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4年秋季的一天，我拨通吴少友的手机：“您好吴主任，我受行党委委托，通知您明天上午9点来支行综合部报到。”
“好的。”电话那边极度简短地回应道。
我刚列席完新城支行党委会。会议研究决定，乐元分理处主任吴少友，调任新城支行办公室主任，原办公室秦主任轮岗去任客户部经理。
听说吴少友要来，办公室王副主任有些担忧。我们都和这个“吴主任”不熟，唯一一点印象不过是行里组织旅游时看他陪宋行长打扑克。我猜到王副主任的心思——吴少友提正科后待过两家分理处，都发生过罢工事件，与好几位员工闹得不欢而散，她是怕我们办公室也蹈其覆辙。
办公室是秦主任打造的精英团队，我和王副主任各独当一面，员工各司其职，精神面貌、执行力都很强。但秦主任脾气有些“酸性”，工作要是做不到他满意，无论亲疏，那铜铃似的大眼睛一瞪，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损”。
而吴少友则是标准的“行二代”。90年代初，国有银行待遇不是一般的好，单一项误餐费补助就比普通职工工资还高，没“接洽”的门路是进不来的。肥水不流外人田，银行领导都把子女、亲属往里塞，吴少友的父亲曾在市行兼任两个处室的处长，母亲曾是某支行行长，很有文艺气息，常在金融作家协会刊物上发表诗歌、散文。
吴少友这人一看就温和，比秦主任好答对，估计他当了主任，管得松弛些，我们工作压力也能减轻不少。我劝王副主任不要多想，“领导和父母一样是无法选择的，只能听天由命”。
翌日，吴少友和宋行长谈过话，开始跟秦主任办交接。办公室主任是全行公认仅次于3位行长的位子，关系重大。秦主任和吴少友是十几年的好哥们，老秦将经验倾囊相授，陪吴少友在办公室里“闭关”了四五天，方才去客户部报到。
新官上任，同事们很快发现“吴主任”有个有趣的地方——他管所有男同事都叫“哥”。我小他好几岁，他也“林哥、林哥”地叫。被行长痛批时，一点脾气没有，一边嘿嘿地笑，一边用手搔后脑勺，绝不回一句嘴，一副认打认罚的模样，搞得脾气也很酸性的宋行长想狠狠损他两句时，竟说不出口。
履新办公室主任的首周，吴少友就张罗着请部门全员喝一顿酒。辞旧迎新，大家都对未来有美好的期望，酒桌上觥筹交错，酒量好的几位大哥每人的“硬圈”打下来、气氛达到高潮时，吴主任便定下“隔周聚餐”的规矩。
那时办公室有小金库，收益来自布放ATM机的计价。于是第三周，办公室全员又“回请”了吴主任一顿，团队凝聚力空前高涨。
2
称我所在的部门为“办公室”，并不严谨，几年前办公室合并多个部门，管理十多个条线，所以，我们严格意义上应叫做“新城支行综合管理部及工会委员会”。只是大伙都叫顺了嘴，仍惯称为“办公室”。
理论上“工会委员会”是个独立系统，一名副行长兼任工会主席，我作为办公室副主任兼任工会工委主任。几年前，秦主任和我的前任不合，俩人争夺工会费用的管理权，官司一直打到宋行长那儿。宋行长裁决：因办公室主任掌握全行采购和财务报销的权利，所以工会的钱由分管副主任管理。他“分权制衡”的意图明显，之后秦主任再没掺和过工会的事情。换到我当副主任，秦主任跟我是铁哥们，只帮我管事，却不问财权。
可吴主任一来，就把工会的采购权和财权都揽到自己手里了。我猜他可能以为自己是部门一把手，一切事务都得由他负责。那时我刚过30岁，是全行最年轻的副科，也是唯一的本科学历中层干部，几乎是人人都看好的晋升苗子，犯不上为争财权自毁人脉。花钱的事办不好是要被人背后骂的，再说工会的活也很繁杂，交出去，我能清闲不少，于是就顺水推舟、装聋作哑了。
过了几天，市行举行“徒步大赛”，要求各支行自行统一服装。我把通知拿给吴主任，他联系商家采购。工会干事罗姐却悄悄告诉我：“吴主任准备给大家买的是背心、短裤。”
我吃了一惊——在东北，一场秋雨一场凉，背心裤衩穿出去，丢人不说，搞不好已报名的员工会怕冷不参加，稀稀落落的队伍拉出去，在市行领导面前多丢脸啊。
吴主任却说：“参加比赛，背心短裤不是正好嘛？跑起来身上就热乎了。”我百般劝说，他才改变主意，改成置备运动上衣，由参赛人员自备黑色长裤。
服装到位后，吴主任给我打电话说：“衣服送到你屋，通知参加的人去你那领。”我停下手头写了一半的材料，花了一下午，总算把衣服都分发出去。
第二天，有十几个同事要求换尺码，我向吴主任汇报，他表现得有些不耐烦，让我负责先收着，再告诉我个地址去调换。我有点懂了，吴主任的“打法”是：他只管钱，工会其他活儿还得我干。
我心中升起一丝不快，却也一闪而过，安慰自己道：少说话，多干活，领导会心里有数的。
那边厢秦主任转战客户部后，没多久就聘上副处级，赴兄弟行任副行长，延续了新城支行3届办公室主任都能当选副处级干部的记录。吴主任也参加了这次竞聘，行内投票不敌老秦，没出线。作为和“秦副行长”同年入行的同龄人，他升职的意愿被刺激到了。
临近年底，市行要求上报安全保卫“三达标”先进个人。秦主任在时，拿下这个奖是必成目标，我作为“文臣”，搞定一切参评的文字材料，保卫干事老苏作为“武将”，摆平迎检网点硬件，秦主任最后负责酒桌上拿下市行保卫处领导。
奖金设置只有3人份——高管、分管中层和具体负责员工，每人奖金3000元。秦主任的“打法”是报分管副行长、我和老苏，等拿到行务会议上讨论时，由我甩钩“钓”宋行长——我会提议支行应参照市行标准，奖励“负责全局”的领导，这样作为一把手的宋行长和秦主任也能得到3000元奖金，所有与安保“沾边儿”的人皆大欢喜。
为了向吴主任示好，我提议这次“三达标”，申报分管副行长、老苏和吴主任，好为吴主任以后竞聘副处增加荣誉筹码，他欣然接受。我以为到了行务会上，吴主任会像老秦一样，说，“那张林是分管，不能白干，也得有奖金啊！这钱支行出吧”，然后我再说，“既然支行出钱，负责全局的宋行也应该给”——反正找个理由让领导们都得奖金罢了。
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行务会那天，等我陈述完毕后，吴主任竟然什么话也没再说。僚机哑火，我没法“王婆卖瓜”，宋行长更不好意思吱声，于是我和宋行长都没得到奖金。
“你分管条线的奖励竟然都没你？”坐在我左右两边的公司部经理和营业室主任都悄悄地问我，我尴尬得不知该怎么回应才好。
难道吴主任压根就没考虑过我的利益？我浮出一种不祥的预感——也许以前吴主任挑头的两个网点罢工，有必然的因素。
3
听起来很美好的、隔周一次的酒局，渐渐成为同事们的负担。那几年酒局文化正盛，老秦当主任时也常组织酒局，但频率不高，两三个月一次，而且适可而止，最多到晚上11点，他看一眼手表，吆喝一声“散场”，起身就走，大家就都跟着散了。
可吴主任不喝得尽兴是坚决不肯收场的，每次酒局都黏糊到后半夜一两点。最大的官不发话，底下的人哪好意思提散场？眼见没完没了，女同事的老公一个个来接，剩下几个大老爷们的“酒嗑儿”越唠越离谱。以前老秦主任在工作时间十分严厉，但上了酒桌就顺毛捋，把之前批评过的下属再换个角度夸奖一番，恩威并施。吴主任正相反，他工作时很少发火，酒超量了，就会把积累的不满当面吐槽，一顿酒喝下来，团结目的没达到，还惹得几个挨说的大哥很不高兴，耿耿于怀。
吴主任上任不到两个月时，有次聚餐吆喝着大家去一家“聚友餐厅”。等到了才知道，这个只有3张小饭桌的餐厅，就是他开的，还雇了3个人来张罗——于是，往后每逢聚餐，大家也就心照不宣地去这家小店。
在自家的店里，吴主任更是敞开了吃，不醉不归。一次，又吃到凌晨，往回走时，他一个趔趄掉进江里。多亏台阶处水浅，管后勤的老王手疾眼快一把将他拽住，我赶紧冲上前搭把手，才把他拉了出来。醉到这个份上，吴主任还要开车回家，坚持送一圈顺道的同事。
转过天来，段子传开了，说吴主任开车等红灯时趴在方向盘上就睡着了，被同事捅醒了，再继续开。又有人说，这不算啥，有次吴主任喝多了忘了车停在哪里，找了一个礼拜才找到，车停得离墙不到一公分，比不喝酒时停得还好。
讲者是何意不知道，但吴主任听了嘴角上扬，很是得意。一是他向来自信越喝酒越精神，二是酒驾上千次（几乎每天都喝酒，开车），居然没有一次被逮到。有两次交警查酒驾，眼看就要轮到他，突然前面有司机撒腿跑了，交警都去追，他就脱身了。最夸张的一次，是他喝完酒后，8万元的大金链子丢在澡堂，隔了一个礼拜竟然找了回来，运气好到像有神仙庇佑。
初和吴主任打交道的人都觉得他憨憨的，时间一长发现他有些事又做得很精明——他暗掌工会的财权后，报销单据上还是我和罗姐签字。起初我俩以为他只是懒，可慢慢地，会费的使用开始引发我们的不安。
支行工会会费是按照工资总额比例下拨的，每年有几十万之多，从前行里逢年过节变着法发福利都花不完，吴主任接手后，采购物品质量竟比从前掉了两个档次。“三八节”给女同事买的水杯号称300多元，营业室几位老大姐上网一搜，发现只值30元，搞得同事们对我意见很大。
长此以往，我多年攒下的口碑就会尽毁。于是，在发物品时，我也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往出摘，透露说采购权在吴主任那里。
其他同事的不满也在悄悄生长。办公室的例行酒局固定到吴主任的小饭店后，一次上午刚定下要聚餐，下午就赶上市行保卫处突击检查。晚上到了饭点，检查没完事，吴主任就让我负责招待保卫处的两位领导吃饭，说这种局压抑，他溜了。我定了别家饭店，又拉了分管副行长和保卫干事作陪，一顿酒喝得天昏地暗。
第二天上班，王副主任假装不经意地问我说：“昨天请市行花了多少钱啊？”
“800多啊。”我随口说道。
“几个人啊？”
“7个人（加2位专职司机）。”
王副主任幽幽地说：“昨天我们和吴主任一起去的‘聚友’，也是7个人，花了1900多。咱部门小金库的钱（部门绩效，五六千元）花没了，我们AA制付的……”
这些钱怎么花出去的，只有吴主任是最清楚了。
4
2014年冬，上级行下达“限期清理机关办公用房”的文件，要求科级干部不能独享一间办公室。新城支行办公大楼面积大，房间多，别说中层干部，就是员工独享办公室的也有30多人，把人往出撵，可是个得罪人的活儿。
上头催逼得厉害，吴主任只好先找我谈话，让我腾出自己办公室，搬到罗姐办公室，给大家“立个样”。可别人才不管什么榜不榜样，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忿忿把借调省市行的人、司机、临时工说成和自己一屋的，最后非但一个屋没腾出来，反倒得出“缺3间储藏室”的结论。吴主任没有揭穿这种伎俩的勇气，一番整改下来，全行机关几十人，只有我和罗姐失去独立办公室。
我进行监察谈话没了场所，早晚换衣服还得回避罗姐，搞得我这办公室副主任很没面子。
“莫非吴主任是专坑哥们的主？”眼见吴主任“杀熟”的作风逐渐显露，我与他渐生嫌隙。
没过多久，办公室的运转也出现问题。一家银行，行长若是大脑，办公室就是脊髓，虽不必冲到一线干活，但要确保领导精神能够顺利传达到全身。吴主任上任后，不少人反映，常收不到自己条线的文件，好多工作市行让“交卷”时才发现还没开始干呢。递不上报单，吃了市行的批评，在行长那里就瞒不住了。
宋行长大为光火，责令文秘条线倒查原因。这一查不要紧，原来数十份文件都积压在吴主任办公桌上，有的都被茶水泡了——行长批示过的文件到他那就断了。我分管文秘条线，又不能说毛病出在顶头上司那儿，只好把流转登记簿拿给宋行长，宋行长翻了两下就明白了，没再说什么。
吴主任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他迷上了一款飞机游戏，专门买了最新款的iPhone上班时挂机刷分。下属去汇报工作，他眼皮也不抬一下，专心致志盯着并排摆在桌上的两部手机，等人说完了，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哦”，迅速淹没在游戏外放的枪炮声里。
我分管的监察，经常要求全员写笔记，从来都是办公室采购笔记本，否则大家就会以“没本子”为由不写。我向吴主任报告后，他说“知道了”，一晃俩月过去，一点回音没有。检查的日期临近，再去请示他，依然还是哼一声了事。我只好自掏腰包去文具店买了150本笔记本。请示总得不到明确回复，还惹上司烦，渐渐地，我和王副经理都不再向吴主任请示工作，小事自己定夺，大事直接向行长汇报。
对此，吴主任竟十分满意。
部门一把手不主持分配工作，上级下了通知，谁“提醒”领导就得谁去“牵头”。说是牵头，其实根本没人理，只能认倒霉自己闷头干。就这样，老秦打造的“铁军”堕落了，大家进化出许多技巧：内网接到消息，偷偷打开看一下，确定事不关己就设为“未读”；有活儿要抻悠着干，不然更多跟自己不沾边的活儿就会被一股脑丢过来；节假日吴主任打电话来多半是加班，诀窍是先不接起，等四五十分钟后再回拨——十有八九已经安排别人去干了。
这些做法有点违背我的本性，但为了自保，也得努力克制，适者生存嘛。
一开始，吴主任的工作作风还仅限于支行内部议论，后来竟传遍整个市行系统，对他竞聘副处产生了不良影响。
2014年深冬，我准备去卫生间时，发现一个身材高大、穿着一身笔挺西装的人正往吴主任办公室里张望。我以为又是推销员躲过保安混上楼来，刚想呵斥一声（我分管保卫），那人转过头来，直接吓了我一大跳——竟是市行一把手岳行长。
作为行长大秘，领导来检查，我应该先知道的。岳行长来督导，那更是得班子全员去大门口迎接。我慌慌张张跑去报告宋行长：“岳行长来了，在走廊里转悠呢。”
宋行长大吃一惊，赶紧站起身迎了出去。片刻后，岳行长面带愠色进了宋行长办公室，把笔记本往桌上一甩，哗啦一声随便拉开张椅子坐下了。我进去倒茶水时，正赶上岳行长在狠批宋行长，即便不是说我，也听得我头皮发麻，仓皇而出，才想起还没解手。
经过吴主任办公室时，我往里瞧了一眼。门大敞四开，吴主任陷在沙发里，鼾声如雷，只能看见两只脚底板，电脑大声地播放着单田芳那沙哑沧桑的说书声……
吴主任在岳行长那儿的印象算是毁了。年底，岳行长又来视察“职工之家”。新城支行的“职工之家”是全省精心打造的首家“样板”，当年老秦请省行工会领导参与设计，完美得挑不出什么毛病。岳行长看完后，冒出一句：“经营搞这么差，整这些花里胡哨的倒是挺有章程（东北方言，能耐、办法、主张）。”吴主任的杰作，是上任后定下的机关食堂员工“点餐制”，大家都交口称赞，岳行长听了汇报却说：“业绩倒数第一，还好意思点菜？能吃得下去吗？”吓得宋行长第二天就取消了“点餐制”。
本来那年竞聘副处前，吴主任早已运作一番，行内投票顺利“出线”，自信满满。流程公布出来，市行却让他第一个上台演讲——和体操表演一样，第一个没有参照，评委不好打分，是大劣。
果然，吴主任在第一轮就被撸了下来。
5
打脸的事一件接着一件。
省行人事处李处长又来检查新城支行党建活动室。李处长在屋里转一圈，总共不到一分钟就看完了——活动室除了三面墙上的宣传板和半小时前搬过来撑场面的一台开不开机的旧电脑外，再没有别的物件了。
李处长心情复杂地叹气说：“这样吧，我尽量不让周行长（省行一把手）亲自来看吧。”
陪同的新城支行三位正副行长皆默然。
我这才回忆起，因“职工之家”示范点搞得不错，2014年秋天，省行又定下新城支行为全省“首家党建活动室示范点”。那时党务是我分管的，上报费用请示后，赶上市行下文件要求党务必须由人事管。我把工作交出去后，就没再过问党建活动室的事。
这次检查，新城支行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原来，3个月里省、市行曾先后给我们拨款20余万元用于党建活动室建设，准备打造成“样板”让各支行来参观学习。没想到，总共就挂了3张贴彩纸的泡沫板。
这些钱，自然是从吴主任这个“大管家”手里过的。
我暗自庆幸，若不是交出去及时，恐怕这事我得“吃锅烙”。幸运的是，省行大行长真的没来亲自检查，这事各级领导没再提起，只是换了别家支行树典型。
吴主任又躲过一劫。
2014年底，总行审计分局对全市行开展大检查，新城支行被落了不少“底稿”。工资问题市行统一运作，免去追究，但“虚列财务费用”必须处理。市行监察室让上报责任人，虚列财务费用的账目，吴主任每笔都经手，挨个处分应该是没跑了。
但令所有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在行务会议上，吴主任突然发言说：“听说副处又快聘了，我要被处分就不能报名了，让林哥替我背处分吧！”
话音一落，与会人员的目光都齐刷刷落在我脸上。这个突袭让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当着三位行长、各部室经理和营业室负责人的面，我不好断然回绝，却也没有应允。
僵桃代李、替罪羔羊的事不是没人玩过，通常是相关领导找个年纪大、没有晋升空间的人，暗地里给他塞钱，背处分后，还会把扣的绩效工资串出来给他。我分管监察，知道被处分的后果——最低半年不能参加竞聘，永远不能参加省、市行人事、监察干部选拔。若是落个记大过，就成了职业生涯污点，不能当分理处、二级支行一把手。吴主任让我背黑锅，岂不是毁人前程吗！
通过这事，我明白吴主任原来是扮猪吃老虎，把别人当傻子用，当他的哥们是要倒霉的。
戏剧性的是，《处理意见》就这么背着我报到市行，市行纪委书记一拍桌子，怒批“虚列费用竟然拿八竿子打不着的秘书顶罪”，大笔一挥，把责任人改成宋行长，落了个记过处分。吴主任又躲过一劫。
这事没过多久，一天办公室后勤管理员老孙捏着一叠报销凭证让我签字。我翻了一下，发现全是“一眼假”的财务报销票子——180多人的支行，一个月用5万支铅笔、6千管胶水，8百个订书器？我微微一笑，对老孙说：“我不签。”
老孙向吴主任报告，吴主任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笑吟吟地说：“林哥周六、周日来加个班呗，把票子签一签。”
我清晰地回绝道：“周末我家有事，就算没事，那票子我也签不了。”
这是我第一次明确拒绝吴主任的安排，还是当着老孙的面。吴主任大感意外，缓了一会儿才半自语、半给别人听似的在唇边嘀咕道：“林哥……学会反抗了……”
吴主任没想到我敢不听他的，把状告到宋行长那里，宋行长反问他道：“为什么有的报销只让老孙签字，有的必须得加上张林签名呢？”
吴主任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我在隔壁听得清楚——管库员独自签的，是真实财务开销，吴主任要求必须加上我签字的，是虚假列支的票子。这算盘打得精！通过那次审计，他摸清了规律——一个“底稿”，处分的都是一个干部加一个员工，与其出了事再找人背黑锅，不如在日常工作中慢慢“抹灰”，假票子我签了字，以后处分对象顺理成章就是我了。
慢慢地，大家都摸清了吴主任“杀熟”的那道辄——逮住个好说话的人，可劲霍霍，玩炸了，再换下一个。表面称兄道弟，实际驱之如牛马——不知道什么事触动了老孙的利益，作为吴主任多年的弟兄，一次他中午喝大了，在走廊就直接开骂……
眼见手下的“兵”与自己渐渐疏远，吴主任很伤心，对同事们爱搭不理起来。上班玩游戏，下班和俩司机组小局子喝酒，有时连续几天都看不见人影。那年的第二次副处竞聘，作为“人脉最广”的办公室主任，他在新城支行内部民主推荐环节都没“出线”，未获参聘的资格。
6
不知道是不是想缓和一下和副手的关系，吴主任忽然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他开车拉我去咖啡厅和姑娘见了面。别说，我对人家还挺满意的。
没过两天，吴主任给我打电话轻描淡写地说：“林哥，市行又下个处分，帮我背一下。”
原来，总行审计分局又监控到一家礼品商行把5万元业务宣传费回流至吴主任个人账户上。我心里觉得好笑，“底稿”上写得清楚，款项回流到吴主任个人借计卡上，怎么可能把责任人落成别人呢？就一口答应下来。
过了半个月，处分文件还真下来了，上面自相矛盾地写着：“X年X月X日，新城支行列支业务宣传费5万元，转入XX礼品商行账户，两天后又从该账户回流至吴少友个人账户4.7万元，责任人：张林。”
好在板子打得轻，只给我落了个通报批评。
我察觉到自己接受吴主任介绍对象欠他的情，以后再让我干什么事不好拒绝。婚配问题再迫切，也抵不过搞不好要进“笆篱子（监狱）”的风险，就冷却了与那女孩的联系。吴主任再给我介绍时，只加个微信，绝不见面，敷衍聊几句就算过关。
2015年，郑行长接替新城支行一把手。新官上任，中层干部都想尽办法献殷勤，吴主任却对新行长爱答不理。一天，我去郑行长办公室帮他弄电脑，搞定之后，他对我说：“你看我这办公桌抽屉里塞满私人物品，看看还有人要不？”
我拉开几格抽屉，空药瓶、飞了边的笔记本、带污渍的领带，甚至还有穿过的脏袜子。不仅如此，衣架缺了个脚，靠在墙上保持平衡，衣柜的门也松脱了，稍一使劲就脱了臼……当时郑行长已经上任两个月了，竟还没给“老大”收拾办公室，虽然后勤是吴主任主管，但本部门如此失职，也让我脸上发烫。
我赶紧喊来后勤专员，找两个保洁员把郑行长办公室彻底打扫一遍，又喊来“万能工”郝师傅把桌椅柜子检查修理一遍。
对待大行长尚且如此，下面分理处的后勤保障也就可想而知了。东大分理处棚顶渗水，吊顶塌下来一面，负责的高主任发朋友圈：“棚塌一个月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修好呢。”大家都以为这是在影射吴主任不作为，但没人知道老高这样做还有一重用意。
郑行长刚上任时，高主任曾拜托我帮忙，把风郑行长在不在办公室，说找领导有事要谈。他知道我做了多年行长秘书，肯定知道他想干啥，若隐若现地补了句：“哥们要是换了好位置，不会忘记兄弟的。”
的确，如果聘副处的希望不大，最舒服的位置就是办公室主任，纯后台管理岗，没营销压力，还握着财权。
很快，高主任如愿以偿，和郑行长一番长谈后，乐呵呵地走了。但他不清楚的是，即便郑行长对吴主任再不满，也不太可能动他。我知道，郑行长刚来新城支行没多久，就把吴主任叫到办公室说：“我弄了两箱稀有山货，给你家老爷子捎去……”
吴主任能稳坐办公室主任宝座的原因只有一个——他父亲吴老爷子，曾为省市行立下过“不世之功”。
90年代初，省行出了个大案，涉及好几位大领导。侦查的突破口就在当时担任某支行行长的吴老爷子那儿，以至于他竟要弃官而走，驾车出逃十几公里被抓了回来。传说审讯期间，吴老爷子在里面顶住压力，咬紧牙关，愣是一个字没吐，把涉案的几位省、市行领导都保住了。
由于没找到有力证据，上面又极力运作，吴老爷子关了一段时间就被放出来了。检察院的一位领导还摆了桌酒席，连敬他三杯，说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硬骨头的主儿，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跟案件刮边的几个位高权重的领导不但没“进去”，乌纱帽还都保住了，不啻乾坤再造之恩。很快，吴老爷子被调到市行机关，兼任两大处室的处长，临退休前又荣升工会主席。
当年吴老爷子在省市行的威势一时无两，即便退休后喝大了，走到省行大厅往地上一躺，就有领导赶紧出来扶迎。后来大领导们陆续退休，继任的领导大多都知道这段“光荣历史”，对吴老爷子仍旧尊敬有加。
7
2016年，办公室合并后来的一位副主任到年龄，要退出中层岗位。正赶上郑行长一个在外县当行长的“兄弟”摊了事，市行调他到新城支行避风头。郑行长准备让他顶替退下来的办公室副主任岗位，挂名分管工会，实际活还是我来干。不但如此，郑行长和吴主任一番商量，想把交出来的贷后、风险、法律、内控4个条线都划给我管。
我听到风声，直接炸了庙——这相当于办公室一个正科和两个副科，每人分管0至1个条线，我得分管8个条线（文秘、监察、保卫、风险、内控、贷后、法律、工会）。彼时新城支行“多做多错少做少错”早已成风，这样安排，明显是拿我“不识数”。
我找到主持分工会议的李副行长，表示不接受这样的分工。李副行长闻言很惊讶，见我语气坚定，她表示如此安排确实不合理，但一把手定的，她也没办法。
我当即说：“如果在会议上这样宣布，我就当场说不同意，领导容易下不来台。”
李副行长稍加思索，给郑行长打电话婉转地表达了我的意思。郑行长让她把会议延期，等他回行再说。
郑行长显然早就想好怎么答对我的方法，说我不服从班子安排，日后恐怕难以升职。我毫不犹豫地说，我可以不升职，也可以辞职，就是不能接受如此不合常理的工作安排，实在不行的话，就找个地方理论一下。
郑行长马上换下严肃的表情，堆出满面笑容说：“你说得也是，你们部门分工是自己内部的事，班子没必要管。这样吧，怎么分工，你们几个中层自己商量吧。”
我把原话复述给李副行长，她抄起电话通知人事开会。会上，李副行长先赞扬了一番退下来的那个副主任多年的成绩和付出，随后宣布“散会”。坐在我对面的吴主任脱口而出：“没了？交出去的活谁接还没说呢？”
我霍地站起身来，“呯”一脚把门踢开，出去了——我这么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吴主任对待替他干活的人刻薄寡恩，非但没奖，还要背锅，和他拉开距离反倒会在明面上礼遇有加。
当天下午，李副行长又召集办公室“一正两副”开小会，明显偏袒我说：“你工会不是分出去了吗？先前刘姐（那个走的副主任）分管的贷后、风险、内控、法律，你挑一个吧，这样你的分管条线还是4个。”
“内控。”我早就想好了的。
李副行长当即拍板，指着吴主任和王副主任说：“剩下的，你俩自己商量分。”
为了润滑这次很不愉快的交锋，郑行长从省行给我要了一个培训名额，去到南方培训1个月换换心情，花销全报。我和吴主任闹得半僵，他很少再找我干份外之事了，日常工作打哈哈还是过得去的。
2016年10月，办公室管理公章的大姐患癌症要去美国治疗，预期两年。当时公章管理实行非常复杂的签批流程，上级行部室白纸上打两句话也要求盖章。全辖7家网点、4个部室，每天要盖上百个章。吴主任拒绝借调人手，说让我先替两年，搞得我一天下来屁股不沾凳子，严重打乱给行长写材料的节奏。但文秘是我分管的条线，没法推给别人，吃了个哑巴亏。
我觉得不能在办公室干下去了，找郑行长，要求平调个人金融部（正好缺个副经理），理由是冠冕堂皇的“赴一线、干业务、搞营销、创业绩”。郑行长说啥也不同意，我一气之下干脆休起了病假。
一晃一个月过去，郑行长见参加工作11年没请过假、休过假的我把干部假、探亲假、病假连成串，办公室无人替岗，工作积压下来，连日常运转都难以维持，只好同意我去个金部。
2017年1月，李副行长正式宣布，免去我办公室副主任职务，改任个金部副经理。我走之后王副经理倒了霉，吴主任把原来我分管的工作一股脑地都推给了她。
后来连续几次副处竞聘，吴主任被“大专以上学历”要求卡住，全市系统内80后干部纷纷上马，皆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升迁希望越来越渺茫，吴主任渐渐连午饭都不在食堂吃了，8小时内常不见人影。一把手不管事，王副经理分量不够，叫不动号，办公室渐渐衰落下去，每季度考核全行“打狼”，绩效工资全行最低，人人怨声载道。
8
吴少友自从当了办公室主任，大众Polo换成了宝马，宝马又换成了奔驰，在大门口和行长的帕萨特并排停着。有关系要好的哥们提醒他：“你这管钱的岗这样影响多不好。”他鼻子哼了一声：“车是我家里给买的，怕啥？”
他酒也越喝越邪乎，有人发现他的手有些不受控制地轻微颤抖，劝他戒酒，他说：“你懂什么？不喝才抖，喝了就不抖了。”
2018年，吴主任已经“超期服役”数月，郑行长找他谈话，刚露“轮岗”的意思，吴主任就说，别的岗位他一概干不了，轮岗就辞职。
吴主任不懂业务，还有被两次罢工的记录，郑行长清楚他干不了网点主任，但想在机关内设其他“三部”当头儿，得有点业务能力，他也不能胜任，只好把轮岗的事搁置下来，冒风险硬挺。
同年，我调任新城支行下属东大支行代理二级支行行长，主持工作。一次替班的警卫没开地锁，就按卷帘门的上升电钮，把卷帘门拉出一道裂口。我给吴主任打电话报修，他没好气地说：“你能不能少给我添麻烦？”
我心里一股火蹿上来，心想不是你求我给你背处分的时候了？转念一想，低头不见抬头见，搞不好人家要在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坐到退休呢，撕破脸没啥好处，只能硬生生咽了回去。那边厢，高主任盼着办公室主任的位子苦等3年，眼见吴主任都超期违规了，郑行长也不调换他，只能摇头叹气道：“没办法，人家有个好爹啊！”没过多久，就辞去了网点主任职务。
吴主任和老秦（当时已晋升为正处级行长了）的关系也掰了，听说是吴主任埋怨老秦当年竞聘拉票的事，他认为老秦不玩路子的话出线的应该是他，两人在电话里大吵了一架。而退休多年的吴老爷子似乎只能保住儿子的现岗位，没法把他扶上副处——自从市行换成年轻的卢行长当“老大”，竞聘又增加了业务知识笔试环节，屁都不会的吴主任连报名都懒得报了。
2020年2月，一则流言在全市行系统内悄悄传播：疫情最炽的一个凌晨，一辆奔驰车撞毁某街道中间100多米长的护栏，栏杆破裂开来，保龄球般四散翻倒在马路中央。尽管汽车四轮朝天，严重变形，但驾驶员被群众救出后，竟然飞奔几百米，拦了辆出租车。司机见这人身上带血，把车直接开到派出所门口，为此还挨了顿“胖揍”。
经测，肇事者血液酒精含量236ml/100ml，涉嫌醉驾。该新闻上了本地交通台和几家网站，那辆奔驰车牌照看不清楚，但颜色、款式和吴主任的一模一样。
这事正赶上全市银行疫情停业两周，复工后吴主任上班，果然没再开车。他并不掩饰传闻中的主角就是自己，说家里已花了100万摆平此事。
一晃几个月多、过去，风平浪静，吴主任照旧白天上班，下班喝酒，和没事人一样。联想到之前新城支行曾有两名员工想尽千方百计都没免除醉驾被开除的处分，大家私底下感叹：吴老爷子的能量真大！
2020年年中时，冯行长接任新城支行一把手，办公室主任超期服役的问题摆上他的桌面。果然他也按兵不动。9月份，省行收到一封举报信，有人匿名举报新城支行有的部室经理超期不轮岗。这下冯行长不能置之不理了，想出个“假轮岗”的法子，把吴主任和个金部杨经理调换一下，过半年期限再换回来。
吴主任搬到个金部，仍掌办公室的财权，个金部繁杂业务还是挂名办公室主任的杨经理来干。上级行业务会议吴主任不参加，新城支行的席位只好空着。
半年的时光一晃而过，吴主任王者归来，任期刷新。历经几任行长都对吴主任关照到极点，宁愿冒违规的风险也不动他，这让所有人都认为，吴少友这办公室主任肯定是要“无限连”了。
2021年4月末，有人告诉我，吴主任走路玩手机摔断3根肋骨，需要住院3个月。我觉得这事有点蹊跷——正常人摔倒会本能以手撑地，手臂受伤居多，除非正好肋下撞到什么突出物才能受这样的伤。更奇怪的是，堂堂办公室主任住院，3位正副行长竟无人前去探望。
半个月后，吴主任突然被警察带走——原来，他因一年前醉驾肇事被判处拘役3个月，才开始收监。我醍醐灌顶，这是背后有高人指点呐——拘役3个月，说成摔断肋骨住院3个月，打算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过去，免去单位这边的处分。
只是不知道哪里出了岔子，或者本来就是异想天开，终究没能蒙混过关。
2021年5月，冯行长亲自主持召开党委会议，开除吴主任党籍，免去主任职务。7月，新城支行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解除吴少友劳动合同提案”。
吴少友“双开”的处理文件下达前，冯行长先给吴老爷子打了个电话。听说吴老爷子闻言沉默好久，最后长叹一声说：“那就按组织程序办吧……”
后记
吴少友办公室主任当了8年，期间“串”出来的财务费用不可能尽数落进腰包。听说这些年来他光是充值游戏就花了大几十万。每天的酒局多半也是他买单，再加上那辆撞废的奔驰车，估计也剩不下啥。
当办公室主任之初，他的小饭店仰仗银行内部聚餐兴隆了小一年，后来大家都不去了，已经关门大吉好久了。吴少友失业时，也才40岁过午，妻子无业，还供个上中学的孩子。吴老爷子在银行罩了儿子20多年，吴少友往后的日子，恐怕还得靠父母帮衬。
8月份，吴少友在夜市出了一个小吃摊。几位同事专程去找，来回走了好几趟竟没找到。后来才听说吴少友是雇人做，本人并不露面干活。
和在银行当主任时一样，他仍是甩手掌柜。
（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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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时此刻，被我玩没电了的手机，正躺在我旁边充电。它躺得很平，比我更平。大概等它充满后，我就会带着它去家附近的一个咖啡馆，继续写我的小说。
半年前，我还是杭州某头部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而现在，我在成都躺着做我的文学梦。我的简历可以用几句话概括：
1995年出生在成都玉林；
2017年985本科毕业后，在一家互联网大厂成都分部当程序员半年；
2018年起在杭州某互联网大厂当程序员；
2021年3月2号离职回成都。
躺平半年，没去工作，每天读书，最近写了一部小说马上要写完了。
决定离职是2021年春节那段时间。春节前，面对老板口中的“新的任务，新的挑战，新的场景，新的战场”（实际就是新的大饼），我对老板说：“春节放假的时候，我会好好想一下手上这块事情怎么做。看看如何才能：争取赋能业务部门，梳理新的打法，找到核心差异点做垂直切入，沉淀业务价值，最终反哺团队形成新的闭环。”
春节躺了7天之后，我告诉他：“我现在完全想清楚要怎么做了——我要离职。”
我给老板说的离职原因主要有3个：
1.想回成都发展了；
2.准备读读书，思考一下自己的未来；
3.职业规划上想调整一下节奏。
其实我没有在骗他，这是我当时内心真实的想法。不过我也隐去了第4点：现在做的事情很迷。我做的事情很大一部分是没啥价值的，对我们这些大头兵来说没有太多技术上的成长；我又没有股票期权，也是一个让我离开的负面因素。
不过客观来说，这些并不是真正的理由。我当时并没有想得很清楚。心中萦绕着一些想法，但没有办法用准确的语言形容，却又承担着其实际带来的痛苦。我为了解释这种痛苦，提出了这4点理由，麻痹了当时的自己。
在离职的那一天，我依然保留了一个互联网人的体面和尊严，用最狼性的方式push离职审批的每个节点。这辈子都被没我“钉”过的老板，享受了一下来自我的“钉”。我有一种作奸犯科般的离奇舒爽感觉。一般在大一点的互联网公司离职，都会在信息管理系统走离职流程，各个层级的老板都很忙，同时还要联系HR、行政、IT小哥各路人等，一天之内想要走完全部流程，要么是犯了法被警察带走，要么要靠刷月饼。大概没有人像我一样，当天提申请，当天就完成整个离职。工作交接？不存在的，这也导致了半年之后的今天，我还时不时收到之前维护的应用的告警短信。
我铁了心和大老板摊牌，大老板看实在拦不住我，最后就和我拥抱了一下。我头往左边侧，他头往右边侧，最后我俩差点直接吻到一起了。我不知道这个该叫有默契还是没默契。
离职的时候我发了一个朋友圈。那个时候的我还不能很好掌控文字，让现在的我来写的话，应该能让前同事全部把眼泪给我交出来，在工位上就哭出声来。我甚至想好了开头：“相见时短，相眷实多……”
离职当天，回到逼仄的出租屋，把背包像往常一样甩到床上的时候，我一瞬间百感交集：哇，原来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瞬间就和我没关系了。明天，我就不用走熟悉的路去上班了。说实话有点点伤感。
不过伤感也没持续多久，大概2分钟不到，这是台式机从开机到登陆进魔兽世界的时间。
房租还没到期是一个大问题。我的房租刚好交到月底，这就很尴尬。于是我硬是在杭州多待了接近半个月，就只是为了让自己的房租不要白交了。这半个月我每天就是打魔兽。没过多久，离职的所有伤感都被魔兽里面的坑X给转换成了愤怒——我真心想化身一道闪电顺着网线从浙江服务器游走全国，电麻那些坑人的崽种。
半个月之后，我就回了成都。
2
刚回成都的时候，我非常地坦然。
离职的时候我是裸辞，本来计划先玩一段时间。那家公司名气很大，也许找下个工作不会太困难，而且在离职前，我才获得了晋升，和同龄人比没有太大差距，等于有了一个事业上的合理空窗期。我家在成都有一个老破小的房子，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没有那种每个月交房租的压迫感，比较安稳——大概是这些构成了我心安的理由吧。
我决定先仔细看看我在成都的家：玉林。
这个词，作为地名，大概有两个含义：广西玉林市，成都玉林地区。前者以狗肉节出名，后者以一个民谣歌手唱的“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出名。这两个含义都和我产生了点关系。后者就不说了，土生土长在玉林，我也是从无线电一厂幼儿园、玉林小学、玉林中学一路读上来的。前者则是几天前，和一个德国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想到的，他一直问我吃狗肉的事情，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想了很久，才琢磨出来大概他是搞混了两个地方。
那我有没有搞混“玉林”和“玉林”呢？
我想大概我也搞混了吧，3年没回来了，我成了玉林街头上的陌生人。在和发小逛街的时候，逛到新修的玉林西路酒吧街，竟有一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感觉。
还在惆怅时，我突然听到：“您好，能麻烦你让一下吗？”一看，是一个漂亮的女孩用普通话问我。
“哦哦，好的好的。”我赶紧用普通话回她。
原来这是一个很出名的小酒馆门口，骑着共享单车在门口东张西望的我像极了游客，挡住了那些真正的游客们拍照打卡。
我更惆怅了。
于是那几天，我都在玉林走街串巷，用玉林的现在寻找我的过去。说实话，这种对比有点尴尬，所谓“记忆中”也就是3年前，和古人那种“物是人非”比，差得有点多了。古人是蓦然回首，国家没了，我是蓦然回首，按摩店没了。玉林的变化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拆了按摩店，修咖啡馆和酒吧。
自从那首民谣红了之后，玉林这块就真的以酒吧作为噱头重新翻修了。一时间涌入了无数网红小酒吧、小而美却总感觉似曾相识的咖啡馆。有些新店顺手接盘了之前满大街的按摩店的门店。这些老按摩店本身也属于严重的供大于求了（有条街至今还有老玉林存在过的痕迹，50米距离内有9家按摩店）。最开始，玉林都是成都最新的小区，不过后来一直没啥大的产业，逐渐从最时髦的街区，变成充满生活气息的街区，最后变成破败的老城区。按摩店的小姐姐变成了老妈妈，常去的顾客也越来越老，但点的套餐倒是越来越健康了。
回成都没几天，一次我和一个高中同学相约去附近走走看看聊聊天。结果走进一家书店，开启了我半年的读书之旅。
这家书店蛮出名的，在一条名字非常浪漫的街道上：彩虹街。我最开始的计划是列个书单，把几本书读完就收工。没想到后来越买越多，越看越不够。从政治，到经济，到哲学，最后一头扎入文学的大坑。
书店在门口放了几把椅子一张桌子，我从此就在上面安营扎寨了。几乎每天，我都骑大概一公里左右的共享单车到这家书店读书。到了之后把书包往街上摆着的椅子上一甩，就走进去点我最喜欢（实际上是最便宜）的20元的冰美式。点完咖啡，简单调戏下店员，就到门口去看书。
彩虹街和这个城市的性取向一样有点弯曲，风也是走了弯路过来的。道路两旁全是树。当风来的时候，你会先看见远方的树在抖动摇摆。这个时候最好放下书，抬头。当风吹过来，正好吻上风。风正在头顶的时，会吹落女贞树上的小花。小花像白色的炸弹，噼里啪啦掉在桌子上，书上，腿上，还有……咖啡杯里。风走远的时候，向街那边的人，投去祝福吧。风中有我和夏天的吻。
这里是个社交型的书店，经常举办各种分享会、读书会、艺术展和电影放映，而我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不过偶尔碰上展览的开幕酒会，可能会全场啤酒免费。这是我最爽的时候。不管多么可耻，不管我多么看不懂这些展览到底展了个什么览，免费的酒该喝还是要喝的。只要是免费，我的酒量就直接逼近无穷大。打个酒嗝，笑着问店员，这酒可以带走吗？看到不善的眼神，赶紧大笑：“玩笑啦玩笑。”
回到玉林之后，我的生活节奏慢下来了。开始看书之后，我在精神上才真正慢下来。我终于不再用“别管那么多，先处理好眼前的事（全部互联网公司都需要这样一种表达，尤其是老板PUA下属的时候）”来麻痹自己，开始用书本把我的思想一帧一帧慢放，找出生活的低劣魔术表演露馅儿的那一帧。
我回想起杭州的生活，发现了很多个瞬间自己感觉不舒服，我不喜欢那种油腻的感觉，像是宿醉之后高度白酒在嘴巴里发酵的臭味。当大家都用“油腻”形容别人的时候，往往自己也已经油腻了，却不自知。简单油腻包括但不限于：鼓起来的肚子、脸上的油光、同事们相互客套装好人又在关键的时候图穷匕见、洗脚、酒桌上的推杯换盏。要说中国人油腻的集大成者，那一定在酒桌上。深夜路灯下，公司饭局上的中年人们，杯子碰到一起，除了碰杯应该发出的声音之外，啥也发不出来。
晋升之后的一次团建，我们去了一个看着很豪华的西湖边上的饭店。老板似乎对我在晋升答辩上的表现不是很满意，说他为了帮我通过费了好多口舌。然后他让我先喝一杯酒，说说晋升的感想。我端着这杯酒，说了一句废话。这个话题我真心不想聊，要问我为什么晋升的话，最主要还是“苦劳”吧。不过我也确实把“一件事”给做完了。在互联网公司待过的人，尤其是大厂，一定知道跨部门完整做完“一件事”有多麻烦。老板见状不满意，一定要我再喝一杯再说点。我无奈，又喝了一杯，然后我又开口说了一句废话。老板更不满意了，让我再喝一杯，再说。我端起第三杯酒，看着亮晶晶的酒杯，还有同事们的笑容，只有一个感觉：这个傻X酒店的灯光怎么他妈的这么亮，直晃得老子眼睛疼。
第三杯酒后，我一顿彩虹屁，终于过关。后来读了书，我时常懊恼不已。要是早读了这么些书，我肯定一杯酒就过关了，肯定一顿小马屁拍得全场舒舒服服的，自己能少受罪。
后来在成都的书店，我听到一个女士和一个男士的对话：
“我觉得你有点油。”
“我很油腻吗？”
“不不不，我不是说你油腻，你不是油腻的油。”
接下来的没听，但是我给她脑补了这句话的下半句：“你是油腻的腻。”
我想起了最后一次和我老板见面的时候，也就是我俩差点吻上那次。
他问我觉得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我脱口而出：“油腻。”
从他的反应上来看，这回答大概是伤了他的心了。我连忙解释，是“看着很油腻但是其实不油腻”，我就和书店遇到的那个女生一样，大概是第一时间说了心中最直接的看法，然后赶紧救场吧。
后来我细想，我老板真的帮助了我很多，也带给我很多成长，他答应的事情也都做到了，他是个好老板。我很希望在那家公司的第一个老板就是他，虽然他也有必须展示出自己油腻一面的时候。这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要活下去的必须。我愿意相信他其实是不油腻的，愿意相信他内心深处也许还是有一个白衬衫的少年。
至少离职的瞬间，我拥抱了这个少年。
3
我发现从杭州社畜程序员的身份转换成玉林街头上的一个彻底的无业游民，是有一个过程的，不是瞬间完成的。
微小的生活瞬间撑起了整个证据链：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一定要在床上仔仔细细地发会儿呆、吃家人煮的饭菜、睡到中午，看到阳光照在晾出去的衣服上，金灿灿的，想感慨一句“今天太阳真舒服”却发现没有谁可以告知；微信朋友圈里前同事点赞越来越稀疏直至消失，越来越多地和成都的朋友们约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聚会：“回来了哇？啥时候有空一起去吃酒哈！”
四川这边喜欢用“吃酒”。我喜欢这个词，准确来说，是我爱死这个词了。这个词细品一下有一种一往无前的冲动感，像套着大人白衬衫的瘦弱少年在灯光下攥紧了拳头——也许是这种冲动在我身上一瞬间消失了，弄得我有点晕头转向，我急着找补回来的原因吧。
我着实认真细想，这种“冲劲”应该就是杭州的生活和玉林的生活之间最大的差别。也许，我的生活本来只是一辆拖拉机，可我把它当成兰博基尼在开。一脚油门下去，感受不到跑车的推背感，倒是会先闻到柴油不充分燃烧的呛人气味。
“冲劲”的消失，也许就是一脚刹车太猛导致的。
之前在杭州，我活在边界感清晰的套子里面。生活就像一个模板，每天只是在为数不多的几个选项中排列组合一下：
早上睁开眼，选择是直接起床、刷微信还是刷快手。一般来说，直接起床最常见，但是很困，刷微信太费时间，刷快手超级醒神。在大清早让我彻底醒过来这件事上，快手永远不让我失望。
早餐很重要，直接影响一天怎么开启。最开始我喜欢那家开在文三路上的超级袖珍的煎饼果子店。它蜷缩在一个院子和“食其家牛丼饭”之间，大概只有几平米，里面只能站两个人，没有吃饭的地方，只有一个对外的窗口。店主是个中年壮汉，好像是河北人，又好像是山东人。他们一家子都会做煎饼果子。
对大多数人来说，总有那么一家店会奠定某种食物在你心中的标杆位置，我们叫：“XX就应该是这样！就像XX那家店一样！”他们做煎饼果子，能把薄脆炸成脆得有点扎嘴角。这是煎饼果子之所以是煎饼果子而不是卷饼果子的核心呀！那一口下去，薄脆在口腔里碎裂开来，牙齿一咬一撕，都是谷物熟透的香气，还有点味道——是加的鸡蛋、土豆丝、火腿肠、油条和葱。别说什么正宗不正宗，杭州文三路上的所有打工人都需要卡路里。
后来，这家店没了。不知道怎么没的，那张在一个有寒风的早晨贴出打印着“本店转让”四个大字的A4纸，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白月光。
煎饼果子没了之后，我像渣男一样无缝爱上了“甘其食”包子。我经常点自创的“四三二”套餐，4个包子，3个茶叶蛋，2杯豆浆。按理说，这段生活已经过去好久了，可是我满脑子都是一件事：甘其食少给了我2个茶叶蛋，有一天少给了，还有一天也少给了。它少我茶叶蛋的早晨，我的心碎得和茶叶蛋的蛋壳一样。我那两天整天都在心心念念：它怎么就少了我一个蛋？是手抖了还是错付了？它为啥就少我一个蛋不少别人，是我不够优秀吗？还是因为我起床气太大、脾气不好、表情管理失败惹打餐小姐姐生气了吗，所以用“一个蛋两个蛋”来惩罚我？我就像一个迷失的羔羊，在万塘路和黄姑山横路的交汇口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爱，更重要的是失去了蛋——两次！
如果重新让我再来一次，我会对打餐小姐姐说：“对不起，也许我没说清，但是我要3个蛋，不是1个蛋，不是2个蛋，是3个蛋哦。3个蛋，3个蛋里有我对生活的热爱，有我对明天的期许，有我的肉欲我的灵魂——我珍惜和热爱的一切美好食物包括茶叶蛋——尤其是茶叶蛋，绝不能被邪恶势力所践踏，谁也不行！”
第二次少了茶叶蛋，我憋着起床气和少了个蛋的double 气，气冲冲找到甘其食门口。
“今天还是4个包……”
“对不起，你们昨天少了我1个蛋。”
“啊？哦哦。可能是的，我们早上比较忙就手抖了。今天补你1个。”
我的怒火都融化在甘其食煮着茶叶的黑黢黢的汤里了。
后来甘其食也没了。因为疫情，那栋楼的物业好像出了什么事，整栋楼的商家都搬走了。甘其食好像搬去了附近的一个小区里面，太偏了。有一天那个小姐姐举个牌子，像古时候卖身葬父一样告诉大家，甘其食搬去哪里哪里了，希望大家过去买。
可太偏了，我不去。
我对早餐记得清楚是因为我不吃午饭，早上那一顿等于早午饭。我中午直接回家（我很疑惑，这里能不能用“家”这个字，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用吧）去睡觉。中午躺在床上睡接近2个小时，这对我的颈椎和下午的精神大有好处。最重要的是，对我的心情有很大好处。
中午躺在自己的床上，舒适、安逸、软软的、臭臭的。那种在互联网公司忙中取闲的睡眠，甚至是超越之后躺平在家的睡眠的。在出租屋的硬床上，我打得出最软的鼾声。
再回家一般是晚上9点之后，这是互联网打工者相对较长的自由时光。
对不少人来说，他们会选择做很多充实的事情。但实际上，一个正常互联网公司的人，一般回到家就只剩下累了。一些选择，理论上存在，但我们实际上只会执行打发时间缓解自己疲惫的选项。我也许会打开PS4玩游戏，也许刷会快手。在我还有女朋友的时候，这个选项也有和女朋友相关的那部分。总之，这些可怜的几个选择拼接到一起，我们就称之为“自由”。
周末我最大的活动就是骑车去西湖边上的in77商圈逛逛。看着那些美丽的人们，看看美丽的西湖，在西湖边上认真地发呆。
西湖是杭州的海，倾听一切，不管你有什么故事都可以告诉它，又或者只简单又轻松地看着它。
我不能说杭州的太阳和成都的太阳有什么不同——因为成都压根就没有太阳。但是我能说，也许成都是没有“西湖”的，没有残霞金光映在湖面上星河滚烫，没有断桥苏堤名胜古迹。更重要的是，没有我的故事。
一次我和前女友在西湖边坐在椅子上对着日落的方向。太阳一点点沉下去，无数人望着正在被山吞噬的太阳，各怀心事。我也想跑去看，但是前女友在我肩头睡着了。当她醒来之后，我跑去岸边，却看到太阳已经落下去了。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看最后的太阳还是看她呢？也许有的故事就像句子末尾那个不太圆的句号一样扎眼，但那毕竟是我画上的句号，我书写的故事。
初到杭州，初到西湖边，我说：“这就是西湖？”
快离开杭州的时候，再到西湖边，我说：“这，就是西湖呀。”
我在杭州3年多的生活，主要是日复一日的平淡，还有一点点属于自己的精彩吧。平淡比辣子鸡里面的辣椒多，精彩比辣子鸡里面的鸡少。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就用了那个做针的例子说明，只有分工，不停地分工，更专业的分工，才是社会生产力提高的出路。这一方面促成了工业文明的伟大，也加速了人的螺丝钉化。螺丝钉是绝对扁平的，最好千篇一律没有误差。鱼哭了水知道，螺丝钉哭了谁知道？
当我脱离了螺丝钉的身份，突然就有了棱角，选择突然变得无穷多。
吃什么是问题，但什么时候去吃更是一个问题。我时常因为沉迷手中正在做的事情，直接忘记了吃饭，所以吃什么的问题变成了“这个时间（一般是下午4点、晚上11点）有什么可以吃”的问题。
下午4点，我去吃韩国烤肉。没人的时候，我会要求给我多烤两片——夸一夸大妈的红丝巾，看到大妈藏在脸上皱纹下的红晕，大妈一般都会应允；
晚上11点，我会去吃手撕烤兔。在没人的时候——好吧，手撕烤兔没有没人的时候，之前凌晨2点吃的时候人还是满的。大概也只有玉林，才能有24小时开业的烤兔店吧。这些凌晨吃烤兔的人身上，都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想到这里，我带着啤酒肚与希望重新上路了。工作3年多，内心汇聚的情绪和思考都变成我的倾述欲。我发现自己之前的人生也有太多需要重新审视的地方。我就像一个被闷了26年的臭屁，迫切需要释放。
4
直到回成都躺平了半年之后，我才真正搞清楚自己离职和痛苦的原因是什么。
那是一种没法回答“你的一生就要这样了吗？”带来的痛苦感。
离职其实只有一个原因：不爽。钱给得不够，当然不爽。精神层面上，满足不了人的价值感，也是不爽。
在杭州的时候，公司里有很多高职级的程序员，或者管理岗的人。我看着他们，实际等于看到了自己未来的一种模样。就这么走下去，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失业或者不失业、老婆爱或者不爱、帽子绿或者不绿、学区房买得起或者买不起、头秃或者不秃、肥胖或者不肥胖，在深夜的酒桌上吟诗还是来个黄段子，这些所有的选项，没有人能全部选择他们想要的那个。
当我想到我生命接下来的风景，都已经从别人身上看到过，就会有一种虚度光阴的痛苦感。也许对某些人来说，他们不会有这种痛苦感。但是对我来说，这种痛苦感确实存在，它不是象牙塔式空洞幼稚的理想主义海市蜃楼带来的饥渴感，也不是目标和现实差异过于巨大带来的撕裂感，而是我知道它却没有反抗它时，对自己勇气的质疑感。所以我称之为：我没法回答“你的一生就要这样了吗？”这个问题带来的痛苦感。
我害怕当我干杯的时候，酒杯里装满了我的懦弱。
在杭州的很多同事都是从小地方来的。问别人籍贯的时候，经常会体验到“中国原来如此之大”。他们身上不仅仅是个人的奋斗，也暗含了家族的希望。他们如果在北上广扎下根，下一代就立马是另外一种开局。同时，对于一些行业（比如互联网），是没有“家乡”可以回去的。回家要么考公务员，要么找个其他职业。不是大城市出身的人几乎所有决定的背后，都是一个同样的问题：去一线大城市发展，还是回老家？
而去一线城市发展，真的是越来越难了，这个现象被精准地形容为：内卷。一个从北京海淀区卷到成都的哥们儿，凌晨3点在玉林的街头对我说：“你丫知道吗？那些奋斗X周末全在工作，完全儿不休息！”这个长得像青年康熙的小伙子说完这句话之后，好像一下子苍老很多，直接老成了躺在病榻上马上要传位雍正的模样。在卷得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留北上广还是不留，要求的及格线越来越高，越来越难达到。于是人们从北京卷到杭州，又从杭州卷到成都。
刚毕业的年轻人加班到凌晨，举起工牌自拍一张美美的憔悴，发朋友圈骗老板一个赞。你知道这毫无意义。老板知道这毫无意义。但你俩还是在朋友圈相互捧场：
老板评论：“呀！这么晚了还在公司呀？”
你回复：“嗯嗯。还有点事情。”
老板回复：“辛苦了[大拇指][抱拳]”
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就像台上的话剧演员腰带断了裤子掉了，还要接着演下去。观众也得憋着不能笑，这才是最荒诞的。
后来我读了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结合现实，有一个粗浅的理解：工资就是让人活着的，不是让人实现阶层跃迁的。只是命运时不时会眷顾某些行业，让他们先赚多一点。一些埋头工作的人被命运带上了顺风车，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呢，就告诉别人：“奋斗就可以啦！”又或者，这个人直接是老板找人假扮的。在一个巨大的队伍中，就需要一两个这种人，且不管他们是真是假吧，反正是激励了大多数，作用达到了。
我的第一家公司（也是一家很大的互联网公司，毕业那一年在那儿工作）有次搞了一个员工“福利”内购，我们当时一票程序员可欢腾了。在紧张刺激中我终于刷开了网页，然后一看，内购的商品都是些桌椅板凳，最受欢迎（也最实用）的是一款护肝片。护肝片？可真够贴心的——哦，不对，贴肝的——连我们的未来都给安排好了：下次就是速效救心丸，再下次就是拐杖，再下次就是轮椅，最后就是棺材。也不知道棺材能不能送货上门、质保和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连互联网公司都知道了，996的结果就是护肝片给你打个折。
后来，我刷到一张图。这家公司北京的总部办公区的某个角落，放了一些免费避孕套，让员工自行领取。旁边写了四个大字：量力而行。
我更意难平了。
我躺平这半年看了很多书，一方面是扩展了我的理论边界，还培养了我曾经失去的阅读习惯和能力。
看了很多书后，我终于搞清楚了一个问题：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最开始，我想成为资本家。一想起能剥削别人，我就乐得浑身打颤。不过很快，我就看到了网上的言论。先不说当资本家的难度，当上之后也有这么大风险。于是我就光速放弃了自己资本家的梦。这是我羞耻的一生中，梦醒得最快的一次。
如果不当资本家，那就还是当程序员吧。有奶就是娘，给钱多我什么都干，钱给够了干我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这又没法解决我最开始的问题，我的一辈子就要当个程序员这么过去了吗？
于是，我想到了一个解法，这个解法，我称之为实现一个小目标：写本自己的小说（当然每个人的小目标不一样）。用一点点时间，实现一点点小理想，对我来说，就可以解决长达几年的痛苦感问题。所以我觉得躺平的时候顺带干这么一件事，算是有收益的。
那就干呗。
《李白》里面唱“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那至少我还能装装X，逗逗程序员同事：我写过小说，and you？眉毛一挑，尽是轻佻。
这部小说只为说一点自己想说的话。这在我看来是一件挺cool的事情，小说是自由甚至私人的，可以搞纯粹又浓厚的自我表达。而之前写代码肯定不能搞什么自我表达，否则同事们都想杀了你。
写小说和写代码有一点很相似，那就是在写的时候，我时刻在想一个问题：“我在写啥呢？”如果还要再加一点相似的地方，大概是，写代码我时常忘记自己之前写了啥，写小说我时常搞不清楚我接下来需要写啥。最不相似的一点大概是写完一段代码的时候，我时常感叹：“很完美，我写的代码到底为何会这么完美！”而写小说的时候，我时常感叹：“这几段也写的太差了吧！”
小说现在马上写完了。写完之后，我准备找个机会看能不能出本书，找个厂子印他个两百本送人玩。我不允许自己的臭袜子只有自己闻，我的朋友们有一个算一个都得闻闻看到底臭不臭。当然，如果有幸能火一把，我也是开心的。
我在书店经常看到那种，在我看来很糟糕一大摞根本卖不出去、却莫名其妙豆瓣评分9.2分的诗集。我想，这都可以，也许我也可以？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如果实现不了，就把梦想定低点。山不过来我就过去，出不了书我就去打印店打印自己订起来塞自己书柜里自娱自乐。
至于未来，我大概还是继续当程序员搬砖去。在成都买个房，谈一场双向奔赴的恋爱，结一段双向远离的婚姻，在厨房的柴米油盐中偶尔抬起头，回想起，我可耻的一生中，竟然还写过一本小说呢。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