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枪风云
这一季咱们不聊别的，单说说过去一百年间，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过去一百年，是中国人变化最大的一百年，发生了太多难以想象，光怪陆离，骇人听闻的故事。
这一季的魔宙奇谭，就是要找出这些好故事，讲给你听。
今天要说的事很带劲，是普通的中国人和枪的故事，很可能打破你的一些认知。
早上五点半，马田村民刘友义拖着板车出了门，车上载了三百斤猪油，到马田煤矿做买卖。
板车是以前农村常见的交通运输工具,拉人载货都可以。
天刚蒙蒙亮，看不出多远。忽然路边的沙坳里跳出几个人，手上提着刀棒。
刘友义心里一咯噔，扔车就跑，但手脚还是慢了，脑袋挨了一棍，瘫在地上不再动弹。
年轻人扔下刘友义，拖着满载猪油的拖车，回往旁边的井岗村。
刘友义的消息，很快传回马田村。村里人心里明白，又是井岗村人下的手，
民国年间，马田村一个国民党议员，打着“铲除共匪”的旗号泄私愤，杀掉井岗村17个村民。
两村就此结下世仇，一点小摩擦也能引发大械斗。尤其今年，冲突不下十几次。
上午七点，井岗村里发出巨响，两所房子开了花，炸成一堆碎瓦。
接着传来消息，马田村供销社、医院、电影院、自来水塔上都架上土炮，还在村周围挖坑修工事。
井岗村也不是吃素的，立即组织反击，全村18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齐上阵。
村民装备上土枪、手雷、炸药包，推出机械厂生产的多管炮，朝马田村射击。
两村各自占领高点，利用地利布控炮位，以形成立体火力交织网。
村里的退伍军人成了指挥官，不光建立了指挥部，还专设后勤组，让村民专心干仗。
井岗村把诊所改为野战医院，兽医改做军医，专门医治伤员。
炮击的事很快就传到县上，3小时后，永兴县政法委带着工作组，赶到马田镇。
不过，进村的路被成群的妇女小孩堵住，水泄不通，工作组根本进不了村。
听到马田村吃亏的消息后，周边7个乡，33个村，几千号姓刘的村民，出动卡车、拖拉机，拉着粮食武器增援马田村。
因为外村人互不认识，马田村给每人发了一条红布，系在脖子上，以免被同姓误伤。
为解决村民后顾之忧，指挥部还定下军功和伤亡抚恤标准。
如果“光荣牺牲”了，一次性抚恤两万块，孩子父母由宗族抚养。
有人想起附近煤矿经常爆破作业。于是一群人去砸了煤矿，把几百公斤炸药、雷管洗劫一空。
马田村兵强马壮，把人员分成三个战斗小组，利用坟地墓碑掩护，循环逼近。
战局立即大反转，井岗村连连后退，一个小时内连丢4道防线。
马田村胜利在望，正要一鼓作气，拿下井岗村。突然周围冒起白烟，白茫茫一片，熏得眼泪直流。
一大批戴钢盔举防护板的武警冲进了村子，同时有大喇叭喊话，要他们放下武器。
邻村村民本来是给同姓撑腰，见惊动了警察，扭头就走。
这场械斗持续了36小时，最多的时候卷进超过5000人，终于平息下来。
警察最后缴获了土炮车4部，土炮95门，还有土枪、炸药、雷管无数。
今天再听这场械斗事件，感觉有点荒唐离奇。但村民持枪械斗在八九十年代并不罕见，两广福建都发生过。
现在人以为，中国一直以来禁枪严格，实际并不如此。当时民间枪支泛滥，重案频发。
仅仅四十年多前，人民政府不但支持民众持枪，甚至还给民众发枪。
战争中溃败下来的散兵游勇，脱下军装，就成了带枪的土匪。
当时在河南、河北各县的大地主，手里都有几十支枪，和看家兵团。
枪支大量进入民间，北洋政府也头疼，派人花钱到各地收枪。
《香港华字日报》报道，1924年，仅广东一省，民间黑白道手上的枪加一起，得有四百万支。
不光数量多，种类也五花八门，大炮、迫击炮、冲锋枪、盒子枪、土枪仿造枪，无所不有。
迫击炮是一种炮身短、射角大、弹道曲率高、以座钣承受后坐力、发射尾翼稳定的炮弹的曲射火炮，图为二战中美军M2迫击炮。
当时社会乱，民间有持枪自卫的需求，但如此大批的枪炮，确实是安全隐患。
国民政府为此颁布过控枪法令，但有心无力，情况毫无改变。
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开始管理民间枪支，但当时只针对地主。
于是在1951年，抗美援朝的同时，国家政务院发布了《枪支管理暂行办法》。
这部条令并不算严格，一方面规范机关人员用枪，持枪必须带持枪证。
另外授权公安部收缴散落在民间的武器，管控民间枪支。
在这时候，猎枪和矛枪并不包含在枪支的定义里，因此并不在管理范围。
但是这条法令执行得并不理想，原因之一是党政机关的人对枪支管理很不上心。
1961年，公安部做过一次调查，党政机关的自卫短枪，有超过四成被调换，或者送人。
但干部毕竟是少数，枪支失控更大的原因是，当时有一个特殊团体——民兵。
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逐步发展的群众武装组织，在历次革命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际社会笼罩在恐慌和警惕中，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五十年代后期，美国入侵黎巴嫩，然后调集军舰飞机到台湾附近，宣称随时可能登陆中国大陆。
有美军助阵，蒋介石的腰杆子也硬了，拉起了反攻大陆的架势。
新中国还很贫弱，武器装备落后，刚跟朝鲜美军交过手，知道两方装备差距。
如果美军真的登陆，不能刚正面，还得用武装人民的老办法，发动人民战争。
1958年，北戴河会议宣布不光要发展常规部队，还必须“把能拿起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实行全民皆兵”。
几个月里，全国各地成立几万个民兵团。人数也从原来的4000万，增长到2.2亿，翻了五倍多。
既然民兵随时准备打仗，就要做军事训练。不光要练固定打靶，还有移动射击，和拼刺刀。
还有的村干部，指导村民如何用化肥做炸弹，用自行车钢管制土枪。
但国防是头等大事，肯定不能指望人民自制武器，得靠国家支持。
1960年，中央军委要求部队把仿苏式武器以外的轻武器，移交给民兵。
民兵手上的武器极大丰富，从矛枪到迫击炮，一应俱全。
毛主席奖给民兵代表们一支先进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人人有份。
因为怕城里的民兵训练不便，各地体委会还修了体育射击场，专供群众练枪。
但枪越多，管起来越费劲。而党政机关对枪支管理都不上心，老百姓自然就更随意。
1966年，人民大会堂会客厅正进行国事活动，忽然一声脆响，北侧一面玻璃碎了一地。
民警在双层玻璃夹层里，找到一颗5.6毫米的步枪子弹头。
根据玻璃上弹孔形状推断，枪手距离人民大会堂很近，可能只有50-60米。
公安部立刻组织专案组，紧急调查，连周恩来总理都亲自过问。
枪击案发生时，长安街并没有异常。专案组推断，枪手可能藏在车里。
于是，专案组三天内，排查了当时所有经过人民大会堂的车辆，一无所获。
调查组只好在更大范围内，秘密排查，终于在南长街发现线索。
原来是一个小孩，嫌院子里的鸟太吵，拿家里的枪打鸟。
这件事情纯属意外，但小孩都能轻易拿到枪，可见枪支管理多松散。
即便如此，民兵和枪支却不能收紧，而且要加大支持。因为边境出问题了。
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持续恶化，1962年，中印边境发生冲突。
虽然解放军很快收拾了印度，但边境压力依旧很大，民兵组织不能轻视。
尽管从文革开始，毛主席就表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要文斗，不要武斗。
但对革命小将来说，文斗门槛太高，武斗随手就来，很快就在全国烧起来。
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规模围攻、打倒运动，运动的主体之一就是民兵。
民兵和革命群众里应外合，偷抢民兵军械库，在当时非常普遍。
不光抢劫军械库，民间还出现了一些私人作坊，自制枪支弹药，为武斗添砖加瓦。
不过，弄点枪炮终究只算是小操作，革命群众很快就整出更大的活。
当时最活跃的造反派，内部往往也不太平，也分派别，斗争一样剧烈。
1967年，重庆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武斗队，为给战友增援几门大炮，劫持了三艘炮艇，组成一支舰队，顺江而下。
沿途，“反到底”派与各厂区的“八一五”派展开炮战。
最后打沉拖船3艘，打坏12艘，造成24死，129伤，这就是当年的“重庆八八海战”。
这场打完，两派都不服气，几天后又在嘉陵机械厂发生械斗，打得比之前还凶。
除了枪炮，两方甚至动用了坦克，战车对轰，最后死了几十人，伤了600多。
毛主席后来会见班达拉奈克夫人时，提到了文革时期的乱象。
他说：“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全国各地都在打，全面内战。双方都发了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
仅1969年的不完全统计，各地收回枪支213万，收回火炮将近一万五千门。收回子弹比抢走的少了一亿多发，炮弹少了10万发，足见当时民间的武斗规模。
民兵毕竟是国防力量，这样白白消耗肯定不行。但中央几次下令，收效甚微。
1969年，中苏在东北边境发生摩擦，也就是珍宝岛事件。
苏联跟中国彻底翻脸，甚至想联合美国，摧毁中国核设施。
1969年，苏联边防部队袭击我国边境珍宝岛，遭到中国边防部队的反击，也就是珍宝岛事件。
毛主席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民兵终于脱离政治运动，重新回到正轨。
正规军还没备齐的56式半自动步枪，在一些民兵团却早早安排上了。有的还装备了冲锋枪和轻机枪，一点不比正规军差。
文革期间，民兵却一点没耽搁，人数高达2.5亿，其中160万是具有军政素养的退伍军人。
传言马田村和井岗村那场械斗，双方的指挥官就来源于此。
中央定调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要搞经济改革，但全国有两亿人只扛枪不扛锄头，肯定不是个事。
于是在邓小平的倡导下，民兵团逐步削减，解除临战状态，把精力用在生产里。
1984年，人大通过了《兵役法》，随即有颁布了裁减民兵的文件，民兵开始淡出历史舞台。
民兵团裁撤是政策上的事，散落在民间大量的武器，尤其是军用武器，可不好处理。
1981年，公安部公布实施了《枪支管理办法》，要彻底登记民间的枪支弹药。
但落实情况依然不理想，山东省是人口大省，当年只登记了4万支枪，300万发子弹，数字显然差得远。
枪支遍地当然很危险，但最可怕的是，很多持枪的人的脑子里，根本没法律这根弦。
文革期间，社会普遍又只讲政治，不讲法制。革命委员会拍板所有事，地方政府都不敢插话，更何况法院。
法制环境被破坏了个干净，老百姓的法律观念极其淡薄，遍地是法盲。
1978年起，国内开始修订法律，针对日渐抬头的社会犯罪，出台了之前没有的《刑法》。
但立法是国家机关的事。要老百姓知道、理解并遵守法律，中间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八十年代后，经济逐渐繁荣，人员和物资流通越来越多。
一些老百姓，没搭上经济发展的快车，但也想要发财的机会，但手上有枪，就动了歪心思。
当时社会流传一句话：“要想富，吃公路（铁路），一夜变成万元户。”
全国各地都出现拦路抢劫的现象，不光汽车，火车照抢不误，也就是“车匪路霸”。
八十年代，卡车司机收入高，社会地位也高。我们现在问话用的“师傅”，就指的是司机师傅，当时是对人的最大的恭维，一直沿用到今天。
据说，还有村长动员全村抢军列，最后村里男人不是被毙，就是进了监狱，这个村子也被人称作寡妇村。
因为劫道现象太猖獗，卡车司机得随身带着防身的家伙，还要在内裤缝暗兜藏钱，做两手做准备。
除了抢劫，更有人带枪结社，形成暴力团伙，消失已久的黑社会重新出现。
因为遍地是枪，国内大案频发，据统计，仅1981年，全国就有67000起大案。
1983年，全国范围展开严打，持枪犯罪就是严打的重点。
东北二王指王宗坊和王宗玮兄弟俩，是新中国第一张悬赏通缉令上的通缉犯，犯下震惊全国的大案“东北二王特大杀人案”。
沈阳的王宗坊，王宗玮到小卖部行窃，被店主发现后，开枪打死4人，打伤3人。
在七个月里，二王在四个省里，用枪和手榴弹杀死了9人，打伤9人。
最后在江西被军队、民警、民兵等三万人合围在一座山里击毙。
就因为民间武器混乱，二人走到哪里，都能方便地找到枪支弹药，所以接连犯案。
此时民间不光有民兵时期留下的枪，还多了境内私自贩售，境外走私的枪。
云南平远街是重要的毒品中转站，也是越南走私枪的集散地，销往全国25个省，当地警察都管不了。
1992年，武警夜袭平远街，收缴枪支一千多支，其中三百多支是军用枪支。
一找原因，问题出在法律上。1981年出台的法规太宽松，民间枪还是太多。
1996年，人大直接出台《枪支管理法》，枪支使用空间被大幅度收窄。
同时开展严打，把“收枪治暴”定为了第一要务，侦破了白宝山、董雷等重大持枪案。
控枪的措施终于看到效果，持枪犯罪案件快速减少，社会渐渐安全下来。
其实到今天，普通人依然可以申请持枪证，拥有自己的枪。
但枪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已经淡出大众视野，并被大众遗忘，好像从未存在过。
有些人为拥枪辩护，喜欢引用里根的名言：“枪不杀人，人杀人。”
这句名言的背后是技术中立论，乍听很有道理，但其实只是诡辩，把技术打扮成无辜的局外人。
八九十年代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原因很复杂，除了法律意识淡薄，还因为社会就业不足。
当时的闲散劳动力太多，这些人没正经工作可做，精力无处施展，由此滋生了犯罪。
1986年，湖南邵阳民警刘德奇下班回家。一伙人尾随刘德奇，进入一条暗巷子。
这伙人是个流氓团伙，自称“中国枭雄会”，带头的叫刘志高。
刘志高并不认识刘德奇，只觉得看他不顺眼，便掏枪打伤了刘德奇。
社会上的小混混，一般只能小偷小摸，最多打架斗殴。因为有枪，刘志高有了更强的伤害能力。
决定行为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人的愿望，而是人的能力。
能力改变了他的能力，进入改变了心态。他一不高兴，就敢开枪杀人。
技术是把双刃剑。它提供了某些便利，但同时摧毁了原有系统的平衡，引发新问题。
但现在社会普遍只吹捧技术的好处，但对藏在暗处的陷阱只字不提。
作为普通人，阻拦不住潮水，但总该提高警惕，以免被卷进海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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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2021 post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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