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哟，我的班
－－作者：朱新地
作者青年时代
朱新地，1947年出生，1960年小学毕业赶上困难时期，1966年高中毕业赶上文革、上山下乡。1978年考上南京医科大学。现已退休。
匮乏年代
经历了1958、1959年的轰轰烈烈之后，1960年秋我进了初中－－昆明第一中学。
读了两年后，郊区要成立一个新学校（二十四中），一中有三个班被划过去，我的班级也在其中。初三在24中读了一年，考高中又考回一中。高中本应三年，未料高考前夕遭遇文革，一直折腾到1969年上山下乡前，才拿到一纸比巴掌稍大一点的“毕业学生分配证明书”（还不是正式的毕业文凭）。就这样，没留级没补考，我和我的同学们史无前例地上了将近九年的中学。
我上初一初二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所有的东西都紧张、短缺，书籍课本是又黄又粗糙的毛纸；晚上还经常停电，到学校上晚自习时，每人都要带一盏小油灯，那是自己用墨水瓶做的，把瓶盖钻一个孔，穿过一根棉绳，再倒进半瓶煤油，小油灯就做成了。如果谁忘了带油灯或者不小心泼洒了煤油，还得向同学借光；有时几个人把头凑在一盏小油灯前，自修完时鼻孔都被熏黑。
但相比之下，饥饿是更难熬的，因而我们最关心、最渴望的事莫过于能“饱吃一顿”了。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我们当时那种谗劲儿，那是一种长期食物匮乏造成的对“吃”的朝思暮想。
粮食定量中只有很少的米，大多是陈玉米面及生了虫的老蚕豆。菜也极少，一个月只能吃 一次肉，最多也就三四片。因为供应极度匮乏，也就没有了“挑选”一词， 得到任何可以“进口”的东西都会让我们高兴不已，一旦听说什么地方有吃的东西卖（比如糖精腌渍的酸木瓜等） 便蜂拥赶去。连一块糖、几片糠麸饼干、一碗白米饭都成了我们的渴望。
至今记得这样一件事：一个要好的同学告诉我，她家那儿的小卖部有牛奶糖卖，于是我请她帮买一两（公两）。第二天上学她给我带来了糖，上课时我忍不住想吃，剥开一粒糖纸，发现那糖只有半粒，被咬过印迹清晰可见。我朝那同学望去，她也正在回头看我，我俩的目光一相逢，她立即转过头去。我立即明白了，只觉一阵心酸：亲爱的朋友，你干嘛不把整粒吃掉呢？你少给我一粒我也不会知道呀！
一个同学的母亲在酱菜店工作，有时会带块豆腐乳来，我们就拿张小纸片托着，上课时几个女生传来传去用火柴棍挖着吃；另一个同学的家长在中药店，带来几段寸把长的甘草，分给要好的同学一人一段，上课时老师在上面讲课，我们就把头埋在课桌下吮吸甘草；比起男同学 来，饭量小的女孩子可以多一样零食，那就是把饭里生虫的老蚕豆省下来，装在口袋里一粒一粒摸出来慢慢享用；如果谁偶尔间买到一点糖精腌制的酸木瓜、酸角等，或者谁从医务室开来了润喉片，也都成为大家分享的美食……隔壁班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人听说盐水煮蓖麻子很好吃，大家争相效仿，结果半班人因食蓖麻子中毒被送进医院……
当然，最最渴望和期盼的还是吃肉。终于等到吃肉这一天。一大早就开始兴奋不已，同学间相互打听着：“是红烧肉？腌肉？辣子炒肉？”心里一遍遍想象着肉的滋味，课也没心思上了。碰巧我的同桌是个印尼归国华侨，她是班上唯一戴手表的人，于是上课时不断有小纸条传到我手中，问的都是同一句话：“几点啦？”－－全班人心往一处想：盼着早点下课。
中午，生活委员从食堂打回集体的饭菜，平时都是同学们自己分菜，但吃肉这天，班主任必须亲自出马。所有搭伙同学的碗一溜摆放在桌上，班主任依次在每个碗里放一块肉，一轮分完再分一轮。如果多出几块，就切小再分，如果只多一两块，便往上方一抛，落到谁碗里就是谁的，落到桌上或地上就大家抢。记得有一次吃油炸小干鱼，分鱼时掉了一条在地上，分菜的老师随即说：“落地不沾灰，拣起来吹吹。”从此，这位老师多了一个绰号：“落地不沾灰”。
还有一个镜头也未能忘怀：那时咸鸭蛋是难得的物品，家里每次吃时必是将一个蛋切开，父亲、母亲、妹妹和我每人四分之一。有一次，年幼的妹妹认真地问母亲：“到共产主义能不能一个人吃一个鸭蛋了？”
如今回忆这些往事，似乎全都成了笑话，哪怕是带泪，也觉得好笑好玩。但有一件事，却是永远抹不去的哀痛。记不清是初一还是初二了，我们经常要在课后拉板车送货，一个人在前面拉，二三人在后面推。一次送完货后，有个姓倪的男生急着赶回家，他说“家里今天蒸包子”， 未料就在路上遭遇了车祸……
请原谅我写下了这些今天看来近乎荒诞的真实往事。说实话，我在记忆里搜索，似乎我的整个初中时代，真没有如今社会所关心关注的什么考试、升学、教育一类的话题，倒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趣事，真真切切、不胜枚举－－那是举国上下都饥饿的年代啊！
而昆一中这所一流学校的一流老师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教着我们这群“无知又无畏”的孩子。也许是老师自己也饿着肚子教书，因此理解和原谅了学生的这些顽劣行为，总之，老师并没有训斥和苛求我们，他们明明看到了我们的胡闹却故作视而不见，依旧淡定地继续上课， 依旧孜孜不倦地对我们“传道、授业、解惑”……多年后回想方才明白，其实我们是在老师们的爱心包容下走过那个艰难岁月，并最终长大成人的。
随便举几个例子：我至今记得高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节政治课。他没讲什么大道理，而是 讲了“把好你的第一关”，即关于人生道路及选择之类的话题。大意是：人生的路尽管很长， 但关键之处往往只有几步，关键时一定要把握住自己。比如走路，第一步走错，第二步很容易就迈出去了；其他错误亦然，犯了第一次，就难免有二次、三次，因此“把好你的第一关”非常非常重要。事实上，我初中时受到的这个教育，指导和影响了我的一生。
教平面几何的周老师，一只耳朵有点畸形，调皮的学生给他取绰号“阿尔法”。周老师常 说的一句话是“重复等于啰嗦”，他要求我们用最简洁的方式来写出推理过程。可以说，这种抓住本质解决问题的思维训练，使我在后来的工作乃至人生中都受益匪浅。
代数老师谢廷津是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尽管穿着也很朴素，但她白皙的皮肤，两条过腰的长辫，整个气质却让人感到一种与众不同的高雅。说来惭愧，身为数学课代表的我，却常在上课时看小说。记得有一次，老师把我的小说没收了放在讲台上。我便传纸条给第一排同学（我坐倒数第二排），让她伺机帮我偷下来。于是趁老师转身在黑板上书写之际，这位同学拿到了书并迅速传到我的手中。未料老师板书完毕要继续讲课时，突然喊道：“我的教案呢？”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原来是前排同学错拿了老师的教案。我只得红着脸站起来给老师送去。出乎意料的是，老师并未因此发火，照旧和颜悦色地讲她的课，仅是在课后批评了我几句。谢老师的爱心和教育方式让我体会了什么叫“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
地理老师张星泽是个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多年来自费订阅全国各地的画报给学生看，这不仅丰富了老师的教学内容，也大大开阔了同学们的眼界。在那个没有电视更没网络的年代，是张老师引领我们“游览”了祖国的壮美河山，见识了各地的风土人情……
那是一个以艰苦朴素为美、为荣的时代，国家的号召就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 年”。学校里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尽管劳动人民脸是黑的，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手脚沾满了泥巴，但他们是最美丽最干净的；而资产阶级的小姐、太太们，尽管打扮得光鲜漂亮，却是最丑、 最脏的”。因此，同学们谁也不敢在学校里公开谈论穿戴打扮，怕被认为是“思想不健康”，甚至 “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平日里难得有人穿新衣服，多数是拣哥哥姐姐穿过的。不过，穿旧衣服破衣服缀满补丁的衣服并不会被小看被取笑，也是事实。如果换个角度看，那时没有如今的许多虚荣和攀比，不以衣冠取人，也可算是另一种自在与轻松。我们的物理老师是一个新分来的年轻老师，一次在课堂上板书时，有人发现他脚后跟的袜子破了个大洞，尽管同学间也有议论，但并没人因此而小看他，大家都称道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对同学的热忱。
不是赞美苦难，而是想到“存在决定意识”。尽管我也是在多年后才明白，从国家之宣传提倡到社会之风尚再到百姓之观念心态，概莫能外也。
阶级路线和理想主义
在二十四中读了一年初三，考高中我重新考回一中。客观地说，昆一中的校园环境、教学条件及师资力量等等，的确是其他中学所不能比的，但我更想记录的是这一时期的学习生活状况。
高一时我在六六二班，入学后不久，班主任陈志聪就一一找同学个别谈话，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对其进行鼓励并指点努力方向。用现在的话说，这更多是一种“情商”教育，陈老师的着眼点不仅仅是教书，更是育人。可以说，进入高中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而在这个关键点 上，陈老师细致入微的工作便如同“雨露甘霖”。总之，经他谈话的同学都面貌一新，包括我在内，仿佛茅塞顿开，从此下决心要珍惜光阴、树立理想，认真学习了。
高一结束后，昆明市教育局对包括一中在内的四所中学进行文理分科试点，我选择“理工”。之后，二班和四班选择理工的同学合并成了理工二班。二班原来学俄语，四班学英语，于是早读时英、俄语常常“打架”，教室里热闹非凡。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清华演讲的这句名言同样适合于昆一中，当时一中的诸多名师如任云龙、顾传澍、资臣、马忠良、鲁开敏、汪大受等等都教过我。老师们用各自精湛的教学方法引我们进入知识殿堂，更以其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 诲人不倦的精神影响了我们的整个人生。能在中学时代遇到这么多良师，受到这样好的教育，实在是我今生的幸运。
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于此，今天的师生们大概已感陌生，而对我们一代人，却是无法绕开的话题。
我上中学时，每学期都要到农村劳动约两周时间。印象最深的是初一那次，十三岁的孩子要自己背着行李走十几公里，还要翻山越岭。初一学生年纪小，就让我们打猪草，正是困难时期，每天饿着肚子却必须完成任务。好不容易劲打了一堆，以为差不多了，谁知一磅秤，不够也（有定量），还要再去打。天冷，大家冻的瑟瑟发抖，不知是谁想出妙招：编一根草绳捆在腰上，还编出顺口溜“腰上捆一道，抵得穿三套”。那种艰苦是现在的学生难以想象的。
后来一次次的支农劳动也并不轻松，但已感觉无所谓了，想来跟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那时从家庭到社会，无不认为让孩子吃点苦、受点磨炼是应该的。“绝不做温室中的花朵”更是我们的信念和誓言，大家都把下乡劳动看作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多年以后回望，我确实感到这些艰苦磨砺对于体魄和心灵的成长大有裨益。
另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则是“阶级路线”。
整个高中时代，我都背着沉重的家庭包袱，羡慕那些“红五类”家庭。我的父亲曾留学法国， 二战结束后，怀着一腔报效祖国的热血回国，其后在某高校任教授。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其实我上高中时父亲已“摘帽”了，但那个“摘帽右派”的身份有如一顶荆冠，还时时悬在我头上。
学校里一切“体面的”活动都没我的份。比如每次有外宾来昆明，要组织学生去夹道欢迎， 而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是不能参加的。每当别人拿着花束去欢迎外宾时，我只能留下来打扫教室和包干区的卫生。还有民兵训练－－当时民兵训练在学校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每星期要队列操练，每学期还有各种基干民兵的专业训练，如学习机务、报务等等。而我，除了能参与高喊“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全民皆兵”口号的队列操练外，是没资格参加其他活动的。高中三年，我算得上品学皆优，但却一直不能入团……
如今回忆起曾经的一幕幕，实在惊诧自己当时心态的良好：遭受了诸多屈辱、冷落、歧视和不公，不仅没有抵触情绪，还真心实意地想着要和家庭划清界线。长期背负着精神十字架跋涉， 居然没得什么“忧郁症、分裂症”，实乃大幸也！
在离开学校很多年以后，我见到班主任陈老师，随便谈起了这些往事，没想到陈老师说：“我也挨批了呢，说我重用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 其实我并无责怪老师之意，我明白，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身处的时代环境，今天重提这些旧事，无非是真实记录一段历史而已。
我也不禁思索，在我们这一代的成长过程中，滋养我们心灵的阳光雨露究竟是些什么呢？
一个事实也许不该忽略，那就是：许多不是为了应付考试的课外阅读。记得我曾为购买《红岩》漏液排队，把保尔·柯察金的话作为人生座右铭，也被福尔摩斯搞得疑神疑鬼，还为冉.阿让的命运（《悲惨世界》）牵肠挂肚；为赶着看完《牛虻》彻夜不眠，第二天眼睛红肿的去上学。我 心目中有过许多仰慕的偶像，但没有一个歌星影星。蹉跎岁月里，有约翰克里斯多夫的精神激励 我；最艰难的时候，心里默诵的是《绞刑架下的报告》里的段落……多年以后回眸，真心感谢这 些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它们丰富了我的世界，使我内心始终有光。
不可否认，那是一个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昂扬的年代，我至今记得当时喜爱的一首诗：“到农村，到工厂，到天空，到海洋，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烈火中锻炼，在战斗里成长……” 卓娅和舒拉、保尔-柯察金，还有雷锋、邢燕子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崇尚的是革命与奉献，“好儿女志在四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等不仅是标语口号，而是多年教育后形成的真心拥护与向往。
尽管多年后回头看，那条我们兴致勃勃走过，以为是鲜花盛开的路上，其实许多是并无价值的蒺藜或野草，但我永远感激那些使我丰富、使我坚强的“心灵鸡汤”，也难忘那些我们用青春热血写就的燃情岁月。
向往浪漫
我在“童年的风景”中大致写过这样一段话：“今天的年轻人可能难以想象，尽管衣裤上缀着补丁，尽管连吃到一块肉一块糖一个面包都会高兴上一阵子……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生活就此暗淡无光了，我们的生命之花照样开得蓬蓬勃勃、恣肆汪洋，物质贫乏的我们，精神并不贫乏，心灵并不贫乏！”
有网友在后面留言：“看到作者还在非常开心地说‘你别以为我们的青春就此黯淡无光了’ 很是痛心，可叹。物质上是不是黯淡无光，我不知道。精神上你的灵魂有没有受过扭曲和毒害， 您自己知道。是不是黯淡无光，不取决于物质，不取决于外在，而取决于人心。”
不觉莞尔也。说实话，本人无意也无能力去评价那些宏观的大问题，更无意迎合或附和什么，只是想记录下自己真实的经历感受，写出我们这些中学生的生活及精神状态.。
让我先摘抄几句老同学建云发在“昆一中理工二班”群里的诗吧：
……那年，我们帅气靓丽， 曾经，大观河游泳、筇竹寺爬山，车家壁割水稻、黑荞母看星光。那年，我们桃李芬芳，曾经，绿茵场上奔跑撒欢，篮球比赛夺冠称王，一曲“萨拉姆毛主席”把地板跺得山响，还有那首“毕业歌”至今还在耳边回荡。那年，我们懵懂盲从，曾因一张大字报造反有理疯狂，无论红与黑都很受伤。那年我们无助迷茫，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击碎了我们上大学的梦想，无奈的你和我，只得荒废了学业、蹉跎了岁月，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永远留在边疆……
建云把每一个“那年”都配了照片（可惜篇幅有限被我割爱），并作了说明：“萨拉姆毛主席”是指新年晚会上大家跳新疆舞；“黑荞母看星光”是指在黑荞母支农劳动时，恰逢彗星与地球擦肩而过，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半夜起来看流星雨的事情。
这是在高中毕业半个多世纪，且经历了无数坎坷和折腾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微信群，老 同学们在这里重聚，晒感想、晒照片，犹如当年教室里的七嘴八舌……
我不禁想起另一件往事：大概国庆十周年之际，著名诗人郭小川写了一首长诗“望星空”， 我和曼菱都非常喜欢。我俩经常躺在草坪上望着星空背诵这首诗：呵，星空，只有你，称得起万寿无疆！你看过多少次冰河解冻，火山喷浆！你赏过多少回白杨吐绿，柳絮飞霜！在那遥远的高 处，在那不可思议的地方，你观尽人间美景，饱看世界沧桑……
走千山，涉万水，登不上你的殿堂。过大海，越重洋，饮不到你的酒浆。千堆火，万盏灯， 不如一颗小小星光亮。千条路，万座桥，不如银河一节长……
尽管郭小川的“望星空”后来遭受批判，但我们仍旧喜欢。确确实实、毫不夸张，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两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夜不归家地痴迷于“望星空”。
再来看这两张照片－－我们五个女孩子的。她们是我的同班同学：邵南、马琼、素金、家怡， 还有我－－那时我们上高三。
有一天，我们几人突发奇想：星期天到西山龙门去看日出。西山位于昆明西郊的滇池畔，距 市区大约十几公里，山上的参天古木掩映着华亭寺、太华寺、三清阁等古刹名寺，其中最为壮观 的就是悬崖峭壁上人工凿成的龙门了。登上龙门俯看五百里滇池，湖光帆影、烟波浩淼，令人心 旷神怡。如果能站在山巅亲眼看着一轮旭日从滇池上喷薄而出，那才真是美妙无比呢！
我们为这个念头兴奋不已，立即开始作准备。由于五个人中只有两人会骑自行车，于是我们借来了两辆旧自行车，加上我家的一辆，星期六晚上在操场上连夜学习骑车。苦战一个多小时后，三个原先不会的人都能骑着保持自行车不倒了，只是还不会上车和下车。大功已告成一半，大家信心十足，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半夜三更出学校大门了（因我家住在高校宿舍，夜里无法开门）。
这晚，父母亲让出了他们的房间，所有人都在我家挤着睡。半夜时分，我们趁着星光翻墙出了学校，到附近人家取出自行车（事先把车放在那里），然后，由两个人扶着车后座，把不会上车的人一个一个送上路后再自己上车。五个人就这样踉踉跄跄地上路了……
这张扶着自行车的照片，就是在快到龙门时拍的，背后即是烟波浩瀚的滇池。那天，我们从星夜骑到黎明骑到天光亮，车胎破了就骑钢圈，上山蹬不动就下来推着车走，一路颠颠簸簸、 跌跌爬爬，到后来已分不清到底是人骑车还是车骑人了。遗憾的是我们光顾着赶路，甚至没留意什么时候天已大亮，一直快要到达龙门时，大家气喘嘘嘘地停下来回望滇池，才发现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
从西山归来，大家觉得还不过瘾，又继续疯玩了一阵。
再说一遍：那时我们上高三。甭说如今的人们觉得匪夷所思，连我自己也有些纳闷：当年 我们怎么那么任性放肆，家长又怎么会那么放心、那么开明，居然允许孩子这样疯玩，既不担 心高考，也不担心安全。看到如今孩子们的书包已是拉杆箱，从一个补习班赶到另一个补习班，更还有那蛊惑了万千家长的从幼儿园起就“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之伪命题，不禁叹息扼腕！
览过星河路过月亮去迎接明天的太阳，哪怕明天不出太阳后天也会出的！幸好，我们心底还存有这样一份浪漫情怀。实际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和人生，酸甜苦辣、赤橙黄绿，个中的滋味与体味只有自己知道啊。
遭遇文革
毕业前夕，人人都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电影《军垦赞歌》的优美插曲“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唱得大家热血沸腾、心驰神往。但同时，每个人也都在紧张地复习迎考，毕竟，大学梦是那样美丽诱人。
当时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想到，突然之间，我们连续完整的成长之路与知识之路会被截断，整整一代人的命运之河会从此拐一个大弯，而只差一步就可以迈进的大学门，会让我走了 十二年。就仿佛是一夜之间，天降了一把巨大铡刀，把所有正在努力伸展的青枝绿叶、含苞待放的花朵，通通拦腰斩断了……
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传达后不久，学校里发生了揪斗老师的事件，许多老师（特别是老教师）被拉出来在校园里游斗，虽然比起后来文革中的种种做法还算是小巫见大巫，但它开了昆明学校里揪斗老师的先河。自此之后，高干子弟聚集的一中便成了昆明运动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这时，我们已经完成了高考前的各相关事宜、只等着进高考考场了，看着这乱纷纷闹哄哄的场面，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学校期末考试也不考了，我们被告之先集中精力搞运动，高考延期三个月（后来又说延期六个月，最后成了无限期）。
7月份，全校师生坐在教室里听广播传达中央文件及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刘少奇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这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 8月，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以及他身穿绿军装佩带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群众和红卫兵的举动，更是把运动推向高潮。真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连国家主席都不明白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从天而降了！
这段经历我已在其他文章中写过，这里不再多赘，仅按时间顺序大致罗列一下：参加“炮轰省市委”的大游行，还以为赶上了伟大革命时代；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根据家庭出身，同学们被分成“三六九”等，“红五类”是动力，“黑五类”挨整；“破四旧”打砸抢抄家；高 呼“红色恐怖万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先斗老师、再斗学生，七斗八斗， “黑崽子灰崽子”人人过关；社会上的群众组织有如雨后春笋，谁都宣称自己是捍卫毛泽东思 想；派性争斗烽烟四起，“文攻武卫”再加群殴；“革命大串联”：免费坐火车全国旅游加上步行 长征朝圣；“批判资反路线”，昨日之“红”变成今日之“黑”……真是“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一波又一波，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最后大家都成了逍遥派……
还有一件令人痛心的往事：有个叫张庆兴的同学，初中跟我同班，是印尼归国华侨，个子不高，总是笑嘻嘻的，大家叫他小华侨，就在文革中被打死了。听说是被群殴，详情不太清楚， 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不是走资派，不是地富反坏右，也不是什么派里的头面人物，更没有犯罪。可是千真万确：张庆兴被打死了。
1968年12月，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达，1969年初， 中学生开始一批批奔赴农村。这时班集体已成一盘散沙，还因斗来斗去结下许多怨恨。既没有集体毕业照，更没有什么毕业典礼，同学们各自去学校领了一张巴掌大小的“毕业学生分配证 明书”（并不是正式的毕业文凭），别无选择地奔赴了广阔天地……
这是在班级微信群里得到的照片，置于此，以纪念我们的知青岁月
后来
大概是毕业三十年后，在唐光旭等几个热心同学的努力和张罗下，大家终于有了第一次聚会。这时我已离开昆明，听同学说；约会地点定在大观楼门口，那天，几个男生聚在一边，几个女生聚在另一边。女生们窃窃私语：“看，那边有几个老倌，好像是在等人。”男生间也悄悄议论：“瞧，那边一群老奶（昆明话 nai 念平声），大概也是在等人。”两边的人相互望望，却并不认识。后来不知是什么契机，两群人终于发现：原来彼此是同窗。
是啊，白云苍狗，岁月荏苒，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已是几经沧桑，哪里还可觅见我们的花季容颜？
2007年，老同学鹤龄出资，邀请全班同学到欧洲旅游，集体过六十岁生日。据悉，鹤龄的企业并不大，挣钱也不易，然而他却邀请了所有同学，无论当年是整人者还是被整者，也无论你如今“混得好”还是“混得差”，连我这样远在外地、几十年跟他一点联系都没有的人，也特地打来了电话。我们全班共有64人，那次去了53人。我们毕业时没拍集体毕业照，特附上这张游欧洲时的集体照。光阴如白驹过隙，弹指间，竟然四十多年过去了……
我最后一次回昆明参加同学聚会是2013年。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除了那幢最老的教学大楼，整个校园已焕然一新。许多教过我们的老师已经逝世，同学中也有好几人离去了。大家一边在校园里徜徉，一边在记忆中搜寻旧日时光。哦，那些用纯情编织梦想的日子，那些孜孜求索、 奋发向上的日子，那些挥洒青春、探寻真理的日子，都已经随风而去了……
突然有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那是一棵棵高大的桉树，我们曾在它荫蔽下读书玩乐过的大树，如今更加粗壮遒劲了。尽管岁月在它们身上留下累累伤痕，树干斑斑驳驳、皱折丛生，一条条灰褐色的树纹扭曲着向上延伸，仿佛随便一撕就会有大片脱落似的，可是在这苍老甚至有些丑陋的树干上，青葱繁茂的树冠依旧蓬蓬勃勃、巨如华盖，彰显着顽强的生命力。有人笑言：这些被摧残被扭曲了仍还在拼命向上伸展的树木，多像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啊……
2021、端午节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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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棣：北京116中往事
－－作者：徐小棣
马克·吕布（Marc Riboud）摄，1971年
1966年6月，我小学未毕业即逢文革大乱，考试入学一夜之间被废除，课堂也彻底关闭了。失学一年多以后，在1967年末才有了“就近入学”规定，我进入了北京一一六中。
一一六中地处崇文区一条叫远望街的小巷，是个仅有初中的学校。校园里只有一座三层的U字型楼兀立，半包围着个小操场。别扭的是楼里不设厕所，每去厕所都得下楼穿过操场，厕所和教师食堂在操场北边的小平房里。我在校期间，许多教室的窗户残破，校园中也没有一花一草的绿化，但我又有了课桌，又听到了上下课铃声，心情是振奋的。
我入校不久，“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来临。校园里出现了一支由男女教师组成的劳改队。那些教师个个灰头土脸地在全校接受批斗。还有一个专职看押他们“保卫排”，由高我们一年级的男学生组成。教学班当时也称为“排”，排也开批斗会，算作一种课程。有安排时，教室门一开，保卫排的学生就喝斥被斗者进教室，命令他们在讲台上一字排开。一般一次批六、七个人，到了下次，再换另外的一批。教室里批斗教师不摆“喷气式”姿势，只让他们低头。在这样的课堂上，发言者起立，疾言厉色地读批判稿，其他人都端坐在课桌前严肃地听，从没出现过“课堂纪律”问题。被斗的教师们低着头，整堂课一动不动地肃立。快下课时，全体总要呼几个口号，打倒谁谁谁，捍卫谁谁谁云云。
我们是新生，根本不认识被批斗的教师，他们有何“反动”言行全是靠校方传达。十五岁时，我在分不清被斗者谁是谁的情况下就能用从报纸上趸来的词藻做义愤填膺的发言。现在每每回想都觉得自己曾是那样一个小姑娘可笑、可憎，也很可怜。
我当上了学生干部。一一六中的教师会议吸收极少数量的学生干部参加，居然有我。跻身成人会议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是可怕的，会议冗长，气氛沉闷，但当时我不觉得厌倦，还往往沾沾自喜。多次参加教师会议的经历使我记住了许多事情。
语文教师王金声，头发斑白，戴副金边眼镜，瘦弱而儒雅。他的“罪行”是针对流行的“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之说质疑。他说：“最”在修辞中已经表示了最高程度，为什么还要说“最最”，甚至复加到“最最最最”？这是语病，说“最最最最”不就像是结巴了吗？于是就批判他攻击革命小将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进而挖他的“历史”，找他的“阶级根源”。
盛重光老师已过中年，身材比别的挨斗者都高大。据说他妹妹名叫盛重明。他因名字而获罪。一个重光一个重明，到底要重见什么光明？难道“新中国”是黑暗的？于是翻出了他家族的历史，批判他仇视社会主义。
体育老师范继田二十四岁。他告诉别人，柬埔寨驻华使馆的围墙是大波浪形线条，凭自己的跳跃能力，加点助跑从波浪的低点跃入使馆没什么问题。这话成了他叛国的证据。记得我向妈妈讲学校的批斗会，她很注意范继田这个名字，问是哪三个字，多大年龄以及脸型。听完我的描述，妈妈断定曾经教过他。原来，范老师小时候是寄宿制学校北京小学的学生，官员子弟，“革干”出身。虽然如此，私下的几句围墙之议还是定为了“叛国”。
一一六中是穷街小巷中的平民中学，却风光地上过一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68年11月1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红卫兵节目”播送了一一六中把学校搬到农村去办的消息。我兴高采烈地告诉别人：我们学校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啦（“中央”读重音）！
一一六中农村办学的领导机构是北京青年印刷厂工人组成的工宣队和学校革委会。记得当时有两位女教师受到工宣队表扬。一位是我的班主任陆锡元老师，她新婚三天即“毫无怨言”离别丈夫下乡；另一位是我的语文老师姜醒露，她产后五十六天即“毫无怨言”放下乳儿下乡。参考这两位老师的结婚日期和生育日期，推定出一一六中下乡办学日期就会是准确的。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编者按中有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我想，肯定是强调“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强调学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催生了一一六中的农村办学。
搬一座中学下乡去办，听起来宏大而复杂，其实这举措是突发奇想，没有进行多少筹备，动员得也很简单。在我记忆中，下乡的指令突如其来，全校师生“打起背包就出发”（歌词）了。1968年11月，九个教学班师生进驻了大兴县南各庄公社的南各庄、东宋各庄、西宋各庄、朱家务等各个生产队（自然村），学校就算＂搬＂到了农村。
“办学”只不过是住在农民家，设立食堂吃大锅饭，偶尓在农舍里听一次讲解毛泽东诗词当作语文课，偶尔在场院里听一次讲解粮食囤体积计算当作数学课，除此之外，绝大部分的生活就是农业劳动、政治学习以及开会，包括参加生产队的批斗会，和农民一起批斗当地的“地富反坏分子”。
我所在的排四十多名师生住进了东宋各庄的八九户农家。我和班主任陆锡元老师以及两位同学，住的是先进农民夫妇“一对儿红”家。
“一对儿红”是队里授予的荣誉称号。在我的记忆中，这对夫妇上工、下工，频繁开会，生活得匆匆忙忙，关系很和睦。“红”在哪呢？只有一个画面至今依旧清晰：炕上摆着小炕桌，桌上摆着简朴的饭菜，夫妇俩脱鞋上炕，并排站好，两颗头几乎碰到顶棚。手中都握《毛主席语录》，默契地对着糊满墙壁的领袖像挥动，先呼喊三个祝毛泽东“万寿无疆”，再呼喊三个祝林彪“永远健康”，然后放声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那首歌，拍节拖拖沓沓，末句“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唱完，无言地坐下，拿起筷子端起碗吃饭。
学校劳改队关押的教师们分给了九个教学班，也都被带到了南各庄各村。我班分到了两位女教师，一位叫余天灵，五十多岁，一位叫袁慧茹，四十多岁。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她们当年的罪名了。她们分别和我的几个女同学一起住在两户农民家。
同学们都是崇文区的平民子弟，没有多少造反气息，但也都直呼劳改队随班教师的名字而不称她们为老师。农村办学追求“田头”形式，随班教师的批斗会有时就在田野里开。从住所喊出她们，由一两人带着走到地里站好，我们懒散地席地而坐，读千篇一律的批判稿。声音在田野里飞散，拢不起来，云朵、飞鸟也干扰注意力，田头批斗会松松垮垮。在与劳改教师的共同生活中，斗争意识也在飞散，不知不觉，恭顺的袁慧茹老师又被我们加上“老师”称呼了。
袁老师身姿挺秀，面容和善，总是不声不响。我得知她有四个孩子，最小的在上幼儿园，丈夫是军队里的干部。下乡时仓促，她连褥子都没来得及拿，严冬里只好睡光板炕蓆。睡在她旁边的冯俊容同学发现了，就把自己的褥子横起来铺，让给了她一半。不过同情需要压抑，很是隐秘。
铺半条褥子睡凉炕、体力劳动加挨斗，袁老师终于病倒了，发着高烧，满嘴燎泡，安静地躺着。我去南各庄开会时，她叫住我，托我买张邮票寄一封信，信没有封口就连同一毛钱交给了我。
走在去南各庄的路上，我很想看看她写了什么，不过我知道偷看别人的信不道德，所以走出很远都没有看。可是到底有一股抵制不了的好奇，快到南各庄时我还是把信取出来看了。
信是写给她丈夫的，没有几行字。问了问孩子们的情况，便说：“我一切都好。革命师生对我很好，请放心吧。”她一句私密的话都没有写，也未提正在发高烧的事。记得这使我意外，继而一阵难受。许多年以后回忆此事，我才清醒地认识了我和袁老师各自的身份，痛苦地想象出了她眼中的我。她绝无可能信任我，一位在押教师交给学生干部代邮的信件，怎么可能写得真实呢？但她没有想错，因为我果然拆看了她的私信。
余天灵老师有几分苍老，嗓音尖细，湖北口音。她不像袁老师那么顺从，下乡不久她就在集会、出工时经常告病。她向工宣队刘师傅请假时，总是陪着笑说：“刘师傅，我腰疼，疼得都撑不起来了。”
“我说的是真的啊，我疼得都撑不起来了。”对着铁板一样的严肃面孔，甚至听着喝斥，她也还是陪着笑反复说“撑不起来”。结果，对她也没什么办法。她的批斗会只好挤在农民的屋子里开。我们炕下炕上找地方坐下，念批判稿给炕上“撑不起来”靠墙坐着的余老师听。她安祥地半闭着眼睛，表情意味深长。余天灵老师能看透我们这些“革命小将”，敢于消极怠工，尽量避免劳役对身体的伤害。
在离东宋各庄约一公里的西宋各庄，一一六中还开办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毛泽东的这段话可在1968年2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社论《华北山河一片红》中查到。设在西宋各庄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当时的一个实例。根据2006年我对当年学习班负责人王玉璋老师的采访，学习班里最早的学员是东城区公安分局在磁器口抓获的一批聚众斗殴的青少年，其中有不少一一六中的学生。一位周姓警官出面与一一六中校方协商，将他们押送到了西宋各庄，创立了这个学习班。周警官有时来检查督导，校方则派教师许宽、王玉璋负责日常管理，还指派一名保卫排的学生担任了学习班班长。学习班关押的青少年有崇文区的，也有宣武区的，人数最多时近百，最少时也在五十人上下。
当年，我们私下称这个学习班为“帮教班”，但没有人关心它的内情。许多年以后里面的实情才传出来。那里强迫劳动，剥夺人身自由，告密、私刑、唆使群殴“自我教育”，实际上是一座青少年劳改营。
我永远自责的是，我的一位同学仅仅因为与许宽老师发生了争执，竟也被关进了这个学习班。我目击了做决定的过程，但缄口不言，没有提出异议。
那一天班主任正召集我和两个学生干部议事，许宽老师走过来说，“星期天不能进校，×××还非要进来拿纸，说要画毛主席像。这小子和我吵，太狂。让他收拾收拾，明天去西宋各庄帮教班报到！”由于顶撞老师，一个同学就这么进了帮教班，关押了三个多月，那时他十五岁。他家里没有人来学校讲理，也没有人敢去西宋各庄找他。他的“出身不好”。
以学习的名义行专政之实，是那个时代的一大发明。它有效地规避了法律、法规，赋予了以组织名义对个体进行专政的权力。中华大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曾横扫过“小流氓”，甚至连不是小流氓的青少年也糊里糊涂地被扫了一把。我还目睹了另一个无辜青年被关进了西宋各庄的帮教班。他是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孙大东，年龄略比我们大一些。
我们在东宋各庄“农村办学”时，北京戏曲学校的一批学生也在那里参加劳动。有一次我们都照例参加东宋各庄村民的批斗会，斗几个村里的地主、富农。突然有人上台揭发戏曲学校的孙大东。原来，孙大东赞美了台上被斗地主六岁的小孙女。
那个小女孩非常美丽，我们都惊异地议论过她的美貌。但孙大东的话更多，他高声大气地嚷嚷：“看啊看啊，看这小姑娘，她美得好像天仙，看她的眼睛啊，就像会说话似的，含着多少感情哪。”这些话在批斗会上一被揭发，台下立刻响起一片“流氓、流氓”的叫骂。孙大东站起来争辩，几个民兵扑上去抓头发扭胳膊，把他往台上揪。可孙大东学的是京剧武生，他敏捷地施展了拳脚工夫，四五个人根本制不住他。会场一片大乱，又扑上去些“贫下中农”。混乱中，突然有人亮出当年屡试不爽的杀手锏，厉声喝问孙大东“你什么出身”，没想到孙大东昂起被摁下去的头，响亮地一字一顿作答：“革、命、干、部！”他偏偏根红苗正！发言者一时词穷，提高音量再次喝问
“你什么出身”，孙大东也再次傲慢地回答“革命干部”，声音更加哄亮。发问的人却不知道收场，中了魔咒似的不肯放弃他的蠢问题。于是“你什么出身”、“革命干部”这问答一遍遍重复，成为那次批斗会的全部声音，直到把挣扎的孙大东拉上台去摁到地上，又七手八脚拖走。
孙大东押往哪里了？他被送进了一一六中西宋各庄的帮教班。那里关押着众多的“小流氓”，调动他们能煞他的威风。
关于那个年代北京“小流氓”的事，边作军先生写过周长利之死，其他，我在书中见过刘辉宣的一段话：
“……（1966年）九月，似乎折腾够了，红卫兵运动突然沉寂下来，却与社会上的流氓发生冲突。火力全部集中在流氓身上，这才是真正血肉横飞的时刻。这些流氓是由当地派出所协助抓获的，有案可稽。各学校一时人满为患。四中抓了三十个，关在一个小院里。我自然也参与了。这恐怕在人类社会史上前所未有。在大约半个月内，北京红卫兵扫荡全城大打出手，倾泄我们无情的暴力。北京城里究竟打死多少龌龊之辈谁也不知道。”（《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的北京四中》p62，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1）
读到当年的红卫兵对1966年9月“血肉横飞”的供认，我觉得一一六中在西宋各庄曾有那样一个帮教班也不足为奇。当年监禁的青少年绝大多数都有父母，为什么就没有一位父母去过西宋各庄探望他们？2006年我采访负责人王玉璋老师时问了这个问题，他沉吟片刻，含混地回答“谁敢哪”。刘辉宣发表文章的时间已是2011年，仍统称遭受暴行的人们为“龌龊之辈”，这使我的疑问似乎有了解释。
1969年夏天，一一六中历时大约七个月的农村办学虎头蛇尾，无果而终。师生撤离南各庄公社各村，又“搬”回了城市。继而，上山下乡的大规模动员来势汹汹。九月，我和同学们作为北京的69届被“一锅端”，送到了内蒙古、黑龙江和云南边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加入了＂知识青年＂的行列。
如今，一一六中已经并入了北京五十中，它的校舍在城市建设中也被拆除了。想不到有位叫马克·吕布的法国摄影家在1971年拍下了一幅课堂特写，将一个面带成人表情的少年和一张摆放《毛主席语录》的课桌定格，用镜头记下了没有课本的年代。我上的就是没有课本的中学。感谢这张照片，我无法遗忘但叙述得枯燥的种种荒诞和匮乏，以及我希望喚起人们注意的事实，终于找到了一个可视的画面。
2021.0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