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跟你们玩了
【不跟你们玩】35×35 纸本水墨｜河夫作品(局部,原图已在微店上架,阅读原文可进)
“不跟你们玩了”是俚俗之语，雅一点说，愤世嫉俗，或不肯同流合污。
一个人如果不想跟人玩了，可以做到多绝，清代笔记集《觚賸(剩)》讲了一个极端的例子。
吴江文人孙偀，是张西庐先生高足，诗文双绝，性格孤冷，不喜随俗。自从康熙二年他老师张西庐因文祸被害后，孙偀就哀叹说，斯文既丧，世上再无可交之人，只能跟蛆辈同呼吸共命运，想想真是人间不值得。所以他写过这样的诗句：“一生不得文章力，百里曾无臭味人。”满满的都是没有同路人的遗憾，甚至还写了一部传奇叫《海棠缘》，不遗余力讽刺、批评那些蝇营狗苟者。
种种愤世嫉俗，并不是说说而已。为了生存，他也应聘私塾，但经常因为瞧不起东家的所作所为，拂袖而去，生活很是困顿。
讲到这里，估计已有红键侠打出一句：“你怎么不去死？”
别急，盼着他人死那还不容易，你等着，很快会死给你看的。
苏州有一座承天寺(旧址在今人民路接驾桥巷口，现只剩“承天寺前”路名)，寺里僧人久闻孙偀大名，重金请他到寺里教写诗。孙偀以为，僧人好歹比俗人要清洁一点，遂应邀而来。没想到，一进寺，就看到里面“曲径通幽”，有很多密室、暗房，酒气氤氲，孙偀大失所望，只是看在聘金份上，暂且忍住。
三个月后，一个跟寺里僧人很熟的土豪，带着妓女到寺里设宴欢饮，僧人不但没意见，还陪酒作乐，与妓调笑。孙偀看在眼里，怒在心里，想立刻辞职，又觉得人家没邀他赴宴，这时候出去说什么都显得很尴尬，急火攻心，看到书斋前面那口池，池水清冽，正好洗去污秽，也不管它冷不冷，便一头栽进池里，把自己活活淹死。
怎么样，能把“不跟你们玩了”玩到如此极致，就问你服不服。
这个故事，见于《觚剩》卷一《吴觚上》，就叫《愤僧投池》，应该是真事，因为孙偀及其老师张西庐，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
所谓“过洁世同嫌”，对于孙偀来说，则是“过洁嫌同世”。如此决绝，看得出，跟他老师张西庐之死关系极大。
或者说，是深受其师精神影响。
因为，张西庐之死，乃是受清代第一宗文祸——也就是庄廷鑨明史案所牵连。
《明史》案之来龙去脉，不在本文重点。金庸《鹿鼎记》第一回几乎都在讲此案，总的来说，就是湖州南浔富商庄氏，为了用文化装点门面，买来明人朱国桢尚未完稿的《明史》，耗巨资请江南名士增删润色并出版。后被小人告发，该书三大罪：历史虚无、立场反动、名讳直书，历经二年讯问，结果是：始作俑者庄廷鑨已死，被掘墓碎尸示众；而那些参与(或只是列名)写序、校对、刻印、销售、收藏的，共七十多人全部死刑，其中十八位是极刑：凌迟。受牵连者过千，有几百人被发配宁古塔。
张西庐，就是被凌迟的十八人之一。
张西庐名隽，“西庐”是号，吴江人，原复社(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政治、文学团体)骨干成员,《研堂见闻杂记》说他“于经史百家，无不得其旨趣，所与游皆名彦。楼居积书甚富，手录者千余卷，拥列左右，己则坐卧其中”，就是读书破万卷，以藏书为乐，所交游者皆是当时名士，著有《西庐诗草》四卷。
也因为这样，庄氏编撰《明史》时，诚意邀请张西庐负责其中的《明理学诸人传》，张欣然受命，书成之后，他自己又将《明理学诸人传》独立刻印成册，名《与斯集》。
《明史》案发时，张西庐听到风声，知道肯定会受牵连，便躲进一寺庙里避难，但最后还是被捕被凌迟。《研堂见闻杂记》说，“就逮时，谈笑自若”。期间，他还曾以诗明志：
空楼独夜雨床床，却把平生细较量。
灾异日新忧患短，悲歌不足寤思长。
曾无入巷哀王烈，徒有拋娘学范滂。
好个与斯题目在，轻讴缓板赴排场。
回忆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化成诗文传世，死而无憾。
如果说，张西庐的精神影响了他学生孙偀，让孙偀成为一个彻底“不跟你们玩”的人，那么，张西庐本人的精神导师，则可以从这首诗里窥见一二。
重点就是“曾无入巷哀王烈，徒有拋娘学范滂”这一联。
里面两个历史人物：王烈，范滂。
两人差不多同时代，都是汉末名士。王烈以道德高尚著名于世，感动了无数人，包括一些盗贼都受他感化而向善，最典型的是，邻近乡亲有纠纷都找王烈决断，但不少人都是走到王烈所在的那条巷子，望见王烈家的房子，就自觉羞愧，自动和解，半途折返。
但王烈对后世文人所起的模范作用，主要还在于他也是一个“不合作主义者”。董卓作乱，他避祸辽东，后来曹操得势，听闻他贤名，多次派人去请他出仕，都被他婉拒了，最后老死辽东。
当然也是“不跟你们玩”的典型。
范滂则是汉末跟刘表并称的“东夏八骏”之一，《后汉书》说他“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就是年少时就正直清高有气节，像王烈一样，家乡父老都很钦佩他。他后来官至光禄勋主事，为官清廉正直，不畏权贵，动不动就辞职“不跟你们玩”。
汉桓帝时期，“党锢之祸”起，宦官党羽牢修牢织罪名，诬陷士大夫结党，范滂因为是清流，也被列入党人名单，备受迫害。直到汉灵帝建宁二年169，诏令再次大诛党人，名单中又有范滂。范滂得知，主动到县衙投案，县令被他感动，愿意辞官跟他一起逃亡(就像陈宫与曹操)，但范滂说：“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后汉书》党锢列传第五十七)
我死了，祸患就终止了，怎么可以因为我的罪过而连累你，还导致我的老母亲颠沛流离？
范滂的母亲也深明大义，范滂跟她诀别，请她不要过分悲伤，她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这里的“李杜”可不是李白杜甫，他们要五百年后才出生。李是李膺，杜是杜密，这两人也都是汉末有清誉的官员，在跟宦官的斗争中被害。范母认为，儿子能跟李杜齐名，死而无憾。乱世之中，做人就是这样，高风亮节跟长命百岁不可兼得，坚持高风亮节，就代表着“不跟他们玩”，不跟他们玩，肯定就活不长。
有其母必有其子，范滂的精神导师，从他母亲这里，又可以再往上追溯。按现在所能看到的史料，“不跟你们玩”的源头，应该就是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
可见，从“不食周粟”到“愤僧投池”，“不跟你们玩”的精神其来有自，只是程度不同，各有各精彩。只是，到了当下，很多人提到伯夷的时候，往往都会在前面加个“傻”字。
也是，傻伯夷才不跟你们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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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卖艺卖身，但我不卖国
这是两个妓女的故事。
清末，在日本神户经商的中国人，一般都住在南京町。资料载，明治年间，中国人在日本神户开港，带着中国食材越洋而来，形成了南京市场，这就是南京町的前身。南京町一带本无妓院，1902年(光绪壬寅年)，一位从中国来的妓女秋玉蟾，在这里租房营业。
秋玉蟾年方十九，“美而艳”，一头秀发乌黑柔亮光可照人，到神户后入乡随俗，梳起高髻，扮起日本妆。除了年轻貌美，秋玉蟾能歌善舞，但凡琵琶、月琴、胡琴等，无所不精，很得日人赏识，经常有演出邀请，报酬三倍于当地艺伎。
当然，秋玉蟾的“夜度资”(过夜费)也很贵，高达二百日元。那是20世纪初，日元虽开始贬值，但1日元还是能兑换0.75克黄金，不难算出，200日元能买150克黄金，搁今天，至少7万RMB，想想前不久某音乐家那事，一次也才一万，可见秋玉蟾的身价，在日本是顶级的。
只是，这么高的收入，她却基本不留用，全都给了她喜欢的一个日本人，让很多人殊为不解。
有好事者便扒出她的身世：原来，秋玉蟾原籍福建，从小喜欢音乐，吹拉弹唱无所不学，不幸的是，十二岁时父母双亡，孤苦无依，被亲戚卖到青楼，后辗转来到北京，成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色艺双馨。
十六岁那年，秋玉蟾转场上海，名声大盛，天天车马盈门，一些在上海的日本人也很喜欢光顾她。都说欢场无真爱，秋玉蟾与众不同，不知道怎么就喜欢上一个日本浪人，那浪人一文不名，秋玉蟾心甘情愿把辛苦赚来的钱都给他挥霍。
后来，沪上有一富二代痴迷于她，想纳她为妾，秋玉蟾不置可否，只是不断向他要钱，转手就给那浪人，最后实在无法推托，才正式拒绝了富二代的求婚。富二代恼羞成怒，跟她断绝来往，还把她的事公诸于众，导致所有恩客都不敢上门。
时间一长，秋玉蟾坐吃山空，负债累累，没辙，只好跟着那浪人到日本，住在神户南京町，被迫重操旧业，卖艺卖身养浪人，稍不合他意，还被他拳打脚踢。
因为名声大，要价高，几年过去，被浪人挥霍之余，秋玉蟾还积攒了不少钱。可惜，不幸再次袭来，她得了肺病，不能再接客，那浪人见她已无利用价值，竟将她的钱席卷一空，然后人间蒸发。
这么一来，秋玉蟾又陷入绝境。南京町一带中国商人多，且很抱团，但所有人都怒她的行为让祖国蒙羞，没人肯接济她。没多久，秋玉蟾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这故事，载于《清稗类钞·娼妓类》，名叫《秋玉蟾卖娼异国》。《清稗类钞》是关于清朝的野史、笔记，成书于1916年，此时已是民国初年，虽然日本尚未全面侵华，但从明朝的倭患算起，国人对日本人就没啥好印象，特别是甲午海战、八国联军、日俄战争都过去没多少年，日本人对中国领土的觊觎，就像司马什么之心路人皆知，国人普遍有恨日情绪，秋玉蟾的所作所为在神户华侨中引起公愤，也很正常。
可见，任何时候，当妓女也要有爱国情操，否则会死得很惨。
如果说，秋玉蟾是反面典型，那么，正面典型就该算韦小宝他妈韦春花女士了。
《鹿鼎记》结尾，韦小宝衣锦荣归，带着几个老婆回丽春院探望他妈，“母子相见，自是不胜之喜”，韦小宝关心的，却是另一件大事——这么多年，他顶着“*****”的名声都无所谓，但集荣华富贵于一身时，终归还是想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便开口问他妈，韦春花说我怎么可能知道，“那时你娘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记得这许多”？(金庸三联版《鹿鼎记》第五十回 鹗立云端原矫矫 鸿飞天外又冥冥)
但是，韦小宝最关心的，并不是“我爹是谁”，而是“我爹是什么人”，且看：
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儿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娘是烂*****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
都是同行，明显韦春花比秋玉蟾就爱国多了，在可以选择客人的前提下，她接汉人、满洲官儿、蒙古武官，从不接“外国鬼子”，觉得只有“烂*****”才会那么贱，并特别点明了，罗刹鬼、红毛鬼要是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同胞来了有好酒，若是那鬼子来了，迎接它的有扫帚”。
罗刹鬼就是俄罗斯人，红毛鬼则是荷兰人。罗刹鬼在明朝末年就开始侵略中国，红毛鬼则更早一点就派兵强占了台湾，所以，韦春花女士的爱国热情满而溢，对这两国人充满仇恨，闭门明志，确是令人钦佩。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罗刹鬼和红毛鬼敢来硬的，韦春花女士也是敢裤裆藏雷的。
至此，韦小宝彻底放心了，“那很好”三字，信息量满满，自己虽然是*****，但却是纯正的中国血统，这都得多谢他的“辣块妈妈”有够辣，卖艺卖身不卖国。
只是，这对爱国母子进行对谈的时候，大清朝已经把罗刹鬼和红毛鬼打得服服帖帖的。之前，雅克萨大捷后，韦小宝代表大清跟罗刹国签了《尼布楚条约》，用金庸的话来说，这是有利于中国的条约；而台湾则在韦小宝出生前就被郑成功收复了，红毛鬼已被赶回欧洲。
所以，罗刹鬼、红毛鬼到扬州来撒野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给韦小宝他妈展示爱国情操的机会也几乎为零，用扫帚抗击罗刹鬼红毛鬼的情境，只能存在于她的意淫之中。
倒是她对“满洲官儿”的来者不拒，让我们不得不产生怀疑。
按书中设定，韦小宝比康熙“小一两岁”，康熙出生于1654年，韦小宝就是1655或1656年。理论上说，韦春花最迟在1655年就得开始接客，实际上肯定还要早几年，就算1650年吧，先记住这个时间节点。
满清入关后，因为在扬州遭到史可法的顽强抵抗，城破后纵兵屠城，这就是著名的“扬州十日”，据史家估算，遇难人数在40万到80万之间。
这一年，是1645年。
也就是说，“满洲官儿”对扬州实行的大屠杀才过去四五年，韦春花就对“满洲官儿”来者不拒。
当然，韦春花接谁拒谁，纯属职业行为，谁都没有权利要求这些底层妓女非得当烈女。问题是，韦春花高调宣扬自己的爱国情操，以“不接外国鬼子”而自豪，却毫不介意为之服务的“满洲官儿”正是几年前在扬州疯狂大屠杀的屠夫，如果这样也可称为爱国，你问问“金陵十三钗”们同不同意？
还有，死守扬州，战至最后一刻英勇就义的史可法又算什么？
其实，我们也不难理解，扬州城里满是“满洲官儿”，韦春花敢不接的话，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
而是有没有命的问题。而罗刹鬼、红毛鬼远在天边，韦春花用拒绝他们来宣扬爱国，
既安全，又不存在被打脸的可能。
瞧，精明的人，都懂得如何安全地爱国。
有其母必有其子，韦小宝的左右逢源，果然其来有自。
这对精明的母子，显然都很清楚，妓女、*****的社会身份是洗不掉的，
但只要他们祭起爱国大旗，就没人敢对他们说三道四。
可见，爱国就是韦春花、韦小宝们最后的遮羞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