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日落胭脂红，不是雨就是风。”
以前，夕阳落山时，爷爷常会背着手望着晚霞，絮絮叨叨一句什么话。
小时候，我顽皮，有次又见他对落日抒怀，就偷摸捡颗石子，用弹弓弹他屁股，然后哈哈大笑着跑开。
“侬得个小棺材，滚过来。哎呀，勿要弹这只雀呀，伊是只好雀呀，吃虫咯呀！”爷爷在后面追，边跑边还要教育我。我步子小，没跑过他，被他抓住，背了好几句崇明谚语，学了怎么辨别好雀坏雀，才被放走。
“侬要晓得，吾里崇明人是要看天吃饭的，要懂得保护好雀，辨别好天。”爷爷还在唠唠叨叨的，我才不要听他的呢！
是啊，爷爷怎么也不会料到，谁都没有听他的话，学他看天的本事。他的后代几乎都不想再当一个看天吃饭的崇明人，他们跟大多数岛民一样，都想在城市化进程的汹涌浪潮中做一个弄潮儿，成为一个真正的上海人。
然而，崇明人的根始终系在这个岛上，只能如候鸟般来回迁徙。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不再是我们只想要逃离的地方。
1
鲜少有人知道，在长江入海口有一片泥沙冲积的平原，是我国的第三大岛崇明岛。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岛，中国最大的沙岛，有着中国最优质的湿地之一——东滩候鸟保护区。
我家就在崇明岛中心城镇城桥镇的西北角的一个村庄里。崇明隶属上海市，出了上海市，我们被称为上海人，但在上海市内，我们被叫做“乡下人”——当然，我们也从来不把自己当上海人，自称为崇明人，把去市中心叫做“去上海”。
这也不能怪我们，在2009年上海长江大桥开通之前，崇明人要去一次市里，简直是千难万难。我小时候从崇明南门码头坐轮渡去宝山吴淞码头，单程就要一两个小时，有雾，船不能开，风大，船不能开……但凡天气恶劣一点，岛上就与世隔绝了。要去市内办点事情，还得事先订个旅馆。这对于收入比较低的岛民来说，简直太糟心了。那时崇明和上海市区差距非常大，市区早已高楼林立，崇明却还是旷野千里；市区车水马龙，地铁1号线都快要通了，而崇明的公交车一等就要等将近一个小时；市区街上的白领们行色匆匆，崇明的老农民们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对于岛民来说，上海简直像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幻梦，充满诱惑，却很难抵达。
到了90年代中期，众多国企纷纷改制，连崇明岛上颇负盛名的远东冰箱厂也未能幸免，越来越多的崇明人失业了，岛上的工作机会自然无法应付过剩的劳动力，很多崇明人不得不去上海市内打工。
这段时间，上海出租车的司机，是几乎被崇明人包圆了的行当。在如今这个网约车横行的年代里，时不时还能听到上海人怀念90年代的出租车，那时的司机说着一口崇明味的上海话，殷勤地把人们送回家，从不拒载。
我的小姑父就是这些出租车司机中的一员，他是我们家族里第一个去上海市内发展的人。
他原本是个农民，兼做木工活，后来谋生艰难，80年代初就带着小姑妈一起“闯上海”。刚开始两人一起学开大卡车，在亲戚里集资，然后买了一辆二手卡车，做起了运输车司机。没想到卡车经常坏，钱没赚到，还欠了亲戚钱。好在后来小姑父听说开出租车赚钱，立马卖了卡车，做起了出租车司机，没多久就还清了外债，小姑妈也不再工作，当起了家庭主妇。
小姑父一家简直成了我们大家族集体羡慕的对象。
我即将上小学那个夏天，爸妈让我去上海“见见世面”，把我送上轮渡，晃晃悠悠两个小时后，我到了码头，小姑妈骑了一辆老爷车把我接回他们家。当时的出租车司机几乎都在吴淞码头附近租房，因为这里是离家最近的地方，坐船回去比较方便。小姑妈租的房子也在那附近，是一栋挺破旧的两层民房，小姑妈一家三口只占了二层的一个小房间，吃喝拉撒都在里面。
那几天特别热，小姑父就在楼下庭院唯一的自来水处接根管子冲澡。我和妹妹都是女孩子，姑妈不让我们跟着姑父去楼下冲澡，每天用走廊里的煤球炉接水烧热之后，让我们在屋里的大盆里浇着洗。洗澡麻烦，上厕所更麻烦，得去房子外的公共厕所，晚上我不敢出去，只能用痰盂，不太好意思，就尽量少喝水憋着。
我心里憋屈、失望，说好的“见世面”呢？崇明虽然落后，但我家前后占地至少300平，我一个人的房间就比小姑妈租的房子大。洗澡虽然也是盆浴，好歹烧水已经用上电热水壶，厕所里也已经用上抽水马桶了。而且，小姑妈租的房子离宝钢太近，到处都是大烟囱，空气里总弥漫着一股臭臭的味道，雾蒙蒙的，哪里有崇明空气好？
小姑父大概看出我的小情绪，许诺我，等他休息的时候就带我去看南浦大桥。现在想想，自己当时很不懂事。出租车司机做一休一，一天24小时，另一天的白天就要睡觉。为了带我出去见世面，小姑父压缩了休息时间。
作为当时唯一一条横跨黄浦江的斜拉索桥，南浦大桥还设有专门供游人参观的电梯。那天，站在南浦大桥上观赏黄浦江夜景的小姑父，很有点意气风发：“漂亮吧！你们知道吗？这南浦大桥是一个小朋友设计的（注：设计思路是来自一幅学生画作），这一圈一圈环绕向上就是他想出来的，了不起吧？所以，你们要好好读书，争取在这城市里扎下根来。”
我点头如捣蒜。看见黄浦江的夜景，我才明白，上海果然是和崇明不一样的。我突然之间有点羡慕表妹，因为她可以从小生活在上海。
为了能让表妹在上海市区扎下根来，小姑父努力工作，2000年左右，在宝山区就买了房子。
严格来说，宝山也不算上海市区，它是那时离崇明最近的一个区，去崇明的码头都在那里。小姑父买的房子在宝山的共富新村，也被叫做“小崇明”，因为几乎所有的崇明出租车司机都在那里买房。那里的通用语言是崇明话而不是上海话。崇明的司机们为了求生存，像候鸟一样飞向市区，但他们的内心一直牵挂着家乡，筑巢也要筑在离家乡最近的地方。
2009年上海长江大桥建好后，离崇明最近的地方变成了浦东。这好像也预示着崇明出租车司机辉煌岁月的终结，越来越多的私家车出现了，再后来，网约车渐渐开始盛行。
面对时代的变迁，小姑父也与时俱进，开始让表妹教他使用智能手机接单。不过总归干不过年轻人了，好在他很乐观，常说：“反正房子已经买好，年纪也大了，大不了把房子留给女儿，我回崇明养老嘛。老房子装修装修不要特嗲哦，多少上海人要去养老哦。”
在上海奋斗近40年的小姑父连崇明话都有点变味了，时不时蹦出一点上海话的词汇，但心里依然有着叶落归根的想法。
2
除了小姑父，大姑妈一家也被迫早早地开始在上海谋生活。
大姑父年轻时当过兵，转业后分配到老闵行的上海滚动轴承厂，老婆孩子都在崇明，他像一个单身汉一样在上海工作。1998年，大表姐考上了复旦大学医学院（当时还被叫做上海医科大学）。此时的大姑妈虽说是个农村全职主妇，却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老公在上海工作，国企铁饭碗，女儿考到了上海最好的大学。她满心希望大表姐能够嫁个上海人，最不济也能嫁个在上海有房的崇明男人，可是偏偏大表姐喜欢上了一个外地人，而且在上海没有房子。
屋漏偏逢连夜雨，大表姐这边不消停，大姑父还出事了。1999年，在国企改革中，轴承厂也没顶住，大姑父买断下岗。他起初瞒着家里，把自己独自关在宿舍，快疯魔了，省钱到了极致：用水就靠水龙头一滴一滴地滴水，这样水表就不会转，吃饭就天天榨菜配泡饭。这样过了几个月，他抑郁症病发，差点自杀，下岗的事才瞒不住了。原本留在崇明持家的大姑妈，不得不赶去老闵行照顾丈夫，为了撑起这个家，也开始找工作。
有时候想，世道很是奇怪，当初小姑父是个体户，爷爷奶奶看不上他，认为他让小姑妈开卡车吃苦了，没想到后来小姑妈再也没出去工作过；而大姑父因为是“国家的人”，一向被爷爷奶奶捧着，没想到，从来没怎么干过活的大姑妈，临近中年却要开始撑起这个家。
好在大姑父住的地方离闵行交大很近，那个时候正逢高校扩招，大学里缺人手，大姑妈很快就在学校里谋了份宿管阿姨的工作。不知是不是在大学里看得多了，还是那段时间大姑妈太累了，她固执地认为外地人就是骗婚的，为了骗一个上海户口，所以她极力反对大表姐和外地男朋友恋爱。然而，大表姐也非常倔强，一直和大姑妈僵持，这一僵持就是多年。最绝望的时候，大表姐还曾一度离家出走，后来被找了回来。
当我去看大表姐的时候，她正坐在沙发上无声地流泪，眼睛红红的，看见我，预言般地对我说：“你会和我一样的，他们那一辈人都这样，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以为儿女也做不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
我无言以对。
我想这也不能怪我们的父辈，那些年的房价，如何能让人有信心，认为年轻的孩子们能靠着自己在上海这大城市立足呢？他们的逼迫，不过是因为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深切认知而已。
最后，大姑妈家的问题靠拆迁解决了。早在1996年，上海市政府就批准成立崇明工业园区，准备招商引资，为市区和中央三线国营大企业疏散提供服务。工业园区规划总面积10平方公里，位于城桥镇的西侧，恰好在大姑妈家那里。大片的农田和民居逐步被拆迁，2004年，终于拆到了大姑妈家。
大姑妈一下子就能拆到3套房子了。她再也不用为房子发愁，只要卖掉2套崇明的房子，还是能够在宝山买到1套房子的——不过这是后话，等她拿到房，都已经是2016年的事了。拆迁让他们一家人的心态平稳了许多，大姑父的病渐渐稳定了，不再天天忧心家中没钱了，大姑妈放宽心之后，也不再逼大表姐和外地男友分手。
然而大表姐还是跟男友分手了，人家也是复旦的高材生，知晓大姑妈的种种鄙夷后，他相信完全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在上海立足，何必低声下气看势利眼的眼色呢？
2012年，大表姐嫁人了，相亲结婚，丈夫还是崇明人——一个早早就在上海买好房的崇明出租车司机的儿子，也是大学生，只是不是复旦的高材生，不再是表姐心里那个人了。
如今，读完博士的大表姐，已经是个资深的儿科医生了，她也是有女万事足，常常跟我唠叨：“凡事要多想想孩子，多给她创造条件，还是上海好，我给你外甥女报了很多班，有网球，击剑，外教英语，在其他地方大概是找不到这种班的。”
听大表姐这么侃侃而谈，我悄咪咪问她：“还记得那个人吗？”
大表姐疑惑道：“什么人？”
“没什么人。我们早点在上海立足，就省得孩子们再走我们的老路了。”我连忙改口道。
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崇明是个岛，好像所有的岛民总会被冠上思想狭隘的标签，但似乎也真是如此。
3
我自从看过黄浦江的夜景之后，就种下以后要在上海扎根的梦想。但是现实很残酷，1997年，我爸也轮上买断下岗，家里经济一度很紧张，我连每天一包的强化牛奶都喝不上了。为了不影响我长身体，我妈每天就给我冲一杯豆奶喝。
我爸为了养家，离岛去外地贩卖崇明特产——橘子。那时候，崇明几乎家家户户种橘子，尤其是在绿华镇和长兴岛那一片，所以进价很便宜。我爸本来以为可以薄利多销，没想到竞争对手太多，他又嘴笨舌拙，实在不是个销售型人才，最后血本无归。
在岛上找不到工作，小姑父说让我爸跟着他一起开出租，我爸便寄居在小姑妈家，开始学车。驾驶证刚刚考出来没多久，“再就业工程”的人就联系我爸，说是有个菜场管理员的工作，问他去不去。
当时出租车司机是高薪职业，菜场管理员只有低保收入，但我爸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是独生儿子，只有回到崇明，才能就近照顾爷爷奶奶，才能不离开我和妈妈。否则等他在上海扎根，等他能接我们出去，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心里的牵挂太多，我爸的脚也就被绑在了崇明岛上，这些年，看着当初的小伙伴一个个在上海买房，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过。一提这个话题，在他嘴里就是：“哎哟，不要讲了。当初还不是为了照顾你们母女俩。现在买不起上海的房子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后悔有什么用啦，勿要讲了。”
买不起上海的房子，当初的我是有点情绪的。儿时的伙伴，家里已经在上海买房的，上了大学之后，还能像上高中一样天天回家，我呢？因为路途遥远，只有节假日才能回崇明，回一次就要折腾掉大半天，有时候碰到热门假期，还要到处托关系才能抢到一张船票，每次挤着排队乘船，就要去掉半条命，这让我变得很不爱回家。
妈妈那时就“安慰”我说，女孩子不用买房子的，到时候结婚找个有房的就行。于是，就像大表姐曾经预言的那样，我几乎走上了她的老路。2011年大学毕业后，我相亲结婚，找的是一个有房的崇明人。大表姐和我都是如此，只有表妹抗住了小姑妈的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死活要自由恋爱，不为男方的房子折腰——我想这和小姑父已经买好房，在上海扎下了根也有莫大的关系吧。
2016年，我爸妈准备给我一笔钱去置换大房子——我的婚房是老公的婚前财产，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我出钱置换，房产证上至少也能加上我的名字，这样我才真正能算在上海扎根。然而谁都不是傻子，老公没同意，认为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够换大房子。
事实也确实如此，置换的事情就被搁置下来。
4
我和大表姐的婚事虽然都因为房子有一定程度的妥协，但平日的底气更依赖的还是自身的学识和工作。可我俩的婚姻，却让家里人更信奉那句“女人能二次投胎”的俗语，觉得女孩子在上海扎根，还可以靠婚姻，而男孩子就必须自己有房。
“哎呀，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社会对于男孩和对于女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他们这么说，是因为两个表弟，说是因为没房，未能留在上海——2010年以后，上海的房价开始狂飙突进。表弟们比我小几岁，都是90后，等他们成年要买房时，房价早已让人高攀不起。
我爸那边的亲戚几乎都曾在上海闯荡过，而我妈那边的亲戚却几乎都在岛内发展。我也从两个表弟的身上看到了崇明更年轻一代的新可能。
大表弟是我姨妈的儿子。姨妈早年和姨父离婚，独自抚养儿子，忙于赚钱的她没空管大表弟的学习，导致大表弟常年混迹于小混混群里，把耍酷当成正业。职校毕业之后，直接沦为无业游民。
那个时候，崇明要发展工业园区的消息尘嚣甚上，我外婆家很有可能会被拆迁，一时间人心浮动。我妈和姨妈纷纷把户口迁回娘家，连带着我和大表弟的户口也都迁到了外婆家——能不能发财，能不能在上海买房，就看这一次了。
然而我们没有大姑妈家幸运，一河之隔犹如天堑。河对岸的大姑妈家早早就拆迁掉了，而河这边的外婆家迟迟都没动静，等了一年又一年，姨妈终于放弃了。
把儿子变成“拆二代”的梦想落空了，姨妈只好托关系给大表弟找工作。岛上工作机会太少，考公务员和事业编制是最好的归宿，但对于成绩不好的大表弟来说，实在太难了。最终，姨妈只能托人在上海的地铁里给大表弟找了份挥小旗子的工作。那以后，大表弟就像候鸟一样，周中在上海上班，周末回崇明。但这样一个工作能有多少钱呢？即便加上姨妈的积蓄，也不可能在上海给大表弟买房，不能买房，也就无法立足。
地铁里挥小旗子的工作看上去轻松简单，其实并非如此。大表弟有时候得上夜班，地铁要到凌晨之后才会停运，他常常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还在养护轨道，冬天隧道里的风太过冷冽，他的膝关节很快就出了问题，不得已辞了工作。
这个说辞是姨妈告诉我妈的，我却不太相信。我也问过大表弟为什么放弃地铁集团的铁饭碗。他很无奈地告诉我：“工资太低了，付了房租不剩多少，交个女朋友还寒寒碜碜，问我啥时候买房结婚，我能怎么办？就分手了呗。”
逃回崇明岛的大表弟还得面对工作稀少的困境。他自己也想了无数的点子，学过调音师，学过编程，学费花了一堆，可都只学到皮毛，真到了找工作时，全部派不上用场。后来，他还曾经一度干过传销，到香港参加过传销大会，还好机灵，察觉不对，立马溜了回来。姨妈看这样下去也不行，又开始到处托关系给大表弟找工作，可都迟迟没有回音。
最后，大表弟的工作靠自己搞定了。
这得益于2010年，崇明开始提出“发展世界级生态岛”的理念，全岛开始狂飙突进地搞绿化。一时之间，冒出了诸多园林园艺公司，需要很多劳动力。那时崇明岛的年轻人几乎都在上海，外地人也很少，作为会用电脑的年轻人，大表弟突然吃香起来，居然在一家公司里做了个小领导，带着中年大叔们到处去种树，每天都神采奕奕。
如今，大表弟都还没解决婚房的问题，但还是有希望的，毕竟崇明岛内的房价比起上海市内至少打了个对折。姨妈觉得再买新房压力过大，她准备装修现有的那套房子，实在不行，就把新装修的房子给表弟，自己再买一套小房子。
比起大表弟，小表弟则另辟蹊径，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是我小舅舅的儿子，读书也不好，比起头脑灵活的大表弟，胜在老实听话。
读完建工中专后，小表弟按部就班地去建工集团做一名工人，跟着队伍全国各地转。小舅舅觉得这样子下去儿子不知道要何年何月才能成家立业，便找了门路，将小表弟调回上海，但实在没办法调回崇明——岛上没有工地。但留在上海，小表弟又遇到了和大表弟同样的问题——以他的工资，就算有小舅舅的赞助，也买不起房子。
2016年，思忖一番的小舅舅在崇明的城中心帮儿子买了房，企图让小表弟找个在崇明当地工作的媳妇。毕竟，小表弟在上海算不上条件好，但在崇明算不错。小舅舅是做水泥生意的，房地产兴旺的时候也赚到了一笔钱，在崇明的城中心买房子没问题，但这点钱要想在上海买房，却无异于天方夜谭。小舅舅常常感慨：“到底是没眼光，要是几年前就买房，哪里会买不起哦。现在好了，这几年等于全白干。”
小舅舅还算运气好，搭上了崇明“撤县变区”前的末班车。2016年崇明县变成了崇明区，房价又涨了一波，由于要搞“世界级生态岛”，又出台规定，所有的新造的房子不能超过6层楼——于是，小舅舅给小表弟买的婚房，成了崇明最后一批高层豪宅。
那段时日，小表弟周末回崇明相亲，对象全是崇明妹子。有了各方面的物质条件作后备，学历不高、工作马虎的小表弟很快就相亲成功了，媳妇是个护士。在崇明，除了公务员、老师、医生，做护士的女孩很吃香，照我妈的说法，小表弟简直是烧着了高香。
婚后小表弟夫妻俩还是遇到点问题。表弟媳妇在崇明工作稳定，不可能跟着表弟去上海，而表弟始终无法在崇明找到合适的工作。尽管现在小表弟的二女儿都已经3岁了，他俩还是只能做周末夫妻，犹如候鸟一样时时迁徙。
表弟媳妇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她说：“现在崇明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医院里也引进了很多外地的年轻医生，而且很多老年人也陆续来崇明养老，他们也很看重养生的。”于是，她在业余时间里发展副业，搞了个做阿胶糕的摊位，同时还贩卖一些衣服：“如果生意好，就让阿猛（小表弟）回崇明去管这一摊生意。”
5
我渐渐发现，崇明的变化，影响的不止是我的两个表弟。
2017年年初，想着我不用置换房子，我爸妈准备翻建我家的老房子——它造于1983年，算起来已经有快40年历史了，还是砖木结构，很有点风雨飘摇，每当台风来临的时候，我妈就担心家里的屋顶保不住。
自从崇明成了“世界级生态岛”之后，宅基地也吃香起来，原本都是崇明人要去上海市区买房，现在居然有上海人要来崇明买房了，说是为了将来养老用。农村户口也在那时值钱起来，宅基地审批基本没戏，连老房翻建都难了。我妈花了不少心思，终于弄到了“危房鉴定报告”，才能够翻建老房。
我们开始参观别人家的房子。这一参观，我才发现最近几年岛上的民房样式开始变得多样，不再是盒子叠盒子，有日式的，欧式的，美式的，爸妈看得眼花缭乱，我也渐渐意识到，这是曾经出外见过世面的崇明人开始“回流”了。
我毕业于岛上唯一的市重点高中，我的同学们可以说是岛民中的精英。大学毕业之后，回岛发展的人不足20%，就算回岛发展，基本也是医生或公务员这类工作。“出岛”之后，大部分人都和我差不多，几乎只在节假日才回去看看家人，来去匆匆。
但这几年却有些变了。我翻了翻我的同学群，了解到有些已经财务自由的同学，已经陆续回岛，有些有想法的同学，承包土地搞起了农场，种藏红花做养生产品，种玫瑰花做精油，种铁皮石斛做保健品等等。他们还开始改造老房造民宿，方便自己居住的同时，也招待四方的朋友。
我另一位表姐，我大舅的女儿，在上海读完大学就结婚生孩子了，2010年开始就做起全职主妇。后来孩子大了，表姐的心思也活络起来。2019年，她把家里的老房子改造之后做起了民宿，请人拍了照片放在网上，买了全套酒店用具，买了卡拉OK，买了儿童游乐设施，我去参观过，弄得确实很像样。今年国庆，她的民宿更是天天客满，赚得钵满盆满。如今的她常常奔波于上海崇明两地，在宝妈和老板娘两个身份间自如切换。
我和爸妈看到岛上民宿，当时也有点心痒痒，四处考察，奈何我们实力有限，我又恰好怀孕。我没办法再参与老房翻建，等我生完孩子，房子也差不多造好，成了个四不像。做民宿是不可能了，自己住却很舒适。
2019年底，儿子出生，我开始休产假，之后又是疫情，我居然留在崇明有一年之久，经历了久违的崇明的四季变化。我带着儿子在家附近闲逛，发现家附近一公里内居然有三个形式各样的公园，以往来去匆匆，都没有注意到。
我和儿子一起看了春季的繁花，夏季的绿荫，秋季的枫叶，冬季的白雪。时光一点一滴在乡邻亲切的闲话里流逝，孩子也一点点长大了。看着他踏在崇明的路上，欢快地学着步，
我想对于他这一辈的孩子来说，崇明是不一样的，这里应该会有向往的生活。对于曾像候鸟一样为生存而迁徙的崇明人来说，崇明也不会再是他们必须要逃离求生的地方，也可以是他们能留下安心筑巢、生活的地方了。
崇明人，也可以不再只做“上海梦”了。
后记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妈盼望了很多年的拆迁，居然在拆迁不造富、房住不炒的时期来临了。
2021年年中，镇政府发布了《城桥城镇圈（城桥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在规划中，崇明西线出现了一条高铁线，这条高铁线在崇明的车站就造在我们村里，
而围绕着高铁站，将建造一个高铁小镇，我家就在规划的小镇范围内。
虽然我妈怨声载道，抱怨自己没眼光，非得前两年造房子，钱都打了水漂。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支持家乡建设，人人有责。
在我们家族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身上，我看见了个人命运被时代的洪流挟裹着不断奔涌向前，
所有的人都不能幸免。但对于所有岛民来说，最好的时代，或许即将到来。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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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总出生在我们县高山上的农村，儿时的理想，就是一生有吃有喝，靠勤劳致富成为“万元户”。
90年代，李总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便跟亲戚学木匠手艺。
之所以选了木匠，是因为比石匠、瓦匠少了风吹日晒。
自古天旱饿不死手艺人，在农村有了手艺傍身，生活相对容易很多。
出师后，李总就在城乡各处承接红白喜事和砌屋的木工活。
有次，在山下的一个镇子上接活，房主看他20岁了还是单身，
就热心给他做媒，介绍的是乡邻，一个叫秋艳的姑娘。
李总认识秋艳，她长得高挑白净，容貌漂亮，常来他做活的这家串门，时不时还和他聊几句。
一听东家要给他们做媒，非常高兴，满口答应。
媒人试探了秋艳后，就去她家提亲，结果被秋艳的父母一口拒绝——秋艳的姐姐秋凤还没找到婆家，
我们这里农村有风俗，“姐不嫁，妹不找”，不然会被乡亲父老笑话的。
秋艳的父亲和媒人素有来往，他谢过媒人的好意，也不避讳说出自己的想法：
秋艳在家是幺女，很受父母宠爱。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也没种过田。
可凭秋艳的长相，他们想把她嫁给吃公粮的人，跳出农门，免得以后吃苦。
见媒人一脸失意，秋艳的父亲就说：“那个小伙子和秋凤年龄相当，要不把秋凤许配给他，看他愿意不？”
媒人回去给李总说了，还把他悄悄带到田埂边看人。
当时秋凤正埋头在地里割小麦，看着比妹妹略黑，个头矮点。
媒人说：“你四处干活，顾不了家，家里就要一个上得厅堂、下得田地的人。”
这话说到了李总的心坎上。
他虽然长得高大，面相憨实质朴，但心眼儿密实——谁不喜欢漂亮姑娘，但居家过日子，他更看重现实。
他觉得结婚就是尊重传统，组建家庭，延续香火，传宗接代。于是，就点头同意了。
过了两年，他和秋凤成了亲。秋凤是那种话不多、很能吃苦耐劳的女人，把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
李总欣慰自己找对了人，更加努力地赚钱养家。而秋艳后来嫁给了他的同学，一个镇上的公办小学教师。
随着本地森林采伐过度，木制家具成本越来越高，市场兴起了“宝丽板”家具，李总的活路越来越少。
常年游走在各地的他信息灵通，彼时私营小煤窑疯长，拉煤的货车紧俏，他就借了些钱，买了卡车，
转行干起了煤炭运输。一来二去，他认识了不少煤老板，和其中一个姓王的老板关系搞得不错。
当时交通还不发达，私家车几乎没有。
雨天乡村的机耕道路况很差，王老板进城去结款，每次都喊李总开车送，
一来免去走路的辛苦，二来现金在车上更安全（一些煤老板被抢过）。
一般跟人结了账后，王老板都会去好酒店请业务单位有关人员吃饭，吃完还要去卡拉OK厅唱歌跳舞，
什么流行就来什么。他花钱眼眨都不眨，钞票像纸一样扔了出去，每次拿到手的钱，请客差不多就花去了一半。对于李总不解的眼神，王老板摆出一副无所谓的笑容，拍着他的肩，道：“我们是非法经营，要保持长期合作，就要舍得，有舍才有得。人的一生，挣钱不就是享受，不都是吃吃喝喝？”
王老板视金钱如粪土，在业务单位像孙子，可他对矿上的工人却判若两人。
他对工价算了又算，几个月才发一次工资。
遇到工伤或死亡事故的赔偿，伤者和家属天天找他，好话说尽，几乎下跪，他才给一点钱。
有时李总看着车上大捆的十元钞票，真是眼红，心里不免羡慕嫉妒。
王老板也是穷苦家庭出身，读书少，写自己姓名都费劲，他说，人穷命贱，就要不怕玩命，凭大胆去闯。
这话点醒了李总，他的心开始蠢蠢欲动。他熟识了开小煤矿的套路，卖了货车，加上自己的积蓄，又找亲朋好友借了钱，承诺两年连本带息归还。他开车时常顺路载人，常帮忙给乡邻带货，攒了好口碑，大家认为他开煤矿，肯定要发财，也能让乡亲邻居在家门口挣上钱。
李总老家的山脉下面都是煤，他找了个懂行的土专家，开始在山上打洞。
他在外围修简易公路，处理弃土，和村民们商谈占用土地的补偿。为了节约开支，秋凤被叫来干炊事员。
挖了3个月，土开始变黑了，马上要挣大钱了，李总说不出的高兴，逢人就散烟，还提前联系了王老板，说自己的煤窑出了煤后，暂时借他的名头销给他的业务单位。李总的堂兄是村干部，提醒他要去乡里或矿管办打点一下，谨防日后被查。可李总觉得“山高皇帝远”，不用过度紧张，周边乡镇多的是小煤窑，怕啥呢？
可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县里正好组建了煤管局，由公安和武警带队，开始打击非法私采滥盗。
李总的小煤矿立刻被人举报，被查封了。
他血本无归，负债累累，顿时陷入困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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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量非法煤窑被查封，很多拉煤的卡车也没活儿了，雇来的司机就都歇了业。
车老板偶有货源，就找短期司机。
破产的李总为了生活，只得帮人临时开货车，勉强糊口，没有富余的钱还账。
见李总难咸鱼翻身，需要用钱的债主就上门了。
有个要钱给儿子结婚买家具的，看李总的家具是实木的，比宝丽板扎实耐用，就提出以家具抵借款，
用车拉走了桌子、写字台、衣柜；于是接二连三的，家里值钱的、或能用的东西，都被债主们拿走了，
连锅碗瓢盆都没放过。家徒四壁，秋凤绝望地嚎啕大哭起来，还欠着20来万，她实在不知道怎么才能还完。
李总蹲在墙角，心如死灰，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债主们继续堵着门要钱，有时李总接的活儿还没干完，债主就去东家那里把他的工钱先结走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李总有个在深圳干活的师兄，回来探亲见他们这光景，便叫两口子也去那里打工。
夫妻俩把儿子交给奶奶，趁着清晨的大雾，跑路去了深圳。李总凭木工手艺去了家具厂，秋凤进了电子厂。
在深圳一年多，天天同样的工作，月月一样的工资，刨去生活花销，略有节余，但要还完账，不知何年何月。
师兄在城乡结合部做小工程，给城中村居民砌楼房，外租给打工仔。
李总想多挣钱，就去了师兄的工地做一些木工活，学了水电安装，若有房主房子砌好了要简装一下，他就包了。就这样，他装了不少套房子了，因为不计较小事，靠谱，很多房主和他成了朋友。
李总也细心，平时爱观察别人装修得漂亮的房子，有时还去书店翻看流行的装修样式。
工地上没活干的时候，李总就去找临时帮人拉货的兼职，后来干脆晚上帮人开出租车，虽然人辛苦，但收入比打工强多了。
秋凤在电子厂是流水线作业，两班倒，工资不高，但她特别节省，很少买衣服，更别说化妆品和首饰，连吃的都是挑市场里最便宜的买，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债还清。李总发现深圳物价高，吃饭贵，街上有很多流动快餐生意不错，就和秋凤商量，不如她也从电子厂出来试一试。
于是，秋凤辞了工，针对几个人口打工大省的口味，做“家乡风味”快餐，就在他们住的城中村周边的大厂门口卖。她主打薄利多销，生意还不错，只是卖盒饭的三轮车常被治安联防队驱赶、罚款，甚至没收。没事时，李总也来给妻子打下手，看见联防队，就买上好烟和他们套近乎。
联防队员基本都是城中村里的人，知道李总是搞装修的，有人家里门窗和水电出了毛病，都叫他去修理，李总就无偿帮忙，有给钱的也婉拒，总是言辞恳切地说，“今后单位或熟人有装修生意时，请帮着关照一下就行了”。于是，联防队对秋凤的流动餐车，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若上面有检查，还会提前通知她白天别出来。
联防队小张的姐夫是税务所的王副所长。王所长新购的学区房要装修，小张就把李总介绍了过去。李总把王所长带到他装修过的房子进行实地考查，王所长看了，还算满意，加上李总的出价低，就决定交给他干。协商付款时，王所长说，买房和装修开支太大了，工钱要完工3个月才能一次性付清。
李总满口答应，他知道王所长是在担心装修质量，所以全力以赴，尽量做到精益求精，又为节省成本，很多活儿都是亲力亲为。王所长看装修进度较慢，叫李总加人，李总就憨笑着说，“王所长，你信得过我，我哪能马虎对待？别人干我不放心，工程慢点，质量才有保证”。
这话让王所长很受用，对李总更放心了。
王所长在单位管个体税户纳税这块，很有实权。学区房的装修接近尾声，有两家新开的商店要装修，他就出面给李总接了过来。这两个项目还没做完，王所长又帮李总接了个要升级改造的商场。工程多了，李总就招兵买马，他只负责管理了。
李总觉得王所长是自己的贵人，学区房的工钱，全给免了，时不时还会请王所长吃饭，逢年过节都会上门拜访。后来税务所新迁的办公楼装修，项目也承包给了李总。
除了帮忙介绍业务，王所长还引荐李总结识了一些生意上的新朋友。几年打拼下来，李总还清了欠债，也有了余钱。面对车水马龙的深圳，无债一身轻的他，心情无比舒畅：“咱终于翻身得解放了！”
3
李总和秋凤外出打工后，儿子成了留守儿童，在镇里上了小学后，没文化的爷爷奶奶课余也管不了孩子的学习，成绩一直中等偏下。李总在深圳见多了拿高薪的名牌大学生，也见多了在工厂流水线上作业或是在底层干最苦最累工作的农民工，深知农村孩子只有靠读书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中学是儿子读书的关键阶段，李总叫秋凤回家去照顾儿子。秋凤有些不愿意，觉得俩人应该一起再奋斗几年，挣了钱回老家在城里买套房子。她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当城里人，况且，李总的师兄那两年回老家时，四处吹嘘自己这个师弟现在成了“承包头”，在深圳挣了大钱——而本乡本土那些在外面挣了钱的人，不是在老家砌了楼房，就是在城里买了房。
这年春节他们也回了趟老家，乡邻们嘘寒问暖地讨好，让他们很是扬眉吐气。李总父母和他兄弟住在一起，他就把兄弟起的水泥毛坯房里外翻新了一遍。对那些曾帮过他的乡亲父老，他也出手阔绰，不是送礼，就是请吃饭，为了面子，不顾里子。
已经做了村支书的堂兄告诉李总，他当年被查封的小煤窑，经过自己的运作，拉了王老板和几个有钱有权的人物参股，又开封偷偷生产好几年了。如今，王老板又投资了船运，还出钱给家乡修桥修路，在地方上名声响亮。酒喝多了，堂兄就打趣说，要是李总当初听了他的话，打点了要害部门，小煤窑不被查封，那后来肯定能成为村里的富人能人，带着乡亲们共同致富，“支书就是你的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总暗暗发誓，自己要在大城市好好打拼，也要成为人生赢家。
李总让秋凤放心，说在城里买房的事由他来完成。这些年深圳发展很快，高楼愈来愈多，他们住的城中村都被征用，起了高楼，有的村民分了很多套房子，有的村民拿了高额补偿，都成了千万富翁。李总在当地的装修业已小有名气，生意基本没断过，照这样顺风顺水地发展下去，要不了几年就发了。
“儿子是咱们的未来，前人强不如后人强，所以耽误不得。孰轻孰重，你仔细琢磨琢磨。”在李总的规劝下，秋凤不舍地从深圳回来了，两口子花高价让儿子进了城里的重点中学。秋凤闲不住，来了我们公司干炊事员，晚上住在公司当值守。
她妹妹秋艳如今在城里搞美容，有房子。秋凤儿子基础差，寒暑假都要花钱补课，节假日就在小姨妈家住。公司放假时，秋凤就锁了大门去和儿子、妹妹团聚。她总用亲身经历教育儿子刻苦学习，孩子懂事，默默听着，也没有逆反心理。
秋凤回老家后，李总为了多挣钱，没日没夜地干活。为了省钱，没有应酬时在家就吃方便面，后来只要闻到方便面的气味，他就能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业务需要时，他也请吃请喝，请客户或朋友去唱歌、按摩。除了吃喝时，他一般都是坐在一边等着，别人提了裤子走人，他在后面买单。有相熟的小姐常戏弄他，在他身上乱摸，师兄也嘲笑他老土，不懂享受，枉为男人——师兄的老婆也在老家照顾子女和老人，他在深圳又找了个年轻的打工妹同居，还生了孩子，听说他的家人都知道他在外面胡作非为，但全装聋作哑，只要他按时打钱回来。
李总也想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但一想到这些都要花钱，就对自己说：为业务买单那叫投入，自己享受则是浪费。他要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儿子的教育，买房，父母的养老，有限的钱，他要用在刀刃上。
4
师兄为人精明，看外贸生意赚钱，就转了行，又和两个人合伙投资准备开一家川鄂菜的酒店。之前他们找了几家装修公司，都谈崩了，后来就找到了李总。酒店师兄占股不大，由于装修要“全垫资进场”，李总怕以后结算时扯皮，就对另两个大股东进行了一番调查，知道一个股东是某公司的老板，一个是有点权力的公务员。
工程利润可观，但风险也大，李总有些犹豫不决。师兄拍着胸脯打包票：“你放心，资金没有问题，只要工程验收合格，全额付清。”又自满地说：“我们酒店前景是光明的，他们一个有经营管理经验，一个有人脉关系，小鸽（师兄的情人）负责前台和结账。”
架不住师兄的唾沫星子，李总终是抹不开面子，只同意“包工不包料”。他跟师兄说：“我没有这么多钱垫资，我是做这行的，材料商家熟，晓得哪家便宜，我可以劝他们先拿货、后结算。但必须你们自己去谈价，以你们的名义挂账。”
他带着师兄去找了几家熟悉的建材商，一个姓蔡的老板同意先挂账。几年的合作关系，蔡老板是相信李总的，但因为没和师兄没打过交道，不了解底细，提出要李总担保。担保的风险李总清楚，自然咬紧不答应。眼看合作要泡汤，师兄给李总使了个眼色，财大气粗地说：“我们资金没问题，他帮着担个保，小事儿一桩。”说完，师兄就叫李总表个态。
师兄和蔡老板都望向李总。李总被师兄将了一军，言不由衷，只能顺口应付道：“我担保嘛。”
大家都想赚钱，这事就成了。事后李总有点后悔，但想到反正也没在白纸黑字上签名捺手印，如果对簿公堂，也没证据。从开始做装修那天起，他基本上没和别人扯过皮，有人欠过他工程钱，后来也都慢慢收完了。他觉得也许是自己多虑了，一想到那笔可观的收入，他心里的那点阴霾马上就散开了。
李总组织人马，全力投入到项目中。酒店的装修有序推进，不过在拿建材时，蔡老板还是要李总交了一笔押金。因为是熟人，又交了押金，蔡老板也没像过去的大宗生意那样让李总写个书面承诺担保书。
辛苦了大半年，酒店终于装修完了。通过验收后，酒店择日开了业。之后李总三番五次找师兄他们要求结付工程款，却被他们推三阻四，没讨到一分钱。酒店几乎天天客满，蔡老板也在等着他们结账，工人们催着李总结工资，李总只能先给他们发了必须的生活费。
李总去找师兄，师兄叫他等几天，说他来处理。过了俩月，李总和蔡老板拿到了1/4的钱，李总赶紧结了工人们的部分工资。又过了一个多月，李总的父亲检查出了癌症，兄弟媳妇打电话急切地说：“我们的钱都用完了，这么多年你没照顾过爹妈，我们没说啥，现在爹是死是活，后续就靠你了。”
李总将余钱给兄弟转了过去给父亲做手术。他横下一条心，天天去酒店里守着，死缠着师兄他们，又要回了一些工钱。
营业半年，酒店的生意就不行了，原来之前的热闹假象，都是亲朋好友同事关系户们来撑场子。拿不到钱，李总又去找师兄。师兄愁眉苦脸地说：“不瞒你说，连我都上了他俩的当。他俩玩的是空手套白狼，都是我投的钱在运作，他们指望借鸡下蛋赚钱，结果是鸡飞蛋打。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盼生意哪天能好转。”
强龙压不住地头蛇，李总对师兄满肚子火气，又不能把那两位老板怎么样，只能悔不当初。
蔡老板对那两个老板也没办法，人家黑白两道通吃，蔡老板要天天开门做生意，哪敢拼个鱼死网破？他奈何不了酒店，就盯上了李总，虽然知道他亏了不少，但只讲一句：“你是担保人，酒店没钱，就该你给。”
李总听蔡老板唠叨多了就烦了，干脆不承认自己担过保。蔡老板愤怒地指责他不讲良心，认为是他和师兄专门做局来坑自己，见同行就说李总为人不诚信，是骗子。于是，李总进了建材商们的黑名单，再用材料时，老板们就不敢赊货给他了，只能现金交易。此后，蔡老板不断恐吓、威胁李总说：“不给钱，你一外地人，绝没好日子过。”
李总找王所长说情，蔡老板诉苦一番，看在王所长的面子上，说：“我也不赚钱了，现在只要他按成本价把钱结了就行，一次给不行，分几次，订个协议。”可李总根本拿不出几十万。
蔡老板为了逼李总还钱，经常找些小混混去装修现场捣乱，李总外出时都有人跟踪。有两次，黑社会把李总堵在屋里，他报了警，警察来了，询问了情况，叫蔡老板走法律程序，又叫李总最好赶紧筹钱，息事宁人。
李总再也不敢接业务了，只能悄悄收过去没结完的工程款。
5
就在李总绝望之际，秋凤叫他回老家来，给我们老板装修乡下老家的房子。就这样，李总不声不响地寻机从深圳溜了。
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李总尽心尽力给我们老板装完的乡下豪宅，在落成庆典时，埋在墙里的暗管却爆了，水流遍地，让老板娘在众人面前丢了丑，觉得李总水平不行。本来装修价就低，李总指着我们老板承诺以后给他接业务的事，由此也黄了。
李总很懊恼，深圳是回不去了，只有在老家找事做。他去了我们县新城开发区两个刚竣工的楼盘找业务，可楼盘前有十多家装修公司和工作室在摆摊设点拉生意，都是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电脑效果图华丽丽，价格也低。李总不会用电脑软件，以前赚钱是凭手艺和价廉物美，人传人的口碑。过去为了控制成本，人员都是“游击队”，这次给我们老板装修，找的几个水电师傅都不了解底细，技术太“菜”，所以出了纰漏，吃了大亏。现在他一个光杆司令，要人没人，要样板房没样板房，要口才没口才，要关系没关系，拿什么接装修的业务？
他也想做别的工作，可在小县城，连扫大街都要人脉，广告上招的服务员保险员销售，要求都得是年轻人。闲时回老家看看父母，他还得在大家面前装有钱人，否则谁都瞧不起。
老家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守的都是老年人，人死了连抬棺材的人都难找齐。他兄弟两口子在镇上包装厂打短工，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李总的老父亲用了大笔费用保住了性命，但生活难以自理，药不能断，都是老伴勉强在照顾，每月必须给他们生活费。看着白发苍苍、垂垂老矣的老父老母，李总不能陪伴尽孝，心里满是内疚和亏欠。
无所事事又心烦，李总就成天喝闷酒。
我们公司有个跑了几年的面包车要转卖——老板说这车有损公司形象，其实是因为亏损，要减少支出。当年买这车，是因为政府开展“车辆下乡”，农民购车有财政补助，老板见价格划算，便用他母亲（老太太是农村户口）的名义买回了公司，专做“黑车”。我们这里煤矿多，都要用炸药。但炸药是违禁品，公安管得严，都是计划供应。我们公司的煤矿不够用，老板就以建筑工地的名义另外获得审批，专车送到工地后，深夜再由这台面包车转运去煤矿。
秋凤听我说车况不错，就把车买了，让李总跑起了“黑面的”（就是非法拉客去乡镇）。
我们和县运管所联系密切——他们平时执法检查，就是抓“黑面的”和不缴货运管理费的车辆，春运时24小时都在巡逻检查，抓了就罚款。但小地方关系无孔不入，常常他们的执法车一出动，就立刻有人通风报信，黑车们就四散逃避。于是，他们为了提高行动的隐蔽性，经常找我借公司的那台面包车用。所以李总开始跑黑车，他们一直以为那还是我们的车，从来没有查过。
但时间久了，就有人把李总举报了。执法队长问我情况，我就打马虎眼说，那车经常送我们老板乡里的亲戚和煤矿工人，没有对外营运。然后又赶紧给李总打手机，叮嘱遇到执法队检查时一定咬住别松口。
我们县高山上有个松林寺，香火旺盛，但交通不方便，没有公交车营运。我和住持算熟，和他联系后，叫李总开车专门接送去寺庙的善男信女。这个生意利薄，发不了财，但不在执法队的眼皮底下，生活有保障。但李总一直心有不甘，有时晚上收了车，便喊我出来喝点小酒，一方面是感谢，一方面也是疏解自己的情绪。
6
李总还暂住在小姨子秋艳家里，连襟兴国在城郊小学当老师，小个子，精瘦，天天骑摩托上班，早出晚归。秋艳在城里开了多年美容店，前些年生意好时，在城里买了房子，这几年行业竞争大，生意大不如前，人就有了脾气，在家唯我独尊。干美容多年，她见识了很多俊男靓女，认识了很多土豪富翁，对比自己丈夫的形象和收入，她觉得兴国就是一副穷酸相。她心里越发不平衡，常常对丈夫言语嘲讽，兴国低眉顺眼，逆来顺受，一声不吭。
李总的儿子没有让父母的心血白费，上了个普通大学的本科，其间自愿去部队当了几年兵，却没能进军校，又回到了大学课堂。李总和秋凤支持儿子毕业后留在大城市找工作，反正回老家就只能考公务员。而秋艳的女儿小雯，从小到大都是花高价读的重点，没考上高中，大学上了个民办三本，在学校里得过且过，爱打扮，爱追星，还谈起了恋爱。
一天晚上，秋艳和小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秋艳要女儿把心思多放在读书上，希望她抓紧时间准备考公，不要恋爱。小雯说她不尊重人权，只看重成功，成天在家叨叨，像是更年期女人。母女俩你来我往，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李总跟兴国劝了几句，毫无作用。
最后，小雯气冲冲地摔门而去，怕女儿有什么闪失，兴国跟着追了出去。秋艳崩溃地哭了。边哭边歇斯底里地诉说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和不易，说着说着，突然话锋一转，幽怨地对李总说：“我真是命不好，那时我嫁给了你，肯定就不是这样了。”
她的话，让李总错愕又莫名其妙。李总想起有时两人单独在家，秋艳总会做几个精美小菜，还开红酒和他对饮——是不是自己的到来，加深了她对家庭的不满？
李总一直是羡慕秋艳的，她早早就在城里安居，丈夫在体制内工作，工资有保障，老了有退休金，她也缴了社保，生活稳定。李总没缴过社保，前年他咨询过，社保局说如果没有单位，就由个人全缴，有些贵，且缴费基数每年都会上涨。秋凤在公司打工，刚缴了几年，他没想过自己老了怎么过活，想了也是茫然。
他觉得秋艳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那些早年和她一样的农村姑娘，嫁给工人的，工厂破产了，很多夫妻都像自己和秋凤一样到处打工，家里老的小的都管不了。是不是秋艳认为他在外面挣了大钱？平时在秋艳家他总买菜，节假日还请大家去外面吃饭，可他的大方，是感谢小姨子无偿给自己提供了住所。
自此以后，李总在秋艳家就有些尴尬了。他希望秋艳是说的无心话，但小姨子的眼神让他很不自在。秋凤晚上要在我们公司值守，李总不方便来留宿，为了逃避，他就以跑夜车为借口，经常在面包车里过夜。他开始留意城里房子的出租信息，想找个便宜的房子出来住——之前对秋凤许诺的买房子，他现在已经力不从心了。
2017年初夏，师兄给李总打来电话，说蔡老板找了清欠公司，专门派了几个清欠人员，正在来老家的路上。李总放下手机，给我知会了一声，便跑路了。
要债的人找到秋凤，秋凤说儿子一岁时她跟李总就离婚了——其实，他们根本没扯结婚证，当年农村的结婚证是在乡文书那里办，他们去找过两次，文书不是开会就是下村去了，后来忙，就没放心上了，反正公开办的婚礼，亲朋好友都参加了，有证无证，都要双方自觉维护。
要债的人没招儿了，就到李总父母家去了，赖着说不给钱不走。李总的堂兄找来几个五大三粗的年轻村民，把他们撵了出去，并恶狠狠地对他们说，再碰见他们进村，就打折他们的双腿，叫他们爬着回去。
他们又来公司找秋凤时，秋凤已经因为公司效益不好被解雇了。他们送我一件小礼物，想打听秋凤去了什么地方，我一脸正经地说：“秋凤去了东北，听说她老公在东北搞装修。”
怕蔡老板的人复又找来，躲债的李总和失业的秋凤，只得再次背井离乡，去了长三角的大城市打工。李总在电话里给我说，现在外面也不好找事做，他年龄大了，只找了物业管理工作，秋凤当了保姆。
我安慰他说：“你儿子毕业已经工作了，日子会轻松起来的。”
他说：“儿子要成家，成家必须买屋，老人都还在，要钱送上山（安葬），我们还得努力拼老命。我是生命不息、挣钱不止。”
我心情沉重，无语地挂了电话。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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