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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国家出台了新的民办培训机构管理办法，并公布了文化教育类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这些新政策降低了对培训机构的办学面积和消防要求，一时间，各地培训机构蜂拥而上，发展迅猛。
就拿本市来说，之前全市有正规办学资质的培训机构才100多家，新的管理办法出台后，每个区审批下来的新机构就上百家。有人估计，全市大大小小的培训机构加起来至少有几万家。它们分布在各种街巷、居民楼、写字楼和商场里，面积从几十、几百平米到上千平米的都有。
由于进入门槛低，投资见效快，老师的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导致整个行业乱象丛生。我以前常去吃早点的那家店，老板夫妇起早摸黑卖牛肉粉，一个月只赚几千元钱，后来他们干脆关门，租了套房做小学生教育培训、托管，收入立刻翻了几番。
2019年，我和合伙人周老师也准备在武汉某区开一家学科类培训机构，选址的时候却遇到了困难——我们看上的区域附近大多是老社区，房子都是90年代的建筑，并没有适合办学的大面积商业用房。我们只好扩大范围，在方圆一公里内寻租，总算找到了一处。
房子坐落在一个老社区内，位于一家宾馆的三楼。一楼是银行和宾馆的接待大厅，二楼是网吧和棋牌室，三楼之前被宾馆用于提供洗浴、按摩服务，因为政府打击涉黄经营，老板便按要求拆除了洗浴设施，将场地转租。
宾馆经理领着我和周老师看场地，我们觉得面积有点大（足有1000平米），但租金还算便宜，而且地段绝好——百米范围内，有1所小学和1所初中，一公里范围内另有4所小学和1所初中。
因为老城区和拆迁等原因，附近没有比这更适合的办学场地了，也没有一家正规的办学机构与我们竞争。我和周老师对前途充满了信心，打算和一家跆拳道馆合租三楼，对方只要300平米，剩下的全归我们，每月租金接近3万元。
按程序，我先向区审批局申请了办学要求，没几天，社会事务审批科的几位科长就过来查看了消防和上下楼梯等设施。
一番考察后，几位科长让我们过关了。又经过繁复的资料准备，在区教育局和审批局的联合现场审查后，办学许可证终于批下来了。那天，教育局的一位科长对我说：“你选的这位置确实不错，只是这一片老城区，居民大多做小生意，租房的居多，收入低，培训不好做啊。”
我把这话转告给周老师，他不以为然：“我们收费不高，这块竞争不激烈，市场还是有的。慢慢做，把口碑做起来，这个做顺了，我们可以找位置接着再开嘛。”
我想，也是，二胎政策放开后，国家支持私人办学，老百姓对教育也有需求。同行们聊起教培行业的前景，都相信这一行最少还可以再红火5到8年。
周老师是我们这家机构的法人。他刚满30岁，阳光帅气，白白净净，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给人一种成熟稳重、诚实可靠的感觉。他大学毕业后就进入教培行业，教学和招生经验都比较丰富，满脑袋的生意经。为人也低调，做事雷厉风行。
2019年，暑期班顺利开班。在“9.9元上10次英语试听课”的广告促销下，报名人数近300，场面还算火爆。不过，周老师有些担心这些被低价吸引来的家长、学生能否留住。
果然，后期续费并不理想。我们分析认为，这是受到了这一片社区家长的消费观念影响。一个暑期下来，算下账，虽然没有赚多少钱，但名气总算打了出去，家长们认可我们是附近唯一正规的培训机构了。
到了年底，寒假班的招生情况依旧不理想。周老师说，是因为很多外地人要回老家过年，寒假班时间短，很多学生准备过完年再回来报名学习。
放假前，我们从很多渠道得到了一条消息，说武汉有种传染性极强的肺炎正在传播。可是大家并没有当一回事，觉得最多就是2003年“非典”那种状况而已。年终总结会后，老师们吃完年饭，还相约去歌厅唱歌。
也许是因为年轻，机构的老师们对于“非典”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我却是亲历者。2003年我在北京，生活工作虽受了一些影响，但基本还是按平常的节奏上班、过日子。那时候的北京，坐公交的人很少，很多人连口罩都没戴。到6月份，天气变暖后，病毒好像就突然消失了。
所以，大家觉得此次疫情开年后就可以被控制，正好上班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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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校区离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只有3站路，结果，随着疫情越发严重，春季开学彻底无望了。早在年前，春季班就招了几十名学生，因为无法正常开课，有几个家长就要求退费。
负责接待的小李很无奈：“那几个退费的家长估计是家里急用钱，这才要求退费。退费后选择别的地方上课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都没开线下课呀。”
周老师在工作群里和大家商量，问是不是要把线上课开起来。彼时，全市学校都开始了线上教学。教英语的王老师表示赞同，认为我们要想办法稳住学生，防止生源流失。
“现在就是免费也得把学生留住。”周老师在群里布置了具体措施，“隔两天就在群里发讲课视频和作业，老师也要详尽批改讲解，只要保证一般学生参与了、坚持下来，家长应该就不会有退费的心理。”
对于我们这种新办的培训机构来说，除了人员工资，更大的压力来自房租。好在政府出台了相关文件，呼吁减免租金，一些国企和大型物业纷纷响应，减免租户3至6个月的租金。但一开始，我们却没有这么幸运，那家宾馆其实是“二房东”，多年前这栋房子就转到了个人名下，真房东不愿意承担损失。但教育培训和酒店都比较特殊，经过反复沟通，真房东终于同意减免我们1个月的租金，另外3个月的租金减半。
得到这个消息，周老师特地给我打来电话，兴奋得不得了。
随着疫情缓解，看新闻，很多行业都陆续复工复产了，但教育培训行业涉及到孩子，可能是最晚复工的。老师们也很着急，大家艰难地熬着，期望疫情能尽快结束。
武汉“解封”3个月后，我们终于迎来了线下复课。当时还觉得最难的时期已经度过，却没料到后续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疫情改变了家长们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孩子们开始接受“网课”这种学习模式，有些干脆直接从线下转向线上了。毕竟线上的大课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一个老师讲，几百几千个学生听，成本低就敢报低价，这对一些家长很有吸引力。
最低谷时，我们的学生人数降到了70多人，学校面临亏损，老师们的心也开始不稳了。有一位教学经验丰富的英语老师，口碑很不错，为了留住她，我们给了她15%的股份。当她提出要退股的时候，我一再挽留，结果她还是执意离开。
周老师说：“让她走吧，我了解她，估计是想自己单独干了。”
大家都有点失望，会议室里一片沉默。周老师的嘴角微微笑着，他也许已经见惯了这种分分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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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后，整个武汉的实体生意都变得有些萧条，街上很多门面都空着，挂着寻租布告，但很久过去依然没人接盘。
2021年“五一”刚过完，周老师终于下定决心，提出想换去档次高点的场所办学。对此，股东和老师们的分歧很大。
大家问为什么要换地方，周老师解释道：“我考虑了很久，也很纠结。这里开办时间短，装修都是新的，弃之可惜。但这里的家长很在乎价格，虽然知道我们教得好，但是就是没有钱，怎么搞？刚才有个家长还介绍街坊过来学，街坊也没有钱。这边有太多这样的家长了。旁边的新住宅区是高级楼盘，消费心理和能力就不一样了。说到底，我们是要盈利的民办培训机构，要服务的除了‘需求’，还有‘资本’。”
在我们校区不远处，一所新开的中学即将在9月份开学，这是一所名中学的分校。周老师相中了新中学对面的一处门面，楼上楼下加起来不到300平米。
按审批局要求，培训学校迁移新址，需要重新申办办学许可证。如果面积不够，只能申办“一对一”的资质。周老师想让我去审批局问问，看能否通融一下，还按原来的办学许可证来办。可这明显行不通。
“做一对一，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啊。”周老师很失望。
小学生上“一对一”课程的很少，中学生多一些。但目前我们招来的学生以小学阶段为主，大部分还是报6到8人的小班课。这种课程2课时收费100元，再加上各种优惠和折扣，一般只要70、80元，家长还能接受。如果换成“一对一”，家长是否舍得掏钱，就不一定了。
可是，如果我们只守住低端客户，以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艰难。
附近有一家全国知名的“一对一”教培机构正在紧锣密鼓地装修，大有暑期就开班的架势；另一家培训机构也签好了租约开始装修了。“这几个新的机构开起来了，我们如果不搬，依旧待在这个旧楼里，高端一点的客户不会过来啊。”周老师担忧地说。
搬还是不搬？我们进退两难。虽然知道其中的利害，但还在犹豫，因为除了要改变办学资质内容外，新地方的租金也是原来的好几倍，风险陡然提高了很多。
我们和中介谈过几次，也没签订合同，那边的房东不耐烦了，通过中介来电话，说如果再不落实，他就准备涨价了。周老师一听就来了气，说那门面本就一直空着，看样子年内也不一定能出租出去，“这不是‘见风长’吗？我不租还不行？！”
我本来还考虑租一间大于150平米的门面专做“一对一”课程，同时保留现在的校区继续做班课。听到房东这豪横的话，也放弃了这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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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6日，武汉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校外培训机构违规行为集中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重点整治、规范教培机构的办学资质、收费管理、培训合同、广告宣传、培训行为和线上培训。
周老师为人正派，做生意绝不踩红线，违规违法的事从不染指。我们从办学之初就是走正规化的路线，所以只需要局部调整一些管理方法就可以了。
可到了7月8日，网传云南、安徽部分地区禁止在暑假期间进行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一向乐观的周老师也开始坐不住了：“如果这种政策真的推广开来，我们死路一条。”我安慰他：“不是你想让我不培训我就不培训的，现在上高中的（初中生）只有一半的比例，能上一本的（高中生）更是只有10%的比例，哪个家长不想给孩子一次翻身的机会？”一位同行听了直叹气，说自己也不清楚这个涉及教育改革的大民生问题能否在发一个文件之后彻底解决：“相信总会给我们留一个活口的。”
“这估计是一步大棋，”内心充满了担忧的周老师一边刷手机一边说，“我们老百姓的方向，还是得跟紧中央的大政策。”
7月，零星的疫情再次来袭。武汉紧急启动了全员核酸检测，线下培训被叫停，我们只好又开始线上教学。也是在这个月，“双减”政策在万众瞩目中推出。
“双减”一是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二是减轻学生在校外培训的负担。文件明确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9个“严禁”、15个“不得”，几乎是全方位限制，招招击中培训机构的“要害”。
品味着这些文字，我们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内心焦虑了起来。它就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把学科类机构捆牢，更像一把利刃，刀刀要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命。我不甘心，把文件反复读了几遍，想在里面找到一个“活口”。
那天上午，周老师问我：“我们营业执照里只有文化课培训，再加上托管应该可以吧？”
“托管是不需要办许可的，营业执照里加上就可以了。就怕这关口（政府那边）停办了。”说完，我连忙打电话到审批局经济事务科咨询，对方电话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去，办事员说可以全程在网上办理。
“那我现在经营范围的文字能保留吗，因为这个得和办学许可证一致。”我担心如果文字有变动，这当口重新办理、换发办学许可证就麻烦了。
“如果要保留原来的经营范围内容，你只能来窗口现场办理了。”
我收拾好需要的资料，赶紧往审批局大楼跑。疫情期间，审批局大厅办事人不多，我先去了办理教育许可证的社会事务窗口，坐在那里的办公人员说现在办学许可证已经停办，什么时候恢复得等待通知。我又问了下相关的政策动态，她说她也不知道。
我又来到经济事务办事窗口，填表、网上签名，顺利在原来的工商执照上增项了“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服务”。拿到回执单，就等3个工作日后取新的执照了。
转头，我发现旁边的办事窗口有一位中年男人，他文质彬彬，也在办理和我一样的业务。他看到我投过来的目光，会意一笑，向我点点头，我回报一笑，心照不宣——大家都抢着在执照上动脑筋，努力寻找一丝亮光，一个活口，一根救命的稻草。
刚出审批局大楼，有同行打来电话，问我们打算怎么搞？我说自己办了个托管的增项，谁知对方语气懊丧：“那有个鬼的用，托管哪有钱赚。”
这位同行所在的培训机构主要面向中学生群体，以小型班课和“一对一”课程为主。他租的是临街门面，房租高，离学校的距离有些远，托管是肯定做不来的：“小学还好说点，初中都是下午6点放学，拖拖堂，吃个饭，6点半到8点半的课上得了吗？”
我们和他不同，主要是做小学的班课，离学校又近。从前有不少家长向我们提出过托管需求，但这块利润薄，又麻烦，我们就一直没有开展。如今，托管竟成了我们救命的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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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在做最后的审查，我们都在等秋季线下复课的通知。看教育局的培训QQ群，我对周末上课还存有一点幻想。
“对，马上就可以复课了，但我们一定要有失去一些老客户的准备，该放弃就得放弃。节假日的文化培训课是绝对不能做的。”周老师在电脑里翻看着新闻，语气很坚定。
9月2号，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对培训机构的成本调查，严格核减各种不合理成本。一溜文字看下来，周老师说我们大概只剩10%左右的利润了，一不留神就会亏损。我摇摇头，感觉按目前的形势，最好的结局就是立马关门、注销公司。
“我在考虑，我们周一到周五做文化课培训，周六周日做素质教育培训。”周老师说，“我们也慢慢把国学、书法做起来，看能不能找到一条出路。”
美术是可以做的，但我们已经把200平米的房间租给了一个专做美术的朋友。
“你从前是做图书的，感觉我们转行做图书有可行性吗？毕竟从作者和市场需求这块我们熟悉，有点优势。”周老师又说。
这个念头我早已动过，可是“双减”到来，学生们的作业负担减轻，教辅图书的前途也会和教培机构一样迷茫。
“双减的目的是‘减’，你认为这些所谓的素质教育，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成长空间吗？”我的话让周老师陷入了沉思。
因为政策影响，部分学生不来了，但也有主动找上门的家长。
9月5号下午，学生小研的爸爸找到我，他倾诉了一番孩子叛逆的各种表现后，才转到了正题。
他说，小研开学就要上八年级了，此前一直在一家连锁培训机构上“一对一”，专补数学和英语。一次课580元，一年花费5、6万元。他和老婆都上着普通的班，月收入加起来不到1万元。小研参加校外培训，要不是有退休父母的帮衬，靠他们两口子几乎不可能。为了孩子，全家都拼了老命。
双减政策之下，大型机构首当其冲，这家机构无法开展线下课，就劝家长们转线上。可小研爸爸还是选择退费2万多元，怕这家机构说不定哪天就关门了。
“培训效果呢，说实话，还可以。”说到这儿，小研爸爸无力的声音里突然有了一点兴奋，“刚进初中时，孩子数学是不及格的，现在可以考89分了。我也问过孩子，考试那卷子上有几道题是超前超标的，孩子根本没学过。不课外上课，简直没法应付。”
小研爸爸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让孩子考上一个普通高中，不要去读职高和技校。他摇摇头又叹口气，“孩子不自觉，学习不主动，只有把她放在机构里逼着才会学。节假日要是放在家里，不用想，上高中就不要做指望了。”
“你不知道，现在那些大的机构爆满！能排课的，‘一对一’已经涨了100元，关键是都排着队往里挤，也没办法安排。小机构还得托人找关系，不熟悉的人，老师不敢接……”小研爸爸无奈地笑，我也只能陪着苦笑。
我自己也有一个刚初中毕业的孩子，其中的滋味，我都尝过。
我们这家机构小，没什么名气，入不了那些“烧钱”家长们的法眼。可小研爸爸说，他想把孩子放在我们这里上课，只是他家住武昌，路程有点远。
“我周六周日把孩子送过来上课，正好我也在这边上班。”他说。
“我们这边还没接到开课通知呢。”我担心他们来回奔波费劲，吃不消。
“我看到很多新闻了，感觉这次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大型机构，小机构应该会留点活口，毕竟这也是民生问题嘛。”小研爸爸说起现在美术、舞蹈、钢琴课的收费都涨了，“我丫头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美术、钢琴，前前后后学了七八年，几十万都没啦。她说我们赚了。”
他笑起来，好像真的捡了很大的便宜。
我不想立即回绝小研爸爸，但现在的形势下，我确实找不到折中的办法，只好说：“你也是朋友介绍来的，我本不应该拒绝，但现在我们学校秋季方案已经出来了，只能周中上课。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7：40到20：30，周六周日不开文化课。学校和老师都不敢在这关口往枪口撞，我们真没办法解决。”
看着小研爸爸失望的眼神，我的心情也渐渐黯淡下去。
“要不你们帮我安排老师，上门做一对一辅导？费用只要合理，我们也能接受。”小研爸爸依然不放弃。
这方案我早已想到，对一些有特殊要求的客户可以如此安排，但我们这种正规的机构被投诉的后果会很严重。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冒险。好在我有一些在职和机构教师的微信群，发出信息，说不定有人愿意接单：“这样吧，我看看你家附近有没有合适的老师愿意做。我们这边的老师肯定做不了，太远了。”
小研爸爸拒绝了这个方案。他的本意就是想让孩子在周末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既能在学习上得到提高，费用也不算太高，那去小型培训机构肯定是最佳选择。
送走小研爸爸已是黄昏，太阳还艳艳地挂在半空。快秋天了，温度降了不少，学校里冷清清的。接待大厅里，小李在收拾桌子，准备下班。往常这个时候，她一定非常繁忙，招生、接待、安排班级、收费，等等。
“明天我把整改照片发到教育局，应该10号左右就可以开课了。”刚从外面回来的周老师对小李说，“你这几天就做好复课的准备吧。”
见到周老师，我从微信里翻出了一篇文章读了起来，大意是：上海已经开始实施“双减”政策，在2021年年底之前，所有营利性培训机构要转成“非营利性”。办学初始资金改为“捐赠”，不可提取。办学收益可用来改善办学环境，但不能直接划出。传统的收费的方式也变了，家长要把学费存进指定的银行账户，每隔3个月，银行往培训机构的账户里划拨一次钱……
这个消息，周老师估计也知道，他脸上没了平日的光彩，有点憔悴，说话也有气无力的：“今天我听说年底前要实行‘保证金制’，每家（培训机构）交50万元保证金。对我们来说，那就没一点搞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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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双减”政策，推出各种实施方案。有些相当于直接宣告了学科类培训的“死刑”——“1个月消课，10月1日全面禁补，年底前动态清零。”
一天，周老师转发了一条微信消息给我，是本市一家知名培训机构的老板在群里发的消息：“@所有人，校区不做了，电子屏、桌椅、进门闸机免费送，有需要联系我。”
这家机构的老板我认识，他的学校开在市中心的一个商场里。他麾下有几位老师很厉害，班课做得很成功，每年中考后捷报频传。哪怕从不做广告，生源也从不操心。没料到，他竟先倒下了。
只要中高考在，教育评价制度在，教培市场也许还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但学科培训机构或将不在。随着学科类培训机构不断关停，大量老师需要再寻生路。毕竟，考编之路拥挤而狭窄。不过，有些老师受到的影响非常小，他们是“个体教师”，主要上门提供家教服务。
我认识一位罗老师，专业从事家教10多年，不依靠机构存活。他主要教初高中数学，经年的知识积累再加上他的勤奋，学生受训效果非常好，客户都靠口碑带来，非常稳定。他的年收入30万左右，日子过得闲云野鹤般洒脱。
我打电话给罗老师时，他正在老家的水库地里种萝卜。谈到这次变革，他说自己的学生受到的影响非常小，因为他们的家庭条件一般都不错，不用在外头参加培训。
“其实，我也为现在的孩子悲哀，他们的压力太大了。”电话里罗老师的声音里有点激动，“就说高中新教材吧，数学考点200多个，课本要在高二下学期之前学完，剩下的一年半时间复习。你可以想象这种节奏和力度，弦得绷多紧，压力有多大，部分孩子不额外补差、‘拔高催肥’，怎么过得去？”
“是啊，现在的孩子确实不容易。”我附和道。
我想，我们还是怀念自己读书的那个年代，多么纯粹啊，没有培优、没有题山卷海、甚至没有多少课外辅导书。只要认真听讲，努力完成作业，最后一样能考上大学。
但罗老师的这条路也有可能会被政策堵死。
2021年9月3日，教育部发文，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意思很清楚，个人家教、个人及名师工作室都不允许进行学科类培训了。如果个人和机构违规补课，将纳入征信黑名单。
9月10日，星期五，“双减”落地的第48天，教师节。公立学校的教师群里，鲜花和祝福声一片。与此相反，裁员潮、倒闭潮席卷了整个教培行业，收到“教师节快乐！”俨然成了一种奢侈。这天，教育局在“机构管理群”里发布的只有自查、整改和做好部厅暗访组检查的信息。
一周后，快下班的时候，教育局又在区民办培训学校的QQ群里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培训机构在2021年9月24日17:00前申请承诺转登为非营利性机构，“届时，未交申请的机构将暂停招生和收费”。
这次，群里没有了往日收到通知后积极的刷屏，几百个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只有寥寥几个回应。大家的心凉透了，以后怎么走，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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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印度目前约有6亿25岁以下的年轻人，约为印度人口比例的一半，然而并不是每个印度青年都能成为软件工程师。他们面对着普拉姆概括的三无问题：未受过教育、待业、没有工作能力，困境就此滋生。《印度青年狂想曲》聚焦雄心勃勃的印度小镇青年，选取了几位有代表性的青年和青年团体为切入点，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度体验及长期跟访，以冷峻和巧思描绘他们的梦想、渴望、焦虑、愤怒、困境、抉择与成就。青年人如何在资源和能力的限制中介入社会？他们的未来又将如何决定世界的未来？
假设你是一名印度年轻人，已经逼自己跨过了最大的阻碍:你告诉自己，我生来就是做大事的人。没人发觉你有本事，但你不怪他们，他们自己也忙着讨生活。现在，你开始思考策略。你知道你最终是要变得有钱又有名，但是怎么达到那一步，得你自己想办法。有一天，一个人给你提供了改变人生的详细计划，每一步都写得清清楚楚。他告诉你说，外面有一个世界能让你这样有梦想没资历的人取得成功，只要你遵循简单的指导。
你上钩了，一路按照他的指导行动，做了一切被要求做的事。你改变了自己的形象，改变了走路的姿态，改变了说话的方式。你背下所有可能被问到的问题的答案，以及所有有可能问你问题的人的名字。
然后，你孤注一掷地跳入了梦想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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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契一个漫长的午后，我去看了场选美比赛。
如果按照全城广告牌的尺寸来算，恰尔肯德邦先生/小姐选美算得上是个大活动了。比赛前几天，报纸已经开始事无巨细地报道:兰契最大酒店的宴会厅已经被预订;上千人参加的海选中筛选出一小撮决赛选手;很多人打电话去预订前排座位。
在昏暗的宴会大厅中央，一个胶合板搭成的舞台上闪烁着五颜六色的灯光。我进去的时候正在进行“民族赛”，台上的男孩女孩穿着色彩鲜艳的传统服饰走来走去，DJ台传来派对歌曲的音乐。参赛者们—十男十女—已经进行了四轮比赛，由坐在舞台左侧的评委进行点评。他们当天晚上还有六轮比赛，每轮强调一个时兴的主题，“现代”“时髦”“随性”等等。
每轮都会淘汰一名选手，对于台下主要由亲友组成的观众们而言，淘汰理由并不清晰。他们中的十个人晋级到问答环节。穿着自己最夺人眼球的衣服，他们在台上站成一排，等待一个会使他们的梦想实现或破灭的问题。
问题都很普通:你是谁?你为什么想要得到这个头衔?你会用这个头衔做什么?选手们的回答都没能打动评委。
最后一个被提问的是个高个子男孩，他穿着一件刺绣的黑色舍瓦尼，留着八字胡。观众们很喜欢他—评委向他提问之前，他以一句低沉的“as-salaam-alaikum”（阿拉伯语，祝你平安）向他们问好。
对于他到底是谁，他将用这份荣誉做什么，他并没有给出什么惊艳的回答。他洪亮而清晰地告诉他们的是，他为什么想要成为第一个恰尔肯德邦先生。这个答案在他脑海中酝酿多时了—“因为我拥有一切成为明星的资质。”他说出这句话，好像已经在镜子前演练了多年。掌声之热烈直接锁定了当晚的结果。奖杯和他的装束很搭，他大概就是为了这一刻选择了黑色。
恰尔肯德邦先生—穆罕默德·阿扎尔每天早上都花很多时间设计自己当天的造型。他可能会穿同样的衣服，但从不重复同样的造型。他有一千种方式让自己的造型鹤立鸡群:棕色条纹状山羊胡、当领结的甘查纹围巾、单只黑耳环、文身贴、立起的衬衫领子、踝靴、仿雷朋蓝墨镜。
他换发型比普通人梳头发还快。大部分时候他头发很短，但偶尔他把两鬓剃成青楂儿，或把一边的头发剃成一列列的，或者把头发往上梳成一撮一撮的，或者几乎总染渐变的发色。这种虚荣肯定会把人搞得有点不正常。阿扎尔总是在搜寻身边任何可以反光的表面，说起话来也像一个永远被镜头环绕的人。
“我的身高和个性是上天给的礼物。”在兰契购物街的咖啡日咖啡馆里，阿扎尔一米八的大个子蜷在椅子里。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我的梦想都很独特，从一开始就是，”他解释自己为何对出挑和出名特别着迷，“我一直都想做点什么让自己红起来，做点不一样的事，做点能给我的家乡带来荣耀的事。”
阿扎尔出生在常合—兰契市区外的一个穆斯林为主的贫民区。这个地方如果上了新闻，绝不是因为那里的年轻人有了什么成就，准是宗派斗争引发的问题。阿扎尔和九个兄弟姐妹挤在一间两居室里长大，全家都靠着他爸爸在电厂做监工的薪水过活。
往返于逼仄拥挤的家和空荡荡的学校之间，阿扎尔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得离开这儿。他坚信想要离开常合唯一的办法就是做一件大事，让这一片的人都拿他没办法。
“你去当模特得了!”有一天他在那儿打扮自己的时候，一个朋友开玩笑说。于是，阿扎尔决定成为一个模特。他觉得这是利用上天给他的天赋赚钱出名的最佳方法。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想法中去:在YouTube上看模特们走T台，把他房间的一角改作锻炼区，练习用各种姿势拍照，并且把照片传到Facebook上求“反馈”。
19岁进入兰契的娱乐圈时，他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甚至给自己改了个符合新身份的姓—“汗”，印地语电影圈里一半的大明星都这么干。
“你看看我，”他往后靠了一点儿让我看他高大的身材，“是不是像一个‘汗’?”
我看到的是又一个对自己命定的人生不满的年轻人。
2014年9月，我打电话邀请他喝杯咖啡的时候，阿扎尔·汗已经走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他不是第一个离开常合的人—每年都有年轻人成群结队地离开这个贫民区，找个不需要什么资历的地方去工作:兰契的快递公司、孟买的工厂、迪拜的餐厅。但阿扎尔选择了更冒险的路。
当阿扎尔·汗准备来这闯出一片天时，兰契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个城市有了它很想炫耀的景象:咖啡馆提供招牌拿铁，酒店的酒吧周六晚开派对，当地市场贩卖外国T台上最新的潮流服饰。这里的人们有足够的闲钱可以维持他们对于精致生活的追求。新中产已经摆脱了担心别人看法的负担，出国旅行、在高档餐厅吃饭、去健身房健身都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
然而，当阿扎尔·汗为出道寻求平台时，他还是感到很迷茫。
“自打我决定成为模特之后，”阿扎尔告诉我，“不管我走到哪儿，村里人都会跟我说，‘阿扎尔，你太适合做模特了，名副其实。’但我如果连个走秀都参加不了，那怎么当模特呢?我又怎么能在秀场开始之前就得到消息呢?我都是第二天在报纸上看到那些秀场照片时才知道的。那些一直告诉我说我天生就该当模特的好心人们根本不知道时装秀是什么，也不知道走T台是怎么一回事。”
他做了他能做的:在新闻报道中找组织者的名字—如果他够幸运能找到的话，放在Google里搜索，记下他们的电话号码和地址，然后去找他们。
“前台的小姐让我把作品集留下然后等电话，于是我就给她一个装有我照片的信封，然后等消息。”这些照片是从他发在Facebook上的头像中精挑细选的，每个都是不同的造型:有的硬汉，有的忧郁，有的性感。
2012年年初的一天，他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一个试镜招聘。当他准时到达现场(一个大学的停车场)时，一群男孩女孩已经排起一条长队了。《我偶尔陷入爱河》本来只是个小地方的低成本电影，但是汗听说制片人在争取让一位宝莱坞演员在里面露一面。传言在排队试镜主角的人群中传开了，惹得大家心跳加快。汗觉得自己试镜表现很一般，所以第二天有人打电话通知他被选中演主角时，他激动地从床上跳了起来。他后来才明白，当初去面试的所有人都接到了这个电话。
当他们急匆匆赶去同一个地方见导演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要求交2万卢比的定金才能往下进行。坐在桌对面的人说，就凭我们对你这个无名之辈的信任，这笔买卖很合算的。
“我们谁也没有这笔钱，所以大家都退出了”，汗说。有些人—总会有这样的人—后来改变了主意，卖了一辆摩托车或者一块表，但钱却再也送不出去了。制片人和导演的电话号码之后再也打不通了。
不管多么不合情理，这个体系自有它的道理。如果一个人的抱负能够成为另一个人口袋里的钱，那谁会怕承诺呢?
我经常遇到这种将自己放在印度年轻人和他们的梦想之间的人，穆因·汗、维内·辛格尔、沙赫纳瓦兹·乔杜里皆在此列。并非所有人都是诚实公正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选择了在那些想要出名的年轻人身上捞一笔。这个骗局从明星这个概念出现时就开始存在了。这让孟买既是梦想之城，也是骗局之城，它的陷阱从拥挤的火车站一路延伸到宝莱坞的电影公司。但现在你用不着跑到孟买来受骗了。
如果在兰契可以追求金钱和影响力，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当明星呢?有梦想的地方就有骗局，有追梦者的地方也就有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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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插曲没有让阿扎尔失去信心，但此时他明白他的成名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了。事情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但是也无路可退。
“我在试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人，他在城里做过模特，他答应带我去他之后要走的时装秀，所以这次试镜也不全是浪费时间。”三周之后，汗就在当地官方会展场地ZilaMaidan为一家设计公司的时装秀排练了。
“在那之前，我对于走秀的所有了解都是在YouTube上看的。我的走步就和萨尔曼·汗在电影里走的一样。”如今，阿扎尔把自己交给他的“前辈”训练:“‘你的脚，’他们告诉我，‘应该直直地落在地上。走路的时候肩膀不要动。肱二头肌以上的手臂要绷住，以下的手臂要动。眼神应该一直盯着台下观众—你假装是在看着他们，实际上谁也没看到。’”
阿扎尔坐上了从常合出发的班车，背包里是他建立新生活需要的一砖一瓦，“正装衬衫和裤子、时髦些的破洞牛仔裤和T恤、墨镜、化妆品”。阿扎尔·汗终于在一个名为《焚烧:第四季》的活动中“出道”了。
这是种“综合表演”:唱歌、跳舞、走秀。汗试镜时表现很好，甚至会在面试团队示意要小费的时候成功塞了300卢比。当他走过T台，观众报以掌声，他穿着自己买的为自己造型的衣服，脚直直地落地，眼睛看着所有人又没看到任何人。他的一位朋友用手机录下一段视频，在视频的最后，阿扎尔从一位当地老板的手里接过一座奖杯。那天晚上，至少在发现自己错过回常合的末班车之前，他觉得登上了人生巅峰。
“我在街上游荡了三四个小时，直到送报车带着当天的报纸要从城里出发。”挤在另两个坐车回村的人中间，阿扎尔·汗从车的后窗看着城市消失在视野中，感到松了一口气。
他的生活很快形成了规律。从试镜开始，标准费用是300卢比;因为他们都是从同一批人里选拔，所以活动策划都统一要价，既不想比别人便宜也不想比别人贵。对于这些志向高远的未来之星们来说，这个价钱也还能接受。活动策划们需要给各种人付各种钱才能搞起一场活动，他们最后肯定也要赚一点的。
而且，和大城市那些打拼者要付的门槛费比起来，这简直不值一提。你还得自己买时装秀用的衣服和配饰，不过幸好每场时装秀要求的T台“造型”都是一样的—正装、潮流、西式、民族、复古—不过大家都知道一套衣服不能穿超过两次。
相比试镜费，在衣服上花的钱要多得多，而负担不起这些的人就会慢慢掉出追梦者的队伍。参加第三次时装秀的时候，阿扎尔·汗的积蓄只剩下四分之一了。
“普通人有很多节日—杜尔迦普加节、排灯节、开斋节、开斋节前夜，过节前他们要买东西。而我有很多时装秀，走秀之前我要去市场买衣服。”你甚至会知道评委和主要嘉宾分为几大类，根据活动策划者的经费和人脉，他们可能请来银行经理、女子学院时装系主任、车展老板或者不知名的政客。摸着门道之后，他就开始努力精通此道。
学会如何自我介绍就费了他不少工夫。
“我说服自己要消除心里的恐惧。我通过给朋友们打电话聊天练习更自然地说英语。我能听得懂，但是很难说出口。不管怎样，我准备了‘你为什么想当模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和评委保持着眼神交流，说出了提前准备好的答案，“身高、个性、长得帅、上相”。
当然了，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有什么活儿接什么活儿。汗告诉我，每一场秀都是接下一场秀的机会。
“当红先生和当红小姐”秀带来了游乐场的共和国日特别活动秀，然后又带来两场大学毕业秀，最终带给他在展销会的第一场“设计师”秀。一个季度之后，他的收入是“零”。用汗自己充满诗意的描述，这就是他作为模特的生活:“走秀结束，我拿到一份小礼物，坐上送报车回家。”
阿扎尔·汗想要的和我跟采的每个人都一样:钱、名气，抑或两者都要。同时，他知道一切只能靠自己。他为自己的梦想做了最大的努力—他做了所有能够带他到达彼岸的事情，从身材到造型，从练步法到说英语。
然而他的任务中有一点与别人都不同，在他寻求成功的这个世界里，还没人找到成功的法则。
阿扎尔·汗听说恰尔肯德邦先生/小姐的比赛是在斋月，那时候距离他进入模特界已经两年了。这个比赛听起来就很有吸引力—主打“时尚秀、选美、俄罗斯肚皮舞者、性感女郎派对、来自孟买的特邀DJ，以及苏非派音乐酒吧”。
来自当地大学时尚设计系的设计师将复制孟买最新时装周上展示的服装。模特们通过四个城市的试镜选拔出来，观众则由城市精英阶层组成—医生、公务员，以及实业家。
想要通过选拔绝非易事。试镜费300卢比，但所有通过试镜的人还要交2500卢比的押金才能参加这场秀。他们被告知，这笔钱是用来给他们化妆造型的。活动策划说，他们将接受特别聘用的“专家们”的辅导，从他们的步法到英语口语都包含在内，他们还能呼吸到三星级宾馆的纯净空气。
汗手上没有这笔钱，但他知道砸锅卖铁也得凑出来—这也是个不成功便成仁的机会。他如果赢得了这个头衔，就再也不用求人给工作机会，也不用白干活儿了。如果能赢，他就可以平蹚孟买的T台，或者信步走进宝莱坞。如果他能成为恰尔肯德邦先生，那他就成大事了。从第一天训练起，他就决定要拿出他的最佳水平。
“一个朋友以我的名义帮我申请了银行贷款，我买了一辆摩托车，这样交通就可以方便一点。我选择了‘魅力’牌摩托车，这和我想进入的圈子很搭。”
他写了一段非常吸引人的自我介绍，然后录在磁带上练了上千次:“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祝你们安康。我叫阿扎尔·汗，我的爱好是打板球，参加时装秀，骑摩托。我的梦想是成为最成功的模特，把荣耀带给自己和家乡。”
他在电视上看了太多的才艺比赛了，所以他知道除了比拼的才艺之外，还有很多东西都纳入考量范围。他把教练教的所有东西都用上了，“其他人在彩排前后都会偷点懒，但是我从不允许自己犯错。我每天都花心思做各种造型，为的是给评委展示我的可塑性。我对他们毕恭毕敬，上台问好，下台挥手再见。”
当为期两天的比赛终于开始的时候，汗似乎已经获得了优势。好的设计师会选择他，当他上台评委也会投来赞许的目光，甚至有两名女选手都说他看起来挺帅的。
“我感觉到我会赢。在台上宣布结果之前，一名电视台的记者就冲进休息室问我感觉如何。我说我现在感觉站上了人生巅峰。”伴着震耳欲聋的号角声，备受尊敬的评委宣布了正式结果，阿扎尔·汗和首席嘉宾—前首席部长的妻子—握了手，从她手中接过了他人生中最闪耀的一座奖杯。
3
被唯唯诺诺的助理们包围着的塔布里兹·汗，看起来像个贩毒头目。即便没有这些助理也是一样—他身材五短，挺着个大肚子，穿着迷彩T恤，袖子卷起来露出结实的肱二头肌，黑色牛仔裤配粗跟黑皮鞋，看起来就很吓人。他的脸又圆又宽，留着山羊胡，头发长而油腻。要不是他开口讲话，我简直不相信那清脆的嗓音和孩童般的笑声会出自他口。
不过他不得不开口讲话，他可信不过别人来讲他的故事。刚刚29岁的塔布里兹·汗已经拥有一个正在崛起的活动帝国。他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他和名人们的合影，展示了他从一个普通人到举办邦里第一个时装周和选美比赛的奋斗历程。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他登上当地报纸副刊的几周之后。他身边聚集着的比赛冠军和其他高官显贵，给他脸上增光不少。他说，我在采访的这个故事非常重要。他很赞同，每个活动策划都在重新定义小城镇的生活风尚。
“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真是一分钱也没有”，这是白手起家的人标准的开场白。他来自一个普通的中产家庭，这种家庭里男人们每个月挣固定的工资。汗第一次反抗传统是从大学退学，这可完全应了沙赫纳瓦兹·乔杜里的那套说辞—市场上最炙手可热的职位，并不需要大学学历。
“你四边打量一下兰契，活动机会遍地都是。多亏了这地方丰富的矿产资源，人们口袋里的钱太多了，除了到大城市旅行，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花。然后他们开始在家大办派对。生日派对、婚礼派对、25周年银婚纪念、50周年金婚纪念......你需要准备的就是金椅子、金色的舞台、金色的嘉宾服装、金色的娱乐活动，还有各种老歌新歌。我接到的第一通电话来自一名汽车经销商。他们想办一场年会，需要个舞池和几名主持人。我帮他们安排好了，他们付给我2500卢比的策划费。”
2007年，他确信活动策划就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事业，于是他成立了一间活动管理公司，取名叫“Ramp”(T台):“你看，这个城市里各种事情都需要模特。不管是汽车展销厅的开业，还是水泥经销商集会，所有人都希望能搞点吸引人的活动。如果接不到活儿，你就自己搞个时装秀，让模特们、设计师们都付点门槛费，请一个政客的老婆当首席嘉宾。我从中能挣多少钱呢?挣不到钱，但是能增加品牌的知名度。”
三年间，这位企业家拓展了公司的业绩，并把公司更名为“Dream Merchant”(梦想贩卖家)。
“然后我开始思考:孟买有时装周，德里和加尔各答也有。我们兰契为什么没有呢?所以我就办了一个。”他需要做的就是说服各种人:先是衣料公司的老板，交150万卢比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一切品牌曝光;然后是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们，交1500卢比他们就可以向不知道往哪儿花钱的人们展示自己设计的衣服(“要参加拉克美的时装周最少要交10万卢比”);然后是那些还做着明星梦的孩子们，花3000卢比就可以完成从默默无闻到出人头地的飞跃(“在五星级酒店走台这种事他们只有做梦才敢想”);最后要说服前首席部长的老婆，在一个备受瞩目的时装周颁奖正好能让她更进一步—塔布里兹·汗发现了一个成功法则。
阿扎尔带着他高高的奖杯回家，在一众亲友和邻居中间，他最先看到了妈妈。
“她一直在哭。”然后他看到五个男人，他还欠他们的钱。“不知道怎么传出去说赢得这个头衔给了我50万卢比，所以他们就来要我一次性还清欠他们的10万卢比。”
这10万卢比是他这一年在“圈子”里欠下的债。
其实，阿扎尔·汗在走上出名这条路之前，先试了很多赚钱的路。
“我爸的工作是工厂监工。他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但不管在哪儿工作，他都被压榨。他这辈子都拼命工作，赚的钱却很少。后来他没法拼命了，他老了，身体不行了，手脚不灵活了，最后不得不退休。但是那时全家都靠他养—九个孩子还有我妈妈。虽然没攒下什么钱，但我们习惯了之前还算舒适的生活。我陷入了窘境。
我哥哥已经读完一个非全日制的工程师课程，还在等分配。所以我必须挑起这个担子。”
高中最后一年，阿扎尔当起了老板。他先开了家中餐馆。
“那是家小快餐店:辣子鸡丁、炒面、馍馍、春卷。就想做个小本生意—10000到15000卢比:就准备几套塑料桌椅、盘子和勺子。我在家附近租了一间小屋。放了两张桌子，简单装饰了一下，看起来有种餐厅兼酒吧的感觉，我还找了个好厨子。开业特别成功—我们做的所有东西都卖出去了。这种情况坚持了一段时间，比方说我一周花1000卢比，就能挣4000卢比。餐厅开了五六个月，大家都很开心。结果厨子跑了。我也试过其他厨子，但他们都做不出原来的味道，慢慢地客人们就不来了。我们开始亏钱—后来我甚至付不出厨子200卢比的日薪。最终我们关了店，把桌椅搬回了家。”
然后是倒卖五金。
“有一天，我遇到一个卖五金的人。做这行最好的一点是‘没有老板，没有考勤’。你工作几小时、干多少活儿都自己决定。我觉得这工作很理想。如果他10卢比进的件，12卢比卖给我，我就15卢比卖给店家。这些都是做门窗用的零件:门闩、螺钉、门堵......你把样品往包里一装就可以出发了。我在笔记本上写下可能做买卖的商店，然后一个个找上门去—有些店主会让我再拿样品过来。我在这行越做越好，我能说服人们买我的东西，一个月卖5万卢比的货，很容易就能赚5000到6000卢比，做得好的时候甚至能赚10000到15000。这些钱足够全家的开销了。”
然后，鉴于“一个人不应该依靠单一收入来源”，他开始兼卖男士衬衫。
然后他开了自己的商店。“我渐渐意识到，倒卖东西是个有风险的工作。你无法按时收到钱，有时候根本收不到钱。我想:如果我自己开个店是不是更好呢?我直接从生产商进货，在店里卖，然后返给他们利润。所以，有一年开斋节，我在家旁边的集市上摆摊，生意从一开始就很好。但是有件事我没搞明白就仓促地做起了生意—人们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才买新衣服，所以商店只在斋月期间卖衬衫。于是我弟弟在那儿坐一天，一件衬衫也卖不出去。幸好那时我哥哥终于找到了工作—信实通信，他赚的钱足够养活家里了，我就趁机把店关了。我还是欠一些人钱，加起来将近10万卢比，我一直找借口躲着他们。这事儿我家人一点也不知道，直到讨债人在我带着奖杯回家那天来要钱。”
我见到阿扎尔·汗的时候，他只剩几天就必须凑出那10万卢比了，那时他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他先去找了塔布里兹·汗，毕竟后者也要为这糟心事负一定的责任。“我跟他说，你怎么也得帮帮我，至少给我找个走秀的活儿让我赚点钱。他说他也很想帮我，但是像我这样的新手，他实在帮不上忙。他说我应该先花钱做一套专业的作品集，然后再来找他。”然后，汗就花了好几天在市场上找欠他钱的人，即便只欠1000卢比也不放过。
然而他什么也没追到。
最后，他还是去找政府帮忙了。在一个更“有经验”的朋友的建议下，他申请了国有银行的就业计划贷款,开始了自己的“养蜂”事业—“蜜蜂单位”是小型企业中的一种，政府会为这种企业提供门槛很低的贷款。
第一期贷款是20万卢比—税后15万卢比，差不多正好可以解决他的麻烦。但是“蜜蜂”怎么搞呢，我问汗。他说有人能在需要的时候立刻借给他一个公司，用来应付检查。我对于他能否把这个骗局进行到底存疑，但此时对他而言似乎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说他可以用第二期贷款给他的“蜜蜂”做些真正的努力。
汗急切地想要挣脱这个困境，开始他应有的生活。
从2014年末到2015年中，每次我见到他，他都会给我讲一个让他的生活回归正轨的新计划。那段日子里，我们每次见面都坐在咖啡日咖啡馆的同一张桌子旁，打开我的笔记本，找出真正的、全国性的印度先生比赛的申请表。
他让我帮他填好各种信息，附上他最喜欢的照片，其中包括那张选美比赛当晚他穿着黑色舍瓦尼、用印度传统方式俯身问候的照片。他说，如果能赢得印度先生的头衔，就没什么能阻挠他的梦想了。
结果他连一个电话也没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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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甚至一度会在见面前一小时给我打电话，说他没钱给摩托车加油了。他沮丧地说起那些参加了印度先生比赛的朋友们，有一个最近刚刚出现在一张音乐专辑里—在他发在Facebook上的视频里，他穿着波点衬衫，在树下和漂亮的女孩子们跳舞。
有一天我们到商场里去见那个MV的制片人和导演。我们走进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提什·库马尔正盯着面前的一杯茶出神。他穿着一件宽松的白T恤，外面套一件牛仔坎肩。他的脸看起来很憔悴又异乎寻常，眼睛凸出，头发又黑又卷。库马尔的座位旁边环绕着他在娱乐界成功的证明:MV剧照、他声称“带出来”的演员的艺术照，以及报道剪报。
我们坐下来喝茶的时候，他解释说，这并非他的正职。他主要的工作是“做生意”(我忘了是水泥还是燃气)，但他也兼职帮助迷茫的孩子们处理“奇幻世界”的问题。他是有经验的—1992年，他在一个神话题材的电视节目片场当过助理摄像。在那之后的30年，库马尔和其他“有经验”的人一样，把自己放在追梦者和成名之间的那扇大门旁。与所有娱乐圈疏通者一样，他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可以轻松且有把握地获取利益。
“有想要出名的歌手，自己录歌但需要有人帮他们宣传出去。有想要出名的演员，在寻找一些能放进作品集的演出经历，才能去孟买宝莱坞。我帮他们牵了线，共同投资拍了一个MV，这样可以同时展现他们俩的才能。投资都是他们的，我只做技术上的事—申请拍摄许可，拍视频。如果你想在孟买拍MV，森林度假区的拍摄许可是每天16000卢比;在这里拍视频，每天16卢比，一天可以拍8首歌。”
我问他视频拍完之后干什么。“放在YouTube上，在网上宣传，然后赚版税。”但这都是为了帮助年轻人，他强调。我问他，汗的话要花多少钱才能拍个MV。
“那得看他自己，”他很不耐烦地看着汗说，“你要自己决定你想要如何建立自己的事业。”他的暗示让这个小房间的气氛紧张起来。
“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找你要钱”，库马尔把椅子往后拉了拉，终于说了这话。
“你看看她，”他让我看他身后的那面墙，“这是一个前印度小姐参赛者。现在如果你想找她合作，最少需要2500卢比。”我意识到库马尔不会在我面前开“价码”，所以我找个借口离开了。那天晚上我给阿扎尔打电话，他说库马尔给他开了1万卢比的价。
阿扎尔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阿扎尔开始觉得事业不顺不是他的错，而是他所在地方的错。他得离开这儿。在广告片里演一个小角色，他回来就能把欠的债都还上。
他开始在报纸上找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的试镜广告。广告的格式都是一样的:招聘男生女生，18—25岁，形象佳，性格好，广告/电视剧/宝莱坞电影角色，将照片和简历发送至以下号码。他每天一次次给这些号码打电话。
电话里，他假装代表一些听起来名字差不多的制作公司，说他已经把照片和简历按要求发过去了。他们会说，太好了，他已经被加入终选名单了。他们还会加一句，这是一个犯罪剧或者摩托车广告里的小角色，他可以开始为在孟买两周的拍摄打点行装了。他会感谢他们给他这个重要的机会，说到这儿他们就会打断他。
“等一下，”他们会突然插一句，“还有一个小步骤要完成:你能记下这个银行账户，然后往里面打6000卢比吗?这是为了给你制作艺术家证。”
有的时候他会打电话到德里来找我，让我帮他打听一下这些人是不是骗子。我会打给那些号码，然后问电话那头的人有没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他们的身份—制作公司的地址、网站、Facebook主页也行。可以想见，他们似乎总在搬家，或者正在建网站。
汗还没有放弃。
一天早上，他在报纸上看到德里一所表演学校的广告，看起来很靠谱。上面有个真的地址，还写了从最近的邦际公交站过去的路线，后面甚至有电话号码和一个运营中的网站，网站上面还有很多拍电影的视频。
他们提供的机会是:来上我们的表演课，赢得一个角色。一位朋友给他提供了住处，于是他又开始计划了。他得说服家里人让他去，说服讨债的人相信他，然后还得筹一小笔应急基金。
与此同时，我也去了一趟这间演艺学校—C.L.巴拉尼表演学校。这间学校开在德里非常拥挤的区域的地下室小房间里。通向这个房间的小路上垂下很多电线，人得弯着腰走过去。
学校的负责人，C.L.巴拉尼本人是名中年男子，看起来饱经风霜，眼神很犀利，甚至有点多疑，松散的头发被他染成乌黑。他面前的桌子上扔着各种古代的奇怪工艺品，包括一个破烂的公文包。他背后的墙上贴着一张性感的电影海报，他在电影里演一个脸上涂了很多层白粉的警察，一只手举着手枪，另一只手环抱着女主的腰。
我问他这地方就是学校吗?
“我们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我们是在真实的地方上课的—可以是村子，也可以是市场，可以是任何表演剧本写到的地方。”巴拉尼说，表演都是和直觉相关的。他告诉学生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他们所拥有的。
“我告诉他们，我会给你一个角色，不管是个多小的角色。我说话算话。这角色可能是个宗教频道上时长五秒的广告，也可能是我们自己学校新闻频道上的一则广告，但是他们都能在电视上讲台词，即便台词是‘想成为演员吗?来C.L.巴拉尼表演学校。’”
过去十五年中，他培养了大概五六十名学生。并非所有人最后都会成为演员。
“并非所有学生离开学校都能混得好。我只能保证给他们一个起点。如果他们直接去孟买，可能一下火车就被骗得分文不剩。有的孩子在上了我的课之后去了孟买，过了六七年还没得到面对镜头的机会。”沉思了一会儿，他又说，有一些发展得也还不错。
“四个月之前，我接到一个学生的电话。他八年前上过我的课，现在和他兄弟在孟买已经住了七年。他赚钱的办法就是每天在电影城里转悠，求各种在招人的小角色，基本都是群演。一天差不多能挣700到750卢比，一个月干十天，就能养活自己了。”
那下一期课什么时候开始呢，我问。
“只要有人来就开始”，他说。巴拉尼最近发现了一个更赚钱的方法:“孩子们到这儿来，跟我一起住，我管饭。我教他们最基本的东西，给他们一个三小时速成课的CD。这一套打包只用12000卢比。”
随着时间的流逝，阿扎尔·汗想要获得成功的这个世界越来越显现出它的虚假。在这里，似乎靠别人的梦想为生比自己追梦更容易。
在跟访阿扎尔·汗的三年里，我没看到他身边任何一个人成名，连那个自己拍了MV的朋友也没成名。不过，肯定有某人在某地成功了，因为总有来自无名小镇的人空降宝莱坞。但对于成千上万走上追梦之路却不知前路在何方的人来说，他们每迈出一步都比前一步更疯狂。
我再见到汗的时候，甚至不用告诉他我见了巴拉尼。他告诉我他拿到了贷款。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不为任何事情担心，不管是钱、事业，还是家庭。
我起身要离开的时候，他跟我说，这是个预兆，他的生活将变得不同。
（本文节选自《印度青年狂想曲》，略有删改）
![[印度]司妮达·普拉姆、于果果（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9](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cms-bucket.ws.126.net%2F2021%2F1101%2F78dd04c8p00r1vfa900ezc000dd00iuc.png&thumbnail=66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印度]司妮达·普拉姆、于果果（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9
本文选自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印度青年狂想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