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打工，我结识的赌徒和嫖客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567个故事—
前 言
2015年初，老丁去了美国。
五年间他前后辗转了芝加哥、洛杉矶、纽约等多个城市，期间一边打零工一边旅行。
而他工作最久的地方就是位于芝加哥华人区一家名叫“李记”的中餐馆。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有趣的同事，其中有华人，也有美国人。
老丁和他们相处久了后，慢慢发现这些外表看上去普通的同事们，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鲜为人知的故事，背后隐藏的人性甚至令他不寒而栗。
一
李记中餐馆位于芝加哥华人区某条街道上一个不太显眼的位置。从门脸看去没什么特别之处，和附近大部分中餐馆差不多，悬挂在外墙白底红字的霓虹灯上亮着“李记”两个大字，临街的玻璃窗上贴着繁体中文和英文的招牌菜，宫保鸡丁、左公鸡、炸春卷、咕噜肉、炒面等等。
有些字历经风雨已经掉了颜色，显得无精打采。
店内面积不大，一楼有十来张桌子，四十多个座位，顺着木质楼梯上二楼，有三个雅间，店内整体装修是中国传统古典风格。在华人区怎么看也不算很亮眼。但是餐厅的上座率却常年保持着很高的水平，生意一直都很不错。
究其原因也就是有两三道招牌菜做得比较好，而且能点外卖，这点很受欢迎。要知道，在美国有一半的餐厅是没有外卖服务的。
老丁刚到芝加哥时，裤兜比脸还干净，他一落脚第一件事就是找工作，否则就要沦落街头。他找到当地的一家职业介绍所，交了40美元，介绍所老板拿出一堆招聘资料让他选。一开始他选了一家餐馆，但干了两天就辞职了，因为生意不好，工资小费也很少。他便又去找那家介绍所，老板让他补交了20美元，又拿出一堆资料，重新换了一家，就这样，老丁便在李记干了下来。
老丁的日常工作是端菜，一到饭点高峰期时，他就端着托盘在出菜口和各个餐桌之间不停穿梭，从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两个小时就像打仗似的，马不停蹄，在不大的空间里来回能走好几公里。每天都累得腿麻脚酸，脖子和背生疼。
到下午闭餐休息，他就喝一大壶水，然后趴在餐桌上睡一觉。晚上饭点又是好几个小时的忙碌，一直干到9点打烊，还要打扫卫生收拾垃圾。
老板按周发薪水，没有底薪，客人给的小费归服务员自己，算下来老丁每周平均有1300美金的收入，这相比附近的多数餐馆来说收入不算低。
老丁当时盘算，等攒够一万美元就辞职，继续周游美国，却没想到，在李记一干就是一年多。
店里不忙时，几个男员工经常聚在餐馆后面的巷子里抽烟聊天，一来二去，老丁便和几个同事熟了，这其中关系最好的要属同是端菜员的胖哥。
胖哥本名叫李乐天，虽然大家都喊他胖哥，其实体重也就刚过180斤而已，这在到处都是大胖子的美国来说，只能算身材匀称的。据胖哥自己说，他刚来美国时，体重也就140多斤，这两年突然就发福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干大厨的。
胖哥的性格有些内向，不咋爱说话，说话声音也很小，嗓音像没到变声期的少年，给人一种男子气概不足的感觉。但一旦聊起足球，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滔滔不绝。
胖哥起初说自己没啥爱好，只对足球感兴趣，出国前的业余生活除了睡觉就是看球。每年都看无数场比赛，不论德甲、意甲、英超、欧洲杯、世界杯、还是国家队，几乎一场不落。
老丁问：“胖哥，你最喜欢哪支球队？”
胖哥毫不犹豫地回答：“米兰，AC米兰。”
“我从小学开始就爱上米兰了，至今20多年，从未有过任何哪怕一瞬间的犹疑，只要她是米兰，就是我一生的信仰。哪怕她现在落魄了，甚至被人嘲讽，但热爱就是，只讲立场，不管对错。”
老丁追问，“那你最喜欢球队里哪个球员？”
胖哥却回答：“其实一个没有，每个球员踢得都挺臭的，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喜欢这支球队。”
老丁能感觉到胖哥对热爱的事物的那份忠诚与热烈，这让他有些羡慕。起初，老丁觉得这个人蛮单纯，有股倔强的孩子气，后来他慢慢了解到胖哥的更多事情，也彻底改变了当初的看法。
二
胖哥是2007年来美国的，那时他刚在国内的大专毕业，当时22岁，老丁认识他时，他已30岁。
胖哥来自辽宁省某三线小城，从小学习就不太好，父母却对他的期望很高，在家长不停的鞭策和报各种补习班后，跌跌撞撞勉强读了个大专，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他说从小到大没去过什么地方，来美国之前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北京。
当初来美国也是父母的意思，但胖哥对美国并不向往，刚来时他英文不好，就去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小城读了个野鸡大学，交完学费后，手里就剩下几百美元，他只能投靠在美国的老姨家。
老姨比胖哥仅大六岁，北大硕士毕业后来美国读博，学医的，嫁给了一个美国人。老姨夫是做金融行业的，人高马大，足比老姨高出两头，体毛旺盛，每次见面胖哥都忍不住盯着他那金黄色的胸毛多看几眼，就像是在参观某种珍奇动物。
尤其是每当老姨父喝完酒或说话激动时，从脖子根开始一直到天灵盖都是通红。他们三岁的女儿是典型的中美混血，长得和芭比娃娃似的。
但是投奔老姨后，胖哥总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不仅生活习惯让他觉得拘束，老姨一家总吃西餐，他也不习惯，而且他并不是白住，每个月还要付几百美元房租。但是他身上的钱并不多，他也不想开口找父母要，所以干脆自己做主，直接退学了，反正自己也不是学习这块料。
然后，胖哥就去餐馆洗盘子了。
洗盘子的工资很低，每月也就2000美金，后来又去当服务员，刚开始给人点餐时，因为自己英文不好，还闹过不少笑话，没少被老板骂。
有一次，一位客人想点百事可乐，“I’d like a Pepsi.”胖哥没听懂啥意思，重复道：“Pussy？”客人一脸惊讶：“Are you kidding！？”
客人扯掉脖子上的餐巾冲到后厨，大声向正在盯菜的老板投诉，说受到了服务生的侮辱，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那天，胖哥就被炒了鱿鱼。
后来他又辗转了几家餐馆，期间因为他性格内向等原因，还总是受到老板和客人的欺负。
来美国的前几年，胖哥一直在各处打工，也没什么朋友和其他爱好，每天两点一线，生活过得就像一杯白开水，日复一日，枯燥又压抑。
可他又不想回国，没脸回去。
这期间，有一个华人大姐对他很好，有一次还带他去赌场玩。这也成为了胖哥人生的转折点。
时间一晃，胖哥来美国已经七年，他依然在餐馆打工。他干活利落，也很勤快。他说是怕被老板炒掉，仿佛总有一种恐惧加自卑的心理在作祟。只有当他坐在赌桌前时，才会变得自信起来。
那次回到家后，胖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蓬乱，满脸胡渣，眼里布满了血丝，双眼肿得就像桃子，脸色绿得发蓝，活脱脱一个恐怖片里丧尸的样子。他在家躺了一个星期，没有出门。
老丁问他：“胖哥，你有什么梦想吗？”
他抽完最后一口烟，吐了串长长的烟雾，轻甩了一下头发，望向巷子上方那条窄窄的天空，然后慢悠悠地说：“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我要认真思考一下再回答你。”
第二天，胖哥把老丁叫到餐馆的后巷，一脸严肃地说：“我思考了一宿，现在可以告诉你。”
“我的梦想是想买一套房子。”
这个回答让老丁感到有些意外，但很快就回应：“嗯，很不错的梦想啊！”
胖哥接着说：“最好就在赌场旁边，不超过五百米，这样就很方便，我每天可以走路去，只要醒着的时候在赌场，困了可以走回家睡觉。”
老丁说：“这也是为了能赢更多钱吧？”
胖哥一笑说：“其实我已经不在乎输赢了，只要能在赌场里待着就好，那个地方让我很自在。”
老丁也笑了笑。
这几年，特别是最近，每当有国内朋友问胖哥的父母，他在美国的情况，母亲就会联系他，说：“小乐啊，今天那个谁谁打听你呢。”胖哥会对母亲大声说：“以后不要和任何人提起我！”
胖哥说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近况，不管是朋友还是家人，他也不想联系任何人。
三
除了胖哥，老丁和刘大哥的关系也不错。
他虽不抽烟，喜欢在后巷里凑在一起侃几句。
刘大哥是河南人，三十出头，常年留着板寸头，个子虽然不高，但属于穿衣显瘦脱衣有肉那种，一身的腱子肉像涂了油，黑得发亮。
大家就给他起绰号“刘腱子”。
刘大哥说他小时候去少林寺练过两年功夫，因为比较有力气，说话做事都很干练，除了端菜还经常帮着餐厅进货搬货，所以也多赚一份工钱。
老丁一开始很敬佩他，刘腱子不抽烟，只喝清茶，生活作息规律，下班后还要跑五公里，休息时就去附近的小健身房练拳撸铁，保持着自己的硬汉形象。他喜欢和新来的人聊天，知道老丁独自去了很多国家旅行，对他也很佩服，一有空闲刘腱子就去找老丁聊天，他经常提到王健林马云等人，喜欢聊大企业家和国际上的大事。
老丁也断断续续听完刘腱子的故事。
2006年，二十岁出头的刘腱子去做了船员，满世界到处跑。他说自己老家在农村，很穷，村里很多老乡都去做了船员，他也就跟着去了。
本以为当海员是件很浪漫的事情，可以周游世界各地，赚的钱也比陆地上多。没想到海上的生活异常辛苦，忙的时候每天只睡三个小时，甚至经常几十个小时不合眼。由于长期睡眠不足，刘腱子的眼圈一直是黑的，眼睛也是浮肿的。
他说在船舱也睡不踏实，眼前一切都摇摇晃晃，这对于在陆地上生活惯了的人来说，很难适应。浪大的时候，人常会从床上直接摔到地板上。刚开始几乎每天都要吐上几次，即使睡醒后，脑袋里也是昏昏沉沉的，就像灌满了水泥。
所以那几年，在一张四平八稳的床上睡个安稳觉，简直就是刘腱子人生最大的期望。
刘腱子跟的主要是打渔的船，充满了危险，有时半夜作业时，人在极度疲劳下，精神会恍惚，一个不小心缆绳就会把手指给齐刷刷地勒断。
“夏天甲板温度经常到四五十度，冬季夜晚时气温又降到零下几十度。船员们要么挥汗如雨，要么冻得和落汤鸡似的，简直是冰火两重天。”
在海上，一切都无比漫长，漫长的白天，漫长的黑夜。电视和手机常常没有信号，有信号的只有高频，电台里的声音在寂寞的夜里陪伴着他。
为了打发业余时间，很多船员常聚在一起打牌。要么就是喝啤酒，吃海鲜，唱唱歌。海鲜在陆地上卖的很贵，但在船上能随便吃个够。不过刘腱子说海鲜很快就吃腻了，他还是想念家乡大碗的羊肉烩面和热乎乎的胡辣汤，越想越馋。
那时船经常跑南美洲的航线，当船停靠在哥伦比亚港口时，当地人会开着一艘艘小船游过来，靠近他们的大型捕鱼船，船上有很多美女。
这些充满异国风情的女人，会对着船员吹口哨，挤眉弄眼。有的船员舍不得花钱，会偷船上的鱼，一条小金枪鱼，就可以换一个女人的身体。
他坦白说：“那两年，俺睡过很多国家的女人。”
四
船上的规矩很多，船员一旦犯错就扣钱。例如不按规定作业、不听指挥、顶撞上级、打架斗殴，都会被罚款几十到几百不等。出一次船其实赚不了多少钱，还要看最终的载货量，到手也就拿几万元。这和刘腱子之前预期的差距有点大。
有一次，他偷船上的鱼去嫖娼，被船长知道了，狠狠训斥了他一番，罚他不能吃晚饭，并威胁说回去就要开除他。刘腱子当时还是个愣头小子，一冲动便抱着两箱方便面就跳下了船。
当时船是在西班牙海域，他游到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在沙滩上睡了三天，吃完两箱方便面后，便沿着岛上的海岸线走。走着走着竟看到一家中餐馆，老板是个华人，他便求对方收留自己在餐馆里打工。老板看他体格很健壮，便同意了。
他就留在那个小岛上，干了整整两年。
小岛环境不错，植被茂盛，经常有人驾船来玩。岛上有几十栋房子，人们的生活简单纯朴。刘腱子的工作并不累，关键是每晚都睡得很香，工作之余，他就在岛上跑步，捡贝壳或挖螃蟹。每天在沙滩上望着火红的夕阳，壮丽如画。
毕竟他是偷渡来的，属于非法移民，他一直没出过岛。也许是上帝的眷顾，没想到他竟赶上了意大利大赦，政府给很多符合条件的非法移民以合法身份，当时据说有几十万人因此获益。在餐馆老板的帮助下，他成功拿到了意大利的绿卡。
之后，他在意大利遇到了一个来自河南的女人。
不久，两人便结婚生子。
到了2012年5月，妻子突然说想回国，刘腱子一想，也好，两个人就回到了河南老家，用在海外打工攒下的钱付了首付，买下了几个商铺。
为了尽快还清贷款，刘腱子想多赚点钱，年底就去了美国，妻子则留在老家带孩子。
来美国后，刘腱子做过很多工作，搬运工、送报纸、洗盘子、夜店打杂、理货员，辗转几次，就到了李记餐馆。在这里干了也快一年了。
刘腱子每个月的收入，除了生活费外全都打给家里。他平时基本不怎么乱花钱，唯独有一点，他每周都要找一两次小姐，每次120美元。
这件事他只告诉了老丁。
他说确实也觉得浪费钱，但自己控制不住。
老丁听后笑了笑，只说了句，可以理解。
五
后来刘腱子离开李记，是因为一次打架事件。
8月份，店里新来了一个服务生，胳膊腿细得和筷子一样，头发染成亮黄色，眉钉、鼻环、文身一应俱全，跟古惑仔一样，和老板是福建同乡。
按理说，大家都是来打工的，新来的多少应该谦虚一些，多向老员工请教才对。可小瘦猴却狗仗人势，经常跷着二郎腿抖着脚丫子对其他员工指手画脚，总是命令老丁和另一个白人女孩琳达干这干那的，然后还把功劳都揽到自己的身上。
刘腱子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人。
有一次，小瘦猴又指挥老丁去倒垃圾，刘腱子就说了他几句，说大家都不容易，让小瘦猴尊重点人。没想到小瘦猴跳起来，指着刘腱子的脑袋破口大骂起来：“你以为你他妈算老几啊？”“知道我和老板是啥关系吗？”“信不信我能让你马上滚蛋？”语气咄咄逼人，丝毫不给他留面子。
刘腱子本来一直强忍着，但当他听到对方嘴里说出“女内外撒”几个字时，他直接上去一脚就踹在了瘦猴那干瘪的胸膛上。只见瘦猴纤细的身板霎那间腾空而起，然后落到三米之外的地板上，就像一个橡皮泥人般平贴在地上。之后无论他怎么爬都爬不起来，嘴里还在发出咒骂声。
大厅内所有人目瞪口呆，刘腱子两三步迈过去，对着脸一顿猛捶，瞬间打得瘦猴满脸是血，只好捂着脑袋来回扭动身体，嘴中不停地求饶。
老丁急忙上去搂住他，说再打就要出人命了。刘腱子这才罢手。琳达在一旁吓得双手捂着嘴，两个蓝色眼珠子瞪得老大，快要掉出来似的。
瘦猴被打掉了两颗牙，当天就被送去了医院，幸亏骨头和大脑没出啥问题。
刘腱子第二天就被开除了。老板躲得远远的，让会计给他结了当月薪水和路费。
临走时，刘腱子和老丁胖哥拥抱告别，他说大家都是兄弟，以后在美国有啥事尽管找他，去了意大利也能关照，互相留了电话和微信。
那之后，老丁没怎么见过刘腱子，只是平时没事两人就在微信闲聊几句，说说近况，又过了一阵，听说刘腱子去一个武馆教小孩子功夫了。
2016年初的一天，老丁突然联系不上刘腱子，发消息也不回，朋友圈也不更新。老丁心里琢磨：是不是换号了？或是回国了？但应该打声招呼啊，毕竟大家朋友一场。老丁打心底感激他，毕竟当时他也是为自己出头才丢掉工作的。
这之后又过了半个月，刘腱子突然联系老丁，说前一阵有点事，没顾上回消息，还说要请老丁吃个饭，“大家好久不见，聚一聚！”
他们约在华人区的一家东北饺子馆见面，刘腱子点了两盘炒菜，两份猪肉韭菜馅饺子，又让服务员开了四瓶青岛啤酒。老丁看出来他的表情有些凝重，脸色也不太好，正犹豫怎么张口问一下，刘腱子却先说话，“其实啊，我前一阵病了，去医院检查治疗来着，有点折腾。”
老丁急忙问：“咋了？刘哥，哪儿不舒服了？”
刘腱子却不肯说是什么病，“没事，该来的总要来的。来！咱哥俩儿好久不见，先干一个。”
老丁也不好再继续追问，只好劝他赶紧去积极治疗，有啥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
刘腱子一口喝光了杯中酒，说：“谢谢兄弟关心！你刘哥可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命硬着哩！没事，暂时还死不了呢！”
四瓶啤酒喝完后，又开了四瓶。
最后两个人是搂着肩膀摇摇晃晃走出饺子馆的。
那是老丁最后一次见到刘腱子。
六
2016年刚过完年不久，老丁离开了李记。
他是被老板开除的。李记的老板是福州人，六十多岁，谢顶，周围一圈头发白了一大半，体型较胖，一脸的横肉，下巴上的肉都快垂到胸脯上了。年轻的时候，他去了香港，打工时吃了不少苦，后来又去了南洋，中年时才偷渡到美国。
有一次，几个员工在后厨吃工作餐，胖哥悄悄提醒老丁：“这个菜不能吃，吃别的吧。”老丁问：“咋了？”胖哥小声回答：“稍后再说。”
大厅里只有老丁和胖哥两个人时，胖哥才告诉他：“老板经常把过期变质的东西给员工吃，之前很多人吃完拉肚子，我一尝就知道了。”
老丁有些惊讶：“我靠！这么变态？”
胖哥说，听说老板刚来美国时也是在中餐馆打黑工，还被老板百般凌辱，熬了十几年下来，终于攒了一笔钱，快60岁时才开的这家店。
老丁说：“那应该对员工很好才对啊！”
胖哥摇摇头，说：“正因为他从前就经常受人欺负，然后一直都被人瞧不起，心理已经扭曲了，所以会把自己受过的伤施加在员工身上。”
老丁听了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之前还觉得员工餐的味道不错，现在却感觉有些作呕。
那之后，老丁常在暗地里观察老板。
果然，他很快发现老板某些行为很反常。
比如，老板会经常自己开小灶，从不和员工一起吃员工餐；休息时，服务生琳达会拿出一本厚厚的书来看，而每当老板看到她读书时，就会露出鄙视的神情，仿佛瞧不起琳达这样的穷学生。
有一次，他甚至在琳达的背后竖了一个中指。
老丁看到了这一幕，悄悄告诉了琳达。
第二天，琳达的男友找上门来，是个身壮如牛的黑人，胳膊比琳达的腿都要粗。他扬言要教训一下老板，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尊重女性。老板被吓坏了，躲在办公室里不敢出来，把儿子喊到店里解释，并给琳达道歉。之后琳达就辞职了。
很快，老板知道是老丁告的密，开除了老丁。
老丁没有辩解什么，拿上自己的东西就走了。
走之前，他偷开了一瓶葡萄酒，喝了一大半。
后 记
老丁走的时候，是胖哥去送的。
胖哥安慰老丁说：“我很佩服你，换我是没勇气去告诉琳达。对了，老板今天开小灶切到手了，我把这件事告诉琳达了，她说prretty good！”
老丁也笑了，两人简单拥抱后，就此告别。
没过多久，老丁就去了洛杉矶。
胖哥说因为餐馆离赌场近，所以一直忍着没走。
他依然在每个休息日开着那辆旧丰田来到赌场，然后输个精光，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
老丁和刘腱子也很多年没有联系了。
2019年的夏天，老丁接到之前的同事打来的电话，从听筒里传来了一个消息：刘腱子死了。
老丁一度以为自己听错了，反复确认了几次。
美国警方是通过刘腱子手机里的通讯录联系到这个同事的，说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湖边发现了他的尸体，已经腐烂了，现场没有发现遗书。
作者以梦喂马，媒体工作者
编辑 | 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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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跑族」背后破碎的乡村家庭
光棍群体正在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甚至有政协委员建议女青年回乡，解决光棍的生活问题。日趋严峻的乡村单身问题中，有一类是因为妻子离家造成的，他们的妻子来自外地，在生下孩子后跑路，被称为“妻跑族”。在这一俗称背后，是许多乡村家庭无奈而疼痛的现实。
母亲是35岁这年逃离村庄的。六年前，父亲花两万块钱把她从四川娶了过来。
逃离发生在秋收农忙季。村民们戴着草帽，淹没在秋天温和阳光下大片的玉米地里，从远处望去，金色的玉米秆如海浪般随风波动。母亲也身在其中，她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胳膊粗壮，身形有些粗野。
我看过她刚嫁来时的照片，那时她皮肤雪白，身形纤瘦。多年的家务和田地劳作将她塑造成黑壮的样子。
那时，父亲常年在上海打工，农忙季节也无法回来，家里的农活都由她和奶奶干。她干活很麻利，把一根根玉米掰进竹筐里，挎到架子车上，装满一车后，拉回家，再返回地里。如此不厌其烦地劳作，永无止尽，仿佛要把整块地都挪回家。
我家在镇江市句容县永兴村，句容紧靠南京，地处邱陵地带，是苏南最为贫穷的一个县。永兴村面积6.3平方公里，一千七百多人口，当地重男轻女的风俗一直存在，导致村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再加上贫穷，很多男人根本娶不到媳妇。
于是永兴村陆续嫁来一些外地女人，当男人们外出打工，她们则留在村里，抚养孩子，耕田种地。身在异地他乡，常年辛勤劳作，精神孤苦不时侵袭着她们。
母亲干活出奇地快，几亩地的玉米没几天就全部掰完，拉回家，在门口堆成一座座金色的山。晚上她也不歇着，在昏暗的灯光下把玉米一粒粒掰下来，装进袋子，等待售卖。她性子急，做起事来有条不紊。
图 | 村里的玉米
不忙的时候，母亲喜欢读书，尤其热衷于读故事，儿时她成绩很好，因为家境贫穷，姥姥只供她读了两年。这么多年过去，她的阅读习惯一直保持，常把旧报纸上的文章剪下来收藏，睡前反复阅读。
父亲知道她这个爱好后，每次从外地回来，都会带几本故事书给她看。她还养成了为我讲故事的习惯。
我正上幼儿园，赶上学校即将举办讲故事大赛，母亲一边剥玉米，一边耐心地给我讲故事，告诉我一些讲故事的技巧，眼里饱含款款深情。我不负她的期望，先是赢得校园奖项，晋级到县级比赛，最后凭借一篇《猴子捞月亮》获得县一等奖。
这天母亲喜极而泣，作为奖励，她给我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当别人家的玉米刚从地里拉回家，母亲已经把玉米粒全部掰下来，装进袋子，整齐地排在堂屋里。她常在堂屋里踱步，摸着袋子里鼓胀胀的玉米，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家只有三间破败的砖瓦房，空间狭隘逼仄，我睡在里屋能听到她缓慢轻盈的踱步声。尚不知那是她对这个家最后的留恋。
接下来的几天，每次放学回家，母亲都会烧好晚饭等我吃。那天在饭桌上，母亲问我：“想不想跟妈妈去四川的外婆家看看？”我摇摇头。我不喜欢四川，据她说，那里四面环山，也没有集市，那里的孩子也很少读书。
这不是她对我的唯一一次暗示。夜里，我听到母亲的哭泣声，声音很小，睡眼朦胧的我问她怎么了。她只是紧紧抱着我，什么也没说。第二天醒来，她向往常一样给我做早饭，却很反常地送我上学。我家离学校很近，以往都是我自己走去学校，这是她第一次送我，也是最后一次。
傍晚放学，我到家就听到奶奶一直骂。“臭不要脸的，嫌弃我们家穷，屁股一撅，就跟人跑了。”
我恍然明白些什么，但依旧不敢相信奶奶的话，哭得撕心裂肺。我觉得母亲不会走，她怎么舍得丢下我。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没去上学，坐在门槛上等，从白天等到黑夜。一天，两天，三天，始终不见母亲的踪影。
从此母亲的形象便像井里的月亮般，存在于我记忆中，永远难以打捞上来。农村贫穷的原罪，母亲以逃离对其做出反抗。
像母亲这类逃离农村婆家的女人，有个名号叫“妻跑族”。通常是指一些女性收了男方的彩礼，嫁到男方家里，生完孩子就跑路的女性群体。这种定义过于片面，往往会掩盖一些事实。
镇江句容虽属于苏南，但并不富裕，大部分土地都不靠着长江，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依然以发展农业为主，我们永兴村历代都靠种水稻和玉米为生。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吹遍全国，种田成了落伍的事，且越来越难以养活家庭。
图 | 村里的稻田
九十年代，北上的热潮席卷而来，男人们一个带一个，鱼贯而出地前往北京打工，干得多是工地活。当时父亲正是在北京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头两年，他用挣的钱通过特定渠道从四川买来母亲。往后，按他的话说，挣钱是想把家里破败的砖瓦房，换成大平房。
我出生后，父亲无暇照看，每年只回一次家，把教育我的责任全都交给母亲。她凭借仅有两年的学历，教会我认字、读课本。在她看来，读书很重要，常跟我说：“你要珍惜读书的机会，不要像我一样，如果还有机会，我还是会去读书的。”
记忆中母亲心灵手巧，我身上的毛衣、布鞋都是她做的。因为四川口音重，村里人称她为“侉子”，奶奶起初并不待见她，觉得她一个“侉子”能干什么活。但在父亲打工的那些年，母亲除了在地里忙活，还养了三头猪，都长得肥头大耳。
母亲似乎想为自己争口气，拼命干活，即使农闲时手里也不闲着，纳鞋底、织毛衣、编竹筐。炎热的夏季，当村里人都在树荫下打麻将时，她路过连看都不看一眼，回家继续干手上的针线活。她的勤劳赢得奶奶的尊重，两人几乎没发生过正面冲突。
一年又一年，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消耗着自己的生命，精神却无所寄托。父亲的大平房也始终没盖起来。也许她逃离的原因并非是贫穷，而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那些年，从外地嫁到我们永兴村女人有数十位，加入“妻跑族”群体的也有近十位。她们来时无不幻想在这过上富裕生活，走时难免会有牵挂，但依旧也不顾一切。
王春艳是四川人，通过婚介人嫁给我们村的胥有才，彩礼仅一万块钱。
她四川老家有“换婚”的习俗，很多家庭因为贫困，儿子娶不上媳妇，就多生几个女儿。然后这家女儿嫁到那家，那家的女儿再嫁过来，这样一娶一嫁，便省去很多彩礼钱。王春艳有个弟弟，到了结婚的年纪，她也难逃当地换婚习俗的裹挟。
她曾在上海最繁华的地带打过工，接触过一些收入层次较高的人，想法和觉悟一向比村里同龄人高。她和家里人闹翻，心里拗着一股劲，只要不换婚，嫁谁都行。
虽然这样想，她心里也在做一番挑选。在她打工的那几年，听说苏南地区生活富裕，至少比自己四川老家强，便通过婚介人嫁到永兴村。事实证明，嫁到永兴村不仅是另一种执拗，也是一个有欠考虑的选择。
王春艳长相中规中矩，算不上漂亮，全身上下都透着男子般的壮实和气概，做起事来也利索干净。胥有才三十多岁，因为体弱多病，没做过什么体力活，不能外出打工，平时跟着村里的大娘们在田间劳作，靠卖稻谷钱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生性要强的王春艳，多次劝说胥有才去外面闯一闯，一个大男人整天围在女人堆里，就算混一辈子也混不出个名堂。胥有才不拒绝，也不同意，二人的关系产生裂隙。一年后他们的儿子出生，新生命意味着新希望，也意味更多的投入，几亩薄田实在难以为继。
一种生存的紧迫感，逼着王春艳继续对胥有才施压，威胁他说：“去大城市打工吧，身体不好可以干点轻便的活，怎么也比种田强，你要是不出去，我就自己出去。”优柔寡断的胥有才继续沉默着，无法理解眼前这个女人为何如此急迫，结婚以来两人的思想就从未在过一个频道。
王春艳没再给他机会，收拾好行囊，沿着乡间小道头也没回地往村外走。丢下荒凉的农田、破败的房屋，她的脚步穿越丘陵，走向外面的世界。
图 | 乡间小道
成双出生于四川绵阳，天生腿瘸，嫁给了我们村的孙阿根。孙阿根家虽然穷，只花八千块彩礼，在成双眼里他至少是个肢体健全的人。
并非没人为她介绍对象，只是她眼眶子高，看不上残疾人。“每天不是瞎子，就是聋子，我不就是腿不好，偏不信嫁不了一个完整的人。”经几波人介绍，她才结识了孙阿根。
婚后成双生活并不好过，她干不了体力活，每天只能给一家人做做饭，洗洗衣服。婆婆对此非常不满，乘着孙阿根出去做工的空隙，经常训斥她。
最狠的一次是成双上茅房时，婆婆厌恶她走路慢悠悠的样子，一脚把她踹进了茅坑。她扑通好久才爬上来，臭气哄哄，从头到脚一身污秽。
成双从未受过这样的委屈，她原以为自己的残疾可以抵消婆家的贫穷，谁也不亏欠谁。这次事件让她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在婆家获得平等对待。
她给四川老家的父母打电话，父母连夜赶来。阿根替母亲道歉，发誓以后愿意为成双当牛做马，好好照顾她一辈子。娘家人见他信誓旦旦的样子，也不便追究什么。可村里的明白人都知道，阿根不可能好好服侍一个残疾人，他只是想让成双为他生个一儿半女。
一家人和和气气过了大半年，成双怀孕，婆婆好吃好喝地供着她，鸡鱼肉蛋赊账也要买，从未间断过。直到孩子出生，婆婆原形毕露，连一天都懒得装下去。她眼里对孩子充满多少爱意，就对成双充满多少厌恶，话里话外总是挖苦成双没有一双好腿。成双常常坐在门口，一边用搓衣板洗衣服，一边落泪，孩子在屋里哭得哇哇叫。
孩子五岁那年，她心里的积怨到达顶点，偷偷把娘家哥喊来，跟孩子说：“要不要去街上，舅舅来了，要带我们去吃好吃的。”
这天阿根去做工，家里只有婆婆。村里人看到孩子一路上唱跳着，说舅舅带他去吃大鱼大肉了，奶奶从后面追赶上来，拉着孙子的袖子死也不放，嘴里哭喊着：“你个没良心的，要走把孩子留下。”最后袖子断了，老人跌倒在地。
成双就这样带着孩子离开村子，逃离这个让她屈辱数年的地方。此后阿根不再干活，成天游荡，见人就笑，脑子已经不正常。
逃离的人也许能够幸福，而留下的人注定悲惨。
前些年，我们还经常看见王春艳拎着大包小包回来，里面是给孩子买的衣服和零食。走出去的王春艳像是变了个人，穿得好了，眉毛变得又细又长，腰肢线条明显。
村里的大娘嘲弄胥有才：“你媳妇已经不像以前了，可你还是你，怎么驾驭得了？”胥有才只能默不作声。此后王春艳再没回来过。村里人都知道，她在外边有人了。胥有才对此也不说什么，依然过着一尘不变的生活，每天在田间劳作，儿子常常坐在一旁玩耍。
傍晚回去的路上，父子二人拖拽着一长一短的影子，缓缓前行。
我母亲走后，父亲很快从北京赶回来，一进村就被告知，他媳妇被娘家人带走了。理由是要改嫁，苦日子过不下去了。父亲撑着沉重的身体，到家就瘫在地上。他没了老婆，我没了妈妈，生活的重量堪比工地上数百斤的水泥石板，将他压垮。
情绪一时无处宣泄，他坐在地上，狠狠地看着我：“留个赔钱货给我，自己甩屁股走了。”我站在门边，惊慌失措，对父亲心生恐惧。
农村是个环境闭塞、物质流通缓慢的场域，唯独消息能够迅速传播，留做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我像往常一样上学，坐在班里的座位上，听到身后的同学悄悄说：“你们知道吗，小妍的“侉子”娘跟人跑了。”
这种事情频频发生，有一次我实在无法忍受，跟那个同学扭打在一起。事后父亲被叫到学校，冲我骂道：“你不好好读书，就知道给我惹事，跟你那下三滥的娘一样。”这样的言辞看似在责骂我，实则是站在道德的高点辱骂母亲。
父亲的精神逐渐有些失常。
母亲走后，这个家全靠奶奶支撑。外面鞭炮声连连，同龄的孩子唱着歌谣到处走村串户，甜甜地喊声“伯父伯母新年快乐”，就能换来一大包零食。
我在灶堂生火，奶奶简单做了两个菜。祭祖时，父亲突然走到堂前，把香灰打了一地。“祭祖祭祖，有什么用，人都全祭跑了。”然后是一阵噼里啪啦声，桌子和碗筷全都砸向地面，与外面欢天喜地的鞭炮声交织在一起。
乡邻们听到动静，村长带着几个汉子过来，说我爸精神病又犯了，得赶紧送去医院。他们用铁链把父亲栓起来，拽上了拖拉机，像拖牲口一样。父亲在挣扎，脸上青筋爆出，我死死抱住他，不让他们碰。
奶奶拿着扫把过来轰走他们。“你们走，都给我走，我们不去医院，我们家的事不用你们管。”那帮人离开时撂下狠话，如果再威胁到乡邻们，他们就不再客气。
家里恢复安静，父亲偎在奶奶怀里哭了。“小妍娘还回来的吧？她知道我想她的吧？”“知道，知道，她会回来的。”我站在两米外的地方看着他，没有靠近，也不敢走远，生怕他也会离我而去。
接下来的几年，我经常看到父亲一个人站在乡村小路上，望着远方，眼神迷离。远方每出现一个人，他都会步履匆匆地上前迎接。
成年以后，我常想起母亲说过的那句话：“你要珍惜读书的机会，不要像我一样，如果还有机会，我也会去读书的。”也许，母亲离开村子后，又进入学校，上完学，再嫁人，过上了好生活。
编辑 | 吴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