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补习班还在疯狂，「小镇做题家」没有休息
过去一两年里，人们热衷于谈论学区房，谈论择校，谈论培训巨头们的兴盛和衰亡。这些概念多存在于大城市间。相比之下，县城的教育生态少有被讲述的热度。
与之相对应的，是广大县城中数量庞大的学生。调查研究显示，中国2000多个县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
无论是衡水模式大行其道的时候，还是「双减」之后，周末学科培训被叫停的现在——补课，在县城，以一种跟大城市截然不同的逻辑，持续运转着。
文 | 易方兴
编辑 | 楚明
「再忍一下，回家就能吃上饭了。」一个周三晚上的8点40分，孙莉开车来接上了2个小时补习班的儿子，哪知道竟然堵车了。
在广东韶关下辖的这个县城里，从来没有说晚上堵车的，这还是头一次。在禁止周末补课之后，「双减」政策的本意，是让学生们放学直接回家，结果经不住家长们「自然卷」，将补课改到了放学后。孙莉的前后左右都是开车来接孩子从补习班下课的家长。
大家在进入主路前堵成了一团，有人按喇叭，有人抱怨，还有家长在打电话喊交警。在他们身后，县城里最好的培训机构的大楼静静矗立。这栋楼像一个漩涡一样，吸引着整个县的家长。培训机构每一间教室都寄托着某种希望。
补习班位于县城的主要商业街上。从地理位置上，就足以看到补课这件事在县城家长们心中的地位。小县城的家长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县城里什么都少。商场少，医院少，经过的铁路少，孩子能上的重点中学也少。别的东西家长们可以忍，但涉及到孩子的就忍不了。
现在正是开学季，是县城最热闹的时候，街头巷尾三三两两，聊的少不了孩子的成绩。分数是个永远的话题。因为县城最好的初中和高中都只有一所，所以根本不需要像大城市那样发愁择校，分够就能上，分不够，你的孩子就不行，就这么简单粗暴。
孙莉发愁的也是这件事。儿子数学一直70多分，语文一篇作文能有10个错别字，英语就更别提了。她之前一晚上没睡，都在跟老公聊这件事。
「现在都在说，要让一半的中学生毕业分流去职高。」孙莉老公说。
「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想让我儿子去。」孙莉说。
她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补课。
在县城，补课是绝对的刚需。尤其是在双减政策还没出台之前。但想要在县城招到学生，还需要用县城特色的方式。当地一家县城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发现，传统的投放电视广告、新媒体广告，在县城行不通。反而，串联起县城人的社交媒体，是一个又一个的「本地生活微信群」，又或者是本地论坛之类。所以，当「XX补课班打折」和「XX超市水果打折」的信息一同出现在群里时，你不要觉得意外。
为了更高效地招生，县城的另一个方法是依靠地推。每到放学的时候，补课机构就开始忙碌。在县城学校周围，当你看到街边有人拿着传单走向你，那人不会是推广游泳健身或是美容美发的，而是推销补习班的。这种最原始的地推模式，在县城才是高效的获客方法。有时，孙莉能同时收到四五份传单。
传单发得勤，因为需求足够强。孙莉专门让儿子问过，在儿子所在的初中重点班里，班上80%的学生在补课。有一回，儿子跟她说，班上家里最有钱的孩子，光英语补习班就上了3个，一个学校的，一个民间机构的，还有个一对一专门辅导作业的。
还有一个同学家里，是下面村镇里开厂子的，家长干脆每周末开车送孩子到县城上补习班。孙莉听了有一种危机感——就连补课这件事，也已经有了「贫富差距」。
县城补课法则
对县城的家长们来说，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都要遵守县城补习班的逻辑法则。
这一点跟大城市颇有差异。比如轮滑课、钢琴课、乐高课……这些在县城不大受待见。在家长们心里，能提分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语数外这老三样是绝对的主流。在县城补课，关系大于规则，口碑大于营销。大城市里经过营销后几乎人尽皆知的培训机构，诸如学而思培优，对县城来说没有意义，很难触及到这里。
最大的原因是这些大机构在县城招不到老师，很多好老师去市里了。要达到全国标准化的教学水平，县城本地的老师则略显不足。同时，县城没有小升初，没有培优的需求，奥数班不吃香，所以学而思培优混不开。相比之下，符合县城本地特色的「补差班」「提分班」才是最吃香的。
为了进入好的补习班，家长们得绞尽脑汁。很多县城学生补过的都是诸如「X状元补习班」「X老师提分班」之类的补习班，有的是借用商家店铺，有的隐藏在居民楼。这些补习班，通常由退休教师或是一些大专毕业生来教，有的干脆直接聘用高三毕业学生来兼职，良莠不齐，选择起来也不容易。
一名初中生的父亲吴峰，做小生意，一个月收入5000块钱左右，这在当地已经算高的。尽管如此，补习班依旧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容不得选错。一个星期前，他参加一个朋友的酒局，那个朋友是科长，透露了一个补习班，说是这个老师把一个班上30名的孩子教到了班级第一。在县城，一个补课老师有这一个案例就足够了，足以吸引一大批家长。他敬了三次酒，终于要到了补课老师的联系方式。
光有联系方式还不够，争取下来补习名额还要付出代价。吴峰打电话去问，开班的是一名退休数学教师，对方说只收20个学生，现在报名有点晚了。吴峰立马懂了，马上给老师充了200块钱手机话费，获得了增加的名额。等到进去才发现，这个班已经收了33个学生。
县城补习的另一个疯狂之处，还在于补习班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同行，而是公办学校的老师们。
双减之后，公办学校教师补课行为被严查。前几年，还是有胆子大的老师冒险。吴峰说，这样的机会只给少数学生。「比如去年的时候，班上那些成绩好、比较听话的尖子生，老师暗示周末需要来老师家里补课。」这常常让吴峰很羡慕，因为他儿子的成绩还不够好，没有这样的机会。
违规补课的公办校老师，是校外培训机构的有力竞争者。县城一家以英语补课为主的补课机构校长说，在过去，他总是被公立校的英语老师抢学生。他主做小学六年级到初中的英语补习，「六年级的学生好招，但能否留存，就要看升到了初中是否遇到初中英语班主任了。只要遇到英语班主任，班主任就会要求班上学生到他家补课，生源就流失了。」
「小县城没什么别的路，只能依靠考试」
在县城，真正的竞争是悄无声息的。
教育攀比也是一种竞争。对孙莉来说，生活在小县城，每个人几乎都是透明的，圈子里的人都彼此了解，「你身上早就有很多标签了，孩子就是你最重要的一个标签」。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暑假，参加一个同事孩子的升学宴，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办了六十多桌酒，祝贺的人都用「成功」来评价。相比之下，另一个同事的孩子，只考上了大专，连摆酒席的资格都失去了。
在单位里，这种竞争更是无处不在。孙莉在一家事业单位当会计，平时工作枯燥、重复，6个同事坐在办公室里，能聊的共同话题，永远都是那么几个，位于金字塔塔尖的话题无非也是孩子。
最让她郁闷的一点，是她总觉得其他同事的孩子都比她的优秀，但她们在表面上又都不承认。有时她听得牙齿都发痒。有一次一个同事说，自己的儿子得了市数学竞赛一等奖，然后说完了马上问她：「你儿子不是在上补习班吗？能不能推荐点比较难一点的辅导资料？」还有一个同事的儿子虽然成绩中等，但亲戚就是老师，天天免费补课，每天都在办公室说「你说我这一下子省了多少钱啊」。
双减政策下来，他们办公室里也讨论了一阵子，但聊来聊去还是老话题——升学难，找工作不容易，得出的结论还是得继续补课，「我们小县城没什么别的路，只能依靠考试」。
儿子升上初三之后，带儿子补课的吴峰感觉很疲惫。儿子学习很要强，目前班上排名第十。按照往年，班上前十名有机会考上市里的重点高中。暑假的时候，带着儿子去内蒙古玩了一趟，父子都很开心。结果妻子一个电话打过来，说儿子班上11名到20名的孩子暑假都在疯狂补课，他的好心情一下子没了。
县城就那么大，儿子班上好几个同学的父母还是他同事，平时见了面说起孩子，都一副不成器的模样，「天天就知道玩」。后来他私底下一打听，这几个同事的孩子，上补习班比谁都凶，有的还请了一对一家教。
「这哪是学习啊，这是打仗。」吴峰说。
现在，他的儿子也加入了这场补习战争。双减之后，学校规定，所有作业只能做一个半小时，假如是做5门课程的作业，平均到每门只有18分钟。「18分钟，数学能写几道题？这可能吗？」于是，他眼看着儿子每天6点放学，然后赶往补习班，等上完了他接儿子回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然后继续做作业到11点。
「等洗完澡，再吃点东西，睡觉都12点了，第二天早上6点还要起来上学。」由于县城比较小，他们家距离学校1公里，以前儿子都是走路上下学，如今为了让儿子能多睡一会，他专门买了一辆电动车送他。
儿子一天晚上上完补习班跟他说，「爸爸我好累，好饿」。他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安慰儿子，只能给他买了个汉堡。结果路上还偶遇了班上排名15名的同学，他赶紧趁热打铁，「你看，他也是刚学完，你要是不学，就被他超过了」。
「双减」之后，补课的惯性
双减要求取消周末学科补习班，着实让孙莉担忧了一把。
孙莉觉得，这就好像一个每天都要吃药的人，突然停药了，这可怎么办呢？第二天，孙莉请了个病假，几乎是守着10点钟，等当地最大辅导机构开门就去问。像她这样焦虑的家长可以说是辅导机构的最爱。一个老师模样的中年男人看起来一点不慌，当着她的面泡起了茶，端着茶杯说：「现在周末不让补课了，我们这里的班都从周末改到了星期中间。」
孙莉赶紧刷二维码，三科补习费，大约3000块。周一、周三、周五晚上上课，从晚上6点半上到8点半。
随之改变的还有孩子的作息时间。教育部在最新文件中要求「5+2」，也就是中小学阶段，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不少于2小时。原本当地的初一学生是4点左右放学，现在加了2个小时学校的课后服务，变成6点左右放学。为了赶补习班时间，还有家长给老师写申请书，申请提前15分钟放学，以免错过补习班。
改变的，还有晚饭内容。9月6号是周一，孙莉来接儿子放学，她背着双肩包，站在校门口，手上还提了个塑料袋。双肩包里放着辅导班的材料，塑料袋里装着两个烤红薯，两碗凉菜。马上6点半培训班就开课了，她得跟儿子在路上抓紧吃两口，边吃还不忘边嘱咐：「别吃太多，到时候血液都在胃里，上补习班脑子就不够用了。」
等到了补习班门口，看见几十个像他们一样边啃东西边等着课程开始的家长和学生时，她才知道投入其中的，不是她一个。
除了换了时间，换了形式，一切似乎也没什么变化。一些中学根据双减的要求，开始了课后服务的摸索。比如，有的学校马上成立了一个「校内课后服务中心」，一口气推出了三款不同的课后服务模式。
「最普通的就是『基础托管班』，这个班最便宜，只要400块钱左右，老师什么都不讲，相当于放学了之后，上两个小时自习。贵一点的是『特色课程班』，这个班是正常上课，要近1000块钱一学期。最贵的是『特长课程班』，是校外请人过来讲课。」一名初中教师刘琦透露说。
课程出来后，让家长们自行选择，大约80%的家长选择了贵的班。几乎没有家长选择基础班。刘琦说，由于规定课后不能上语数外课程，现在一般会把课程的名字变一下，比如，语文叫阅读课，英语叫欣赏课，数学叫思维课。
某种意义上，还是在补课。多名该县城的公办学校老师都感觉现在工作量更大了，学生睡觉也更晚。
由于班上学生们大都在补课，但在公办学校课堂上又不能超前授课，所以老师们还得面对校外补习机构带来的教学压力。「我们班50个学生，只有一个人没补课，因为实在太穷。」 刘琦说。有一次，按照教材计划，他要讲类似5+（-3）这样的负数加减法。结果讲这一课的时候，班上一大半的学生都快睡着了，因为他们早就上过了。
9月10号这一天夜里，接补课的儿子的孙莉，在培训机构门口堵了10分钟，还是没能开上主路。进来和出去的车将路彻底堵死。一个推着干炒牛河快餐车的人赶过来，见缝插针做起了生意。
一时间，她被裹挟在停顿的车流中，陷在原地，动弹不得，前方是主干道，后方是排着长队的车。
（文中孙莉、吴峰、刘琦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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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红门消失前最后一瞬
从北京大红门地铁站下车，凉水河对面就是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商贸城周边，沿南苑路，一路铺开的是京温大厦、新世纪服装大厦、天雅女装大厦、福成服装大厦，这一带是北京著名的服装批发市场。这里的服饰被销往内蒙古、东北地区，一度是北方服饰潮流风向诞生的地方。
今年10月底，23岁的大红门在北京新的城市规划中，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临来了它的告别时刻。
“一天不贴公告，（大红门市场关门的）消息就不能信。”张玉兰说。她1989年就在大红门一带做服装生意。最近三年，每年都传出商场关闭的消息，却总不见公告。
2021年9月1日，公告正式张贴了出来。前一夜收市后，市场管理方在商场主入口的玻璃门上贴了一张A4纸大小的通知。
“2021年10月31日，大红门将正式关停商场。”上午7点，第一批来开档的商户最早得知了消息。
1998年开业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先后建设了四期项目。经营面积近35万平方米，由8000多个档口组成，形似高大城堡的圆柱形建筑里，在里面做生意的大多数都是浙江籍商人。许多档口之间还有亲属关联，有的家庭举家在此创业，姐姐在一个档口卖男装，妹妹在另一层卖女装，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好些个档口的老板彼此是亲戚。
有围观的商户说：“这个时间段关停，真是要了老命。”8月底9月初换季，服装商人们大都挑好了秋冬新款、囤货到位，备战“双十一”。按照往年情况，这会是他们今年最可观的一笔收入。
张玉兰是浙江乐清县人，得知消息后，她回到她那位于3楼售卖男裤的铺子里给厂家打电话。8月中旬，她新进了几万余条秋季仔裤。如果按照商场说的，10月底关门，她必须在两个月内全部卖出这批货。压力太大，为了减少损失，她希望厂家能接受一部分退货。 “这么多年，你能看着我过不下去吗。”她对厂家说。结果只是徒劳，生意场上的规矩是，从来只能换不能退。张玉兰只能另想办法。
二楼，同样来自乐清的赵涌涛开了一家老年女装。第一时间，他告知远在河北沧州的母亲王锡芬这个消息。王锡芬倒是淡然：“商场关了，就过来帮忙。”2020年年初，王锡芬将大红门的生意逐渐转移到河北沧州，关闭了库房，连在北六环的厂房也一同搬迁过去。她嘱咐儿子这两天来厂房一趟，清理往年积压的货品，以便运过去打折促销。
今年30岁的赵涌涛算是“大红门二代”。他的父母是最早一批来此的商户。2013年大学毕业后，他到大红门继承了父母在这里的生意。2018年，赵涌涛结婚，妻子是同乡，一家也在大红门四楼做生意，两人却是靠相亲认识的。
早年，大红门充斥着对财富的渴望和由此萌发的奋斗气息。直到2014年，北京市政府决定逐步清理批发业态，用4、5年时间，疏解非首都功能。近五年来，大红门按下了暂停键，批发市场开始了漫长的告别。
最早宣告关停的，是大红门三期早市。2018年8月15日起，所有商户被要求在两个月内完成腾退。第一批清退的几千家商户，大多转入河北永清、沧州等地。“大家庭都散了。”想起当年，张玉兰有些感伤。那年她47岁，和老乡吃了散伙饭后，有姐妹邀她一块走，张玉兰拒绝了。在这里经营服装生意近20年，让她觉得自己在大红门已经扎了根。
就在张玉兰和赵涌涛打电话的当口。一些商户决定去与商场管理者协商。他们给商场管理者打电话，提出希望商场再推迟两个月关门，坚持到年底，这样商户的损失会小一些。赵涌涛得知后对此事不抱希望：“这里是规模最大的批发市场，管理也是最严的。”
关停的消息经新闻报道，北京的大爷大妈们纷纷赶来淘货。9月11日、12日，大红门迎来最大客流量。商场门前，每隔五米就站着一个保安以应对意外状况。门口的工作人员一个个教老人扫健康码。六层楼的商场，上千个档口，每个门店不过十来平方米，人挤着人。
张玉兰的店里只有她和另一个店员，十平米的档口站五六个人就显得满满当当。原本，在服饰批发市场，不能试穿是不成文规定，顾客往往也不多争辩，实在拿不准就贴到身上比划一下。但来此的老人们大多提出试穿，张玉兰不好阻拦，只能在店里临时拉起了一块布，充当试衣间。
“全场五折甩卖”、“以前都是好几百，带不走才甩货的，大妈你真是赚到了”、“一口价，不吃亏不上当”，这样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整个商场六层楼，一个档口挨着一个档口，有些档口实在太小，展示不了太多货品，商户干脆在地上铺一块布，蹲着售卖。一边叫卖，一边还得将货物清理打包、邮寄，大包小包无序丢在地上，占得拥挤的过道，没有下脚的地方。
趁便宜来采购的人太多，商场门口车也排起了长龙。赵涌涛的记忆中，大红门已经有几年，没有出现这样的盛况了。他拍下堵车的场景，发了条朋友圈。当天，他和妻子还有一个店员，三个人，轮流忙着试衣、卖衣、清理货品，一天下来口干舌燥。
从早上7点开始，整个商场像一个巨大的风箱，发出嗡嗡地响声。直到五点，保安开始疏散商场里的人群，大红门的热闹才偃旗息鼓。
图 |前来扫货的大妈们
大红门的日与夜
在大红门，张玉兰一张雄辩的利嘴，是公认的。她每天上午六点就要出发，上午十点前打货的商家人来人往，只有中午可以稍微休息下，下午又得说个不停。好衣服都靠抢，有时候两个客户撞上，抢起来，谁也不让谁。张玉兰赶紧过去劝：“为两件衣服闹，不值当，都是做生意各自让一步，回头有新款我都给你们补过来。”
1986年，16岁的张玉兰放弃学业跟姐姐学裁缝。张玉兰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四姐弟先去了东北做服装加工，1989年举家搬到浙江人聚集的北京丰台区马村做服装生意。
在马村，四姐弟和同乡凑钱租了一层平房，靠卖自己缝的衣服赚钱。做好的衣服用三轮车装着，从马村直踩到北京二环里的王府井百货、西单、天桥等地方的商场或摆地摊售卖。那时候想进大商场不难。“衣服不愁卖，有多少卖多少”张玉兰回忆。她至今记得大家一直忙活到第二天的清晨五点，缝纫机收起，就在台面上将就着入睡。
那时，北京南苑一带，不少浙江人摆地摊卖衣服。每一家地摊背后，家家都有制衣的小作坊。大家先从商场里买来衣服拆开当样板，依葫芦画瓢或稍微改良后自己缝制出品。这样做出来的衣服，价格便宜，但款式新潮，很容易就在服装市场上打开销路。
赚到了钱，浙江人聚集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型社会“浙江村”。“有菜市场，有摆地摊的，有幼儿园，全是我们浙江人。”张玉兰说。
图 |张玉兰在整理货品
关于“浙江村”的缘起，官方的说法是：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在人类学家项飙的考察中，“浙江村”更富有传奇色彩。他在花6年时间走访写成的《跨越边界的社区》一书提到，“一位在包头经营服装的浙江商人，在回老家途中经过北京，意外发现原本的“积压货”非常好卖，于是留了下来”。1983年，已经有浙江商人开始在北京南城一带经营布料、服装生意。
小时候，赵涌涛记忆中的大红门就是卖衣服的，“好多好多漂亮的衣服。”
正规的服装批发市场1994年才出现。那一年，大红门商圈的京温大厦建成使用，“京”、“温”两字分别代表着北京和温州。上万服装加工户搬进这里，找到了固定的经销场地。
张玉兰一家也就是在那股潮流中落到了大红门。1994年10月，她在京温大厦一楼租下一个十平米左右的档口卖女装。第二年，王锡芬一家也从外地赶过来，带着年仅3岁的赵涌涛。
涌入大红门地区的外地人呈现爆发式的增长。项飙提到1994年，北京丰台大红门地区的外来人口已经达到10万人，而本地的北京人只有1.4万人。
59岁的郭富贵是河北承德人，熟悉的人叫他老郭，他在大红门地区骑三轮车拉货近30年，见过这里的繁华时刻。
90年代，大红门地区都是一排排平房，马路又窄，住得人又多。老郭最早做拉煤生意，他的老乡在附近开煤厂。拉煤是个体力活，用脚踩三轮，一趟趟的运给附近的饭店、超市，活多的时候一天能挣100块，比在老家种田，已经算是“巨资”。
京温大厦开起来后，那天清晨时分，老郭去吃早点，一个生意人把他拉过去说，帮忙运一批货。从马村到京温大厦不过一公里的距离，老郭赚了两块。此后，他利用每日空暇时间往来运输货物。第三年他把运煤的工作辞去，专心拉货。
图 |如今近60岁的老郭仍在大红门拉货
很快，京温已经容不下太多商户，大红门服装商贸城、新世纪、天雅、福成等20多个大型服装批发市场相继建成使用。90年代中期，北京南中轴路形成了一条2公里长的服装商业街。如今当地人说起大红门，并不仅指大红门商贸城，而是指代这一整个片区。
供应链随即建起来。服装城后，停靠着一排排等待装货的运输大货车，将批发的服装运往内蒙古、东北等地。每天，这条路上，车辆拥堵，运货的人密密麻麻。大红门也由此成为北方流行服饰风潮的发源地。
张玉兰一家的生意在大红门壮大。马村里十个人生产线的小作坊，有了大红门地区档口销货，逐渐拓展成为一百来号工人的服装加工厂。兄弟姐妹根据擅长事务分工，张玉兰负责服装销售，她的姐姐和弟弟管理工厂。
1996年，张玉兰和一个同乡的人结婚，夫妻二人共同经营档口。做生意是苦活、累活，一款时尚爆款衣服出来，靠得是好眼光；什么人要什么货，也要马上找出来，推销，要有说服力，懂得察言观色。
张玉兰怀老二的时候，孩子才三个月，她就断了奶，将孩子托给老家的婆婆照顾。一年回去两次和孩子团聚。日子虽苦，但有盼头，那会张玉兰的档口，一件衣服的利润有8块、10块，一天的流水能有两万，多的到三万。1998年她就在北京买了一套房。
兴衰23年
和任何一个留存久远的稳定的商人集散地相似，在大红门，只要吃得苦、熬得住、肯干活，赚钱不是难事。
2005年，大红门三期早市开业。最早形成的桃源市场、果园市场以及大红门车站对面的早市没有来得及熬成气候，人气被大红门三期的早市吸去。早市汇集了7000名相关从业者，交易从清晨5点开始，又在早10点城市方将正式忙碌的当口结束。
当时在京温大厦驻扎的张玉兰，几个姐弟都组成了各自的家庭。张玉兰弟弟看到早市红火，就租下档口，另起炉灶。
兄弟姐妹分家后，此前在档口负责前端销售的张玉兰，不擅长后端工厂管理事务。一次，工厂的工人要求涨工资，张玉兰不接受，引发工人不满而罢工。
学习新业务的阵痛让她打起退堂鼓。她找到兄弟姐妹们，提出重新回到原来一家人共同经营的状态，但弟弟不同意。
生意场上，亲兄妹也得吵架，闹得头破血流。这是藏在大红门的另一面。
从温州蒲岐镇来的吴存兰夫妇也是白手起家。他们最早在北京五道口的民房里缝制童装。1989年，他们离开北京前往山东，在那做了九年的服装生意。生意做大，管理起来也麻烦，店长贪污，吴存兰的账算得稀里糊涂。1998年，她和百货商场的管理者起了纠纷，货物全压在商场里拿不出来，她和丈夫又来到了北京。
重新回到北京，她不再做服装生意，在大红门开起了饭馆，卖快餐也卖热炒。开饭馆没有服装来钱快，吴存兰又琢磨起别的生意路子。那时，大红门地区最贵的不是货，而是租金。
张玉兰回忆，最早来京温大厦时，档口的年租金一万二，来年就翻了一番涨到了两万四，第三年三万六，年年水涨船高。大红门服装城刚开业那年，低价招商，张玉兰就把档口搬到了隔壁。
因为租金贵又一铺难求，不少人做起了“倒卖”档口的生意——先承包一批档口，再加价转租。吴存兰就是其中之一，那年她花200万买下大红门早市的三个档口，三、四年就收回了成本。
图 |海户东路，这里曾经聚集了众多的温州饭店
复杂多变又包罗万象，大红门养活了不少人。除了浙江做生意的商人，还有像老郭这样的运输工。但老郭在商场外围拉货还不是这里拉货行当最赚钱的，最赚钱的是直接进出商场里的拉货工。
两个轮子或四个轮子的板车是他们的运输工具，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背心马甲，老郭说这是为了划分彼此的运输范围。要不然，人多抢生意，干上一架是免不了的。
最早，拉一趟货5元，后来按包裹的大小分，小包5元、大包10元，一趟拉10个大包就能赚100块。拉货的人以四川、湖北人居多。
2003年非典，北京管控很严，运输车辆卡在大红门客运站不让进。老郭回忆，那些胆子大的人借此机会，帮商家一趟趟把货拉到客运站，因此大赚了一笔。
钱包鼓了，“浙江村”的人各个都是小老板，随之而来的大红门的“大城市病”也日益凸显。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项飙1992年在“浙江村”考察时发现，村里的帮派势力尤为猖獗，打架斗殴时有发生。张玉兰说浙江村不再是安全的地方，她害怕晚上独自出门上厕所，因为村子里有许多流氓。社会治理一直是大红门地区的难题。
2011年4月，大兴区旧宫的一座四层楼房发生火灾，事发地是一处服装家庭式小作坊。这场火灾暴露出大红门的安全隐患，这里70%都是服装小加工厂，发生火灾是偶然也是必然。
这次火灾导致“浙江村”成批的加工厂被迫开始外迁。赵涌涛家的厂房也在搬迁的名单内。他们搬到了京五环。
2017年11月，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的一处服装出租库房发生火灾。这次火灾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这让北京政府下定决心整治，将这里服装供应链彻底清出京城。
2017年年末京温大厦关闭，2018年8月大红门早市关闭。数万家商户依次遣散、清退。
图 |曾经红火一时的大红门早市，现已关闭
早市关闭后，张玉兰的弟弟一家接到新的招商信息，转到沧州去做生意。自2016年之后，张玉兰的大姐、二姐先后关掉服装档口，回到老家带孙子。
只有张玉兰和弟弟留下来继续生意，弟弟去往沧州，张玉兰觉得感伤，她对弟弟说“常联系。”但她也知道，生意人一年到头活忙不完。
早市关停后，商场管理越来越严，管理者不让商户做批发生意，不许商户在店里打包、发货。往昔来来往往的拉货场景，早已不复存在。物流店面也撤了一大批。
人潮散去，吴存兰的饭馆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依靠早市收租金的生意也泡了汤。早五年，她的饭馆每天能进账1万多元，而近一年来，饭店营业额好时一天有3000多元，差时只有1000多元。
吴存兰说最后悔的一件事是没在北京买房子，他们夫妻一直住在饭馆附近的平房，月租2000多元。2020年，为了节省房租，他们干脆搬到了餐厅二楼。子女是吴存兰的心病，她有两个孩子，现在大儿子也生了三个孩子，她还得赚钱补贴子女生活。
寻找出路
火灾没有让赵涌涛的父母离开京城，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才彻底让他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赵涌涛说起疫情的打击，2020年5月份停滞半年的大红门才重新开业。搁置的生产线，积压的货物，让他们损失了几百万。
“北京待不下去了” ，赵涌涛的母亲王锡芬是个行动果断的女人，她决定把工厂和档口都搬迁至沧州，开辟新市场。那时，大红门关停的通知令还未下达，王锡芬让儿子、儿媳守着档口。
赵涌涛并非没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独立出来，和妻子做自己的服装事业。这两年，他也在积极寻找新的落脚点。头一批遣散的商户大多去往沧州、永清、固安等地。他也将商品拿到天津、永清的市场去尝试。但没有得到好的效果。
一个成熟的市场形成需要时间的酝酿，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赵涌涛注意到这两年，南方的服装市场起来得很快，他们借助电商、便利的交通、低廉的人力成本，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图 |赵涌涛在店里打包货物
张玉兰也有这种感觉，2014年左右，网店兴起，她的衣服不好卖了。那些来拿货好几年的实体店家，一个个很少联系，打电话过去，对方就说，拿什么货，根本没卖出去。
这几年，张玉兰的人生境遇过得不顺遂。工厂关了之后，她的丈夫又开了个水洗厂，专门砂洗成品的牛仔裤。一次，厂里的热水没有关，她的丈夫经过，滚烫的热水浇在他的身上，张玉兰在医院照顾了他七天七夜。
伤好后，丈夫对她说，“你自己干吧，我不再碰服装了”。张玉兰没有办法，只好转做男裤生意，比起女款，男款没有那么多样式，也不用担心过时。
2016年，不甘心的张玉兰打起了电商的主意。她用三百万投资了一个电商平台，将货物拿上去卖，还让同乡、同行都上去注册会员。但2018年，这个电商平台因为非法集资被查封。张玉兰不懂里面的门道，老乡感到上当受骗，纷纷找她要个说法，她也觉得委屈，天天抹眼泪。
大红门关停的通知下来后，张玉兰说，自己打算回老家。刚说完，张玉兰又拿起内裤推销起来，这是她最近新代销的商品，“内裤更好卖，成本低，就在手机上发发，年轻人管这叫‘微商’。”
离开大红门，赵涌涛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去到父母身边，一条是和妻子两人去全新的市场打拼。现在，他更倾向于后者。但两条路都不容易。只有老郭还保持着乐观，他说只要还有批发市场，他就有活干。
大红门关停的时间在一天天倒数。未来，这里将打造成为特色街区。不久前，丰台政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已经陆续搬进离大红门商贸城一千米的福成服装城办公，门口竖着国旗，人来人往。
9月3日，大红门市场为商户们开了几场推介会，招商的人在附近租下门面，宣传标语上写着：离开了北京大红门，这里依然还是“大红门”。
张玉兰说，在她心里大红门永远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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