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内卷的公司们站出来，给年轻人一条“活路”
甚至，休息不仅在周末。在一家咨询公司里，创始人阿城和佳佳会要求同事每个月有一周不要在办公室办公，去哪儿都行；每年还有长达一个月的额外假期——在正常年假和法定节假日之外的那种：只要手头没有紧急项目，每个人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待一个月，保证自己每天的工作量在两个小时（或以内），并且在约定的时间保持联系就可以。甚至每个人也不需要告诉大家自己去了哪里、玩了什么。
文 | 钱衍
编辑 | 金汤
运营 | 以繁
终于，打工人奋起反击，给公司打起了“绩效”。
前阵子，先是一份《互联网大厂作息指南》疯狂流传，平均晚于9点的下班时间让应届生高呼“快跑”；紧接着，另一份《互联网公司一线领导黑名单》迅速蹿红，老板是否PUA、部门是否内卷、气氛是否压抑、有没有周报日报——打工人开始审视工作、审视公司。
这两年，“内卷”风潮极盛。这个原本应用于农村研究而进入中文世界的概念，被打工人抢了过去，正在指代过度竞争充斥的当下，每个人都想通过压榨自己，获取一点微小的优势。企业或默许，或鼓励着这种气氛，借以在拥挤的赛道里更有竞争力。
那么如果拒绝内卷，在这个被焦虑浸泡的当代社会中，企业还能有立足之地吗？
带着这个问题，过去一个月，我实地拜访了几家明确拒绝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公司，他们也处在充分市场化的行业，却正在反“时代常规”。这些的公司和身在其中的人们，到底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他们能一直“不卷”下去吗？
▲ 图 / 《我，到点下班》剧照
三个月之前，刚谈妥offer的准员工胡缠，把站在他对面的CEO和市场负责人“问愣了”。
这个时候，他正站在一家叫做“暂停实验室”的公司里，几秒钟前，他问“我该向谁汇报呢”,“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当场愣了一下”。随后，CEO郭婷婷给了他两个同事的名字，告诉他“你的工作主要会和这两位合作”。
两个月之后，胡缠才明白为什么两人当时会愣一下，因为这家与心理研究有关的公司就像一个“黑话消散地”，类似于“汇报”“员工”“周报”“例会”的词汇并不存在。
早在全职加入之前，胡缠就得知这里实行完全弹性的8小时工作制。刚入职的第一个月，他尝试了不同的上下班时间：早上7点到，下午3点走；下午4点到，半夜12点走……
刚开始，他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计算是不是待够了时间，如果没待够别人会怎么看自己。他花了一段时间放松下来，发现“别人真的不care”，“没有人盯着你几点来、几点走，大家对你的认可来自你能做什么”。
胡缠的顾虑情有可原。如今在一些公司，尤其是互联网大厂，新来的人要模仿前辈们的工作状态，不搞特殊才好。工作时长正是一个容易“拉齐”的准绳，也是某些公司的考量标准。我曾听一位朋友说，他的前公司实行一种“刷工时”制度：即每人每天从上班打卡到下班打卡的时间都被累积记录，每个月公司全体排名，前一半合格，后一半不合格。
在原本的世界泡久了，乍到另一个世界的新人们总有各种疑虑和不真实感。
▲ 舒适的办公环境，还有两只猫趴在沙发上等撸。图 / 受访者供图
可儿学的是广告营销专业，社交媒体上对996ICU、大小周、职场PUA的讨论伴随了她的整个学生时代。研究生毕业找工作时，很多同学去了4A公司或互联网大厂，常年加班到凌晨1、2点，随时随地打开电脑修改方案。她给自己定下了“坚决不去大厂”“坚决不进广告公司”的原则，最终，看上了一家叫“聪明空气”的净化器公司。
即便是主动选择了不卷，但她还是感到震惊。比如刚入职的时候，她曾在周末询问老板一个工作问题，得到的回复是“你现在不要问我，我也不会回你这个问题，这是你周末休息的时间，好好休息”。
甚至，休息不仅在周末。在一家咨询公司里，创始人阿城和佳佳会要求同事每个月有一周不要在办公室办公，去哪儿都行；每年还有长达一个月的额外假期——在正常年假和法定节假日之外的那种：只要手头没有紧急项目，每个人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待一个月，保证自己每天的工作量在两个小时（或以内），并且在约定的时间保持联系就可以。甚至每个人也不需要告诉大家自己去了哪里、玩了什么。
阿城是个85后，曾在一家外资咨询公司工作了6年。他刚毕业的时候，咨询是仅次于投行的高薪行业，那会，互联网行业还没有形成“大厂”的格局，内卷之风还没有席卷各个角落，但用现在的话说，他还是被“卷”到了。
跟阿城同期入职的同事中就不乏“卷王”：每天第一个到公司、最后一个离开，和老板打成一片，擅长邀功。不过在他看来，当时同事们的行为是一种有选择的主动出击，目的是为了快速晋升。
阿城没有打算晋升，他觉得自己的未来并不在这里，想从公司获得的是能力和视野的提升。工作的前几年，他在各个不同领域的项目中跳来跳去，竭尽心思把每个项目做出创新，也完全没有去争取升职加薪。
但是，有一次，他参与了一个多团队协同的大项目，一次汇报后，客户对成果不满意。工作是大家协同商定、老板也点头拍板的，然而回到公司复盘时，没想到各个团队同时跳起来甩锅，不想升职的阿城反而成了众人甩锅的靶心。“当时我一瞬间感受到了寒心，甚至还有一点点恶心。”
内卷的核心关于从不停歇的竞争，关于唯一的机会，汇报和甩锅成为了一项“工作技能”，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公司内，几乎没人可以独善其身。
▲ 图 / 《三十而已》剧照
这种竞争在每个时代的头部公司都极为明显。阿城工作的前几年恰逢移动互联网崛起的浪潮，他目睹了外企大厂和国内互联网公司地位变化的过程，而过去作为外企生存选项之一的“快速晋升”，在互联网大厂也升了级，成了必选项“非升即走”。
这种趋势也蔓延到其他公司和行业。可儿的同事海连就在这样的趋势中“中招”了。
工作六七年后，在一家老牌外企做工程师的海连跟着整个部门一起遭遇了裁员。原来稳定的工程师职业路径在快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中被打破，接近30岁的年龄、没有管理经验、女性的身份，都让她在重新求职的过程中遭遇重重困境。
停摆了一段时候后，海连决定转型。她加入过烘焙工作室，也考虑过自己开店。但在网红时代，不只是高薪行业竞争激烈，店面也需要学会讲故事、找投资。
胡缠也选了创业这条路。10年前，做了多年托福名师后，他加入教育创业的浪潮。当时，教育行业热钱涌动，每个身处其中的创业者都想再快一点、生怕竞争因为自己的疏忽而让对手多抢先一分。
胡缠创立的第一家公司主攻托福考试，走高端路线，4个老师教一个学生，听说读写全方位无死角围攻。为了激励老师们对学生倾尽全力，他给每一位老师制定了跟学生成绩涨幅直接关联的奖金制度，成为了一波“自来卷”的创业企业。
然而，激励机制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过度的关注变成一种控制，学生的成绩原地踏步，老师们的努力化作徒劳。受到影响，胡缠开始研究学习的内驱力，继而创办了第二家公司，以激发孩子学习内驱力为目标，但依然不顺。过热的行业需要直接的利润作为回报，几番周折后，他决定重新回归打工人的身份。
不卷的公司似乎有个结界。
如今，胡缠所在的这家公司，门口的两条沙发上总是长满了休息的人，和同楼层其他公司形成了鲜明对比：别人家门口都是明亮的前台，妆容精致的行政同事。这里不仅没有前台，而且干脆是黑着灯的，天然形成了一个安静的休息区。
在这里拜访的那个下午，我和运营负责人聊天的时候，几个同事拿着风筝一路小跑出门了。一个多小时后，我对面的人换成了CEO，当时我们俩正脱了鞋盘腿坐在沙发上讨论加薪问题，刚才的几个人放完风筝面色红润地回来了。
“从生意人的角度，信任是一笔划算的买卖。”作为CEO的郭婷婷并不在乎同事们的“摸鱼”行为。
以前，我听一位阿里的朋友说，每个员工在公司刷门卡的频率、去食堂的次数、钉钉的使用情况，都会被记录并用来计算“工作参与活跃度”。这个数据目前并没有被用来做任何实际的用途，但是它的存在本身，对员工就有一种无形的被监视的压力。
▲ 打卡这件事，成功引起了不少打工人的PTSD。图 / 《我，到点下班》剧照
郭婷婷是心理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的课题是人的创造力。在她看来，繁复的规则会把人的上限限得死死的：一方面，层层复杂的关系和流程会带来事件推进的效率降低；另一方面，复杂的关系会导致情绪内耗，这又会极大削减人的工作效率。“招人很难的，这么珍贵的人你居然用一些条条框框乱七八糟的东西扼杀折损掉，这是浪费钱啊！”
不仅没有繁复的规则和上下级制度，这里也没有KPI，或者说和胡缠印象里的KPI完全不一样。
他告诉我，全公司只有两个KPI——产品效果和用户增长——还是全体一同背负的，这样就不存在汇报与甩锅的可能。数据指标无处不在，但不是用来考核人的：某一期完成率降了一点，研发和产品赶紧去优化迭代；某一个获客渠道转化率很高，大家忙着去复制经验。“数据不是用来考核你、淘汰你、让人心生恐惧的，而是帮助你随时调整达成目标的。”胡缠总结。最终，没有个人KPI的公司，整体KPI完成得不错。
相比自己当老板的经历，胡缠说，他虽然自信自己是个好老师，但作为管理者实在是太糟糕了，他非常确定自己当初定的KPI极大地伤害了团队的创造性，“KPI这种东西最大的作用就是缓解老板的焦虑”。
可儿和海连的那家公司也有一个结界。她们的办公室位于常年堵成紫色的二环边上，但外部白热化的世界与他们之间，正在互不干扰地安然相处。
到今年，海连已经工作16年了，她的同龄人正是互联网大厂语境下遭遇“35岁危机”的那一批，但常见的“薪资倒挂”“非升即走”的压力对现在的她而言十分陌生。
在松弛的环境下，她会思考如何优化工作流程，并主动要求承担更多，“除了CEO直接负责的产品设计，剩下大部分工作我都做过”。
供应链管理一开始并不在她的工作职责内，有段时间她看老板安娜太辛苦了，主动提出想学习跟工厂和供应商打交道，可以帮她把这一部分工作承接过来。安娜非常开心地把手头的供应商一股脑倒给了海连，一边带她，一边让海连自己探索。
很多人对安娜的做法表示了震惊，“怎么能毫无防备地把最核心资源全部倒给员工？”还有一位民营企业的老板跟她讨论过“如何能够控制员工不摸鱼”，安娜从没这样想过这些问题，她还说自己不喜欢“员工”这个词，她更习惯用“同事”，听上去更平等。
海连形容自己“没什么理想，差不多就行”，她在工作之外也确实表现出闲适，而不是“卷死别人”或者升职加薪的野心。
▲ 图 / 《我，到点下班》剧照
这些年，周报、PPT和开不完的会成为互联网大厂的老三样。一位在杭州某大厂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周报平均要花掉他2-3小时完成，“还不是很复杂很牛的那种”；另一位在某共享经济公司工作的朋友感慨，他一天的工作就是把屁股从一个会议室挪到另一个会议室，晚上再加班做PPT。“眼一闭一睁，一天就没了。”
跟安娜的对话安排在公司所有其他同事之后，我们坐在一个榻榻米茶室风格的会议室里。那会是北京的初秋，天刚擦黑，外面的同事走了一个又走了一个，这让我产生了一种“残忍霸占安娜下班时间”的愧疚感。聊天结束后，整个办公室也黑了。
安娜告诉我，他们一直在尝试能否变成每周只工作4天的模式，但是因为业务无法避免跟5天工作日的公司打交道，这个愿望暂时还没实现，所以目前是每天工作7小时，同事们只需要保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核心工作时间在办公室就可以。
即便再不卷的公司，也要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生存。而我想知道的是，他们如何和这个时代接轨？
答案是学会拒绝。
阿城和佳佳拒绝了很多客户送上门来的生意。
比如他们正在打磨的一项业务，很多互联网大厂都想购买。但阿城分析，这项业务目前还是太依赖对每一家客户进行量身定做了，如果为了挣钱而接下所有客户，同事们的工作量会激增，还需要在短时间扩张团队，而这会让他和佳佳陷入繁重的管理工作，不利于打磨业务。因此他们谨慎地挑选了两家客户，一边做，一边对工作流程升级。
佳佳讨厌加班，从在大厂的时候就不喜欢。当时她按时完成了工作，晚上七八点想回家，同事们表示出非常不理解和不能接受的状态，“他们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趁年轻拼一拼、不多贡献和参与呢？”
让同事们至少一半的时间6点下班是她如今努力维持的平衡。但是因为客户大多数是头部互联网大厂，有时需求紧急，佳佳会尽量挡在自己这里，不让同事们跟着焦虑。“我们身处一个很卷的行业，客户们的生活都很卷。很多情况下，无论是拒绝新项目还是其他，我们都是偷着不卷的，怕让客户感到难过。”佳佳说。也正是因此，他们是这篇稿子里唯一不同意实名的公司。
偶尔不得不加班的时候，同事还没嫌累，佳佳就先焦虑了，不停地问大家：你怎么还不回家？想不想调休？什么时候调休？熬夜第二天要不要在家补觉？甚至，当我提出和其他同事聊聊的时候，佳佳第一反应是：这会不会给同事们增加额外的工作负担？
阿城告诉我，他创业的最大目标就是既能付出较少人力，又能创造巨大价值：客户愿意买单，投入可控，团队成员可以过一种比较舒适自由的生活。目前公司成员的收入跟头部大厂持平，辛苦程度是大厂的70%，他们的目标是把它进一步降低到50%。
这时，我发现了反内卷公司的秘诀。那就是一开始，他们就把团队成员的利益和生活考量了进去。公司不是达成目标的巨型机器，而是由一堆人组成的集体。
▲ 图 / 《架空OL日记》剧照
面对外界，胡缠和同事们拒绝内卷，阿城和佳佳拒绝加班，而安娜和合伙人们则干脆拒绝了投资人。
安娜此前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创业的时间正赶上“全民创业”的浪潮，那是一段VC、PE，天使ABC轮漫天飞的日子，在北京，几乎每一个商业区的咖啡馆里都能听到有人在聊几个亿的生意。
他们所处的行业又是一个十分拥挤的赛道，洪流翻腾、头部频入。早在2014年就有一家美元基金主动找上门来。当时他们对风险投资是什么还完全没有概念，投资人指出他们定价太低了，投资的条件是提高单价，达到预期利润，快速发展。几个创始人一商量：我们做这件事情就是不想让大公司抢钱。如果投资公司进来，我们就变成了跟大公司一起抢钱的人，那我们干嘛要风投的钱呢？还是慢慢地、辛苦地做吧。
一直到去年，依然有投资公司不断找上门来，邀请他们发商业计划书、给出各种材料清单。然而投资人们从来没有收到过满意的：材料上面始终写着目标是做一家社会企业，利润的大部分，除了研发新产品，都用来做教育和科普项目。
整个PPT只有5%的内容提到投资人能获得什么。答案是四个字：社会价值。
▲ 图 / 《这个不可以报销》剧照
阿城和佳佳明确表示，现阶段可以“舒服地挣点小钱”，业务依然在不断更新摸索。但他们拒绝扩张，拒绝为了挣钱去强行扩大团队，把自己陷入管理困境中。
“我的人生理想就是不需要工作。但也不是躺着，我躺不住的，也不会去做一些完全只是消耗财富的事情，那样太傻了，财务自由对我来说意味着可以自由地去做一些好玩儿的工作，至于这个是什么，我现在还在寻找。”阿城对这一天的到来很有信心。
安娜的公司曾经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过困难。当时，她和几个创始人曾考虑过一些专门扶持社会企业的公益基金，但是一去申请发现，公司整体是盈利的，可以养活自己，不属于需要扶植的早期公司。
虽然对“有钱”这件事比较佛系，安娜和合伙人们最近会开始思考，以后是不是该多花点心思在挣钱上，这样能让同事们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在做产品和公益的时候也更自由。——尽管这个思考的前提是，这家公司每年都会有小幅度的全员涨薪。
暂停实验室从正式对外推广5个月后开始盈利，当时，郭婷婷开始思考下一轮融资的问题。
“我非常确定我们不想做小而美，我们是想做大的。如果只做一摊小生意，你能影响的人是有限的，对整个行业和社会的影响也是有限的。”郭婷婷觉得公司肯定会扩张，但这种扩张不只是人数，“希望用技术去提升服务的人效比。用一百多人的团队去服务千万量级的用户，是我们接下来的目标。”
现在的答案看起来是他们都在盈利，也都在思考如何更进一步，既不满足于已成的规模，也不有赖于甲方或资方的慷慨，这也许正是这些小公司勇于不卷的底气。
最后一次修改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我正坐在暂停实验室的工位上，一边整理着和他们聊的内容，一边对内卷编辑提出的要求焦头烂额，但我身边，这个公司三分之一的人还在热情洋溢地工作，全场只有我一个人焦虑得快着火了。
这个场面让我觉得，如果拒绝内卷，企业和其中的人还能有立足之地，也有在这样的深夜时分支撑他们继续“热火朝天”的初心。
毕竟他们有的人下午才到，此刻正是他们今天工作的半程。
（阿城、佳佳为化名。）
▲ 图 / 《重版出来！》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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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厂95后建相亲文档：年薪百万，不如长得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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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看到了脱单的希望。
有人惊叹：
“大概瞟了一眼，全都是人类高质量男性/女性”，
就有人质疑表格相亲的严肃性：
“这种很难保证信息真实性的相亲交友，
截至11月27日晚，已有30多万人浏览了这个链接，
“颜值天花板”配“野生明星脸”还是“校草”？
原来人民公园相亲角的尽头，竟然是拉Excel表。
从线上表格的高效筛选，
到群聊甚至线下活动的活跃互动，
有意向的人，更容易地连接到一起。
在这些努力的背后，
企及世俗条件天花板的大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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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还原成真实的个人体验和共同困局：
反思对两性关系和婚姻的需求。
编辑 严奕 责编 倪楚娇
只需要2小时
“大家越来越习惯于把信息上传到云端了。”
这群最懂“互联”的青年人身上，又一次验证了人与人、人与信息、信息与信息之间，朴素“互联”概念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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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这张在线文档，就像是打开了当代毕业生梦想中年入百万的未来。二三十万是基准线，年入千万的也零星可见。
当看客们多少怀疑表单信息的真实性时，发起者一只大猴表示，就他的行业观察来看，这样的收入水平，与年龄、职务还是大致匹配的。
在填写了资料的几千人身上，我们不难总结出这样的共同点：
兴趣相仿、志同道合是提及最多的期望。
“一根网线宅一天，一场live噪一天”；
“一直深入学习西方神秘学”；
“不敢吃辣的探店憨憨”；
实事求是的自我描述更是不少：
“我是富婆，御萝双休”；
“废话文学表演艺术家”；
“和星黛露一样可爱”；
大厂青年主动给自己贴上了这样的评价，而要成为他们理想中的对象，则既要能看着顺眼、玩得高兴：
“话痨沙雕”；
“会哭会闹会笑”；
“必须喜欢可口可乐”；
“清秀、正常发际线”；
“180以上，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也要有能聊到一起的价值取向：
“看得了杨笠”；
“不当海王不当鱼”；
“能去啃牛排也能去沙县大酒店”；
“希望是那种主动成熟比较会规划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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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机谈恋爱的话，没有共同爱好是很难的。”
“我首先就在上面写，我没车、没房、没户口。”
相较于自觉不自觉地美化个人信息，23岁的肖绿更倾向于直接亮出别人关心的底线，省去相互推挡的过程。
肖绿在互联网行业做一份游戏发行的工作，她希望未来的对象可以和她一起玩游戏。
“我其实还挺忙的。对我们来说，谈恋爱更多地是用手机沟通，要是没有共同爱好或者话题，会更难维系感情。”
所以肖绿把自己最近常玩的游戏，都填到了在线文档上。
“大多数人加我的都是来开黑的，当然有很真诚的大哥加上我是为了相亲。”但她觉得，这位诚心相亲的大哥，一上来就粘贴了一份基本资料，更像是广撒网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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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定能看出大厂人的择偶标准
“把长得好看写上去，就很有用。”
婚恋焦虑，
是被创造的焦虑吗？
趁假期，小龙虾在丽江旅行
“中国男青年，至少大城市的男青年，应该多欣赏女性身上散发出的，一些不那么传统的特点。”
如果男生本身就很居家，喜欢跟孩子相处，我觉得同样都很伟大。"
但另一方面，大厂年轻人又比谁都现实，他们一早就懂得兴趣相仿、志同道合的秘密，
把生活中的契合和陪伴放在第一位，又何尝不是一种对时间的珍惜，对高效的追求。
他们要选择的感情，不论难易，都一定是最适合自己的答案。
题图摄影：Boat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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