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腹救赵：赵氏孤儿的N重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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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孤儿的故事，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看过最催人泪下的版本，切腹救赵，来自《春秋列国志》：
屠岸贾灭了赵氏满门，赵家的两位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密商如何救刚出世的赵氏孤儿赵武。程婴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找一个男婴替赵氏孤儿去死。公孙杵臼说事急燃眉，去哪里找婴儿？程婴说我有，你等等。原来，程婴夫人也将临盆，之前程婴已给她切过脉，知道是男婴(足证祖国传统医学多么厉害)，程婴回到家，跪求夫人说，咱生是赵家人，死是赵家鬼，为了留存赵氏一脉，只能把腹中婴儿献出。程夫人深明大义，含泪答应，于是，程婴就动刀给她剖腹，将足月婴儿取出……
就这样，程婴牺牲了老婆和儿子的命，保住了赵氏孤儿一脉。
十八年后，赵武长大成人，得知真相，杀了屠岸贾，报了赵氏之仇。程婴任务完成，决心以死报赵家及公孙杵臼，赵武苦劝，说您曾经切腹救赵，功比天高，我要好好报答您。程婴说我跟公孙杵臼约好，他还在九泉之下等我，我不能失约。说完就伏剑自杀。
有没有跟我一样被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那如果我告诉你，这里面的关键情节，切腹，扯属胡扯呢？
没错，根本就没有切腹一事，不用脑子都能想到，两千多年前，祖国的传统医学再发达，也没有剖腹产技术，就算真的切腹，早产儿一刻钟都存活不了。所以，这不科学。
坦白交代，所谓《春秋列国志》，纯属我瞎编的书名，妥妥的历史虚无主义。“切腹救赵”本来就是又一个“造成语的反”。
如假包换的《东周列国志》，写到赵氏孤儿一节，在第五十七回，当公孙杵臼和程婴商量怎么救赵氏孤儿时，程婴说：“吾新生一儿，与孤儿诞期相近，可以代之。”
程婴用来替换赵氏孤儿的，确实是他自己儿子，但是“新生”的，不需要切腹。这跟广为流传的赵氏孤儿故事是一致的。
第一次划重点，记住：有救赵，但没有切腹，没有切腹，没有切腹。
这就是真相了？
不急。
虽然有不少人把《东周列国志》当史书看，但它其实就跟《三国演义》一样，也是“长篇历史演义小说”，完稿于明末的冯梦龙，后经清乾隆年间蔡天放的重新修改、校勘，才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
而早在蒙元初年，比冯梦龙早三百年左右，就有纪君祥创作的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简称《赵氏孤儿》)面世，后被列入“元杂剧四大悲剧”之一。让赵氏孤儿故事流传最广，甚至被伏尔泰等人译介到欧洲去，感动西方的，正是这部杂剧。
《赵氏孤儿》跟《东周列国志》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站赵家的将军韩厥，在剧中自杀，在演义中没有；剧中由程婴抚养的赵氏孤儿取名程勃，后来还被屠岸贾收为义子，悉心培养；演义中，赵氏孤儿一直叫赵武，被程婴藏在山中抚养大，后来才由韩厥引荐给晋悼公。
谁更接近史实？
猜都猜得到是《东周列国志》，因为它的情节主线基本取自《史记》中的《赵世家》。杂剧为了煽情，编排韩厥为救赵氏孤儿而自杀，这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要知道，韩厥当时的地位跟赵朔不相上下，他也是后来赵韩魏三家分晋中韩家的奠基人，把他弄死，也就没有战国七雄中的韩国了。
那么，《东周列国志》跟《史记·赵世家》中的赵氏孤儿故事有没有不同？
冯梦龙还是比较忠实于《史记》的，基本都是《赵世家》相关内容的扩写，包括对白方面的合理化想象。但细读之下，便会有一个颠覆性的发现，足以摧毁赵氏孤儿故事所有的泪点：
《赵世家》中，根本就没有程婴的孩子啥事。
且看，当公孙杵臼和程婴密商救孤时：
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
公孙问，把孤儿培养成人，跟现在为救孤而死，哪种更难？程说当然育孤更难，公孙说，赵家待你不薄，难的归你，容易的归我。于是，两人就“谋取他人婴儿负之”，也就是说，找了个别人家的孩子，包在襁褓中，再由公孙杵臼带着藏在山里。
第二次划重点：谋取他人婴儿，谋取他人婴儿，谋取他人婴儿。
程婴，根本就没拿自己的孩子去顶赵氏孤儿，这个最催泪的情节，完全是后世编剧的功劳。
《史记》的记载，应该就是最权威、最有可信度的吧。而且，司马迁不仅在《赵世家》里面写得很详细，在相关的《韩世家》也有记载，说赵氏满门被害后，“程婴﹑公孙杵臼之藏赵孤赵武也，(韩)厥知之”。没提找个婴儿替死之事。
这可以理解，因为《韩世家》的C位是韩家，赵家的事能省则省。
此事发生时，远没到三家分晋时期，既然《韩世家》都有提到，《晋世家》里面不可能没有。一翻查，果然……慢着，事情怎么是这样的：
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韩厥曰：“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祀！”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晋景公十七年，晋国杀了赵同、赵括，灭了赵家一族。韩厥说：“赵衰、赵盾的功劳难道可以忘了吗？怎么能断绝他们的香火呢？”于是，晋君又让赵氏庶子赵武作为赵氏后代，又封给他城池。)
到这里，有必要先把相关历史和人物捋一下了。
赵氏在晋国发迹，是从赵衰cuī开始的。当年重耳流亡，赵衰不离不弃跟了十九年，立下汗马功劳，所以重耳回国即位成为晋文公之后，就对赵衰封地赐爵。赵衰有四个儿子，赵盾、赵同、赵括、赵婴，赵衰死后，赵盾成为继承人，权倾朝野，赵同、赵括、赵婴三兄弟也各被封为大夫，所以赵氏在文公、襄公、灵公、成公四朝，都是权势最大的。(其中灵公、成公两位都是赵盾一手扶起来的，晋灵公长大后荒淫无道，竟想杀了一直阻手阻脚的赵盾，后来却被赵盾的堂弟赵穿杀了，赵盾才扶立了成公。)
赵盾的儿子赵朔，在赵盾死后继承了赵家，并娶了晋景公的姐姐为夫人，就是赵庄姬，也叫孟姬，生下了赵武。广为流传的赵氏孤儿情节中，屠岸贾在晋景公三年杀了赵朔，并灭了赵家满门。
可是，《晋世家》为什么只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赵朔和他叔赵婴呢？
还有大反派屠岸贾呢？
很遗憾，翻遍整篇《晋世家》，关于屠岸贾这个位高权重的“大夫”、“司寇”，根本就没有一字记载。
如果说，《晋世家》主要讲晋公室的事，赵家能略则略，也说得过去。问题是，前前后后根本没提到赵氏为什么会被灭族，“乃”字也说明，灭赵氏一族跟立赵武为赵家后人，是前后脚的事，根本不是什么十几二十年后。
感动全世界人民的程婴、公孙杵臼呢？
很多时候，《史记》看不懂，还是得到《春秋左传》《国语》等书里面找答案。
这一找，就发现《史记》真有问题了。
《晋世家》里面所说的晋景公十七年，正是鲁成公八年(前583)，这一年，《春秋》中有一句记载：“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左传》对这句话的注释是：
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孟姬因为叔父赵婴被迫流亡的缘故，在晋景公面前进谗言，说赵同、赵括要谋反，这话也得到了栾书等两位大夫的证明，晋景公就信了，在这年的六月杀了赵同、赵括，灭了赵氏满门。赵朔的儿子赵武跟他妈孟姬躲在公宫，所以没被杀，赵家的田地全部被分给其他大夫。大夫韩厥就对晋景公说：“赵氏对晋国一向忠心，功劳也大，现在搞到香火都绝了，这会让忠臣寒心的。”晋景公就立赵武为赵氏继承人，并把赵氏的田地都归还给他。
确实没有赵朔跟屠岸贾啥事，更没有什么程婴、公孙杵臼。
现在问题又来了：赵婴为什么会流亡？孟姬作为侄媳妇，为什么会因为这位叔父的流亡而去诬告另外两位叔父？她的丈夫赵朔哪里去了？
可惜，赵朔怎么死的，死于哪一年，《春秋左传》不见载，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宣公十二年(前597)，也即晋景公三年，他以晋下军统帅的身份参与著名的晋楚邲之战，此后便不见踪影。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赵朔早在赵氏被灭门前就死了，正常死亡，不是战死，更不是被谁所杀，否则《春秋左传》不可能不载。
十年后，《左传·成公四年》里面有个大瓜：“晋赵婴通于赵庄姬。”
成公四年即公元前587年，晋景公十三年，这一年，赵婴跟他侄媳妇、也就是赵朔的夫人孟姬通奸。
赵氏发生这样的事，可是家族丑事，所以，第二年，《左传》里又记着：“五年春，原、屏放诸齐。”
“原”就是赵同，“屏”就是赵括(因封地而得名)，赵家这兄弟俩怕家丑外扬，将弟弟赵婴放逐到齐国去(所以赵婴又被称为赵婴齐，这事也能证明赵朔早在此前死了)。
综上，这完全就是一起乱伦引发的灭门案：赵朔死后N年，孟姬耐不住寂寞，跟她小叔父赵婴通奸，事发，其他两位叔父赵同、赵括怕家丑外扬，就将赵婴放逐到齐国去。这惹怒了孟姬，就跑到晋景公面前诬告这两位叔父，再加上早就看赵家专权不满的其他大夫作伪证，晋景公就信了，杀了赵同和赵括，灭了赵家满门，只有赵朔的儿子赵武因为是孟姬生的，跟母亲一起躲在宫里而没被杀。在韩厥的劝说下，晋景公很快立赵武为赵家继承人。
就这样？
就这样。
历史是不是很无趣？
历史是不是很有趣？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其著作《陔余丛考》也举了《国语》中一些旁证，质疑广为流传的赵氏孤儿故事，说司马迁“一手所著书已自相矛盾，益可见屠岸贾之事出于无稽，而迁之采摭荒诞不足凭也。《史记》诸世家，多取《左传》《国语》以为文，独此一事，不用二书，而独取异说，而不自知其牴牾，信乎好奇之过也”！
“独取异说”，导致“自相矛盾”，这都是司马迁好奇害死史造成的。
清代另一史学家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提到赵氏孤儿案时，如是说：“匿孤报德，视死如归，乃战国侠士刺客所为，春秋之世无此风俗。则斯事固妄诞不可信。而所谓屠岸贾、程婴、杵臼，恐亦无其人也。”
第三次划重点：没有屠岸贾，没有程婴，没有公孙杵臼。
整件事从头到尾，只不过是赵家媳妇孟姬在兴风作浪；那些感动得你热泪盈眶的情节，只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在造孽。
那么，作为严肃史书，司马迁为什么要这样的“虚无”？
客观的原因，是六国史书都被一把秦火烧光，能用的文献极少，那时又没有考古发现可作佐证，有时候，为了充实史料，太史公就只好道听途说，甚至亲自加工。再加上，赵氏孤儿的传说，应该是从战国开始流传的，这么精彩的故事，不用上太可惜了，于是，太史公便不惜自己打自己的脸。
别忘了，《史记》有一美誉，叫“无韵之离骚”，它的文学价值，不在史学价值之下。
所以，既然《史记》可以，《赵氏孤儿大报仇》可以，《东周列国志》可以，你还一定要指证“切腹救赵”很虚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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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太监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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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十大太监”有几个版本，基本不见鱼朝恩上榜。但在中唐，他的影响力，可不在李辅国和高力士之下。
巧的是，他也是四川的，泸州人。
鱼朝恩走上历史舞台，是在唐玄宗天宝末年。唐玄宗李隆基虽然是个很文艺的风流皇帝，上位前期在政治上还算颇有建树，也拨乱反正励精图治什么的，开创了著名的“开元盛世”。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了不辜负这个美好的时代，鱼朝恩“引刀成一快”，净身进宫当了太监。因为“善宣纳诏令”(《新唐书·鱼朝恩传》)，也就是口齿伶俐、字正腔圆之意，以太监的身份被封“给事黄门”，成为皇帝近侍。
不料，唐玄宗乐极生悲，爱美人而失江山，安史之乱爆发，长安被攻陷，鱼朝恩跟着唐玄宗仓惶出逃，到了“国家五星级景点”马嵬坡，太子李亨密谋发动兵变，鱼朝恩审时度势，选择站在李亨一边，得到李亨的信任。
杨玉环被勒死后，玄宗父子分道扬镳，玄宗往西南奔成都，太子则北上灵武(今属宁夏)，鱼朝恩自然是跟着太子李亨北上。
这一次，鱼公公又押对宝了。李亨到了灵武没多久，就被拥立为新皇帝，即唐肃宗，然后给了他爹李隆基一个“太上皇”的虚名。
鱼朝恩也就跟着飞黄腾达起来，一点也不懂军事的他，先是被任命为大将李光进的监军，后又连升几级，第二年，唐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带兵收复长安和洛阳，为了不让哪一位节度使独揽军权，不设统帅，却任命鱼公公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简称观军容使。
这是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官名，听起来好像只是去“看阅兵”的闲职，其实权力大得很，因为是皇帝特使，相当于总监军，负责统领九个节度使共几十万大军，生死予夺，大权在握。
一个不懂军事的太监去统领大军，结果可想而知，唐军在跟安史大军的几次正面硬刚中，因为鱼朝恩的瞎掺和，连续落败，鱼朝恩捡得一条命，逃回陕州，甩锅给郭子仪等人。
郭子仪被夺了兵权，鱼朝恩则仗着肃宗的宠信，依然当他的“观军容使”，甚至让他直接统领禁军。
有权了，还需要有文化装点门面，这也是鱼公公们的标配。《旧唐书·鱼朝恩传》说他统领神策军后：
时引腐儒及轻薄文士于门下，讲授经籍，作为文章，粗能把笔释义，乃大言于朝士之中，自谓有文武才干，以邀恩宠。
就是经常招引一些擅长跪舔的文人到门下“研究国学”，写些鸡汤类的读经心得，然后就在朝廷中吹自己文武全才，以期得到皇帝更多恩宠。
别说，效果还是有的，“上优遇之，加判国子监事”，差不多身兼教育部长了。
得势便猖狂，鱼朝恩一直把郭子仪当死对头，甩锅给郭导致郭被撤职后，还不满足，又干了一票更狠的：扒了郭家祖坟。
唐肃宗死后，太子李豫继位，是为唐代宗。唐代宗想起用郭子仪，鱼朝恩不断从中作梗。第二年，吐蕃进攻长安，唐代宗出逃，还是靠郭子仪起兵勤王才解围救驾。这下子鱼朝恩再也阻止不了皇帝起用郭子仪了，刚好他最信任的一个风水师又对他说，郭子仪一直在堵您的官运。鱼朝恩一怒之下，就把郭子仪的祖坟给扒了。
“(郭子仪)破吐蕃灵州，而朝恩使人发其父墓，盗未得。”（《新唐书·郭子仪传》）
唐代宗召郭子仪进京，朝野都担心郭子仪在遭受此奇耻大辱后会起兵造反。没想到，郭子仪不但没造反，当皇帝慰问他时，他竟然哭着说：“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残人之墓，人今发先臣墓，此天谴，非人患也。”
我一直带兵打仗，无法避免手下士兵们破坏别人祖坟，今天我家祖坟被扒，这是报应，是天谴，非人祸，算了。
《新唐书·鱼朝恩传》中则说：“既数毁郭子仪，不见听，乃遣盗发其先冢，子仪诡辞自解，以安众疑。”
“诡辞自解”四字，精准至极，毕竟，姜还是老的辣。
鱼朝恩虽然一手遮天，对军权在握的郭子仪还是有点忌惮的，听说郭子仪在皇帝面前对他无半句怨言，想趁机拉拢他，便派人去请郭子仪吃饭。宰相元载闻知，提醒郭说，鱼朝恩可能还要害你。郭子仪不在乎，只带十几个家奴去赴宴，还掏心掏肺把一切都告诉鱼朝恩，包括别人对他的提醒，最后说，我敢来，就是不信你会害我。
鱼朝恩也当面表示了感激，说如果不是您厚道，怎么可能不怀疑我。
一个是著名大将，一个是著名太监，虽然内心都恨不得对方死，却因为互相忌惮，表面上还得握手言欢，为大唐谱写了一曲和谐的赞歌。
就这样，押对了宝，站对了队，有皇帝的纵容，鱼朝恩一直胡作非为，还是能逢凶化吉，像坐火箭般，从一个小太监一路飞升到郑国公，权倾朝野。
但很快，他的好运就用完了。
主要是得罪太多人，把文武百官甚至皇帝都不放在眼里。
到什么程度呢？
朝廷裁决，朝恩或不预者，辄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闻，不喜。(《新唐书·鱼朝恩传》)
朝廷上讨论、决议的事，如果事先没向他汇报，他就怒了，说：“天下难道还有我不能拍板的事吗？”
《旧唐书·鱼朝恩传》说：“上以朝恩太横，亦恶之。”
求唐代宗此时的心理阴影面积。
得意猖狂到了极点，皇帝也开始讨厌他，结果，像一张厕纸一样用完就扔，就是鱼公公们逃不了的宿命。
所以鱼朝恩最后死得很惨。
唐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冬天，忍鱼朝恩很久的宰相元载，察言观色，看出皇帝对鱼朝恩不止一次“不喜”、“不悦”，遂“乘间密奏朝恩专权不轨，请除之”(《旧唐书·元载传》)，唐代宗担心鱼势力太大，杀不了反为其害，元载说这事全权交给我，包妥，于是唐代宗就同意了。
接下来元载的一系列动作，颇像《三国演义》里王允杀董卓，只是没用美人计。
鱼朝恩有两个亲信武将，一个叫皇甫温，一个叫周皓，因为知道仇家过多，鱼朝恩平时上朝，“尝从武士百人自卫，皓统之，而温握兵在外”(《新唐书·鱼朝恩传》)。就是由周皓带一百武士贴身护卫，皇甫温则带兵在宫殿外守着，双保险。
元载就从此下手，以重金买通皇甫温和周皓，还利用宰相的权力，把皇甫温升为凤翔节度使，让皇甫温感激莫名。接着，元载就跟周皓合谋怎么除掉鱼朝恩。
一切安排妥当，大历五年寒食这天，代宗循例在宫中摆宴请百官。宴会结束后，代宗让鱼朝恩留下来商量要事，鱼不知是计，就留了下来，于是，“帝责其异图，朝恩自辩悖傲，皓与左右禽缢之，死年四十九，外无知者”。
代宗当面斥责鱼朝恩有异心，鱼傲慢惯了，一点不给皇帝面子，当场怼了回去，这时，他的亲信周皓突然出手，跟手下一拥而上把鱼拿住，用绳子活活勒死。事后，代宗再对外宣称，鱼朝恩已“奉诏投缢”，就是被下旨赐自杀。
这是《新唐书》的说法，《旧唐书》则说，鱼朝恩在寒食节那天当面顶撞代宗之后，“是日朝恩还第，自经而卒”。回府后自杀的。
两相对比，应该还是《新唐书》更合逻辑一些。这么一个把皇帝都不放在眼里的大太监，如果能安全回到自己府上，怎么可能乖乖自杀。
皇帝+宰相用这样的办法杀一个权阉，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是完全的践踏了大唐法律，可《太平广记》说：“及朝恩被杀，天下无不快焉。”
用那句名言说，他“死在老百姓的节日里”。而且没人会质疑，杀鱼朝恩是否经过法律程序，或者是否符合程序正义。
讽刺的是，鱼朝恩死后，元载也膨胀起来，居功自傲，成为新鱼朝恩，最后落得跟鱼一样的下场。
这充分证明，皇权制度下，皇帝不管以什么名义、什么手段杀哪一个奴才，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鱼朝恩们前仆后继，是杀也杀不完的。
也就是说，杀一个鱼朝恩这样的太监，对乱世中的苦难百姓来说，没什么实质意义。但每次看到鱼公公们的下场，依然还是“天下无不快焉”，为什么？
答案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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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私产的理论，中国早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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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如果您看过，不奇怪，只是因某种原因，你懂的。后面改了，希望能留存下来。
事情还得从著名的“弦高退秦师”讲起。
公元前627年，秦国突然派出一支超过三百乘的军队，长途跋涉偷袭郑国。
三年前，还在蜜月期的秦晋联合攻郑，亡国在即的郑国派出说客烛之武，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动秦穆公退兵，拆散了秦晋之好。秦退兵前，还留下一支兵马，号称协助郑国守城。
这一次，正是守城的秦将派人回国说，郑国的守兵都听我们的，国君如果派兵再来攻，我们里应外合，拿下郑国不费吹灰之力。于是，秦穆公不顾大臣苦谏，悍然出兵。
没想到，秦军挺进到郑国边境时，又被一位郑国商人三言两语给吓退了。
郑国牛贩子弦高，赶着一群牛准备到周都去卖，突遇秦军，知道秦军正要去偷袭自己的国家，灵机一动，迎上前去，献上十二头牛，说鄙国君听说秦师要来，冒昧派我先来劳军，鄙国虽是发展中国家，但贵军远来，我们愿意竭诚相待，保证贵军吃好喝好。
这时候，秦和郑明面上并没有撕破脸，所以，弦高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警告秦军：你们的一切动向，都在我方掌控之中，小心搬石砸脚。
秦军主帅果然被吓到，这次远征军只有几百乘战车，打郑国只能靠偷袭，既然计划暴露，还偷袭个毛，回回回。
就这样，弦高用十二头牛救了自己的国家。
那么，他是不是也跟烛之武一样，受朝廷所托？
不是，这完全是一个商人自发的爱国行为。
春秋时期，商业开始发达，但商人身份还是有点尴尬。一方面，贸易相对自由，关税不高，也没什么限制，特别是齐桓公称霸之后，要求各国降低商业关税，方便商人进行国际贸易。另一方面，商人的政治地位又比较低，再怎么有钱，在很多国家，连乘什么样的马车都受限制(比如晋国)，更不用说登堂入室参政议政了。
这么一来，绝大部分商人都闷声发大财，不关心政治，再加上当时“国家”概念远没深入人心，人才都可以在诸侯国之间自由流动，所以，非要用现代观念来盘点春秋时期的“爱国商人”，郑国的弦高是第一个。
而且不是唯一一个。
差不多在弦高退秦师四十年后，又一个郑国商人发扬爱国精神，在楚国策划了一起越狱事件。
事见《左传·成公三年》：“荀罃之在楚也，郑贾人有将置诸褚中以出。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
荀罃yīng是晋国大夫，公元前597年，晋楚为了争夺郑国控制权，爆发了邲bì之战，晋败，前去救援的荀罃被楚军活捉，作楚囚达九年之久，一个在楚国做生意的郑国商人，绞尽脑汁想把他救出来。
郑国商人在楚国救晋国囚徒，爱的是哪门子的国？
要知道，郑是中小国家，在晋楚争霸的夹缝中生存，一直都是朝晋暮楚。作为郑人，感情上还是亲近晋国多些，毕竟都是姬姓诸侯国，同姓三分亲。邲之战虽然楚国胜了，郑不得不站楚，但内心还是诸多不情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位在楚国做生意的郑国商人，就想救出荀罃，送回晋国，为郑晋关系增加一个筹码。
商人的大杀器，除了钱还是钱。可以想象，郑国商人的营救计划，不外是砸钱贿赂楚国官员、狱吏等，然后把荀罃藏在装衣物的大口袋里送出来。
千算万算，当郑国商人疏通好一切关系，营救计划就要成功之际，晋楚达成战俘交换条件，楚王派人把荀罃送回晋国。
郑国商人的努力，等于是白费了。
那么，有没有可能，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爱国行为，这位郑国商人就跟后来的卫国商人吕不韦营救秦国王孙子楚一样，觉得荀罃奇货可居，救他是一种风投，以后移民晋国就能飞黄腾达？
不可能，因为《左传》里写了，后来这个郑国商人到了晋国，荀罃特别感谢他，想好好报答他，就像他真的把自己救出来一样。可这些都被郑国商人拒了，理由是无功不受禄，“我是地位低下的人，不能欺诈大人物”。最后他什么都不要，离开晋国，到齐国做生意去了。
如果为一己之私，干嘛不要荀罃的报答？
跟弦高一样，这个连名字都没留下的郑国商人，其所作所为，也完全是自发的爱国行为。
春秋大乱战时期，这样的商人，只在郑国出现过。
为什么是郑国？
六十二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用言行回答了这个问题。
公元前526年，晋国大夫韩宣子到郑国访问。天朝上国来人，接待好是必须的，可是，韩宣子向郑国提出的一个小小要求，却被子产给拒了。
韩宣子有一只很贵重的玉环，但这是一对中的一只，另一只在一个郑国商人手上。他这次访郑，也想顺便要到这只玉环凑成一对，于是，聊完国事，就向郑定公提出这个要求。郑定公说，这小事，让相国子产去办就是了。
没想到，子产说：“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左传·昭公十六年》)
那是百姓的私产，不是公家的器物，我们国君不知道，也无权过问。
堂堂一个大国权臣，向被保护的小国要一只玉环，竟然遭拒，这要搁别人早就发动战争了。不过，韩宣子还是很有风度的，没有以势压人，而是私下找到那位郑国商人，说这玉环卖给我吧。商人说，可以卖给你，但还是要先告知我们的国君和大夫。
没辙，韩宣子再次找到子产，说前几天你说私产无权过问，现在那位商人愿意卖给我，还是得向你申请批准，怎么着，现在可以卖吧？子产说：
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当年，我们的开国之君和商人们都从周朝而来，政商团结如一人，披荆斩棘，才开辟出这块美丽的国土。历代国君跟商人订有盟约：“你们不背叛朝廷，朝廷也不强买强卖，更不会掠夺你们的财产，不干涉你们的贸易自由，你们生意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朝廷决不过问。”正是靠着这种相互之间的诚信，我们才跟商人共存共荣，一直到今天。
接下来子产又说，您想强买玉环，如果我答应，就违背了我们跟商人的契约。您这样把玉买到手，事情传开来，会失去诸侯的信任，划算吗？
韩宣子一听，赶紧承认错误，说自己为得到一个玉环，差点酿成大错，实在不该。
“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郑国国君跟商人之间所立的盟约，双方都认真践行了，朝廷对贸易自由和私产的保护，就是弦高等郑国商人能自发爱国的原因。
两千多年后，公元1763年，在遥远的英国，一个叫威廉·皮特的人，在议会上进行了一次演讲，《论英国人个人居家安全的权利》，主旨是反对国家对酒征收消费税，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即使是最穷的人，在自己的茅屋里也可以挑战国王的权威。他的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英国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军队也不敢跨过这破房子的门槛。
三年后，威廉·皮特当上英国首相。他的这段话，后来被简化为众所周知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有人说，威廉·皮特这段话，深受百年前的英国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的启发，洛克在他的著作《政府论》中，提出了“设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私产”这一宗旨；又有人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是早就流传在欧洲民间的谚语，并不是洛克或皮特的首创。
但不管如何，最早公开提出王权不能干涉私产的，还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这句话，要比“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早两千两百多年。
可见，保护私产的普价观，并非西方专利。只是，有中国专家言之凿凿地说，英语起源于中国，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专家去论证，这些造福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价值观，也起源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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