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如果活到今天，会先被谁骂死
来自受众的不宽容，对写作者才是最致命的。
各位好，昨天随手写了篇《欧金中死了，而深度报道死了很久了》，丢在小号上，意外引发了不少读者的关注和讨论，很多是表达赞同和共鸣的。
但也有朋友问我：小西，你说现在的深度报道越来越少最主要原因是“读者的不宽容”而非其他，这是不是太避重就轻了？你是不是为了不404才这样写的？
每每看到这种留言的朋友，我都很诚恳的回复他，并不是，我的文字不喜欢撒谎，我就是那么认为的。
我的这种观点，来源于自己在传统媒体从业时的切身体会。我毕业入行的时候，已经是传统媒体的末世，领导每年开会都最头疼的就是“受众流失”的问题。可是即便在这种末世里，依然会有两种读者执着的找到我们这家媒体来。
一种是遇到不平之事，来寻求帮助的。另一种，是对我们的报道、评论有意见，来找麻烦的。
而且后一种人往往比前一种人呆的更久，火气更大。
日子久了，我慢慢形成了自己的观察，我发现很多来找麻烦的人，其实也说不出报道、评述有什么不对，就是看你那么写，他读了、看了觉得不爽，所以他就执着的认为自己有权让你闭嘴。
然后慢慢的聪明的媒体会学会圆滑，不发那些“得罪人”的文稿，所谓的“深度报道”也就这么没了。
我当时是写历史、国际专栏的，每天写写什么拿破仑、彼得大帝、山本五十六之类的闲文逸事骗稿费。
按说，这是不招谁也不惹谁，也没人会打上门的工作了。
可是有一次，写了一篇有关图哈切夫斯基的稿子吧，惹得一位读者不高兴。
在大清洗中，被德国人亲自“举报”里通德国的“红色拿破仑”图哈切夫斯基。
那人不知经历过什么，成了斯大林的狂热粉丝。容不得别人说“慈父”同志的半句坏话。直接打电话找到我的编辑那里，执着的狂喷了我半天，最后甚至宣称要到哪里哪里去举报我。
我当时就坐在我编辑的对桌，看他代我挨喷的样子，真的怪不好意思的。
但同时我也很奇怪，这年头，难道连这种闲文也写不得了吗？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在工作时间写苏联史的稿子了，写作也很难那么投入了。——我以美文奉之，他以恶语伤我，这买卖对我太不值。
我想，传统媒体的衰落，越来越多曾经下笔千言的大记者纷纷转行，其实很多是出于这个原因。
是的，不干媒体这一行，你真的不会知道，有多少平民百姓心中都住这一个不让他人说他不爱听的话的君王。
我们的受众中，有不少人人均斯大林。让人伴读者如伴虎。
而这种人平素无法施展这种暴戾之气的原因，仅仅在于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但拜互联网之所赐，这些人的机会来了。
我想起了不久前热播的韩剧《鱿鱼游戏》。
正如《我不喜欢《鱿鱼游戏》，只因我看过一部比它强太多的电影》一文说的，《鱿鱼游戏》讲了一则456个社会底层人为了巨额奖金而参加的一场“真人大逃杀游戏”。
可是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个不同于其他类似故事的设定：游戏的参与者如果觉得无法忍受这种残酷的竞争，是可以随时发起投票将游戏终止的。
那么这些参与者有没有动用过这个权力呢？动用过一次，最有在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下（说细了容易剧透），投票居然通过了。
于是幸存的人们获得了自由，回归到了之前的生活当中，可是没过多久，由于债务的逼迫、生活的拮据，好不容易重获自由的绝大多数人，却又自愿重归到了这场残酷的游戏当中。
《鱿鱼游戏》这里透露了一个大多数人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任何一种在社会中长久存在的“游戏规则”，都不可能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一定是经过大多数游戏参与者的默认。
你看剧中那些游戏参与者们，起初觉得拿别人和自己的生命去换来的“血钱”太残酷，吵着要退出。可是回到现实中转了一圈后才发现，剧中的那个韩国，社会编织了一场更大、更隐秘、也更折磨人的“大逃杀”，残酷程度一点不比“鱿鱼游戏”少，他们还早已没了翻盘希望。于是就又自愿的回去博弈——既然横竖是互相残杀，那还是后者强一些，因为好歹规矩是明确的、比赛是公平的。
所以任何长期的明规则或潜规则，都是一种社会中大多数人群体意见的表达。这个道理在《鱿鱼游戏》中如此，用来解释深度报道的消亡也是如此——在中国，有太多的受众不仅看不进去，甚至不能容忍与自己观点有丝毫不合的文字表达。将这种表达驱逐出舆论场，其实也算是相当多数人形成的一种“公议”。
而一篇好的深度调查报道，一定是阐述揭示某种现象、阐述某种观点、提出某种主张的。把这样的报道暴露在不宽容的受众面前，结果必然是“积毁销骨”。所以这些年，曾经盛行的“深度报道更多是被不宽容的舆论氛围“风化”了。
其实，被公众的不宽容所“风化”的又何止深度报道呢？我在微信公号上写文也有一段日子了，我发现一个现象——凡是我的文章中含有观点的文字，就一定会有人骂，角度百出、秽语难穷，拉黑我都拉黑不干净。
每当看到这种留言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那种“风化”的力量——一切真正有锋芒的文字，在这种不宽容的疾风当中，都会被磨平……只是或早或晚而已吧。
所以深度报道死了，微信的自媒体评论也难长久。最终，一切有锋芒的东西都会消失，我们会生活在一个日渐圆滑的舆论场中，唯有通稿、鸡汤文和鸡血文是长存的，因为它们中庸平和，谁也不得罪——像极了我们平素那谁也不得罪的社交。
甚至我回想，也许我们中国人的社交风格就是这么进化来的吧。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在线下社交中形成那种说话一团和气的社交氛围？因为敢锋芒毕露、直指问题本质的愣头青们都被筛选掉了，剩下一片面具人在参加一场假面舞会。
所以，随着用户下沉，线上传媒会越来越像线下社交，向通俗、浅层化发展，这在未来也许会成为一种趋势。
关于这一点，之前已经详论过了，请去看《为什么你的朋友圈，正变得越发千篇一律》。
昨天是鲁迅先生逝世85周年，我跟某位朋友聊了一晚上，如果鲁迅先生活在当下会怎样。
朋友说，他可能会被404掉。
我说不会，就当代舆论场这个氛围，能治他的克星到处都是。
你看，他在《狂人日记》里把儒家礼教社会描绘为“吃人”，广大国学粉们就饶不了他。
他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度中国人”，赚“爱国流量”的大v们也会抓住这句话将其撕咬到死。
他同时骂右派也骂左派，两边都会将他目为敌人。
当然，这些问题在鲁迅活着的当年就是存在的。
可是，在现今这个每个人都能留言骂上他两句，或者“举报不谢”的当下，像他那样一个棱角分明、易与人结怨、而又不屑于寻找任何政治正确当靠山的人，是不会有生存空间的。
他是一个赤手空拳在舆论的大逃杀的世界里行走的玩家，还边走边大声嚷嚷，不知哪儿来的一颗子弹，就会将他干掉。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不会再有那样一个人。或者说，即便曾经有，也早被受众裁汰掉了。
所余下，唯有媚俗与沉默。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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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鱿鱼游戏》，只因我看过一部比它强太多的电影
同样在写“底层互害”，它们差在哪儿。
各位好，最近天有点冷了，不想多写稿子，窝在家里看了两集全球热播的《鱿鱼游戏》。
老实说，看完以后我感觉不是很喜欢。这个感觉跟我当年看完刘慈欣的《三体》后有点像——故事扣人心弦也算扣人心弦，但说不出为什么，总感觉怪怪的，三观有哪里不太正。
让我把这事儿理一理。
《鱿鱼游戏》的剧情其实不咋复杂——在人生路上屡屡碰壁、负债累累的男主。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加入了异常残酷的死亡游戏，以供富人赌博取乐。
所有游戏参赛者被封闭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进行六个小游戏，“一二三木头人”、“椪糖”、“拔河”、“弹球”、“玻璃桥”和“鱿鱼游戏”，赢的人进入下一轮，输的人直接死亡，每失败一人，奖金就增加1亿韩元，456人参加游戏，奖金总额最高可达455亿韩元（约合2.5亿人民币）。
其实严格说来，《鱿鱼游戏》的创意并不新鲜，近年来最常见的大逃杀。剧集中的智斗也不烧脑——大多数游戏都是儿童游戏改过来，从规则到画风都呈现一种低幼而又诡异的“少儿气氛”。
但这部剧上映后却异常火爆，据说在目前全球剧集榜单上已经冲上首位，有望成为最成功的现象级网剧。
毫无疑问，韩国人又成功搞了一个世界级的文化爆款。而上一次他们出这种文化爆款，还是几年前风靡全球的“吃鸡”游戏——《绝地求生》。
想想非常有意思，《鱿鱼游戏》和《绝地求生》虽然一个是网剧、一个是游戏，但故事的内核竟是高度一致的——都是在一个封闭环境当中一群人你死我活的大逃杀，赢者通吃，败者食尘。
最早想出这种极端故事点子的其实不是韩国人，而是日本电影《大逃杀》系列，可韩国居然在讲这种故事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出风靡世界的爆款，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出，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个民族在编这种故事上是不是有什么种族天赋。
但仔细想想，其实也可以理解，在全球内卷化的当今，韩国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你别看日本人成天吆喝他们少子高龄化，日本妇女总和生育率好歹维持在1.4左右，2020年我国是1.3，而韩国这几年的这个数据是多少呢？0.9，全球人口千万级以上的国家中生育率最低——内卷卷的平均每个女性一辈子都生不下一个孩子了，这个国家，其实就在经历一场慢性的大逃杀。
所以作为全球冒尖的“内卷先进国”，韩国人对那种你死我活的社会竞争压力感觉是最贴切的。无论《绝地求生》还是《鱿鱼游戏》，你可以觉得它们在同类竞品中创意不是最好，做工不是最细的，但残酷感一定是最高的。韩国人编这类故事，不玩什么智斗、也不讲什么暴力美学，就是突出那股子“生死看淡，不服就干”的内卷残酷感。像《鱿鱼游戏》里面，失败者死了就死了，导演一般连个死者的特写镜头都不给，直接脚不点地的就去拍下一场博弈去了。
这抓住了“大逃杀”类故事能够给受众刺激感的最关键内核，也是为什么韩国在这个细分项目中总能做的最好的原因所在。
文化心理学认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流行，往往反映了一个时代受众的群体心理。所以现象级的文化作品往往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有什么样的时代，人们就爱玩什么样的“游戏”。
你看，古罗马人开始疯狂迷恋竞技场中角斗士们搞的“原始版大逃杀”，是在罗马帝国整体陷入扩张停滞之后。
而十九世纪末欧洲文明的黄金期，流行的现象级文化作品是《鲁滨逊漂流记》这种拓荒类文学和《福尔摩斯探案集》这种推崇理性的侦探小说。
20世纪中叶，美国国力达到巅峰的时候，时兴的科幻小说都是幻想宇航员跑到外星上去“开门，送民主”。
以此观之，《鱿鱼游戏》在当代风靡全球似乎也不是一个偶然——可能全世界民众，现在都有“大逃杀焦虑症”，时刻准备着在一个封闭的存量世界当中彼此拼个你死我活。
《鱿鱼游戏》最血淋淋的展现了这种焦虑，所以它成功了。
但《鱿鱼游戏》的这种出彩中其实藏着一种深深的悲哀。
这部剧有两个讽刺意味非常浓厚的设定：
第一，这些负债的穷人们拼了半天你死我活，原来只是为了供富人们取乐。富豪们像赌马一样在看着穷人下注。
第二，根据游戏规则，穷人们其实是有权随时终止这场残酷的底层内卷的——只要半数以上的幸存参赛者们同意，游戏就可以终止。然而直到游戏进行到最后一刻，这个本可以停止互害的机制都没有发动过，因为所有底层人都觉得自己可以在游戏中侥幸得胜，独占那笔巨额的奖金，实现一夜暴富。
这个设定其实暗示了一个很讽刺的现象：在一个社会当中，上层对底层的剥削，其实是经过了底层群体的同意的。
套用另一个大逃杀故事《赌博默示录》里的话说，在这场与富豪们的博弈中，穷人唯一一次能在这场赌局中获胜的机会，其实就是拒绝参与这次赌博。
但几乎所有人，都拒绝了这个选项。剧中，每死一个人，给胜利者的奖金就会增加1亿韩元。胜者最终获得的奖金，其实是靠同为底层的其他人的生命累加出来的。
所以在这场富人对穷人的玩弄中，阶层之间的互斗反而是最缺乏的。我们看到的只有一群底层人在拼命地彼此互斗、拼杀，努力踩着同类的尸体，让自己脱出这个天坑。而富人们看着这个场景，在开怀大笑。
而对这种现实，主角到最后也没做出什么真正强有力的反抗。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看完之后都觉得它烂尾的原因吧。
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还没看完，实在看的太憋屈了——憋屈的就像现实一样。
我觉得艺术应该表现现实，但总不应该跟现实一模一样，总得提点出路。而这个问题韩国导演好像一直比较欠缺，他们拍的大多数影片，都是结局很绝望，然后就完了，一点光明都不给观众留。
其实《寄生虫》最后也是这个感觉。
而我想起了我大学时看过的另一部片子《饥饿游戏》。
同样的大逃杀类爽剧，甚至片名同样带着“游戏”。可是那部片子让我感觉好很多。
想想不为也不为别的，可能只为了女主角大表姐对着镜头抛出，促使民众觉醒的那不屈的那个手势吧。
我后来特地去看了小说，看到小说对这个手势这样写道：
“我左手高举，将中间三个手指放在嘴唇上，指向对方——这个手势是第12区的古老传统，只有在葬礼上才会偶尔见到。它意味着感谢、意味着崇敬、意味着向所爱的人说再见……
我就是要羞辱他们，我就是要告诉他们不管他们做什么、不管他们迫使我们做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东西是他们永远不能占有的。
饥饿游戏是一个逼人做野兽的制度，拒绝让自己被制度扭曲，拒绝抛弃真诚、信任和关爱，为一个被规则设定为自己对手的不幸的生命哀悼祈福，这就是人性的苏醒和崛起，这就是对这个吃人的游戏最深层最强烈的抗议。”
我将这些话抄下来，至今仍能默诵。
虽然已经过了若干年，但我始终觉得，在所有的大逃杀作品中，只有这段话。是最让我感动的。
假若有一天，生活化作一场大逃杀，你我被驱赶着被迫“上疆场彼此弯弓月”，请别忘了，我们至少可以对上这个“暗号”——那个证明我心尚存的“暗号”。
向所有我的读者推荐《饥饿游戏》，同是商业爽片、爽文，我觉得它比《鱿鱼游戏》好太多。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