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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的陈文玲，生活精致，衣品出众，脾气顶好，工作中没跟谁红过脸，“一辈子听政府的、服从政府的”。2019年，政府要拆老家70平米的房子，她实在不乐意，相当窝火，决心当一次钉子户。
那天，几位领导上门做思想工作，见客厅墙壁上挂着一张退休奖状，还有一张警服正装照，就问陈文玲党龄多少年。陈文玲说自己在大学里入党，22岁在农场子弟学校任教，狱警编制，党龄超过40年，警龄超过30年。
领导说：“好，我们就不多说了。”
陈文玲瞬间没了脾气。3天后，她家的老房子被夷为平地。
那是一栋水泥平房，用红砖垒成了一道矮院墙，院门口竖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红漆写了“小店”、“心泉婚介”几个大字。院门5米之外是一排高墙，上面装有高压电网、设置了八角岗楼。换岗的武警齐刷刷地跑步，每隔2小时从院门口路过一次。
高墙那头是座监狱，押犯1700多人，每天收出工的口号十足响亮：“一二一二，一二三四，遵守监规，服从管理，认罪悔罪，重新做人——”高墙这头，有十几户居民，清一色的水泥平房里只剩下老人——年轻人不敢把孩子带过来，住不上两天就会跟着犯人瞎喊，晦气。
如今，十几栋平房全部画了“拆”，居民们实现了“搬家梦”，可陈文玲却高兴不起来。她说这儿以前是农场的房子，老房子的地基是青砖，后来用红砖和水泥重修了一遍，“我从小是被反革命罪犯养大的，这栋房子以前就是安置刑满留场分子的，我的命运就是在这栋房子里改变的，我有感情的呀”。
1959年，监管场所内人满为患，全国各地兴建农场，将各类罪犯押去拓荒。
那年冬天冷得异常，农场的干部个个都成了“团长”，犯人的情况更加糟糕，每天都有人被冻成“冰棍”。每顿只吃水煮盐篙，犯人们哪还有埋人的力气，他们将“冰棍”抬到远处，随手一丢，扭头便走。
抬人是桩“雅活”，收工回来，能分到一颗大土豆。一天，有个反革命的年轻小伙不行了，“雅活”就轮到了两个右派的头上。这两人，一个叫袁天明，22岁，山东人，在大学里宣讲反党言论，被扣了右派的帽子，送来劳教；另一个叫白震，上海人，因加入了反革命的团体，又是团员骨干，被定了反革命罪，获刑5年。
两人抬着“冰棍”走了二里路，脚趾头冻得难受，人也饿得虚脱，两眼迷糊之中，看见一条结冰的沟渠。袁天明说就撂那里面得了，冰一化，人就等于水葬了。白震没了讲话的力气，点了点头。
两人惦记着那颗大土豆，把“冰棍”往冰渠里一撂，就要赶紧回去。白震的耳朵尖，已经走出去三五步了，忽然停住：“哪来的小孩子哭？”
“是风。这鬼地方，十天有八天在刮风，风响就像小儿的哭。”
袁天明拖着白震又走出去三五步，白震还是停住了，嚷着：“不对头，不对头。”
他跑近冰渠旁瞅了一眼，看见“冰棍”身下压着一只小手。两人下到冰渠里，费不少力气才将那冻铁一般的尸体挪出去半米。一个婴儿露了出来，裹着绿色的棉袄，小脸冻得通红，微弱地哭着。
“怕是不能活。”
农场有一名姓陈的干部，结婚10年，妻子未能生育，便收养了这个弃婴，给她取名陈文玲。
1977年恢复高考后，陈文玲成了农场第一个考上师范大学的场员子弟。农场杀了16头猪，摆了3天的流水席。袁天明和白震这两个干爹在酒席上争执，“怕是不能活”这话到底是谁说的来着？
陈文玲大学毕业后，被迅速招进农场子弟学校任教，进了编制，每天穿着警服上课。她不仅活了下来，还活成了农场子弟的模范。
1979年，右派平反，袁天明和白震先后回到原单位。他们本来做好了在农场过一辈子的心理准备，刑满后就用工钱买下了安置他们的那栋青砖平房。离开之前，他们把房子的产权都赠与了干女儿。
2
1997年，农场子弟学校改名为“监狱职工子弟学校”。陈文玲的学生包括武警、狱警的孩子、监狱附属工厂职工的孩子、出狱后在当地就业的刑释人员的孩子。她对待谁，都一视同仁。
学校一共有20几位老师，多一半是狱警编制，还有几位是狱警家属，也有刑满后的高知劳改犯。早年，干部子弟高中毕业后就可以直接当实习狱警，不用参加公考，也能直接转入狱警编制，端上铁饭碗。人生有了设定好的退路，所以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并不高。但陈文玲任教20年，将上百个学生送进了高等学府，出国留学的也不在少数。她的教学成绩放在公办学校丝毫不起眼，但放在教育环境特殊的子弟学校，属实出彩。
2006年，监狱职工子弟学校撤销，所有学生就近分流到几所公办学校。陈文玲是教务组长，职务挂在监狱教改科，学校撤销后，她便调回科里，负责全监罪犯的计分考核。
两年后，陈文玲调入女监工作。2011年，她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同年9月，调回原单位搞罪犯“重新犯罪评估”工作。说起过往的经历，陈文玲并不看重自己在学校那20年的桃李满天下，“这只是尽自己的本分”，相比之下，她更看重“如何降低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率”。
2014年，陈文玲提出“给刑释人员相亲”的教改项目，被上面否了。同事背地里说她的脑子坏了，“都是浆糊”，没几年都要退休的人了，尽出洋相。
在一些人看来，狱警的职能首先是刑罚的执行者，去操心犯人的终生大事，有些出格了。但陈文玲认为，犯人也不全是十恶不赦的人，很多都是老实人，只是在生活中踏空了一脚。她觉得可以分别对待，好的那部分人，就该拉一把、帮一把。
“我就是想做一点不一样的、有挑战的、别人又没做过的事。后来有了一个蛮好的时机，我血压比较高，按时吃药问题不大，但够上了提前退休的申请条件。退下来，工资每月少了几百，但不妨碍做自己想做的事了，脱掉一身警服，什么都不冲突了。”
对于自己“想做的事”，陈文玲说不清道理，根儿上来讲，便是要处处做好人。高墙内的这块场域，成了她相中的一亩三分地，她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野心——想把在这儿遇见过的所有破碎的人生，经由她的手，重新组装。
陈文玲心里清楚，给刑释人员组织相亲是桩不讨喜的事，但绝对不是瞎提议。
从监管层面来讲，上面政策一直在变，松松紧紧的。有时候是“治本论”，要把罪犯重新犯罪率作为考核监狱工作的重要指标；有时又是“监管底线论”，“防逃防死”的前提下，注重劳动生产，履行惩罚机构的职责，犯人的刑期一到，送出监狱大门就算所有的工作落了地——但很多人还没进家门，就又犯罪了。
那当口，陈文玲负责男犯的出监教育和心理矫治，分管的38个重刑犯中，超过半数的犯罪诱因都能归根在婚恋问题上。这些人服刑时间少则5、6年，多的超过了15年。他们即将出狱，每周二去文教楼的陈文玲心理矫治工作室上课，很多人跟陈文玲开玩笑：“陈主任，你要是能帮我们找个老婆，比什么都强。”
这并不是一句玩笑话。曾经有一对兄弟，老家在农村，因为缺钱，都讨不上老婆。兄弟俩就商量去城里抢金店，头一回作案的赃款给哥哥讨了媳妇，第二次作案是帮弟弟娶媳妇，结果出了人命。哥哥死刑，弟弟被判了无期。
陈文玲说，这是比较极端的案例，犯人即使出狱了，也得拿一生做代价。她想去操作的，还是以“过失犯罪”的案例为主，一旦有了符合条件的，她便私底下“做实验”。
“刑释人员的重新犯罪率常年偏高，根源问题与刑释人员在择偶过程中受到的排斥相关。择偶是组建家庭的前提条件，择偶，往往是人品为首要考虑因素，而犯罪本身就是人品、人格出问题。”
于是，犯人在工作室说玩笑话时，陈文玲会说：“你人品过关了么？我要验收你的人品，人品合格了，我可以帮你介绍。”
陈文玲在女监工作过3年，跟许多出狱后独身的女犯保持着联系，常常帮助她们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这些女犯人大多经历过失败的婚恋，虽然很多人坚持单身，不看好再婚恋，但根本原因还是没遇见好的、合适的人。
陈文玲说：“我想两边搭搭线，这根线必须牢靠，不然风险也不得了。”
3
2014年8月，“热得翻抛”，监舍里的吊扇彻夜不歇，过道里还摆着一条冰，犯人们身下的凉席还是被汗液浸得透透的。37岁的黄亚军每天都睡不着，“主要是心不静，还有1个月出去了，想各种乱七八糟的”。
11年前，黄亚军开半挂车跑运输，在一个十字路口转向时撞倒一位骑三轮车的老人。他下车查看，发现老人不行了，而四周没人，路口也没监控探头。邪念起来，他索性把老人和三轮车拉到一处荒地，撂下不管了。
黄亚军不敢回家，先去大排档喝酒，又去洗桑拿祛霉晦，再去KTV飙歌发泄情绪。陪唱小姐看出他有心事，他憋不住，说出自己闯的祸，小姐劝他自首。
黄亚军说自己攒了5万块钱了，再攒1万，就可以回武汉老家托媒讲亲，要是坐牢，这辈子就完了。小姐说现在唯一有用的就是自首，她愿意陪他去。可两人走到派出所门口，他却撒腿跑了。
不久之后，黄亚军被捕，他抛弃老人的行为构成了故意杀人罪，获刑14年，附带民事赔偿30万。入狱后，他反倒踏实了，改造表现良好，获得减刑3年。
漫长的牢狱生活像掀书一样地过去了，黄亚军出现在陈文玲心理工作室时，距离刑满的期限不足一周。彼时，像黄亚军这类“一念之差”又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例，都是陈文玲“实验田”里的“苗”。她尝试给即将出狱的犯人做红娘，跟外面的婚介生意不同，她不收钱，只收“人品”。
当黄亚军得知陈文玲热衷帮犯人牵红线时，脑子里立刻想到了一个梦里的老熟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跟陈文玲交了心：“陈主任，你在女监当过干部，你能帮我打听个人么？”
原来，在黄亚军服刑的第九个年头，见过当年劝他自首的小姐。
那年监狱举办纳凉晚会，省局“希望艺术团”入监演出，唱歌跳舞的也都是犯人。节目进行了一半，舞台上出现一个身材高挑的女犯，穿着旗袍，打着油伞，唱《夜上海》。台下的男犯骚动了，口哨声此起彼伏。黄亚军瞅着那个女犯眼熟，挨个跟前排的犯人调位置——位置不好调，要许诺每人一颗“生产烟”（劳动任务达标后的奖励烟），好不容易调到视线清晰的位置，女犯已经谢幕离场。黄亚军半年的生产烟都泡了汤。
眼下，黄亚军要打听这个女犯，陈文玲说问题不大，能入选艺术团的女犯本就不多，即使没名字，照着档案排查一下也能确认。
陈文玲说：“你在这方面有想法，我可以帮一把，但你的人品要证明给我看。我要先信任你。我要冒风险的。”
为了让陈文玲验收自己的“人品”，黄亚军出狱后认赔30万的民事赔偿，其中20多万是借款，需要他出狱后认真工作来偿还。
“刑事案件附带的民事赔偿，是很难执行的，大部分受害者都拿不到这笔赔偿，通常就是判决书上的一串数字。他能主动全部认赔，也出乎我的预料。”更让陈文玲欣慰的是，当年受害者的老伴患了严重的疾病，手术费用很高，两个子女正为“是否手术”的事闹别扭。赔偿款一到位，不同意手术的那位，直接闭了嘴。
在陈文玲的心里，黄亚军的人品合格了，但等她查到那位女犯，却发现对方并非黄亚军自认为的那位“心上人”——她原本是一个公司的会计，因挪用公款入狱，有丈夫有孩子。
最终，黄亚军的婚恋问题是靠自己解决的。
出狱后的第二年，黄亚军在一家服装厂拼命干活。服装厂是陈文玲牵线一名小老板成立的，老板多年前因虚开增值税发票入狱，老婆头一趟探监，便递给他强制离婚判决书。服刑期间，老板闹过自杀，陈文玲及时对他进行心理干预，效果明显。出狱后，他在陈文玲的建议下成立了一家服装加工厂，最后办成了“归正帮教基地”。
黄亚军出来的头一年，先尝试开了一家小吃店，但生意做得差劲，外债又多出了3万元。在陈文玲的介绍下，他进了服装厂打工。在劳改生活中，黄亚军练就了超人的缝纫技能，老板认可了他的手艺，给他升职加薪，他凭本事干到了“工艺主管”。
接着，爱情也有了苗头。一个漂亮女人进厂务工，追求者像马蜂一样涌过来。但仔细打听才知道，这女人的前男友懒惰不赚钱，还用她的身份证撸了10多万的“小贷”。追求者们全部散开了，唯独黄亚军把握准时机，“我俩好好干活儿，一起还债”，他用这一声承诺，收获了芳心。
黄亚军能讨到媳妇，拿陈文玲的话讲，“也算在我这些工作的良性效应里”。
4
退下来以后，陈文玲比在职时更忙了，“家里先出事，我哥中风了，每天得料理完他，我才能办自己那点儿事”。
陈文玲口中的“哥”，其实是丈夫黄成兵。
黄成兵也是农场子弟，早前是茶厂的干部，每天开着边三轮押送犯人出工。他比陈文玲大2岁，人高马大，体育很好，农场每年的运动会都是得奖的主力，风头出了不少，会讨女孩的欢心。但他却谁也瞧不上，只喜欢陈文玲，因为她是农场的第一个大学生，跟她谈朋友，脸上沾光。陈文玲却看不上他，觉得这个男人流里流气，整天开个摩托车吵人。
“过24岁生日那天，他弄了个摩托车队来堵我，花里胡哨，在农场摆了个追求女孩子的阵仗。几亩地都铺好了花，我是12月的生日，冬天的花本来就不多，也不知道他从哪弄来了那么多水仙和玉兰……兴师动众，就为了搞个自以为是的浪漫。”
陈文玲被堵得上火，跑去狱政科举报黄成兵，说他用劳改犯干私活儿。那当口正严管这种事，黄成兵就挨了警告处分。他想不通，第二天喝了好多酒，在农场的荒地里飙三轮车，结果车轮碾过一块石头，车翻了，自己的右腿和盆骨摔骨折了，手术后行走倒没什么妨碍，但医生告诉他，将来要过夫妻生活蛮难的。
农场的人有看笑话的，有为黄成兵鸣不平的。女人们都在后面戳陈文玲的脊梁骨，骂她造孽害人。陈文玲也感到不安，一天半夜，她带着酒去找黄成兵，两人各吹了一瓶老白干，谁也不吭声。最后，陈文玲大腿一拍：“我嫁给你了，搭着伴儿过一辈子，不给人家看笑话。”
在婚姻中，有相当一段时间，陈文玲和黄成兵像两根炮仗。他们闹过也吵过，别扭了好些年，但到现在，他们似乎都熬过来了，克服了对彼此的厌倦，敞着肚皮讲话。他们分房睡觉，床头装了报警器，谁不舒服了，可以随时“呼叫”对方。他们以哥妹相称，开玩笑时就称呼彼此是“战友”。生活开销方面，两人也坚持AA，谁也没为钱的事红过脸。
陈文玲不后悔，但她又说，一到阴雨天，便常做同一个梦，“自己卡在一条缝里”。
2016年7月，黄成兵中风了，走路、吃饭都成了问题，陈文玲的“心泉婚介”又堆着许多事，她便在微信群里发布招聘消息：招生活助理一名，包吃包住，协助本人照顾中风的老人，活儿轻松自由，不受气，工资不低。
微信群里都是刑满释放的女犯，40几个人，大部分没有稳定工作，有一大半都在“心泉婚介”挂着征婚信息。陈文玲给微信群取名“望春风”，是邓丽君的歌名。她跟她们以姊妹相称，隔两个月就要团聚一下，去KTV唱歌，她也是“千年不变”的曲目《望春风》。
招聘信息发布后，群里没什么人回应，陈文玲有些失望，也有点恼火。群里的出狱女犯几乎都受过她的恩惠，到她有麻烦了，却没一个站出来的。
两天后的傍晚，有群友拉了一个微信名叫“茵茵念经”的新人进来，又@陈文玲，说这位新群友想应聘。
这个新人真名叫田茵，陈文玲在女监工作时，曾经帮教过她。
出生于1983年的田茵，过着一段相当稀碎的人生。
她出生在一个偏远乡村，父母都有残疾。入狱前，她没上过一天学，是个文盲。从样貌上来看，田茵的模样并不出色，脸颊上都是雀斑，唯独眼睛又大又亮，睫毛很长，忽闪忽闪很好看，瞅人时，总似疑心重重。这样一个略带苦情面相的女人，男人容易怜悯，也容易对她动歪心思。
因为家境不好，田茵16岁时便跟一个外乡的男人定了亲。但在结婚前，一个发小在麦田里强暴了她。发小获刑2年，田茵却臭了名声，1年后就嫁去了外县。
结婚并没有让田茵摆脱那个魔鬼一样的男人。发小出狱后的第三天，从村里人的口中得知了田茵的住址，又得知她丈夫常年在外务工，便摸进了田茵的屋子，二次强暴了她。这次，发小获刑3年6个月，被捕前，他在村里放话：“田茵是我的女人，谁敢再碰，等我出来便放火烧房子。”
“狠”是一个乡镇男人“拔尖”的必要条件。田茵的发小就是这样一个被乡邻敬畏的“狠人”，他的暴行被人看作是痴心、痴情，许多讨不到媳妇的单身汉崇拜他，甚至认为“要有他这样的狠劲，哪有搞不到手的女人”。
在各种风言风语中，田茵和丈夫离了婚，几年后，在父母的逼迫下嫁给了二次出狱的发小。她和前丈夫生了一个女儿，跟发小结婚后，又生了一对儿女。发小像吃定了她似的，整天好吃懒做，没有养家的钱，田茵只有出门打工。25岁生日刚过，她便伙同几个工友盗窃建筑耗材，案值大得吓人，虽然只是从犯，也被判了10年。
田茵入狱同年，陈文玲调入女监工作，负责入监教育。到2011年调走之前，陈文玲花了3 年时间帮田茵扫盲。她调走后，田茵在完成了劳动任务之余，又接着读完了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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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茵希望自己的3个孩子都能考大学，“至少3个里头出1个大学生”，这是她这个“失败的女人”这辈子最大的盼头。
她入狱后，9岁的大女儿就辍学了。起初，她学文化只是为了写信和写诉状——写信是为了求前夫让大女儿续上学业，写诉状则是为了离婚——直到身陷囹圄，她才有勇气去跟那个男人离婚，但又请不起律师，只得先识字，自己写诉状。
一开始，田茵的字写得歪七八扭，后来越写越漂亮，夸人的词句也越来越走心。前夫总算有所触动，终于给自己的亲骨肉续上了学业。
2012年，教改电视大课上，宣布全监女犯可以参加成人自考，每考过一门，当月的改造奖励分便多3分。当时，监狱管理局给全省范围的犯人每月平均下拨6分奖励，各个监管场所根据犯人的劳动表现进行“二次分配”，表现优异的犯人每月最高可以获得12分，拿够60分，就可以申报减刑半年。
田茵入狱后因表现良好，刑期减去了2年，此时余刑还有4年。自学考试的奖励分相当诱人，她决心冲一下大专文凭，若考运顺畅，她就可以再提前2年6个月出狱——这对有3个孩子的母亲来说，是一段“宝贵到不得了”的时间。
田茵的小儿子是她入监服刑的同一年生的，此时刚3岁。为了3个小孩，田茵在考场的走廊上，规划着自己出狱后的工作：“我一出去就进服装厂，有外面的厂子进来招聘，我这么多年蹲下来，手艺没话讲的，肯定能应聘上。”
她要早点出去“苦钱”（辛苦地挣钱），是因为知道家里那个驱之不散的魔鬼“根本指望不上”。
2012年10月，女监举办下半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这是首次在高墙里举办成人自考，女犯们自学的专业包括工商管理、电子商务等十几个专业，自考的科目还包含了“高级英语（一）”。
考场设在文教楼，那是狱内最漂亮的一栋4层小楼，粉色的外墙上贴着“启新学校”4个金属字，楼外是一大片黄绿色的草坪。如果视线能够忽略掉四周的高墙电网，这便是一所洋气的私立学校。
开考前，40余名女犯在考场的走廊内集合，秩序井然，等待入场。田茵手抓一包牛奶，双眼微闭，争分夺秒地默背英语单词。
距离开考还有5分钟，田茵进了考场，找到自己的座位，忐忑不安地坐下来。两位监考的警官讲明了考场规矩，拆开试卷，分发下去。拿到英语卷子，田茵面对密密麻麻的字母，鼓着腮，脑门滴汗，先前背好的单词忘掉了大半。
考试时间过半，两位警官的监考姿态始终保持严谨，巡回检视，丝毫不惜力。但她们料想不到，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一个设计精妙的作弊工具正发挥作用。
田茵眼睛的余光时不时地瞥向桌角那包早餐奶——它是一个升级版的小抄本——把抄好的答案裁剪成长条，有字的一面用透明宽胶带贴紧、压实，再把贴有答案的胶带剪下来泡在热水里，耐心地用手轻搓，纸被搓掉，答案就印在胶带上了。这份特制的“胶带答案”贴在早餐奶上，就像是外包装上自带的说明书。
突然，考场里出现了七八位女督察，个个挎着武装带。一位体型庞大的中年女狱警站到讲台上，下达口令：“所有考生起立！”
原来，刚才有监考警官发现考生作弊，查到了一份小抄，那个考生已被带去了禁闭室。
“所有考生排队出去，所有督察分两队，一队留在考场，一张课桌一张课桌地查，另一队出去搜她们的身。所有考生不要带走任何东西，双手举过头顶，报数出门。”
狱侦科领导赶来了，田茵惊慌失措地站起来，后背湿了一大片。她的脑子飞速运转，准备抓住那包早餐奶一口气喝掉——只说自己低血糖，把包装带窝在手心里带走。
但她还是晚了一步，正是手足无措的这一瞬间，她脱离了队伍，慌乱的姿态十分显眼。一个魁梧的身影站在了她身后，接着是好几双手同时伸向她的课桌，所有的东西都被翻查了。田茵紧闭眼睛，希望来一点运气，但睁开眼时，领导的手上抓着那包早餐奶，正跟两个督察下令：“把她拷去禁闭室。”
后来，在监狱的减刑假释大会上，狱政科宣布获得减刑奖励的名单，有奖也有罚。作弊的两名女犯被押上了台，要向全监女犯做检讨，轮到田茵检讨时，她用英文说：“I'm not sorry for anyone, but many people are sorry for me. I really need to review, I'm only sorry for Director Chen.（我没有对不起什么人，对不起我的人却很多。实在要我检讨，我只对不起陈主任。)”
减刑计划泡汤，田茵把余刑蹲够，2016年5月出狱。一个坐牢期间认识的姊妹把她拉进了“望春风”。
此时的陈文玲对田茵的印象并不深，她还不知道，自己离开女监后，这个曾经是文盲的女犯在狱内的大操场上，用流利的英文对她表达了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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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田茵的帮衬，陈文玲才从繁杂的家务事中抽出身来。除了“望春风”，陈文玲还曾建了一个名为“心泉”的群，群成员全是男性刑释人员，都指望陈文玲帮忙讨老婆。一次，一个群友在群里发了几段淫秽视频，陈文玲气得不行，头一回在群里骂脏话，立刻把“心泉”解散了。
发视频的人是个40岁的个体户，他年轻时痴迷功夫，在公交车上打死了个扒手，蹲了10几年牢。那天，他主动找到心泉婚介所认错，当着陈文玲的面，抽自己耳光。
陈文玲气消了，赶紧劝住他，嘴上承诺：“有合适的，让你排头一个。”
当天，她就把这人的信息发进了“望春风”，重点标明：收入稳定、爱好广泛、长相不讨厌、有些色心、大体上老实。
群里有姊妹看中了男人的收入，但了解案由后，又担心个体户有暴力倾向。陈文玲就挑明了问男人：“你打不打老婆？”
男人说自己只敢打沙袋，老婆不敢打。接着，他敞开心扉，说自己其实本性胆小。年轻时体质弱，家里人帮着开小卖部，有天他看见有人抢劫，不敢上去，就喊了几嗓子。店门口有两个中学生上去了，结果挨了刀，一死一伤。之后，他陷在严重的负罪情绪中，恨自己胆子小，出门都带刀，结果一次坐公交车，他碰上了扒手，那把刀就派上了用场。
陈文玲把信息如实转告那位姊妹，问她要不要跟这个男人接触一下，姊妹同意了。
一般而言，陈文玲不轻易透露“望春风”群成员的身份信息，因为这些人都是她选定的“本分女人”，她形容她们：“全是苦命女人，生活里踏空了一只脚。”
对待“心泉”里的男性刑释人员，她更警惕，也更加挑剔：
“年收入至少5万——肯老实干活的，建筑工人也超过这个数目。”
“以前的案子，我一定要看的，本性不能坏。主观恶意太强的，现在就算改造好了，我都不通过。涉黑涉恶的、有吸毒史的、花案子的，一律不行。”
曾经有个男人找来婚介所，他后脑勺晾着几缕头发，挂面似的。陈文玲瞥了一眼那头“地中海”，只问：“头型打理了没？”
男人不吭声，陈文玲就让他出去。
可是哪怕再谨慎，也难免会有看走眼的时候。
陈文玲曾经帮一个44岁的出租车司机牵过红线。很多年前，这个男人曾因交通肇事罪获刑1年半，来婚介所时带着张照片，让陈文玲帮着找差不多模样的。
这个司机的条件很好，人稳重，也没任何不良嗜好，于是陈文玲就给他介绍了一个洋气的姊妹，长相比那张照片上的女人强很多。
最终，两人的事成了，订婚那天，司机喝高了，忽然跑来婚介所，跪在陈文玲的身前。陈文玲吓得不轻，司机说，自己配不起这样的生活，因为他是个杀人犯。
原来，他年轻的时候开卡车搞运输，每次都在省道上的一家饭店吃饭。饭店里有陪酒的姑娘，他相中了一个叫小梅的。一次出车，他又找小梅，小梅却接了其他的客人。那是一个雨天，他在车里等了很久，心里翻滚着醋意。小梅总算出现了，却和一个胖男人搂搂抱抱，要顶着大雨去镇上开房。他抑制不住愤怒，启动卡车一下撞了过去，小梅当场死亡。
警察办案时问他是否认识小梅，他摇头；又问他怎么开车的，他说雨天的视线模糊，而且人很乏，失控了。最后，他只被定了交通肇事罪。
陈文玲听完，手都在抖，她费劲稳住自己，劝司机去自首。
后来她不禁感叹：“人怎么这样复杂，厚得像字典，翻都不敢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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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泉婚介所，陈文玲整天忙得像只陀螺，漂亮事做过不少，糗事也出来几桩。她自认做这么多事，都是凭良心，但好的初衷，也不能防止不好的事发生。
“我最对不住的人，就是田茵。”
田茵帮衬陈文玲，主要是想报恩。出狱后，她虽然着急挣钱，但还是先到陈主任家里干了两个月，给钱也不要。她不光照料黄成兵，得空了还跑去心泉婚介搞卫生。在这个过程中，她认识了马勇，陈文玲的干弟弟。
对于马勇这个人，陈文玲不愿和我多聊。她是个报喜不报忧的人，“马勇”这个名字就像是她的一块伤疤。但田茵告诉我：“陈主任被马勇害惨了，卷跑不少钱。”
田茵和黄亚军说，马勇是江苏人，1979年生人，大专学历。他身高1米8，高鼻梁、双眼皮，长得像港台明星。2011年，他因诈骗罪获刑，服刑期间，陈文玲经常在监狱内搞心理团体活动。马勇作为后勤骨干犯，常来搬桌、送开水，因表现好，减刑1年，又获得假释机会，2014年11月便提前出狱了。
陈文玲搞婚介工作，需要一个婚礼司仪。马勇口才很好，服刑期间一直是监狱纳凉晚会的主持人，出狱后便成了陈文玲的帮手。他脑筋活络，能说会道，陈文玲搞特殊人群的婚介工作，他出过很多点子，也策划了多次婚介活动，成效很好。
平时除了主持狱友们的婚礼，马勇也接其他活儿。他为人大方，主持刑释人员的婚礼基本不收费，常常只收几包喜烟。在陈文玲搭建起来的小圈子里，他很快便积攒了极好的信誉，有不少女性刑释人员相中了他。
一个因税务问题入狱的女老板曾主动追求过马勇，精力花去不少，仍旧没戏。这期间，陈文玲还跟那个女老板吵过一架，并将她踢出了“望春风”。
为了将采访顺利进行下去，我没有当面求证陈文玲和马勇之间的真正关系。不过，田茵曾和陈文玲有过一次交心长谈，她提出了同样的疑问，陈文玲没有正面回答，沉默了一阵，只说了一段丧气话。
“她跟我说，自己的人生是失败的，没有知冷知热的人。一入冬她就害怕，开空调脸容易干燥，不开的话，一个人在被窝里，到早晨脚还是冰的。”
讲起这次交心，田茵说，她很后悔说了不该说的话。她对陈文玲说：“你哥的心思也不好，你只要不在家，就用手机看黄色电影，音量开得蛮大，好像故意要给我听到。你应该还是要多关心一下屋里的事，屋外这些事，你忙也忙不过来。”
陈文玲的脸色顿时变得很不好看，精致的脸容像一团皱掉的报纸，田茵从没见过她这种样子，自知说错了话，交心就到此结束了。
2019年10月，陈文玲的老房子被挖机推倒，得到了55万的动迁补偿款。但这笔钱还没有焐热，就要全部拿来还债。
2016年，马勇在群里发起了一个连锁超市的项目。他承诺只要投资，每月就能得到投资金额13%的分红，不到8个月就可以回本，此后每个月继续坐享13%的收益。
马勇人缘不错，共集资173万元。这笔巨款中，有40万是陈文玲的积蓄，见有些刑释人员掏不出钱，马勇便在群里推荐了数个小额贷APP，大家都在上面借款。田茵贷了11万，其余人的借款金额在5千元至20万元不等。
不曾想，拿到钱后，马勇竟然卷款跑路了，大伙儿的钱全部打了水漂。一向支持马勇的陈文玲顿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但她固执地认为，马勇只是投资失败，并不是故意集资诈骗。于是，她一直央求大家不要报警，并在群里承诺，自己认赔所有欠款。
后来，先后有4对陈文玲牵线的夫妻生了孩子，陈文玲为他们办了一次集体抓周的活动。酒席中喝多了，大伙儿都来劝她，说不会有人报警的，“陈主任你放宽心吧，钱哪怕一分没有，我们也甘心的，我们都记你的恩”。
她说：“好的，我也感恩你们。说到底，我晓得他不对。但我也想有个人怀念一下，我不追究他了，哪怕我在怀念一个骗子吧。”
拿到动迁补偿款后，陈文玲准备在第一时间按照大伙儿的投资份额比例分配这笔钱，争取让每个人都能拿到一部分。不过，陈文玲想先把田茵的钱全部还上，毕竟她有3个孩子要养，日子肯定不好过。
当时，田茵已在服装厂做工了，两班倒，一个班12小时，每月到手6500元，够顾全生活。她劝陈文玲先补偿经济状况不好的狱友们，以免有人绷不住了，报警闹事。
8
去年疫情解封后，我又去拜访了陈文玲一次，她胖了几斤，但眼见着衰老了不少。
“疫情要人命的，动也没处动，我是闲不住的人。”她去厨房给我倒茶，黄成兵坐在卧室门口，拿着保温杯，往小杯盖里倒水。一杯盖的水倒满，又将水倒回了杯内。
我过去问：“叔叔，是不是要喝水？”他摆摆手，继续刚才的动作。
陈文玲端茶出来，讲：“不要理他，他在练习，医生讲的，练一练有好处。”
老头抖着嘴唇，费力地对我说道：“我要赶紧好起来，我不能拖累她呀。”
陈文玲不搭话，把茶递给我：“上次我跟你讲了我的身世，但关键的地方我没讲，你要不要接着听？”
我赶紧坐下来，她的声音在我脑中补全了一副往日的画面：
荒凉的农场上，架起了一堆柴火，热气让白震和袁天明的身体回暖了，刚捡到的女婴也开始响亮地哭起来。两人的头脑舒坦了，脸色红润了。一阵黑鸟忽然跃起，农场上聚成一道黑线。
白震醒了，袁天明也醒了。饥饿依旧翻搅着他们的肚肠。
“吃不进去，吃不进去。”
“不好这样，不好这样。”
两人抱起女婴，赶回监舍。最后，他们用干“雅活”换来的那颗大土豆代替了女婴。
说完了身世，陈文玲问我：“你晓得我跟你说这个的意思了么？”
我还在消化刚才的画面，神色惊恐，人是呆顿顿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想要吃人的一刻。”她望向别处，春风漫进窗内，掀开了她的几缕白发。
后记
今年4月，田茵遇到了麻烦，已同她离婚的发小找来服装厂，要求复婚，不然便要毒死她的3个孩子。
当时，田茵刚刚当上车间主任。升职的契机缘于一批外贸订单——老外要靠远程视频沟通工艺，厂里懂英语的人不多，田茵在牢里学到的一点儿英语就派上了用场。她本就干活漂亮，跟老外沟通完，厂长直接提她做车间主任，月薪过万。
她事业上的成功，老家都传遍了，男人眼红赶来闹事，目的是要钱。田茵在“望春风”里发信息求助，陈文玲即刻带着七八个姊妹过来，与那男人撕扯。
冲突中，男人丢砖头砸破了一个姊妹的头，血流得吓人。警察过来安排人验伤，男人直接被刑拘了。一周后，验伤报告出来，够上了轻伤标准。姊妹们都说没有任何私了的余地，让警察直接立案
警察本想再劝劝，田茵把自己的经历摊开来一讲，警察不劝了，只说：“这种人该吃牢饭，我们这就办他。”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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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9年，我念初三下学期，父亲确诊鼻咽癌。
在此之前，我觉得自己还算拥有一个普通却完整、正常的家。父亲像很多男人一样，喜欢抽烟喝酒，家里常常烟雾缭绕、酒气熏天，他也时常宿醉而归，吐得满地狼藉。
纵然如此，我还是很崇拜他。我自己成绩常年在班级十几名徘徊，而父亲当年则是以县中考第一名进入高中，毕业后学车，去了汽车站，工作稳定，收入颇丰。我小学五年级时，家里就买了新房，让一众亲戚羡慕不已。那时我大伯和叔叔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从教师岗退休的爷爷奶奶也住到我们家，直到我初二时爷爷去世，奶奶才搬去叔叔家散心。从我记事起，一大家子每年的年夜饭都在我家吃，亲戚们、还有爷爷奶奶的学生们，也都是来我家拜年，热闹的节日氛围，让我很是开心、自豪。
崇拜归崇拜，我在家却不太敢和父亲说话。他很严肃，也容易着急，但凡给我讲题时我要是一时没反应过来，他便会骂我：“怎么这都不会？牛都教会了，你都还不会？”这么一骂，我就更懵了，他火气也就更盛。
父亲不喝醉也不发火的时候，倒挺爱跟我吹牛。内容无非两个：一是他中考第一名的事，二是他之前在单位开长途客车时一次事故都没出过。我也不回应什么，但内心还是比较享受他跟我侃大山的时光。不过这些自得的话，他好像从不跟我母亲说。
母亲是个体户，租了两个摊位卖鞋，虽然不稳定但收入也还不错。她没读过多少书，个性软弱，也没主见，遇事多是忍耐。只有在我爸酗酒回家后，她才会吵几句：“你能不能别总是这么抽烟喝酒，每次外出吃饭回来跟个癫子一样，对身体又不好。”
父亲明显不占理，他只会不屑地来一句：“你懂个屁。”
我渐渐懂事后，明白父亲有点鄙视母亲的学历。家里的大事都是他做主，甚至当年决定买房时他都没有跟母亲商量，直接去买完回来才说。对此，母亲也只是嘟囔两句。或许，有人替她做决定，她倒也觉得挺好。
性子急的父亲爱做主，能忍耐的母亲没主见，再搭上一个成绩中等的我，虽然时有吵闹，但像大多数普通家庭一样，我们的生活在柴米油盐中平缓向前。我原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流淌，往更好的未来流淌。
起初，一直生活无虞的我并不知晓父亲得了什么病，以为生病也能治好。我只知道，那段时日父亲频繁去市里看病，回家后也不在客厅看电视，常常窝在房间里和母亲小声低语。渐渐地，家里没了父亲的烟味、酒味，多了死气沉沉的味道。一起吃饭的时候，父母也是愁眉苦脸，我便只能在一旁小心翼翼不发出多余的声响。这让我慢慢意识到，父亲可能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病，这种病不像感冒发烧，去家附近的小诊所是治不了的，得去大医院才行。
接着，父亲便独自去市里住院了。那时已临近中考，我压力很大，心情也很差。有一次，周六晚上跟朋友出去玩，大概夜里11点才到家。刚拉开门，母亲就劈头盖脸地骂我：“你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到底能不能懂点事！这个家都快垮了，你知不知道？”她的声音还带着颤抖，明显有着无人做主后的慌乱。
我也慌了神，小心翼翼地问：“爸爸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母亲这才告诉我，父亲之前发现每次吐痰的时候都带血丝，用纸巾擦鼻子的时候也总是能看到血迹，做了检查，片子上鼻咽处有阴影，市医院确诊他是鼻咽癌中晚期。
关于生病的原因，母亲说，一部分就是抽烟以及在汽车站工作，经常要吸入大量的汽车尾气，另一部分估计是遗传——我奶奶中年时期也得过这个病，但是后来治好了。
父亲才43岁，我想着奶奶的癌都能治好，便试图安慰母亲：“我爸也会治好的。”
母亲噙着眼泪点点头：“但愿吧。”
那以后，我明显感觉到癌症的阴影侵入我家上空，推着我家走上一条下坡路了。只是这条下坡路，刚开始还不算陡——至少我感觉是这样。
2
中考前一天，一个月都没见到面的父亲给我打了电话，语气带着刻意伪装的平静：“儿子，你明天就要中考啦，记得做题细心点哈。爸爸呢，现在还在住院，你不用太担心哈，没事的。”我感觉喉咙有些哽咽，但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答了一声“谢谢爸爸”，便放下电话。
我考试算正常发挥，进了一所普通高中。暑假期间，我偶尔和同学出去上街闲逛，更多时候是窝在家看电视。父亲好面子，不让母亲告诉任何人他生病了，也不让人去陪。母亲那段时间继续守着她的鞋摊，心不在焉的，偶尔我俩一起吃饭，她就说，“别担心，你爸会好的”。像是说给我听，更像是说给她自己听。
暑假快结束时，母亲告诉我：“你爸再过一周就回来啦。”我很开心，以为“出院”就意味着病治好了，我家又能恢复如初了。
回家的父亲瘦了，脸也黑了，不是太阳晒出来的，而是放疗的副作用。黑色部分更多集中在脸的左右两侧、鼻子和眼眶周围的三角区。他不再抽烟、喝酒，甚至连辣椒都不能吃，只能吃汤泡饭。
父亲饮食是清淡了，但脾气更急了。以往他是一边发火一边解决问题，脾气来得快也去得快，问题解决了就会嬉皮笑脸，以缓解自己刚才的失态。而出院后，他的急脾气一拧开便收不住，还异常悲观。有次街道通知要停水，他便接水备用，可刚接了半桶水，水就没了。他便破口大骂：“怎么老天爷就非要这么搞我啊，老天爷啊别让我活了，我去死了行不行……”这种叫骂声音量很大，还带着颤抖与无力的愤怒，彷佛停水是一件足以让人家破人亡的事情。
这样的情形多了之后，我心里便生了些烦闷，觉得父亲的病既然都可以治好了，何必要发这些莫名其妙的脾气。当然，发脾气之余，父亲还是会继续跟我吹牛，除了之前那两个内容，这时还多了一个——他说架子上的瓷器，其中有一些可能是古董。
每次听他这么说，我都很想笑，谁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从工艺品店买的呢。我私下讲给母亲听，她也哭笑不得，但让我顺着父亲。那时她依然凡大事都听父亲的，仍旧期望治病归来的父亲继续当这个家的顶梁柱。
休息一段时间后，父亲开始去上班了，母亲还是正常出摊，我也升入了高中。家里好像除了父亲有一点变化，其他一切如常。奶奶看父亲的脸色变化，问出了实情，亲戚也都知晓了。但有奶奶治愈的经历在前，大家都觉得父亲的病愈也将是很自然的。
这也给了我很多信心，认为父亲的病不过是我们家的小插曲，再过一阵我家便会回到正轨。然而，小半年后，我就知道这种想法很天真，我们家的下坡路，明显变陡了。
这种感知的最开始源于钱。
我爸治病，医保报销了一大部分，他还买了大病医疗，所以前期治疗，家里只出了三五万，也没欠外债。但这也不是小数目，毕竟家里的房贷也还没还完。
高一下学期，学校春游，说是同学们分组一起去江边烧烤。我回家跟母亲说了，起初她还挺高兴，“你们学校还挺人性化啊，去放松一下也好”。当听我说需要每人自费30元去采购食材时，母亲的表情变化，我至今都忘不了——她笑着的嘴角瞬间僵住，随后嘴唇紧紧闭起来，眉头也拧起来，怨怼道：“怎么要这么多钱啊？你们不是随便买点菜就好了吗？”
看到她的表情，我失落且没有底气，只能低声解释：“主要是去一整天，还想喝点饮料、吃点零食什么的。”
母亲最终还是打开了钱包，但嘴上继续抱怨：“给你，我今天卖鞋就赚了30块钱。”
接过这30元，我觉得有千钧重，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我小学一年级去报英语班，750元的学费，家里都没有任何犹豫。这时我更清晰地感受到，父亲的病对我们家来说，不只是个小插曲那么简单了。
除了花钱紧巴巴的，我也能感觉家里越来越冷清。
我上高中后，大伯家日子好起来了，买了新房、新车，因为父亲的病，奶奶便去跟他们住在一起了。于是，年夜饭、拜年的人也跟着移去大伯家了，我们家也就没什么人来了。
父亲有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莫叔叔和陈伯伯，以往新年时肯定都会来我家聚一次。而知晓父亲生病后，他们也过来看望，父亲很高兴地做了一大桌子菜招待，饭桌上还调侃自己说：“烟我现在的确是不想抽了，不过酒也还是想喝一点的。”
然而人大都不愿多沾染重疾带来的愁绪，加之父亲也不能多喝酒，久而久之，他们的感情也淡了，往后的春节，他们便没来过我家。
3
或许是因为病痛，也经历了人情冷暖，父亲心理更加不平衡，他到处找得癌症的原因，一心想找单位赔偿。
母亲曾跟我说：“他现在每天去上班，就跟单位领导闹，去劳动局上访，说他的病就是在车站工作才得上的。这的确是一部分原因，但是你爸之前抽烟抽得这么凶，加上你奶奶也有这个病，估计遗传因素也占。每天这么去闹有什么用呢，现在他脾气又差，爱跟人抱怨，人家听多了也烦了，到后面就不怎么理他了。”
生病前，父亲在汽车站负责检查客车出发前的安全状况，生病后，单位给他调了岗位，很清闲，去不去都无所谓，但是没什么绩效，每月就只有千把块钱，刚够他的药钱。他还是偶尔会去单位上半天班，想找人聊聊天，两三个小时就回来了。后来，单位也没给他任何赔偿。
我高二的时候，父亲便不怎么去上班了，更多时间就是闷在家里，独自对着电脑，刷一些股票的信息——他早已经不买股票了。
我读高三时，父亲的身体又出现了一些状况——他的嗅觉和味觉都变差了，每次做饭，他都会叫我进厨房尝尝味道，问我咸淡是不是合适。他说自己的舌头尝不大出味道了，鼻子也经常堵住，闻不到气味，而且擦鼻子时又出现很多血丝。
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这可能是放疗带来的副作用，开了些药，但吃了一阵，也没有明显的效果。失去味觉和嗅觉的父亲，整个人变得更加敏感、暴躁，发脾气的次数明显增多了，而发脾气的理由更加无理取闹。
有次周末我回家，见他心情不错，母亲便提议“明天吃顿饺子吧”。自从父亲病后，母亲出摊更加卖力，总想多挣点钱，收摊总是很晚。家里不常包饺子，待母亲在厨房一通忙活，便过了平日正常的饭点。父亲就坐在沙发上，时不时地狂吼一句：“好了没有啊！我是个病人啊，是不是想逼死我啊？”
妈妈没接话，只在厨房忙着包饺子，眼睛红红的，脸也绷得紧紧的。我站在她身旁，学着包饺子，本来觉得这该是件好玩的事儿，但伴着父亲的叫骂，手中的饺子皮都像长了刺。父亲骂骂咧咧十分钟后，饺子煮好了，他径直走进厨房，端走他的那一份，回到电脑前，边看边吃。
饺子有点粘锅，好多皮都破了，母亲把破饺子夹进自己的碗里，再将完整的拨给我。我和她就坐在客厅的茶几上吃，我不敢看她的表情，余光瞥见她鼻子红红的，眼睛盯着碗，大口大口地把烂饺子塞进自己的嘴里，想要抑制住从喉咙里传出的啜泣声。没几分钟，母亲就吃完了，末了，还不忘用沙哑的声音说：“吃完把碗放水池里，晚点我一起洗。”
从那天开始，我变得极度厌恶父亲。我当时知道他应该不能完全治愈了，但既然还能吃喝，也没到死的那一步，为何要完全陷入到自己的情绪中让身边的人不好过，为何非要让癌症的阴影以更浓重的方式笼罩在这个家里呢？
他的样子，让我出去跟朋友玩时再也无法酣畅淋漓地笑，感觉心就像被蒙上了一块癌症滤网，任何快乐在进入之前，总要被它过滤去一大部分。
大伯、叔叔、小姨的生活都在慢慢好起来，买房、升官、找到轻松又赚钱的工作。母亲有时候也跟我感叹：“唉，要是你爸不生病，我们家现在车也有了，可能第二套房都有了。想想之前，我们日子过得其实也不差，哪知道变成这样，也是造化弄人吧。”
听完这些，我的心情更像是死死地被按在谷底，不知道说什么好。
4
到我上大学时，我家已经开始在下坡路上加速滑向深渊了。
大一大二时，我已经明显能感到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经常记不住东西放在哪里，甚至有时还会叫错我的名字；他吞咽东西变得越发困难，喝一小口水，喉咙得发出好长一段咕噜声，才能勉强吞下去；因为放疗对视神经有伤害，他的左眼渐渐模糊不清了。
病情恶化后，父亲更不能外出，只能整日孤零零地待在家里。他看不了电脑了，也不开电视，就拿着手机从早到晚地放歌，然后窝在客厅的沙发里，一糗就是一整天。我家变得像一座孤岛，我们不敢叫人家来做客，而也没人会叫我们去做客，哪怕是最亲的家人。奶奶过生日，只叫了大伯和叔叔他们，没有叫我们。母亲知道后，气得要死：“你奶奶他们也太看不起人了，喊都不喊一声啊！你爸生病后，也从不见他们过来照顾一下。”
我知道母亲的怨气，自父亲生病以来，伯伯叔叔他们除了在父亲很严重时来看望过几次，顺便给几百块钱，以及我上大学时送来一台笔记本电脑之外，对我家几无帮扶。但我也渐通人事，父亲生病前几家人的关系也都算不上多亲密，这样的疏离，也是必然。
父亲还想在我面前维持他的尊严。他在左眼彻底失明时，还佯装勇敢，很坦然地跟我说：“没办法啊，有只眼睛看得见就得了。”脸上还使劲挤出几丝微笑，看得我心里酸酸的。因为小时候的敬畏和高中时的厌恶，我后来一直不怎么跟他说话，这个时候，也是他主动找话聊。当然，聊天的内容依然是回忆自己当年是中考第一名，开车从来没有出过事故，偶尔谈到自己的病，还会带些讨好地跟我说：“家里就你一个，这些房子啊玉器什么的，以后都是你的。”
母亲说，父亲生病后，老觉得她和身边人都会害死他，“唯独对你，有些例外，你放假回家头一天晚上，他心情总会变得很好，愿意吃饭了，偶尔还愿意开几句玩笑”。
听完这些，我鼻子有些发酸。但这些积累起来的小感动，却又在跟母亲常年的电话中消失殆尽。
亲人可以离得远远的，我也因为学业“躲”到外边。而母亲却只能守在家里，她受到的冲击是巨大的。她还经营着两个鞋摊，因为父亲病情恶化，她只能早上6点起床，打扫卫生，出去买菜，回来给父亲做饭，直到11点才能出摊，下午5点一过，她又得收摊回家做晚饭。一天到头也赚不到什么钱——其实也没心情赚钱。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母亲因为整日劳累，身体出现了问题，也都只能独自去医院看看。
每周我往家里打电话，都十分心疼母亲故作坚强的吐槽：“你爸不爱吃饭了发脾气，看不到天气预告发脾气，想说的话到嘴边忘了也要发脾气……”有时她讲着讲着都只能苦笑：“唉，你说这有什么办法？你爸还整天说我要害死他，偷走他家产。我就生气地给他说，‘给你这么冤枉，我要是干脆和你直接离婚，我看你怎么办。’”我也只能在电话那头无奈地笑笑。
偶尔，打电话回去，只能听到母亲一声略带哭腔的“喂”，便安静下来，我只能在电话里头，听着我俩不均匀又都沉重的呼吸声。几分钟后，母亲情绪平复，说句“就这样吧”，便是通话的全部内容。
挂断电话，我脑海里全是父亲发脾气的场面，心里愈加怨怼。我甚至想，或许父亲早点离开，或者母亲直接离婚，才是这个家最好的结果。只是，我怎么也没说出口。父亲继续在癌症里挣扎度日，母亲也依然在那个被癌症腐蚀得不成样的家里跟他耗着。
5
大三下学期，父亲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右眼也因负担过重逐渐模糊了。越来越重的偏头痛更是让他痛不欲生，母亲说他每次发作起来，都会跪在地板上磕头说自己不想活了，让老天爷放自己去死。
他的身体已经跟皮包骨一样，大夏天都要盖上厚厚的毯子，冬天两床10斤的被子加电热毯，他还大喊大叫觉得冷。母亲说，父亲呼气都是一股恶臭，癌痛让他整宿睡不着觉，凌晨四五点才能眯一会儿，天一亮，就又醒了。
我纵然怨恨父亲，但亦能想象他如困兽一般被癌症捆缚，他在生死边缘的挣扎与苦楚也是旁人所不能感同身受的。这也压得我的心喘不过气起来，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同学说我看着比实际年龄成熟许多，我也只能不好意思地笑笑，不回应。
学校到家坐车只需要3小时，之前我只逢大节或寒暑假才会回去，这时我不仅不愿回家，甚至连打一次电话回家都要花好长一段时间做心理建设，听到手机一响更是胆战心惊，我怕母亲的哭诉，也更害怕直面父亲最后的死亡。
大四寒假，我选了份实习，直到过年我都不想回去。但到了除夕，公司也放假了，我只能回家。大年初一，我们一家三口的第一顿饭，父母就大吵了一架。起因是母亲想把父亲的碗往桌子里面挪一点，担心掉到地上。父亲顿时就生气了：“你是不是想我去死，连饭都不给我吃了？”说完摔下筷子：“你懂不懂我现在多痛苦？难道非要更快点逼死我才满意吗？我快死了的！”
这一次母亲终于没忍住，哭了出来，也骂了出来：“你这个能怪谁啊？你自己想想，原来喊你别抽这么多烟，别喝这么多酒，你听了没有？还抓着我骂啊、打啊，你现在这个样子，人不人鬼不鬼的，搞得这个家家不成家，你怪谁？”
那一天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吵架认输了，他没再继续争辩，只是颓然地坐在沙发上。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哭了，他捂着脸呜咽着：“错了，真的错了。我这辈子全部错完了。”
但这个时候他已经不会再有改正的机会了——他的癌症复发了。我家那条滑向深渊的下坡已经变得近乎垂直。
在我大学刚毕业后的一个很平常的下午，母亲很反常地在这个时间点给我打电话，第一句话还故作轻松地问我在干什么，到了第二句话就完全绷不住了，带着哭腔说：“你爸的癌症复发了。”
医生告诉我们，复发后“基本只有一年半载了”。
“当然，也可以尝试放疗一下，但很可能会伤到脑子变成一个傻子。”说到这里，医生还叹了口气，“其实鼻咽癌7年内不复发，以后还是会很乐观了，但他这刚好7年就复发了。唉，可能还是有些心态的影响吧。”
母亲也把这消息告诉了大伯和叔叔，他们都主张别治了，甚至父亲也都不想再治了。哪怕是我，也觉得没必要治下去了。只有母亲拿不定主意，问我：“我还是想给你爸治，我想不留遗憾。你觉得呢，儿子？”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在父亲病后的这些年里，那个曾经没有主见的母亲早已在不经意间挑起了家里的大梁，做着生死的抉择。所以这一次，我站在了她这边。我们说服了父亲，治疗大致持续了一个月，后面就把他接回了家。治疗的效果一般，虽然父亲意识还算清醒，但也知道那一天已经临近。
只是谁也没想到，死亡的前奏来得如此挑战人的神经：父亲在家吐血了。
我现在都还记得母亲给我打电话叫我回来时，不停地说：“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那声音里有着我从未感受过的惊恐。她说，早上叫父亲吃饭时，看见他在卫生间，喉咙咕噜咕噜，嘴巴里吐出来的全是血。
我抵达医院时，父亲已经躺在病床睡着了，插着氧气管，连着心电测量的仪器。医生说他应该是鼻咽部血管破了，现在只能保守治疗，“如果手术，只能上市里的医院，而且很大概率会死在手术台上。”
接下来两天，父亲还在吐血，吐了又输，输了又吐。好不容易有点力气，生命末期的癌痛又让他有时候叫得撕心裂肺，连整个医院都听得见。
到了第三天，父亲吐血的状况稳定了些，却出现了明显的躁狂。母亲跑到医生办公室，商量接下来怎么做，留我一人陪床。父亲突然坐了起来，我以为他要上厕所，就扶他下床，结果他开始很大力地想要推开我，不受控制地想挣脱那些贴在他身上的线和针管。我赶紧打电话叫医生，最终打了镇静剂，他才昏睡过去。
昏睡醒来后，父亲的吐血症状也基本上缓解。次日一早，他还主动喝了一杯豆浆，一整天情况都不错，偶尔重复问我们“今天是几号了”，我们也没多在意，想着他不吐血了，再住几天院就可以回家。到了晚上，母亲心疼我，让我回家休息。离开医院前，我跟父亲打了一声招呼，我明显感觉他有话想说，但最终忍住了，微微抬抬手，让我走了。
我没想到，那是我们父子俩最后一面。
我回家睡到凌晨两点多，叔叔就打来电话，平静地跟我说：“你爸好像有些状况，你过来一下，不用急。”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什么，听着叔叔的话，也没往那方面想。坐摩的5分钟就到了医院，叔叔站在病房外的走廊上，见我过来了，用一种强行压住悲痛的声音跟我说 ：“你爸走了。”
2017年，2月9日凌晨，父亲去世。那天，离他51岁生日刚好还差10天。
我不知道别人失去至亲时是怎样悲痛欲绝的感觉，但对于我来说，那一瞬间是空的。我走进病房，父亲还躺在床上，嘴巴张开，嘴角全是血，头发凌乱，整个人瘦骨嶙峋，被折磨得已经不成人样。我不愿多看他，眼神落在旁边心电图上，那上面显示着一条好直好直的线，我从左一点点看到右，从没感觉直线原来可以这么直。
母亲说，父亲是想要吐血但没吐出来，最后导致呼吸衰竭，走的时候，也算很平静。她叫我拿毛巾给父亲擦擦脸，收拾一下，看起来干净些。随后，我看着殡仪馆的人把父亲抬走，穿好寿衣，放进棺材里。
殡仪馆的负责人说话中气很足，他问我：“这是你的谁啊？”
我说：“这是我爸爸。”
我开始意识到，以后回家再也没有“爸爸”可以叫了。
暂时安顿了一下后，我跟母亲先回到了家中。我们都没有睡觉，而是围在取暖器旁边，母亲双手捂着脸，眼睛红红的，偶尔就小声、长长地叹气，良久才说了句：“以前在的时候整天吵，现在不在了怎么就这么难过呢。”
我那几年无数次设想过这一天的到来，以为这样往后家庭就能轻松一点。但没想到真到来的这一刻，却总感觉内心空了一块，说不出一句话。
6
父亲的离开，让这个家得以重新开始。所以我想，自己是愿意选择相信父亲在那段患病的时间里，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让自己体面、温柔，去肩负自己的家庭责任了。
后面，我到广州工作，同事很好，虽然刚开始工资不高，但时间久了也能攒到些钱。每次做不下去的时候，我都想着尽力就好，实在不行再拉倒。这样一来，发现自己能做成的事情也多了一点。
母亲觉得原来的大房子冷清、压抑，她宁愿在外面租了一个小单间，也不愿回去住。前几年，我想着房子租也租不了好价格，干脆卖掉算了，可找到了买家，谈好了价格，母亲却不想卖了，给我发微信说：“儿子，我想着把这套房卖掉就觉得好难过。”
于是到现在这套房子还在出租，母亲则一直租房住。
母亲的鞋摊也不开了，不再需要照顾父亲了，她便找了一份给酒店做早餐的工作，一直干到现在，钱不多，但离家很近，中午12点就能下班。下班后，她也有心情与朋友出去玩了，骑自行车去踏青，晚饭后去散散步。小县城的生活安稳、平静，她的身体也慢慢调理好了。只是有时候会跟我笑着自嘲：“人家散步都是两个人去，就我是一个人。傻傻的，哈哈哈。”
我希望母亲再找一个人，毕竟余生的日子还很长。最近这两年我回家时，经常会看到一个叔叔来我家，帮着妈妈做饭、洗碗、炒菜，然后一起吃完收拾完碗筷才回去。
往后的日子，我和母亲的生活里，都很少提及要如何拼命赚钱，遇到不开心就安慰自己，好歹现在身体健康，坏心情便去了一大半。虽然我俩都意识到家里经济大不如前，但想着只要人身体好，其他的事情都变得没那么重要。
时间一晃，父亲去世已经4年半了，很多记忆都变得有些模糊。我只是很清晰地记得父亲去世的第一个早晨，我走在路上看着熙熙攘攘的车流和人群，晨光洒落在空气的间隙里，太阳好像格外热烈且温暖。
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家的这一段走了8年的下坡路总算是结束了。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