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苗（疫苗）乱象
我推测：DS（深层政府）在种豆苗方面也是精心策划的，分几步走：
第一步：推出恶性豆苗和安慰剂两种。
如果全部是恶性豆苗，造成大量恶性后果，会吓得大家再也不敢去打豆苗了；
如果全部是安慰剂，疫情无法结束的责任在于豆苗无用，也会让大家失去对豆苗的信心。
所以必须有“恶性豆苗”和“安慰剂”两种。
第二步：大众出现两极分化。
打了豆苗没事的人会认为反豆苗的都是精神病阴谋论；而反豆苗者专门盯着恶性豆苗事件。
立场不同的两拨人开吵。
第三步：利用舆论宣扬疫情又加重，并提出豆苗护照等策略，逼反对者打豆苗，
把疫情无法结束、经济无法恢复等责任推给坚持不打豆苗者。
第四步：如果不打豆苗者承受不住周遭压力，索性把心一横，打了……
那么打豆苗者越来越多，等到数据达到DS所要求的程度，接下来的第2、3、4针……就在劫难逃了。
而打了第一针的人，再继续打下去，就不那么纠结了。
最近家庭群在Zoom 上讨论我的问题，满屏都是劝我打豆苗的。
我先生的一位朋友，非常绅士的一个人，他的两个小孙子最近得了新冠病毒，发烧，他立马发信息给我，
让我打豆苗，说我不打豆苗，就是没有社会责任感，就是不关心孩子们……看，这就是同质压力。
我没有回复他的信息，我怀疑他的小孙子们究竟是得了新冠病毒还是秋季感冒，
因为我家两个学生租客都得了感冒，他们也都打过疫苗了，此刻如果他们去医院，估计会被当作新冠病毒????……
我没打豆苗，也没感染上感冒。我被孤立了，我也不参加家族聚会和朋友聚会，他们都怕我。
目前，打了疫苗的，认为不打疫苗的人愚昧、不相信科学；不打疫苗的，认为打了疫苗的人愚蠢、被洗脑。
《阴谋的败露》这部纪录片说，DS最擅长在羊群中制造问题，然后抛出很多种解决办法，
让羊儿们去争吵，等羊儿们吵累了、精疲力尽了，就乖乖就范了。
DS对于美国年轻人，用共产主义洗脑。
我女儿受我影响，不敢帮共产主义说话，但一遇到某些事件，她会说：
“看，这就是资本主义！”看，这就是资本主义～～这句话是左派的口头禅。
DS对于其他国家，用自由民主洗脑，这就是所谓的颜色革命。
同一个组织，在美国街头是安提法共产主义小组，在俄罗斯街头，是要民主自由的进步青年。
DS玩的这两手，大家想想，是不是很有意思？
——「先小人後君子」這句格言的觀念與邏輯陷阱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國文化原初觀念中的小人君子概念，應該是一個人對他自己的人性原初界定，
然而我似乎從來沒有遇到一個儒生說自己是小人，難道所有儒生都認為自己是君子嗎。
這一點和基督徒完全不同。基督徒越相信基督，越覺得自己是個混蛋，敗壞，無恥，虛榮，不可救藥。
我現在想起過去的生活，覺得自己簡直豬狗不如。這兩年才多多少少有點人的樣子。
中國人還有另外一種對人性的習慣性認知：先小人，後君子。關於這句話，我見過的最優美的解釋是，
所謂先小人，是指非均衡假設，即每個人的人性都處在幽暗秩序中，所以必須假定每個人的人性之惡。
所謂後君子，則是指每個人的行為的均衡性，即每個人的人性可以按照最優原則來展開自己的行為。
這樣的解釋看上去非常優美，能夠迷倒很多熱愛思考的人們。
但問題的陷阱在於，小人君子之分事實上是人類古老的善惡之分，
而人的有限理性並不能完全準確的界定善與惡。正如善與惡同時存在與一個人的人性結構之中，
中國人的小人特徵和君子特徵也同時存在於一個人的心靈範圍之內。
如果我們假定人是有限理性之人，則我們就必須認定，
一個人無法在自己的心靈範圍之內理性地處理他自己的小人屬性和君子屬性，
一個人不可能讓自己在應該小人的時候就是小人，在應該是君子的時候就是君子，多數情況下或長久來看，
人類經常把君子解釋為小人，把小人解釋為君子，或者是經常將惡命名為善，
將善解釋為惡，善惡不分乃是人類的常態。
人最大的問題是不能依靠自己的有限理性管理他自己。
所以，一個對人性有足夠認知能力的人，不會認同「先小人，後君子」的人性論原則，
而是立足於人性的幽暗意識徹底懷疑自己，用人性有罪原則處理公共事務，
相信人性之惡具有絕對的普遍性和平庸性，由此把人性首先界定為絕對意義上的「小人」。
這就是聖經傳統觀念意義上的人性論終極原則：每個人都是罪人，這個世界上連一個義人也沒有。
在這個意義上，如果一個有限之人在這個不可靠的人類社會先驗地擁有了這樣的關於人的判斷能力，
那麼他就可以在這個世界上擁有了生活的大智慧。
立足於這樣的觀念秩序前提，我很輕易就能理解所謂中國哲學的膚淺，比如馮友蘭的哲學，
大概就是對儒家原初觀念的現代闡釋。儒家本無哲學體系，只有一點模糊的人性印象與猜測，
而馮友蘭對西方哲學完全沒讀進去，所以他的中國哲學思辨非常膚淺，完全不理解某種基於真理的哲學思考。
一個不認識真理的中國人，皇帝就是他的真理。由此，馮友蘭變成毛澤東的馬屁精，就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事實上每一個中國人都是如此，由於我們不認識真理，所以我們根本不可能理解一個人對真理的堅守。
真理在我們這裡被一些相對之事取代。比如我們愛父母，父母就成了我們的真理。
我們愛老師，老師就成了我們的真理。我們愛國家，國家就成了我們的真理。
我們愛知識，知識就成了我們的真理。我們愛科學，科學就成了真理。我們愛錢，錢就成了真理。
更加悲涼的事實是，即使是夫妻相愛，也是夫妻彼此為真理，
我們全然不知道在夫妻之間還有一個最珍貴的共識——愛上帝。
現在的中國人是一個把公權力當成真理的時代，人人都是官本位價值觀。
我判斷一個時代是否觀念有所改進，社會是否有所開放，通常都會觀察這個時代的年輕人，
是不是削尖了腦袋要去當公務員。記憶力不差的人們應該記得，大概從2002年到現在，
中國的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在畢業的時候，幾乎瘋狂似的要擠進官場，幻想從官場的最底層乾起，
經過五年十年的奮鬥，搖身一變，成為掌權一方，呼風喚雨的官家大老爺。
不消說，這樣的時代大有問題，不值得懷念。至少我們可以這樣說，當太多的年輕人紛紛鑽進官場，
這在經濟史和企業史雙向敘事的維度上，幾乎是一種集體的墮落，同時是一種經濟史的陷阱。
我的意思是說，當所有的年輕人都想去做官，當我們的年輕人沒有基於自由市場的冒險精神和創新精神，
我們的下一步就要迎來最貧窮的時代了。
天空為何乾淨了？是因為霧霾已經散去。主啊，人性何嘗不是如此呢？
「清心的人有福了」，只要我們願意直面內心的黑暗，靠著上帝的話語，清理心靈的污物，
我們美好的生命秩序自然就會呈現出來。
那種一天到晚高喊「仁義禮智信廉」，但卻從不深刻懷疑人性的生活方式，通常都是偽善的，
我們內心的霧霾將永遠不會散去。事實上我必須把這樣的觀點推進到看上去偏執的程度，
即使是那些已經熟讀聖經的人們，即使是那些已經在教會里敬拜的人們，
如果不深刻地練習如何在思想史的層面和在人的行為細節的層面懷疑人性，
如果我們的信仰僅僅停留在表面的信心而不是對人性深刻的懷疑，我們依然無法擺脫人性的幽暗局面。
很有可能我們的基督信仰最後又一次被我們的求財免災的宗教習慣所打敗，我們最後變成了自己埋葬自己的人。
一個人死去之後，如果國籍變得不再有意義，則這個人活著的時候，就必須用盡全力逃離國家、
地理、民族、人群這些宏大敘事對一個人的終極意義的轄制。
一個人死去之後，如果從此不再擁有作為一個人的永恆的生命意義，那麼這個人在活著的時候，
被別人看做一條狗一頭豬，被國家看成一顆螺絲釘，就具有當下的邏輯意義。
這個世界的秩序是觀念先於事物。觀念的構建取決於知識人對真理的渴求。
真理不存在，則觀念就愚蠢。如果觀念缺乏新知，則人的行為趨於短視。
短視是人類的通病，首先是知識人的短視，其次是民眾的短視，最後才是官僚與制度的短視。
一個人的生命必須對準真理，就像樹葉對準陽光。真理不明確，觀念就會混沌。觀念不變，則人性就不會更新。
人性不更新，則所謂人的共同體的國家也會長期不會變。
中國長期處於前現代專制社會，與知識人過度關心當下，缺乏追求真理的精神正相關，
也與每個人長期存在的愚蠢的觀念秩序有關。每個人都是殺死這個國家的兇手，沒有人是無辜的。
中國的知識人把太多精力用來思考中國向何處去，以至於沒有時間思考自己。
比如秦暉的著作《走出帝制》、吳思的著作《政改的預測框架》，僅僅從問題意識就能發現知識人的普遍短視。無論是秦先生還是吳先生，事實上都是這個時代最優秀的中國知識人，
然而就是在他們的身上我看到中國知識人最大的弊端：過度關注中國向何處去，
缺乏崇高的真理視野、深刻的人類視野和純粹的知識視野。
相比之下，歐美知識分子並不是這樣。約翰洛克流亡，所思考的思考宗教寬容和人類理解，
而不是英國向何處去。萊布尼茨不受國王待見，長期在流亡狀態，
他思考的卻是數學二進制與人類理智的秩序。亞當斯密從不思考英國向何處去，
他只關心人類市場秩序和道德秩序。
中國企業家的思想狀態也同樣在宏大敘事的陷阱里。
常識告訴我們，任何時代的企業家的使命都應該是滿足消費者需求，但是中國企業家的使命感卻是產業報國。 這是目的論意義上的大災難。
所以，必須要呼喊常識：真理是方向，人是目的，知識人的使命是追求真理。企業家的使命是讓消費者滿意。
多麼悲哀啊，在中國這裡，國家成為中國人的偶像，讓企業家短命，讓知識人愚蠢，讓民眾成為炮灰。
我这几天一直在跟进财经方面的讯息。
9月2号习皇帝宣布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我特地用黑字表明了星盘title，
先给还没开张的北交所戴个黑袖章。 9月2日火星准确对冲海王星，又是下弦月之后!
习皇帝撞山自尽的能力实在太强了，在不懂星盘的前提下选中最差时刻加速搞烂最后的中小企业，
佩服佩服，在下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再次提醒家里有人住在新疆的加快速度撤离。
新疆脱离中国是迟早的事情，习近平新疆政策造成的民族仇恨是既成事实的火种，
只欠西风被点燃起来熊熊燃烧！西风也是一定会吹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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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8/2021 postreply
20:24: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