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孤独的食堂，在北京二环内
人老了，都是一个人吃饭
白纸坊位于北京二环内的西南角，紧邻护城河。不通地铁，自然也没有年轻人过来。
这里没有购物街、没有电影院、没有livehouse，有的只是上世纪80年代的“赫鲁晓夫楼”，一种用砖头垒起的长条形板楼。最高六层，没电梯，墙皮处处脱落，是买房最忌讳的“老破小”。
但对住在这里的老人而言，这是他们当年从单位分到的最好房子。一住就是三、四十年，他们还在这里将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养大成人，送去了北京、全国、乃至世界的各个角落。
而现在，他们用余下的岁月守在这里，苍老得如同院子里的那棵半个世纪前栽下的老树，满脸皱纹、孤独又安静。
这里位于北京西城区，全北京“最老”的一个地方。
不只是距离故宫最远不过六公里、真正的“皇城根儿”，还因为它的老年人“密度”——面积只有朝阳区九分之一，但120万户籍人口中，三分之一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
两年前，被称为“老年食堂”的养老服务驿站在白纸坊街道的小巷里落成。它为住在这里的老人们解决了生活中一大难题：吃饭。
这朴朴素素、平平淡淡的一顿饭，正是他们衰老后，生活的缩影。
一
老年人的午饭
从早上十点半开始
早上十点半，年轻人的一天才刚刚开始，但老年人已经迈着蹒跚的步子，朝“老年食堂”进发了。
食堂隐藏在一条名为“南菜园西头条”的小巷里，前身也是一条狭窄的胡同。
一辆电三轮停在了巷子中央，挡住了后面轿车的去路。刘慧琴赶紧回来，把三轮开上了便道，但她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老年食堂的大门。
两三分钟前，她刚把老伴扶下车，送他进食堂去打饭。
刘慧琴的电三轮和这一样。在白纸坊的街道上，你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老年代步车
她的老伴今年七十六了，左腿的膝盖也被风湿折磨了快二十年，走起路来使不上力。好在刘慧琴还开得动家里的电动小三轮。这个十年前送外孙女上学的代步车，转眼就成了老头子的专车。
今天也是一样，刘慧琴开车带着老伴出来买东西，“要不然怎么办，在家坐久了也腻歪。”
小车的车筐里，一把青菜耷拉着叶子，掩盖着一小袋面粉。“午饭就没时间做了，我们来这打口饭，回去吃。”
正说着，刘慧琴眼神一亮，笑着示意她要走了。食堂门口，她的老伴提着一个保温桶缓慢地往外走着。刘慧琴把桶接过来，给他扶上了车，自己迈上前座，两人一起消失在巷子尽头。
差不多两年前，建功南里的“老年食堂”在这里开张，好多住在临近五六个社区的老人都成了这里的常客。在他们不大的生活半径里，这里俨然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目的地。
腿脚还可以的老年人，经常坐两站公交来老年食堂附近的超市采购
陈素芬还像往常一样站在食堂侧门锻炼。咿咿呀呀的声音从她袋子里的收音机传出来，隔着一层布，闷闷的，是李胜素版的京剧《贵妃醉酒》。
每天九点半，她都准时出现在这里，把居委会发的帆布袋往门把手一挂。晃晃腰、抖抖脚、扶着栏杆站一站，就是这位80岁老人的日常锻炼。
在门口活动一个小时后，差不多十点半，到了陈素芬的午饭时间。如果家里没有剩下的饭，她就去食堂吃。
她的家里没有别人。老伴去世，女儿做公务员，原本还能一星期回来看她一次，但是没想到疫情一来彻底忙得见不到人，“我们老的也就随便吃点儿。”
说话声音太小，陈素芬费力地加上胳膊比划，松弛的皮肤挂在骨架上摇晃。“有时候懒了，就吃点儿泡面，一年吃那么几次，也没什么问题吧。”
陈素芬的身体出现过两次断崖式恶化。一个是50岁，她的腿关节开始犯病，从那时起就没办法自己出门买菜。
另一个节点是79岁。她指指自己的左眼，“看不见了，医生让我做手术，做了也没太大改善。”
她没有叹气，好像是习惯了这样衰老。“老了就是老了，咱们的身体呀，就像一台机器，用久了，修不好喽。”
她拿起自己的袋子，往食堂走，挥挥手说：“哎呀，你还年轻，体会不到的。”
二
稀汤寡水的饭菜
总比一个人对付强
老年食堂的中午，很难用“热闹”两个字形容。
七、八个老人对墙而坐，一人一张桌子，谁也不和谁说话，只有喝粥时才会发出“吸溜吸溜”的声音。
缺牙又漏缝的嘴，让老年人吃饭不得不格外卖力。
为了让老人们嚼得动也好消化，这里提供的食物已经软到不能再软：
烧烂的茄子、煮塌的冬瓜、炖没刺的龙利鱼小块……主食有米饭、馒头，也有软成一滩的蒸南瓜或是蒸白薯。
老年食堂准备的蒸南瓜，好嚼也好消化
用老年卡购买，一份套餐三个菜加主食和粥，一共18元。
“你们小姑娘年轻想减肥的，就来这儿吃，油水少呀。味道嘛……也还凑合。”一位奶奶吃完饭往外走，皱纹都笑开了花。
但她也不满意这个价格：“100块就够吃5顿，不划算。”以她每月850元的养老金来衡量，确实有些高了。
住在这片的老人里，很多都和她的情况类似。当年退休前没有稳定的工作，如今无论是生活还是看病，都要靠孩子来供养。
打饭的队伍渐渐长了，食堂里回荡起打饭大叔的嗓音。“米饭少点儿？再来个馒头？”他举着饭勺问面前的老人。
老人慢悠悠地看了一圈菜，思忖了一阵子，点点头。“您不够再来加！”大叔掂掂饭勺，接过下一位老人的餐盘。
在老年食堂吃饭，老人们习惯独自就餐，也不想和其他人聊天
排到一位穿枣红色开衫的阿姨时，她递过去一个三层的保温桶，“两份放一起，我回去和我家老娘一块吃。”
排队的人里，像她一样六十岁上下的“女儿”不在少数。一到中午，她们就纷纷出现在食堂，提着饭盒、拖着小车，打饭回家给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娘。
食堂门外，安静的小巷突然传来马达启动的声音，送餐车即将启程。
年轻的食堂小伙从后厨拖出三个橙色的保温箱和一桶半人高的粥，这些饭菜即将送往一条马路之外的建功北里社区。
那里，还有13个腿脚不利索的老人正在家中等着他们的午饭。
老年食堂的送餐车，每天不到十一点就出发了
“我卡里还剩20，下次请你吃饭。”67岁的王兵老爷子从老年食堂吃完饭出来，边走边回头喊。
“好，好。”应声的男人眉眼带笑，边说边走下台阶，送了两步。
王兵就住在建功北里，每次过来，都要穿过一条繁忙的大马路，但他仍然愿意自己走走。
不光因为这里解决了他的午饭问题，更大的原因，是这里给他提供了每天唯一一次和人说话的机会。
“我属于是，孤寡。”说起自己的情况，他语速变得很慢，表情也木然起来，“我也没事，就这么着，一个人过活。”
老年食堂一进门，“欢迎回家”四个字映入眼帘。再往里走，还有打疫苗的卫生室、心理复建室等等
他的生活和他手腕上的老手表一样，机械地重复着：六点多起床，沿着老北京的护城河散步。吃过早餐后，回家看书、看报，“中午早点儿过来，晚饭就对付一下。”
老年食堂不开晚餐，王斌就只能随便给自己煮点什么，有时是饺子，有时是挂面。加点酱油、煮个青菜，顶多不过加个鸡蛋。
“饭这东西都能忍，是吧？”
三
老了都是这样
要习惯一个人吃饭
食堂对面的居民楼上，一户窗前的粉色夹竹桃开得正好，这是张秀梅养了多年的宝贝。
她今年87岁，大半辈子都在这个60平米的屋子里度过。
老年食堂的大门正对着她家的阳台，她天天在眼皮子底下看着老人们来来往往，但直到今天才第一次才想要过去，尝尝究竟是什么味道。
张秀梅很少外出，很多时候就这样站在窗前放空
走到食堂门口，她就被难住了。玻璃门上贴着健康宝二维码，可张秀梅没有手机。她犹豫了一会儿，准备回去，收银的大姐给她迎了进来。
再走过玻璃门的时候，她手里多了一盒打包好的饭菜，右手还端着一只盛满棒子面粥的玻璃碗，颤巍巍地，一路晃一路洒。
终于回到家，屋里的电视广告正演得热闹。张秀梅除了睡觉从来不关电视，就为了让家里有点声音。自从耳背以来，她家电视的音量也跟着她的岁数逐年升高。
她把饭盒放到沙发前的木制茶几上，整个脸贴上去辨认里面的食物。“这是豆芽”“哦，还有豆腐。”她用筷子戳戳烂成了一滩的冬瓜，没看出来那是什么。
都不是她爱吃的东西。
就着假牙缓慢地嚼了半个小时，碗里还有两个花卷和半碗米饭。她又把剩下的菜归拢到另一个碗里，这些就是今天的晚饭了。
比起这样一顿老年餐，她更爱吃饺子，最好还是茴香猪肉馅的。
包好一屉饺子，她只煮四分之一下锅，剩下的放进冰箱，留着下顿再吃
六十岁的大儿子一星期会来看望她两次，剁肉馅是他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剁一次量够奶奶自己吃好几天。
她自己要准备的只是揉面和擀面皮，但就这一步已经把屋子弄得足够乱了。
“我这厨房是不是不太干净？”她不太好意思地笑笑，随手抹了抹桌子上的面粉。
这种没有人陪的生活，张秀梅已经过了20多年。
六十出头的时候，老伴因肺癌去世，她也没再找过其他人搭伙，“找了还得伺候他吃、伺候他喝呢，找干嘛呀？自己过多舒服。”
儿女们虽然也在北京生活，但也都各自成了家，只有在空闲的时候才能过来帮她收拾一下屋子。
“孤单……？有一点孤单吧。”沉默的气息在房间里膨胀，电视里推销员激昂的声音越来越刺耳。
她突然回过神来，起身收拾碗筷，“嗨，有什么可孤单的，人老了不就这样吗？”
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张秀梅总喜欢看电视来解闷
人一旦老了，孤独就成了常态。在老年食堂一中午都很难见到几对同框出现的老年夫妻。更多的老人都是因为在家“将就”不下去了，才独自过来解决一顿午饭。
80多岁的杨庆冬照旧背着他的挎包来了。老旧的尼龙包斜吊在他的身上，一直拖到大腿根上。
他在这边跟着儿子、儿媳妇一起生活，但今天是工作日，家里没人管饭，只能过来让工作人员给他打一口吃的。
“我没有老伴儿，一个人来这吃。”他说话很慢，一个字一个字从嘴边爬出来，更像是自言自语。
“今天胃不舒服，我先买回家，等饿了还有的吃。”
一两秒后，他张张嘴，投来一个失落的眼神，“我没有老伴儿了。”
*文中人物刘慧琴、陈素芬、王兵、张秀梅、杨庆冬均为化名
摄影、作者 李薇 | 内容编辑 百忧解 | 微信编辑 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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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胸验肺”12年后，张海超陷入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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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胸验肺”第一人张海超逃离“尘肺”后，陷入了活着的困境。
在“开胸验肺”后的12年里，张海超做了肺移植手术，有了一份公交车司机的工作，也加入了公益组织，救助尘肺病友，但他仍需与身体和生活的窘境缠斗。
40岁的张海超“见证”了500多名尘肺病人去世。
他身高一米七几，戴眼镜，头发花白，曾是国内最有名的“尘肺病人”——2009年6月，为了鉴定自己患职业性尘肺病，张海超做了肺部活检，成为“开胸验肺”第一人，并顺利拿到了120万元的赔偿金。
此后，他加入公益组织“大爱清尘”，走访病友，并为他们发声，以及提供专业的支持和帮助。
张海超记不清自己走访了多少人，看着很多人病情加重死去，想着某一天自己也会这样死去，陷入了深深的悲痛。直到2013年6月，他做了双肺移植手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成为了这个群体的标杆和典范。
“很多人羡慕我。”4月9日，张海超坐在院子里说，身边两棵杏树在风的吹动下哗哗作响。他的身后和左边，是两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房子，伴随着他出生、成长和“蜕变”，历经岁月洗礼。
张海超家。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赵志远提供
这种“劫后余生”让他更懂尘肺病人。他鼓励、安慰他们；帮他们申请救助；帮他们筹款……希望自己成为他们的方向与信心。事实上，他每个月吃排异药，要花七千多块钱，成为名副其实的“肺奴”。
一位尘肺病人说，张海超逃离“尘肺”后，陷入了活着的困境。
肺移植后
上午十点，张海超从药盒里拿出十几粒药丸，白的，红的，蓝的……用水吞了下去。
张海超吃的药
平时，他上午一次，晚上一次，按时吃药。但身体不适时，他一天要吃五六次药，一百多粒药丸。自从做肺移植手术后，张海超不再气喘、胸闷，但不时会出现肺部感染、胃肠炎等。
他经常跑医院，报销下来，每个月自己要出五千多块钱。对农村家庭来说，这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2013年10月，张海超刚做完肺移植手术回家，63岁的母亲突发脑梗，送进医院抢救回来，但从此生活不能自理。那时候，张海超已经离婚，带着女儿住在家里。
自此，一家四口，老的老，小的小，全靠他一人支撑，而他自己又是一个“肺奴”，需要终身服用排异药。张海超说，一个人做了器官移植后，如果身体出现排异，可能半条命都要搭进去。
一年后，张海超用剩余的40万赔偿款，另外借了20万，买了一辆公交车，成为了一名公交车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