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扫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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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扫黄回忆录 |
一提到这个词，大部分人就心头一颤。因为它涉及了一个敏感话题，性。
就像哈利波特的世界里，不能随便说出「伏地魔」。中国人说性的时候，尽可能拐弯抹角，不然可能被开除正经人身份。
性之所以禁忌，是因为它危险，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藏着人心中的所有秘密。
春秋时期，齐国的把娼妓业改为官营，还为娼妓业专开了一片地，就有了中国最早的红灯区。
过去一百年，娼妓业在世界范围内成了风口浪尖的话题，受到猛烈批判，并陆续被多国禁止。
新中国成立后，也关闭了全国的大小妓院，顺应了这一潮流。到现在，全世界已经有超过一半国家，把卖淫定为违法。
为什么这个存在了几千年的行业，突然成为众矢之的，人人喊打？
中国又为什么会卷进这个浪潮，废娼过程中出过什么意外？
新中国后，在北京市的废娼过程中，为什么寺庙起到了重要作用？
现在人谈废娼，会把原因归为西方人权思想，但这话并不全对。其实中国废娼之路，远走在世界前面。
中国历史上，官员出入风月场所是极为常见的，民间也经常流传官员和名妓的风流韵事。
到了大清朝，皇上立下新规矩禁令，不允许官员再踏步娼寮，免得被老百姓看笑话。
但皇帝们终究失算了，官员还是钻了政策空子。因为禁令只针对女妓，北京城的官场改了喜好，悄然兴起了一阵好男色的新风尚。
于是，社会上出现一些豢养男妓的场所，供官员们光临，也就是所谓的「相公堂子」。
这些相公堂子集中在北京城南，后来这一带人越聚越多，生意越做越杂，就成了后来的八大胡同。
古代人娱乐项目少，与异性的情感又压抑严重，所以千防万防，娼妓也依然会在夹缝中，找到自己的生存方法。
北洋政府上台后，财务紧张，为了收税，也就是花捐，设立了妓女检验所，为妓女检查身体，颁布执照。
于是，北京的娼妓业更加兴盛。妓院还分出等级，从高到低分别是清吟小班、茶室、下处、暗门子。
挂着妓女花名招牌的妓院 ，图片来自甘博的《北京社会调查》。
清吟小班和茶室是上等妓院，主要生意也是情感服务，妓女陪客人喝酒聊天，诗词歌赋，是有钱人的娱乐。
但有钱人是少数，大部分妓院服务的都是底层客户，也就是下处和暗门子。
来这里的客人都没钱，于是省去这些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只做皮肉生意。
当时的美国记者甘博在《北京娼妓调查》中记载，民国初年，北京每24名妇女中，就有一人是妓女。
然而，随着大城市的工商业，娱乐业的爆炸式发展，女性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
女性的经济地位发生变化，再加上国外女权浪潮冲击，上海广州等地的女性也开始走上街头，主张自己的权利。
此时，社会舆论也大转变，转为支持女权运动。《新青年》等社会团体纷纷出来，为女权发声造势。
商务印书馆在1915年，出版一本杂志，就叫《妇女杂志》，批判旧思想，提倡新精神。
娼妓业作为旧时代的毒瘤代表，被推上风口浪尖，受到文化界和媒体界猛烈抨击。1918年，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废娼问题》。
五四运动以后，废娼已经成为知识界的显学，是最大的政治正确，谁不赞成就是和民族进步唱反调。
当时的杂志上评论说，「近来.....谈到娼妓问题，把娼妓看做社会上顶大的祸害，万恶的源泉，深恶痛绝，几乎众口一词，并不曾听见哪一位敢大胆的反对这种议论。」
政府以革命的名义，驱逐一切旧时代的牛鬼蛇神，娼妓、赌博、占卜星象因此被列为「三大取缔」。
时任南京政府常务委员杨杏佛说：「全国人民应该放开眼光，把南京改造成一个极大都市，已遗后世子孙。」
南京政府说干就干，决心就很大，而且出手强硬。公安局接到命令，限期两个月，查封所有妓院。
但禁令只是一张纸，如何善后才重要。摆在政府面前，最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安置妓院里的妓女。
第一步，救济收容。政府把失业的妓女们收容起来，教育三个月，让其悔过，再培训三个月，让她们掌握一项谋生技能。
第二步，自行择业。收容培训完的妓女就可以释放了，嫁人也好，做工也好，反正不能再卖淫。
对于收容完后，又重操旧业的妓女，就不能姑息，赶出南京，不让再回来。
几个月之间，原来遍布南京的妓寮全部关门倒闭，街上再看不到一家妓院。
另外，政府又通过修建公园、图书馆和夜校等地，企图让民众养成「革命的、高尚的行为模式」，取代之前「愚昧的行为」。
但娼妓业存在了几千年，会因为南京政府的一纸禁令，就彻底消失匿迹吗？
南京政府的政策不光没有终结娼妓业，反而招惹了巨大的麻烦。
城里的大道确实干净了，但这只是眼睛看的着的。暗地里的妓女一点也没少，她们出现在南京的旅店、茶馆、舞厅，遍地开花。
南京政府很快就发现这个问题，公安局长在市政会上说，「奉令禁绝娼妓后，一船歌女穿青衣，挂徽章出入各旅店唱曲，形如从前娼妓一样。」
当时的《中央日报》上说：「私寮林立，梅毒蔓延，更为变本加厉」。”
几个月整治下来，不但没能根除娼妓业，反倒把妓女们打散，化整为零，比之前更难管理。
而政府修建的新式公园，本想让市民变高尚，不料正成了娼妓揽客私会的好场所。
公安局一开始还用拘捕妓女嫖客，但人数太多，公安局就那么大地方，根本关不过来，越禁越乱。
公安局看管不住，干脆变换了手段，抓住谁就拍照公示，试图用社会性死亡的威胁，来稳住局面。
但这一措施看似给禁娼处罚出新招，其实偷偷把处罚力度降低。而这正是政策松动的信号。
老鸨、妓女、嫖客，甚至警察立即接收到这一信号。妓女嫖客再不怕违法，知道警察不会拿她们怎么样。
警察虽然对抓嫖兴趣浓厚，跟建设新城市毫无关系，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
警察经常突击突击一些平民百姓家，真抓住嫖娼了，就开罚款了事，罚金自然流进自己的口袋。
实在没抓住，还有警察以诋毁良家妇女名誉为名，敲诈老百姓。
一连串的禁娼手段，不但没能真正减少嫖娼行为，还因为扰民，搞得民怨四起。
于是，社会上出现了「禁娼不如不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主要弛禁也」的声音。
而1933年，因为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南京的工商业受到重创，市政财政经费吃紧。
人人都不花钱，市场就成了死水，急需一剂强心剂，把市场给救过来。
荒诞的是，被抬出来解救危局的，却是人人喊打的娼妓业。各业联名上书，要求重开娼妓业，刺激经济。
南京市政府的禁娼工作本来就难搞，干脆顺手推舟，提出一个弛禁提案，主张限区域，限条件重开娼妓业。
但文化界和媒体界却不吃这一套，抨击南京市政府在饮鸩止渴，开历史的倒车。
最后这个提案没能通过，但政府摇摆的态度已经表露无遗。
1934年，蒋介石亲自出面，倡导「新生活运动」。老蒋一句话，商界的弛禁号召自然泡汤，南京城再次紧锣密鼓地扫黄禁娼。
1934年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 ，图片来自网络。
此后，南京市的暗娼和南京政府开始旷日持久的缠斗，你进我退，我来我走，长不大，却也打不死。
直到后来开始抗战，政府和公众的心思都转移到打仗上，废娼的事也就消失在舆论中。
相反，没有监管，再加上接连的战争，民间经济彻底崩溃，更多的女性不得已投身娼妓业，谋求一条生路。
到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登记妓女数量，上海仅登记在册的就有几千家妓院，超过3万名妓女，更不论暗娼以及相关的老鸨、跟班、仆役等人。
新中国一样容不下娼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中，娼妓业是不平等和剥削的表现，必须要被铲除。
但面对已经膨胀到这么大规模的产业，如何处理也是个棘手问题。
吊诡的是，政府还没出手，很多地方的娼妓业自己销声匿迹，音迹全无了。
传闻说共产党对待妓女不留情，会把妓女送到前线军队当军妓，堵抢眼，或者剃光了头到山里敲石头，嫁给“煤黑子”做老婆。
这种流言在北京、上海、武汉各地都普遍出现，内容也大同小异。
妓女因为害怕，到其他地方或乡下避难，导致一段时间里，妓女数量降低。
但时间不久，她们发现流言情况并未真正发生，便再次回到大城市，城市里的娼妓业再次活跃起来。
卖淫场所也从茶馆客栈，扩张到公园、码头、船舱，任何一个带顶的地方都可能是卖淫场所。
更重要的是，解放军进城不久，城里还有一些反动残余势力，就窝藏在妓院，甚至还冒充解放军在妓院开会。
1949年5月，刘少奇提出“建设新北平”，紧接着，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下达摸底北平妓院的指示。
几个月后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妇联等联合成立了“处理妓女委员会”。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后，在11月正式展开禁娼行动。
为怕走漏风声，指挥部以召开会议为名，把妓院老板、领家叫到公安局开会，当场扣押。
与此同时，执法队伍突击、围堵指定妓院，控制住妓院内所有人员。给嫖客的证件上盖上「嫖客查讫」的戳，教育妓女。
到这一步，人民政府的行为，和当年的南京市政府废娼大同小异，但后面的行为就区分了二者的不同。
人民政府严惩剥削妓女的老板，大部分人都进了监狱，情节极其恶劣的甚至被判了死刑。跟南京市政府罚款了事，完全不同。
对待妓女更是不一样，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说：「妓女是生活在旧社会底层的受苦人......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解放妇女。」
在北京，人民政府设下了教养院，收容失业的妓女。德胜门外的华严寺，被政府征用，改造成「北京生产教养所」。
收容在这里的妓女被称作学员，每天早7点起床，白天出操上课，晚10点睡觉。
收容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改造，而改造妓女的第一步，就是看病。
北京市卫生局组织医疗队，为妓女通过血液检查，发现有身患性病的妓女高达96%，超过一半人患有梅毒或淋病。
青霉素是治疗性病重要药品。据统计，医疗队人员共注射超过13000针，「除了个别人针眼发痒之外，未出过任何问题」。
此外，北京市政府还开办「新生织布厂」，「清河缝纫工厂」等工厂，先教妓女技能，再安排就业。
每一项工作都比南京政府当年做的扎实到位，明明白白。这些工作的确减少了北京的妓女数量，尤其是被迫从业的女性，得到了重新生活的机会。
人民政府一开始太天真，认为妓女都是旧社会的受害者。有了新生机会，她们就会回到正常轨道。
但妓女团体成分很复杂，有很多人并不是被迫从业，就是想吃这碗轻松饭，因此一点都不领人民政府的情。
尤其是高等妓院的妓女，过惯了舒适高档的生活，要做工是万万不可能的，整天在教养院整幺蛾子。
一个叫贾秀兰的妓女，常常故意装死，动不动地上一挺，口吐白沫，四肢抽搐，憋住呼吸，想混出教养所。
还有一个叫房淑英的，在寺庙里装神弄鬼，要死要活，甚至吞下了六根针自杀。
看护人员买了四五斤韭菜，让房淑英吞下，让她排便的时候，让韭菜把针从肚子里带出来。
更有人吃屎喝尿，装疯卖傻，用尽一切手段，想逃出教养院。
不光改造不顺利，南京政府当年关闭妓院，导致私娼遍地的局面，在北京也再次出现。
恰好1950年，外部忙于朝鲜战争，内部忙于镇反，废娼的问题不紧急，暂时搁置。私娼的机会又出现了。
每天下午五点开始到深夜，北京的中山公园、北海公园、东单、八大胡同、天桥市场，甚至天安门广场都有大批野妓出现。
她们穿着干部服或者学生装，配着证章，或者装扮成家庭妇女，甚至带着小孩、老太婆为自己掩护拉客。
妓女之间还会为地盘产生冲突，甚至每天都有不少妓女找到派出所，让警察评理。
一些进京念书的女学生，也受到这些妓女的诱惑，抛弃学业，跟野妓一起「拉客耍夜」，谁都管不了。
不光是野妓，乞丐、算卦、舞厅、流民等，都是摆在北京市政府眼前的问题。
但到了1952年，处理这些事情突然紧迫起来。因为这年10月，亚太区域和平会议要在北京召开。
1952年的亚太区域和平会议 ，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届时，要有37个国家代表要来北京，外国朋友要透过北京的窗口，看一看新中国的风采。
净化首都的任务立刻迫在眉睫。市公安局很快就确定了行动方案：“集中力量，全力收容全市的野妓、暗娼。”
于是开始第二轮紧急收容，一个礼拜里就收容进100多名妓女，其中不少是教育培训过的妓女，「二进宫」、「三进宫」、甚至「四进宫」都大有人在。
这样」情况在各地都有出现，这自然是人民政府不允许的。
这些妓女被划归为城市游民，而对于城市游民，人民政府的政策是，让他们可以有正事干，不走游民的老路。
安置这些游民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输送垦区。就是让这些人离开城市，送到各地农场，开荒作业。
1955年，上海民政局选派「改造好的妓女964人」，经过一个月的教育和就业训练，送到新疆参加劳动生产，边疆建设。
1956年，又把1560个妓女安置在安徽白茅岭农场。另外360人被送到甘肃。
经过八年收容、改造和安置，各地妓女数量逐步下降，到1958年，终于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里。
建国初期的废娼运动，不可谓不严厉，但毫无疑问，它成功解决了一些城市里的社会问题。
在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娼妓业在中国社会的空间都十分有限。
改革开放后，娼妓业改头换面，死灰复燃，在各地重新出现，遍地开花。
到了今天，大街上常常看到小卡片，代表了这个几千年的行业依然还在，而且会继续存在下去。
一百年间，世界翻天覆地，但娼妓就是无法取缔，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
是社会病入膏肓，无药可医，还是人执迷不悟，一厢情愿？
1，荡涤污垢——建国初期北京公安工作纪事，中共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公安局编，北京出版社
2，新中国成立初期娼妓改造研究，郭艳英，陕西师范大学
3，建国初期上海游民改造问题研究，丁东升，东华大学
4，1950年代武汉娼妓改造研究，冯武，华中师范大学
5，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年），阮清华，复旦大学
6，一九二八年南京市“废娼运动”论析，杨洋，南京师范大学
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娼妓问题研究（1927-1937），吕振，山东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