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三孩”政策横空出世，引发不少讨论。
社会普遍对这条政策不感冒，理由很简单，也很充足——养不起。
说养不起的背后，也吐露大家的另一层意愿，大部分人其实是想生的。
这很正常，生育是人生的大事之一，拒绝生育，大部分时候是条件问题，不是意愿问题。
但这世上还真有一伙人，不想生育，他们不是丁克，而是抱着很极端观念的人。
他们的口号是：“愿我们活得长久，并且灭绝。”
这句话乍一看，像是什么邪教的宣传语，其实它是美国一个环保组织“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简称VHEMT）的口号。
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号召所有人放弃生育。
1991年，44岁的奈特创立了VHEMT，他觉得地球面临这么多严峻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人太多了，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类就得消失。
他从20多岁就坚信这一点，25岁时，还以身作则做了结扎手术。
光自己相信没用，奈特发表各种文章、漫画来宣传自己的观点。
1996年，他创立了“人类自愿灭绝运动”的网站，后来网站被翻译成了11种语言。
甚至传到国内，一些网站上也有相关的小组。成员不少，网友会在里边讨论对运动、对结婚生子的看法。
光说不练是假把式，奈特还做各种周边，印着宣传语的徽章、T恤、汽车贴纸，在活动现场售卖。
2018年，有人参加了他组织的线下活动，已经71岁的纳特依然神采奕奕，兴奋地说已经有9000多人加入。他觉得只要认同他理念的，就是一家人。
很多成员为了全身心投入活动当中，已经自愿做了绝育手术。
VHEMT从诞生就备受争议，虽然奈特一直强调“自愿”，真有人下了狠手时，外界的人依然大受震撼。
不生娃，社会就能越变越好，这是真的吗？
不怕敢想的，就怕敢干的。
上个世纪，美国人就搞了一场绝育运动，数千人被骗上手术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十几岁的孩子。
雷尔夫一家过着安分守己的生活，他跟妻子生了3个女儿，但这3个女儿智力或生理上都有点问题。
一家人过着清贫的生活。虽然有人事处的救济，但还是杯水车薪。
1973年，社区医院的人找到雷太太，跟她说要带大女儿去医院检查， 雷太太没多想，以为是社区福利，就同意了。
大女儿当时15岁，医生给她简单检查了一下，就让她躺下，把一个节育器放进了大女儿的子宫里。
医生从头到尾没做任何解释，就好像这跟量血压、测心跳一样，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大女儿虽然心里犯嘀咕，但她不敢问，觉得政府肯定不会害她。
等到6月份，社区又来人了，把剩下两个女儿接走了。
这俩女孩在智力上都有点小问题，最小的女儿出生时还因为脐带绕臂，被迫截肢。
社区把女孩们送进医院，接着拿出一份文件让雷太太签字，她压根不识字，直觉告诉她还是不签的好，于是她拿笔在纸上画了个大大的×。
后来她才知道，那其实是张绝育同意书。
医院让两个女孩住院检查一下，俩姐妹在医院越待越害怕，跟人借钱给妈妈打电话，想让她把自己接回去。
妈妈说家里没车，没法接她们。
第二天早上，俩女孩被实施全麻，做了绝育手术。
一个人事处员工知道了这件事，怒气冲冲去质问医院的人，为什么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这些女孩。
医生说，这是在帮她们，像她们这种“有缺陷的人”社会上越少越好，怎么能允许她们生孩子呢。
这件事听起来耸人听闻，但这种传统可由来已久，不仅针对女孩，男孩也一样。
1893年，一个医生去堪萨斯州某个低能儿童收容所考察时，发现里边的男孩手淫现象很频繁，这在医生看来可是影响身心发育的大事。
一直这样下去可不行，他冥思苦想，熬油点灯，终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法——阉割。
他把收容所里70名“确诊手淫患者”集中起来，实施了阉割。
这件事一出，老百姓都觉得很害怕，但医学界不这么看，他们都特支持，还有医学期刊把这一行为看做遏制疾病和犯罪的武器。
后来几年，不断有收容所对里边的男孩进行阉割， 医生在报告里说，“每一例手术后，手淫症状都停止了”，“男孩变得更平静，更可控了，有的还长胖了不少。”
消除手淫不是他们的目的，彻底切断这些人繁育后代的可能，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从1880到1900年，医生都把绝育当成让社会向好发展的方法，甚至不需要跟孩子的父母打招呼。
1907年，印第安纳州颁布了美国第一部绝育法，但抵制的人很多，没法施行。
整个20世纪，美国有6万人被强制绝育，这还不算偷偷进行的，和没有记录的。
除了绝育，他们的花样还有不少。
给孤儿院里的小孩喝加了放射性同位素的牛奶，看核辐射会不会破坏他们的身体；
用锉刀把健康小孩的头皮磨掉一块，然后拿感染了皮癣的毛发在伤口处揉搓，把真菌揉进伤口里，观察伤口的感染情况；
往健康小孩的饭里加得了肝炎小孩的粪便；
把结核菌直接滴在小孩的眼睛里，再把他们的手绑起来，不让他们揉眼睛，观察感染情况……
在医生眼里，这些不是小孩，只是一件件会动又听话的实验道具。
美国可是一直标榜人权至上，怎么能允许医生们这么对自己的孩子呢？
这一切都得从一个闲得发慌的富二代说起。
这个富二代叫弗朗西斯·高尔顿，是大名鼎鼎的达尔文的表弟。
高尔顿一出生就被家族给予厚望，他天赋挺高却不愿意下功夫，家族里的人逐渐对他失望。
高尔顿受表哥达尔文影响，对遗传学很感兴趣，他觉得遗传如果只局限在人的身高、眼球颜色这些方面太肤浅了，人的心理和情感也是遗传的一部分。
如果一个人干啥都是慢半拍，肯定是遗传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结论，他研究了很多名人家谱，发现每六位成功人士里，就有一位与其他人存在亲属关系。所以他认为成功是可以遗传的。
1883年，高尔顿把自己的研究整理，出版了一本书，叫《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
书里提出了一个名词，叫“优生学”，即优化种族的科学。
简单来说，就是受欢迎的就多多益善，不受欢迎的就抛弃。他认为穷人，残疾人等“次品”会拖垮经济，危害社会，必须加以控制，不能让他们生出更多次品。
反之，那些优秀的，成功的人应该多多繁育后代。
理论提出后，大部分科学家都认同，觉得自己肩负着人类的未来，开始对所谓的“次品”进行“消除”。
于是很多高中和大学开设了优生学的课程，教授统一教学，比如哈佛、哥伦比亚、芝加哥大学等。
就连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写信，对优生学表示赞同：“这个社会没有权利允许次品肆意滋生.....那些不合格者，我们亦无权让其在这个世上存续。”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美国的优生学理论传入我国，当时叫“善种学”。
中国近代优生学家潘光旦在美国学习了有关知识，回国开始在上海、北京等地的大学里讲课，还写了《优生概论》等专著。
他觉得中国想强大起来，必须先让种族强大，优生学可以很好的改善中国人的体质和健康。
南开大学创世人张伯苓也说过，“强国必先强种。”这种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不小，但也就是号召大家“强种必先强身”，锻炼身体。
当时有个生物学家，叫查尔斯·达文波特，他是优生学的狂热信众，把实现优生学当成毕生的目标。
他觉得高尔顿的标准太宽松了，在他看来，只要是“不适合这个社会”的人群都应该被淘汰。
穷人、酒鬼、罪犯、癫痫病人、神经错乱的人、体弱多病的、有特定疾病的、身体畸形的人，盲人、聋哑人都位列其中。
除了上流社会少部分人，其他人都是待宰的羔羊，一不小心就被划分到“次品”的行列，人人喊打。
为了贯彻执行优生学，医生们首先想到的方法就是绝育。“通过绝育实现社会制约”是当时医生们的信条。
为了更好的消除次品，达文波特在冷泉港实验室建了个优生学办公室，里边存放了大量数据，都是他带着手下从精神病院、监狱、医院收集来的“有缺陷人”的信息。
就这样，活生生的人变成了“素材”，最后浓缩成一串数字，供人随意使用。
优生学不仅在美国进行得如火如荼，还引起了欧洲一个人的注意，那就是希特勒。
他掌权之后，下令弱智、精神分裂症、躁郁症、遗传性失明和严重身体畸形……的人都得强制绝育，来保护经济，稳定社会。
根据现有的资料看，1933年，至少有40万德国人因为有精神疾病、癫痫症，或身体畸形等遗传症状被强制绝育。
1939年，希特勒觉得绝育见效太慢，开始给这些人实施安乐死。
根据统计，当时仅一个收容所里，就有5000名先天畸形儿童被杀，有的被注射药物，有的活活饿死。
更不用提纳粹在集中营里的残忍行为，最终导致数百万人丧生。
美国不仅肯定德国的行为，还专门出钱帮他们建优生机构，截止1926年，美国捐了约41万美元 （相当于21世纪的400万美元）。
1945年，德国战败后，盟军在纽伦堡对战犯进行了审判。
这时候美国又换了一副嘴脸，在会上谴责德国的行为，特别是进行活体实验的纳粹医生。
这次审判催生了《纽伦堡准则》，中心意思就是，进行医学实验必须得征求受试者的同意。
美国就像个口嗨王，一顿叭叭促成了准则，但只针对别人，自己却根本不当回事。
冷战期间，美国政府放任医生在残疾人、儿童等弱势群体身上进行惨无人道的的医学实验。
他们把目光锁定在孤儿院、特殊学校甚至是军人遗孤之家进行试验，这些地方的孩子往往没人监管，出了事也不会闹大。
医生们把这些“次品”当成老鼠和普通人之间的试验品，用他们做实验更方便，比起动物试验来结果更直观。
这些收容所里的孩子白天要干各种粗活，打扫卫生，晚上还要被侮辱、性侵，不论男女。
有个孩子事后回忆，收容所里的工人经常让他们在晚饭后围成一个圈，叫到谁的名字，谁就得当着所有人脱下裤子，被用棍子抽屁股。
在研究者眼里，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压根不是人，是供人研究和消遣的东西。
就在前一天，他还和养父母住在一起，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突然一个社工闯进了他家，说特德有精神分裂症，强行把他带到了医院。
在医院，特德才知道，因为自己亲生母亲有精神分裂，未婚生下了他，所以医生断定他一定也有精神分裂症。
特德白天就像个隐形人，医生只有查房时跟他说两句话，其他时候压根不理他，就算他从医生面前走过，也都被当做空气。
到了晚上，特德还得忍受护工的性侵，即使他呼救的声音再大，也没人来救他。
终于，对特德的治疗开始了，他们采用了当时最流行的方法——电休克治疗。
特德被绑在床上，嘴里塞了块破布，接着就感到一阵强烈的疼痛穿过大脑和身体。
再醒来的时候，留给他的只有剧烈的头疼，他想不起来之前发生了什么，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
就这样，电击持续了一整个冬天，每天进电击房之前，特德都在心中默念，“我叫特德，我叫特德，我现在在医院……”
每次治疗完成后，医生就让他们排成一队，去女孩的病房门口唱歌，展现治疗的显著后果。
但电击后遗症让他变得特别胆小，他认不出自己的好朋友，也不认识回家的路。
社工又来了，说特德失忆是因为病情恶化，又把他带走。
一直到17岁，特德才出院。出院后他考上了纽约大学，取得了法律学位。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终于让当地市政府通过了禁止电击的法案。
他们发现在美国之外，早就有人发明出了一种更简单的方法。
医生在黑猩猩身上做过实验，发现破坏了黑猩猩的前额叶皮层后，它们的行为有了明显改善，原来暴躁的猩猩变得温顺又听话。
神经学家弗里曼觉得这个方法太棒了，在此基础上稍作改良，只需要一把像冰锥一样的设备，把它伸到病人的眼眶里，用力一敲，治疗就完成了，整个过程只要7分钟。
1949年到1953年间，美国有两万人接受了额叶切除术，三分之一用的都是凿眼眶的方法。上到成年人，下到3，4岁的小孩，有的被“凿”了不止一次。
但是治疗效果相当不理想，这些人都变成了行尸走肉，大小便失禁，连日常生活都没法自理。
就像电影《飞越疯人院》里，墨菲手术过后，形如死灰。
医生们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但只是在报告里轻飘飘地写一句：患者手术后非常幼儿化，基本不会恢复正常。
这些医生说起大道理来大义凛然，但从来只用别人的孩子实验，从不让自己的孩子参与进来。
没人帮过这些孩子，他们是医生眼里的失败品，用过之后扔得越远越好。
除了身体上的实验，精神和心理也是这些科学家和医生研究的重点。
冷战让很多美国科学家感到害怕，他们迫切想找到一种方法，控制人的心智。
莫里出生在纽约的富人家庭，接受最好的教育，他在哈佛大学学历史，后来去了英国，拿到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
他对人的精神异常痴迷，开创了“主题统觉测验”，写了心理学著作《人格研究》。
这些成就让他成了最受欢迎的心理学家。就连二战时，军队挑选特工用的都是莫里发明的测试。
莫里曾经受命对希特勒进行人格评估，他跟几个科学家一起研究，写出了最早的一份犯罪侧写加政治心理学报告，里边成功预测了希特勒自杀。
这些事把莫里推向神坛，他开始展露野心，全方位测试人性。
他想看看人，而且是成年人，在压力条件下，会产生什么心理活动，做出什么样的事。
莫里找来25个哈佛大学的学生，他告诉这些学生，用一个月的时间写一篇自己人生观的文章，之后会有一位资深律师跟每个人对谈，评判这篇文章。全程都会录像。
实验开始，律师开始有意加重批评的语气，最后干脆脱离文章，指着鼻子侮辱学生人格。
其实整场实验就是为了检测一个人究竟能够承受何种程度的语言暴力，以及在这种压力下的反应。
这25名受试者里，有个才16岁的天才少年，叫西奥多·卡辛斯基，也就是后来的“大学炸弹客”。
卡辛斯基15岁高中毕业，之后到哈佛大学学习，他在数学上很有天赋，所有人都坚信他一定能有一番大作为。
莫里是他接触的唯一一位心理学家，卡辛斯基把他看做真理，但实验狠狠打了他一耳光，让他对权威产生了怀疑。
加上当时冷战的恐怖气氛，卡辛斯基崩溃了，他把自己跟社会隔离起来，住在一个偏远的小木屋里。
在离群索居的17年里，卡辛斯基一共寄出了16枚炸弹，寄给了大学教授、企业主管和航空公司，都是搞研究的人，造成3人死亡，23人受伤。
2010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了人类史上十大搜捕行动，卡辛斯基排在第二，仅次于本·拉登。
直到现在，还有一部分研究人员坚信，卡辛斯基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受到了莫里实验的刺激。
美国经济危机过后，人们才发现，贫穷和不道德的行为，在所谓的优秀家庭也会出现。
糟糕环境下，人们为了活下去不择手段是本能，跟基因一点关系没半点关系。
优生学在人们眼里逐渐变成假大空，批评优生学的人越来越多，优生学档案室也关门了。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些医生和科学家开始写文章抨击儿童实验，但声音很小，反响也不大。
直到1978年，有名记者写了一篇医生用农民进行梅毒实验的文章，才彻底把窗户纸捅破，让民众看到了这一残酷的事实。
1932年到1972年，美国公共卫生局性病部门跟塔斯基吉大学合作，以免费医疗、餐点欺骗600名非洲裔男性做梅毒试验。
被研究者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参与的是啥，也从来没得到过有效治疗。
后续虽然有相关医生出来道歉，但医生们不约而同提到一件事，就是很怀念那一段时光，没人管，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些档案一直被掩埋在历史尘埃里，没人认错，没人负责，就像没发生过。
直到2013年，几名美国作家查阅了大量资料，走访了还活着的当事人，写出了《违童之愿：冷战时期美国儿童医学实验秘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书的最后，作者说美国对弱势群体的实验停止了，他们现在把目光锁定在海外，包括中国、印度、突尼斯和尼日利亚等国，都成了第一阶段药物研究的试验场。
在这些地方“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管不着，一片乱坟岗就能掩埋所有”。
2005年，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以色列医院用老人、儿童和精神病患者进行医疗试验，戳破儿童的耳膜，用针刺穿膀胱取尿……
医生瞒着患者的监护人，骗患者在授权书上摁手印，报道说这次研究至少死了37个人。
2012年，美国塔夫茨大学研究人员汤光文等发表了一篇关于“黄金大米”的研究论文，里边提到他们利用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江口镇中心小学的学生进行实验，还瞒着学生家长。
2008年6月，这些研究人员给每个学生的午饭里加了60克转基因的“黄金大米”。这些大米都是汤光文在美国烹调好，偷偷带进我国的。
相关负责人接受调查的时候，说前一个月就给家长开了知情会，但没说是转基因实验，也没给他们发完整的同意书，只给了最后一页让家长签字。
如果不是相关论文的发表，这件事可能永远都不会公之于众。而更多这样的事，可能还在水面以下，继续发生。
我们歌颂科学发展和医疗进步，但这些进步可以建立在儿童和弱势群体的牺牲上吗？
科学是让人类生活变好的工具，不该成为宗教，如果它反过来践踏人的生命和尊严，就应该被反思。
毕竟只有相信明天会更好，我们才可能有生三胎的勇气。
1. 违童之愿:冷战时期美国儿童医学实验秘史，[美]艾伦·M·霍恩布鲁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 置人于死地的种族狂：纳粹的优生学和安乐死，DW ,Marc von Lüpke-Schwarz，2013.7.14
3. Eugenics，history，2017，11，15
4.The Forgotten Lessons of the American Eugenics Movement，he New Yorker,Andrea DenHoed,2016.4.27
5.Turns Out America Pioneered Eugenics Before The Nazis Used It,Ranker,Genevieve Carlton,2020.8.14
6. “May We Live Long and Die Out”，Wudan Yuan,2018.7.11
7. The Nazi Eugenics Programs，High School Bioethics Curriculum Project
8. AMERICA’S DEEP,DARK SECRET,2004.4.29
9. The Librarian Who Uncovered a National Disgrace, Kristen M. Hallows,2019.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