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骆宾王
骆宾王（公元约626—684后）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在他所留下的诗文中，最广为人知、并且口耳相传的名篇，是他七岁时写的《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全诗充满童趣和天真，清新可爱，活泼喜人，是千多年来小孩子学唐诗时首先要学、要背诵的一首好诗。他在狱中所作的《咏蝉》，以充沛的感情，明确的譬喻，加上双关语和典故的巧妙运用，寄情于咏物，达到物我一体的境界，是咏物诗中的名篇。他借荆轲刺秦王的典故而写的抒怀咏志小诗《于易水送人》，在送别诗中别开生面。他的文章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那篇讨伐武则天的檄文《代李敬业讨武氏檄》（又名《讨武氏檄》），连武则天本人也很欣赏这篇文章。
骆宾王在写诗时特别喜欢在对仗中使用数字对，比如：“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小堂绮帐三千万，大道青楼十二重。”“且论二八千金是，宁知四十九年非。”等等，因此人们给他一个雅号叫做“算博士”。
骆宾王自幼聪颖、有文才，七岁即能写诗。在高宗仪凤三年（公元678年）时，他任侍御史，因上书论事得罪了武则天，遭到诬陷，以贪赃罪名下狱。第二年，遇赦而获释。武则天掌握朝中实权后，骆宾王对其深为不满，几次上书言事而不得用，反而贬官为临海丞。使他“鞅鞅不得志”，“弃官”而去。他一直希望把武则天赶下台、为匡复李唐王朝干出一番事业。
公元684年，武则天正式摄政，杀了不少李唐王朝的人，其中包括她自己的儿子。徐敬业等人在杨州起兵讨伐武则天。骆宾王投到其部下，并为其写了有名的声讨武则天的檄文《代李敬业讨武氏檄》，历数武则天的多项罪状。后来讨武一方兵败，徐敬业和骆宾王不知去向。
虽然骆宾王在讨武檄文中对武则天骂了个痛快，但武则天对他的文才确实青眼有加。当讨武檄文传到武则天手中时，她居然一边读一边“嘻笑”。当读到“入门见嫉，娥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时，还颇有得意之色。再读到“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才惊呼到“是谁写的？”有人告诉她是骆宾王写的，她竟责问道：“宰相安得失此人？”认为骆宾王有才能却没能受到重用，是宰相失职未能推荐的结果，可见其对骆宾王确有惜才之心。
当时的著名诗人宋之问曾经官至考工员外郎，但因事屡次贬官。后在贬谪途中经过江南，到著名的灵隐寺游览。一天夜里，皓月当空，他在长廊上漫步吟诗，冥思苦索地想出了第一联：“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反复吟诵，又总觉得不满意，没法写下去。寺里有个老和尚，点着长明灯，坐在大禅床上，问道：“年轻人夜深了还不睡觉，有什么事啊？”宋之问回答道：“我刚才想对此寺题诗一首，却思路不顺，出不了佳句。”老僧要宋之问把他的诗诵一遍，听完后他自己又反复吟诵了几遍，最后说道：“为何不用‘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这两句呢？”宋之问一听大为震惊，对这两句诗的遒劲和壮丽感到十分惊讶。那老僧又接下去把诗一直续完：“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
第二天，宋之问再去拜访他时，就再也找不到了。寺中有知道底细的僧人说：“这位老僧就是骆宾王。”在宋之问的追问下，他回答说：“当年徐敬业兵败后，与骆宾王都逃走了，没有抓到他们。将帅们担心漏掉了大头目，不知道会有多大的罪责，就在当时战死的几万人中，找了两个与他们相貌相似的人，砍下头来装在盒里报送朝廷。后来虽然知道他们没有死，也不敢再抓捕来送给朝廷了。”因此，徐敬业后来得以在衡山落发为僧，直到九十多岁才死。骆宾王当时也落发为僧，并遍游各处名山，后来到了灵隐寺。据称他到灵隐寺一年后便去世了。但宋之问贬谪途中游灵隐寺，应当是公元705年以后的事，那时骆宾王已经至少是八十岁的人了。
当年他们虽然兵败，但因为当初起兵是为了复兴唐朝，所以后来有时抓到了他们，也都设法为之开脱，把他们放了。只是当时罪名很大，骆宾王的诗文大都散失了。后来唐中宗即位，下诏书搜求骆宾王的诗文，只收集到了几百篇，仅仅是其全部诗文的一小部份，经过整理后以《骆宾王文集》之名而传世，后来清代又稍有增补，重刻为《骆丞集》。那首骆宾王帮宋之问所作的《灵隐寺》诗，因为只有两句（或四句）是宋之问所作，所以也收在《骆丞集》中。但有些不相信骆宾王身世的人宁愿认为那是宋之问的诗，把它归入宋的诗集中。
《灵隐寺》一诗传出后，曾经引起一时的轰动，特别是其中“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两句，对仗工整、景色壮观，读之令人心胸开展、豪情满怀，因此人们争相传抄。但与此二句相似的句子，我们还能从骆宾王其它诗中找到，比如《叙寄员半千》：“薄宦三河道，自负十余年……魂归沧海上，望断白云前。钓名劳拾紫，隐迹自谈玄……长揖谢时事，独往访林泉……”其中“魂归沧海上，望断白云前”与“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极其相似，其思维和描述方法上的一脉相承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这首诗中也反映了骆宾王曾经有过归隐求道的思想。虽然这种思想还偶尔地反映到他的其它一些诗中，但当时骆宾王毕竟太执著于世间时局的转变，未能走入道中，只有到了兵败后无路可走时，才终于走上了自己早就应该走的入道之路。
参考文献
[1]《全唐诗》卷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
[2]《唐诗纪事》卷第七，“骆宾王”；
[3]《本事诗》，转引自《太平广记》第九十一卷，异僧五；
[4]《骆丞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
2003年05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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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贺知章
贺知章（公元约659—约744），字季真，自号四明狂客，是盛唐时期有名的诗人。他与张若虚、张旭、包融合称“吴中四士”。他的写景诗清新通俗。他和李白是好朋友，他们都是“饮中八仙”之一。
贺知章流传下来的诗不多，收录于《全唐诗》中的只有二十首。其中七首是祭神乐章，三首是应制诗（即按皇帝的要求写的诗），但仅仅在剩下的十首中就至少有三首堪称唐诗精品，一直被人们传颂着。他的《咏柳》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是写柳的精品，特别是“二月春风似剪刀”一句已成千古名句；他的《回乡偶书二首》，感情真实自然，语言朴实无华，发自心底，感人肺腑。特别是其中第一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此诗每一个从小学过唐诗的人都能背诵，而其深情厚意却非人人都能完全体味得到[1]。
公元695年，贺知章進士及第，后来官至秘书监。在大约公元706年前后，他与包括张若虚、包融在内的一批江南来京的文人相好，以“文词俊秀，名闻上京”[2]。
天宝元年（公元742）时，李白与道士吴筠一起在剡中隐居。吴筠奉皇上诏书進京，李白也因吴筠举荐而一同前往，后来被授予“翰林供奉”。其间他们拜访了贺知章。李白把自己写的一些诗文给贺知章看。读了李白的《乌栖曲》（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含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贺知章赞道，“此诗可以泣鬼神矣”。读了李白的名篇《蜀道难》后，贺知章禁不住扬起眉毛对李白说道：“公非人世人，岂非太白星精耶！”读过了李白的诗文后，贺知章感叹地说道，“子，谪仙人也。”（你是从天上贬谪下来的神仙啊。）[3]
贺知章是修道的人，修的是“真”，不能说假话。而且他当时官居高位，诗文也很有名，他不至于、也用不着对一个初出茅庐的李白如此夸奖甚至赞叹。从后来人们对李白及其诗歌的研究所得结论来看，贺知章确实是一个具有“超感”能力的非凡的人。因此他和李白一见如故、成为好朋友，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而从李白这边来说，知音难得，能够在自己成名之前，一眼就看出自己超群出众诗才的人中，贺知章还是第一个。
他和李白都极其喜欢喝酒，都是有名的“酒仙”。大诗人杜甫的著名诗篇《饮中八仙歌》中第一个就说的是贺知章：“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说他喝醉以后骑在马上前俯后仰的，就象坐在船上一样。醉眼昏花地掉到井里头，他干脆就在井底睡着了。常人哪怕喝得烂醉如泥，冷水一喷也就醒过来了，他喝醉了落到井里也醒不过来，所以够得上头号“酒仙”。这杜甫也真会说话，难怪后来名气很大。
贺知章没有留下足够多的诗文，让人知道他修炼的细节。但从他留下的七首祭神乐章可以看得出来，他不但是个虔诚而严肃的修炼者，而且对修炼理论的钻研也是很深入的[1]。而他最终弃官归隐并且正式成为道士，则是他多年修炼、道心精坚的明证。
贺知章在86岁时得了一场大病，躺在床上已经完全不醒人事了。但后来死里逃生，又回过来了，并且上表奏明皇上，请求恩准他回乡当道士。唐明皇准许了他的请求，并同意他把自己在京城的家捐赠出来作为道观，还特地赐名“千秋”。又下诏在京城东门设立帐幕，让百官为之饯行。这还不算，唐明皇又亲自写诗为他送行。诗的序言中说：“天宝二年，太子宾客贺知章，……志期入道。朕以其年在迟暮，用循挂冠之事，俾遂赤松之游。正月五日，将归会稽。遂饯东路，…乃赋诗赠行。”唐明皇在诗中写道：“遗荣期入道，辞老竟抽簪。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独有青门饯，群英怅别深。”大概是意犹未尽，又写了第二首：“筵开百壶饯，诏许二疏归。仙记题金（竹录），朝章拔羽衣。悄然承睿藻，行路满光辉。”[2]
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看淡红尘、转而入道是一件极平常的事。但象贺知章这样由皇帝亲自出面召集百官为之饯行，并且还写诗相赠、以壮行色，就很不一般了。实际上，这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千古奇观。
贺知章回乡后的情况史载不详，甚至他什么时候去世也不知道。其实，他去没去世也没有人知道。听说一个人在某时某地死了，结果许多年后又有人看到他，并且与之交谈，甚至留下诗文，这种例子在历史上还不只一个两个。
注释：
[1]《全唐诗》卷一百一十二；
[2]《唐诗纪事》卷第十七，“贺知章”；
[3]《唐诗纪事》卷第十八，“李白”。
2003年0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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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陶渊明
陶渊明（公元365—427），一名潜，字元亮，东晋时的伟大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文在艺术上可称“自然”，在风格上说得上“真”，是古往今来唯一的一个这样的诗人。他的散文《桃花源记》是公认的千古名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诗是人人推崇的极品。他的诗大家都能看出是清淡而纯真的，但有的人觉得欠雕琢，称之为“浑金璞玉”[1]，有的人觉得不够“文”，而北宋大诗人、大文学家苏轼却认为他的诗都是宝贝，并且破天荒地开创了“今人与古人和诗”的先例，为陶渊明诗中的109首写了和诗！不仅如此，他还用陶渊明的诗来给自己医毛病：身上哪里不舒服，就拿起来读一首，还舍不得多读。他还声称，陶渊明以后的诗人中没有一个比得上陶渊明的[2]。
任何一个诗人的艺术特点和风格，都是他的内心世界对外界客观事物在某一方面特别敏感的反映：豪放派诗人豪情满怀，容易对豪壮的举动产生共鸣，动辄热血沸腾；婉约派诗人柔情似水，往往看花落泪、对月伤心；当他们通过自己的诗让有同一类敏感性的读者产生共鸣时，实际上是让读者通过他们的感官和情绪去看待客观事物，就象给读者戴上了一付诗人自己喜欢的有色眼镜。
陶渊明的诗人人都能看出其清淡，但这种清淡已经清到了无色、淡到了无味。他没有给读者任何有色眼镜，而是让读者自己去看事物的本色、自己去咀嚼事物的本味。但这对于习惯了戴有色眼镜的读者来说就很难适应，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那种颜色。所以陶渊明的有些诗许多人都读不出味来，极力赞扬甚至崇拜他的绝大部份诗篇的只有少数眼光犀利的高手，而中国文学史上最享盛名的苏东坡就是其中之一。并且苏东坡也只是在尝尽世味、看透人生之后的晚年才真正悟到了陶诗的高妙和陶渊明人格的伟大，因而爱其诗、爱其人到了崇拜甚至反常的程度[2]。可见要读懂陶渊明的诗不但需要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要有超脱常人的胸怀，因为能把诗写到如此至清至淡的程度，正是心中了无纤尘、摒绝俗念的表现，而这种超乎常人的心性只有道中人才可能具备。
陶渊明天生好道，本性自然，对尘俗的生活有一种本能的回避，特别喜欢山林中远离尘嚣的隐居生活[3]；他二十七岁诗开始田间耕耘，一生中绝大部份时间都是在田园生活中度过[4]，并且一遇农闲之时就喜欢关上柴门，一个人呆在空寂的茅屋中摒绝杂念，独自养神[5]。他曾在29岁时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贫穷而难以养家，去作了个州祭酒的官，但后因不惯官场生活而辞官归田[4]。他有一个很好的妻子，与他志趣相投，很能吃苦耐劳，经常与他一起在田间劳作[6]。在他35岁时，又迫于生活压力而去作了个镇军参军的官，六年后到离家不远的彭泽县当了县令，但九月去十一月就请辞回家，时年四十一岁，他那首非常有名的《归去来兮辞（并序）》即作于此时。从此以后，他便居家不出，直到63岁时去世。
陶渊明一生始终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在一首诗中说，“夏天经常饿着肚子，寒冷的晚上没有被子，因此刚刚天黑就盼着鸡早一点叫，天亮了就好了；自己从不怨天尤人，只是这眼前的日子也得过啊！我也不想身后留什么名，那些东西对我就象过眼的烟云一样；当我心中感概万千时，就自己唱一首悲伤的歌曲。”[7]他在《咏贫士》中说，“南面地头里没剩下一点可吃的菜蔬，北边园子里满是枯枝败叶；把酒壶提起来倒尽了残余的几滴酒，已经是灶无炊烟、没饭可作了；”[8]到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在饥饿的驱使下向人乞食！苏东坡读到他的《乞食》诗时说，“不但我为他感到悲痛，这世上的人谁不为他感到悲痛啊！”[9]但是在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中，他却总是无怨无悔、安贫守道，不为自己的艰难处境担忧，而是“忧道不忧贫”[10]，为世间大道不行，“真”“伪”颠倒而难受[11]，并且回过头来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有违道之处。他一生总共作过十三年官，但就在离家去作官时他就在念念不忘自己的田园，希望能早点回来象自由的飞鸟和游鱼一样地生活[12]；在作官的时期，则常以前贤勉励自己[13]，记住守“真”守“道”[14]，希望自己的言行合乎一个圣人的标准[7]。而当最后一次弃官归来时，他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笼中鸟重返了自然的怀抱；回忆起十三年官场生活，无疑是“误落尘网”[15]。过去的事悔不过来了，以后的事还能好好地作，虽然今天看昨天又觉得错了，但“迷途未远”，弥补还来得及；人生短暂，应当委顺天命的安排，该去该留，都应当快乐地接受[16]。
说陶渊明一生身在道中，了解他的人都能理解；但说他是修炼人，可能有些人就会有疑问，因为在他的生平记载中似乎没有发现他有过烧香拜佛、打坐参禅，或者安鼎设炉、采药炼丹之类的修炼活动。这个疑问的产生纯粹来自对“修炼”一词的理解太狭隘和表面化，而这种狭隘和表面化又是受到生活经验局限的结果，因为人们在生活中或者见闻中所知道的修炼人一般都是干这些事的。其实，“修炼”的真正内涵是修炼者基于对某一“大法”或者“大道”的学习和体悟，不断地去掉自己心中对世间万物的执著，一步步地提高自己的心性，最终达到该法门相应的标准。简而言之，按照任何正法去修心都是修炼。烧香拜佛、打坐参禅和安鼎设炉、采药炼丹当然也是佛道两家的一种修炼方法，但那是表面的也是比较初等的方法。“大道无形”，到了高层次上以后这些方法就看不到了，一切都在“修心”这个过程中進行。修炼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不修道已在道中”，指的是一些根基特别好、有师父在暗中指导点化的修炼人。他们表面上没有修炼，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修炼，更不知道自己有师父管着，但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时时把握好自己，一步步地往上修。这种人如果他师父层次高，他往往不会接受任何别的法门的邀请去“進入”修炼，因为他师父不会让他去。另一方面，由于他实际上是在修炼中，他的心性一直在提高，任何一个正法门里的高层次修炼人都会知道他是一个修炼者，或者至少知道他是一个心性很高的修炼的“好料子”。用以上所说去检查一遍陶渊明一生的行迹，特别是看一下我们下面要提到的陶渊明与“白莲社”的一段瓜葛，就容易明白陶渊明确实是一个修炼人。
在陶渊明五十岁左右的时候，庐山东林寺寺主释慧远高僧邀约了123人结成“白莲社”。这些人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特别是“社中十八贤”很让人注目。当时大诗人谢灵运作着秘书丞的官，自恃才高、负才傲物。但当他见过慧远后立即改容致敬，并在神殿后挖了两个池子来种白莲，要求加入白莲社。慧远察其心杂，拒绝了。另一方面，慧远却派人专门邀请陶渊明。陶渊明声称自己喜喝酒，不方便，慧远竟然破戒为其准备酒食。结果他酒也喝了，社也不入，只是和慧远始终保持朋友关系。一次，另一个慧远很喜欢的人物——道士陆修静也来访。他们三人谈玄说道，谈得投机。慧远送他们出来时竟然不知不觉中破戒送过了虎溪几百步，老虎便突然间大叫起来，三人大笑。于是石恪作三笑图，此图很得苏东坡赞赏[17]。
在我们看来，陶渊明不但是个修炼人，而且是个层次较高的修炼人。佛道两家低层次那些修炼他本来就用不着。拜佛念经、一念代万念那些摒除杂念的方法他不需要，因为他自己就能排除杂念、心不染尘；他反复出仕、修官而能始终守道，他已经不知不觉中心性提得很高了。他是修“真”的，属于道家的修法。他在自己的诗文中、以及后世诗评家对他诗文的评价中，这个“真”字谁都看到了[18]。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不但预知自己去世的准确时间，而且平静而安祥地在前一天为自己预先写好了挽歌诗三首，在诗中描述了自己死时家人的反应[19]。对此，后人盛赞其“视化如归”[17]，真正作到了他自己所说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又有赞颂者说，“自祭预挽，超脱人累。默契禅宗，得蕴空解证无生忍者[20]。”
参考资料
[1]《诸本序录》；（书名见最后）
[2]《东坡诗话》，并见《诸家评陶汇集》，附录；
[3]《归园田居五首（一）》，卷二；
[4]《饮酒二十首并序》（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卷三；《陶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上）（下）》，附录；
[5]《归园田居五首（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卷二；
[6]《本传》：“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于后。”并见《陶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上）（下）》，附录；
[7]《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卷二；
[8]《咏贫士七首》，卷四；
[9]《乞食》，附苏轼读后语，卷二；
[10]《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卷三；《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道丧向千载”，卷二；
[11]《饮酒二十首并序》（二十）：“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卷三；《感士不遇赋并序》（序）：“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卷五；
[12]《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卷三；
[13]《咏贫士七首》（其二）：“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卷四；《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卷三；
[14]《荣木并序》（其二）：“贞诡由人，祸福无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卷一；
[15]《归园田居五首（一）》：“…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卷二；
[16]《归去来兮辞并序》：“…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乐乎天命复奚疑。”，卷五；
[17]《陶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下）》，附录；
[18]《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卷三；《连雨独饮》：“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卷二；《感士不遇赋并序》：“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卷五；《饮酒二十首并序》（五）：“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卷三；《梁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加以真志不休，安道苦节。”
[19]《挽歌诗三首》，卷四；
[20]《形影神三首》（神释），王世贞语附于诗后，卷二；
本文所引诗文，可参《陶靖节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
2003年0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