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灭亡过程中，犯下了多少外交失误？ | 短史记
一、联金灭辽的成功很侥幸
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九月，郑允中、宦官童贯使辽，有燕人马植见童贯，说辽朝必亡，可以联女真取燕地，得到童贯的赏识。政和五年（1115），马植从辽境归宋，更名李良嗣，献策联金灭辽。徽宗召见，赐李良嗣姓赵。
当时太宰郑居中反对联女真的策略，谴责太师蔡京不守宋辽两国和约。蔡京把责任推给徽宗：“上意已决，岂可沮乎？”郑居中怒道：
政和七年（1117）秋，辽人高药师自海道至登州，报告女真已经占领大半辽地。次年五月，童贯上平燕策。八月，宋廷派人出使金国。十二月，完颜阿骨打派人带国书及礼物前来宋廷。宣和二年（1120）三月，宋廷派人约阿骨打夹攻辽。阿骨打对宋使说：
阿骨打要求岁币五十万。
此外，双方约定夹攻辽朝，宋军攻燕京，金军自平州松林往古北口，若不能做到，则难依约执行。同时，双方出兵，以古北松亭及平州东榆关为界，以免两军相见，引起冲突。七月，阿骨打又派使者带国书至宋廷，许诺将燕地让与宋朝，要求宋廷将输辽的岁币转给金人，不可对辽许和，并须依约夹攻，否则不能执行原约。
宣和四年（1122）年初，金军攻占辽中京。辽天祚帝逃往西京。耶律淳在燕京自立为帝。四月，金军取西京，天祚帝西奔西夏。童贯派人入燕京招降失败。耶律淳命人拿出宋真宗、宋仁宗画像，责备宋人违约，但愿意为宋朝藩属。童贯因与女真有约，不可与辽和，命宋军攻打燕京，但被辽军打败。稍后，辽涿州守将郭药师率常胜军精兵八千降宋。宋军占领了涿、易两州。此时宋廷的政策是：如宋军乘胜入燕京，即不让金军入关；如不能取燕，则请金人入关。多次出使金国的马扩认为不可让金人入关，而赵良嗣认为宋没有能力取燕，主张以岁币诱金人替宋取燕京。
十月下旬，童贯命宋军再攻燕，再败。
十二月，金国完颜阿骨打攻燕。燕京辽国君臣逃亡，守臣开门投降。
宣和五年（1123），宋金两国签订条约。金人让燕京及六州地，宋人基本上将输辽的岁币转交金国，另加燕京代税钱，其他条文与宋辽誓书大致相同。誓书还约定不许“密约间谍，诱扰边人”。同年四月，童贯、蔡攸领军入燕京。汴京朝野大肆庆祝，认为太祖、太宗没有达成的目标，如今已达到。
联金灭辽的外交，至此告一段落。宋与金合力夹攻辽朝，宋完全没有功劳，却仍然得到燕京和六州，这是宋自开国以来从未获得的巨大成就。不过，没有建功而获得利益，是相当侥幸的事。而且宋人看到金人的军事力量，也应当反省检讨，自此努力充实军备，完善国防设施。尤其重要的是，对金的平等条约得来不易，宋应该像列祖列宗对辽朝一样对金绝对谨守誓言，尊重两国间的和平关系。
但宋徽宗没有做到这一点。
♦ 宋徽宗像
二、宋徽宗头脑发昏违背誓约
宋金签订誓约的同年八月，完颜阿骨打去世，其弟吴乞买继位。
十一月，金将完颜斡离不率军围攻平州。起因是：原辽兴平（平州）节度使张觉降金后，金人命他为临海军节度使，知平州。金人将燕京交还宋人后，张觉叛金，杀金燕京宰相左企弓等人，以平州归附宋朝。被成功冲昏了头的宋徽宗竟违反条约，接纳张觉，犯了严重的错误。赵良嗣反对不顾誓书“不招纳叛亡”的条款接纳叛人，但朝廷竟允许张觉任世袭节度使。
于是，斡离不要宋廷交出张觉。
宋廷不得已，杀了一名貌似张觉的囚犯，将首级送给金人，却被金人识破。最后宋廷只得将张觉处死，将首级送给金人。宋朝容纳叛人，显然违反和约，给了金朝出兵的借口。归附宋朝的郭药师宣言：“金人欲得到张觉，宋朝即将张觉交出去，若金人要求得到郭药师，宋朝也会将之交出去吧？”郭药师的常胜军因此解体。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太宗完颜吴乞买下诏伐宋。金元帅府对中原发出檄书，谴责宋人背盟（指阴纳张觉，违背誓约），招诱金境官民，以及不交岁币，所以举义师奉天伐罪。十一月下旬，斡离不攻陷蓟州。十二月初，斡离不攻燕京，郭药师投降，宋军的防线瓦解。十二月中旬，宋廷派使者前去讲和。宋徽宗下诏罪己，罢花石纲，并将皇位让给太子赵桓，即钦宗。自己则离开汴京前往江南。
靖康元年（1126）正月，斡离不率军渡黄河，攻打汴京。宋廷派使者与金军谈判。斡离不移牒宋廷，谴责宋朝背盟招纳张觉，直指宋军是“不知兵之众而拒我熟练征伐强勇之士” 。宋廷再派使者李棁等往见斡离不。行前，钦宗表示愿意付岁币三五百万。李棁与斡离不订城下之盟，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予金，尊金主为伯父，赔款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各万匹、绢缎各一百万匹。金国使者带誓书至宋廷讲和。
三、宋钦宗签订城下之盟后仍摇摆不定
钦宗与金人缔结城下之盟，割让河北、河东三镇及增加岁币。此番屈辱求和，与完颜吴乞买成为了侄儿和伯父的关系。宋朝仍可自称大宋，却丧失了对等的地位。此外，宋廷又以康王赵构和太宰张邦昌为人质。正月十日，张邦昌、康王出使。
金兵撤退后，种师道和姚平仲的援兵抵达京师，主战派李纲等反对议和，不允割地。二月一日夜，姚平仲率步骑万人劫金兵寨失败，恐被处死而逃走。斡离不以书质问，钦宗遂罢主战的李纲和种师道。
但是主战的臣僚仍请用李纲。二月五日，太学生陈东等上书，军民不期而集，数万人抗议，骂宰执李邦彦等，杀伤内侍二十余人。钦宗被迫再以李纲为尚书右丞、京城四壁守御使，又命人以国书与斡离不道别，仍下割三镇之诏。金军遂班师。二月十七日，金兵渡河北去。
但朝野仍认为不可放弃三镇。于是，数日之间，政策反复。三月十六日，钦宗下诏固守三镇。 四月，太上皇宋徽宗回到京师。此时诸路军队陆续抵达汴京，大臣以为可以抵御金人，乃不肯割地。完颜粘罕使节中的燕人赵伦，告诉宋朝使者说，辽降将耶律余覩不满金人，可以策反。宋朝宰相徐处仁和吴敏，信以为真，乃以蜡书交赵伦带去，赵伦却将蜡书交给粘罕，粘罕大怒，差人质问宋廷。
七月，宋钦宗再遣使请求金帅免割三镇，而以三镇的税收为岁币。粘罕不许，说“若不割得三镇土地人民，决不可和”。同月，蔡京病死，宋廷遣官杀童贯、赵良嗣。八月，李纲求去。九月，金兵再度入侵。粘罕攻下太原，奉命坚守三镇的宋朝诸将皆失败。
十一月，完颜斡离不和完颜粘罕分别渡黄河。十四日，钦宗召百官共议割三镇的利弊。范宗尹带头主张割地，说既然已经答应割地，不能失信。何?、梅执礼、孙傅、吕好问、洪刍、秦桧、陈国材等三十六人反对，认为河北为天下之四肢，天下乃祖宗之天下，非钦宗的天下。但钦宗决定割地，遣使者前往粘罕军前交割三镇。粘罕告诉使者，三镇已经不是问题，因为他已经决定以黄河为界：“昨日已遣使往汴京，令以黄河为界。三镇事更不须议。”
随后，金国两路大军一同包围汴京。闰十一月初开始攻城。二十五日，金兵登城，汴京失守。闰十一月三十日，钦宗被迫出城。金帅粘罕遣人向钦宗索取降表，钦宗被迫上降表，内容被金人修改数次，内中提到“官军才退，信誓又渝”。
钦宗哀求金人能够保全赵氏。钦宗和两位金帅议和，粘罕要以黄河为界，然后请钦宗回宫。此时金人还没有废掉赵宋政权的打算，他们开始索取宋政府文籍、军器，并大举搜索开封城内的金银财帛、各种工匠和书籍，似计划搜刮财富带回东北。钦宗被放回城时，“会看春风拥赭黄，万民欢歌喜欲狂” 。
♦ 宋钦宗像
四、金人责备宋帝毁约，另立张邦昌为帝
但稍后金人改变了主意。据后来于建炎元年出使金国的傅雱的报告，金帅斡离不的态度比较温和，主张保存赵氏朝廷，而粘罕听了完颜兀室的异议后改变了策略，要废除赵氏，另立异姓。
在京城中的群臣作最后的努力，两次送文状至金元帅府，解释童贯、赵良嗣、王黼等妄起事端，皆已处斩，徽宗听信奸臣，而幼主为大臣所误，求金帅保全新主，或者于赵氏子弟中择一贤者。金帅却令使者催宋臣另立异姓为新主。最后群臣不得已，推选张邦昌。
三月七日，金元帅府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都于金陵。金人入侵华北时，屡次以檄书声明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因为徽、钦二帝毁盟约，于册立张邦昌的文书中再次谴责宋朝：
这是在强调他们的军事行动是合法合理的。金元帅府立张邦昌的“行府告谕亡宋诸路立楚文字”，对中原官民说明金朝予宋的恩德很多，与宋朝缔结誓约，本来久通和好，不料宋人毁约背盟，所以对宋用兵。宋主内禅后，哀泣求和，愿割三镇，订立新约，但“誓墨未干，盟言已变”。说明金人不能容忍赵氏，又无意于土地，所以在黄河以南另立一个政权，作为金国的屏藩。
张邦昌政权实际上是比后晋石敬瑭更为不堪的傀儡，金人利用他收拾兵火之后的残局，以便日后策划进一步的大计。
四月一日，金人班师，掳徽、钦二帝，押解百官、学者、后妃、宫女、太监、工匠，宫中和政府的礼器书籍，以及搜括来的大量金银财宝北还。金人还劫迫百姓，“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而汴京城被围时，由于粮食匮乏，“道上横尸，率取以食，间有气未绝者，亦剜剔以去。”金军撤退，到处抄掠，“杀人如麻，臭闻数百里”，留下傀儡张邦昌管理劫后的华北。
五、从外交层面反思北宋灭亡
北宋之亡，评论者甚多。
南宋人叶适认为不应对他国不守信义，联金灭辽是错误的政策。 另一位南宋人真德秀论北宋之亡，举出十大失误：朝政大坏；军政大坏；不畏天戒（灾变）；不恤人言；毁忠忌贤；滥用小人；蒙蔽欺上；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授任非才（童贯出使）；联金灭辽。真德秀不认为结纳张觉和耶律余覩是根本原因，认为即使没有张觉事件，盟约还是难保。作为忠于宋朝的大臣，真德秀自然避免论及皇帝的过失。
到了明末，王夫之对宋代诸帝予以严厉的批评。关于北宋之亡，王夫之尤其重责徽宗带着北宋走向亡国。今人金毓黻论靖康之祸，认为原因有三：一、和战不定；二、徽宗无术以任天下之重；三、军备堕废。并谓远因为新旧党之交哄，置国事于不顾。
按北宋末年的大势，宋廷在收回燕云后，若能一方面治理好新得的土地和人民，另一方面充实国防，整军经武，则至少可以暂时维持类似宋辽间的和平关系。但昏庸的徽宗君臣被恢复燕京的喜悦冲昏了头脑，于大事庆祝之余，不积极谋划收复的疆土、收拾战乱后的秩序，以及安定燕京地区的人民。
因此，北宋灭亡的原因，可以说主要是君臣昏庸无能，蔡京、童贯等人好大喜功，西面图谋平服夏国，北方又想摧毁辽朝，导致宋朝的人力物力不能应对这样的耗损。军事方面，攻辽燕京失败，金人看到宋军的弱点。在外交方面，联金灭辽不一定是错误的策略，但是既然要执行此一策略，各方面都应配合，尤其是当时金人并无进兵中原的意向，既然订立了和约，宋朝就应当像从前遵守与辽朝订立的和约那样，遵守与金朝订立的和约。但是当政者居然破坏刚订立的和约，容纳叛亡，给金人以进兵的借口。
这时候的宋朝，政治和军事似已完全瘫痪。却希冀联合新兴的女真，一举消灭契丹，收复燕云十六州，最终在国力不充实的情况下演出了一场轻率从事军事冒险活动的失败悲剧。（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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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帝国制度很善于把常人难免的弱点
和毛病培育为全国性的灾难
# 合传媒摘要 #
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300年陈奉与冯应京相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1,700年司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本文转自凤凰历史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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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中平二年（185年）二月的一天，皇都洛阳的南宫起火。这场大火烧了半个月，烧掉了灵台、乐成等四座宫殿。古诗十九首中描写洛阳的皇宫说：“两宫遥相望，双阕百余尺。”两宫相距七里而可以遥遥相望，门前的两座望楼竟有百尺之高，由此可以推想皇宫的规模和巨额耗资。皇宫的这场大火搅乱了帝国的财政预算。皇上要给自己家盖新房，这笔额外开支从哪里出？
这时，太监张让和赵忠给28岁的汉灵帝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建议皇上发出命令，大小田每亩要交十钱。此外，各级官员升官上任，也要先交一笔钱，用于修建宫室。汉灵帝欣然采纳了这二位太监的建议。于是，帝国官员上任之前，一概要到一个叫西园的地方问价交钱。这种勾当看起来很像卖官鬻爵，后来也确实发展成为赤裸裸的卖官鬻爵。
汉灵帝
钜鹿太守司马直是个有名的正派人，他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命，上任前也要交钱。因为名声清廉，对他特别优惠，交300万即可上任。公平地说，这个要价确实不高。在公元188年之前，各郡的太守就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地位近似现在的省委书记兼省长。这个级别的官员的俸禄是每年2000石，按照当时的行情，买这种高官要花上2,000万钱，而人家向司马直要的钱还不足时价的二成。但是话又说回来，太守每月的正式工资才多少？折成铜钱，不过13,000枚。皇上要的300万，相当于司马直19年的工资。如果不打折，按原价交足2,000万，更相当于太守们128年的工资。若不搜刮百姓，这笔巨款从何而来？如何填补？
《后汉书》说，司马直接到诏书，怅然道：“为民父母的，反而要割剥百姓，以满足现在的苛求，我不忍心呀。”于是上书，说自己身体不好，请求辞去任命。上边不批准，司马直只得上路。走到孟津，快到洛阳门口了，司马直也做出了最后决定。他给皇上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说当时政策的失误，讲古今祸败的教训，写完后服毒自杀。汉灵帝看到他遗书之后，一时良心发现，暂时停收修宫钱。当然这只是暂时的，不久皇上的良心又不见了。
汉灵帝向官员预征的这笔修宫室的钱，连同后来充分发展为卖官鬻爵的收入，很像是一笔承包费。皇上派官员下去当官征税，治理百姓，并发给他工资，这本来是很清楚的官僚制度。但是皇上和他的参谋们心里明白：“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在各项正式的赋税收入之外，多数地方官还有个小金库，有大量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这是一笔黑灰色的钱，你问起来谁都不承认，实际上数量又不小；管理起来难度很大，但是让下边独吞又不甘心。于是皇上就采取了大包干的政策：交够了我的，剩下是你的，不交不许上任。实际上，这是对黑灰色收入的批准、强求和分肥。这条政策一出，本来不收黑钱的清官也非收不可了。这就是司马直的真实处境。
司马直以父母官自命，他遵循的是儒家规范。这本来是官方倡导全国奉行的正式行为规范，但是当政者对官员的实际要求与这些规范的冲突太大，司马直除了上疏劝告或者辞职之外又不能有其他反对的表示，不然就与忠君的要求相冲突，结果他只好用毒药将自己淘汰出这场僵局。如此激烈的自我淘汰当然是罕见的，不那么富于代表性。我们还需要讲一些比较寻常的故事，同时也进一步看看，那些活蹦乱跳地交钱承包的人，到任之后会做出什么事来。
02
转眼又过了1400多年。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7年）三月九日夜，北京紫禁城内的坤宁宫失火，大火蔓延到乾清宫，皇上和皇后的住处被烧了个干净。第二年，皇极殿、建极殿和中极殿也失火被烧掉了。于是万历皇帝又遇到了汉灵帝的问题：盖新房的额外开支从哪里出？万历的办法是开发矿业并增加临时税种，亲自安排得力的宦官到全国各地开矿，征收矿税和店税商税船税，收来的钱直接进皇宫，不进国库，属于皇上的私房钱。
万历皇帝
征税不同于卖官鬻爵，属于皇上的正当权力，难道可以叫恶政么？这要看怎么说。按照现代的说法，税收就是老百姓向政府支付的公共服务费用，可以用于维持社会秩序，保卫国家安全，支付公务员工资，但是不能用来给公仆的家庭建造豪宅，因此万历皇帝加税盖新房就是恶政。在这个问题上，帝国制度的意识形态当然有不同看法。皇上是什么人？皇上是天子，是万民之主，是人间的最高领导。天子要征一些与公共服务完全无关的税费，给自己营造宫室别墅和坟墓，供养后宫的众多佳丽和伺候她们的数以千计的阉人，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情。这一点，当时的老百姓完全认账，谁叫人家是皇上是天子的，天命如此，凡人掏钱就是了。
但是，即使是专制帝国，也要遵守一定的规矩。帝国征收的税费已经包括了从官员工资到后宫胭脂钱的所有项目，其中皇家占用的比例相当高。譬如正德、嘉靖之后，皇家的伙食费每年要花36万两白银，仅此一项就占帝国全年白银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面对这种类型的收支账单，老百姓已经老老实实地掏钱结账了，你尽可以慢慢修你的宫室。反过来说，你提供的公共服务却充满了假冒伪劣的货色，不治水不救灾，盗贼遍地，豪强横行，你这个天子是如何代理天道的？不敢跟你较真退货甚至另请高明也就罢了，凭什么还叫老百姓额外掏钱给你修宫室？这个道理，即使是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帝国官员也知道讲不通，于是举朝上下一片反对之声，纷纷要求皇上取消矿税。
万历根本就不理睬那些文官的瞎嗡嗡，他派遣阉官去各地办理此事。阉官乃是皇帝的家奴，通常是文盲，读不了圣贤书，也没有后代，并不惦记着对历史对后代对天下负责，除了讨皇上的欢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责任和义务。他们需要上缴的税额也有点承包的色彩：听说某地有什么矿，有什么可征的税，可以弄到多少钱，便拍了胸脯带着亲信下去弄。果真完成了任务当然很好，没有完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更常见的是完成了任务却假装没有完成，反正皇上也搞不清楚。
陈奉是万历特派到湖广（今湖南湖北）征税采矿的阉官，论级别不过是正八品，相当于科级干部，论权势则能与省级大官相抗衡。他率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横行湖广，《明史》上说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说，征税征到了与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他还下令大规模挖坟掘墓找金子。他的党羽们十分威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家，奸淫妇女，有的干脆将妇女掠入税监办公的官署。当地的官员难免有看不惯的，对他的工作就不那么配合，当地商人和百姓更对他恨之入骨。
有一回，老百姓听说陈奉要从武昌到荆州征收店税，数千人聚集在路上鼓噪起哄，争着冲他扔石头。陈奉逃掉之后，便向皇上告状，点了五个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员的名字，说他们煽动老百姓动乱。万历本来是一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皇上，不上班不办公，所有的请示汇报基本不看，但是对家奴的报告则迅速批示。陈奉告发的五个官员，两个被抓，三个被撤，其中有两个还是四品知府。
按说这形势已经很清楚了，陈奉的来头太大，惹不起。但是一个叫冯应京的五品佥事偏偏不长眼。万历二十九年正月，陈奉摆酒请客，放火箭玩，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老百姓拥到陈奉的门口讨说法，陈奉派兵出去镇压，打死了不少老百姓，又将死者的尸体切碎扔在路上震慑百姓。《明史》上说，湖广巡抚支可大——当地的最高监察官员——“噤不敢出声”，而冯应京偏偏上疏向皇上告陈奉的状。陈奉见冯应京告状，也反过来告冯应京的状，说他阻挠皇命，欺凌皇上派来的特使。皇上听陈奉的不听冯应京的，发了怒，贬了冯应京的官，将他调到边远的地方去。这时又有两个实在看不下去的监察官员自己跳了出来，一个是给事中田大益，一个是御史李以唐，他们请求皇上原谅冯应京，说陈奉不好，还说皇上把豺狼派到了天下各地，专门吃好人。皇上更生气了，你劝我饶他我偏不饶，干脆下令将冯应京除名。
陈奉这里则不断向皇上打报告，他说他派人去枣阳开矿，枣阳知县王之翰、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也阻挠破坏，皇上又下令将他们撤职。这时负责监察工作的要员，都给事中杨应文又跳了出来，请求皇上原谅这三位。这些人也不看皇上的脸色，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跳，很像是成心惹皇上生气。皇上也真生了气，干脆派锦衣卫去武昌，把陈奉告的那些人全都抓到北京关入监狱，处罚再次升级。
冯应京是个清官，在当地收拾奸豪，制裁贪官污吏，声望甚高。锦衣卫到达武昌的时候，老百姓听说要抓冯应京，竟有人痛哭流涕。陈奉则得意洋洋，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将冯应京的名字和罪状大大地写了，张贴在大街闹市。老百姓怒不可遏，上万人包围了陈奉的住所，陈奉害怕了，就逃到楚王的王府里，他的六个爪牙没跑掉，被愤怒的群众投进了长江。锦衣卫中也有被老百姓打伤的。陈奉躲进楚王府后，一个多月不敢露面，请求皇上让他回北京。皇上将陈奉召回的时候，这家伙搜刮的“金宝财物巨万”，在重兵的护送下，“舟车相卫，数里不绝”。而冯应京被押解时，老百姓“拥槛车号哭，车不得行”。还是冯应京自己穿着囚衣坐在囚车里劝老百姓不要闹了。
冯应京和另外几个阻挠陈奉的官员被押到北京后，拷讯关押，三年后才被释放。那个阻挠开矿的知县则瘐死狱中。而陈奉回京后什么事情也没有，有两个监察官员说他的坏话，又被皇上撤了职。
陈奉只是万历年间诸多的矿使税监之一。《明史》用了半页纸点各地陈奉们的名字，陈奉不过是其中的五个字。而这一个陈奉的脚下就躺着一片经他手淘汰出局的清官。
万历年间的矿使税监
大大小小的陈奉们各自率领着数以百计的恶棍党羽横行霸道，“吸髓饮血，以供进奉。”进奉给皇上的大概有十分之一，十分之九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承包利润高得惊人。结果闹得“天下萧然，生灵涂炭”。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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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读到上边那些故事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些怀疑。最叫我怀疑一点，就是矿使和税监们太坏了。在我的生活常识里，纯粹的恶棍就像纯粹的圣人一样罕见，怎么皇上派下去的那些宦官竟然是清一色的坏蛋？这未免大凑巧了。我想，中国史书倾向于把太监和女人描写成祸水，为皇上或者为专制制度开脱责任，恐怕不能全信。
帮助我想通此事的最后一遍重复，是一本描写1900年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的书，那里讲了清末民初北京良乡县吴店村的村长变换的故事。
清朝末年，良乡吴店村的公共事务由村中精英组成的公会负责，这些精英通常是比较富裕又受过一些教育的人，社会声望比较高。当时的捐税很轻，首事们往往自己交纳而不向村民征收，因为他们更在乎声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点小钱。
1919年开始，军阀们在北京周围争夺地盘，先后有直皖之战和三次直奉之战，军阀们毫无节制地向村庄勒索后勤供应。这时，不愿意勒索村民，自己又赔不起的村长就开始离开公职，而把这个职位当做一种捞油水的手段的人们则顶了上来。这时候出来当村长的两个人，先后都因贪污和侵吞公款被县政府传讯。赔款出狱后，这样的人居然还能继续当村长，因为没有好人愿意干。
这就是说，当政权大量征收苛捐杂税的时候，比较在乎荣誉的人就从村级领导的位置上退出了，这类人就是司马直那样的人物。而替换上来的，通常是敢于也善于征收苛捐杂税的人物，譬如陈奉那样的人物。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300年陈奉与冯应京相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1,700年司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04
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建制是省、府、县，承担行政职能的最底层是里（村庄）。我们已经提到了郡太守（相当于省）、知府和村庄一级的筛选情况，中间还缺一个县级。在矿使税监横行天下的万历年间，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袁宏道正在苏州府的吴县当县令，他后来托病辞职了。袁宏道的书信中有许多对自己当官的感觉的倾诉，叫苦连天，读来却颇为真切。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进入当时县级官员的内心世界看一看。
袁宏道
袁宏道写道：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引者注：治钱谷就是征税。仓老人是在最基层征收皇粮的杂役，经常干些吹毛求疵克扣自肥的勾当），谕百姓则保山婆（引者注：即媒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阉老。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命。
……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
在袁宏道的感觉中，堂堂县太爷的角色，对他个人品格的要求就是奴才般的贱皮骨，妓女般的笑嘴脸，搜刮百姓的狠心肠，媒婆般的巧言语，处理文牍的好耐性，总之是一副丑态。在这些丑态里，搜刮百姓的狠心肠与陈奉之流的作为是近似的，这里不再多说。至于伺候上官及讨好过客，这些都是官场必需的应酬，其实质是搜刮百姓之后的利益再分配，是民脂民膏的分肥。官场宦游，谁知道明天谁富谁贵？培植关系本来就是正常的投资，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险。陪着转转，一起吃两顿，送点土特产，照顾点路费，怎么就把人家说成吸血的蚊虫？再说，吴县刮来了民脂民膏别人沾点光，别人刮来了他袁宏道也可以去沾光。这是一张人人都要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官场关系网，袁宏道在圣贤书里没有读到这些规矩，居然就如此满腹牢骚，恐怕要怪他太理想主义了。
袁宏道说，他自己在少年时看官就好像看神仙一样，想象不出的无限光景。真当上官了，滋味倒不如当个书生，劳苦折辱还千百倍于书生。他说，这就好比婴儿看见了蜡糖人，啼哭不已非要吃，真咬了一口，又惟恐唾之不尽。做官的滋味就是这样。
袁宏道的感觉书生气十足，只能代表一部分被官场淘汰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他惟恐唾之不尽的东西，有的人拼命要从人家嘴里往外抠，有的人则含在嘴里咬紧牙关，死死捂住，惟恐被别人抠走。拉关系走后门，巴结讨好分肥，乐此不疲者满世界都是。
05
其实，汉灵帝和万历本人都不是恶毒得不可思议的魔鬼。
汉灵帝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在后宫里扮装小商贩，让宫女们也扮装成各种商贩，做各种买卖，他穿上一身小商贩的衣服周旋其间，坐在假装的酒楼里喝酒。后代的史学家对此很不以为然，但是我们似乎也不好责备他心理变态。汉灵帝很有一点马克思描绘的资本家性格，能在资本的增殖中获得巨大的乐趣。
这本来是在人类历史上大有贡献的品格。此外，他还是一个可以被感动的人，可以为了司马直的一封遗书暂时抑制自己的乐趣。问题是他当了皇上，当了名义上的公众利益的代表者，这样的代表显然不应该以搜刮公众的财富为乐趣。但是话又说回来，当不当皇上并不是由他本人决定的。
万历也不是纯粹的恶棍。冯应京被捕后不久，皇上曾有一次病危，他召来了首辅大臣，对他交代后事，皇上口授的遗嘱听起来通情达理。皇上说：先生到前边来。我这病一天比一天重了。享国已久，没什么遗憾的。佳儿佳妇就托给先生了，请你辅导他当一个贤君。
矿税的事，我因为宫殿没有完工，用了这个权宜之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一起废止不要了，派遣出去的内官都叫他们回京。法司也把久系的罪囚释放了吧。因为提建议而获罪的诸臣都恢复官职，给事中和御史就如所请的那样批准补用好了。我见先生就是这些事。
由此可见，万历心里也明白是非，不过他的病第二天刚见好，立刻就后悔了，继续征他的矿税，一直征到18年后他真死掉为止。他似乎是一个很懒惰也很缺乏自制力的人，但任何人都拿他的懒惰和缺乏自制力没办法，结果就是恶棍横行。
恶政选择了恶棍，恶政本身又是如何被选择的呢？立皇帝就如同掷色子，皇帝的好坏主要靠碰运气。以明朝的十六个皇帝论，不便称之为恶筛子的不过五六个，大多数不能算好东西，可见恶政被选中的概率相当高。东汉九个皇帝，不算恶筛子的只有三个，与明朝的恶政出现概率差不多。东汉的多数恶筛子，譬如汉灵帝，登基时还是个小孩子，似乎一张白纸；嘉靖和万历之流年轻时还算不错，后来却恶得一塌糊涂，可见恶政被培育出来的概率也不低。帝国制度很善于把常人难免的弱点和毛病培育为全国性的灾难。
06
最后该说说交税的老百姓了。
明周晖在《金陵琐事》中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在矿税繁兴的时候，有一个叫陆二的人，在苏州一带往来贩运，靠贩卖灯草过活。万历二十八年，税官如狼似虎，与拦路抢劫的强盗没什么差别。陆二的灯草价值不过八两银子，好几处抽他的税，抽走的银子已经占一半了。走到青山，索税的又来了，陆二囊中已空，计无所出，干脆取灯草上岸，一把火烧了。作者评论道：此举可谓痴绝，但心中的怨恨，不正是这样么！
我估计，当地的灯草种植和销售行业大概也完蛋了。作者也说，重税造成了万民失业的结果。这就是恶政和恶棍集团的根基，一个在自我毁灭的循环中不断萎缩的根基。
《明史记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是清朝人，他在记叙矿税始末的结尾处有一段关于利益集团的精辟分析。他说：开始是因为征矿税而派设宦官，后来这些宦官的命运就与矿税连在一起了。开始是因为宦官谄媚迎合而让他们征矿税，后来这些宦官肥了，便结交后宫，根子越扎越深。这就是矿税不容易废除的原因。由此看来，清朝的史学家已经意识到，恶政可以培育出一个自我膨胀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在最高层笼络皇亲影响皇帝，在官场中清除异己，在各地招收爪牙，在民间吸吮膏血——肥肥壮壮地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一层又一层地自我复制。势力所及之处，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成体统，实施的政策也越来越背离帝国公开宣称的政策。
恶政与恶棍集团相得益彰，迅速膨胀到老百姓不能承受的程度，一个王朝的循环就临近终点了。在万历死去的时候，距离该轮循环的终点还有二十四年。在汉灵帝卖官鬻爵修复宫殿的时候，离他本人实际上也是东汉王朝的“脑死”日期只剩下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