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的事是不能谈的，突然就爆出了这个大瓜，也是够巧的，今天就来聊聊。
紧接着，平安北京发了一张钢琴键盘的图，这下大家都懂了！
在中国弹钢琴的人中间，有两个年少成名的人物，被成为“钢琴王子”的，一个是郎朗，一个就是李云迪。
至于他两究竟专业水准是不是中国最高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两人是最出名的，或者说走市场化路线最成功的。
各种商业演出，各种娱乐节目，都有他们的影子，他们有数以亿计的粉丝，无论什么话题都可以带来天量的关注度。
他不是富二代或官二代，但家境应该不错，否则也不可能从小学钢琴。毕竟在80年代，钢琴是绝对的稀有品，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整个学校也只有音乐教室有一台风琴，我直到初中都不知道钢琴长什么样。
李云迪4岁的时候学手风琴，7岁开始学钢琴，9岁拜在钢琴名师但昭义门下。
一方面，毫无疑问李云迪是天赋异禀，而且刻苦练习；另一方面得益于名师教授。
从11岁开始，李云迪就各种得奖，12岁夺得全国少儿钢琴比赛第一名，并入读四川音乐学院附中；13岁，参加美国斯特拉文斯基国际钢琴比赛，获得第三名；18岁，夺得第14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冠军。
这个肖邦国际钢琴大赛，还真不是野鸡大赛、花钱就可以拿奖状的那种。在李云迪得冠军之前，这个比赛的冠军整整空缺了15年之久。
当大多数孩子还在上高三或者大一的时候，19岁的李云迪已经登上春晚舞台，名扬天下。
年少成名的天才，通常都逃不出奇异的宿命。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昔日神童今何在？赢在起跑线，输了后半生！”（可点击回顾），从北宋仲永，到70年代被媒体誉为三大“天才神童”的宁铂、谢彦波和干政，他们是理想岁月里的一根标杆，最后却成了裹挟在时代洪流中的一曲苍凉的悲歌。
原本谈钢琴就是一个很苦逼的技术活，再高的天赋，再高的技艺，没有常年累月的辛苦磨炼，是会降低的。
或许是因为少年时代太苦太累了，成名后的李云迪更愿意去享受富足而优雅的生活，所以他频频参加各种活动和综艺挣大钱，除了在播的《披荆斩棘的哥哥》，还有《跑男》、《蒙面唱将》等等。
他的水平下降的有多厉害，我们非专业人士肯定不懂，但几年前就有专家指出，李云迪在一些音乐会上演奏失手，弹错音符，甚至在在韩国演奏翻车。
更严重的是，作为国际顶级钢琴大赛的评委，他居然任性到评到一半，就请假跑回来参加朋友的婚礼。
作为一个成年人，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他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继续在艺术的道路上艰苦前行，还是专注于享受成功后的快乐，这都与你我无关。毕竟，这并没有伤害到谁。
你看，上面两个字我还必须用字母替代，因为这词敏感，搞不好就会说你低俗色情。
21世纪又怎么样，咱照样可以我行我素，这叫做“厉害了XXX”。
孟子说“食、色性也”，古语说“饱暖思淫欲”，其实这就是人性。
只不过，有钱有知识的人讲究，吟诗作赋，饮酒作乐，你情我愿，图的是感觉和氛围。
底层百姓，只能去窑子、勾栏，花几个铜钱也能图个一时爽快。
所以，不要谈什么道德，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君子们，在青楼里一样的涎皮涎脸。
从现代的观念看，其实性欲是艺术的原动力，可以从生命的创造升华到艺术的创造。
弗洛伊德把性欲称之为力比多，他认为力比多可以直接兑换为生命力。一个人性欲强，就是生命力强。
尼采认为文学家、艺术家，力比多都非常充沛，所以才一直保持着创造力。
爱因斯坦对漂亮的女人几乎没有丝毫抵抗力，他一生和很多女人有过情感纠葛，生过不止一个私生子。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法以及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凯恩斯的性生活就非常频繁，他从1906年开始，就把自己的性交次数、手淫次数以及梦遗次数记录下来，他甚至和很多年轻男子也有一腿。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他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政治活动家，他一生结过两次婚，而外遇更是数不胜数，除了学术著作之外，他留给世人最多的就是给无数情人们写下的情书。他同情女性，主张男女平等，曾经写道：“婚姻里的女人所忍受的强迫性爱，也许比Ji女所忍受的还要多。”
那些伟大的画家和摄影师几乎都与他们的模特儿有染，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
奥地利知名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没有女人的刺激，他就画不出画，无数的女人拜倒在他的才华之下。他的画室，从早到晚都有一丝不挂的女人走来走去，他和各种模特儿生有15个私生子。
巴伯罗·毕加索沉迷于情色艺术，他说：“艺术绝不贞洁。纯情之人不该接触艺术，没有做好足够准备的人也不该接触艺术。是的，艺术很危险。贞洁的东西，就不是艺术。”
毕加索的作品，涉及到性暴力、窥阴癖，卖Y以及阳痿，几乎是他交织着私通、不忠、激情的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一生创作了300多幅与性相关的画作。
甚至到90岁高龄时，毕加索还说：“年纪大了，我不得不戒性戒烟，但是我对性和烟的渴望仍然存在。”
弗兰兹·李斯特，匈牙利钢琴演奏家、作曲家、浪漫主义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一生有着无数的风流韵事，他善于向女人谄媚，伯爵夫人、公主、天真年轻的女粉丝，他一路通吃。他朋友说他，时而表现得像个大淫棍，时而表现得像个翩翩君子。
从歌德、拜伦、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埃米尔·佐拉、维克多·雨果、詹姆斯·乔伊斯、D·H·劳伦斯、到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他们不仅在作品中露骨的描写性，而且很多内容既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也是他们为之幻想的生活。
比如，维克多·雨果，他写下了《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伟大作品，但他却是J院的常客，70多岁时还有个22岁的女友，性生活一直不断，直到死亡（活了83岁）。
毫不客气的说，“古典法国的全部高级文化和文学，都是在性兴趣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评论道：“艺术家首先是个脱离现实的人，因为他无法放弃本能满足，而活在现实世界首先就要放弃这一点；艺术家也是一个让自己的情色愿望、非分欲望在幻想世界自由驰骋的人。然而，他也有办法从幻想世界回到现实世界，即运用他独特的天赋把他的幻想印刻在某种现实之物上，制成艺术品。人们很珍视这种艺术品，认为它们反映了现实。”
叔本华认为，性欲是意志的焦点，其内在意义是生命意志对自身的最坚决肯定。
瓦西列夫说：“在意志力坚强、精神力强大的伟大人物身上，性本能通常也是高度发展的。一个人的创造性活动同他的爱的能力，同他深切地体验到肉体和精神的这种渴求的能力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歌德、拜伦、普希金、巴尔扎克、雨果、裴多菲等人的生活和创作就是例证。”
在美国作家欧文·华莱士的《名人性爱隐私录》中，作者记录了几百位男女名人的性爱隐私，这些名人中有作家、画家、政治家、歌星、演员等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世界的伟大人物。这些伟大人物的性爱隐私印证了这样一个规律：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的大小和他的性欲旺盛程度基本上是成正比的。
同样，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演讲家、演员，运动员，因为他们在事业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毫无疑问，名声、地位、金钱、权力是最好的催情yao。
女人的性欲与创造力，抛开传统道德和宗教的束缚，事实上与男人并无二致。
伟大的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等作品中，便探讨了这个问题。
二十世纪的科学家已经在男性大脑中发现了一种控制性欲的基因，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称，这种名为芳香化酶的基因调控着男性的性行为。
芳香化酶是雌激素产生的关键酶，雌性激素对男性和女性都有作用，雄性激素必须转化为雌性激素才能激发男性的性欲。
男女之间的爱情火花、一见钟情、性爱，都会促进大脑分泌一种叫多巴胺的物质，它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专门负责愉悦、兴奋、开心的信息传递。而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大脑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对于提升大脑潜能具有明显作用。
多巴胺或许是上天给予人类神奇的奖励，在人类的性高潮时，多巴胺会如钱塘江潮一样奔涌而来。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奖励，人类才能自然而然的主动去做爱，不仅代代延续，而且不断提升着人类的创造力。
所以，从米开朗琪罗到梅普尔索普，从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到爱德华·马奈的裸体J女画像《奥林匹亚》，他们用作品去表达性欲，挑战传统道德的伪善，试图唤醒人们对自由的渴望。
网友戏称，“朝阳群众”是与美国中情局、俄国KGB、以色列摩萨德、英国军情六处齐名的“第五大情报组织”。
事实上，的确如此，请看看这些年倒在朝阳群众手下的明星：
毛宁，傅艺伟，柯震东，高虎，房祖名，李代沫，张元，宁财神，张默，尹相杰，王学兵，黄海波，王全安，宋冬野……
朝阳区交通便利，首都机场就归朝阳区管辖，这里拥有全北京大多数的驻华使馆，商业发达，夜场酒吧多，娱乐公司多。
这里教育资源好，国际学校众多，拥有全北京最集中的豪宅，80%的明星都选择在这里买房。
千万不要小看了朝阳群众，据网上消息：朝阳区群防队伍有19万余人，其中实名注册的“朝阳群众”就有14万，相当于每平方公里300人。
而且这些人员分工明确，有负责外线盯梢巡逻的，还有负责内线刺探情报的。
比如，上门收废品的，保洁阿姨，房屋中介，水电维修工，都可能是他们的一员。
而且，干这事，当地政府和警方也是有奖励的。重大贡献4万以上，重大作用2~3万。
所以，我估计那些明星前脚带一个陌生女人进自家门，后脚那谁就来了，哈哈哈！
尽管在世界上很多国家，J女都是合法职业，可以申请执照，定期检查身体，按章纳税，如同所有劳动者一样，受法律保护。
既然违法了，该拘留就拘留，该罚款就罚款，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相比较于前段时间被抓的吴某，用灌酒，下药等下流手段强X女粉丝来说，我认为李云迪好多了。
很多行为也许仅仅是违法，甚至都不够犯罪，但是会搭上的一辈子的名声与事业。
但凡名人，只要在私德上留下把柄，基本上就毁了，最起码在国内，是不会有任何媒体再来吹捧和邀请了。
你看很多有钱有权的人就很会处理这个关系。可以聘私人助理，生活秘书，可以找情人，包养N奶啊，为啥非要花钱干一次性的买卖呢！
只是，当媒体在前段时间的集体缄默，却在此刻为一个明星的破事狂欢的时候，我感到了透骨的寒意。
是的，我并不关心李云迪们裤裆里的事，你也明白我在说什么。
作者简介：难得君，一个三观比五官正的温情大叔，985硕士，曾任企业高管，大学教师。为防走散，关注微博@我是难得君。
我非常喜欢的作家王小波先生，在他的小说《黄金时代》中讲了很多某个特殊年代很奇葩的乡村故事。
比如，那年头人民群众精神生活比较匮乏，农忙时大家又都很累，生产队队长就会说：今天晚上大家娱乐一下，斗个破鞋。
王小波在另一篇杂文中描述过那年头“斗破鞋”的基本流程：放任某对孤男寡女在夜深人静时共入一室，然后开始掐表，算准时间差不多了，就踹门而入，高喊一声“好你们这些xx余孽，居然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
然后就是游街、批斗，把奸夫淫妇押到审判台上，让其详细交代的他们“搞破鞋”的过程，底下参与批斗的群众都伸着脖子听，在旁听过程中获得了那年头十分珍贵的性愉悦。
可是《黄金时代》对此写的更为魔幻现实主义一点：故事的主人公王二是个知识青年，挨批斗时能写流畅的书面材料，详细交代自己与有夫之妇的那个过程，还把情节写的声情并茂。
于是一个“交代材料”递上去，居然让看材料的干部看上了瘾，要求王二必须保持“日更”，还不耻下问的对细节进行了探讨：比如，谁是敦伦？什么叫敦敦？
等王二引经据典的把什么叫“敦伦”解释清楚之后，干部又让他少拽文：你再有文化，再掉书袋子，也改变不了你是个反动的臭流氓这个事实，对不对？所以还是要就事论事，一定朴实、直白的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什么问题——一定要写的尽量详细！
看这段的时候，真的把我给乐坏了。
小说里的王二与有夫之妇乱搞男女关系，这有没有错？当然有，但这是个私德问题。
而把私德问题放大到大庭广众之下，正经八百的游街批斗，这就是那年头的公德出问题了。
等到小说里的干部要求王二“详细、直白的交代问题”时，这就不仅是公德有问题，这场面就很滑稽了——喊着最高尚的革命口号，却追问着最低俗的事情。这个反差真的一点也不萌，倒是透着一股有类疯狂的黑色幽默。
而这，正是王式小说的精髓所在。
可惜王小波先生死的早。
特殊年代生产队下了地斗个破鞋，现如今朝阳群众跳完广场舞举报个嫖娼艺人。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何异同，我没太想清楚，但我感觉两者引发的大众兴奋感是很相似的。
其实对于性这种事情，咱中国人一直既兴奋、又比较讳言。昨天我写《在所有人的批判中，他演奏着，孤独却真诚》一文，为了说明柴可夫斯基写《天鹅湖》这一套曲子挣到的800卢布在当时俄罗斯到底有多少购买力，拿《罪与罚》里索尼娅卖处女才挣30卢布的事做比较。不少读者说文章写的不错，但这个对比实在太污——老柴这种大音乐家，你怎么能想象他拿稿费去嫖二十几次大姑娘呢？
请注意，老柴这一辈子，除了37岁有一次短暂的婚姻外，一直保持着独身。你说，他身为一个单身大龄男青年，男中年，生理问题怎么解决呢？
除了去嫖娼，那就只能是用音乐学院教授职务之便去搞女学生，再要不然，就是真如传闻中一般，是个同性恋，或者……反正四者必居其一。
那推论下来，老柴一定是一个在违法、失德和违反其宗教教义这三者之间反复横跳的家伙。
可是我能理解反感这个比喻的读者——我们在被老柴的《第一钢协》、《船歌》或《天鹅湖》感动的泪流满面时，是拒绝去想老柴到底怎么解决生理需求这种俗事的。
同样的道理，我听莫扎特的时候，也不想有人在旁边提醒：这家伙给他老婆写的情书里居然盛赞吃翔！
我在被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震撼的时候，也不想听人追问：这人晚年失聪，到底是不是因为私生活混乱得了梅毒？
我承认上述说法可能都是事实，但我绝对不会愿意找一个满脑子就想这种破事儿的家伙一起去听交响音乐会——一张票钱挺贵的，我何必这么糟践了呢？太俗了。
是的，有朋友问我高雅和庸俗之间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就在这里：
所谓的高雅，不是否定庸俗，而是一种在特定时间段内屏蔽庸俗的能力。
像吃饭，拉屎，“敦伦”这些事情，是个人肯定都需要。但一个人如果成天只关心这些事情，有了闲暇也只以深扒别人的此类事情为乐，那这种人就实在太俗了。把自己时刻锁在庸俗的臭水沟里，成天以斗破鞋之类的事情为乐，不可脱出。
所以孔子说“君子远庖厨”，钱钟书说：“你喜欢吃鸡蛋，没必要认识下蛋的那只老母鸡。”说的其实都是这个道理。生而为人，你总应该关心点高于俗事的东西才好。
这个世界上的信息太多，想要雅的起来，你必须在屏蔽掉一部分信息才行，这叫“艺术的不知情权”。
当然，具体到李云迪这个人，他算不算音乐家？够不够格让我们动用“艺术的不知情权”来审视他？
李云迪当年在拿肖邦钢琴大赛冠军的时候，肯定是个好音乐演奏家的苗子，甚至有可能是音乐家的好苗子。
想当年的李云迪，还是存粹的钢琴天才，不拼脸的那种。
但这些年，受大众审美潮流的引导，加上他自己意志不坚，他越来越等而下之，沉迷走穴甚至上综艺节目，往音乐“表演家”、甚至音乐艺人那条路上走。
他越来越像通俗艺人了，钢琴反而生疏了，甚至在公演时连自己的老本行肖邦都能弹错。
当然，这是他自己选择，走这条路，他名声更火，挣钱更快……但也不是没有代价的。
本来，对于他涉嫖这件事，按照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之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公安机关对其只有拘留和罚款的权力，并没有公开其身份的权力。如果李云迪是个钢琴演奏者，朝阳警方只发那个“李某迪涉嫖”的通告，也没法对他的名誉造成什么太大的伤害。
但因为李云迪选择成了一个艺人，那么按照国家广电总局“坚决抵制违法失德艺人及高片酬、偷逃税行为”的最新要求，一旦他嫖娼违法被拘，一定是会像其他违法艺人遭遇全网下架，事情迟早会闹得尽人皆知的。
你看从吴亦凡到霍尊，都是这么倒台的。现如今娱乐圈，就是这么个规矩，你既然要到这个圈子里混，只能愿赌服输。
所以李云迪今天的结局确实有点咎由自取——放着钢琴演奏家不当，非要当艺人赚快钱，当了艺人又不看风向，顶风招嫖被拘。这就真没人能替他说的上话了。
是的，艺术的伟大，就在于它是可以脱离艺术家本身而不朽。
如果李云迪是个音乐家，像李斯特那样，那么我们可以动用“艺术的不知情权”，说：不管这个人怎样，他的音乐是不朽的。
如果李云迪是个音乐演奏家，像朗朗一样，那么我们也可以动用“艺术的不知情权”，说：不管这个人怎样，他的音乐演奏在当代中国堪称一流。
可惜，李云迪现在只是个音乐艺人，出了这档子事儿，我们就只能说：他“音乐王子”的人设崩了，这人在中国娱乐圈身败名裂了。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互联网不该对此事过分热议，因为除了“艺术的不知情权”，公众其实还享有另一种不知情权——社会的不知情权。
还是嫖娼这个事儿，著名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想当年也私生活混乱酷爱嫖娼。
美国FBI为了治他，专门在他去瑞典时给他的宾馆里按了窃听器，结果果然成功获得了他招嫖的录音带。
FBI如获至宝，将这份录音带拷贝多份，给金夫人还有美国各大媒体都寄了一份。
但结果出人意料的是，全美各大媒体都拒绝在此时播发金招嫖的新闻，因为媒体们很拎得清，金身为已婚男子、还是基督教牧师，招嫖确实不对，这是个私人道德问题，而他的黑人民权主张正确不正确，这是个社会公益问题，两者之间是泾渭分明，是没多大关系的。你这个时候发一份金牧师招嫖的新闻，除了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有别的其他意义吗？
所以当时还较有操守的美国媒体，普遍代公众动用了社会的不知情权，拒发了这条消息。
把同样的逻辑运用到李云迪事件当中，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
李云迪作为一个钢琴艺人，确实没有马丁·路德·金那样的社会主张，但在当下的社会中，比他嫖娼被抓的事情更值得引发舆论关注的事情有没有呢？
当然有，莆田凶案，山西水灾，沈阳爆炸，哪一件都更比李云迪嫖娼的事更值得深究和讨论。
可是，现如今以上哪一件事情也没有李云迪这档子事儿被讨论的热烈。
原因何在呢？对受众来说，是对艺人窥私欲的情绪使然。
而对媒体来说，不得不承认，相比于讨论其他几个问题，八卦一下李云迪的事儿，显然更安全一些。
甚至，我也自我检讨一下，我自己写这篇文章，而不敢评论其他那几件事，为什么。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写这个更安全也有人看。
所以，我们似乎像极了王小波笔下的那个生产队，在忙碌一天之后的那个晚上，在百无聊赖、无可娱乐、又谨小慎微之时，突然有人提了一句“那我们斗个破鞋吧”。于是大家就兴奋的狂欢了起来。
但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想起，自己至少有“不知情权”。
如果你是一个艺术的爱好者，那么你应该动用“艺术的不知情权”，只欣赏高雅的音乐，而忽略那已经得到惩罚的演奏者的低俗。
如果你是一个社会公益的热心者，那么你应该动用“社会的不知情权”，去关注、讨论那些更值得关注的事情。
当且仅当整个社会既没有多少人有高雅的审美品位，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社会公益时，李云迪这样的事件才会持续成为热点。它就像王小波笔下热衷于揪斗破鞋、并让大家都很兴奋的那个生产队一样——你也说不出哪里有什么不对，但就是感觉有一种莫名的黑色幽默。
昨天写了柴可夫斯基，李云迪的事情一闹，更不可能有热度了。还是自我推荐一下：
另外昨天有朋友问我对李云迪音乐的评价，我觉得需要做个辨析，就写了这篇：
配乐放一首肖邦吧，其实实事求是的讲，李云迪的肖邦弹得还是不错的，不过此事一出，他的作品估计已经全网下架了，只能找其他的版本了。
21年，从真实的钢琴天才，到虚构的“钢琴王子”，再到被拘的失德艺人，他的人生三部曲，可发一叹 。
本文4000字，感谢读完，喜欢请三连，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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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旭（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博士后，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首届四川省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专家，四川省十大法治人物，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首届四川省行政立法专家。
出版《检察官客观义务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等学术专著6部、合著6部，
在《法学研究》《法学家》《法商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7项，
其中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刑诉法实施后律师辩护问题实证研究”结项获得“良好”鉴定，
获得“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6项。
近日，有“钢琴王子”之称的李云迪因涉嫌嫖娼一事被“平安北京朝阳”的官方微博向社会通报，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事一时间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话题。
除了大众感受中的“震惊”“想不到”之外，人们不禁思考，官方是否应该向社会通报此行政违法事件？
李云迪因涉嫌嫖娼一事被“平安北京朝阳”的官方微博向社会通报
一、官方通报于法无据，涉嫌行政违法
公权力行使的基本原则是“法无授权不得为”。然而，遍查《治安处罚法》，无一处规定公安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有权向社会进行通报。不仅如此，该法第6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第112条规定：“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应当依法、公正、严格、高效办理治安案件，文明执法，不得徇私舞弊”。第5条第2款规定：“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
请问，这种惯常的“通报”做法究竟依的是何法？如果向社会通报，其家人必然知悉，有可能导致家庭破裂，家庭不和谐，能“增进社会和谐”吗？立法的意旨又如何能实现？所谓的“公开”，应当是执法程序的公开，并非是与案件调查、处理无关的向社会的公开。
《民法典》第990条在“人格权编“中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第991条规定：
“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李云迪虽涉嫌行政违法被处罚，
但其作为公民的人格权并没有被剥夺，依然享有隐私权、名誉权等人格尊严。
在刑事诉讼中，有一项举世公认的原则，即“无罪推定”原则，
也就是涉嫌犯罪的被追诉人在罪行最终被法院确定有罪之前，在法律上被假定为或者被视为无罪，
目的是给涉嫌犯罪的人以人道待遇，保障其不因被追诉而被当成犯罪人对待。
李云迪嫖娼一事若有确凿证据证实，也只是行政违法，其社会危害性明显小于刑事犯罪。
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在遭到行政处罚后，其还享有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救济权。
这意味着行政处罚决定并非终局决定。一旦李云迪提起行政诉讼，
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行为会受到司法审查，完全有推翻原决定的可能。
如果对一项尚未确定的处罚决定进行公开通报，不仅不符合类似“无罪推定原则”，而且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行政权独大的现状难以受到控制。
二、官方通报不符合宪法原则和“比例原则”，损害公民各项基本权利
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所谓“人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不论行政违法人员还是犯罪人，概莫能外。在现代风险社会，隐私权是人格权或曰人格尊严的基础，理应成为人权的核心内容之一。
根据法理学的基本原理，权力的实现也同时伴有义务的履行。由此决定了人权保障理应成为公权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对行政违法行为的通报显然不符合人权保障的精神，损害了公民的人格尊严。
比例原则被称为公法上的“帝王条款”，也就是“必要性原则”或者“最小侵害原则”。行政处罚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恶”，不应过度行使，且对违法人员造成的损害应当与违法行为相称。
一个性质并不严重的违法行为却要使行为人付出惨痛代价：家庭可能破裂、社会评价降低、被行业联合“封杀”。并且这些不利后果很大程度上是公开“通报”导致的。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实践中流行的通报制度的弊害。
在全球有包括德国、荷兰等国在内的88个国家已经承认卖淫嫖娼行为合法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有无必要对嫖娼人员给予如此严厉的处罚，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可以说，公开“通报”对行为人造成的社会惩罚，不亚于行政拘留和罚款所带来的痛苦。嫖娼导致的“道德污名化”，使得行为人为人所不齿，几乎被整个社会乃至家庭所抛弃。这就是“通报”超出行政处罚本身的“溢出效应”。
南非法官在一则判例中曾言：“所有被拘捕和起诉的人员都有权利获得警察对他们的基本尊重。但任何发生在拘捕和起诉过程中超出这个范围的对尊严的侵犯，都不能归咎于法律，而应该归咎于执法的方式。”
有学者已经指出：对卖淫嫖娼行为的法律处罚本身很难符合“罪罚相当”的比例原则。由于卖淫嫖娼受到的社会污名化，公开处罚本身就会产生比处罚更大的后果。比如，一般的卖淫嫖娼作为《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违法行为，被抓后的实际“惩罚效果”与它的社会危害性和可罚性是不成比例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卖淫嫖娼行为所承载的道德污名化。
被抓后身败名裂，也造成了更多反社会的人，即“社会敌意”。而且，对家庭关系的破坏也往往是抓的问题，而不仅是嫖的结果。“一个把所有不雅行为都曝光在众人面前的社会必定是道德瓦解的社会”“如果这些行为发生在同意的成年人之间，其本身并不具有外部性，而执法者的干预恰恰会使之曝光于公共领域，对公共道德、家庭和社会秩序产生不见得正面的影响。”
基于此，有学者指出：大张旗鼓抓嫖和宣传，弊大于利，在我国即使不能做合法化处理，也应当寻求更侧重保护个人隐私、更尊重人格尊严的执法方式。
我们在为李云迪深感惋惜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钢琴家和他带给我们的音乐享受。这也许也是一种社会损失吧！
三、法治政府建设需要行政执法人员切实树立人权保障理念
我国正在推进依法治国，并提出“依法治国首先就是依宪治国”。宪法是公民权利的大宪章。如果我们的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中不能牢固树立“人权保障”的理念，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永远不可能建成。
既然我们的执政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那么就不能流于口号，应当落实在具体行动中。
前几年，某市发生了机动车司机之间的争执和厮打事件，被害女司机的违章记录和开房记录都在网上被曝出。
另一市的某国有大型企业的中层干部开车时摸了一下副驾驶位置上的女大学生，刚好被安装的监控录像拍摄下来，后来该视频在网上流传。该事件被称为“摸奶门”事件。网路曝光后，该驾驶人员被迫离开原就职单位，家庭几近破裂。当地公安执法的公信力受到广泛质疑。这显然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即能接触个人隐私的公职人员有关。
因此，在网络信息时代，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如何保护个人隐私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也是对广大公职人员的严峻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