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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伯是我父亲的好友，50年代生人，原是省城一家水电工程公司的老板。他出身贫寒，父母早亡，退伍后只身在省城打拼，从工地上的小工做起，一步步赚下几千万的身家，在本地业内也算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每当说起兴伯的创业史，父亲总会赞不绝口，说他当年仅靠一个帆布工具包和200块的本金起家，不靠关系不走邪路，凭着不服输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赚下这份家业，着实不易。
2013年，兴伯“退居二线”，和兴婶在省城半山买了别墅，换了豪车，安心享受自己前半生的劳动成果。兴婶是本地人，年轻时很漂亮，家境也好，当年顶着全家压力嫁给了还一穷二白的兴伯。旁人都觉得他们迟早要离婚，没想到夫妻风风雨雨三十多年，感情一直好得像刚结婚时一样。母亲很羡慕他们的感情，总说：“人家每年结婚纪念日时都会一同出去旅行，这么多年一年不落，你再看我们家，唉——”
母亲说，当年兴婶婚后便辞去公职，与兴伯一起在五金市场开门市部，兴伯跑工地，她就看店。每天上下班，都能看见兴伯骑着自行车，兴婶坐在后座搂着他的腰。即便后来生意做大了买了小轿车，兴伯依旧坚持骑自行车带着兴婶上下班，还说只有兴婶搂着他的腰，才有两口子的感觉。
兴伯从不碰烟酒，工作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嗜好。晚上偶尔有生意上的应酬，也都会先送兴婶回家。但凡兴婶对他的应酬有一丝不快，他便会以“老婆不同意”为由迅速推掉。
兴婶对兴伯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过去兴伯的毛衣毛裤、手套围巾，都是兴婶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我大学时假期曾陪父亲跟兴伯一起跑过工地，饭点时兴伯总会拿着一个保温饭盒，里面的饭菜天天都不重样。父亲说，兴伯有糖尿病，医生建议他不要在外面吃东西，这么多年，他的一日三餐全是兴婶准备的。
兴伯经商也并非一帆风顺，最失意时背着四五百万外债，债主们在他家客厅里一连住了两个多月。兴婶对丈夫没有一句埋怨，还管债主们的饭，后来又从娘家借钱帮兴伯还债翻身。
“如果当初没你兴婶，你兴伯也混不到现在这个层次。”父亲说，“做工程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些不良嗜好，一旦赚了钱，也经常闹得家庭破裂，但你兴伯是个特例。你兴婶真是位‘贤内助’，无论怎样，一直陪在他身旁。”
这对模范夫妻唯一的美中不足，大概就是两人一直没有孩子。
兴婶年轻时身体不好，一直怀不上孩子。有好些年，兴伯兴婶经常带着大包小包的礼品来我家，希望父亲能托表姑（她在省城的妇幼保健院工作）联系医院的专家问诊。后来两人也去过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钱没少花，但最终也未能如愿。
我从小时就知道兴伯兴婶特别喜欢小孩。他们喜欢邀请朋友去家中做客，对有孩子的朋友，还会特地嘱咐“把孩子带上”。他们在家里布置了一个儿童房，房里摆满了各种小孩用的东西，从衣服到各类玩具，应有尽有。每次去兴伯家做客，兴婶都会把我喜欢的衣服和玩具送给我，还反复说“常来玩”。他们说找算命先生算过，想要怀上孩子，就需要用别人家的孩子当“引子”，才能引来自己的孩子。母亲理解他们的苦衷，但有些礼物太过贵重，想折成钱给兴婶，可兴婶坚决不要，说拿了钱就“破了阵”了。
这个“阵”摆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年春节，兴伯家里和小孩有关的东西忽然全部消失了，儿童房被搬空另作他用，兴婶对我也不再像过去一样热情了。在父母的交谈中我才知道，多年的等待无果，兴伯兴婶已经不再相信算命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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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之后，兴伯夫妇一改往常的态度，不但不再盼望有孩子，反而言语中开始表达出对小孩的反感。
再见面时，经常会听兴婶唠叨，说谁谁家的孩子不省心，一出生就有遗传病，全家人十几年为了给他治病东奔西走；或者某某家的孩子是讨债鬼，家里辛苦供到大学毕业，还没来得及反哺家里便出事死了，害得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
父母能理解兴婶的心态，但听她唠叨心里难免有些不舒服，便不再带我去兴伯家了。那时父亲和一些朋友也劝过兴伯，如果实在生不了，就趁年轻赶紧领养一个。兴伯也动过领养的念头，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是放弃了。
既然没孩子，夫妻俩索性把心思全都放在买卖上了。兴伯的生意扶摇直上，先是接了几笔大买卖，后来又从五金市场的门市部退租，去开发区注册成立了工程公司，从“个体工商户”正式转变为工程公司老板。
他身边的朋友都说：“像老兴这么有钱的人，如果老婆不能生育，大多会在外面找小三生孩子，不然赚这些钱以后给谁花？但老兴从没动过这方面的心思，的确是个好人啊！”“人家这样也是潇洒，年轻时使劲赚钱，留着退休之后使劲花，永远是为自己活着，多好！”
那段时间，偶尔和兴伯一起吃饭时，他总会“教育”我：“这些年如果不是你总花你爸钱、让你爸分心，他生意肯定比现在大得多，你爸算是耽误在你小子手里了。”父母也会打着哈哈应和着兴伯，如果恰好赶上我惹了什么麻烦，父亲便会顺着兴伯的话数落我一番，从读书时交高价择校费、到娶媳妇需要买房子，让我“算算这些年一共花了家里多少钱，打个欠条”。
一般这样的时候，我就在一旁低着头“自我反省”。一次，我无意中开玩笑回了父亲一句：“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呢，咱爷俩扯这些干啥。”不想当时兴伯脸色骤变，父亲在桌子下面使劲踹了我一脚。
回家路上，父亲一再警告我，以后绝对不能当着兴伯的面说这种话，因为兴伯兴婶的心态似乎又发生了些许变化。
那时候，我母亲和兴婶走得很近，两人经常去逛各种商场和花鸟市场。母亲偶尔也会羡慕地说：“其实有时想想，像你兴伯兴婶那样过日子也挺好。”尤其是看到兴婶有时间学钢琴、舞蹈、茶道，或是和兴伯一起去日韩欧美旅行，母亲便会数落我整日不省心，害她不能像兴婶那样心无旁骛享受生活。
羡慕归羡慕，母亲能很清晰地感觉到，兴婶已经过了从“想孩子”到“烦孩子”的阶段，如今言语中透露出来的，全是担忧，“担心老兴老家那边的亲戚打老兴的主意”。兴伯老家的亲戚都不富裕，常有人来“打秋风”。兴伯对亲戚们基本是有求必应，兴婶对此多少有些不满。兴伯在老家的两个弟弟，膝下共有两男三女五个孩子，兴婶总是担心，万一丈夫走在了自己前面，这些穷亲戚就会觊觎自家的财产。
我说那些钱是兴伯兴婶的夫妻共同财产，跟他家亲戚有啥关系？母亲说，她也这么劝过兴婶，但兴婶还是有点担心，总觉得兴伯跟亲戚走得太近，而那些亲戚总给她一种不怀好意的感觉，“这个可能就是有钱人的烦恼吧，觉得谁都在算计自己”。
父亲说兴婶的想法也没错，毕竟两人没孩子，偌大的家业确实引人眼红。母亲转头说父亲净操闲心：“人家老兴两口子就不能退休之后自己享受生活？钱是身外之物，真到走的时候两眼一闭，管它归了谁！”
父亲点点头：“但愿他们两口子也是这么想的。”
3
2013年，兴伯退休前的那个春节，和兴婶在省城一家高级酒店摆席招待这些年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协调一下退休后的事宜。
那天兴伯的兴致很高，往常滴酒不沾的他端着酒杯说，自己跟兴婶辛苦了半辈子，钱也差不多够花了，趁现在两人还不老，该享受一下“革命成果”了，公司的事情就交给晚辈——他说话的时候，身边还跟了一对年轻男女，从行为举止看，应该是他家的亲戚。
饭局过后，母亲陪兴婶去逛商场，兴伯则带上那对年轻男女约我父亲去了茶馆，说有些事情还需要单独交代一番。
果然，父亲回来后说，兴伯是希望他以后能在生意上“带带”那对年轻人。那个女孩叫刘霞，是兴婶亲戚家的孩子，早年过继给了兴伯，大学毕业后在兴伯公司上班。男孩是刘霞的男朋友，两人已经订婚，也被兴伯安排进公司工作。
母亲惊讶，说刘霞这事儿兴伯两口子竟然藏得如此严实，这么多年从没跟别人说起过。父亲说，兴婶之前一直担心兴伯那边的亲戚觊觎自家财产，这下从自己娘家这边过继个孩子过来，她也能安心了。
兴伯兴婶住进半山别墅，过起了深居简出的悠闲日子。之后的几年，父亲遵照与兴伯的约定，常常带着刘霞夫妇做生意，后来看两人逐渐熟练，也就不再多管。
2016年，听闻兴伯生病住了院，我陪父母去了趟医院。兴婶说兴伯患糖尿病多年，虽然一直努力控制着血糖，但时间一久，还是有了一些并发症。
那天兴伯的精神状态挺好，他把这次住院归结于近期出去玩太累、加上忽视了血糖控制，说之后自己多加注意就好。退一万步说，实在不行还能做肾移植手术，不是太大问题。
不久兴伯便出了院。
2018年5月，父亲年届花甲，见我没有接班的意思，索性直接转让了生意。退休时，父亲也请了一次客，那天兴伯和刘霞一家都来了，刘霞的儿子已经4岁了，肚子里的二胎也6、7个月了。
父母向兴伯兴婶表示祝贺，但兴伯的身体情况似乎不太好，饭吃了一半便说身体不适，提前回去了。父亲有些担心，之后又打电话问候，两人聊了很久。
挂了电话，父亲脸色就不太好。我问他怎么了，他哂笑着说：“你兴伯可能遇到点麻烦。”
父亲含糊地说了几句，大概是兴伯抱怨自己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身边本就缺人照顾，这关口刘霞又怀了二胎，顾不上他。
我说兴伯这情况应该雇保姆才对，他又不缺钱，没有必要非得靠家里人照顾。父亲说理是这么个理，但谁知道他怎么想的。
后来的大半年里，兴伯没有再约父亲吃饭喝茶，却经常打电话过来。多数时候是父亲在劝慰兴伯，起初语气很轻松，经常说些“想开点啦，不要生气”、“哎呀你又不差这仨瓜俩枣的”、“是你想多了”之类的话，后来语气却逐渐变得凝重起来——“这事儿你得留个心”、“不行不行，这种事情开不得玩笑！”
挂了电话之后，父亲总感慨说：“唉，生了病才能看出世道人心……”但兴伯具体遇到了什么事，他不愿跟我多聊，只说是人家的家务事，无非是些养老、治病和钱的问题。听他偶尔提及，大概是兴伯生病后又跟老家亲戚走得近了些，引起了兴婶不满，兴婶觉得兴伯的亲戚这关口突然找兴伯“献殷勤”，实际是“图谋不轨”、“别有用心”。
母亲照例和兴婶相约外出逛街购物，父亲便建议母亲找机会劝劝兴婶，老夫老妻了，先前几十年苦日子都过了，现在没必要再横生枝节。
结果没多久，母亲一次逛街回家后气呼呼地跟父亲说，她以后再也不和兴婶一起出去了。
那天母亲劝兴婶，不要对兴伯与老家亲戚的交往太过敏感，这话一出，就让兴婶异常警惕，旁敲侧击地表示，她知道父亲与兴伯之间的关系，觉得母亲跟她说这些话，同样也是“别有用心”——往上数，兴伯算是我父亲的远房表舅，我的表舅爷，但这早已出了“五服”的亲戚关系，却也引起了兴婶的忌惮。
“算了，是我想简单了，这事儿以后千万别再跟她提了。”听完母亲的描述，父亲无奈地说。
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再没从父亲那边听到兴伯和兴婶的消息。
4
2019年6月，父亲突然让我去兴伯家一趟，说是兴伯遇到点事情，想找我咨询一下。又嘱咐我说，去归去，说话注意分寸，毕竟是人家的家事，不要给自己“揽事”，说罢还叹了口气：“按道理咱不该掺和，但你兴伯现在确实挺可怜的。既然他主动提了，你就当是过去听他说道说道吧。”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来到兴伯的半山别墅。那天兴婶不在家，兴伯的状态似乎也不太好，一年多没见，人已经瘦得不成样子，走路和说话都有气无力的，上下楼时几次差点跌倒。
兴伯说自己的肾病已经恶化成尿毒症了，现在全靠透析活命，一只眼睛也因为得了青光眼几乎失明。他自己都没想到病情突然恶化，几个月暴瘦了十多斤。
之后，他言归正传，讲起这次找我的原因：“说出来挺丢人的，但我也确实没得办法，你懂法律，也不是外人，我不瞒你，主要想找你问一下有关钱的事情——我还活着呢，他们就已经开始想我死之后的事情了。”
兴伯说，他老家的两个弟弟和养女刘霞一家正在为了争夺自己“遗产”的事情掐架，眼下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他原本打算做肾移植手术，却突然发现手里的钱已经不听自己使唤了，想问问我眼下有没有什么办法。
看来当年兴婶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我又觉得有些惊讶——一年前我父亲“退休宴”上，兴伯兴婶带着刘霞一家，还是一副父慈女孝的景象，现在怎么闹到了这种地步？况且兴婶还在，怎么轮得到兴伯老家的亲戚和刘霞一家争夺“遗产”？
我提出这些问题后，兴伯长叹一声，先跟我讲了他和兴婶收养刘霞的经过。
多年来，兴伯兴婶虽然曾对外宣称自己是“丁克一族”，但心里还是考虑过晚年养老和百年之后的家业问题的。
“当年其实我是听了你爸的话想去抱养个孩子的，跟福利院都联系好了，但你婶子不愿意，说抱养的孩子没有亲缘关系，不放心，非要从亲戚中过继个孩子过来。”
当时兴伯在老家的二弟有个男孩，只有2岁，也愿意送到他身边来养。兴伯原本想选那个侄子，但兴婶不同意，说她跟兴伯家亲戚关系陌生，担心日后一旦兴伯走在自己前面，那些亲戚跟养子会一起把自己扫地出门。也正因为如此，她提出了想收养自己姐姐家的孩子刘霞。
兴伯起初并不同意，一来他一直想找个男孩过继，二来他希望孩子年纪要小，以便从小培养感情——可那年刘霞已经11岁了。然而，经不住兴婶劝说，也为了让兴婶放心，几经考虑后，兴伯还是决定让刘霞过继到自己家。兴婶的大姐也一再承诺，过继后刘霞便跟自家彻底断绝关系，以后绝对不会要回孩子，也不会过问孩子的任何事情。
由于不符合办理正式收养手续的条件，兴伯夫妇与刘霞的收养关系一直停留在口头约定上，对外人只说是“亲戚家的孩子在省城上学”。
之后的十几年里，兴伯夫妇供刘霞读了大学，等她毕业后将她安排进自己公司上班，2014年兴伯退休后刘霞就结了婚，女婿在兴伯的培养下，俨然成为了公司的接班人。兴婶的大姐一直履行着当年的承诺，刘霞也一直喊兴伯兴婶“爸”和“妈”，一家人一直和和睦睦，兴伯一度认为，未来就这样确定了。
但2017年底，兴伯做了一个决定，让一切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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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兴伯那次出院后，身体每况愈下。兴婶年纪也大了，照顾丈夫多少有些吃力，她又没有驾照，兴伯每周去省立医院治疗，便只能叫刘霞夫妻过来帮忙。最初刘霞夫妇对兴伯照顾得也挺妥帖，但2017年底，刘霞怀了二胎，自顾不暇。女婿一边照顾公司生意一边照顾刘霞，就顾不到兴伯这边了。
兴伯思来想去，想起自己小侄子一家也在省城打工。侄子收入不高，侄媳一直没工作，于是便找侄子商量，问能否让侄媳过来照顾自己，按月给开工资。
兴伯开出的工钱很可观，侄子二话不说便同意了。兴婶起初不太愿意，但考虑到自己的情况，身边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手，也只能默许。于是，侄媳便搬进半山别墅，成了兴伯的“专职保姆”。
如果单论照顾人这件事，兴伯的侄媳做得很称职。之后大半年里，她不仅照顾了兴伯，连兴婶的日常起居也一起伺候了。因为侄媳，侄子与兴伯的走动也频繁了许多，甚至成了兴伯的“专职司机”。兴伯很开心，偶尔还会给侄子侄媳额外发个红包，前后加起来得有三五万。
在兴伯看来，这或许只是个心意，但对侄子一家来说，这钱却是个天文数字。兴伯也曾一时高兴时对侄子说过“早知现在，当年就该把你过继过来”。
只是兴伯没有料到的是，自己的无心之举，但却触动了家人的神经。
首先来探他口风的人，是兴婶。
那段时间，兴婶一直闷闷不乐，不但多次明确拒绝侄子和侄媳对她的照料，而且几次告诉兴伯，侄媳“手脚不干净”，言外之意，就是想让兴伯把侄子侄媳打发走。兴伯开始信以为真，有些恼火，但后来仔细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侄媳并未偷家里东西，于是觉得是妻子多虑了。
之后来找兴伯的，是刘霞。
2018年10月，刚出月子的刘霞和丈夫来到半山别墅，说要接过照顾兴伯的工作。兴伯很是感动，却又有些不解——刘霞刚生完二胎，身体还没调理好，如果她来照顾自己，那刚出生的孩子怎么办？刘霞却说不要紧，她和丈夫可以协调好两边。
兴伯当时也没多想，便同意了养女的提议，还担心刘霞的身体吃不消，提议她和侄媳“排个班”，比如每周一三五侄媳过来，二四六刘霞过来。但刘霞说不需要，自己忙得过来，言语中也是让兴伯赶紧把侄子侄媳二人打发走的意思。
一向精明的兴伯，不会听不出妻子和养女的言外之意。他说当时自己心里很复杂，虽不说透，但也大概明白她们是在担心什么。他觉得母女俩想多了，尤其是兴婶，断不该从这方面考虑问题。
但为了照顾兴婶和刘霞的感受，兴伯最终还是劝走了侄媳。不过事实证明，刘霞根本没有办法兼顾两个孩子和养父，兴伯侄子侄媳刚走时，她还算随叫随到，时间一长，她便分身乏术了。
“大外孙要上学前班，小外孙没断奶离不了人，我这边一周得去医院两次，平时也经常得用人，加上公司里的事情，他们两口子哪能顾得过来呢？”兴伯说。
“你就该雇个保姆的，何必完全倚靠家里人呢？”我说。
兴伯苦笑一声，说这个问题他等会儿跟我细讲。
2018年11月，连续几次向刘霞夫妇“求助”无果后，兴伯只好再次联系了侄子和侄媳，希望他们能帮忙带自己去医院。侄子侄媳二话没说便赶来别墅，不但开车把他送去了医院，还在病房里陪了他两天一夜。
感动之余，兴伯拉着侄子的手说了一句：“你是个好孩子，叔叔以后不会亏待你。”
事后，兴婶跟兴伯解释说，那段时间小外孙突发疾病，刘霞夫妻二人忙得昏天黑地，所以没顾上兴伯。兴伯生过一阵闷气后，也体谅养女的处境，并没计较。但不成想，刘霞却将此事记在了心里，“一直到2019年春节，刘霞都没再来过我这里。给她打电话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
直到大年三十晚上，在兴婶的反复劝说下，刘霞才和丈夫一起来到半山别墅陪兴伯团年。也就是在那天晚上，刘霞借兴婶之口，向兴伯提出了一个要求。“她话说得很明白，说我之前把她过继过来就是为了给自己养老。养老没问题，但当年我跟她亲妈那边没办任何收养手续，在我这儿也没得身份，所以希望我能给她一个‘身份’”。
兴伯明白刘霞的意思，所谓的“身份”，无非是一份遗嘱，即，承诺自己死后的遗产只能留给她，而不会给别人。
“我以前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和你兴婶没有孩子，她是我的养女，现在公司也都给了他们两口子，即便不提，等我死后家里的钱也都是她的。但她现在主动提出来，就伤我的心啊……”
这种事情我没法插嘴，只好听兴伯继续往下说。
养女提出这样的要求令兴伯难以接受，但更让他难过的，是兴婶的态度。“刘霞说这话时，你婶子没制止，但事后却劝我，为了让孩子‘放心’，还是给个‘态度’吧……”
“你给她‘态度’了？”我问。
他点点头，说兴婶和刘霞都把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自己也是没办法。于是，正月十五那天，他和兴婶一起写了份“遗嘱”，宣布将两人百年之后的财产全部交给刘霞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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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伯本以为此事就这样过去了，但没想到只过了几天，就发生了另一件让他无法接受的事情——一次聊天时，兴伯问起小外孙的情况，刘霞不慎说漏了嘴——原来，是兴婶的大姐，也就是刘霞的亲生母亲，在照顾孩子。
这或许是当时刘霞的无奈之举，但却刺激到了兴伯的神经。因为两家当年反复约定过，刘霞过继给自己后便与亲生父母彻底断绝关系，绝不走动。可眼下，养女无疑还与原来的家庭存在联系，这是兴伯最不能接受的。
“你说我算什么？这些年做了这些事又为了什么？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我呢？最后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说到这里，兴伯还是很激动——而那次知晓真相时，他被气得直接进了医院。
我赶紧劝他不要动怒：“您刚才也说了，她忙不过来，您站在她的角度上想想，把孩子交给亲妈那边，总比找个陌生人来照顾安心些不是？况且您也没有孤家寡人这么一说，不是还有婶子在嘛！”
不料我说完这话，兴伯又是一声苦笑：“我现在也搞不清楚你婶子的立场到底在哪儿，家里为什么一直不雇保姆？就是她不让啊。”
兴婶不让他雇保姆，就是担心他会跟保姆产生什么“瓜葛”。兴伯说，因为他们没有孩子，兴婶这么多年最担心的就是自己有朝一日会被他抛弃，她总是想象，兴伯若有天会抛弃她，最可能的，就是兴伯跟其他女人有了孩子。
“我不能跟任何年轻的甚至同龄的女性有接触，即便有也必须是她在场的情况下，哪怕是保姆都不行……”
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兴伯说，兴婶从年轻时就总说自己没有孩子就没有安全感。后来生意越做越大，钱越来越多，兴婶对于婚姻的安全感就越来越低，总拿“老婆生不了孩子的老板，就出去找小三生”这话敲打兴伯。在外人看来，两人十分恩爱，但其实兴婶多年来一直盯着兴伯，总怕他从什么地方领回个亲生孩子来。
“您为什么说现在搞不清楚婶子的‘立场’呢？”我继续问兴伯。
“刘霞赶我侄子侄媳走，还有跟我闹‘遗嘱’这事儿，你婶子是默许的，而且家里的钱，也被你婶子总往她娘家那边捣鼓……”兴伯叹了口气，又讲了一个大概连自己都不愿接受的事实——
2019年3月查出尿毒症后，医生给了兴伯两个建议：一是在控制好血糖的情况下，考虑肾脏移植手术，但后续效果不明；二是考虑去国外治疗。医生推荐了美国一家医疗中心，说那边的治疗理念与国内不同，以前有病人去过，效果很好，如果兴伯不差钱，可以考虑。
兴伯当然觉得自己不差钱——即便不算公司的钱，他记得家里的现金存款至少应该有700万以上。他想到国外就医，也以为兴婶一定会支持自己，毕竟，夫妻相濡以沫快几十年，又没有子女，兴婶就是他的一切，他也是兴婶的一切。
但当他把想法告诉兴婶时，兴婶的态度却有些暧昧，甚至是犹豫。兴伯想找出存单，看看能有多少存款用来治病时，才知道家里大部分存款都已经被兴婶“借”出去了。
“她娘家哥借走了300万，说是外甥开工厂，两个娘家姐各200万，其中包括刘霞的亲生妈……这些钱都是她这一两年借出去的，也都没跟我说……现在账上只有不到30万现金，我想应该是留着给我应急，或是当丧葬费用的……”说到这里，兴伯已经老泪纵横。
我已经目瞪口呆，也明白了兴伯为何选择兴婶不在的日子约我过来。
“那些钱得要回来，不然你这病咋办。”彷徨中，我说了一句蠢话——兴伯找我过来，想问的就是这个，但我一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孩子，我现在难就难在开不了这个口，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的确，借款的都是兴婶的直系亲属，兴伯如果硬要兴婶从娘家要回这些钱，很可能立刻“祸起肘腋”，到时钱能否拿得回来还两说，恐怕连个在身边照顾他的人都没了。
“这别墅……”我想说既然存款没了，那房子和车子还值些钱，看能否出手换点医药费。但想起临行前父亲告诫我的话，便担心一旦兴伯照我说的做了，兴婶那边一众人得恨死我，于是赶紧收了嘴。
兴伯何等聪明，立刻明白了我想说什么：“房子车子就别想了，当初为了让你婶子安心，和存款一样，都是落在她名下的……”
“婶子做这些事情，八成是受了娘家亲戚的撺掇。您这边也有亲戚，不是侄子一家还都在省城嘛？你不好出面，就让他们出面找兴婶那边的亲戚要钱。”我终于想出了一个相对符合法律人情的办法。
兴伯依旧苦笑，说：“你忘了刚见面时我跟你说的了？”
我这才想起，兴伯已经说了，自己的两个弟弟已经跟刘霞撕破了脸。我说这不挺好，你这边的亲戚出手了，事情总会有回转的余地吧。
“你还是太年轻啊，不太明白这世道人心……3个月了，一分钱也没要回来，他们是去帮我要钱治病吗？有的说，让我打官司离婚把钱要回来，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我这身体还能等到那个时候吗？”兴伯说，还有亲戚私下让他先定遗嘱，声明家里的钱要给侄子留一部分，这样他们才好去跟刘霞那边谈判。这已经是图穷匕见，只能让兴伯更加绝望。
“说来真是好笑，事到如今，自家人我都不敢信了，只敢信你这个外人。你懂法律，帮我想想，看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说完，他竟然点起了一支烟。我想制止，但他却摆摆手，“不差这根烟。”
“我没处理过这种事情，也只能帮您找个律师，具体事情您跟律师说，他应该有办法能帮到您。”思来想去，我也只能这么说。
兴伯斜靠在沙发上，面色凝重。他微微点了点头，没再说话，只有淡蓝色的烟雾从他的指缝间升起。
我当即帮兴伯联系了一个做律师的朋友，帮他们约了见面时间。他谢过我，在我告辞前，又在手机上给我转了8000块，说知道咨询律师需要收费，但眼下在不惊动兴婶的情况下，他手里能动的钱只剩1万多，让我先转给律师朋友这些，不够的话，他再想办法。
我看了看这栋接近600平的别墅，又看了看眼前这位形如枯槁、只拿得出1万块的“千万富豪”，心里叹了口气。
回家之后，我把兴伯的情况讲给父母。母亲说，兴婶这样做确实过分了，毕竟夫妻一场，不该现在就打这种算盘。父亲有些紧张，问我：“兴伯让你帮他干啥？”
我说我能干的也只是帮他找个靠谱的律师而已，还能干得了啥？
父亲松了口气，说那就好：“这事儿帮一下你兴伯，但别的事情你可千万别掺和，咱过好咱自家日子，人家的家事，轮不到咱外人说三道四。”
尾声
朋友接了兴伯这单案子，的确耗时弥久，最终双方没有对簿公堂，选择了场外和解。兴伯没有如愿去国外就医，依旧继续着每周3次的透析，他说是因为2020年初疫情爆发“出不去”。
朋友说，“他之前跟你说的那些事情，经过我们的调查，基本属实”——兴婶确实将家中存款都出借给了娘家的亲戚，而这一切兴伯并不知情。
“他们两口子是二婚吗？”朋友问我。
我说不是，以前感情好得很。
朋友叹了口气，说那就奇怪了，照常理兴婶不该做这种事，因为按照现行婚姻法的规定，兴伯去世后所有财产都归兴婶继承，兴伯那边的亲戚没有资格继承他任何财产。
“如果之后兴婶也走了呢？”
“有遗嘱的话按照遗嘱分配，没有遗嘱就归兴婶亲戚这边继承，同样与兴伯家亲戚那边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事儿应该就是兴婶家的亲戚撺掇的，他们要么担心你兴伯临终不清醒，一份遗嘱把钱分给他那边的亲戚，要么就是担心兴伯为治病花光了财产。”
我问朋友：“你觉得兴婶的亲戚会怎么撺掇？”
“这还不简单？只要跟你兴婶说，‘你老公哪天走了，你又没孩子，老了靠谁？即便有钱身边还不是没个撑腰的人？还不得靠我们这些亲戚照应？’你兴婶一紧张，八成就同意了。”
我说如果兴伯和兴婶离婚的话，钱能够要回来一部分治病吗？朋友说，理论上可以，但现实中很难。“你兴婶借出去的那700多万已经被他家亲戚买了房建了厂，打官司肯定能收回来。按我们以往的做法，这种案子也是肯定要打到底的，真要离婚，连他的公司都得分。但你兴伯已经经不起折腾了，我们都担心搞到最后，钱是拿回来了，他人也折腾没了，看在咱哥们一场的份上，算了吧……”
我开玩笑说，别这样，案子到了你手里你就当个案子搞，场外和解的律师费跟你正儿八经打官司的律师费不一样，别到最后成了“义务劳动”。
朋友笑了笑说，按道理，兴伯这种案子律师们还真喜欢接，“有钱人的离婚官司是要按‘比例’收费的，真要加上他那家公司，可不是个小数目——但是算啦，老先生也可怜，他躺床上，老婆、闺女、弟弟、侄子、侄女、小姑子、大舅哥，有一个算一个，所有人都在算计他，够可怜了，我们就不掺和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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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夏天是我与这个世界断联的开始，当时我考研失败，就快要拿到大学毕业证书，正在一家电商公司实习，每天早上赶7点半的那趟公交，抱着沉甸甸的保温餐盒坐在公车座位上摇摇晃晃，从东边城乡结合部的窄巷子里一路绕到城北。下车就要飞奔，直到手机接收到写字楼上班打卡的信号，才能长舒一口气随着人流慢慢挤进电梯。
我的实习工作主要是负责产品平台宣传，每天跟着组长研究受众喜好，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后渐入佳境，只等着拿到毕业证书转正入职，开启社畜萌新生活。
但没想到，期待中的新生活，竟然是人生一场噩梦的开始。
我从小身体健康，虽然是个运动废柴，但抵抗力还算优秀，即便在流感肆虐的冬天也能在大学宿舍里全身而退，从来没有住过院。
起初只是喉咙疼，当时我还在专心考研，每天对着成堆的备考资料，以为只是压力太大导致的上火，便没放在心上。
症状持续了半年都没有缓解，甚至说话发声都变得异常困难，有时半夜还会被喉咙里的剧痛疼醒。8月我去医院做了喉镜，医生说我声带下长了“新生物”，让我吃药看看情况。我边实习边吃药，最后彻底说不了话了。我每天冷汗从后背透到前胸，开始用本子和笔与别人交流，不断适应着成为“哑巴”的自己。
9月我换了一家医院看专家门诊，医生戴着巨大的口罩和帽子，用瞪得快要掉出眼镜的那双眼珠子直直地看着我，没有任何感情波动地说：“你可能是喉结核，我们这里治不了，你去专科传染医院吧。”
我的心在那一刻停跳了半秒，我僵住了，直到出了医院坐在车站旁的阶梯上都没有缓过来，一种突然的无力和失重笼罩着全身。
当天下午，我和父母一起去了省结核中心。省结核中心在城南，换了几路地铁又坐上乡间大巴，我们从满是学生的大学城一直坐到靠近山岭的乡镇。在车上看着越来越少的楼和远处越来越清晰的山脉，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要被送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了。看着不远处那块写着“结核防治院”的牌匾，我联想到的是监狱和精神病院。
“69号，在这儿。”
护士朝病房里新加的病床一指，快速地套上被子和床单，我一脸无措地站在一旁，病房里其他的病友齐刷刷地看着我：一个胖胖的正在吃香蕉的妇女，一个戴着眼镜看书的学生，还有一个头发花白干瘦的老人。等护士走后，她们问起我的病，我尴尬地摇了摇手，指了指喉咙，示意自己不能说话。因为我是比较少见的“失音喉结核”病人，床头被贴上了语言障碍的标牌。查房时医生对我议论纷纷，护士也表现得异常好奇，每次都故意关心我一句，看看我的反应。
住院第二天清晨不到6点，被抽了有20多管血。我第一次感受到抽血被抽干，站起身，脚像踩在棉花上，从胳膊到手都没有半点力气，只能躺在病床上按着棉签一动不敢动，看着护士拿着一堆贴满标签的试管走了。
下午又是一波抽血，巨长的针头扎进皮肤的一瞬间，我硬是忍住了迸出来的生理性眼泪，可结束的阵痛让我只能任由眼泪喷涌。隔壁病床的大姐安慰我：“才开始抽都这样，像我已经抽麻木了，肿起来了。”
在这里，每个肺结核病人最重要的检查标本是痰，通过查痰，可以判断病人是否存在结核杆菌、是否处于排菌的感染期。检查需要的是早晨从肺里咳出来的深痰，清晨医院走廊里，患者们都在拼命咳痰，为了赶在检查标本柜收走前把咳好的痰瓶放好。
初来时，我接过护士递过来的7个空瓶直发愣，用力咳了咳，只咳出来一堆唾液，咳得声带一阵疼。像我一样不怎么会咳痰、也咳不出来痰的患者很多，但咳不出痰就无法鉴别是否仍存在结核菌，医生会安排患者做气管镜肺部灌洗检查。
气管镜检查是结核病院里最恐怖的存在，很多人在前几次都会选择全麻或者半麻，由于麻醉的费用高昂，后期再做气管镜治疗时，都直接局麻。听到主治医生给我安排了全麻后，我舒了一口气，恐惧被“全麻之后什么感觉都没有”的心理暗示抵消了。
检查当天我拿着麻药和卫生纸走进检查室，却被告知喉结核因为涉及声带，只能做局麻。我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陪着我的母亲犹豫地看着我，我心一横：“那就局麻吧。”
气管镜检查室里面围着四五个穿着手术服的医生，“过来，躺下”，嘴里被喷了几下麻药，舌根处渐渐麻了。
“把你的口罩往上面放，遮住眼睛。”医生助手在我嘴上铺上一层层纸巾，在我手指上夹上心跳监控器，“平稳地张嘴呼吸。”
我跟着指令，感受到一根管子从鼻子塞进去，穿过喉咙伸进呼吸道里——我要窒息了——局麻的作用微乎其微，我身体的瞬间反应是把插进嘴里的管子吐出来。我开始干呕，呕出来的唾液浸湿了嘴上的纸巾，护士连忙又往我嘴上铺纸。我大口地用嘴吸气，喘不过气后本能地往外呕，身体刚不受控制地蜷曲起来，又被旁边的护士按了回去。
“哎呀，别紧张，平稳呼吸啊。”操作的医生有些埋怨，我每一次挣扎地喘气都导致了管子错位，他必须要扶正再操作。
我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几秒钟后我感到一根插进肺里的管子吸走了些什么，我又再喘气，喘不过气后又开始干呕……直到管子终于从我的鼻孔里拿出来，这一切才结束。
“好了，你可以起来了。”身旁的护士提醒我。
我坐起身，劫后余生般出了一头的汗，眼泪流了满脸，拿着纸巾捂住正在流血的鼻孔走出操作室。推开门，母亲接过护士手里的标本，我一直在擦拭流鼻血的鼻子。回病房的路上，我看到母亲哭了，可能是被我的样子吓到了。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肺部灌洗液标本为阳性，我被正式确诊为肺结核合并喉结核，开启了漫长而痛苦的抗结核治疗。
2
结核防治院建在人烟稀少的山脚下，早中晚准时紫外线杀毒。我每天早上6点多去水房接水后，会迎着有些凉意的山风站在户外，卸下戴了整晚的口罩，呼吸片刻的新鲜空气。
结核病是全身性传染疾病，我和病友们患病的种类各有不同，但多多少少都感染了肺结核，因此戴口罩防止交叉感染成了一进医院就必须遵守的规定。可即使这样，很多患者依旧会随便吐痰在路边下水道里。我总是小心翼翼地绕过路上的痰液，心里埋怨着自己说不定就是被哪个随地吐痰的人给传染的。
结核防治院里的病人大多面黄肌瘦、呼吸气短，走得异常缓慢。每天清晨都有一行人围着医院内院一圈圈地走，远看过去像是一群很久没有食人的僵尸。下午是挂“利福平（治疗结核病的一线药物）的时间，吊瓶有大有小，颜色鲜红通透，远看过去像是一瓶瓶血，“僵尸”们经常开玩笑说：“咱们又该补充血了。”
病友们人人抱着暖水袋，随着天气越来越凉，液体流进胳膊的感觉越来越明显，我手背上一针针扎过的痕迹也越来越重叠，针孔处长了新肉，形成了一条条疤。
同病房的刘阿姨的手臂干瘦，手扎多了针后很容易鼓包，每次护士从一号床扎到最后一床时，她就已经跑针了，只能重新扎，扎在手腕上、胳膊上，针头就在肉皮上颤颤巍巍地悬挂着。为了防止跑针后又要重新扎针，我们在扎针前都会疯狂地拍自己的手背，或者把手放进热水里泡着，让扎得僵硬的血管暴起来。为了保持血管处于良好状态，我每天都在手臂上贴4至6小时的医院自制药膏，一贴几十块钱，我不舍得浪费，就一直贴着，直到药膏干硬了才取下，贴得太久，皮肤上出了疹子。
住院后期，我两只手背的血管已经被扎得没了弹性，护士会直接扎到我胳膊上。技术高超的护士会扎在小血管上，针头悬在半空中，我的手臂只能一动也不敢动地僵直着。也可以选择在手臂上扎滞留针，但每天的护理费也远超普通针，很多病友尝试了几次后便不再继续。
除了每天必要的输液，我还要坚持做雾化治疗（将药物经吸入装置分散成悬浮于气体中的雾粒或微粒，通过吸入的方式使药物沉淀于呼吸道）。早上护士将药放进雾化试管里后，我一只手挂着针，另一只手打开机器，咬着管口不断深呼吸，药雾包裹着我的声带被吸进气管。入院时我几乎完全失声，医生的那句“你以后声带可能恢复不了”让我深深地恐惧，于是每次我都用尽全力地吸，20分钟的雾化吸到最后，只觉大脑缺氧，腮帮子咬得僵硬。我想，如果每天坚持用最正确的方式做雾化治疗，药就能快点吸收，我就大概率不会变成哑巴了。
10月的山脚下已经开始降温，国庆节连着下了好几场雨，大部分医生放了长假，也少了一些护士的面孔，医院显得有些冷清。我与外面的世界已经断联了1个月，躺在病床上，望着电视发呆。看着一天天往后加零的账单，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医院就像一个牢笼，囚禁着身体也摧残着精神。靠近门口床位的女孩每天扎完针都要感慨一遍：“唉，什么时候能出院啊，我这手肿得都跑针了。”
“忍忍吧，会越来越好的。”刘阿姨安慰她。
我的床位靠窗，每天都能听到其他病房传来的声音。隔壁病房住着一个“特护”的老年病人，需要全天24小时监控心跳，安静的时候，能听到机器一直发出的“滴滴”声。老人床边经常坐着一个男孩，20岁左右的样子，我入院几十天，只见他一个人在，坐在病床边，睡觉吃饭一刻也不敢离开。他一直握着老人的手，我每次经过病房门口，都能感受到他的害怕和疲惫，想必老人是他很重要的亲人吧。
有天晚上护士查房查得晚，我迷迷糊糊快到12点才入睡，没过多久，就被楼道里的动静惊醒了——是那种病床滚轮快速推动发出的巨大摩擦声。我听见值班护士大声地喊着：“呼吸！吸气！吸气！”
随即传来主任急匆匆问话的声音，言语间的紧张彻底打破了夜晚的平静。第二天一早，我听到路上有人在讨论昨夜的抢救，听说是隔壁病房的老人。
我第一次感觉死亡和我如此接近，就隔着一堵墙，一道门。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守病房的男孩。有人说老人转院了，有人说去世了，流言真真假假传得越来越悲凉。待在医院，看到的人生百态比平时更残忍直接，小小方寸之地，有人失声痛哭，有人愁眉不展，有人冷漠淡然。
3
经过治疗，我的声带恢复了一些，能发出声音那天，我激动地说了好多话，忍着疼痛证明自己不是个哑巴。病房里的病友都惊喜地望着我：“你能说话了？！”我感觉自己重获新生，给我扎针换药的护士也都激动地祝福我：“平时多吃点有营养的，体重上来了就好得更快了。”
除了挂针和雾化，我还要坚持每天吃药。“药不能停”在结核病院里是每天实实在在的写照。彩色的胶囊和各种形状的药片被塑封在药袋子里，倒在手里一大把，有的药片发酸，有的胶囊发臭，有时药太多卡在嗓子里，我灌水送药撑得胃难受不已，吃完就已经饱了。
结核病的高消耗迫使我一边吃大把的药，一边补充恢复期必须的营养。香蕉、苹果、弥胡桃是病房里最受欢迎的食物。医院的饭少盐少油索然无味，母亲在医院附近村子里租了一间房给我做饭，是一个村民自住房的二楼，一个月500块钱，比住在宾馆里便宜很多。
沿着窄窄的楼梯经过走廊，有个小院子，有5间房，住满了住院病人的家属。房间里通常陈列着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桌子上自己带的锅和炉子连着窗户外的插线板，墙上钉着根贯穿整个房间的铁丝，挂着毛巾和口罩。一近中午，家家窗前便开始油烟夹杂着饭香一起翻腾，味道能一直飘到村头。
租的房子隔壁住了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叫任玥。她得了肺合并气管结核，每天咳个没完，说几句话就轻轻地咳几声。由于顺路，我和她一来二去地熟悉起来——说起来也算有缘，我俩的主治医生是同一个。
那位叫崔敏的见习医生，身高中等，体态微胖，戴着圆圆的金属边眼镜，走起路来慢腾腾的，负责的病人大多是很年轻或者基础病很少的中年人。她是病区里比较出名的医生——别的医生靠经验和地位出名，她则是靠病人一传十十传百的吐槽而出名。
医生办公室设在一楼走廊，门口经常站满了等待询问病情和想要看CT片子的病人。病人们每天还没到医生上班的时间，就望眼欲穿地盯着办公室的门，门推开的那一刻，如果自己的主治医生刚好出来，就能询问一下病情和治疗安排。我和任玥也在门口等过，想要问一问各自的治疗方案，崔敏总是三言两语打发我们，清冷的声音像是飘过来的，边说边退，整个人完全进了办公室后就快速关上门，自顾自说话的声音跟着身影消失在门缝里。她只要看到病人探头进了办公室，便会直接喊道：“出去出去，别进来！”
她总是来得晚，走得早，护士们装好吊瓶催促扎针之前很难见到她，我只能躺在病房里扎着针等她来查房。往往快到中午时她才轻飘飘地走过来，医生帽将头发裹得严严实实，面无表情地问一句：“今天咋样啊？”然后迅速结束对话，在本上画勾后飘走。刘阿姨和病友们有时也觉得她过于冷淡，同情地看着我：“你的医生每次来咋啥都不说啊？”
由于病种特殊，医生跟病人保持距离是可以理解的，但相比主任把病人带进办公室耐心讲解，崔敏的冷淡难免让人觉得心寒。
刘阿姨的主治医生姓胡，是个戴黑框眼镜的瘦高男人，每次来的时候总是笑盈盈地对身边的助手吩咐检查内容。刘阿姨的胃不舒服，吃不下饭，总是一遍遍地问他：“我现在为啥吃不下饭啊？我为啥会得这种病呢？”胡医生就笑笑：“没事，阿姨，肠胃有反应是药物的副作用，你就安心养病，这又不是什么治不好的病。我给你安排了这几个检查，检查一做咱们看结果再看需要添什么药。”然后用手帮刘阿姨掖好被子，随即取出上衣口袋的酒精朝手上喷了喷。
隔壁病床女生的主治医生是个有些发福的大叔，他常用轻松的语气安慰自己的病人：“没事儿，没多大的事儿，别放在心上，这是很正常的。”也会在她做气管镜的时候说：“你做气管镜局麻就可以了，因为你还年轻，全麻对身体不好。一会儿我让护士给你把需要的药拿过来。”
崔敏冷淡和寡言少语的风格让病中本就敏感多疑的病人们越来越不满，私下互相哭诉的事情不少。一次在办公室门口的走廊里，一个中年女人对着崔敏哭得歇斯底里：“我已经等了这么久，要到什么时候？你为什么不说清楚呢？”
“你不想做就别做了嘛，做检查的钱又不是进了我兜里。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气管镜室的人。”崔敏也不认输，声调扬得高高的。我和几个病友站在一旁被她看到，她扭过头，用有些尖锐的声音对我们说：“看什么看啊，别在这儿看！”
“医生，我这个胳膊起了点红疹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那加个过敏药吧。”
“我最近感觉有点盗汗没事吧？”
“那给你开个止汗贴吧。”
“我最近有点感冒，不知道会不会感染影响病情啊？”
“感冒就吃药啊。”
崔敏不仅不苟言笑，也不怎么说治疗的安排和方案，我的声带没有完全恢复，和她的沟通愈加简短生硬，很多安排都是护士通知后我才知道的。虽然我安慰自己：没事，只要她能治好我就好。可看着病友们与各自的医生交流顺畅，我却对自己病情的发展充满了担忧和焦虑。我用一天都不怎么说话的声带想要和她交流时，总是会得到冷冷的回复。病友们有时候也会当着我面感慨：“幸亏我不是你这个医生，要不然我要气死了。”
我只能默默地拉上帘子，几度控制不住地哭。我寄托在医生身上的期望彻底崩盘，我希望听到几句病情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话，哪怕是敷衍几句，我也能用它安慰自己一整天。
住院楼的二楼是耐药病区，这意味着这里的病人们要承受比普通病友更高价格、更强副作用的药物压力。一次我去接水，经过楼梯拐角时看到一个瘦得皮包骨的中年男人缩在角落里抽泣，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但在医院里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孤身一人吃饭、锻炼、取药，付着每天不断增加的医药费。
看多了悲凉，一点温暖都变得弥足珍贵。
我们所在的病区有一对情侣，每天在病房前拥抱，拉手去医院的食堂，没有因为怕对方传染而心有芥蒂，反而每天笑嘻嘻地告别又再见。我在水房接水时看到过他们隔着口罩接吻，一旁接水的阿姨看到两人的举动后满脸嫌弃。
“多大了还不知道注意，在医院都得病了还搂搂抱抱。”
我和旁边的女生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看到了彼此眼里的一丝丝羡慕，共同经历病痛的感情，会更难得纯粹吧？
在我住院不久后，病房又住进了个藏族大姐，她的后背上鼓起了个大包，由于压迫气管，每次睡觉呼吸时发出像公鸡打鸣一样的声音，有时候像是会在半夜直接睡过去。她不会说普通话，但有一个会说汉语的弟妹，和她挤在狭窄的单人病床上照顾她。她们每天刷着短视频，里面反复播放着藏族歌曲，有时跟唱几句，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害怕她吃不惯医院的饭，弟妹会在外烧好饭送进来，跟过来巡房的医生翻译她的病情。这样的亲情让我触动，想起母亲给我送饭的时候——两层的饭桶打开，里面放着我最爱吃鸡腿和米粥。看着病房里其他人羡慕的眼神，难以名状的感动和幸福一瞬间哽在我的心头。
无论什么时候，只有父母是最疼爱我的人，最关心我吃得好不好，心情好不好，身体力行照顾我。微信里都是他们的问候：声带好点了吗？护士今天扎针疼不疼啊？医生今天有没有说你检查的情况啊？他们是我在面对病痛折磨感到害怕孤独时，永远坚定地温暖我、照亮我的港湾。我感恩他们，永远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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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时候，我住院2个月了。期间接过一次朋友的电话，忍着声带的疼痛，和她断断续续说了将尽10分钟的话，能简短就简短，能不说就不说。我不敢告诉她我生了什么病，只说嗓子出了点问题在住院。朋友叮嘱两句叫我好好休息，便忙自己的事去了。
藏族大姐做手术转院后，新来的女孩睡在了我旁边，是个准研究生。看着每天挂着针的手，她哭笑不得：“我同学还有我们村的人都以为我已经读研了，谁知道我在医院天天挂针呢……”晚饭后我经常听到她和朋友打电话：“我现在读研时间少，就晚上有点时间……我最近没怎么发朋友圈……”她不敢告诉朋友自己得了结核，只好一个个地隐瞒。每次放下电话后又头痛不已：“我恐怕出院了也回不了家，村里的人说不定会以为我退学了。”
结核病院里充满了各种各样这类谎言。
刘阿姨在家排行老五，得了传染病害怕被家人知道，不接姐妹们的电话。4个姐妹一个接一个地给她打电话，她只好不是说自己工作忙，就是推说假日不休息，闹出了一连串笑话，最后被识破谎言，只好哭着把实情全说了——从根儿上，我们这些结核病患者都觉得自己不是正常人，要不，谁会天天戴口罩睡觉呢？
因为结核病院没有复查喉咙的设备，我回了市里一次。那天下着雨，我打车往地铁站赶，刚好赶上晚高峰，出租车堵在乡间集市的小道上，雨水声混在交通拥堵的泥泞里，嘈杂一片。我忍着刚挂完点滴没有吃饭的恶心稍微把车窗摇下去了点，风带着水汽拍打在我的视线上，断联了2个月的我又触碰到这个世界了，却觉得与之格格不入。
地铁上一如往常地拥挤，我挤坐在座位的角落，看着地铁上的乘客——有闺蜜聚在一起聊天的，有下班疲惫不堪的，有带着耳机打游戏的，有讨论考研复习的。我把沉甸甸的包放在腿上，里面装着我的药和病例报告。
我是回到人潮涌动的都市了，但我没有一点安全感，我突然觉得只有医院才是我应该待着的地方——那里大家都有病，都不能正常地生活。我忍着饥饿感带来的反胃，一遍一遍地把想要夺眶而出的眼泪往肚子里吞。下了地铁，我坐在饭馆里开始哭，控制不住地大哭。可能是太饿了，又或者是被刺激到了，我指着菜单上的饭示意着服务员，却听到他们在低声讨论我一定是谈恋爱被甩了。
硬是混着眼泪把饭吃完了，那是我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哭得忘乎所以。
11月过半，我的声带又恢复了一些，已经可以长时间正常说话了，喉镜检查的结果显示，“新生物”已经消失，紧接着我又被安排做了气管镜。
崔敏让我填告知单的时候给我写了“全麻”，我抬头对她说：“我要做局麻！”
“局麻？”
“麻醉师说喉结核不能做全麻。”
我比上一次检查更紧张。我坐在检查室门口的走廊里一遍一遍告诉自己：你已经有经验了，一定会比上次更加轻松。但当我躺在操作台上的那一刻，心却狂跳不已，身体抑制不住地发抖。被口罩遮住眼睛的我，在迷糊中听到身旁的医生说：“你紧张干啥嘛，心跳跳那么快。”紧接着又是窒息般的吸气干呕，我不由自主地蜷起身体，“不要动！不要动！我给你上药呢！”挣扎间我紧紧抓住了护士按住我的手，就像抓住救命的稻草。“快好了，快好了……”她安慰我道。我眼泪纵横，心里祈祷着再也不要做气管镜了，再也不要。
这次气管镜检查过后没几天，我的痰检被告知呈阴性，终于被允许出院吃药治疗。办理完出院手续，我和病房的病友告别，大家都互相许愿说和医院再也不见。
11月末的天气已经彻底凉了下来，我穿着羽绒服打车回家的时候夜风习习，望着窗外家家户户点起的灯火，我心里雀跃不已。
我回家了，我终于逃离那个可怕的地方了。
省结核病院（作者供图）
5
从医院回家后，我依然是被隔离的对象，在家一直戴着口罩，吃饭也单独在自己的房间里，每天用紫外线灯做着消杀。我自认为是个积极阳光的人，但养病期间令我“破防”的事却时时发生。
“破防”的主要原因是同辈间的压力。之前我是朋友们的情绪垃圾桶，有什么烦恼他们都和我说，我也能积极回馈鼓励。但现在，他们发消息和我说起职场、读研、情感压力，我通通都不想回复——只要健健康康活着都已经是最幸福的事了啊，我没有多余的心力去安慰任何人，于是主动和他们断联了。想到已经工作的朋友经历职场获得了经济独立，考研的朋友提升学历钻研知识去了，而我还在每天与病魔斗争，就对袭击身体的各种反应诚惶诚恐。
过年期间我几乎抑郁了，桌子上的一排药换了一瓶又一瓶，我每天都面无表情地吞下一把胶囊。长时间吃有毒性的药让我的身体苦不堪言，胃出现了问题，每天吃完药都疼得要裂开，半夜也会疼得醒过来，辗转反侧间心脏也疼得更厉害。吃不下油腻的东西，看不了世界的美好，我的身体和心灵都疲惫不堪，一到夜晚就恐慌，开始害怕睡觉。
除夕当晚，全家人各自在房间吃完饭，我坐在沙发的一角远远地看着春晚，自动与其他人隔开距离。一年过去了，又是新的一年开始，一切会好起来吗？我不知道。
零点的爆竹和烟花声突然变大，我复制着“新年快乐，祝你健康平安快乐”给我通讯录里的每一个人。有的人回了，有的人悄无音讯。朋友发消息说：“大年除夕我又要熬夜了，昨天熬到3点，今天不知道要几点。”我回她：“少熬点夜吧，熬夜伤肝时间长了不好。”她回我说：“都熬习惯了啊哈哈哈，你咋这么养生？”
确实，健康是在平时正常人的许愿清单最微不足道的愿望。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看待我的祝福，但在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不要体会到生病的痛苦。
2021年4月，春天来了，风都暖了起来。我看了一部叫《天赋异禀》的纪录片，讲述来自全球各地患有罕见疾病的人的故事，这些人生来就面对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却依然勇敢乐观地活出人生。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严重到睡觉都需要机器维持的患者，他让我联想到了每天不敢睡觉的自己，看着他带着呼吸面罩艰难地喘气，我突然觉得，相比于他，我的病又算得了什么呢？一个连睡觉都无比艰难的人依旧这么乐观坚强地活着，我一个可以治愈疾病、只是现阶段停滞不前的人有什么理由郁郁寡欢呢？
从那之后，我迫使自己下楼晒太阳。春日阳光温暖和煦，白云软成温柔的团子，连成片的粉色桃花和从石缝里钻出的小草让一切都生机勃勃。我在公园里看到一个腿脚不好的女孩做康复训练，双手支撑着铁架一步步挪着向前走。猛然想起《有匪》里谢允对阿翡说的：“你手握利器，只要刀尖向前就能披荆斩棘，这还不够幸运吗？”
是啊，有为美好未来拼搏的资格，本来就是一种幸运了。活着，才有希望，活着，不就可以期待美好吗？既然现在人生已经跌入低谷了，那之后的路怎么走不都是向上吗？
我开始按着菜谱学着给自己做饭，读了在书架上没开封过的书，学了一直想尝试的尤克里里，等到断断续续能弹上几首曲子的时候，已经过了炎热的夏天。
2021年9月中旬，我与这个世界整整断联了一年。医生看过了检查结果后宣布：可以停药了。
当天晚上，我吃了一年都没敢碰的鱼，买了楼下花店刚到的向日葵，发了一年没怎么发的朋友圈。朋友私信我打趣：“好久没见你冒泡了，原来你还健在啊。”
是啊，我一直都在。经历了一次有点不敢回忆但永远记忆犹新的病痛折磨，经历了一次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停滞，明白了不管经历什么苦难，只要这个世界依然存在，爱你的人依然存在，你对美好的向往依然存在，就永远不会与这个世界断联。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