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一封家信，致刘海鸥
－－作者：刘海燕
我姐姐刘海燕（1945～2002）自小爱好文学。为了写一部“以反修为时代背景；以新疆为特定环境；
以‘边境事件’（伊塔事件）为典型事件；歌颂我们英明伟大的党，
歌颂马列主义者对修正主义者的重大胜利”（摘自海燕日记）的长篇小说，
她放弃高考，自愿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然而生性追求自由，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她不仅没有实现宏图大愿，
反而受尽了苦难诬陷歧视侮辱暴力，身心俱残，她的早逝与这段经历密切相关。
1965年至1973年海燕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劳动。
这是她1971年写给我的一封信，讲述连队的翻船事件以及她悲凉的心情。
刘海燕
海鸥：
接到你的信时，正是我们连队发生重大事故的第二天。
出事那天（10月10日），我到伊宁市看病去了（我的胸肋软骨炎又犯了，医生开了证明，
让我休息一周）。第二天在回来的路上听说我们连10日早上一下子淹死了九个人。
我一听就相信了，因为告诉我的人是团里的一名干部，此刻他刚从师里汇报情况回来，
当时我像触了电似的，全身麻了……
虽说我恨这个地方，讨厌这个地方的人，可是到底心疼，他们死得太惨，太突然了……
何况其中有六个不满二十岁的再教育学生（四男二女）是今年五月份刚分配下来的，
都很质朴，很能吃苦，很能干的。
农场里现在搞什么增产节约“二十元运动”。一排三排决定在星期天到伊犁河对岸挖甘草。
我们二排长聪明，知道伊犁河水深流急，险滩旋涡多，怕“万一”，所以不叫二排去，只留连里打柴禾。
大约是凌晨四时三刻（新疆时间），两个排大约三四十人就踏着月光，熙熙攘攘来到伊犁河边，
有些人起初睡意未逝，因为昨天晚上开大会表决心到十点多钟。
今天天漆黑三排长就打门敲窗把人从被窝里喊起来，在冷风寒气的刺激下，大家也振奋起来了。
淌过两个河叉子后（两股深水夹的一股浅流）就争先恐后地抢着上船，那是一只只能载六七人的破船，船里已经积了一些水。谁想一下子上了十三个人，载重量超过了一倍。
最后那个推船的小伙子也就势蹦上了船。他这一蹦不要紧，船身倾斜灌进了不少水，
那船就像不倒翁似的剧烈摇摆起来，那推船的小伙子还是死命抓住船帮不放，
这时船尾重船头轻，船帮离河面只有一拃不过……
岸上的人只听到河对岸等候接应的人一声惊呼：“救命啊！船翻了！……”紧接着是一片从水里冒出来的惨叫，但立即被水淹没，又马上冒出来，再被淹没，又冒出，然后就什么也听不到了……天依旧漆黑，月光下什么也瞧不见。
这船上只有一个人会水，那就是三排副排长，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山东转业军人，在海边长大，在部队里专门从事打鱼的。当船沉没几分钟后，活着回到岸上的只有他一人。其他的全不见了，难道凭他的水性和气力（我们连有名的大力士）就不能救上一个人吗？回答是完全能够！
可是他当时完全忘记了这一点，他只顾自己逃命！两个女孩在船一翻就抓住了他，可是他说：“放开我，我脱掉棉衣后带你们。”那两个女孩听话地松开手，一下子就沉没了……
在河对岸担任接应工作的也有一个山东转业的，是个班长。他见船翻后立即跳入急流，救出了三个人，一个送到船上后死了，另外两个推送上了浅滩。而他自己已筋疲力尽，阴冷浸骨的伊犁河水使他冻得失去了知觉，顺水势冲到了下游。幸喜连队早有人在那里截接，才把他救上来了。
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是最好的试剂，真金还是烂铁，截然断明。
我回到连队时，刚好碰上送葬的人。追悼会已经开过了，只捞上五个尸体，其中有一个女孩子，打捞上来后心口窝还是热的，可是没来得及抢救，听说她的手指全挖烂了，可以想象她在水底的淤泥中是怎样死命痛苦地挣扎了！
说也奇怪，这天狂风大作，天气阴霾，送葬的人回来后，竟下起了雨。
“天若有情天亦老”，天会不会老我不知道，天有情我是看到的，这不是在落泪吗？
这些天，九连成了全农四师注目的地方。师首长亲自来了几次安慰死难家属，
打捞尸体的拖拉机来回奔跑，接应家属的马车络绎不绝，
团里领导和有关人员把个园林队住了个满满堂堂，哭声响成一片……
今天，伊犁军区特派的小汽艇在河下游较宽的地方再三巡游也没发现那剩下的四个尸首。
我想早就埋在淤泥里了。那伊犁河底的淤泥不知有多深呢。他们明天要用炸药炸淤泥寻找尸首。
催人天没亮就上船的三排长神经现在错乱，三排副要跳回到伊犁河去，让他母亲拉住了。
三排副跳河是有其道理的，一方面他听到了群众的议论和风言风语，精神上受不了这一打击，
另外他自己良心上有愧，无言以对在他手中滑过去的两条生命和广大群众公正但压抑的不满，
折磨自己的结果就是自杀。
（写到这里我就睡觉了，现在接着写）
俱乐部此时正开着追悼会，昨天打捞上三个尸首全不是我们连队的人，凶暴残忍的伊犁河啊，
你每天要吞噬多少无辜的生命啊，难道你两岸绝色的景致就是迷惑人的陷阱？
明知你绝情无义，可还有那么多人在你两岸游玩钓鱼游泳。水火的可怕我愈发地感受到了。
10月2日，连里一家职工炒菜，把筑有锅灶的芦苇棚子烧起来，幸好那天无风，连里人因备战谁也没出去，抢救及时，才没造成更大的火灾。千万警告克阳元元（海鸥注：另外两个妹妹，分别在山西内蒙插队）小心！万一死于非命，将是多么不堪设想！把这封信给他们看，虽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自己警惕到底好些。
唉，一阵阵哭声传进耳里，心里难过，非常难过。海鸥，我如果遭遇不幸有谁来哭我呢，
远隔千山万水，我听不到呵！我不是讲迷信，可我现在愈来愈信服宿命论，一切全是前生所定。
你看那个推船的小伙儿，他那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就说，我昨晚可做了个好梦，我梦见我结婚了，
讨了四个老婆，……唉，原来那四个女孩是陪他到阴间过日子去的。
如果我死了的话，我想这个地方是没人会想念我，也没人会哭我，为我难受的。
我现在好像成了危险人物，大家都害怕跟我打交道。
我又像是一个沾满毒素的人，谁跟我接触，谁就会得传染病，就会招灾惹祸。
每个人都斜着眼睛看你，无不言三道四，指桑骂槐，背地里将那陈芝麻烂谷子，
道听途说的加油添醋地翻来倒去，用这些来满足自己的低级趣味，填补无聊空虚的精神世界
（海鸥注：海燕法国籍的同学好朋友华卫民被诬陷为在华间谍，
她也因此长期被诬陷为该“间谍”在华的联络员）。
你受也得受，不受也得受，因为这是自己找的，咎由自取，理数应然，可领导上偏偏不给出路，
今天敲一棒子，明天打一棍子，左一个批判，右一个批评，或者抓典型，或者作重点……
海鸥，我一肚子苦水向谁倒啊？在这里找不到同情友谊尊重和信任，谁都可以给你当头一棒，
当胸一刺。我是落水狗了，我就像现在深秋之际凋零的树叶，谁人都可以践踏。
为了宽慰自己，我愈发对伊宁市那三家回族朋友殷勤起来。
我不辞辛苦，不顾路远，不畏劳累，不嫌麻烦地一次一次地给他们带我节约下来的面粉大米
（他们粮食常不够吃，要到黑市上去买高价粮）想方设法给他们张罗地方上买不到的淀粉、
粉条、方块砂糖，千方百计托北京上海的朋友带他们最喜爱的头巾，自己不知贴了多少钱进去……
这一切全为了能在厌恶的境遇中有个可以换换空气的地方，为了能在他们那里找到一点温暖安慰，
找到一点类似家庭味的气氛，改变一下心境。那怕只有短暂的愉快也是好的。
可我自己也明白，这就像是一种兴奋剂，不过刺激神经而已，随着刺激性的消失，
代之而来的是更深的孤独感，陷入更深的无望和悲苦中。
好心人悄悄劝我：安分守己点吧，别再自找苦吃了，可我却像嗜酒的人，即便中了酒精毒，
还是要碰那每一瓶送到嘴边或是没送到嘴边的酒，已经成了一种瘾，明知是在刀尖上跳舞，
可我需要麻醉自己，刺激自己。在这种冒险的“乐趣”中，我似乎还感到我是个活人。
我的热情和精力就在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忙碌中无谓地消耗着，我不知道它还有多少，
我只希望它快一些发挥净尽，我也快去了……
1972年海鸥和刘元去探望海燕 到她的连队要趟过伊犁河
海鸥，咱们小时候像水火一样，彼此不相容，实际上只有你们，
我三个亲妹妹和可怜的父母才真正是世界上最爱我并且是最了解我的人，不论发生什么事，
你们都还用老眼光看待我，这使我感动极了。亲人的劝慰永远是包容我心上创伤的良药，止痛剂。
我们若在一处，恐怕我的精神状态要好一些吧，不会像现在这样。
我给你这封信，这些感叹，你别告诉爸妈了，别再伤他们的心了。你知道就算了。
可是除了这些我又不知道该给他们写些什么，我的境遇太悲苦，实在让我喘不过气来，怎么办呢？……
我们整整三年没见了，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见呢？
要看妈妈问题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解决，领导仍旧有十足的理由不让我回来
（海鸥注：兵团领导以我们的父母有历史问题为由，不许海燕回家探亲，
在兵团八年竟然没有享受过一次探亲假）。
我对你们记忆犹新，只不知道爸妈老到什么地步，是一副怎样的相貌，
你提到爸爸送你到车站的景象而联想到朱自清的“背影”。我的热泪也禁不住夺眶而出，
如果像你这样有自制力，感情内在的人都掉泪了，我恐怕早就失声痛哭起来。
有句老话说：“父母心在儿女上，儿女心在石头上”。
那是说的我们，我们是相互心连心的，不过父母疼儿女的心比儿女疼父母的心有过之无不及。
爸爸在前两天给我的信中，谈的是他放牧的小牛触电线死了的事，说他对牛有感情死了很痛心。
妈妈也谈到此事，还把爸爸所放的六头牛的名字列举出来，又颇有兴致地写了他们养的一只小猫，
如何听话聪明，懂事洁净。妈妈尽管这二年年老体衰，精神上又受那么沉痛的打击，但仍不失风趣
（海鸥注：当时我们的父母都在“五七干校”）。
比较前后我深感爸妈这样的老知识分子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
相应地也改变了精神状态思想境界和趣味，原来是谈诗论画，现在是种五谷讲牛马经。
可怜妈妈为了安慰我，也可以说为了安抚我的神经给我写了那么多小猫趣闻，
更可怜父母在年迈之际只能在这些小动物身上寻找精神寄托和慰藉，而孩子却天各一方相见不得。
妈妈最近来信让我即刻给她复信，不然就要拍电报来。
我很奇怪自己给你们的信你们怎么总收不到呢？我九月下旬给爸妈写过信，怕是还没收到。
妈妈还让我不必寄钱给妹妹，不必锦上添花了，因为他们已经寄得不少了。
那为什么元元来信说身边只有五分钱了，又借了别人的钱，我马上就给克阳和元元分别寄了三十元。
这本是做姐姐的一点心意，送得也太晚了。我在克阳回北京前给她寄了一封长信，想是她没收到？
你叫她回我的信中没见她提起，你代我写信问问她。
苹果干是否给你们寄去？我们又是半年没发工资了，如果新年能发下来，就有一百多元，
我可以多买些布，给你们三人各扯一套衣服，各扯一套被里子都有余，我现在身边有十六米布票。
你不知道我现在是多么懊悔由于自己的任性心血来潮一意孤行所造成的终身不幸，无法排遣的痛苦，
无法弥补的损失，无时不刻在折磨着我，直到我死的那天。我当初如果肯听父母话的十分之一，
也不至落到今天这个惨境（海鸥注：指当初不听父母劝告而主动来新疆）。
我就想不通为什么像我们这些无名小卒就要死死地呆守在一个地方？
即使被万人唾骂，遭千人鄙视的情况下，也要忍辱含羞，在这条荆棘丛生的路上走下去，
可是为什么些人，不论是能力有限，还是与人不和或者犯了错误都可以调动、调换。唉！
命运啊，太不公平！
今天那个副排长又要跳伊犁河了，又被人拽住了。
唉，“活命哲学”保下来的命也不是好活的，永远受良心的折磨。
海鸥，我如果死了后，你替我写一篇回忆录作纪念吧，你能够写的
（海鸥注：海燕去世后，我为她写了一篇长长的回忆录，并为她出了一本50万字的纪念册）。
海燕
1971.10.13
转自《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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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3年不敢见的父亲
－－作者：萝卜头666
他叫尤广才，一位中国远征军老兵。
大家知道他的时候，他已经是抗日英雄的代表，但在此之前，他却是人人避之不及。
就连唯一的亲生女儿，也23年不敢和他相见。
今天，他的女儿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团。
23年过去了，我都没有见过父亲。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他在山东教中学英语，我在北京工作，只靠书信往来。
这期间我结婚、生子，每次有大事都会告知他，却以各种理由避而不见。
直到1988年的夏天，我给父亲写信，说他可以趁暑假来北京一趟。他得知后，马上就买了火车票。
我能感受到父亲的欣喜，而我的心情却很复杂。
1
到了约定的日子，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去永定门火车站接父亲，可直到火车上的人走完，也没看到他的身影。
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联系不上，着急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先回家，却在家门口见到了父亲。
原来，我们接他时迟了几分钟，他在车站没看见我们，就等不急，竟然自己按着地址找来了。
站在家门口的他穿着一件白衬衫，穿着崭新的裤子和凉鞋，头发花白，身形清瘦，脊背笔直，乍眼看不出被生活摧残落魄的痕迹。
他刚一见我就忍不住哭了，我却没有哭。我的心既有爱，又有怕。
即使文革已经过去十多年，但整个社会上对于他们“这种人”还是不认可。
我们客气地把父亲接进了屋。整个屋里除了放一张双人床和一个柜子，再也放不下其他东西，只好在卫生间和厨房前的过道上，帮他支了一张单人床，一家人做饭上厕所都不方便。
但能见到我，父亲开心极了，每天去公园读英语备课，兴致高昂。
暑假结束，父亲又回到山东继续教书。在他来的一个月里，我们像是保持了默契，对过去的所有经历都只字不提。
父亲到北京时还带着他的英语教材
我的父亲叫尤广才，1950年12月我出生，他就是个“历史反革命”。
天寒地冻的冬天，我的到来让反革命的父亲很兴奋，给我取名“尤恒”，他希望我长大成人后，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女儿。
此时的父亲，最大的心愿是有份固定收入，好养活妻儿，然而他是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人，任何单位都拒之门外。
街道办事处倒是很关照父亲这类人，常常给他介绍工作，比如扫大街、掏厕所之类。
父亲哪受得了这个，他把家里最后剩下的一点钱，买了一辆手推车，每天天不亮就去贩卖青菜。
从一位军官降格成为沿街喊卖的小商贩，让父亲尴尬为难，根本喊不出叫卖声，但想到我还在家里等着他挣钱吃饭，他只好厚着脸皮，在沈阳街头吆喝。
父亲最难堪的时候，却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我每天坐在院子里，等着父亲卖完菜回家，每当他拖着疲倦的身体收工回来，我都高兴地扑到他的身上。
他则拉起我的手，带我去沈阳太原街的新华书店，买英文的教科书读给我听。在当时，会英语的人非常少见，我从没见过其他小伙伴的父亲有这个技能，他是我的骄傲。
父亲的吆喝声越来洪亮，买青菜的人逐渐增多，生意日渐兴隆，日子总算能过下去了。
但父亲还是想有个长期稳定的工作，他隐瞒历史反革命的身份，混进沈阳铁西区的工厂，这是日伪时期最大的工业区，他想当长工学知识，当个工程师。
公司专门修建木结构桥梁，人工打桩，十几个人抡起上百斤铁锤把木桩打进地里四、 五米深。这种工作体力消耗很大，叫人胸部疼痛，手臂酸痛。
没曾想，到了 1951年年底，公司审查职工历史，便把父亲清洗开除了。
灾难一个接一个，我在医院当护士的母亲抛弃我们父女，离家出走了。
母亲生性好强，因为有一个“国民党反动派”的丈夫，在工作中四处碰壁，受尽别人的白眼。
母亲想去改变命运、改变身份，改变女儿的未来，一个人悄悄走了。
那时我太小，不知道父亲内心的绝望。
晚年看他回忆录才知道，要不是我每天憨态可掬的笑脸，连续呼叫爸爸的甜蜜声音，父亲早就了断了生命。
2
为了养活我，父亲只好打起精神再去找工作，去商场门前拉货。
每次拉着上千斤的货物爬到天桥，健壮的父亲也全身冒汗，几次累得口吐鲜血。
那些年常有阿姨来我家看我，问我想不想母亲。我太小了，平时也是姥姥带我，我哪里懂得母亲为什么离开这个家，离开深爱她的丈夫和女儿？
稍大一些，看到别人家都是父母成双成对，一家人团团圆圆，当然十分羡慕了。
当时我和姥姥住的屋子，是日本人建造的房子，房间里没有床，是日本人的榻榻米。房门是纸糊的带格拉门，但是家里有能烧饭的煤气。
在靠墙的壁橱顶格，立着一张父亲穿着国军服装的照片，非常地精神。我心想，虽然我没有母亲，但我有父亲，而且我父亲还非常神气。
为了在小朋友们面前显摆，趁家中无人时，我登上了壁橱的顶阁，拿出父亲的照片，在阁楼上向外面的小朋友闪电般晃了一下，收了起来。
因为怕他们看出一身戎装的父亲，戴的是国民党的大檐帽。
照片上年轻、英俊的父亲，它永远留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中。除了照片，家里还有一个特殊的袋子。
那是一条军用睡袋，它是长长的、淡黄色的，上面有一个睡帽，还有一条长长的拉锁、羽绒软软的睡带，躺进去特别舒服。
睡袋上有二个明显的英文字母：US。
父亲的睡袋在多年后已经破旧不堪了
小时候常常跟姥姥捉迷藏，把自己装在睡袋里，拉上拉锁，缩成一小团，再钻进立柜，让姥姥寻找。
姥姥曾告诉我那是父亲的东西。但没有人说起它的来历，在家里仿佛是个禁忌。
直到1957年春，销声匿迹许久的母亲突然来信，叫父亲到北京学习中医，原来她之前跟人去北京的一家疗养院当护士。
能与妻子破镜重圆，又能学习医药技术，父亲自然十分高兴，白天在诊所里做收费出纳工作，晚上就跟着北京的一位老中医学针灸。
父亲没日没夜地干活，想靠着自己的努力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
没过多久，父亲让姥姥带着我也来到北京，和父母团聚。那是我最开心的日子，因为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我每天最期盼的，就是父母能一起来接我，带着我去公园玩。
但好景不长，北京“要扫除社会上反动阶级一切残渣余孽，使北京市成为一座清澈透明水晶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苦难的命运像一个凶狠的恶魔，正睁大眼睛等着反革命父亲。
1958年大年三十的早上，父亲在诊所的庭院漫步，还在盼望今天人能少点，好回家过除夕，思绪融融之际，蓦然抬头，两位警察出现面前。
一位警察指名道姓地说，尤广才，跟我到派出所去。
警察的话像沉雷震耳，一下子把父亲惊呆了，问：“什么事？”
警察说：“不用问，到派岀所就知道了。”
父亲定神一想，事情的缘由知悉了大半，显然“历史反革命”是根底，还有什么理由可辩解呢？
听天由命吧。
3
这一年的除夕之夜，北京城到处响着贺岁的鞭炮声，父亲就在这样热烈又凄凉的气氛里迎来了新年。
父亲这一整天没有吃上饭，他也不感到饿，因为生理上的饥饿感，已经被精神上的痛苦压抑住了。
他怕母亲因此和他离婚，更怕再也见不到我。
很快，父亲被发配到天津茶淀清河农场，开始了劳教生活。我们一家人又分离了。
不得已，我随姥姥再次回到沈阳，而这一次，我不但没有母亲，连父亲也没有了。
父亲到清河农场不久，就经历了一场杀鸡儆猴的公审大会，5人被执行枪决，罪行是现行反革命。
历史反革命的父亲看得心惊胆战，完全无法预知自己是否能活到明天。
他小心翼翼苟活着，每个月都把劳改农场给的生活费，寄给姥姥，有时20元，也有时15元。
姥姥同父亲的通信，就由不到10岁的我去邮局发出。
那时正是全国大饥荒的开始，农场熬不过饥饿的人一个个躺倒了，有多少人死去不知道，但太平间每天总有两三个垂死病人停放，第二天就不死了。
父亲的身体底子好，白天还能走动，但夜晚便饿得昏昏沉沉，像是失去知觉。姥姥知道后很心疼父亲，炒了2斤黄豆让我寄给父亲。
小小的我抱着豆子，垫起脚尖站在比我高的邮局台子上，将这黄豆寄给父亲。
没想到父亲收到后舍不得吃，只吃了两颗想藏起来细水长流，没想到第二天全部被别人偷走。
因为没有父母在身边，从小我继承了大人敢闯的特点，经常独自坐火车去北京探望母亲。
有一次我去北京穿着一条连衣裙，是姥姥给我用丝绸大褂改的，特别美。洗完后晚上晾在外面，早上一看就没了，被人偷走了。
母亲觉得挺对不起我，为了补偿我，第二天带我去买了鹿皮鞋，做了连衣裙，还带我到照相馆照了相。
这张照片我至今仍被我仔细保存着
我穿着漂亮的裙子，开心极了。
后来才知道，那是母亲去卖血换回的20元钱。
当时母亲在北京东四儿童医院工作，父亲去劳改农场后，她独自带着襁褓中的弟弟，曾多次靠卖血补贴生活艰难度日。
这一次母亲真的坚决要和父亲离婚了，她说是为了我。依稀记得她和姥姥的对话，说： “要划清界限，站稳立场。”
在劳改农场的父亲，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虽然我的法定监护人变成了母亲，但父亲还是每个月都会给姥姥寄来生活费。
小学五年级的暑假，我又独自去北京去探望母亲，那时母亲已经改嫁了，即将分娩生下我的二弟。
假期结束时，母亲却要我在回沈阳的途中，去看看农场改造的父亲。母亲心里到底是有父亲的吧？
能去见父亲，我当然也高兴，可从茶淀火车站下火车，我望眼欲穿地看望着南来北往的人群，过了很长的时间后，确定不会有人来接我。
是呀，劳改分子怎么能有亲情？怎么可能去接女儿呢？12岁的我，只好在陌生的车站里拉着陌生人一个个地打听。
通往茶淀劳改农场的长途车里，气氛非常沉闷。坐这趟车的人都是去劳改农场的犯人家属，他们都是大人，只有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心里特别委屈。
到了农场，高高的围墙拉着铁丝网，站着威严的哨兵。听见若远若近的骑兵进行曲，像沉重的石头压在我的心头，让我喘不过气。
在农场的大院中，有个管教人员问我来看谁，我说来看父亲尤广才。过了一会儿，就见一个人从远处向我走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与我在儿时记忆里的父亲截然不同，印象中满头黑发的父亲已不存在，是个穿着灰衣服满头蓬乱白发的老人在看着我。
我的心在颤抖，眼泪不由自主落下来，算起来父亲也就40余岁。
4
父亲见到我肯定很高兴，可一进他的宿舍我就傻眼了。
那是个大通铺。我一个女孩子，不可能和一群男犯人睡大通铺。当晚，父亲把我安排到一个牛棚里住下。
臭气熏天的牛棚里，放着一个木板床，挂着一个蚊帐。我哪里受过这种罪，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在城市里长大的。
我心里一万个委屈，含泪和父亲挤在一起囫囵睡了一夜。尽管挂了蚊帐，但恶毒的大蚊子还是不客气地将我的鼻子上咬了一个大红包，至今在我的鼻子上还留有印记。
童年还有虚荣心的我真后悔来这里，“同学们都知道我去北京看母亲，怎么会咬了这样一个大包？”
早上醒来父亲已上工，我着急要上厕所，发现门锁了，我摇着牛棚大门喊父亲，父亲肯定是听不到，我只好在牛棚里方便了。
中午父亲回来才告诉我，劳改农场里除有一些政治犯，也有一些现行犯，为了保护我，只好将我反锁在牛棚中。
那是我一生中刻骨铭心的记忆。但我印象更深的是，农场有一位叔叔对我说的悄悄话：
“孩子，你父亲是一个好人，他当年到缅甸是参加远征军，打日本人的，等你长大就懂了。劝劝你母亲不要同他离婚。”
我确实还是一个孩子，还不能理解他在说什么，况且母亲已经和父亲离婚了。懵懂的我只知道父亲是黄埔军校的，也是第一次听说了远征军这个名词。
农场不适合女孩子呆，我住了一个晚上就离开了，父亲送我去的火车站，当时太小，不懂事，只记得父亲去小卖部买了好吃的罐头。
和这种玻璃瓶的水果罐头很像
后来才知道，母亲安排的那次探访，对父亲意味着什么。
父亲说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刻，一想到12岁的女儿独自冒险去探望他，就打消轻生的念头。
到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母亲下决心将我从沈阳接到北京。为了划清界限，全面脱离同父亲的关系，母亲在上户口时将我原来的尤性改成随她的姓氏。
就这样我的名字叫杜恒，开始同母亲和继父一起生活。从此我档案中的父亲记录，全是继父的。
虽然不能和父亲生活在一起，虽然改了名，但我和父亲的联系依然没有断。
比如，父亲的那条军用睡袋，就被我带到了北京，我曾多次钻进这暖暖的羽绒睡袋，它是我和父亲的亲情纽带。
1965年春天，母亲告诉我父亲已经解除劳动教养，要回山东老家，临行前要见我一面。
母亲生怕别人知道我们的父女关系，要求我见面时叫他叔叔。我对当时的情况一知半解，但见到母亲紧张万分的模样，被她的情绪感染，又担心又害怕。
那天在学校，老师讲什么我根本听不进去，终于教室开了一道门缝，只听班主任说：“杜恒你出来一下，你叔叔看你。”
我好紧张，怕别人从我脸上看出他的影子，认出他不是我叔叔而是我父亲。我跑出去见了他，和他简短说了两句话。
我们已经多年不见，父亲流着眼泪，约定明天让我和母亲一起，去一位朋友家见面。
第二天，在一处四合院里，我们一家三口终于重逢了。
5
父亲对母亲说：“回老家山东，我的情况不会好的，希望你好好抚养孩子。她长大成人是我唯一的希望。”
当天下午，父亲又带着我到天安门广场走了一圈，参观了历史博物馆。只不过，我们父女俩一路无语。
我知道，父亲是为了我才回老家的，因为他的身份，只要他在北京，只要有人知道我的父亲是他，我就不会有好前程。
我们在“馄饨侯”吃了一顿简单的饭，分别时父亲给了我30元钱，和两个硬硬的米糕，沉甸甸的。
我当时并不理解，那30元更为沉重。
父亲全部财产只有150元。这钱是茶淀农场发给他三个月工资和遣返原籍的安家费。
为了我的前途，父亲从此告别了我，回到了他的老家山东枣庄。
父亲在枣庄时一直住在类似的茅草房中
一年前，父亲曾从农场回过一次家探亲，那是他离家15年后，第一次回家，他不知能带什么东西使奶奶高兴点。
父亲的祖上是典型的书香门第，只是父亲不满4岁，他的父亲和爷爷同时死去，家道中落。
父亲能够活下来，全靠我奶奶辛苦地拉扯。奶奶的手工很巧，会裁剪缝纫，常常被财主叫到家里做衣服，一做就十天半月，她的两个手指都弄弯伸不直了。
抗战爆发后，日军兵临城下，全城惶恐，民众扶老携幼纷纷从城里逃出。奶奶到峰县南关耶稣教堂避难，父亲则要去别处逃难，寻求抗日机会。
分别的那天早晨，19岁的父亲与60多岁的奶奶抱头痛哭。他深深一跪，带着6块“袁大头”，开始逃难。
父亲跟着逃难的队伍盲目前行，从家出走时，他脚上穿的是奶奶手工缝的一双布鞋，经过长时间的辗转奔走，这双鞋已是鞋底穿空，鞋面翻飞，面目全非了。
一直到了安徽凤阳一带，父亲碰到了一个专门招收有文化的流亡青年组织，参加考试被录取后，送往武汉编入“战干团”军事队。
之后军事大队并入黄埔军校，父亲成为了黄埔16期毕业生。
1939年秋天，父亲从军校毕业，当时正值第一次长沙会战，同学应战场需要都被分配到前线作战部队，而父亲因为在校表现优异，被留团使用。
父亲一直寄希望抗战胜利，荣民还乡，光耀祖宗，没想到抗战之后是内战，父亲成了历史反革命。
在农场这些年，父亲一直不敢和奶奶联系，此刻坐在回家的车厢里，父亲的心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胸中。
下了车，他缓慢地移动着脚步，走进低矮的茅草屋，只见自己的老母亲端坐在床沿上，年老体衰，已不能下床走动。
父亲一头扑进奶奶的怀里，痛哭了起来。奶奶认出了自己的儿子，抬起头说：“你怎么变得不像你走时那样俊秀了呢？”
父亲无言以对，环顾一贫如洗的家中，家具还是儿时的木桌、板床、厨具。
因为自己的反革命身份，母亲、兄长均被连累，自己有何脸面回家，面见家人？
父亲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再回老家了，但没想到清河农场要进行改组，就业劳教分子必须遣返原籍，接受新一批送来的劳教人员，以减少开支。
父亲不回也得回。
父亲从北京走时，特别花了20元买了点心、酱菜，希望能博得奶奶和伯父高兴些，当父亲走进熟悉的草屋，叫了一声“娘”。
奶奶应了一声，转脸示意，要父亲问候正睡在里间的大伯。父亲走进里间叫了一声“哥”，没有回答，连叫了三声， 还是一直没有回应。
父亲知道这是伯父拒绝他回家的信号，于是父亲退了出来。他把仅有的100元钱拿出来，交给了奶奶。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父亲给我的30元钱，我回家后交给母亲保管。
6
父亲遣返回原籍后，我们断了书信往来。
年少的我心里总是冒出一个念头：父亲回老家，没有了工资，他老了怎么办？
有时街上看到拾荒的老人，就十分揪心，我感觉总有一天父亲一定会来找我。
其实回到老家的父亲还不如这些拾荒老人，他在矿山捡铜蛋，水泥厂拌水泥，砖厂搬砖头，最后他决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主动申请落户农村。
父亲选择了一个边远的陆庄小村，在这穷困的小村里，父亲不仅干农活卖力，还兼任代课老师和赤脚医生，很快和村民打成一片，他已经做好扎根农村的准备。
只可惜，这也是他的一厢情愿，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这样的历史反革命首当其冲。
曾被全村爱戴的尤老师、尤医生，一下子又变成了牛鬼蛇神，被踢到跪在主席台上，接受众人的批斗和唾弃。
命运就是如此的捉弄人，不仅父亲，母亲也未能逃脱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她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父亲离了婚，找了出身好的继父，以为有了保护伞，没想到继父也被打倒。
有两次，继父在我们住的院子里被批斗，我在家里就能听见鞭子抽打的噼啪声。
我真担心我那幼小的弟弟因不懂事会冲上前，遭到毒打，我拼力护着他们，不让他们跑到会场。
而母亲亲眼看到自己熟悉的医生，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这致使她得了严重的神经分裂症，母亲疯了。
她总说有人跟着她，连院子里的鸡、猫、狗都跟踪她。不满17岁的我强撑成一副大人模样，带母亲去医院做电疗。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母亲从电疗室出来时，脸色苍白，口吐白沫的样子，我心中充满了说不出来的恐惧。
那时北京安定医院是我最不想去的地方
很快，我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到黑龙江建设兵团2师16团插队。
临行前，母亲用父亲留给我的30元钱，做了一件绿格呢子的外衣。北大荒天寒地冻，我悄悄将父亲的美军睡袋带在了身边。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有人告发了这件事，那我肯定没有好下场。
胆小的我趁着宿舍没有人时，将睡袋拆开，改成了一床褥子，并把标示美国的US字母用旧布缝在里面，就这样，直到我离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都没有人发现这秘密。
这条军用睡袋伴随着我在北大荒的火炕上，长达10 年时间。
当时建设兵团处在反修前哨，连队都要评选兵团战士。看到那些出身好的同学，能够光荣评选上兵团战士，我心里非常羡慕。
我所在的连队经常倒粮食坉子，扛麻袋，我年轻上进，争强好胜，为了能被选做兵团战士，扛过小180斤的麻袋上三节跳，生理期来时，也都不在乎。
当年母亲为了和父亲划清界限，我档案中的父亲记录，全是继父的，继父出身好，又是医院党支部书记，我以为靠努力评选上兵团战士，是理所当然的事。
没想到评选大会时，他们板起面孔轮番问我：“你父母为什么离婚？你父亲当年是干什么的？”
他们要我和父亲划清界限。
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知道我的父亲的，众目睽睽之下，我被当做犯人一样询问，恨不能马上钻到地缝里。
愣在会场，我半天不知道能说什么，最后憋出一句：“我爸妈离婚是他们的事儿，我不清楚。”
这件事令我心碎，从此在连队抬不起头来，也对父亲多了一种说不清的情绪。
而父亲要找我的这一天，也终于来了。
7
大约是1972年左右，我接到沈阳舅舅的来信，告知父亲找我，要我考虑是否同他联系。
我很害怕，在这反修前哨，如果有人知道我同有历史问题的父亲联系，今后我怎么在这里待下去？
想来想去不敢同父亲联系，尽管没有写信，但血脉亲情苦苦地困扰着我，让我的心总是揪着这件事。
大约又过了一年，沈阳的舅舅又来信，说父亲很想我，希望我能同他联系。舅舅让我来选择是否通讯。
我真不知道和父亲会有什么结果，会不会影响我的工作，更不知道给他回信能写什么。
在困惑中，我写信给哈尔滨的二姨和二姨父，让他们帮我出主意，到底要不要和父亲联系。
我很快收到了来信，姨父说：“孩子你不要怕，我们知道那段历史，让你父亲把信写给我们，我们再转给你。”
就这样，在二姨一家的帮助下，我和父亲开始了长达6年的“转邮通信”，父亲写信到他们家，他们家再转给我。
我写给父亲的，无非是写一些我在兵团的近况，干活身体扛得住，伙食不错能吃饱，生活挺好的，让父亲保重身体，再寄去我身穿绿军装腰扎武装带手拿红宝书的照片。
父亲原本对收到我的信没抱希望，突然收到信后，把信反复读了数遍，泪流不止，薄薄一页纸，对他来说却如获至宝。
我把这张照片夹在了信中一起寄给了父亲
父亲写给我的信件，因多次搬家已经全都遗失了，而我写给父亲的，还被他仔仔细细地保存着，一封不差，直到他逝世。
我从兵团回到北京后，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小家，每一次重大的事我都会写信告知父亲，但从未说过要和父亲见面。
直到1988年后，我终于在信中答应了父亲见面的要求。这是23年前我和父亲北京分别后第一次见面。
海峡两岸隔绝了38年，而我们父女同在大陆，也苦苦等了23年。
当时父亲已经被摘掉 “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当上枣庄市西王庄乡中学英语教师。假期结束后，父亲继续返回老家教书。
我们还是通过信件保持着联系，直到1993年，单位分给我一套一居室住房，父亲已经退休，74岁的老人一直独身生活在农村，我毫不犹豫将他接到北京定居。
住了两个月，父亲说要回趟老家去拿些行李。当时我还纳闷，父亲卧室的行李他来之前，我们就已经全部备齐了，都是崭新的。
没想到，父亲费了半天劲，背回来一个大袋子，我一看，竟然是一床旧褥子。那褥子一看就有些年头，已经很旧、很脏了。
这个褥子，一直垫在父亲的床上，两次搬家，他都随身带着。因为，那褥子是奶奶生前盖过的，是奶奶留给父亲的唯一遗物。
这个褥子，我一直没有拆洗，我想上面有奶奶的气息，是父亲怀念自己母亲的最好记忆。
我也把随身携带多年的美军睡袋交还给了父亲。睡袋跟着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我结婚时父亲不在，它作为娘家的嫁妆，被我垫在身下，开始和丈夫的新生活。
睡袋历经数十年风雨，已经变得薄厚不均匀，布面也已经破损。为了不让羽绒外溢，我小心地将爱人上山下乡用过的木棉褥套将它套上，这样就是我们夫妇一起保护它了。
现在，它终于物归原主了。父亲不舍得用，小心保存起来。
父亲到北京没多久，我就因为工作，出国多年，父女俩也再次分离，当时电话费很贵，只能春季打一次免费电话。
到2003年我退休回国后，突然发现一件奇怪的事，不知怎么的，父亲不停有人邀请他出席各种活动，说他是抗日英雄。
父亲在纪念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70周年发表讲话
我之前这知道他是国民党的兵，也不知道他参加过抗日，从有记忆起，他就不停被批斗，是让我和母亲一直担惊受怕的历史反革命。
现在他却如此被人尊敬，我一时竟有些难以置信。
更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8
那是2008年，父亲见到一份珍贵的历史文件。
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驻印军第五十师缅北战役战斗详报》中，竟然发现了父亲尤广才的名字。
是他在1945年3月参加缅甸西保战役立功的记录原件，战报的功勋事迹是这样评价我的父亲：“忠勇果敢，指挥从容，行动坚决，于三月十六日攻破敌坚固阵地，一举追敌至数英里，使敌不逞而抵抗。”
年近九旬的父亲见到这63年前珍贵的历史文件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历史对他最大的褒奖和肯定。
第一排中间站的是将军，父亲在将军身后
1944年4月，作为中国第二批远征军，父亲和战友沿着驼峰航线飞赴印度，领到了几乎没见过的装备：米黄色的英式军服，蚊帐、抹脸的防蚊油、防蚂蟥的666粉。
还有那条印着“US”字样的美军军用睡袋。
很快，父亲的部队被派到缅甸北部的孟关，驻扎在密林中等候战斗命令。
当时他在新1军第50师师部任特务连连长，负担师部安全警戒任务，一般情况下很少直接参加战斗。
50师攻下密支那后，全连官兵都愤愤不平了，背地里不断唠叨，仗都是人家打的，难道特务连就一直站岗放哨，坐在看台上看别人打鬼子吗？
父亲也被大家的士气鼓舞，应该为连队争取上战场的机会。
过来两月，一天早晨，当父亲走向操场，号兵周勇迎面走来，啪的一声一个立正，态度庄重，神色严肃地问：“连长你向师长请战了吗？”
一句话问得父亲无言可答。
周勇当然才18岁，两眼炯炯有神，父亲看他人小机灵，把他送到师部司号长那里学吹号，很快就把号学会了。
别看周勇是个号兵，可他的权威不小，平常吹个“立正”号，全连官兵，无论人在哪里都得严肃起立，目不斜视，规规矩矩地站好。
每遇到这种情况，号兵周勇就眉飞色舞，非常高兴，觉得他那把号发挥了威力。他给号系上一条彩带，缀上两个大红绒穗，平时把号擦得精光崭亮，能映出影像。
被周勇这一激将，全连官兵也一起催父亲去请战，父亲不敢再拖延了，早操完毕就去找潘裕昆师长请战，没想到，师长面带微笑答应了。
他说：“我师即将从孟拱出发沿铁路走廊南下进攻南杜、西保之敌，将你连配属149团，你们要打个漂亮胜仗！”
父亲回答说：“一定不辜负师长希望，打个胜利仗。”
回连后，父亲把这个大好消息告诉全连官兵，大家兴高采烈、欢笑沸腾。完全没想到前面等着的是死神。
1945年3月8日，50师从缅甸南渡直插西保，进攻部署是以148团为中央队，以149 团为左翼队，以独立步兵1团为右翼队，以150团为预备队。
中央队和右翼队受到地形限制进展迟缓，左翼队149团从空隙中开路迂回，在大德东面偷渡南渡河，只花费6天，便到达西保外围。
3月16日拂晓开始对西保市区进攻，特务连配属于149团第2营，沿公路担任对西保市区直接进攻。
战斗打响以后，父亲率领第1排、第2排正面攻击，第3排为预备队，在师炮兵营和团迫击炮连的火力掩护下，特务连很快接近敌人，与敌人发生激烈战。
战斗十分残酷, 到了中午还未解决战斗。父亲在连指挥所待不住了，要到前线察看战斗情况。
这一去，父亲留下了一辈子的愧疚。
9
父亲带着号兵周勇和两个传令兵，快速向火线跃进，只听到“嗖”的一声，周勇倒下了。
父亲转身一看，鲜血从他胸部军衣渗出直淌，这时又是“嗖、嗖”连续两颗子弹落到父亲身前泥土里。
此时周勇面孔苍白，双目紧闭，父亲扶着他紧张喊：“怎么样？”
周勇睁开眼回答说：“不行了，连长！”
又接着说，“你不用管我了，赶快离开这里，右前方那棵大树有狙击兵。”
日本兵的张狂、狡猾举世公认，特别是缅甸战场上日军狙击手的张狂，让一切亲历目击的盟军战士都触目惊心。
他们在溃退进程中发明了一种独特战法，可称之为“自杀式火力点”：把狙击手绑在高高的大树上，专门狙杀中国军队的指挥官。
狙击手之所以要被绑在树上，是因为即便被发现后击中，也不会掉下来，仍然能够持续射击直至战死，绝对不逃走。
日军这种张狂得不可思议的战术，让中国远征军吃尽苦头。万万没想到，父亲一上战场就遭遇了。
狙击手的目标是父亲，而此刻中枪的是离他最近的号兵周勇。
周勇很快已经有声无力，说不清话了，只是断断续续地说：“我……再也……不能……跟你……吹号了。”
当父亲再唤他的名字时，再也听不到回音了。
战事紧急，父亲留下一个传令兵照顾周勇，他继续摸爬、翻滚、跃进，很快来到前线，来得正是时候。
只见阵地上刀光剑影，杀声震天，第一排正与敌人拼刺刀，展开肉搏战！父亲紧张地大声呼叫：“周勇吹冲锋号，冲呀！”
军号哑巴了！
父亲这才想起，周勇再也不能为他吹号了。
失去贴身号兵周勇，父亲心情一直十分自责。他平时带兵大大咧咧，对待士兵思想不是那么体贴入微。他只知道周勇的名字，是一个湖南人，家的详细地址和他的父母情况，父亲一概不知。
周勇和其他牺牲的远征军将士，只能埋葬在密支那中国驻印军的英雄公墓里。
缅甸西保之战，国军完胜，战后清点人员装备，特务连伤亡人员共25人，因作战有功，父亲名字被记录在功绩战报中，存进历史档案。
西保之战父亲毫发无损，但没多久一次行军演习中，父亲却差点丧了命。
10
当时大战结束，部队在休整，一次日常的训练中，一个士兵竟然踩到日军埋下的地雷。
几名士兵当场被炸死，父亲也身负重伤，弹片从父亲右肋穿进体内，他的腹部永久留下一道“<”形的伤疤，而右腿的弹片终身也没有取出。
1945年5月，伤愈后的父亲乘飞机凯旋回国，抗战胜利后，父亲随部队去了东北，准备从苏联手中接管东北。
在东北，经同事介绍，父亲和母亲相识，父亲比母亲大12岁，但当时父亲风华正茂，是新一军的校级军官，深得领导器重，前途大有可为。
父亲的军长知道老部下要结婚， 特意让人把准新娘子接到军部帮参谋参谋。谁曾想，军长看过后，就私下对底下人说，这一对夫妻待不长久。
说是这样说，军长还是非常重视父亲的这桩婚事，军长专门派了参谋长去当主婚人，又把自己专车派给父亲，去接送新娘子。
那天沈阳城非常热闹，新1军50师150团的团长、营长、连长、排长及士兵，都来参加父母的婚礼，足有百十号人，办得很是风光。
谁也想不到，新婚才两月，辽沈战役开始，国军惨败。
父亲一下从国军的军级少校团附，一下变为一介逃窜流寇，于11月3日狼狈逃回沈阳。
此时沈阳已经完全解放了，在家住了几天后，父亲主动去沈阳东大营临时收容所报到，很快又被送往抚顺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
解放军负责人很高兴地接待了父亲，想让父亲为新政府效劳，父亲执意不肯。
他心想自己八年抗战，流血、流汗，本应是抗战功臣，为什么倏忽之间，反而成了被施舍的对象，他决心脱掉军装，回地方当老百姓。
和数十万的抗日老兵一样，父亲没能当成普通老百姓，他们有个专属的身份，叫“历史反革命”。
很多老兵没有熬过历史的酷刑，顶着反革命的帽子早早去世，父亲是幸运的少数。
作为中国远征军老兵的代表，父亲开始不断参加节目、接受采访，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仿佛一夜之间，父亲从一个普通老人一跃成为受人欢迎的明星。
哪怕他已口齿不清，只要他开口说话，会场的来宾都会鸦雀无声，全都认真倾听他的发言。
特别是2014年，父亲作为国军的抗战老兵代表，受邀参加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活动，两次受到习近平主席的接见。
父亲坐在轮椅上，习主席俯身握着他的手，询问他的年龄。父亲回答95岁，习主席紧紧握住他的双手，那一刻父亲泪流满面。
一个抗战老兵的最高荣誉，最终得到了国家的认可。
10
2019年7月2日，父亲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100岁。我遵从父亲遗嘱，将他的骨灰送往山东枣庄。
父亲92岁的时候，我曾陪他回枣庄去给奶奶上坟，他在奶奶的坟前嚎啕大哭，像个委屈的孩子。
父亲曾说过，他这一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任何人，唯独对不起自己的母亲。他早就立下遗嘱，等他百年后，要和奶奶埋葬在一起。
奶奶当时是土葬，父亲去世时已经不能土葬了，我们只好为父亲挑选了一个离奶奶坟墓最近的公墓，让生前未能尽孝的父亲了却遗憾。
奶奶留给父亲褥子，直到父亲去世，我们才和父亲的遗物一起烧毁。
而父亲留下的那床“us”军用睡袋，作为中、美盟军共同抗击日寇的物证，已经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永久收藏。
因为父亲，我们认识了很多将军的后人，一次我接到晏欢先生的电话，他的祖父是父亲的军长，他告诉我，他竟然在家里珍藏的照片中，发现了我父母当年的结婚照片。
母亲从我记事儿起就离家出走了，我从小就没见过父母的结婚照，听到这消息，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为了证实照片上的人确实是我的父母，晏欢又把照片背后的文字对我念了一遍：“敬献昆公军长、潘夫人，职尤广才、杜文镜拜 。”
这张照片回到我家后，父亲放大了收藏在书柜里，照片中新娘披着雪白的婚纱，挽着新郎的胳膊露出幸福的微笑。
这张结婚照后来一直被父亲收在桌面的玻璃下面
母亲文革中精神失常，和继父一起下放到甘肃后，病情进一步恶化，回到北京后，伴随她的也是冬眠灵、利眠宁等治疗神经的药。
这些药物副作用很大，极大地伤害了母亲的身体，她不到60岁，就早早离开了人世。记得母亲病中经常和我说一句话－－“如果可能，我要和你爸爸好一辈子。”
我从来没有问，母亲说的“爸爸”，到底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继父。
我看着结婚照中幸福的母亲，虽然心里酸楚，但总算有了答案。
我曾在公共场合采访过尤老两次，每次说到激动之处，尤老都会突然拉起上衣，露出右腰部上一道长长疤痕。
由于时间关系，当年没能听尤老讲完他的人生故事。这一次终于从尤老女儿的讲述里，完整了解了他坎坷的一生。
而这坎坷中，更打动我的是他身边的女人，他的母亲、妻子、女儿。
是这三个女人，让他在个人的尊严、过往的功劳、美满的家庭都被摧残得支离破碎时，熬过来了。
转自《真实战争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