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9年7月，正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我厂里的冰箱竟开始罢工。食堂的老张跟我抱怨了好几次。
“别说猪肉和豆腐，连早晨刚买的小白菜，放到下午就蔫儿了，闻起来一股酸味儿。天儿太热，我买的两箱冰糕都快化完了。”老张擦了把汗，眼睛瞪得滚圆。
我这家工厂规模虽小，老张却是一位惹不起的“大人物”。他是食堂总管，身兼采买、主厨、洗刷。他老人家要有点儿不高兴，每日三餐吃食堂的20多个员工就要饿肚子。
可是，容量大的冰柜并不便宜，我只好在二手物件上想办法。我打电话给朋友小深，他常年跑社区，认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物，一准有主意。听我说完，他神神秘秘地说：“把你厂里那辆小四轮开出来。走，咱们去中心路‘打土豪’。”
中心路是镇上的一条繁华的步行街，离我的厂子不远。小深坐在副驾，一路指挥我左转右转，开到一条小巷子里才停了下来。我抬头一看，是一家雅致的小西餐厅，招牌的底漆是乳白色，下面的大门用一整块落地玻璃隔出。3间店面一溜打通，天花板上铺设了大量白色灯管，照得店里极通透，跟站在阳光底下没什么两样。侧面还临河，风景很不错。
我心想：这不是小深发小虎哥的西餐厅吗？这家西餐厅去年年底开张时，我还来过一次，蘑菇汤和海鲜饭味道还不错。
虎哥的西餐厅是火过一段日子的。开张头俩月，餐厅全场75折优惠，排队的食客从门口站到了巷子外头，还上了本地的美食自媒体，被冠以“网红餐厅”的名号。可60天后，虎哥将优惠一收，翻台率立即降了不少，餐厅的营业额大不如前，渐渐冷落了下去。
“关张啦？这才半年工夫。”我狐疑地问。
“啥也别问，要什么只管拿。”小深“啪”地关上车门。
虎哥远远地看见我们，很快从店里迎出来。他朝我一摆头，豪爽地说：“来，来，看上什么就跟我说，直接拖走，甭客气。”
小深的眼睛骨碌碌地转，开始去柜子里翻找那些漂亮的小摆件——带翅膀的铁艺烛台，剔透的水晶杯，边缘描金的木制酒架，一件件都很精致。
我提起脚进了后厨，找到一台九成新的商用冰柜，香槟色的外壳，方方正正的，将我塞进去都绰绰有余。我四处摸了一溜，笑得合不拢嘴：“这台冰柜不错，简直跟新的一样。”
虎哥的店铺关张，我和小深却兴高采烈的，这不能怪我们不仗义，实在因为虎哥太“土豪”——开一家西餐厅，对他来说，不过是洒洒水而已。
虎哥是实打实的富二代，一点儿水分都不掺的那种。他执行力极强，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前几年，本地的“高压鱼头”火了，虎哥决定跟风，也开了一家“水库鱼头”，算是他在老家餐饮业烧出的第一把火。这家店成绩不错，3个月回本，半年就挣了小30万纯利。后来，虎哥的精力就全花在开店和关张上。牛排店、自助火锅、烤鱼排档、奶茶店、韩餐……粗略一算，他经手的餐饮店已经有10多家，有些像“水库鱼头”一样挣钱，时隔多年仍然在贡献利润，有些就跟这家西餐厅一样，租约日期一到，即刻关张。
这几年，餐饮生意起起落落，虎哥倒也不太在意。他本来就是个随性的人。我认识他5、6年了，还从未见他在哪件事上为难过，也极少发脾气。我觉得，这个失败的西餐厅项目当然也不会让他变脸。
餐厅后厨的一体灶是移动式的，拆卸起来很方便，排气扇、餐具、锅碗瓢盆都已经让二手店的小卡车拉走了，冰箱和摆件则归了我和小深——这小子得寸进尺，还带走了一台原价8千块的咖啡机。
隔壁开奶茶店的小姑娘也挤进来看热闹，她20岁出头，浑身上下充满了青春气息，眼波流转间，虎哥被迷得神魂颠倒，于是将一台崭新的烤箱拱手送出。
动产已经交待完去路，剩下的不动产可就倒霉了。虎哥的手里头掂着一支长长的撬棍，跟大猩猩金刚似地搞起了“破坏”。东敲西捣，看起来暴躁得很，似乎跟屋子里的装修有仇。门头崭新的艺术漆、一体桌，极具设计感的玻璃收银台、水晶吊顶，林林总总一大堆，让他毁了个精光。
狂风暴雨过后，西餐厅里一片狼藉，虎哥环顾一圈，大概觉得差不多了，就朝门外的清运小工一挥手：“统统拉走，一点儿东西也别留下。”
半小时工夫，西餐厅被搬了个空，连一片墙纸、一块铝板都没有留下来。尘埃落定，虎哥点起烟，拉过一张拆吊顶用的塑料垫脚椅，大马金刀地往那儿一坐。
虎哥人如其名，身高1米9，体重200斤出头，身形威风。但身外的气势此时掩盖不了他的颓丧，他的眉毛深深纠在一起，跟打了结似的，圆嘟嘟的脸上写满了挫败感。他不太讲究衣着打扮，老是理个小平头，套一件黑色短T恤，看起来很朴实。如今这身装扮好像放大了他的窘境，让他看起来像个走投无路的创业者。
我打算将钱转给虎哥——这样大的冰柜，要是放在二手店里出售，起码也要2千块钱。可他几番推托，始终不肯收下。我随口问他，那个西餐厅装修花了不少钱，关张就关张，干嘛要连装修一起毁掉：“何不留给房东？或许还能退一点租金。”
虎哥听了愤怒不已：“*****的房东，平时抠抠索索，催个水电跟催命似的，一有事就成了缩头乌龟。餐厅后头的杂物间不让用，后厨的卫生间也不让用，餐厅的厨师想要上个厕所只能跑到隔壁的奶茶店解决。楼上住户漏水，一直滴到西餐厅的厨房里，房东又玩消失，到处找不到人影。”
租约到期后，房东老太婆却巴巴地来说好话，求虎哥将装修保留原样。据说，续租的人看上了这套价值不菲的装修，想要来个“原样入驻”，开一家融合菜餐厅。
“我花了大价钱做的装修，凭什么留给她？”虎哥咬牙切齿地说，“当初交到我手里的时候，这房子就是个毛胚，如今原样归还，既合情又合理。”
虎哥平日里是个谦谦君子，说话从不带脏字。看来，这回真让房东老太婆给惹恼了。
2
过了几天，我去上海参加一个小型服装展会，正好碰上虎哥也要去上海，于是约定同行。
几周前，展会主办方信誓旦旦地说，这是长三角地区“性价比最高”的展销会，铺位租金只要别家的一半，保证“订单接到手软”。结果我们这些参展商都上了当，我在偌大的会场里整整站了一天，往来订货的客商还没有参展的工厂多。
原本预计办3天的展会，只开了2天就潦草结束了。时间空出来，我开着车去找虎哥，他在上海青浦区的一家大型钢材市场里。
虎哥的父亲沈老爷子当年是个能人。30年前，温州人里有一半都在外省经商，沈老爷子是个中翘楚。置得一笔家业后，老爷子就在全国各地买房、买铺面，所以沈家在全国几大城市都有一些产业，上海青浦区的这几间商铺就是其中之一。
虎哥这次来上海，是来领补偿款的。这几年，青浦区发展很快，到处是高耸的大楼。借上这波东风，那座钢材市场被整体纳入拆迁计划，据说地皮已经售给一家地产商，预备盖一个高档住宅小区。
沈老爷子签了字，早早搭动车回去了，留虎哥在这里处理一些后续文件。等事务处理完毕，虎哥就领着我进了附近的一家快餐店，他站在店门口左看右看，忽然很感慨地说：“我来过这里，也是在这儿吃的饭。”
虎哥的神情变得很深沉：“头一回来我还小，读小学还是初中来着？反正什么都不懂，就跟着我爸出去瞎玩。从徐州苏州一路玩过来，上海真漂亮，外滩，南京路，和平饭店，接着我爸就去买了这几间铺子。后来那次是过来收租金，顺道去了趟东方明珠。之后——就是这次咯——时间过的真快啊。”
“就来过3次？”我好奇地问。
他说，这里的商铺签的是长租约，3、5年才签一次，有时还会委托物管公司代签，业主们没有必要露面。
我对他说起自己参加展会被骗，时间和金钱上的双重损失让我肉疼不已。虎哥一拍脑袋，哈哈大笑：“无商不奸嘛。上海可是大都市，鱼龙混杂，有些人就靠这些偏门捞钱，老老实实做生意的，怕都饿死了。”
“以后我大概也不会来上海了。”虎哥忽然说。
“铺子都清理完了？”我问。
“这是最后一家咯。”虎哥坐下来，意味深长地说，“这里的字一签完，我家在上海的地界里，就是个光零零的白板了。”
沈家置业的时间早，大部分产业几乎都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有些铺面整体搬迁整改，由政府发给补偿金，有些商铺变得越来越冷清，便低价转出去，或被地产公司置换为住宅。沈老爷子当年置下的一处处商铺，都变成了银行账户里一个个枯燥的数字。
我听虎哥这么说，心里忽然有点想笑。这些话其实挺真诚的，但要是说给外人听，难免有点凡尔赛的味道。
我问虎哥，接下来打算做点什么，还是干餐饮？
“不干了，不干了，心累！”他摆摆手，“我倒想上个班，大学毕业后还没上过班呢。”
“你没上过班？”我停下筷子，啧啧称奇。
虎哥说他真没上过班。沈老爷子是个纯粹的温州商人，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属于“轻资产”的皮包公司，经营的产业几乎都集中在贸易方面，名下连一家实体工厂都没有。虎哥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帮忙打理父亲的产业与商铺，有时打个“飞的”收收租金，有时去邻市处理一下重要合约。这些事都不太紧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他的确没有什么朝九晚五的上班经历。
“办个工厂什么的，汽配、塑料、工艺品，什么样的都行。”我给他出主意，既然虎哥的亲戚都在外省经商，乌鲁木齐、包头、哈尔滨、金华，干什么的都有，办个工厂也不愁销路。
虎哥摇摇头，说这些年开了这么多店，他都留下心理阴影了。他的初次创业项目是家牛排餐厅，地点选在包头——许多温州人都有第二故乡，沈家也不例外。沈老爷子当年在内蒙创业，大部分产业都集中在包头，虎哥的童年也是在包头度过的，直到初二那年才回温州准备参加中考。
说起来，温州这个城市又有什么吸引力呢？对他来说，温州不过是故乡的名字，内里究竟有何种意味，谁也无法真正清楚。他知晓包头的各条街道，每个购物中心，风景名胜，比温州的五马街、雁荡山，都要熟悉得多。
可是，虎哥的初次创业并不算成功。虽然前前后后收回了成本，但后期出了不少管理上的纰漏。他遇人不淑，餐厅的厨师长伙同一帮徒弟将仓库的物资盗出转卖，一年下来，餐厅只出不进，亏了很大一笔钱。厨师长是包头本地人，一大家子就住在附近，虎哥再年轻气盛，也不敢追究，拿回赔偿就认了，牛排店草草关张后，店面很快就被转租了出去。
这几年，互联网产业高歌猛进，最近大热的社区生鲜电商，虎哥几年前就尝试过。刚开始还有些生意，勉强做到薄利，结果本地的“大润发”也开始搞配送服务，“专业队”下场就是不一样，几张轻飘飘的优惠券打在虎哥身上却有千钧重。等“大润发”迈开步子，虎哥的“小团伙”连两个月都没撑住。
“心累。”虎哥半眯着眼睛，又将这个词重复一遍。
3
有一回，我在一个朋友的婚宴上碰到虎哥夫妇，于是坐了同席。
酒菜轮番上桌后，虎哥发挥自己的特长，将酒店里的各样菜式拎出来细细讲解。从白果的不同种类、梭子蟹肥瘦的分辨，一直聊到了中外啤酒的工艺之分。当然，这是我们私下的耳语，虎哥绝不会在主家面前指点江山。
“国产啤酒就是些西贝货（假货，“西贝”组合为“贾”，“贾”通“假”），这些假洋鬼子更可恨！”虎哥敲敲桌子，一脸嫌恶。他将配料表指给我看，说里面的大米和糖浆都是发酵过程中的代用品，正宗的精酿酒不可能用到这些东西。
虎哥是啤酒发烧友，为了喝遍比利时和德国周边的名酒，他曾在欧洲足足待了一个月。他见过的世面多，我自然一脸叹服，末了，他又说那些在国外有名气的精酿，如今在北上广也能喝得到，这几年精酿酒屋发展很快，他考察过一段时间，跃跃欲试。
我问他怎么不行动，他摇摇头说，温州这地方小，容不下这些高端定位的产品。有机会的话，还是得去北上广定居。
“那些地方是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尝得到世界上的所有美食。”说罢，他指指身边的妻子，“要不是牵挂太多，家里管的又严，我早就飞走了。”
虎哥妻子温柔娴静，只在旁边笑吟吟地望着丈夫吹牛。我从旁人口中听说，虎哥妻子是米兰大学的高材生，学的是艺术设计，回国后却没有进大公司工作，而是回了老家。她娘家是开金店的，她就顺理成章地接了班，管着两间金铺。
我悄悄问虎哥：“让一个海归艺术生管金店？这不是屈才嘛！”
虎哥笑，说温州没有几家瞧得上眼的设计公司，妻子娘家人又不愿意让她离家太远：“这金店嘛，大概也算专业对口吧？”
虎哥说，妻子的同学和朋友几乎都去了杭州，她也动过念头，但很快就放弃了。她已经结了婚，父母都退了二线，这也意味着人生已经被家庭和事业束缚住了，很难为了理想任性。
“大别墅住着，帕拉梅拉开着，怎么就忧郁起来了？”我开玩笑。
虎哥眨眨眼，苦着脸说：“因为大家过得都不快乐啊。”
我不禁哑然失笑，原来富二代也是有烦恼的。
一直以来，我和小深都觉得虎哥算得上是一位颇有能力的富二代。可在他父亲沈老爷子眼里，虎哥却是个败家的懒汉。
两个月后，虎哥过生日，我和小深去的时候，生日宴已经结束，他家只剩下几个要好的朋友就着桌上的半块蛋糕喝酒。过了一会儿，瘦瘦小小的沈老爷子从外面回来了，他显然已喝过不少，脑袋晃晃悠悠，看起来有些走神。见家里坐着一堆年轻人在喝酒，他自顾自地加入了我们。
都说最好的醒酒药是另一种酒，老爷子灌下一小瓶“毛铺”，脸色红得跟涂了胭脂似的，人却倏地清醒过来。借着酒劲，他目光如电，一拍桌子，开始数落我们：“你们这帮年轻人，没志气，顶没用！”
这一打击就是一大片，我们都缩起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明白老爷子的用意。虎哥母亲跑过来打圆场，仍按不住老爷子的兴头，最后只好罢手离去。
老爷子瞥了虎哥一眼，越说越激动：“我30岁的时候，早出去闯世界了，哪有闲工夫待家里喝酒？”
年轻时，沈老爷子跟着叔伯们打渔、养螃蟹，辛辛苦苦干了几年，却仍然攒不下钱。90年代，温州的第二波经商热开始兴起，他加入了背井离乡的大军，比别人走得更远，一直跑到了内蒙。
那时候，正是“温州模式”的高光时刻。“温州模式”被经济学家们叫做“小狗战术”，从温州走出去的中小商人们涌向全国各省市，将轻工业产品卖到全国。挂着温州名号的商贸城、毛衣市场、鞋市场在全国各地开花，一派欣欣向荣。
当时，沈老爷子手里资金不足，也没有什么亲戚可以投靠，单凭一口家乡方言，就在内蒙的温州圈子里扎下了根。他先是卖馄饨、炒粉干，做温州老乡的生意。几年后，他攒了点钱，又开始鼓捣卤菜。
温州的卤菜在浙江一带小有名气，熏鹅、熏鸡、卤牛肉，风味独特。沈老爷子在老家时混过几天宴席班子，一来二去，卤菜店就让他鼓捣出来了。
第一桶金拿到手，沈老爷子又在包头开了一家五金店，卖纽扣、衣扣、皮带扣。那些年，他给当地几家小服装厂供货，客户里还包括一些蒙古商人（包头有几个规模很大的外贸市场）。他的五金店标榜“自产自销”，实质上只是一个门面，所有货源都来自温州和义乌的工艺厂。
头几年，老爷子还将工艺厂发来的产品包装一一拆开，剪去上面的厂标和地址，重新打包，以防客户越过他直接去找生产商。没过多久，他就犯了懒，干脆将工艺厂的原包装一并送到客户手里。
“麻袋上面一五一十地印着厂名，地址和电话也有，明明白白，要是跳过我，直接找厂家订货，价格上一下子就能打下两成。可人家就愿守着我的店，非让我挣钱。”老爷子笑得很得意，“也活该温州人挣钱，那些内蒙人可真傻，傻到家了！”
采购要找“源头”，如今已是常识，可30年前那些刚刚从计划经济走出来的地方，却不是所有人都能想明白。那时既没有互联网，企业的采销体系也很死板，对市场的反应总是慢上半拍。靠最粗浅的商业思维，也能在那片蓝海中大杀四方。
依靠着一手信息差，沈老爷子在内蒙混得不错。后来他参股了一家新筹建的温州商贸城，没两年就发了家，赚得盆满钵满。
“找工商的人吃顿饭，请市里面招商的领导喝两次酒，生意就上门了。”老爷子说得轻描淡写，“人情的费用必须得花，这些东西省不得。你们还是大学生哩，读了十几年的书，都读到哪儿去了？”
父亲借着酒劲训儿子，周围还有一大帮朋友看着。我和小深颇尴尬，虎哥冷着脸，只顾往嘴里灌酒，一言不发。
我只好没话找话，试探地说虎哥那个餐饮公司弄得还不错，怎么说也挣上钱了：“虽说西餐厅前些日子关了张，但前后算算，亏的也不算多。”
“不错？不错个屁！老子当年白手起家的时候，哪有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多钱，这么多铺子，都留给他，那就是一块能往天上跳的跳板，他跳起来了吗？”沈老爷子吹胡子瞪眼，露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马云也是吃米饭长大的，你们就不打算当下一个马云？”
我小心翼翼地接茬：“如今想要创个业呀没那么容易了。”
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风口一过，庸者就会落下来，摔个嘴啃泥。人有三六九等，木分紫檀花梨，到了比拼智力的时候，温州人并不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出色——就拿温州街头市占率最高的奶茶店来说吧，是台州人开的；人流最密集的零食铺，是宁波人的手笔。最懂“商机”、爱作“先锋”的温州人，现在就连本土防线都快守不住了。商海漫漫，能留下的都不是庸才。
听了我的长篇大论，沈老爷子一脸不快，大概是看在虎哥的面子上，倒也没有继续和我胡闹，就一步三摆地回自己的房间了。我们继续推杯换盏，却都默契地选择了沉默。
父辈的勇气与经历让我们钦佩，可是那个遍地黄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商人的门槛比过去高了许多，这是个再也没有草莽英雄的时代。
我们只是平凡的人。
4
爬出西餐厅这个大坑后，虎哥消停了一段时间。隔几天，他就去住海边的民宿，游游泳，晒晒太阳，一副社会闲散人员的做派。据说，沈老爷子看不下去了，跟他吵了好几次，父子之间火药味儿很浓。
当时，恰逢市区里有一家新商贸城开业，沈老爷子就置了两间铺子。他又搭上熟人的线，在市郊弄了个小加工厂，生产服装业里的五金钻饰。
一个负责生产的实体工厂，配一个拓展销路的门市处，这是最基础、也最有效的创业手段。万事俱备，沈老爷子亲自出马，将虎哥逮了回去，愣是逼着他下场经营。
钻饰铺子开业那天，我和小深也去送了两个花篮捧场。虎哥父母在店铺里头忙得脚不沾地，兴高采烈，虎哥反而在一旁搓着手，无所适从。
“历史是个轮回。”我对小深说。
小深不明所以。我解释说，当年的沈老爷子做的第一门大生意就是纽扣，兜兜转转，虎哥又回到了这个行当。一旁的虎哥听了，深深地叹了口气，倒也没有多说什么。
在温州，开业是一件极重要的大事，到了晚上，主家惯例要招待一顿宴席。宾客们多半都是沈老爷子的朋友，也有几个半生不熟的闲人。酒过三巡，不知是谁提了句：“这个新商贸城，本地的老板倒是越来越少了。”
大家来了兴趣，都把目光转移到一个胖胖的秃子身上。这人姓黄，是商贸城的经理（看来沈老爷子的面子不小）。他点点头，算是默认了这一看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该外省人出头了。”
温州本地的商业渊源很长。自上世纪起，本地出现过不少综合门类的商贸城项目，五金，电机，鞋革，塑料，五花八门。其中最具知名度的，莫过于市区的黄龙商贸城。电器、皮鞋、服装、杂货，所有想得到想不到的东西，都能在那儿买到。
数十年过去，城建更迭，这个老旧的市场也难逃消亡的命运。几年里，各个功能区被分拆出去，搬迁到不同的地方。虎哥所经营的钻饰店，本也是黄龙商贸城的分流项目。
当年黄龙商贸城里的那拨温州商人，早已经变了模样。他们要么攒下一大笔钱，脱离了阶层，飞去了沪杭天堂；要么沦落尘微，消失在悠悠的岁月中。当今的几个新建商贸城，已经成了外省人的天下。就拿虎哥所在的鞋服市场来说，单是服装街上近50家商铺，安徽人就占去了1/4，江西老表们则瓜分了另一个山头。往日独属于温州人的地盘，如今仅仅剩下一半。
这些外省老板，过去都是本地商人手把手带出来的。时光匆匆逝去，经验渐长的伙计们也攒下了一笔钱，开始在温州人的地盘里攻城略地。有些安徽人开的店铺，也雇佣温州本地的青年男女。
就连市场里曾经通用的温州话，如今也风光不再了。
温州方言是一门极复杂的语言，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韵。平阳腔带点儿唱词的味道，抑扬顿挫；苍南腔往往夹杂着闽南语的调子，乍一听像是福建人；瑞安话属于温州方言里的正音，本土闻名的鼓词艺术以瑞安话为标准；瓯海鹿城一带的市区话则有着浓重的后鼻音，听起来颇为有趣……以前，大家进了市场，买卖两方讲什么话的都有，但肯定脱不开温州的三市四区五个县。碰上不会讲方言的店家，买家往往还要露点不太高兴的脸色。时过境迁，安徽口音的普通话，晦涩难懂的江西方言渐渐占领了市场，隐隐开始威胁到温州方言的“霸主”地位。
“那些外省人，价格杀得太狠，生意都让他们做死了。”酒桌上，有好事者开声嚷嚷，“五十万要挣，五万也要挣。五千，五百，只要能挣钱，他们不在乎放多大的水。这帮孙子！”
“都是做生意嘛，分什么外省人本地人。”黄经理忙不迭打圆场。
黄经理是江西赣州人，他扎根温州二十多年，已经能够熟练操使温州话。他女儿嫁的也是温州后生，一切嫁娶仪式都随了温州习俗。谈吐中，他已经将自己当成了本地人了。
“哪里一样，哪里会一样？”又有人出声辩驳，附和声很多。
那些本地的老板们，看到昔日的打工仔变成了竞争对手，都气鼓鼓的。黄经理一脸纠结，话音也越来越低，逐渐偃旗息鼓。他心里肯定明白，凭他的威望，绝对调和不了两方的矛盾。
酒桌上的气氛立时僵硬，一直到宴席散去，都没有人再提起这些话题。虎哥一直冷眼旁观，忽然转过头对我说：“你看，这商贸城里的水很深呐。”
我点点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就有最激烈的竞争与冲突。
温州商人都有敏锐的鼻子，他们已嗅到了危机。而这个危机来得比想象中要快。
去年底，虎哥忽然联系我，说他的堂兄想要出手一批涤纶丝，价钱很便宜，问我愿不愿意盘下来。涤纶丝是服装业的原材料，分成不同的类型，各种类型下又分为不同的支数、规格，对标不同的细分行业。虎哥掏出手机递给我，我瞥见照片上的箱唛，立即摇摇头：“这种材料我用不上。”
虎哥吞吞吐吐，很为难的样子：“帮帮忙嘛，有没有同行用得上，给介绍一下。”
虎哥的堂兄原本为一家外贸公司做贴牌。前几年效益不错，屯了满仓的原材料，结果碰上疫情，外贸公司资金运转困难，开始收缩战线，几乎停止了业务，留下他堂哥在风中凌乱。
既然用不上，那就折价清仓，同行之间兑个货也属正常。但那批涤纶丝规格特殊，量又不小，有40吨，一般人小打小闹还真吃不下。消息一放出去，材料贩子立即落井下石，价钱杀得极狠，几乎和废品一个价了。
“就算客户那边出问题，也该有点苗头呀，怎么进了那么多材料？”我有些疑惑。
虎哥摇摇头，说他这堂哥老实巴交，原先是个修摩托的力工，后来卖电瓶车配件、卖挖机配件，折腾了几年也没挣上钱，实在不是一块经商的料子。做纺织这一行辛苦是辛苦，倒是让他攒下点本钱。趁着那段时间材料行情低迷，堂哥便狠下心，进了一大批材料。他怎么也想不到，好端端一个大客户忽然就收了工。
“我堂哥说了，6折，只要能卖出去，死活也认了。他已经在附近的汽配厂找了个工作，厂房也退了租。安安稳稳地上个班，比创业要容易得多。那房东也算仁义，同意让那批货再堆个三五月。”虎哥一脸戚戚，“这玩意儿咋那么难卖？说是什么标号不一样，混着用不就完了么，也没人盯着研究嘛！”
虎哥这可就外行了——温州的服装业，在30年前确实如此。那些年，整个行业都以粗放的模式野蛮生长，客户要什么，小作坊们就做什么，没有什么标准可言。甭说帽绳这些辅料，就连服装上的主材，也是有什么用什么，一个款式的产品里甚至能挑出3、4种材质。
如今的市场早就变了天。上游企业开始精细化运转，连带着下游小作坊也跟上脚步。不仅在原材料使用方面更加严格，整个行业也开始细分，各个企业和作坊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很少有跨品类的经营。国家政策和市场规律双管齐下，口袋开始收紧，温州数以万计的家庭小作坊被扼住了喉咙，奄奄一息。市场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小微企业很快就会崩溃。30年前拥有无限荣光的“温州模式”，已经渐渐落后于时代了。
这批涤纶丝要是在本行业出不了手，到了外头就更难折现了。
听了我的解释，虎哥愣了一会儿，叹了口气：“你看我爸说的，做生意就跟玩一样。按他的看法，我和堂哥全是大蠢蛋。他肯定不会晓得，现在的生意有多难做。”
租个厂房，先得做环评。找个客户，税号票据必须齐备，消防，社保，税务，生产，一关关全过了。最后呢——好嘛，客户停业了。
5
在温州，变的不仅是市场，还有人心。
今年年初，我的一位远房亲戚托给我一项任务：他的女儿莎莎大学毕业不久，想找个坐办公室的轻松工作。
莎莎学的是平面设计，最好能和这个专业挨点边。我立即想到了虎哥的钻饰工厂。那工厂虽然规模不大，但肯定需要几个设计师改模板。这工作虽然不起眼，但总算归在设计类的范畴。
我给虎哥打过电话，他倒是很快答应了，只说工厂地处瓯北，周围生活条件不佳，来回也很远，怕莎莎吃不了苦。
果然，两周还没到，莎莎就巴巴地跑来找我道歉。她吞吞吐吐地说，去工厂来回30公里，她车技不佳，一路上总是心惊肉跳。
我愿意代她向虎哥辞职，莎莎立即喜笑颜开，说话也痛快起来。
我心想，这丫头可有点傻，她父母在武汉开了一家鞋店，生意还不错，去做个小跟班多好？能与家人团聚，何必困守在温州？我心直口快，便问莎莎为什么不愿意去武汉。
一听到“武汉”，莎莎变了脸色，话里行间，无非是“太远”云云。她在温州上的大学，从小玩到大的同学和朋友们也都在本地，不愿离开。
听到这里，我一下怔住了：“都在本地？”
莎莎点了点头。她说，有些人的家里有产业，已经成了气候，需要接班，其他人都挣一份固定工资。有在4S店当销售的，有去事务所当会计助理的，有的进工厂做管理，或是干一些技术工种。
“出去的呢？”我问。
“出去？去哪里？”她一脸天真。
听着她的叙述，我颇为触动。温州是侨乡，外出谋生向来是传统，我的同学和发小几乎散布全国各省：有些跑到江西投靠亲友，从小小的制造业做起；有些去了新疆乌市，跟着老乡开店经商；还有一些人去了意大利，意大利北部城市普拉托简直是个“小温州”；巴西的圣保罗、西班牙马德里，乃至塞尔维亚、波黑的一些小城市，都有温州同乡的踪迹。
外面的世界充满机遇。过去，散布全球的温州青年也许会成为小商人、投机客、作坊主，幸运一些的能飞上枝头，成为企业主，积累一笔可观的财富。可莎莎这些Z世代的温州青年们，竟然止步家乡，再也没有跳出去的想法了。
偏安浙南一隅，世界会朝他们关上大门吗？
前些天，小深将我和虎哥约出来，去一家新开的餐馆吃饭。
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看见虎哥了。店里厂里两头跑，虎哥的生活规律了很多，体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整个人看上去精神不少。
不知怎的，我说起了莎莎，她从虎哥那里离职后进了一家贸易公司，职位似乎是文员。虽说这份工作与她的专业相去甚远，但肯定比埋头画图纸有趣多了。
“莎莎家里的鞋店怕是要收尾了。莎莎是独生女，可她不肯去武汉，只愿意待在温州上她的班，她爸妈怎么劝都不听。”我很惋惜地说，“打工有什么好玩的，自己做老板不香吗？”
虎哥摆摆手，自嘲地说他也是打工仔，不过是给自己打工罢了。除了无聊之外，朝九晚五的日子适应起来倒也不难。他挠了挠头，忽然就感慨起来，说他开了工厂之后才知道，居然有那么多本地青年找不到工作。
上周，有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去虎哥的工厂求职，可惜晚了一步，设计助理的位置已经满额，连技术学徒的职位也没有空当了。那个小伙子不死心，又问车间还有没有职位。
“好好一个本地的小伙子，进车间？”虎哥的眼睛就瞪起来。
温州重商，对劳力工作有一种天然的抵触。要是自己当老板也就罢了，干得再狠，那也是勤劳致富，谁都竖起大拇指。要是帮人打工，多少会让身边人瞧不起。
看那小伙子性格朴实，虎哥心一软，便让他在办公室打杂，顺带给客户送送样品什么的。
这些活儿本来是虎哥自己干的。
“活菩萨呀你，凭空给厂里添一张嘴。”小深给出一个冷眼，不置可否。
虎哥摆摆手：“20来岁的人干车间，这辈子就毁了。
让他出去多跑跑，见见世面，将来哪怕不跟我干了，总归有些别的出路。”
短短一年时间，虎哥的脾性收敛了许多，几乎变成了一个成熟的中年人。
他憋了很久，终于幽幽地说：“往前数30年，在温州，人人都是小老板。
往后数30年，同样在温州，人人都是打工仔。”
我们被他逗笑了。过了一会儿，众人回过味来，纷纷点头，好像的确是这么个理儿。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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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致残后，一个母亲对女儿的九年观察
文 | 潘小乐
编辑 | 陶若谷
还在子宫里的时候，小雪就是一双长腿。妈妈躺着看不到B超影像，只听医生说，“腿挺长的，要长大个儿。”可生出来也太黑了，鼻子有点扁，还不是双眼皮，这是妈妈对她的第一次观察，不太满意，“样样都没随我”。过完满月，小雪慢慢白了，眼睛最好看，单眼皮长开成了内双，不是特别大，但是有神。
小雪是山西吕梁矿上的女儿，人们聚居在裸露黄土的山体与高耸的煤仓之间，人际关系亲密而复杂。她爸原先是下井矿工，因为腰痛调出来搞运输，妈妈不工作，在家照顾她和哥哥，二十一世纪第十个年头，一家人就靠每月四千多的矿区工资过日子。
从幼儿园开始，小雪就是人群中被关注的那一个。邻居家孩子长高了，衣服就成套送给她，幼儿园老师每天早晨在校门口等孩子，一见她就笑，“又换了一身衣服？” 她每天换衣服，妈妈每天洗衣服，洗好的衣服规规矩矩晾在家里，地板也擦得干净，生活虽然勉强，但还算舒心。
只有一点，妈妈觉得她太内向，不爱和人接触。别人给吃的，她绝对不会伸手去接，很熟的邻居也不行，一定是妈妈先接了，再从妈妈手里拿，看起来小心翼翼。其实小雪只是不知如何答复大人的好意，跟小朋友相处，见一两面就熟络起来，但妈妈搞不清楚。
矿上有一家培训机构，开了好多年，是整个矿区规模最大的，有两层楼高，妈妈想给小雪报个兴趣班，跟孩子们多玩玩。两年后的一节舞蹈课上，小雪下腰时弄伤了脊髓，从此下肢活动受限，大小便无法自控。
尿味。肖淑珍一推开女儿的屋门，就察觉到气味不对，“小雪，你要多喝水，尿又有味儿了。”小雪如今上初三了，她对尿有感觉，但是控制不了，尤其做运动的时候，说尿就尿了。白天上学，书包里放五片纸尿裤，要趁课间自己推着轮椅去厕所更换，上午两次，下午两到三次。家里床边有个便盆，小雪从小不爱喝水，尿一浓，屋里就有味。
这股气味从九年前开始入侵她的生活，那一年小雪六岁。从无知觉到恢复尿意是一个漫长煎熬的过程，在北京治病期间的某天，小雪突然说要上厕所，肖淑珍赶紧抱她去，但是只能尿一点点。九年过去了，肖淑珍的鼻子现在特别灵。
不只是鼻子，手、眼睛、耳朵都是肖淑珍观察女儿的仪器。每周五晚给小雪搓背，两个大拇指在靠近尾椎的脊柱两侧一划，就能量出侧弯的程度——这是两年前到北京复查时发现的，小雪的肌肉缺乏锻炼，力量不均，有力的一侧要把没力的一侧拽过来，时间一长，还在发育的脊柱就被拽弯了。那以后，肖淑珍便盯紧了女儿的背。
早晨上学，肖淑珍把小雪送进教室，座位在进门第一排。从背上卸下小雪的书包后，肖淑珍便离开，每每走到教室门口又会回头看一眼，只要小雪歪着，就是狠狠一句提醒：“腰！”
除了坐在轮椅上，十六岁的小雪和其他女孩没什么区别。她手指长，扣合轮椅车头的时候指尖绷直，只需十来秒就能组装完毕。个子也高，六岁搭火车去北京治病时，她躺在担架上，脚就在外边露着，姨夫临时在担架尾部钉了块木板，用书把她的脚垫了起来。
医生让肖淑珍隔段时间给小雪量一次身高体重，但肖淑珍现在不量了，她一个人没办法完成这个事儿。以前测体重，都是她和小雪她爸前后扶着，短暂松手，让小雪在秤上站个一秒，快速把数字记下来。
三年前，家里那个善解人意的男人因为一些原因，暂时离开了她们的生活——肖淑珍不愿提，这是她心头继小雪受伤后的第二道伤疤。为了不被说三道四，肖淑珍决定带小雪离开矿区。之前两夫妻在小雪她爸的老家介休（山西县级市）买了套房子，13层，带电梯，想着小雪上高中背不动了就搬过去。如今母女俩不得不提前入住了。
学校是县城边上的一所中学，刚到这里时，小雪的教室在五层，她每天要提前一些到校，一手拽着妈妈，一手抓着楼梯栏杆上楼，借助上肢力量摆动双腿，一级一级往上挪。如果去晚了，楼梯上的同学越来越多，动作慢就会挡到他们。
挪到二层后，肖淑珍要把她背上去。可是背不动。那时她虚岁四十八，身高一米六，而小雪已经接近一米六五。以前男人在家的时候，小雪就老说，“咱们家（身高）是手机wifi信号，一个比一个矮”，最矮的是肖淑珍。去年五月，教室从五层调到三层，现在调到了一层，是学校帮了忙，跟其他班级换了。
受肖淑珍影响，老师也开始留意小雪的坐姿。“妈妈，今天历史老师讲着讲着，突然扭头看了我一眼，让我坐直了，就像你一样。” 放学路上，小雪讲给肖淑珍听。
今年十月，学校合唱比赛，小雪是班级的领唱。肖淑珍赶到学校，循着歌声，匆匆往操场走，路上遇到了班主任的爱人，说小雪已经唱完了，视频会发到班级群。肖淑珍等不及，掏出手机加上班主任爱人的微信，立刻点开视频——小雪手握话筒坐在轮椅上，扎着马尾，笑起来挺漂亮。班主任推着她从舞台一侧出场，开头几步轮椅别到音响，卡了，班主任往回一拉，转了方向，小雪调整了一下气息，继续唱。
肖淑珍看着难受，按灭了手机，抬头冲班主任的爱人笑笑：“那什么，我回去再看。”
肖淑珍对女儿最无力的一次观察，是她赶到医院，扑过去握小雪的脚和腿，软绵绵的，摸哪儿都没反应。医生告诉她，得有思想准备，“也许一辈子就这样了。” 肖淑珍从那一天开始后悔，是她给女儿选择了跳舞。
事情发生在九年前，十六岁的小雪依然对那天记得清楚——女孩们围着垫子站成一圈，轮到谁，谁就到中间下腰。小雪排在第二个，用余光能撇到老师。她先后仰，背部肌肉一点点舒张，手触碰到垫子，缓缓压实，然后腰部猛然发力，把仰倒的上半身甩了回来。好一会儿，小雪才回过神，竟然成功了，她步子轻快起来。
那时刚升入小学一年级，她第一次在舞蹈班尝试自己下腰，之前都有老师扶着。第二轮很快开始，小雪胆子大了一点，没有迟疑，很快翻展成拱形。默数几秒后，她收紧腰腹想站起来，咚——一声闷响，栽倒在垫子上。
起初不觉得有什么，小雪尝试站起来，脚却一直打滑，她以为是舞蹈鞋的问题。把鞋脱了，再试，还是打滑，最后一次用力，她整个人向后倒去，被身边的同学一把拉住。
去舞蹈班之前原本报的是画画班，画人物，小雪坐在那儿两个多小时，最多也只能画个头，看到别的小朋友画那么好，她感到沮丧，回家便告诉妈妈对画画不感兴趣，不想上课。
于是又报了舞蹈班，小雪不讨厌跳舞，不少同学也在那里学。在肖淑珍眼里，上舞蹈班之后，小雪爱说话了，六一联欢会表演敲鼓，她站在第一排，其他小朋友做动作的时候都看她。肖淑珍在台下心想，“这孩子还行。”
但小雪逐渐觉得跳舞很累，要考级，而且一个动作没做好，就会被老师凶，课上流了不少眼泪，有几次跟妈妈说，不想再跳了。肖淑珍劝她，“学费跟服装费都交了，咱们把这个学期学下来就不跳了。” 那时肖淑珍只想让小雪多接触人，提升一下气质，如果有可能，长大就送她当兵，也不白长这么高个子。
当兵是肖淑珍的梦想。她出生在山西平遥农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不爱上学，小学毕业后说什么都不肯读书了，就在村里织袜子，去哥哥姐姐开的作坊里做麻花、打饼子……后来作坊关了门，二十岁出头的肖淑珍来到北京，投奔一个亲戚，进了部队大院宾馆做前台。她羡慕那些来来往往的女兵，总盯着那一身军服，眼睛发直。
“多精神啊，真潇洒。” 讲述这段回忆时，她仍然流露出向往。肖淑珍今年五十岁，身形不再苗条，但眼角细纹掩不住一双柳叶眼。她爱美，会在自拍时微微歪头，白头发多到盖不住的时候就去理发店剪短。和不少农村女性一样，她是个健谈的爽快人，路上碰见个熟人就能聊上半小时，谁喊帮忙都不会拒绝。不一样的是，她一心想要个女孩，“老了也能有个说话的人。”
小雪的病最终被确诊为「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医学解释显示，儿童脊柱受外力作用后发生移位，可导致内里的脊髓损伤，但由于儿童脊柱的弹性作用好，很快会使脱位的脊椎自动复位，并不发生骨折和脱位。临床表现有运动功能障碍、感觉异常、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等。小雪的情况不是最轻，也不是最重，比毫无知觉的好，属于创伤性截瘫，双下肢活动受限。
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刘根林教授团队去年的一项研究显示，高处坠落、交通事故、体育运动是儿童脊髓损伤的主要原因，目前体育运动引起的损伤占比是第一位，其中舞蹈下腰动作导致损伤的人数这几年明显上升，都是「无骨折脱位型胸脊髓损伤」，早期容易误诊为脊髓炎。
论文总结，患儿大多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私立舞蹈培训机构，教师常常缺乏专业培训。三年前，河南新密县一个四岁女孩也发生了和小雪同样的情况，下腰后脊髓损伤，目前肚脐以下没有知觉，母亲是跟着村里人组团报名的，“人多能有优惠。”
去年，陕西绥德县的王霞也是这样把女儿送进舞蹈班，“隔壁村妹妹家的娃，嫂子家的娃，美容院客户家的娃，都在跳。” 开舞蹈学校的是县剧团里面唱戏的演员，王霞十分后悔自己的选择——当年孩子她爸想着学钢琴，王霞觉得经济条件不允许，选了舞蹈。
肖淑珍五年前给同在北京博爱医院看病的家长们拉了个微信群，当时只有七八个人，现在群里已经有450多个家庭，因为跳舞受伤的孩子超过100个。
肖淑珍和舞蹈机构的官司打了三年。法院判决书显示，争议主要在于小雪脊髓损伤与培训机构教学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培训机构主张小雪脊髓本身存在问题，而非下腰所致。
2016年，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肖淑珍胜诉。法庭司法鉴定认为，下腰动作有一定的风险，专业舞蹈培训机构和监护人，应当预见未成年人特别是不满十岁的，可能会发生练舞致残的损害后果。判决书显示，培训机构须支付给小雪家一笔赔偿金，但肖淑珍说，目前赔的钱，与看病借的相比只是杯水车薪。
刚出事的时候，肖淑珍是顾不上观察小雪的。丈夫忙着医院的各种事，她躲在医院阳台上哭，透过沉沉的夜色往楼底下看，心想，干脆抱着小雪跳楼，她不用遭罪了，自己也解脱了。她记得抹干净脸回到病房，看到小雪尿袋里发红了，出血了，一瞬间眼泪又撞出来，“这是咋的啦，是不是会没命啊”。
以前，肖淑珍是个胆小怕事的农村女人。年轻时去北京打工时，母亲叮嘱她，“不能在外边找对象”。她答应了，在北京待了不到两年就回家。结婚后她的任务就是当好一个家庭主妇，为在外奔波的男人管好家，与社会的接触很少。
后来老家的医生让小雪去北京做康复训练，北京的医院只让一个人陪护，小雪她爸就回去上班，维持生计，肖淑珍开始独自带着小雪在北京生活。
刚转去以脊柱脊髓外科闻名的博爱医院时，肖淑珍一趟趟搬行李上楼，病房里其他家长来帮她，她谢绝：“自己来就行。” 她知道，如果这些事都解决不了，就没法护小雪走更远。小雪的病区，脊髓损伤的孩子就住了7个。就是在那里，肖淑珍看着其他家长整日忙碌，带着孩子去各个训练室做康复，她觉得自己也必须得调整心情，学着靠自己。
训练排得很紧，上午12点多结束，下午2点多又开始了，如果没有时间订饭或者做饭，肖淑珍就推着小雪去医院对面菜市场里的面店对付一顿。小雪是山西人，但她不爱吃面，不过这家店的牛肉面倒是对她的胃口。肖淑珍忙着把碗里的牛肉夹给小雪，顾不上自己吃。
小雪的世界里多数时候是天花板，白白的，干干净净的。她总是安静躺着，从腰往下没一块好皮，布满了针孔。针灸时会通电，那种麻麻的感觉刻在小雪的心里，忘不掉了。
康复的过程还会反复，之前能做的一些小动作突然就做不好了，医生会说：“诶，是不是有点退步？” 每到这时候，小雪就特别沮丧。她最兴奋的一次，是医生帮她把长支具换成了短支具，而她意外地走得还不错。
这些过程肖淑珍都看在眼里，她时刻观察女儿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每到一个阶段几乎都会哭一场。小雪刚受伤时怕尾椎压坏，需要每两个小时翻一次身，肖淑珍已经习惯了晚睡。现在不用翻身了，但肖淑珍也睡不着了。
母女俩面临的困难除了康复，还有钱。培训机构起初自觉支付小雪的住院费，在北京治了一年后，不愿继续支付。肖淑珍住不起医院了，带着小雪到外面租房，同时寻求法律帮助。在医院，肖淑珍碰上一个专门给病号打官司的律师，对法律几乎没有认识的肖淑珍开始打听，逐渐明白了流程，“我不惹事，但我不怕事儿。”
一次小雪突然觉得一侧乳房疼，肖淑珍带她去北京儿童医院，从丰台区坐公交车到西城区。回来的路上，天下起暴雨，公交车窗外的雨点又急又密，到站后，肖淑珍怕来回挪移轮椅耽误别人时间，就退到一边让其他人先走。乘客匆匆下车离开，肖淑珍发现，没人帮她抬轮椅了，于是连人带着轮椅把小雪抱了下来。往家跑的路上，她才开始心惊：自己有这么大力气？回到家肖淑珍发现手在流血，一看，是被轮椅蹭掉了块肉。“为了小雪的事儿，我会豁出去。” 肖淑珍说。
在北京住了三年，小雪的情况不再有好转，2015年，肖淑珍带小雪回了山西。她的记忆中，在北京唯一松弛的时刻，就是晚上休息时，和病区的家长们聚在水房里泡脚。
磋磨了一整天的脚掌此刻在热水里舒展、发胀。大家时不时聊上两句，都是聊孩子康复的事，平平常常的，很少会讲到自己的经历。脚掌击打出的清脆水声在水房里起伏。大概泡个二十分钟，擦干净脚，大家又各自回到病床边，给躺在床上的孩子做些运动，最少是半个小时，才能睡觉。水房恢复了寂静。
如今，每天晚上九点多，肖淑珍都会去学校接小雪放学。一进教室，看到小雪拉着脸，肖淑珍就知道她今天过得不高兴。问她咋了，小雪说没事，再问一遍，还是说没事，肖淑珍就不追问了。
回家路上，小雪开着轮椅车在前面，肖淑珍骑着电动车跟在后面，看着她背影猜测不高兴的原因：被老师批评了，还是跟同学吵架了？路两侧有一些小超市和小饭店，放学时格外热闹，路灯把树影投在地面上，两个人一路无话。
有一些秘密小雪不想告诉妈妈，比如晚自习没做出来题恨自己笨，比如同学忘记帮她把试卷交到楼上，小雪觉得，告诉了只会让她担心。最大的秘密有关父亲。三年来，接送小雪的基本都是妈妈，偶尔哥哥回家了也会来学校，同学们唯独没见过的是她爸。有人好奇，跑过来问小雪：“你的爸爸在哪里？”
肖淑珍现在也顾不上观察女儿更多了。之前二十多年没上班，搬到介休之后，她开始找工作，维持生活。她在酒店打扫过客房，还没扫完新客人就来了，前台着急，一直催。肖淑珍自己也着急，年龄大了，反应不快，手脚不麻利，干活总是没别人快。上了二十多天班，腿疼得走不了路，在家躺了三天。
今年二月她在德克士找了份工作。德克士的后厨不用来回跑，而且暖和，只要把汉堡和米饭做好就行，一小时十块钱。她很珍惜这份工作，但上班期间必须一直站着，腿脚吃不消，最近又疼了起来。她跟同事逗趣：“我脚面肿得就跟咱们汉堡的面包盖一样，一戳一个洞。” 领导听说后，把八小时一个班拆成了两个，中间她可以休息两小时。
上班以前，每晚肖淑珍会在客厅坐着，陪小雪写完作业，看她收拾完书包上床，帮她关了灯，自己再去睡。现在她不等了，躺下不到十分钟就能睡着。有一次早上睡过了，小雪担心上学迟到，在门外使劲儿叫她，给她发了几十条微信，她才醒。
九年里，小雪也在观察她的变化。没上班的时候，她总是很疲惫地坐着，看起来有点迟钝，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现在有劲儿了，李小雪记得，妈妈有天回来特别开心，她一问，原来是送了三箱牛奶，挣了不到五块钱。可是从前，妈妈买十块二十块的水果，都是不会讲价的。
在小雪的印象里，跳舞受伤前，妈妈就是个小女生。周末早晨，小雪还没起床，肖淑珍就打开电脑放音乐，边哼歌边收拾家里。现在她不经常唱了，但工作没那么累的时候，偶尔也在全民K歌上唱一首《女人花》。
小雪还注意到，以前家里坏了东西，妈妈总是找人或者等爸爸回来再修，但现在她会自己试一试，一会儿就修好了。刚来介休时，没有工具，妈妈徒手把轮椅的车头装上了，每颗螺丝都是她用指尖拧上的。现在她的手经常疼，瓶盖打不开，后厨电饭煲的盖子盖不上，这些年为自己出的力都回来索偿了。每天回家后，她把买给小雪的保温袋拿出来插电加热，将手放在上面热敷。
不久前德克士要求员工背诵业务知识。有道题问制作某种米饭的步骤，肖淑珍不理解为什么加各种材料要有顺序，而不是合在一起放。小雪告诉她，有的材料是常温储存，有的要冷藏，得分步骤记。每天晚上，小雪写作业休息时会帮妈妈抽背题目，也时不时会留意肖淑珍在房间外面的动静——这会儿在洗漱，过一会儿在刷抖音。并非刻意留心，捕捉母亲的声音也成为了她的一种本能。
跟自己一样，肖淑珍一有不开心的事也写在脸上。最近的一次是10月13日，肖淑珍朋友家的儿子结婚，她去帮忙，回来以后就在沙发上瘫着，小雪估计她是累着了。
肖淑珍说，那天是小雪受伤九年的日子，正正好好，“我到死都忘不了”。按照矿上的习俗，接亲的早上要包饺子。肖淑珍凌晨四点就起床了，准备早饭，做炸糕，给来的亲戚朋友烫饺子，中午前往酒店。
酒席上，新娘子穿着婚纱，被父亲牵着送上舞台。长裙遮住了腿，只是裙摆微动。肖淑珍想，小雪这辈子，能不能也像这样走一回？
（应文中人物要求，肖淑珍、小雪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