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电之下，桃李面包“香”不起来了
教师出身的吴志刚给自己的面包厂起名“桃李”，作为商人和老师，他都希望“桃李满天下”，但是在限电限产中，昔日的面包大王自身的发展问题愈加凸显，这个家族式企业最终将走向何方，谁也没有答案。
文 | 李小趣
编辑 | 赵磊
运营 | 以繁
停电后，最开始只是一天的安排被打乱、一些人短暂地失联于网络，然后，它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东北，多次长时间停电让人们惊慌失措，不少人在接受未来依然不定期限电的事实后，开始囤干粮和水；在浙江和江苏，纺织厂、印染厂的工人们做二休五，眼看着年底将至，着急赚不到钱；一些中小企业主们奔走呼吁，但能耗双控的目标摆在那，谁也没办法。
这场波及全国多地，由煤炭紧缺和能耗双控引发的限电限产，造成的冲击越来越大了。
9月27日，桃李面包发布公告：受电力供应紧张的影响，桃李面包旗下9家全资子公司均接到当地政府限电通知。其中，江苏桃李自2021年9月25日起至9月30日止限电停产；东莞桃李、长春桃李、沈阳桃李、大连桃李、山东桃李、天津桃李、丹东桃李、哈尔滨桃李均根据当地政府有序用电的相关通知积极配合限电举措。
公告最后写道，此次限电将对上述子公司造成不同程度的减产影响，“具体影响情况暂时无法准确预计”。也许不久之后，受东北限电影响的普通人，连面包都不好买到了。
9月28日上午，#桃李面包受限电减产#冲上热搜。很多人在这条热搜下怀念起3块钱的豆沙起酥、5块钱的手撕面包和十几块一大袋的醇熟切片面包，最高频出现的词汇是，“学生时代的回忆”“青春的味道”与“时代的眼泪”。
三十年来，桃李面包一步一个脚印，逐渐成为A股的“面包之王”，留在了几代人的公共记忆里，但早在这次限电限产前，桃李面包就已经放慢了脚步，这家崛起于东北、辐射到全国的食品公司，前路并不好走。
▲ 大连超市内满满一货架的桃李面包。图 / 视觉中国
早晨7点，小区门口的小店已经开张，松软、便宜、形态各异的面包用透明塑料纸包好，和袋装牛奶一起堆在最外层的货架上。骑车路过的学生，拿上面包牛奶就匆匆结账离开；不同年龄的妇女，在收银台前排队，顺手就买了两袋。
很多东北90后的童年记忆里都包含类似的画面。但事实上，在1995年吴志刚创办桃李之前，这样的景象并不多见。
1935年出生的吴志刚，是创业界“大器晚成”的代表。退休之前，他的生活像是东北体制内员工的典型样本：专科毕业后进入丹东市电信局当电报员，后进入当地的丝绸一厂子弟学校当教师，最后在丹东市丝绸工业学校任教，1995年退休。
退休后，60岁的吴志刚没打算安享晚年，反而开始创业了。当时，现烤面包房的数量还很稀少，而超市里大多是添加剂更多、口感生涩的长保质期面包（比如蛋黄派）。吴志刚看到了这一市场缺口，开辟了烘焙界一条新的赛道：保质期3-7天的短保面包。
▲ 每天运送新鲜短保面包的货车。图 / 桃李面包官方微信号
品牌化的桃李，依然延续着最初的“中央工厂+批发”的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先在各地建立中央工厂，再以工厂200km为半径划定市场。中心城市的大中型商超、便利店是主要市场，由工厂直接对接；非中心城市的便利店、杂货铺，则通过经销商辅助布局。
在销售上，桃李则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中央工厂两班倒，白天先按销售端预估量生产，晚上再补产差额部分，以求最大程度减少损耗；两批产品都要在次日早晨6点前上货，最大化利用早高峰时间销售。
于是，故事刚开始的一幕出现了：比长保面包更新鲜、比现烤面包更便宜的桃李面包，一度成为许多人来不及吃早餐时的不二之选。也因此，互联网长期存在一个有关桃李的迷思——“桃李到底是哪儿的牌子？”
▲ 网友对桃李是哪个地方品牌的讨论。图 / 手机截图
而吴志刚父子也凭着和北方各省网友的“套近乎”，成功跻身行业龙头：仅2011至2017年，桃李面包的营收就从11.97亿元增长至40.80亿元，复合增长率达22.68%；净利润从1.46亿元增长到5.14亿元，复合增长率高达23.36%，均高于面包行业12%的平均值。桃李面包因此迎来了它的“黄金十年”。
2015年12月，桃李面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食品界的“面包第一股”；2020年8月18日，桃李面包市值更是冲破400亿大关，一度达到426.95亿元。
从此，提到闷声发大财的“隐形富豪”，吴志刚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2019年，吴志刚家族以235亿元的财富入选胡润百富榜，成为低调的沈阳首富。
更重要的是，桃李面包依旧霸占着超市的货架与许多人的童年——在贫穷而起不来床的学生时代，一口一个的豆沙馅小面包不会像和路雪般代表着珍贵与奢侈，但它才是日复一日、更稀松寻常的回忆。
当把一样东西列为“回忆杀”时，往往也意味着，它在当下的市场已经由盛转衰。
根据年报数据，2016-2020年间，桃李面包营收增长率分别为28.95%、23.42%、18.47%、16.77%和5.66%。虽然营收始终增长，但增速明显放缓。另外，2019年，净利润增长率也从上年的25.11%急剧下降到5.97%。
桃李面包将增速放缓归结于促销活动力度加大、配送服务成本提升。从年报不难看出，这是桃李面包“南下”的一年——2019年，武汉、沈阳、山东、江苏、浙江五个桃李面包生产基地落成，华南、华中地区的营业成本大幅增加。
但圈地并不意味着稳赢：2020年，在桃李面包37家控股参股的公司中，有17家子公司在2020年亏损了。亏损子公司大多处于南部，华中、华南地区均未实现整体盈利：截至2021年6月30日，上海桃李的净利润为-984.41万元、浙江桃李的净利润为-50.35万元、合肥桃李的净利润为-283.74万元。而本次因限电停产的江苏桃李，目前的净利润为-1077.50万元。
可以说，截至目前，桃李面包依旧依赖于东北、华北市场。但根据公告，沈阳桃李、大连桃李、山东桃李、天津桃李、丹东桃李、哈尔滨桃李都需配合限电举措，调整生产。2021年第一季度，由于东北疫情反复，桃李面包的净利率已经下降了16.27%，成为“有史以来最差业绩”。效益好的厂子被迫停产，亏损的厂子雪上加霜，这轮限电带给桃李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不仅南下受阻，桃李还面临着同类品牌与现烤面包的双重夹击。
即使已经占领了短保面包品类10%以上的市场，桃李也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2018年，世界第一大烘焙食品生产企业宾堡宣布收购曼可顿，这两个在南方市场本就更受欢迎的短保面包实现了“强强联手”；同年，食品巨头达利食品也在“美焙辰新品发布会”上宣布进军短保面包市场，并推出了抹茶红豆吐司、汤熟面包等新品。短保面包的选择不再只有桃李。
▲ 在选购宾堡面包的消费者。图 / 视觉中国
受上述种种影响，桃李股价基本呈下跌走势，9月28日，桃李的市值已在277.86亿左右。根据2021年上半年桃李的经营状况，华创证券研究报告指出，桃李“当前逐步渡过最坏时刻，收入端如期迎来复苏”；而民生证券则小幅调降了桃李面包的盈利预测。
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是，“北方人买菜论斤，南方人买菜论个”——在气候潮湿的南方，短保面包并没那么容易保存，人们也缺乏囤积食物的习惯。加上更加发达的便利店产业带来的挤压，南方短保面包市场本就有限。
更何况，桃李入局晚了。公开资料显示，华南、华东的桃李子公司，成立时间集中于2015-2016年。此时，南部市场已有宾堡、曼可顿珠玉在前，桃李已没有情怀牌可打，更在品类上缺乏区分度。
受到制作工艺等的影响，短保面包本就是一个缺乏差异度的赛道。桃李之前为了降低生产、研发成本，专注于核心SKU，一直将产品种类控制在30种左右。所以，一旦某种面包表现不佳，即使味道再好，桃李也会毫不留情地将它砍掉。在@1980s-2010s、@千禧bot等怀旧博主评论区，经常可以看到有人提起那些短暂存在过的、属于桃李的美味：“有人还记得奶油雪条吗？”“纸袋装的鸡肉汉堡面包，童年奢侈的美味，这些年再也没见过了。”
在桃李将它们变为“时代的眼泪”时，大概没有想到，自己精心保留的软式面包、起酥面包，并不能打开被宾堡、曼可顿和达利园占领的南方市场。
▲ 2021年4月，沈阳市民挑选购买桃李面包。图 / 视觉中国
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桃李面包是一家典型的家族企业。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与前些年的减持风波，都是劝退投资者的重要因素。
上市之前，桃李面包的自然人股东就已经有136名，其中几十人与吴志刚、盛雅莉有亲属关系，吴志刚家族的持股高达97%。此外，当时的桃李公司高管，也大多是吴志刚家族成员。
2019年，84岁的桃李创始人吴志刚正式退休，小儿子吴学亮接棒集团董事长，次子吴学群任总经理。截止2021年6月，桃李面包的最大股东仍是吴学群、吴学亮与吴志刚，以及吴志刚的妻子盛雅莉。此外，持股较多的还有盛雅莉的弟弟盛龙、妹妹盛雅萍等。
2018年12月24日，上市三年的桃李面包限售期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全公司83.07%的股份。仅仅5天后，吴志刚和盛利、盛雅萍通过大宗交易减持1.997%，减持总金额4.17亿元。对此，公司方的解释是，吴志刚与盛雅莉是“因个人生活需求”而减持，并非对公司发展信心不足。
截至2020年5月30日，桃李面包已经披露了5次吴志刚家族的减持结果公告，吴志刚家族成员已减持套现了24.02亿元。
老一辈退场，但桃李的发展还是要继续。对于上述种种忧患，桃李给出的解决措施是：在华北、东北等成熟市场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利用成熟地区的市场运作经验，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向外埠市场拓展；坚持大力发展以面包及糕点为核心的烘焙产品，稳步加大发展传统节日产品月饼。
但在大型商超没落、渠道收紧、月饼市场内卷的大背景下，桃李到底能不能守住“王位”还未可知。庆幸的是，不会有人永远吃桃李，但永远有人吃桃李——比起动辄三五十元的脏脏包或现烤软欧，中低价位的、便携的、可以保存3-5天的短保面包永远有市场，只看谁能吞得下这块“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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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沙家浜伤病员的真实人生
－－忆父亲人生片段
－－作者：谢越芳：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的父亲（摄于1955年）
父亲1916年出生在江苏常州武进，家境不算富裕，也不是太穷。爷爷让儿子六岁就去上私塾，后又叫儿子学中医，希望儿子长大成为一名普救苍生的医生。父亲没有辜负爷爷的期待，中医学得很不错，这个医术在之后的军旅生涯中还真派上了用埸。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性格很温顺，是一位不会去反抗父母长辈的好儿子。可我猜错了，父亲在1938年瞒着家人参加了新四军。
这一年正是中国进入轰轰烈烈的抗战岁月。新四军的发源地和总部就在苏北、皖南这一带。看来父亲还是比较孝顺的，没有离家太远。当时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队伍由项英创建，全权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实质上不受当时的国民政府指挥。
战争年代的兵，不像和平年代的少爷兵般安逸。他们每天面对的都是血腥残酷的战场。父亲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小战役中，负伤累累。并有弹片留在肺叶终其一生没法取出。一次又一次的受伤，那么一次又一次的养伤。最骇人听闻的是在老坟洞里养伤，父亲就经历过这种坟中养伤的滋味。父亲回忆说：那空坟里面是棺材尸体早已腐烂完了，并和泥土溶为一体。他们的伤员连单架直接推进那个坟洞里。伤员躺在里面，没有消炎药服用，更无盘尼西林针打，全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抗枪伤刺刀伤的炎症。吃的都是老百姓傍晚偷偷送进来的一些米汤稀粥之类的食物。后来大部队的伤员实在太多，也找不到这么多老空坟了，就用小船绑成一排排类似可以躺人的“病床”，全部隐蔽在芦苇荡中。方圆几佰里的水泊湖面，一片片芦苇，一层层芦花形成天然屏障，陌生人很难找到，就算把船开进去，可能已无方向感找不到北。因为面积太大，大批伤员在芦苇荡中非常安全。此真事，后来有文人把它写成纪实小说《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伤病员的斗争纪实》，后又有编剧把它改编成剧本名为《芦荡火种》搬上舞台，由上海沪剧团首演。剧本在文革中移植到京剧，也就是家喻户晓的《沙家浜》。
1945年抗战结束后，“新四军”的番号没有改变。直到打那场著名的内战“淮海战役”，民国政府称“徐埠会战”，那时的番号改成了“华东野战军”。指挥实权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几位将领手中（我个人认为叶挺没有实权）。父亲从抗日战争时的白皮肤书生兵（母亲说父亲年轻时皮肤白细。我认为父亲皮肤一直很白细），经历了淮海战役，强度长江天堑之战，进南京城一役，也是第一批进上海的中共军队。父亲早已是名符其实身经百战的军人了。可能父亲上过私塾有点小文化吧，进了上海后他负责守护孙中山故居，位于香山路。我现在想想父亲当年这活，算是非常好运气啦！起码不用睡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了。
父亲那代的军人，大多数是工农子弟兵。像父亲那样上过学，会开中药方，还写得一手漂亮小楷钢笔字的军人，自然也会成技术含量最高的兵种：炮兵团。
1949年内战尘埃落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父亲进京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上天安门城楼肯定没他份，在那军人方阵里做个小兵兵，向城楼敬个礼，走着正步高兴一回呗。
1951年父亲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后，就入朝鲜参战了。父亲说：朝鲜战争是一场血肉模糊的战争。许多战士都是因为保暖服装及装备不够而冻死的。食物水的供给都跟不上，冰雪当水喝，啃着石头一样的冷馒头。本来就满身枪伤的父亲，这次把胃也彻底破坏了。从朝鲜回国几年后，做了三分之二的胃切除手术。
1953年下半年父亲从朝鲜回国。部队南下浙江，是不是想从舟山岛打去台湾不得而知，既然仗打不成，部队就在江南一带歇息下来了。野战部队不打仗，突然安逸下来，肯定令人闲得慌。也令众官兵不知所措。部队首长下令，一定级别的军官可以组织帮忙找老婆成家。当然，年轻的小兵自己有本事找或回家乡成亲，全部一路开绿灯。当时的地方组织部官员，都成了红娘，通俗称媒婆。母亲是绍兴人，就是当时的组织红娘介绍的。
哥哥出世时父母亲还享受着“供给制”待遇，家里一切开销加保姆费均由部队负责。不久马上转为“薪给制”了。父亲一百多元一个月的工资，在当时简直就是巨款啦。母亲说当时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四元就够了。此时父亲在亲戚面前，成了有求必应的“黄大仙”，往常州老家给亲戚寄布，都是一匹一匹寄……若干年后居然有亲戚开口要买私人汽车。打了半辈子仗的父亲，可能觉得钱没什么大用场。更没有储蓄的习惯，当老婆孩子一大家子后，才知道没钱寸步难行，现实生活狠狠地教训了他！
父亲部队在杭州停留下来了。因为，是野战部队的关系，家属一律不准住进军营里面。所以，我们当时就住在清河坊，胡庆余堂大宅。原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府上。那时我还没出世。母亲回忆那大宅的气派，那华美和古典，那雕梁画栋，那回廊格局，那厢房书房，任何一间都可以成为今天古建筑的顶尖艺术品。可惜当时的接管者不懂，乱拆乱改。真是元青花缸入了腌菜妇人手，拿来腌菜正好又顺手。
政权稳定了，不需打仗。庞大的军队分去四个领域搞建设：造铁路，挖石油，新疆种大米棉花，还有就是建水利发电站。父亲分在第四个建水电站。
1956年父亲正式脱下军装转业派去属杭州地区西南部的新安江建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发电站。父亲被特别任命为新安江特别行政区区长。当时那个地方非常荒凉落后。分三个地名：紫金滩，长滩，汪加。发电厂建成后，才总称新安江水电站。现在又称千岛湖。母亲很小资加娇气，不肯跟父亲去那个渺无人烟的乡下地方做第一夫人。她宁愿呆在山水迷人、景如仙境的杭州做小老百姓。
新安江二年后就建设得非常好了。因为，此项目是国家重点工程，由周恩来亲自监督。当时的水利部部长是傅作义，实际上他基本没有话语权，担了个虚名。父亲三个月去北京一次汇报工程进度和具体工作。当时周恩来、朱德和夫人及全家（儿女孙子）等其他大领导都来过。母亲后来回忆说：见中央首长，在新安江就是小菜一碟。母亲其实不久就去了父亲那里。
既然是重点工程，那么一定聚集了苏联、东德的水利专家。还有大批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生，还有上海天马电影制片的拍摄剧组（他们负责拍摄大型纪录片），还有全国最好的外科医疗团队。还办了中国第一所水利电力中专学校。还有外宾招待所，随时可接待其他国家的专家。这些部门都算父亲属下部门。新安江当时算特供区，牛奶牛肉白面等等必须保证供应，因为，有太多老外水利专家。1960年第一台机组开始发电。那个美丽优雅的城市－－淳安，终于安静地躺在水下至今已有60多年了。意外的是完整保留一批珍贵的文物。被人遗忘的角落，却躲过了岁月的劫难！1962年开始，父亲辈这一代曾经都是军人的建设者，开始分批撤退。
父亲名字叫正中，做人做事正规，中肯。规规矩矩，有始有终。新安江建设工程完毕，一大批南下老干部都要重新分配工作岗位。很多人的级别都是地市级的干部，父亲让他们先走，他善后。他们无意间占了先机，去了浙江各个地方做市长、地委书记去了。此时的父亲像一个厨娘，盛宴散了，客人走了，剩下他独自在厨房清洁洗碗，扫地擦桌子。这也是令母亲非常生气的地方！母亲晚年曾说：那些先离开的干部，他们的级别没有人高过你父亲，怎么就留他一个人打扫后院？！我说：俺爹觉悟高呗，谁叫他是特别行政区区长，哈哈哈。时间拖长了，等父亲上任的单位不耐烦了，搞四清运动的干部都回组织部等工作，正好你不来报到，别人上了。省城杭州已开始控制人口了！
等我们全家离开新安江，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时，已经快要开始那个乾坤颠倒的运动。这运动被称为史无前例，一点没错，人人参与其中。这运动也是人性善良与丑恶的大展示。我们一家初来乍到，对这个城市一切都是陌生的。包括人与人之间既无特别熟的好朋友，也无有过节的朋友。
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父亲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头衔的罪名太普通，就再加一条吧：叛徒！这个罪名比较刺激和抢眼球。父亲责问：叛徒从何说起？！证据何来？造反派领袖振振有词地说：你从抗战打到抗美援朝，怎么就没死呢？别人怎么就牺牲了？！由此证明你肯定在敌人面前，多次叛变才保命下来。他们这个推理，认为很聪明很智慧……虽然如此境遇，父亲总是很平静。此时的母亲也突然开窍，在父亲面前宽慰说：咱们还好才来此地方不久，工作中也没和什么人有过摩擦。这个运动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个人恩怨大复仇呀！你斗我，我斗你，互相揭发，互相打小报告……母亲的洞察力和睿智终于显示出来。
母亲的预测很准确，父亲没有“仇家”，除了陪斗还是陪斗，比别的走资派处境好多了。
世上万事永远都是人算不如天算，当样板戏《沙家浜》红遍全中国后，父亲突然得到了优待。《沙家浜》中的伤病员是那个年代的英雄，是泰山压不倒的“十八棵青松”，台上银幕上天天都在歌颂他们了。这样的环境下，父亲减少了运动压力，陪斗少了很多。走资派和叛徒的帽子还戴在头上。工作不能恢复，那个词叫：靠边站。可隔三差五地被叫去党校讲一堂《沙家浜》革命历史课。听父亲说：听课的群体，最关心的是不是有一个阿庆嫂。就如京剧电影里那个洪雪飞般风情万种。父亲回忆说，交通联络站不可能只是一个，在那个动荡的岁月，怎么地也会有二至三个，方便机动联络。父亲说话从不会迎合形势，更不会讨好造反派头头。芦苇荡中养伤的伤员也不止18位，36位也不是确实数字。文学是文学，演戏是演戏，真实历史不容胡乱编，更不能瞎说……在此段日子常常有外调人员来我家，叫父亲签字确认他的战友是反党分子，叛徒等等。因为，他们老战友全在地方上当了官，也都成了走资派。父亲断然拒绝，没有签过一份“确认书”。
《沙家浜》戏曲走红，真正的伤病员也还是那个走资派、叛徒！滑稽不？
一个人的精神压力兼抑郁，可以很快把人的身体弄垮。父亲由于打仗受伤过多，被评定为二等一级伤残，全是内伤，有弹片还留在肺叶中（有军人伤残证，每年有几十元伤残津贴可领取）。此刻的父亲身体状况极速变坏。肺叶萎缩，压迫心脏，最后成了肺心病。
父亲的情况，在他们的战友间传开。记得七十年代初，我家巷子口，常常有地方军分区首长用的吉普车停着，都是父亲还在部队的老战友来看他，并带些好药或特效药来。药可以治病，可不一定能救命。文革没结束，父亲就走了，不到花甲。我们几兄妹，二位还在上中学。很快父亲走了的消息传到北京战友那里，那些战友都是进了中央机关重要部门的中央委员了。他们写信到我们当地的政府老干部局，要求妥善处理父亲的后事，包括家属，包括平反。父亲的葬礼很隆重，就花圈就超过260多个。也算虚幻的极至哀荣一番。
平反暂时没门。父亲真正平反，是在1977年后。
父亲走前给母亲留下三个字：想不通。我认为也可解读为：不明白。“想不通，不明白”其实包括了当时所有人的问号。
人性本应该是善良、美好、诚实的，可现实似乎没有空间可容下。
父亲一生善良正义，刚正不阿，清廉方正。
人生两个亮点：沙家浜伤病员，新安江水电站的开拓者（中国第一个水力发电站）
现在成了旅游胜地“千岛湖”了。
真正的历史应该是真实的。一个懂得反省的民族才会有希望！
此文只有4千多字，只能算父亲的人生片段。
那批沙家浜伤病员差不多均已作古，借此拙文希望给那个战火年代，添上真实的一笔！
202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