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命案现场看到女法医，是一件正常的事
在中国，非正常死亡或卫生部门不能确定是否属于正常死亡的死者，需要由公安司法部门出具死亡证明。每年，我都要为这类逝者开具数十份死亡证明。
我第一次在正式的案件中接触尸体是在2007年，我23岁，作为实习生在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工作的第一天。
当时，一位老人猝死在他居住的农宅里。我的实习老师——一位老法医带我赶往现场配合刑队工作。老师先对死者做了一次尸表检验，紧接着，我接手做了第二次。那是我学习数年的知识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应用，我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对于当时接受了多年训练的我来说，尸体已经没有太多可怕的，为了顺畅开展工作，我会预设，尸体就是我工作的对象。
猝死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为了找到确切的死因，法医有时会回到研究室，对逝者进行解剖，找有没有急性窒息、颅脑损伤的症状，或者一些隐疾。这同时也是取证过程。一些小的病变肉眼看不到，我们会把部分脏器留样封存，送去做进一步的检验。
人体是复杂精密的一个系统，我们不会知道体内哪里有一个血管瘤，或者哪根神经出了问题。
有一种叫“硬脑膜下血肿”的损伤，时常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滑向死亡。这种损伤，人即使受到轻微碰撞也可能引发，如果没有进行及时诊疗，后续随着病程发展，头晕、头痛和恶心呕吐等症状没有引起伤者重视，伤者当时觉得自己好好的，经过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时间后，却突然去世。面对这样的逝者，法医很可能会发现对方脑中有巨大的肿块。
法医工作的过程类似推理。在非自然死亡现场，我们检查尸体，根据死状、伤痕、尸斑等表象，一步步推理出高坠、溺水、窒息、触电等死因，法医所能使用的手段，包括尸表检验、分析，还有解剖等。
损伤是最直观的表象，解剖则是为了探明准确而完整的损伤情况。到底戳伤了哪里、伤到了哪一根血管、创伤是怎样的形态。如果有锐器伤，锐器从哪里进去，又从哪里出来，等等，都需要法医探明。
图 | 吴瑕在实验室
偶尔会有乌龙事件发生。一次我们接警去了现场，气味浓烈，但无人死亡。真实情况，是一个男人醉到如死尸一般，不省人事。
还有一次是在市区一处老房废墟里，一些老房子拆了，还没来得及建起新的高楼，里面荒芜一片。那是一年万圣节后的周末，我们接到报警，说在一片建筑垃圾里发现了一个麻袋，里面伸出来一只手，上面都是血。去了现场我们才发现，里面其实只是一个万圣节道具。
要说条件最恶劣的，是高度腐败的现场。就像是同时有一百只鸡拔了毛被开水烫，熏得人眼泪直流，根本睁不开眼睛。我无法避免恶心、想吐的生理反应，尽管面对这种现场是我们家常便饭的工作。有时候简单隔绝气味的措施已经失效，我们要戴上全封闭的面罩，最严重的一次，鼓风机吹了几小时，我们才得以进入现场。
我生活中很怕虫子。但是在工作中我会切换状态，将注意力集中到手上的动作。隔着手套，我有时能感觉到表皮下的蛆虫蠕动，有时蛆还会爬到手套上。但我努力集中注意力，顶多在心里咯噔一下，甩甩手继续干活。
毕竟，在现场，我是唯一能完成这个工作的人。
我成为一名正式法医是在2012年。当时我刚结婚，杨浦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有一个老法医退休，根据我的学历背景，分局把在基层当民警的我，调了过去。
从进入法医系就读，到正式成为一名女法医，我积淀了10个年头，由于期待太久，以至于它到我面前时，我不敢相信这事儿居然真的成了。
2002年我参加高考，选择离开上海到川蜀入读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法医系。在我就读的高中，我是第一个从上海到四川大学就读的学生。上海的同学非必要不愿意跑那么远。我是因为那时候全国开设法医专业的学校不多，所以我才报了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我们那年招生也根据就业方向分配了性别比例，男女比例2:1。
法医这个专业精深，出路也相对固定。我刚毕业的时候，中国私立的鉴定机构还不多，只能进公检法系统当法医，报考公务员是最佳途径。
我参加了那年的国考，长江航道管理局招一个法医，我考试前在申论和行测上没有做足够准备，没有通过考试。几个月后的市考，检察院招一个法医，我参加了，还是没有通过。
国考和市考相继失利的同时，陆续有同学的工作有了着落，这是我当时最大的焦虑。我有其他的就业机会，比如到公司当一个文员，但我实在不想舍弃我的专业。我单线条，觉得学要有所用，何况我读的是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专业，实在不甘心放弃。现在，我虽然觉得女生学法医要慎重，但我也知道，如果当时有人劝我，我不会听的。
其实，华西法医系曾试过完全放开招生性别比。我们后面有一届法医班，招收结果女生比男生多。当时我们这一届已经见过了真实的就业形势，因而也会为这批学妹将来毕业出路担心。不过，我听说，后来他们这届很多人中途申请转去了别的专业。
临毕业前，我在上海公安嘉定分局做实习法医。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里，有一名实习法医——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安排来实习的一年级学生。
我们称“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是“二专科”，需要有第一学历才能报考，学制一年半。它的存在，更像是上海公安特有的招警制度。学校每年招录几百人至几千人不等，学员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学习，毕业后直接进入公安系统工作。
我很感谢这位同学让我知道了这个招考制度，对公考相继失败的我来说，这是离进入公安系统、向法医岗位最近的途径。
后来，我顺利考取“二专科”。毕业那年，杨浦公安分局新成立了中原路派出所，我进入那里成为一名正式的基层民警。虽然还是没能成为一名法医，但在派出所当民警，进入了公检法系统，起码离法医更近一步。
我没有放弃过梦想。在嘉定分局实习的时候，带我的老法医曾经告诉我，当时上海基层法医的缺口非常大。这位老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批基层法医，带我的那年就快退休。他的职业生涯，十几年间，一个人担起了全区的法医工作。“以后肯定是要招人的”，他鼓励我。这话我记了很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着我的希望。
那段基层民警的时光，我有时候也会到非自然死亡现场，情况允许的前提下，我会在一旁观察法医同志做尸表检验。有一些法医发现我，会问我：“你一个女同志，不害怕吗？”我会跟对方解释：我也是学法医的。有几次，法医得知我的学历背景，也提出让我帮忙一起判断尸表情况。
熟络了之后，我经常和他们打趣：“什么时候可以把我转岗过去当法医。”他们听了也很高兴：“快来快来，非常缺人。”
高中那会儿，我从电视里看了香港TVB的电视剧《鉴证实录》，女主角“聂宝言”展现的女法医职业形象让我印象深刻。我特别喜欢她。电视剧里，每当凶案发生，警方第一时间封锁现场，谁也进不去。而聂宝言一到现场，手一撩警戒带，就走进了现场。有时候画面会带到她身后的警员，他们只能看着她的背影目送她，聂宝言呢，高跟鞋踩得“嘎吱嘎吱”响，又酷又帅。
图 | 《鉴证实录》剧照
现实生活中法医的工作没有那么鲜亮。我们不会像聂宝言一样，穿着西式职业装、踩着高跟鞋进场。一切的着装与装备，都为了保护现场、高效便利地勘察现场服务。出警时，我们必须穿统一的勘察服，那件服装看起来像运动服，方便我们应对日晒雨淋、面对各种复杂地形也能顺利开展工作。同时，每次去现场，头套、手套、鞋套都必须穿戴整齐，避免破坏现场。
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聂宝言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我认为除了法医能进现场之外，其他人都进不去现场。
后来我真的成为一名法医，才知道，是“只有法医必须进去”。
进入现场前，我们很难判断到现场存在的所有状况，所以日常出现场，我偶尔也会遇到生死攸关的时刻。
一次接警，报警人发现同事好几天没去上班，到对方家中寻找，大门紧闭。进入房间，我们立刻闻到一种类似煤气的味道，还发现房间里的窗户也都封死了。当即我判断，很可能是烧炭自杀。当时已经很危险，因为任何电子产品或火源都可能引爆现场。我们快速把门窗都打开，再迅速退出屋外，等气体散一会儿再工作。
负责采集痕迹的同事，有时候会为了取得某个关键痕迹，探身出窗外工作。几年前一个高温的夏天，一个人从高空掉到了二楼的小阳台。那个现场离地七八米高，建筑物外部没有任何像窗户一样的借力点可以爬上去，我们就踩着最传统的消防竹梯爬上去做检验。要下来翻身的时候，本来不恐高的我腿都在发抖。
对于法医来说，很多时候到达现场本身就是很费力的事情。
我在四川读的法医学，因此许多同学最后在四川成了法医。他们的很多现场在山里，不是旅游景区，有些地方连路都没有。山里也没有手机信号，进去山里，就意味着要失联数日。他们出警都需要开越野车才能进去，法医和刑警需要带着几十斤的设备翻山越岭才能到现场。运出来又费时费力，有时候只能就地解剖取证。
如今我已可以平常应对各种血腥、残暴的现场。我本身就不害怕视觉上的冲击，在这个基础上，现场血腥，反而意味着新鲜，我可以更准确地判断死因。
做法医的难免会感慨生死无常，猝死的案例从二十几岁到八十几岁我都见过。读书的时候，我去过一家小吃店，那个老板前一秒还在和朋友喝酒聊天，兴致高了，起身去后头拿啤酒。结果一转头的功夫，一个三十几岁的健壮男性，就倒在了地上。
同时，冲动是一个坏习惯。大多数暴力犯罪发生时，很多时候是施暴者的一时冲动。本无意害人性命的施暴，结果意外导致对方死亡的情况也经常发生。法医们常说：“捅人不要捅屁股。”加上许多人以为屁股肉多，捅一下不会有事，结果造成了致命后果。其实，屁股是很容易致命的地方。从解剖上说，这个部位最为复杂。人的盆腔部位有大量血管，加上肌肉层很厚，一旦受了伤，抢救起来很困难。
这些，普通人听了可能会觉得渗人。但同行会觉得很平常，法医们时常会开与专业相关的玩笑，比如领我们的体检报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开玩笑说：“你的‘验尸报告’来了。”
作为法医，可能看到的、听到的事情比常人要多，所以我们一般都比较平静，不会太去在意一些事情、一时的结果。2014年一个寻常的午后，我去红十字会登记了遗体捐献，完成了一直以来的心愿。
- END -
编辑｜温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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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家政的90后男生，让阿姨们饭碗不保
家政行业内卷，
从这群90后男孩开始
从来不干家务的张登军决定开一家男性家政公司。
在他的印象里，从小到大都是妈妈包办了家里所有的家务，也很少要求他帮忙一起打扫。“家务是女生的事”，这是再传统不过的想法。
十七岁辍学后，张登军离家打工。他卖过按摩椅、剪过短视频、当过健身店长，但他更想创业——自己做老板。年初，一则“整理收纳师被认证为新职业”的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
张登军在市面上搜索过一圈：
无论是美团、大众点评，还是58同城招聘网站，见到的保洁公司都以女性员工为主。而据58同城招聘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女性从事家政行业的占比高达71%，将近一半的从业者年龄在45岁以上。
了解过市场行情后，张登军找到了努力的方向：他决定开一家不同于传统阿姨占主体的“高端家政公司”。
一
精致的男生选择做家务
陈刚是张登军在重庆打工时认识的好哥们。张登军带着创业的念头来找他时，他刚离开部队，正在一家健身房当销售过渡。
听到张登军要做“男家政”后，陈刚有些犹豫：“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像我这样的男生选择做家政，要和传统行业里的保洁阿姨竞争，大家接受吗？”
很难想象，一群二十岁出头的大小伙子会把“家政”当职业
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精致”的男生，只不过在部队的五年里，军人的身份给他养成了一套严肃、整洁的内务习惯：
被子必须是方块豆腐状，有棱有角；衣柜里所有的衣服、脸盆架上所有洗漱用品也要统一朝向；寝室地面时时刻刻保持一尘不染……
从军营出来后，陈刚觉得自己和社会脱节了，他一直没想好自己要做什么。相比之下，家政的工作自己反倒更熟悉一些，便加上另外两个伙伴一起，四个20岁出头的男生开始学做家务。
第一门功课是叠衣服。几个人围坐在陈刚家的沙发上，看着他把柜子里的衣裤一件件掏出来，按季节分为内衣、短袖、T恤、棉服、裤子等不同类型。按照陈刚的要求，夏装需要叠成如书本般的块状，冬装则参考军队里包裹的打包方式：
先将衣服捋好铺平，衣服底部向上翻卷，袖子交叉放平，再把衣帽全部向里翻转，用衣服的下半部分将衣服的上半部分完全包裹住。三分叠、七分修，最终弄出棱角的形状，棉服变成了豆腐块。
这一套复杂繁琐的过程，把张登军搞得满头大汗。才刚看明白棉服怎么叠，他已经将短袖的叠法忘干净了。
经历了一周军事化训练，小伙子们把自己的衣服都叠了个遍。张登军叠衣服的速度也从最初一分钟一件提升至一分钟两、三件，这份“手艺”总算能拿出去见人了。
小伙子们按照“军事化标准”整理的衣柜
为了有别于传统家政公司，张登军还规定，清洁效果也要按“军队内务标准”起步。他搜罗了各类抹布、去污药水以及不同型号的铲子等等三十多样的工具材料，为开工做准备。朋友家120平米的房子，成为了他们“练手”的第一个试验品。
按照流程，一户住宅分为厕所、厨房、寝室、阳台、客厅五个区域，四人随机挑选一块，做完了再帮忙弄剩下的。
陈刚分到的是卫生间，整个清洁工作的重头戏。根据部队的经验外加网上新学的家庭卫生教程，他以为自己直接上手就可以了，结果没想到第一步就做错了。
陈刚是从洗漱池开始清理的。台面收拾得焕然一新后，他直起腰来清理周围的三面玻璃，结果流下来脏水弄脏了水池，刚才的努力全白费了。
“成团”后的第一场卫生大战，从早上十点弄到晚上八点，四人还剩下客厅区域没有做完。
但朋友对他们的清洁工作非常满意，尤其是厨房、卫生间两个关键区域，一改“藏污纳垢”的原貌。这给了张登军很多自信，他把四人努力后的成果拍成视频，放到网上作为团队的第一条宣传。
抵达雇主家之前，小伙子们集合整理仪容
“高端家政”的招牌打出去后，来应聘的男生比张登军想象的要多。公司成立后不到一个月，一名刚从学校出来的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生，成为了第一个主动加入的小伙子。两天后，第二个应聘者也加上了张登军的微信。
“起初还以为大家不接受我们，没想到有那么多人看好这工作。”张登军特别激动，但为了给雇主留下好印象，他并没有放低自己的招聘门槛：
“170以上、五官端正的年轻男生，退伍军人优先。”
二
年轻小伙和阿姨抢工作
从事家政行业后，小伙子们和大爷大妈有了更多的交集。
每天早晨，四个男生穿着统一的黑色服装、背上清洁专用包裹，从公司出发，赶在十点前来到雇主家。往返在重庆的轻轨上，这身行头为他们吸引来不少的目光，常常有中年阿姨好奇，上前询问他们是做什么的，紧接着又问：“这么年轻的男孩子怎么也做家政？
在混乱不堪的雇主家里做家务
从前在医院里做“男护士”的杨明辉也没想过，自己会有朝一日加入保洁大爷的队伍。
有一次，杨明辉会坐在门前等待业主前来查收，见到扫地的大爷过来打扫他们刚从雇主家清理出来的装修垃圾时，他忙起身拦住大爷：“爷爷你不用扫，我们就是做家政的，一会扫。”
“你们是做啥的？”
“我们也是做保洁的，咱两是同行。”
“年轻人也做这东西？”大爷很吃惊，反复确认过后，他撂下一句，“小伙子做家政好啊！”
之前在医院当护士时，杨明辉和几个男生都是各科室的“香饽饽”，常常被安排到手术室、ICU这些最重要的部门干最累的活儿。
但病房里的患者和家属听说他们是“男护士”，都会显露出一种不可思议的眼光，还有人带着玩笑的意味问：“你作为一个男生，为什么要和女生抢饭碗呢？”
这让杨明辉听了很不甘心。
今年春天，他下决心辞掉了医院的工作，从西安来到重庆和张登军学习家政管理。学成之后，他又返回西安，带上另外两个同为男护士的伙伴一起创立了自己的家政公司。
按照男生们给自己定的标准，房间里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可以放过
清理卫生间的时候，杨明辉习惯拿一支500毫升针管把马桶里面的积水全抽出来，再戴上手套擦马桶。这手套是蓝色的，和医院里用的一模一样，他回忆自己第一次戴上的时候，“我恍惚感觉自己还在医院里，直接要准备上手术台了。”
从医院离职出来干家政，在某个方面来说，杨明辉还是在和女性“抢饭碗”。但和传统的保洁工作相比，男生做家政，确实有更多“余热”可以发挥。
很多雇主为了方便，会把刚装修好的新房直接交给他们来收拾。打开门进屋一看，堆了一地的建材废料，还盖了满满一层白灰，新装的窗户上也糊着一张又一张撕不干净的装修海报。
根据以往请家政的经验，雇主知道很多需要爬高、移动大型家具才够得着的不起眼区域，处理起来既危险又耗体力，是大部分保洁阿姨清洁的盲区，所以特意提醒小伙子们天花板上的灯带边有个凹槽，一定要把里面的灰清理了。
但在张登辉看来这个要求完全不是一个难事。他们从一开始就坚持背着梯子挨家挨户地打扫，天花板上的吊顶也本就属于他们的清理范围之内。
除了做家务，连收垃圾的活也能承包
“跟细节较劲”，为了在女性占主导的家政市场中找到优势，这是小伙子们想出来的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第一次正式进入雇主家，几个人既激动又紧张。为了给顾客留下不错的第一印象，站在雇主家门口，所有人学着陈刚，按照军队的标准整理着装，穿戴好帽子、口罩、鞋套，相互检查各自的着装，确认没有问题了才伸手敲门。
清洁结束后，张登军和伙伴们还会给各自的工作“挑刺”，凡是肉眼看得见的污点全部要清理掉。
有一次，张登军看到油烟机上还依稀能见到擦拭的水痕，“这绝对不行。”又把清洁厨房的同伴叫来，用干的纺织布仔仔细细擦了一遍。
为了给大家强调这些细节，张登军特意准备了一个本子，把每一次新找出来的“茬”补充进去，然后在打扫前一条条讲给雇主和团队听，慢慢竟然也总结出了一套“全屋卫生管理服务流程”。
新发现的工具也在不断地增多。每次上门服务，张登军都得带上4个拉杆箱、1把梯子、1个吸尘器，外加五十几类的清洁工具。他索性又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每天一大早起来拉着四个员工外加一车工具，从公司出发直奔雇主家。
每次去雇主家，人和工具能挤下满满一电梯
有了这些准备，张登军终于有信心干过传统的保洁公司了，他在公司的简介上写着：
“保洁？不，我们是家庭卫生管理师。”
三
比拼的就是体力
现在，张登军手下这支创立不到一年的“家政男团”已经从最初的4人扩展至20余人，00年前后出生的占了绝大多数。
不做足心理准备，很难在“家政红海”站稳脚跟，更别提养活如此庞大的一个团队。
普通家政的市场价是4-5元一平米，张登军和陈刚的“高端家政”口碑打出来后，可以按照每平方米13元的标准收取“深度清洁”费。一般请他们来做卫生的也多是百十平米左右的家庭住户，忙活完一天后，小分队收到的报酬大概在一千元左右。
但现实不是做数学题这样容易。每个月团队要掏出近千元购置清洁工具，余下80%的收入给大家抽成，平均下来每人每天的体力成本在200元左右。没有比普通保洁高很多，但消耗的时间和体力却是成倍的。
做家政的第一个月，杨明辉几乎每天工作到晚上十点以后。雇主也没想到要一直等到凌晨，验收结束后禁不住感叹：“第一次见有人做家政这么拼的。”
从早晨九点半，干到凌晨两点半，才从雇主家离开
张登军接过的最糟糕一单，是帮忙打扫一间三代人居住的老房子，仅雇主妈妈一个人的裙子便有上百条，杂乱无序地堆放在柜子里。
望着三间卧室里从衣柜溢出来的衣服，张登军头皮有些发麻。他记不清那天大家总共叠了多少件衣服，只记得从早上十点开始，7个男生接近凌晨三点才结束一切战斗。
但最麻烦的还是雇主的“挑剔”。在高端家政行业工作了六个月，张登军总结出了经验：“越是有钱的人，越是在意各类的细节。”有时候明明验收通过了，几个人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又被叫回去返工。
陈刚至今都清楚记得，一次他们为一户一百多平米的家居做深度清洁和收纳，女雇主一上来就开门见山说：“你们不要觉得我比较好说话，我检查得很仔细的。”
陈刚那是完全没有在意，按照团队内部执行的标准，这些本就不在话下。等四人半夜十二点终叫来雇主验收时，还是被摁在拖了四遍的地板上，把床底、墙角、玻璃上留下的毛絮和水痕重新擦了个遍。
推开雇主家门之前，谁都想象不到房间的卫生情况会怎样糟糕，就连清洁宠物粪便都包含在工作内容里
这样严苛的标准，把张登军“逼”出了职业病。每次回家，看到电灯开关插板上有白色的油漆点，他都忍不住上手抠下来。
不久前回到老家，张登军还特意给丈母娘带回去两瓶清洁油渍的产品，放在以前，他绝对想不到自己会和丈母娘交流家庭清洁的问题。
但即使这样，张登军依旧不算是喜欢做家务的男人。又或者说，他很难有时间帮妻子做家务。
家政公司开起来后，大部分的日子里张登军下班已经半夜十二点了。相比之下，妻子的空闲时间更多，不等他回来就打扫好家里的一切。
干了一天的工作，回家后，张登军只想躺床上睡觉。将家务交给妻子，操心的事少了，他自己做家政赚钱也能更放心些。
作者 十六 | 内容编辑 百忧解 | 微信编辑 冻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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