长也都有参与，村干部又有哪个是不知道的呢？怎么归罪给他一人？这样实在不公道。”
卫生局的领导听得面面相觑，既然真相被揭开了，毫无意义的批斗也只好收场。
甘石径的每个生产队有近70人，设有正副队长、会计、出纳和记工员。1967年，罗汉松入村10年的时候，除了在第一生产队记工分，又开始兼任出纳。为了便于工作，他搬去和队长同住。
会计负责每月给队员分发口粮，每月发3次米，每次10斤，但每到月底，总是发现米不够分。会计一筹莫展，做了两个月就推掉了称米的工作。队长叫罗汉松顶职，不出两天，罗汉松便找出了缺米的原因——他拿了二队的秤来比较，发现是自己队里的秤“吃米”，每次称10斤米，总要多给出2两，于是便让村长将秤拿去里湖镇上校准。
然而到了年底，在村委会议上，村长以一队余粮不及二队为由，宣布将称米的工作重新交给会计负责，不仅否定了罗汉松之前的工作，还让他在众人面前颜面尽失。
罗汉松思来想去，认为村长是公报私仇——1966年，甘石径也建立了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罗汉松被推举为革委会主任，村长和院长则成了批斗的对象。因为规定只能“文斗”，不能动手，于是村长的门前成了村民们宣泄私仇旧恨的地方，被贴满了大字报。罗汉松记得其中有一张大字报上写着“白鼻公子（潮剧中的丑角）王伟豪，看着姿娘（潮汕话，女人）口水流”，嘲讽时任村长王伟豪暗中搞男女关系。
一年后，省里下达行文，要求麻风村不能搞文革，于是运动在这里便匆匆结束了。但村长对之前的事仍怀恨于心，开始秋后算账。盛怒之下，罗汉松搬出了与队长同住的房间，去了猪寮旁的房子一个人住。身为队里钱票一手抓的出纳，他越想越气，决定花公款泄愤——去小卖部买最好的烟来抽，花掉它几百块再说。
会计很快就注意到了，清查现金账目，发现罗汉松已经花去了200多块公款。就这样，他的出纳职务也被撤掉了。这让罗汉松恢复了理智，意识到自己做过头了，坏事落人口实，臭了自己的名声。
他不愿让人戳背脊，想要通过努力劳动来补上自己捅出来的窟窿。生产队不肯让他赊账，他就省吃俭用，把分配给自己的番薯、蔗糖、猪肉等变卖掉还账。村里有几十头猪，他便在猪场负责挑水喂猪。挑重担让他溃疡的左脚伤口进一步恶化，可为了还账，他不容自己有半刻的停歇和喘息。
他那时穿的是当时流行的“经济鞋”，用回收的旧轮胎制作的，直接用铁钉“装订”而成。繁重的劳动中，右脚的鞋子破裂，铁钉直接戳进了脚底。但因为脚是麻木的，他浑然不觉，直到晚上坐在床边脱下鞋子看到血肉模糊时，才知道自己的脚受伤了。但依然要咬紧牙关继续埋头干。于是，右脚的伤口也继续恶化，变成了久治不愈的溃疡。
就这样苦干了一两年 ，双脚的伤让他无法在猪场继续工作了。他又去放牛，是政府水产部门托养的牛，有几十头。他每天骑在一头大水牛的背上，让从未离开过重压的双脚终于有了稍作喘息的机会。
6
1971年年初的一天，东莞县的省办麻风院稍潭医院的工作人员远道而来，准备在甘石径招收病人。病友们听说稍潭医院是国家干部医院，条件要比麻风村好得多，都纷纷报名。罗汉松也报了名，想去医治双脚。
但跟他们预想的不太一样，稍潭医院也有农田，还有一座小型砖厂，他们想要接收的是有一定劳动力的病人，身体畸残严重、干不了重活的病人在那里也不受待见。稍潭医院的医生要对报名的病人进行体检，还要考核劳动指标。
他们看罗汉松走路一瘸一拐，手指蜷曲不直，又残缺不全，便问：“每年能赚多少工分？”
罗汉松回答：“200。”
医生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你这样也有200分啊？”
罗汉松笑了：“有啊，放牛每月12分，在生产队记5个工分，一年加起来有204个工分咯。”医生看着眼前这个挺直腰杆、能说会道的年轻人，或许是起了恻隐之心，最终同意让他去了。
4月2日，罗汉松他们收到通知，3天后出发。这时罗汉松仍欠公家36块，如果没法在离开前还清债务，就意味着他很可能就走不了了。一番焦灼的思虑后，他决定踩单车回家，看能否向锡坑村生产队讨到一点补助。有单车的病友有事外出，太阳下山才回来。罗汉松第一次踩车走夜路，一路上摔了两次，到家时已是晚上10点。
家里静悄悄的，桌上点着一盏昏暗的小煤油灯，他看到姐姐躺在床上，便知道她的癫痫又发作了。他径直跑去找生产队的干部，苦口婆心说了一番，却一分钱也没有讨到，只能万分沮丧地回了家，在火坑前蹲到天亮。
姐姐起不来，他也就没有早饭，只好饿着肚子踩车回了甘石径，跟人说，自己还不了欠款，去不了大医院治病了。没想到隔天一早，出纳主动过来找他，说：“你需要多少钱可以说，公家可以补助你。”
罗汉松有些难以置信，也没有多想，欣然同意。出纳问他需要多少钱，他说：“40块。”
于是他真的得到40块补助，还了36块的欠款，还有4块钱可以带去稍潭医院用。
就这样，罗汉松喜出望外地和另外30多名病友离开了甘石径。他们于4月4日晚10时许启程，经过约11个小时、500多公里的颠簸后，客车到达了增城的轮渡口。之后又上了稍潭医院派出的大船，一路涛涛江水，驶入了东莞城郊的东江支流。
上岸的地方，就是他们早已听闻多时的“国家干部医院”。此时站在岸边回望江水的罗汉松已经31岁了，距他进麻风村已过去14年，心中早已了无牵挂。
稍潭医院[6]前身是1905年德国天主教会建立的专门收容流浪病人的麻风院，于1951年被政府接管，专门用于收治国家机关干部、部队干部和外宾病患。在这里住下后，罗汉松觉得它果然名不虚传——不仅有正规的手术室、医疗室、药房、病理化验室，还有电灯和水龙头，夜里的房间就像白天一样通亮，这在只能靠微弱的煤油灯照亮的甘石径，是难以想象的。
更让他惊讶的是，医院行政人员、医生和护士加起来竟然有80多人，病人却寥寥无几。他们刚到时，医院只剩下7名还在治病的干部，有一位参谋长，还有公社的书记，他听说这里还曾收治过外贸部的副部长。干部们得到的是最好的治疗和护理条件，治愈得也快，少有后遗症。因为绝大多数人已经治愈出院，所以医院才去普宁县招病人进行补充。还有一批病人是直接从普宁县各个农村直接招过去的，在罗汉松他们之前就抵达了，两拨病人加起来，凑了70多人。
医生对所有病人进行了全面检查，罗汉松的身体状况被判定为不适合干活的，每月直接补助8块钱生活费，米、菜、油、肉和燃料等的费用都从这里面扣。医生让他安心卧床休养，先治好双脚。每天都有医生和护士来巡房，医生会细心询问他的病情，护士会给他清洗护理伤口。这里的医护人员专业而负责，罗汉松觉得自己终于真正像个病人一样得到关怀和照顾。
不过，每月8块的生活费实在有点捉襟见肘——虽然这里每月每人可供应3元的肉票，但扣除饭菜的费用后，罗汉松竟拿不出1毛钱来买肉。他寄信给锡坑村生产队，问能否申请到一点钱，先后寄了几封，音讯全无。医院的革命委员会主任知道了他的情况，帮他向医院申请，最后一次性补助了1块5。
罗汉松很快就花光了这1块5和兜里的4块钱。稍潭医院的小砖厂在江对面，他看着那些能干活的病人每天坐着小船到对岸干活，心中不禁痒痒起来。一天早上，他趁医生还没上班，也悄悄跟着病友们上了船，到了那边，他被安排去敲煤块。干到10点钟，他便坐船回病房了。
来巡房的医生和护士看他不在，都在紧张地四处找他。看到他从砖厂回来，他们很生气，问他：“你是要钱还是要命？跟你说不能干活你还去，你要想赚钱就回家去！”后来医生特别交代负责的队长，说罗汉松要是去砖厂干活，也不要给他算工分。罗汉松起初还有点委屈，但知道医护人员确实是为他健康着想，终于安心养病了。
医生想尽各种办法帮他医治双脚，一种药物若一段时间没有效果，便换另一种药，直到见效为止。
有一个月，医生尝试每天用中药熬猪脚给罗汉松他们几个病人喝。每天上午10点钟，护士会将熬好的中药装在热水瓶里，跟纸包着的1/4的猪脚送到了他床边。罗汉松拿起猪脚尝了一口，立时皱起了眉头——混杂着中药苦味的猪脚实在难以下咽，但为了治病，为了不浪费，只能吃完。
3天之后，他就习惯了这个猪脚的味道，甚至盼望着护士能早点送来——追究到底，还是因为没钱，三餐吃不饱，只能靠这块猪脚填充一下饥肠辘辘的肚子。
7
住院50多天后，罗汉松左脚的伤口便愈合了。右脚依然没好，医生在尝试了各种办法后，决定用手术治疗。
那时稍潭医院拥有全省乃至全国麻风院最出色的医生，不仅能给病人脚部的溃疡伤口开刀，还能帮因麻风畸残的病人做整形美容手术，比如把塌下去的鼻子“撑直”、摘白内障、矫正垂足。
然而，就在罗汉松右脚的手术做完没两个月、脚底缝合的伤口还没拆线时，医院突然收到通知，解散撤销——据说解散的原因是开支过多，让政府财政压力过大。罗汉松清楚地记得，他在那里住了9个月还欠1天。
之后，包括罗汉松在内的40多个尚未医好的病人，在惊诧和不解中被送上了船，去了位于东莞的另一座省级麻风院新洲医院。新洲医院[7]同样位于东江支流，四面环水，自然地理环境一绝。它之前是1907年法国巴黎外方教会康拉迪神父建来收容无家可归的麻风病人的，1951年被政府接管，在60年代收容病人数量达到了顶峰，有超过1000名病人。罗汉松1972年年初来到这里时，尚有病人600多名。
虽然同属省级麻风院，新洲跟稍潭相比，更像平民医院。这里主要收治隔离来自广东全省农村的病人或城市工人，病人众多，医疗生活条件比稍潭要差得多，医护人员与病人人数配比也远不及那边。到了新洲后，没有专人照顾生活起居的罗汉松便要自己下床走路了。右脚脚底的伤口还没愈合，下床的结果是伤口出现感染，只能把脚底的缝线拆了。
罗汉松仍然被医生判定为不适合干活的病人，仍然是每月8块钱的生活补贴。在那里待了1年多，护士长看见他没什么事做，便把他叫到医疗室，问：“要不要学做护理？”
罗汉松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蜷曲了的双手，有些迟疑地问：“我这手可以做护理啊？”
护士长回答：“你可以进来试做1个月，如果行就继续做，不行也没关系。”
在护士长的鼓励和指点下，罗汉松开始尝试帮病友打针、换药，出乎意料地，他很快上手了。就这样，他开始了在新洲做护理的工作。
在新洲医院住下两年后，切片查菌的结果显示罗汉松的麻风已经治愈，医生问他：要不要回家？
罗汉松回答：“不要，我已无家可归。”
在麻风村和医院里度过17年，他已经从挣扎逃离到下定决心在与世隔绝的大地边缘终老。
当时的医生跟他关系很好，同意了——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按照当时医院的规定，病人一旦治愈就必须出院回家，即便因家里已无亲人、身体落下残障等原因不愿意回去，也不可留下来。
对罗汉松来说，这样相对安定的日子在1975年突然画上了休止符。
这年5月，还有近600名病人的新洲医院，跟3年前的稍潭医院一样，突然宣布解散，病人们像突然被丢进大海里的一片片孤舟，命运飘摇，不知何去何从。
医院方面召集不同地区的病人分别开会，动员已经治愈的病人回家，已经治愈的湛江病人们首先被赶了回去。之后，还在医院的罗汉松听到传闻 ，有康复者回家后因为家人不接纳，在悲辱交加中选择了结束生命。
一时人心惶惶。罗汉松和几个普宁的康复者向医院明确表示他们“已无家可归”，有一晚开会时，医院领导称，普宁的几人先回当地麻风村，后面再做安排。罗汉松当场就站了起来：“什么叫再做安排？没有回迁的户口拿在手里，我是不会回去的。”之前来到医院时，他们的户口已经随着迁到了东莞，如今有了湛江的前车之鉴，他坚持一定要看到户口迁回到甘石径才放心。他心里早已决定，即便被送去那个听说条件十分艰苦的、在海岛上的大衾麻风院都愿意，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家。
几天后 ，去普宁做调查的医生回来了，证实了他们确实已无家人和房屋，也带回了已经迁好的户口。那名医生跟罗汉松关系很好，早上巡房经过他房间时，常会坐下来跟他下一盘象棋。他将户口交在罗汉松手上，安慰他：“不用担心这个啦，能回去的。”
罗汉松把户口本紧紧揣在手中，就像握住了自己命运的方向盘，终于放下心来。
18年前初到甘石径时，罗汉松面对的是连续10余天的阴雨。就像某种命运轮回的昭示，18年后，他要离开新洲医院时，连续下了10多天的雨。罗汉松他们的回程不得不一延再延。
到了5月20日，天气终于放晴，他们连夜坐大巴启程，一天后回到了甘石径。
护送他们的是一名在新洲医院工作的汕头籍医生，医院的撤销让他失去了工作，
在甘石径过了一夜，他便回汕头去了。
8
在异乡的两大麻风院飘飘荡荡近5年，没想到最后还是回到了家乡的小麻风村。罗汉松后来在回忆录中传递出了自己的复杂心情：永不忘记的非常故乡又展现了，但这里一半的乡亲都是陌生人。
在新洲时，他和甘石径的病友们保持着信件来往，一位病友在来信中感慨：“你们走了之后，这里人稀疏了很多，真是很不习惯。”罗汉松一行人去稍潭，曾让甘石径的病人少了1/3。他们走后，村里又陆续接收了新病人，人口才又逐渐多起来。当时去稍潭的30多人，大部分人已经治愈回家，一些尚未治愈的被送去了另一家省级麻风院泗安医院，跟罗汉松一同回甘石径来的有6、7个。
他们回来时适逢甘石径的第三次“基础建设”——1960年“扩村”时草草建成的30多间没有横梁的“豆腐”土房，15年后就变成了危房，都要被推掉重建。这次村里还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公共食堂。饭堂建成后不久，一位懂书法的病人在侧门墙上大笔一挥，留下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几个红色大字。
1975年甘石径新建的大饭堂墙上刷上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字样（张馥兰/摄）
麻风村的村长在罗汉松离开的5年里已经换了2个。这时他才知道，当年为他“雪中送炭”的出纳在他走后不久便当上了村长——之所以主动热情地帮助他这个“刺头”离开，只是为了排除“上位”的威胁和阻碍。
在他离开不久，那个出纳就逼走了当时的村长。按照当时的规定，病人一旦治愈就必须被送回家。当时村长的麻风已经好了，不过却不想回家——在这里他是一村之长，多少说了算；回了家就是个从“麻风寮”回来的人，免不了遭人白眼。村长打定主意要在甘石径继续住下去，出纳就伙同一些对村长有意见的村民，多次在医院领导面前暗示村长已治愈。难挡暗箭的村长当然知道出纳的用意，知道已无法在村里站稳脚跟，只好收拾行囊走人。
可出纳当上村长也不过两年，就被一个治疗中途从新洲医院跑回来的颜姓病人给挤了下来。因为不在村里，罗汉松自然不知村里此番复杂的政治斗争的详情，他估计那个出纳不是被抓到了搞男女关系的把柄，就是品行不端不能服众。
罗汉松回来时，正是那个颜村长在任。此人当时已有50多岁，未患病前是打石场的工人，也是党员。他颇有手腕，上任后便把之前的村委悉数换成忠于自己的、年轻力壮的人。然而，大概他太过招摇，招致了医院领导的不满。
院长看中了刚回来的罗汉松，觉得他头脑清楚又务实能干，让他负责扩建的督工。院长知道颜村长暗中搞男女关系，就示意罗汉松去收集他的违规材料。罗汉松找到了当时正在跟村长不清不楚的女病友，让她交代两人在一起的细节，写下了材料交给院长。不久后，院长便把颜村长的职务撤了，“还算留情面”，没有赶他回家。那个女病人受了更重的惩罚，不被允许继续留在村里了。罗汉松和几名病友负责送她回家，路上她一言不发。
之后颜村长一次回家探亲时，又一个悲剧发生了。他妻子得知他在村里乱搞男女关系，对他辱骂不止，颜村长既羞又恼，最后选择了自缢。
1976年，36岁的罗汉松被医院院长委任为甘石径新一任村长。他搬进了饭堂后门旁的那排新房子中的第一间——那是专属村长的房间。还在施工末期，屋檐还没盖好，下雨时雨水会飘进来。
有与他相熟的村民揶揄他：“你要小心，很多人都盯着你，等着你出差错呢。”罗汉松知道这是话里藏话——在他前面的四任村长，有三任都是因为男女关系栽了跟头。他早已见惯墙倒众人推，对于男女之事更是要坚决斩断念想，“生病了怎么还能娶老婆，如果娶个老婆也是生病的，回家更加让人看不起”。
作为一个决心在麻风村度过余生的人，对于情爱，他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晚年的他也曾回忆过自己年轻时的一些可能——16岁时放学后去田里挖番薯，总会撞见一个女孩，大他两岁，没读过书，就在田里牵牛。他俩在田里有说有笑，村里人看见了，就拿他们说笑，想给他们拉红线。
有一回，女孩帮罗汉松的母亲挑粪去浇花生，罗汉松一起帮忙。到花生地有将近二里路，路上女孩心绪萌动，鼓起勇气问他：“别人总是在说我们，你咋看？”罗汉松的回答却是一句愚钝的搪塞：“我想不懂。”——当时他正在读书，不知会读到什么时候，对女孩虽有点心动，却又想着以后还有大把机会。
直到半个多世纪悄无声色地溜走后，他才意识到，他当时错过的是唯一一个自己可以自由把握的机会——当时的“新婚姻法”规定，女性18岁、男性20岁才可以结婚。[8]除了婚龄，亦列出禁止结婚的情形，“麻风病人”赫然在列。罗汉松怎么也想不到，在女孩问了他那句话后不久，自己就成了没有婚姻自由的病人。
因为1962年黎敏那起极端杀人案件后，男女关系成了麻风村里控制得最严厉的事。罗汉松也知道，颜村长也不是第一个为此丢了命的人。
他曾有个室友，大白天侵犯一名女病人未遂，女病人便跑去向村委举报。村干部正想着找反面教材杀鸡儆猴，既然有人往枪口上撞，那就立即晚上召开群众大会对他进行批斗。怕罗汉松的那个室友逃跑，村干部还叫了两个人在他们宿舍门口值守。
夜幕降临，空地上架起了汽油灯，人群逐渐聚集起来。罗汉松和室友们都在房间里，看着那个犯事的室友从床下取出了不知何时煮好的断肠草。罗汉松想上前劝阻，但那个室友眼神坚定，向他摆摆手。
罗汉松愣住了——可以想象，等下的大会上，这个室友定会被众人当仇人一样揍，明天天一亮再被赶回家。他手脚原本就烂了，回家也注定是死路一条。
这么想着，罗汉松就决定由他去吧——既然生是不自由的，至少死还可以自由抉择。他和别的室友便当作一无所知，也出门向汽油灯下的人群走去。
这时守在门外的两个人，还不知房间里的那个人已经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9
罗汉松甫一上任，村中公共食堂的燃料就用尽了。这是颜村长抛给他的难题，他迎难而上，和村干部商量，“以粮带草”，每个村民在食堂吃多少米，就要对应找来多少柴草，这个变相发动众人上山找草的办法暂时缓解了燃料短缺，让食堂又维持了3年——后来，附近的山被国营农场征收去种橡胶树，食堂还是停办了，病人们只能每人自己煮饭。
村子建设还在持续，有旧屋改建，也有新房建起，请的是外面的建筑队。有工人偷石灰被罗汉松抓住过，也有工人偷水泥被他逮个正着。1977年春冬之际，村里新建的10间房子顺利完成瓦片盖顶，交付使用。杂工数量和工资结算都要经过罗汉松确认签字，工头知道他不好糊弄，但仍试图捞点便宜，签字时塞给了他30块钱，想求他多计两个杂工的工钱。
罗汉松义正辞严地拒绝了。
一天早晨醒来，罗汉松听到有村民在外面叫嚷说昨晚鸡被人偷了——大部分村民会自己养几只鸡补贴生活，鸡笼和攒肥的尿桶，都放在房间门口。
到了中午，大家从田间收工回来，还在议论偷鸡的事情。有人说昨夜在黑暗中模糊看见一个叫刘清的病友出现在自己的房间前，问他在干嘛，他就回答：“走错厕所了。”这时，罗汉松注意到，刘清人不见了。
第二天一早，刘清准备和一个村民踩单车载番薯出去卖，却被罗汉松扣住了。罗汉松问偷鸡的事情是否与他有关，刘清坚决否认。罗汉松便把他的单车锁上，放进了食堂。
后面几天，罗汉松依然偷偷跟着刘清，看到他叫了另外两个同乡去山后的坟地商量事情，便故意从他们眼前晃过，之后转身假装要离开。
就在这时，刘清叫住了他，终于承认了鸡是他偷的——果然如罗汉松推测的，偷鸡当天刘清请假回家是去藏匿赃物，他现在找老乡来，是想商量晚上一起把偷来的鸡运走脱手。刘清坦诚地对罗汉松说，这几天看到他盯着自己的凶煞眼神，简直觉得没处逃，干脆坦白从宽。
知道那些鸡还在刘清家里，罗汉松便叫他赶紧去把鸡载回来还给大家。刘清问能否踩他自己的单车回去，罗汉松说不行。刘清只好跟人借了单车，去把偷来的20只鸡载了回来，结果有1只在路上被闷死了。
事后罗汉松问刘清为什么要偷鸡？刘清这才道出原委：他载肥料去外面倒卖，没想到半路被“市管”抓了，肥料都被没收。他买肥料的钱是跟人借的，不得已，他便想到偷鸡去卖了来还债。
对偷鸡的处理，更让罗汉松在村民中树立了威信。在接任村长的第二年，医院便仿效外面农村的民主选举，确定包括罗汉松在内的7名候选人，由全体村民进行无记名投票，选出5人组成村委会。罗汉松则再次当选村长。
此后，每次有新院长到任，都会进行新的选举，每次他都高票当选，一直“连庄”。进入80年代，甘石径也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罗汉松适时为村里争取到了一台发电机，又添置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村民们晚上终于可以用上电灯，也能到集体饭堂里去看电视了。
但出了村子，罗汉松已不再是曾经的血气青年，他会主动避开任何可能与外人的冲突。
有一次，他跟病友扬弘（如今村里仍活着的三人之一）去隔壁的揭西县电影院去看电影。两人到县城时，离电影开演还有不少时间，于是买来一副象棋，在附近的公园里消磨时间。
下着下着，有越来越多的路人过来围观，几乎把他俩团团围住。看人聚得多了，罗汉松心里就愈发慌神，他暗自瞄了一下自己抓棋子的手指，怕会被人认出来他们的身份，棋局还未下完，他就跟扬弘使了个眼神，赶紧收好了棋子离开了。
1996年，甘石径调来了一名新的院长，对罗汉松有微词或觊觎村长位置的村民觉得机会来了，要求另行选举村长。
罗汉松此时已担任村长近20年，面对这位经验老道的老村长，新院长不敢怠慢，坦陈村民要求举行村长选举。罗汉松听后，内心坦荡，告诉新院长：“如果你想撤我的职，候选人名单上就不要出现我的名字，否则还是会选到我。”
新院长哪敢如此操作，最后选举的结果，还是原来3名村委当选。罗汉松获得了留在村里的41个村民中的31票。
这也是甘石径最后一次村民选举。此后的20多年，罗汉松稳坐村长之位，再无人能撼动。两年后，有慈善组织为村民出资建了两排呈倒“7”字形的新房子，余下的村民们集中住到了一起，村子的规模缩小了。
村里的医疗室也在这一年被撤掉，因为已经没有医生驻村，也没有新的病人进来了。新院长也是附近农村的医生，兼顾为村民看病，但由于没有了医疗室，村民看病需要自费了。
几年后，院长退休，村里便再也没有医生了。还留在麻风村的村民，大多是身体有残障又无家可归，他们年事渐高，看病只能去请附近的赤脚医生，自己出钱。
这是甘石径进入尾声的标志，40多年来，村长不曾更换，院长却已经换了好几个，特别是在最后10年，院长变更频繁，却没有再派过一名真正的医生过来。
10
我是在2012年走进这座特别的小村庄的，那时村里只剩下10名村民，平均年龄超过70岁，那时，罗汉松已经任村长36年。初见他时，我心中有点吃惊，他相貌清奇，额头高宽，一对八角眼，尖锐的眼神中有凶煞之气。虽在麻风村几十载，他依然保持着潮汕人喝功夫茶的习惯，坐下来跟他呷茶聊天，他举止淡定，说话耿直，能言善道，脾性坚硬，有股山寨之主的气魄。
但他极少跨出自己的房间。虽然穿着鞋，仍可看出他双脚脚板臃肿——40多年前从医院回来后，因为要下田干活，脚伤就复发了。2005年后，开始有潮汕学院乃至广州的大学生志愿者来访，有学生邀他下象棋，他便会撑着双拐，挪着双脚，到离房门口不过几步远处的石桌旁，坐下来与年轻人对弈。多数情况下，学生都会落败——多年前在新洲医院时与那名潮汕医生的频繁切磋，让他的棋艺底子还在。
罗汉松跟志愿者在下棋（柑子/摄）
志愿者的到来捎来了热闹和外界的爱。但罗汉松双脚的病痛却愈加严重起来，天气突变，换季——特别是在寒冬，脚疾常常发作，一痛起来就整宿睡不着觉。几十年来当饭吃的止痛药，让他的身体有了耐药性，几乎不起作用了。
罗汉松寻思着截掉这拖累多年的伤腿。经过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9]（以下简称“汉达”）工作人员的检查和鉴定，他的左脚已经留不得，必须截肢。然而截肢却要去400公里外的江门市，因为只有跟天主教会慈善组织合作的江门中医院给做免费的截肢手术、后续休养照料他们。
恰好揭东西坑麻风村也有两名村民也需要截肢，经过协调，工作人员最后联系上了普宁当地一名信佛的老板驱车送3名老人去了江门。在2013年3月，罗汉松顺利完成了左脚的截肢。
手术后，罗汉松他们被送往佛山市条件颇好的红卫麻风院休养，当时正在佛山求学的我，多次前往看望。有一次，他告诉我，右脚现在也时常发作发痛。
“干脆就把这只也截了吧。”
说出这句话时，他的情绪有点激动，嘴唇微微颤动，就像我以前听到他说“下了决心一辈子留在麻风村”一样悲壮。
几个月后，那只右脚果真也截掉了，真是说到做到。
截去双脚双肢后，罗汉松在红卫住了近1年，于2014年回到了甘石径。40年前，远走他乡从大麻风院回来的，是一个走路有些瘸腿的青壮年罗汉松；40年后，从外地大医院回来的，是坐在轮椅上失去了双腿的老人罗汉松。大半生的沧桑岁月，那对脚啊，终究是没保住。
2015年年底，随着老院长退休，甘石径调来了一个新院长。村里只剩下6名村民时，村口公路的对面突然建起了几间新房屋，还拉起了大门。罗汉松听说，还要调来一名医生，这建好的房子是给医院工作人员办公和值班过夜的。
时隔快20年，终于听说又要有医生来，罗汉松心中不禁有些期待。
几乎没有任何征兆，2019年，推土机突然开进了甘石径——这一天来得比所有人预计中还要早——几年前，罗汉松就听说这里要被改建成精神病院，但这时麻风村里还有4名村民。
机器开始工作，将村里不同时期的新旧建筑压扁、摧毁，化作碎砖粉尘。
1957年建村时的那10间房子是最早被毁掉的，村民王宏镇曾在那排房子前种下一棵李树，每逢春冬之际，白色的花便缀满一树，在阳光的照耀下，像白雪一样皎洁。
罗汉松1975年回来时才建好的公共食堂也被拆掉，自从有学生志愿者来探访后，这个地方便成了学生们做饭和过夜的场所。志愿者们在墙内墙外涂画上了彩虹等绚烂的图案，来隐喻生命之间的连结，表达对这个地方的爱。一同被碾碎的还有食堂刚建好时在侧墙上写的那几个红色的大字。
那棵长了几十年的“村树”龙眼也被连根拔起，罗汉松和村民住的两排呈倒立“7”字的房子也被划进要拆毁的行列，他们被要求搬到临近村口的危房里去住。
“我们不是人吗？”罗汉松没有同意，他知道村口对面的房子已经建好，院长和医生并没有在那里过夜，于是要求搬到那里去。院长虽不太乐意，但还是同意了。
又有一名村民去世了，原来就住在村路边的一名村民依然住在原处，只有罗汉松和王宏镇两人搬了进去。
罗汉松从未预料到，他生活了大半生的特别故乡，会以这样的方式被抹去。他活着见证了这一切的发生，他的家园消失了，麻风村消失了。他和王宏镇在一个不被命名的中间地带生活着，过着另一种更为孤独、让人难觅踪迹的生活。由于没有住的地方，加上肆虐的新冠疫情，已经越来越少有志愿者来探访了。房子后就是大马路，大货车和公共汽车常常轰隆着匆匆扬尘而过，罗汉松虽已有一只耳朵失聪，仍时常被吵得不得安宁。
他选择了信上帝。之前截肢时教会的姑娘问他是否愿意入教，他摇了摇头。但两年后的一天，他突然对老友王宏镇说：“我想来想去，觉得入教不错，不如我们一起加入。”王宏镇是很多志愿者心中最顽固的村民，几乎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可对于罗汉松他却是意外的服帖。
至于信上帝的理由，是“不用拖累子孙，现在我父母还是我外甥他们在祭拜，以后他们就不用拜我了”——不过，信教的事，他并没有跟晚辈们说。
2012年我初次到访时，罗汉松他们每月的生活费是300元（外加50块的药费），现在生活费涨到1000来块了，他却几乎不吃水果，多数时候的三餐都是白菜瘦肉配白粥。“如今怎么吃也（钱也）吃不完”，罗汉松清楚，自己是没有福分消受了——他脸上清晰地写满衰老，医生说他脑部血管有些淤堵，所以经常头痛；他的颈椎有脱节，有一只耳朵已经失聪；那双曾让人赞叹的眼睛，眼神如今已经失去了神采，没有了凶煞之气，几乎就要被坠下来的眼睑盖住了。
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他就靠另一只还能看东西的眼睛，用手指蜷曲的右手在本子上一笔一划地写祷告文，日复一日、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写，在病痛来袭时，握紧笔杆，更加投入。祈祷的内容是保佑自己身体健康，减少病痛，短短两三年里，就写满了六七本纸簿。然而，病痛、神经痛丝毫没有减少。
“还是那样，该病还是病。”他笑着摇了摇头。
我去见他的9月底，他几乎连续输了13天的液，中间只暂停了1天。他膝盖下的残肢端附近出现了奇怪的皮肤病，裂口血肉绽露，愈合过程异常缓慢。那双支撑着他走路的假肢，脚板已经损坏，正在等待汉达的工作人员为他制作一对新的（已于10月底穿上新假肢）。
听说马路对面的精神病院会在两三年内建好，不知那时他是否仍健在，是否会活着看到那个重建一新的医院招收新病人的那一天。
（为保护文中人物隐私，除罗汉松和王宏镇外均为化名）
引用：
1 另有文字：有病人宿舍10间和厨房、商店、仓库、治疗室等，分批接收麻风病人进村治疗。还先后建立流沙、洪阳、南溪、丽湖、南径、下架山等防治站，进行综合防治。至1988年，治愈病人1573人，全县仅存患者41人。
2 卫生部1957年在济南召开了首届全国麻风防治工作会议，制订的《全国麻风病防治规划》，确定了"积极防治，控制传染"的原则，提出了"边调查、边隔离、边治疗"的防治策略
3 参考《麻风村，一个历史制度论的诠释》 作者景军
《新中国成立以来麻风病防控与救治工作的历史回顾》，作者董国强 邵京 王江南
4 参考《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 梁其姿著
5 参见《麻风病防治手册》 陈贤义 李文忠 陈家琨主编
6 参见《广东省志》
7 参看《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梁其姿著
8 此处指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版本
9 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成立于1996 年，是国内最早一家专门服务麻风康复者的具有麻风防治专业背景的本土民间组织。（汉达官网介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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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与陈默是在2008年9月高二开学时认识的。我们每届学生在升年级时，都要根据上一次期末考试成绩重新分班，成绩前300名左右分在优等班，剩下的就分去普通班。
高一下学期的期末考试，我发挥稳定，分在优等班是意料之中，只是没想到会分到大家公认的最好的班主任手下。高一的同桌段梦霞对我投来羡慕的眼光，说：“刘老师带的班可是优等班中的优等班，他的班重点上线率永远都是最高的，你已经半只脚踏进重点大学了。”
我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去报到席签名，还没拿起笔，负责的人就先起身并向我伸出了右手：“同学，你好！你也分到了刘老师班上吗？刘老师很认真负责。以后我们就同班了，我叫陈默，你呢？”
负责接待新同学的一般都是班主任带的老学生，而且还是比较看重的学生。比起大部分青涩懵懂的中学生，这个叫陈默的女生显得落落大方。面对她的热情，我有点不自在——我属于埋头读书的学生，不仅自己内向腼腆，还觉得别人的友善是热情过度。不过别扭归别扭，我还是向她简单地自我介绍了一下，匆匆地签到后，就拉着段梦霞走开了。
与陈默的第一次见面让我印象深刻。我们学校作为国家级贫困县里唯一的省重点高中，一直是论分数招生，大部分学生都是各乡镇的农村孩子，女生普遍较为土气，即使是县城的女孩，穿着也是非常简朴。陈默也没穿得多招摇，可纯白的T恤看着就非常柔软，牛仔裤虽是普通的蓝色，版型却很正，鞋子上我只注意到醒目的对勾——学校里没多少同学穿得起这个牌子的鞋——当然，她的与众不同，更体现在她自信的眼神和大方得体的谈吐。
在和段梦霞“落荒而走”的时候，她告诉我：“你居然没有听说过陈默吗？我对她可是久仰大名，她的父母都是市里的大官。”具体是什么官，她也说不清，对于我和段梦霞这样普通家庭的孩子，那时觉得只要是在政府里上班的就都是个官。
不过，“官二代”在我们学校并不稀缺，每个优等班几乎都有一两个，他们大部分都是“免考生”，却又是老师重点照顾的对象。孙智就是我高一班上的“官二代”。比起陈默的神秘，他可高调多了，谁都知道他的父亲是县公安局的局长。段梦霞是孙智的初中同学，她告诉我，初中的时候，孙智有一次披着他爸的警服外套来学校上课，就在同学们围在他身边好奇这套衣服的时候，他爸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一个恶狠狠的眼神镇住了所有的同学，然后就大步流星地把孙智拎回了家。
警服事件后，孙智收敛了不少。虽然他成绩一直垫底，但还是顺利进了我们这所重点高中。我和孙智从未说过话，我们必上的早读和晚自习是他的“选修课”，围在他身边的朋友，不是和他一样不学无术却又出身优越的男生，就是长得漂亮的女生。只要不影响他人学习，老师们不会当众批评他们，也不会抓他们的学习，只要当佛一样供着就好。
“你别看孙智玩世不恭，但是喜欢他的女生多着呢。小学时喜欢成绩好的男生，初中时喜欢长得帅的男生，高中了就开始喜欢家里条件好的男生了。孙智虽然不会读书，但是风趣幽默，对人大方，看起来酷酷的，比我们班那些死读书的男生是不是更有魅力？”这是段梦霞对孙智的评价。
陈默虽然也同样散发着类似孙智“高贵”的气质，但是她的行为做派却和我心中对“官二代”的刻板印象有些不一样，没有桀骜不驯，倒是谦虚礼貌。
开学之后，我一直关注着陈默。我以为她或许可以很有涵养，但是身为“官二代”，一定吃不了奋战高考的苦。但我很快却发现，她几乎是上课听得最认真的学生，各科笔记都是老师要求我们学习的模板。第一次月考成绩出来后，她是全班第三，完全颠覆了我对“官二代”的认识。班上同学经常讨论她，男生是喜欢，女生有羡慕，也有嫉妒。
段梦霞经常会跑到我们班来找我，见我的时候还要偷偷看一下陈默，总是想从我的嘴里套出一些八卦。我对段梦霞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行为颇为不满：“你没问题吧，人家是个女生，你对她那么感兴趣干嘛？”
她却挖苦我说：“你少来，你内心比我更好奇陈默，你就是喜欢端着。怎么着，避而不谈，人家就不比你优秀了？”
我并不是想否认陈默优秀，反而是因为她的优秀越来越吸引我，我很想和她成为朋友，但是又没有勇气，我不想在这样的背后谈论中努力去掩饰自己的自卑。
2
高二快结束时，我们班在一次月考中排名不佳，刘老师在课上大开训人模式。在说到正面典型的时候，他当然少不了夸陈默：“人家爸爸是市教育局局长，妈妈是区法院院长，她不还是一样努力读书，你们还凭什么偷懒？”
同学们都把目光转向了陈默，我在她的脸上却看到了尴尬。那一刻，我甚至有点同情她。她从未以“官二代”的身份自居，一直积极地想要融入集体，但是刘老师的这句夸奖让听着逆耳的同学把敌意指向了她。
高三再次分班，我还是分在了刘老师的班上，同样留下来的还有陈默。不同的是，我是随机分的，陈默是在高中入学时就定好3年都在刘老师班上的。作为市教育局局长的女儿，别说是在哪个老师班上，全市所有的中学都是可以随便挑的。
开学第一天要排座位，我和陈默成为了同桌，这让我完全没有准备。虽然她非常吸引我，但她永远高昂的头颅让我感受到她本性是骄傲的。我感觉我的愚笨和寒酸会因为跟她摆在一起而被放大。
我们刚开始并不会聊学习之外的话题，慢慢相处后，我发现她也在努力适应我，甚至一直在适应这个班级，这个学校——她家在市里，那里也有省重点中学，但是升学率还是不如我们县城高中。
念高中后，她才第一次来到这个县城，她的父母为了方便她在这里上学，专门在学校附近买了个两居室，又请了个阿姨给她洗衣做饭。她说其实在市里读书差不多也是这样，父母工作太忙，也是很难得见面。上高中之前，她父母还没给她请阿姨，她就经常在学校附近的餐馆吃饭，所以她总开玩笑说，她是吃地沟油长大的。
不像很多的“官二代”喜欢炫耀，陈默难得在我面前提到父母，甚至还没有我提到自己父母的次数多。不过，非常明显的是，她比我们普通人家的孩子更加崇拜、敬爱自己的父母，也比我们更希望得到父母的肯定。
比起期末考试成绩，她更看重期中考试成绩——因为家长会经常会在期中考试之后。不管她考得好还是差，老师出于对全市教育系统最高领导的敬意，都会邀请她父亲做“经验发言”。所以她说，其他同学没考好，大不了就是父母在台下羡慕一下别人家的小孩，她要是没考好，就等于让自己当惯了领导的父母没了面子。她有着比大部分同学更厉害的父母，凭什么要她的父母有着比别人家要差的孩子。
陈默偶尔也会和我提到孙智，她母亲和孙智父亲算是朋友。
“孙智其实也没有你们看到的那么潇洒。他小时候很乖的，但是成绩偶尔下滑，他爸就会严厉批评，甚至对他拳打脚踢。到了初中，他爸只求分数但关心不足，让孙智彻底叛逆了，从此就再也对学习提不起兴趣。其实他和我一样都非常想得到父母的肯定，但他父母过高的期待把他压垮了，我却比较幸运地把那份期待转化成了前进的动力。”她在讲孙智的过程中透露着无奈。
她的坦诚让我知道，原来“官二代”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的烦恼一点也不会比我们少。她和我们一样受着高考之苦，这让我感觉她和我的距离并不是那么遥远。在冲刺高考的高三时光里，我们成为了相互鼓劲的战友。
陈默在县城没什么亲戚，她家阿姨请假时，我会邀请她去我家吃饭。第一次邀请她的时候我非常矛盾——我家四口人挤在一个局促的两居室里，我和姐姐从小都是睡一张床，家里的肉菜一般都只做我和姐姐的份量，父母不是吃素菜就是吃剩菜。我怕陈默会因为我家里的情况瞧不起我，更怕她会同情我，但是我见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又总是反过来同情她。
我的父母听我提过陈默，了解我的心思，每次在陈默去我家时都会把家里收拾得非常整齐，还会买一些水果和零食，多做一些营养的饭菜。
我妈妈总是改不了给客人夹菜的毛病，饭桌上她总是询问着：“陈默，阿姨做的菜吃得惯吗？”又不断劝她多吃些：“陈默，不要客气哦，你们上学辛苦一定要吃饱啊。”
陈默望着我妈妈，笑容里充满了感激：“阿姨，做你女儿真幸福嘞，天天能吃到这么可口的饭菜。我都没吃过我妈做的饭，她也做不来，偶尔我爸出于兴趣还会烧菜给我们吃。”比起母亲，陈默对父亲的肯定更多。
我妈妈笑道：“你妈不能给你做饭，是因为要为你创造更宝贵的财富，你是幸运的孩子。”
陈默笑笑点点头。
3
高考中，我和陈默都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成绩，她去了上海的一所985高校，我去了北京的一所985高校。
高中时，囿于对“早恋”的忌讳，很多男生都会收敛对陈默的表白。高考之后，那些平时少有交流的男同学如雨后春笋般请我帮忙牵线搭桥。以陈默的魅力，我自然是相信即使她出身普通，也会有很多男生欣赏她。
高三时的班长郑云洲就倾心于陈默。陈默是刘老师的课代表，他俩作为班主任的左膀右臂，交流的机会很多。郑云洲几乎每天都陪着陈默上学放学，课间时常也跑到陈默座位上“研讨题目”，他对陈默的心思就差捅破张纸。
高考后，郑云洲问我：“你应该看出来了我喜欢陈默吧？”
“应该没人看不出来吧？”我反问道。
“你说我和她表白，她看得上我吗？”
“那你得问她自己。”
然而，郑云洲在整个暑假都没有表白。我们一群人也像大部分高中毕业生一样，天天的活动就是上网、吃烧烤、到处游荡、参加同学谢师宴。但我们那时都是穷学生，很多时候上网和填饱肚子都是陈默付的账。这些都是我们勉强能腆着脸蹭吃蹭玩的，后来，陈默父母安排了亲戚带着她全国各地去旅游，我们就只能继续着没有陈默的“游荡”。
大学入学前，同班男同学刘正则的母亲找到了我，她和我们老家在一个村，夫妻俩都在体制内，混了大半辈子都还只是股级干部。她和我说：“刘正则一直暗恋陈默，但人老实不敢表白，你要帮帮他啊，下次带陈默来我们家玩，阿姨给你们准备了礼物。”我知道刘正则爱慕的另有其人，忍不住和父母吐槽这件事，他们却表示理解——如果一段婚姻能换来子女少奋斗十年，为什么不去努力呢？
我问陈默，你找对象会对家庭条件有要求吗？她很坦然地和我说：“当然会。我父母在那个年代就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的工作内容是如何提升本地的教育条件，如何提升法治水平。如果我嫁给了一个农村男孩，你让他们和亲家聊什么？聊如何提高庄稼收成吗？聊哪个工厂待遇更好吗？”
陈默讲这样的话并不是她现实，而是她比较清楚现实。门当户对在哪个时代都是潮流，如果她不在乎这些，她极可能就成为了那些想要“攀龙附凤”的人围猎的猎物。
大学的时候，陈默在学校的轮滑社认识了一位学长，两个人兴趣爱好颇为投合，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听陈默说，那位学长家在浙江，家里是经商的，单论经济条件，可能比陈默家里还要好。但是陈默和她父母提起这段恋情的时候，她的父母也只是当这是普通的校园恋爱，并没有往结婚的方向考虑。她的父母最期望的，还是她能够回到家乡找一个父母也是官员的男孩，毕竟在我们小地市，官本位的思想早已渗透了整个社会。
找对象要门当户对，交朋友也如此。有一次她来北京看演唱会，我很开心能见到她，但却只能和她说：“不好意思不能陪你看演唱会，我们学生会那天刚好有活动，等你看完演唱会我们一起吃饭，我去酒店陪你睡吧？”
她知道我的经济不宽裕，也明白我不能接受她赠送的门票。虽然一直以来我俩联系紧密，但是我们的爱好和生活方式从不在一个频道上，所以也成不了最贴近对方内心的朋友。我感觉到我们之间横跨着不能逾越的阶层鸿沟——此时的陈默，已经没了高中时的努力劲儿，她基本把时间花在到全国各地看演唱会上；而我一直知道，好好读书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
4
大四时，我去上海找过陈默。我本以为她会安排我住酒店，没想到她带我住进了她的家里——她的父母在她读大学期间就已经在上海用亲戚的名字给她买了一套房。房子不大，一个比较紧凑的三居室，大概90平——但是同地段均价6万，她家一次性付清了，这已足以让我震撼。
那时的我已经决定毕业后要逃回家乡，很大原因就是高不可攀的房价。虽说作为女生，似乎可以寄希望于男方家里在北京买房，但我怕对方家里让我家分担个小几十万，我父母无法承受。
通过看平时陈默的花销，我知道她家的收入不是简单靠她父母的工资，但那种资产与收入不相匹配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的想象。当时我的内心是有一丝愤怒，还参杂着一丝嫉妒的——大学期间，陈默的父母官职又有了变动，父亲调到财政局担任局长，母亲调到市法院担任副院长。
她的父母到哪儿都受到吹捧。我在陈默的谢师宴上见到过他们，陈默的父亲文质彬彬，但是让人能感受到不怒自威的强大气场，她的母亲知性利落，可是对待我们同学却非常温柔。我想应该有不少人像我一样羡慕陈默有这样的父母，不在于职位多高，收入多高，光是站在那儿就足以让别人对他们的女儿另眼相看——可这样让我内心钦佩的一对父母，私底下却不知行着什么勾当捞取了不知多少黑财，我开始有些反感。
但陈默是我的朋友，所有的疑问和看法我只能压在心底。
大学毕业后，相比我逃回家乡应父母的要求考了公务员，陈默却可以轻松地出国留学——我们市有个在某国的留学项目，虽然与她本科专业毫不相关，但因为她父亲的关系，她还是去了。
我带着一点失望，也带着一点好奇，开始了体制内的工作。我发现这里大部分人其实和陈默父母并不一样，他们也都是和我一样为了生活奔波的人，根基不稳的年轻人是如此，一些快退休的老干部也是如此。有很多工作了一辈子也没有职务提升的干部，他们会为了省家里一点伙食，三餐忍受着食堂的清汤寡水；会为了省一些油费每天步行半小时上下班；会为了年底绩效考核影响不大的奖金而争得面红耳赤。
当然，他们的收入在本地还是属于中上水平，他们的子女一般都至少有个本科学历，在市里至少有一套房子，家里大多都有一辆普通的代步车。我也知道了，像这样干部的子女都算不上是“官二代”，只有像陈默的父母那样作为实权部门的一二把手的，他们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官二代”。
陈默即便在留学期间，依然是我们在老家的同学们聚会时经常讨论的话题。步入社会的我们更加认识到陈默比我们占有的更多优势，尤其是对于体制内的同学来说，无不羡慕她的家庭背景。
我们不清楚陈默毕业之后会去往何处，但也真心希望她能打好这一手好牌。郑云洲虽从未获得陈默的倾心，但是提到她的时候还是难掩开心，他经常开玩笑说：“等陈默毕业回来了，我们都有她罩着了，到时候我们也是有靠山的人了！”
这样的话总能把我们逗乐。
然而，2016年年底，我听说了一些关于陈默父母的传闻——纪检已经找他们谈过好几次话，并要求他们解释好几笔账户的收支。我本以为“十八大”之后反腐倡廉的高压态势之下，她父母应该会有所收敛，但是听到这样的传闻，还是会替陈默心惊。
我联系陈默，询问她的近况，但她似乎根本不知道国内父母的处境。我想她父母的事情也没下个定论，大概就没和她明说，她作为女儿都不知晓的话，那我作为朋友就更不必去让她不安。
不过，我想更大的可能，是陈默不愿多提这茬儿。她从小就懂事，很担心父母，早几年便跟我说过，父母当官不容易，受监督太多，很多人盯着。她渐渐长大，明白她家的条件明显优于同级别的官员，自然是有风险的。她可能更愿意相信她崇拜的父母这次也会化险为夷吧。
我顺着她的话聊学业。大学之后，陈默没有热衷于学生活动或是继续深造，而是在每个大小假期排满了旅游，足迹遍布全国，甚至包括亚洲和欧洲。留学期间，因为专业不同，学业压力骤增，毕业论文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身边又没什么朋友。每天在学校与住所间往返，最后因为异国恋和大学交的男朋友分手了，她的情绪在很长时间一直处于谷底。
她和我微信聊天时说：“我总是控制不住就哭了起来，有时候我会想，就算我死在宿舍，也要好几天才会有人发现吧？”
陈默的抑郁症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了迹象。只是我知道，她的抑郁症的原因或许不只是来自学业和爱情，很有可能还有对官场父母的担心。
5
2017年春节假期之后，陈默父亲在办公室直接被纪检带走，并移送立案侦查。他被查出在担任市教育局局长期间收受巨额贿赂，为企业在承揽教育工程、采购教学设备中谋取不正当利益。陈默据说是直到留学快结束之时才得知消息，等她这年秋天回来的时候，案件已经到了审判阶段，她在开庭的时候才见到父亲。
后来，陈默和我回忆这段记忆的时候，说当时都差点儿没认出来被告人席上的父亲——虽不用穿囚服，但是他身体佝偻、头发斑白，言语中再也没有以前的意气风发。陈默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还能有一个人人敬畏的父亲，但是她的父亲在庭审中认下了检察官指控的所有罪行，在最后陈述中没有任何辩解，只有悔罪。
一审判决下来，陈默父亲表示服判，没有上诉。至此，陈默从“官二代”变成了罪犯之女。
陈默的母亲因为积极配合调查，主动交代案件事实，最终只是受到纪律处分，从副处级的副院长直接降为普通科员。陈默家在上海的房子也委托亲戚卖掉了，用来缴纳违法所得和法院判的罚金。
父亲的判决生效后，陈默去探监，看到父亲落魄的样子，她的世界几乎崩塌了。我知道这件事对她的打击很大，几次想约她一起聚聚，但她经常以各种理由拒绝。我便决定尊重她，如果她不主动提起，我从不去过问她的家事，也不去安慰。
可能因为我这种“理智”的行为，反而让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们从没有真正走进对方的内心，没有成为无所不谈的闺蜜，我们不是因为我的自尊，就是因为她的自尊，让我们之间总是隔着一道屏障。
父母的事情了结后，陈默也于当年毕业，回到了上海，进了一家投资公司。但是不到一年，她就回到了家乡，在家里开了个花店。开业的时候，陈默主动邀请了很多同学朋友到店捧场。花店布置得很文艺，不到100平米的空间里，假山、碎石、花团错落有致地簇拥着，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或许心情总是愉悦的吧。
然而，相比精致的花店，陈默却没有了往日的神采。虽然她一直笑脸相迎，妆容和穿着得体，但是总感觉脸上和身上透露着一种松松垮垮的感觉。我想大概是父母的事情多少对她还是有一些影响，如果花店能开得好，慢慢地，她会好起来的。
我们留在家乡发展的高中同学那时大多成了家，但是我们还是经常邀着陈默聚聚。我们因着高中的同窗情谊，总是想给她制造些快乐。郑云洲已为人父，依然热心组织聚餐，他其实只是善良地想让陈默觉得同学们喜欢她。
陈默也试着积极融入同学的圈子，每次出现，都是精心打扮。我们都非常默契地不再开玩笑说有她这个靠山，也尽量不提自己在政府工作的所见所闻。
有一次玩狼人杀的时候，陈默突然就在席上大哭起来，抱怨她拿到狼牌时总是很快被“投死”，拿到平民牌时又很快被“刀死”，游戏体验太差了。在座的同学们都感觉有点尴尬——其实每个玩游戏的人都被“投”、被“刀”过多次，她是过于放大自己在游戏中的失败了。看见她崩溃大哭，大家有点手足无措，只能一个个认错——但陈默明显不是要我们道歉，我们的示弱，更让她显得痛苦。
我和郑云洲送她回家的路上，她说：“刚刚我突然哭起来，把你们吓到了吧？我在家，我妈经常就是这样的。”
我们有些惊讶，但又有些理解。然后，她掏出了一个小罐子——是治疗抑郁症的药。
我顿时明白了为什么她的身体在不停地长胖，脸上在不断地冒痘，情绪也经常不稳定。她继续向我们倾诉着：“在国外的时候，我就被诊断有抑郁症，后面不仅没有好转，还加重了，从上海回来开花店是为了养病。可是回来后，我妈整天不是魂不守舍就是歇斯底里。我经常感觉自己像在水里挣扎着，努力寻找着一根救命稻草。”
她的话让我想起，一次坐在她的车上时，听到她母亲打电话来时哭得肝肠寸断，仔细一听，原来是牙疼。在我的印象中，我父母就没怎么在我面前哭泣过，更不要说这般呼天抢地。我从哭声中感受到了陈默沉重的压力，她被这样的情绪传染着，但是作为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她还是要坚强地回到家中照顾妈妈。
原来，她还是这么不容易。
郑云洲看着比我还沉重，他想给陈默一点力量：“你有什么困难可以和我们同学说啊。”
“我知道你们的好，但是你们无意间表现出来事事迁就我的态度，总是提醒着我，我其实是一个可怜的人。”
陈默的话让我们想做点什么却又无能为力。这个世上，连父母都不一定靠得住，朋友又能有多大帮助？真正能依靠的人只有自己。
6
陈默的花店没开多久就因经营不善关门了，后面她又去过朋友和亲戚公司帮忙，但每次都做不了多久。她的父亲有犯罪纪录，她不能考公务员。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她大部分时候是在家无所事事，白天睡觉，晚上去吃夜宵，去酒吧买醉。
她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毕竟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我不爱喝酒，也不喜欢晚睡，和她没什么相同的爱好，但我还是会约她散散步、看电影、吃甜点，就像例行公事一样，大概一两个月见一次。
2020年疫情期间，陈默干脆3个月足不出户，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体重已经达到了160斤，和我第一次见到的她判若两人。我们单位的老同志大部分都是认识陈默父母的，有次一个同事得知我和陈默是同学后，好奇地问我：“我听好多人说，陈XX的女儿又胖又丑，还天天在家没有个正经工作，是真的吧？”我从不觉得陈默丑，听到别人如此评价，开始还是很惊讶：“没有啊，读书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她是班花，只是现在胖了一点点而已。而且她一直很优秀啊，现在只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吧，休息一下就好了。”
知道陈默患有抑郁症之后，我基本上是随叫随到。有一次晚上10点，我已洗漱准备睡觉，她打电话来说胸口闷得难受，希望我能陪陪她，我马上披起衣服赶到她家。第二天我直接去上班，她依旧在床上躺着。
我经常怕她会因为孤独感而伤害自己，但是我也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被她的负面情绪感染多了，我也有些厌烦了。我希望她变回那个骄傲自信的陈默，但她说，其实自己一直就挺自卑，她从小就在讨好父母，希望得到父母的肯定，虽然她不会把父母的身份一直挂在嘴上，但父母才是她曾经自信的底气。
我查阅过有关抑郁症的信息，知道很多负面情绪并不是患者自己能控制的，所以自认为很理解她。我也曾因为她近乎放弃自己的做法指责过她，她却失控地向我喊出：“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多痛苦，我才是最责怪自己的人。我也想作息规律，可我整晚整晚地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只有熬到特别累的时候才能让大脑休息一下。我也想好好工作，但是我什么都做不好，对什么也不感兴趣，我真的觉得人生很没有意义。”
除了惋惜，我感觉自己无能为力。
在家乡浑浑噩噩度日两年多，陈默最终还是忍受不了熟人社会给她带来的恐惧。她的叔伯和姑姑会指责她没有上进心，容易被困难压垮。有些亲戚甚至会毫不避讳地说她太胖了，要嫁不出去了。最让她觉得难以面对的是以前父母得罪过的同行，碰到她时假装问候，话里话外却是冷嘲热讽。
有一次，我又碰到了刘正则的母亲，她像打听娱乐八卦一样问我陈默的近况和她父母的事情，最后还不忘得意地说：“真要感谢她当时没看中我儿子，如果他们要是真在一起了，我儿子也要毁了。”
确实，陈默父母出事后，再也没有人请我帮忙跟陈默牵线搭桥了。陈默和我一样28岁了，回来之后再也没有找过男朋友。她认为婚姻不能将就，但是在我们这样的小地市，她已经成为了婚姻市场上非常没有竞争力的“剩女”了。
7
2021年年初聚会的时候，看到同学们大部分都事业稳定，家庭美满，陈默认识到自己不能再颓废下去了。她再次决定去上海，先去找份工作，等工作稳定了，她再接母亲去陪她，她也会在上海积极配合医生做心理治疗。
陈默在一个教育培训机构找了份工作，做英语培训老师。她说因为疫情原因，很多线上教育反而迎来了行业的春天，她的留学背景又给她加分不少，她对自己的事业还是很抱希望的。
她的朋友圈中多了一些“拼搏”的色彩，会转发一些机构的广告，也会分享一些工作中的趣事。和她聊天的时候，她也会和我讲一些笑话了。她在那里发挥了自己的所长，也隐藏了自己的伤疤，没有人会去过问她的父母是干什么的，不会有曾经因为她的父母而高看她的人，也不会有现在因为她的父母而看低她的人。“从此，我就是我，没有多好，也不是很差，我不需要众人的注视，也不想要众人的嘲笑……”
陈默开始接触英语培训的时候，她所入职的机构还处于迅速扩张期，学员数量和公司估值连年上升，但她的事业和她的家世一样，也跟她开了个玩笑。当她打算在这个行业奉献剩余的热情时，“双减”带来了公司的裁员潮。陈默在成人英语教育，虽保住了饭碗，但是这波行业巨震还是让她又一次体会到了世事无常。
她说：“很多同行因为这次的政策都换了行业。我是半路出家的，没觉得有多了不起，大不了再尝试别的工作，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今年年中，陈默又从上海回到了小城。以后是继续在英语培训行业挣扎，还是另谋出路？
生活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够明朗，就像抑郁症不确定何时能够痊愈。
显然，在工作和未来的生活中，她无法继续享受着父母带来的便利，
她只能走出自己天地，将“官二代”的身份彻底剥离。
相比之下，孙智的父亲调到市公安局任副局长已多年，他听父亲建议回家考公，但还未上岸。
毕业至今，他一直在市检察院作合同制书记员，拿着3000多元的工资，却过着住别墅开奔驰的悠闲日子。
其实，当公职人员这些年，我们的工作中少不了廉政教育，每次参观教育基地，或者观看“教育短片”，
我脑海中总是会浮现陈默父母的样子。相比那些展览的案例，他们作为活生生的例子，对我来说才是最触动的。
我身边有很多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的前辈，他们很多没有陈默父母曾有的风光，
但是却内心坦荡，依然也是子女的榜样。
公务员依然是很多人抢破头想要的工作，我能成为其中一员，家人亲友都替我高兴，
甚至也会期望我能“平步青云”。能否仕途平坦是个未知，
但是我坚信，为了我的孩子能够骄傲地谈起父母，我以后必须走正的路。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