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替丈夫还债，我辞职当保姆，4年还清80万
杨叶铷/口述
孔宁婧/撰文
我是杨叶铷，年初因为用4年还清80万外债，而被大家关注到的小保姆。
1987年，我出生在湖南洪江市，从小在农村长大。在那样一个几乎出不了大学生的穷乡僻壤，我硬是靠着读书、考取大学，拼出了一条和同龄女生完全不同的路，逃离了流水线女工的宿命，当上了教师。
随后，我遇到了相伴一生的老公，儿女双全，原以为幸福的人生就此开启，可命运总爱跟认真生活的人开玩笑。2017年，丈夫生意失败，欠下80万外债，为了帮丈夫还债，我义无反顾辞去职高语文老师工作，背上行囊，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做一份先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工作——保姆。
四年过去，我赚足了80万，愿望达成，笼罩着整个家庭的阴影也随之消散。回想起刚来上海做保姆时，面对眼前完全陌生的喧嚣都市，我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保住家，还清债。
2014年冬天，老公在长沙做展销会，我去到现场观看。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家里还有一个比我小十几岁的妹妹。我爸爸读书读到了高中，高中毕业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已经是非常稀有的存在了，他还写得一手好字。他一直跟我说，干农活特别辛苦，你只有好好读书，将来走出去，才可以摆脱这些，所以他特别关注我的成绩。
我妈妈更在意我干活的情况。她教育我们，干活要像模像样。小时候要边放牛边砍柴，柴特别重，回来的路上挑不起，我妈妈就说，你要挑回家，再重也要坚持下去。她希望我能自力更生，对我要求也很严格。
12岁那年，我小学还没毕业，在老家的院子里和父母拍的合照。
小学我是在村里念的，我的成绩算得上优异，能稳定在前五名。初中开始，我到县城的寄宿学校读书，每周只能回家一次。学校在郊区，旁边有很多房子，每天傍晚家家户户亮起了灯，我从窗户里看到别人家围坐在一桌吃饭，就开始想家。
我们村属于学校最远的一个生源地。刚读初一时，村子里每周相约一起回家的同学还有十来个，读到初二就剩下五六个了，初三就只有我一个人了。其他同学都退学不读书，出去打工了。
因为穷，我们那里的小孩到了一定年纪，就会去沿海城市做流水线工人。我那会儿又瘦又小，干起活来很吃力。小个子反倒让我逃脱了外出打工的宿命，一直顺利读到高中。
2003年，我还在上高中，学校组织去怀化市区的公园游玩。
那时候我对读大学还没太多概念，只是长辈们聊天，总会提起哪个孩子成绩好，读了大学之后怎么样了，所以潜意识里就觉得，读大学似乎是一件很好的事。于是，考上大学，考出村子，成了小小的我努力奋斗目标。
职高念到第二年，我就报名了高考，想搏一次试试。我每天四五点起床读书，晚上宿舍熄灯之后躲到厕所继续复习，一直看书到凌晨，一天可能只睡四个多小时。不知道是真的不困，还是因为心里想着这些事睡不踏实。
2005年，我刚上大学，去学校拍的第一张证件照。
考完后，我在镇上的车站找了一份文秘的工作。我没想到我能考上的，直到高考成绩下来后，我才知道我用两年，完成了从职高考上大学的跃进。身边的邻居都很费解，“她不是念的职高吗，职高怎么会考上大学呢？”身边的人也不羡慕我，因为好多同龄人都能挣钱了，我出去读书还要继续花钱。
我爸妈最开始反对我去读大学，他们不舍得我辞掉在车站的工作。那会儿是零几年，我所在的国营企业车站效益算不错的。还是车站的领导鼓励我，说能出去读书，还是要出去，如果读完书你还想再回来工作就再回来。
就这样，我带着行李，一个人从洪江市去到430公里外的省会长沙，在湖南女子学院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大二时，马克思主义课，班上选几个代表去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我有幸被选中。
大城市带给我最大的震撼并非是外部环境，而来自人。我记得刚去大学，见到我们年级的段教授，就完完全全被她身上的气质击中了。她穿着很朴素，但举止言谈之间十分优雅，让我眼前一亮。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美丽不止关乎外表，也关乎内心和学识。
身边的人也更优秀，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大家的英语都很好，特别是口语。高考150分满分的英语卷子，我只拿了一半分。为了提高英语成绩，每天早上六七点，我都拿着一本英语书，去学校的“陶亭”读书。
我有好多好朋友都是在大学里认识的。那时候，大家相处都很纯粹，我们一个寝室经常周末结伴，一起出去兼职赚零花钱，发传单啊，卖衣服啊。
大二去韶山，我们班女生拍的合影。
大三时，面临实习、找工作，我第一次仔细思考毕业后要做什么。我一直跟以前的老师有联系，他们跟我说，既然你能走出乡村，你应该告诉更多人，走出去是怎么样的。很多中专生只能通过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父母让他们打工，就出去打工了。如果能当老师，给他们做个引路人，真挺好的，也不枉费我自己考出来。
我去面试语文老师，第一次试讲的课是韩愈的《师说》。刚开始备课的两三天，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就不断地想，自己一遍遍地尝试，整个人像是钻进去了。没想到第一次试讲的效果蛮好，面试学校的老师们都好奇，“你真的是第一次讲课吗”。身边的人知道我要做老师了，要去做一个和所学的文秘专业完全不同的工作，也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在他们印象里应该也是。
毕业后，我顺利当上了老师，先后去过两所职高学校，第一所在四川德阳，第二所在湖南常德。去职高也和我开始选择教师这个职业的目的最贴近：让更多孩子选择继续升学读书，接受教育。
2008年3月，我们拍了大学毕业照，因为念的是女子学院，所以都是女生。
在学校里，我主要带语文课和文秘专业的高考课。一个月有120节正课，语文课的早读比较多，晚上要看晚自习，平时还要备课，所有的时间基本都围绕着工作。毕业三四年之后，我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加上课时费大概是4000块，在同学中不算低了，沿海工厂里的待遇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
我属于性格很开朗的老师，首先在年龄上就跟学生们相差不大，再加上我每天都跟他们乐呵呵的，所以他们有什么事情都会来找我说。更多的时候，不是遇到问题来求助，单纯是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事，过来跟我聊天、倾诉。
不过我严格起来也一板一眼的，也要会骂人的，你可以好好玩，但是学习的时候就要有学习的样子，搞卫生也要有搞卫生的样子，我像小时候我妈妈教导我那样去教导他们。
职高的学生到了十六七岁的年纪，就面临着是要参加升学考试，还是要去沿海城市的电子厂打工的选择。我能给到他们的最大帮助，就是帮助他们坚定继续上学的信念。当时班里的一个男生，让我至今都印象深刻。
我在上课时，学生偷拍的，我觉得还挺符合我在他们心中的形象。
有一回，这个男生半调侃半认真地问我，“杨老师，你总说读书好，那你跟我说说，读书究竟好在哪里？”因为他是男孩子，我就问他，“如果你找女朋友的时候，有两个女孩所有的条件都一样，长得一样高、一样漂亮，但是一个是小学毕业，一个是初中毕业，你怎么选呢？”全班同学都说，选初中毕业的，我又问他们，“如果还是同样条件的两个女孩，一个高中毕业，一个大学毕业呢？”，他们都说选大学毕业的，我说，“你们总问我读书有什么好处，你们不是知道吗？”这个男生的成绩一般，但最终还是选择去读了职高的对口升学班。
像是这样的对话，一般老师和家长也不会这样回答他们，但是确实就是这么一回事，他们已经快成年了，应该能懂得很多道理了。我带的那个班最后有很多孩子都选择了升学读书，也算是做到了我的老师跟我说的那样，去影响更多职高的学生。
2007年，我还没毕业，就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毕业前就已经想好了要当老师。
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教师节的时候我还能收到很多学生的祝福，他们在微信上、QQ上给我留言，“杨老师节日快乐”、“杨老师你还好吗？”。很多孩子我都已经记不清他的名字了，当时也没备注，我现在也不好再去问你是谁，你叫什么，但我知道他肯定是我的学生。我很珍惜这份职业，但我知道，现在应该是回不去了。
这还要从我的婚姻，我的家庭生活说起。2009年，我刚20岁出头，认识了我后来的老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大家一起约出去玩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他在旅游公司做职员。交往到半年时，发生了一件我至今都记得的小事，让我觉得这个人挺好的，这一生就他吧。
二零零几年，网络还不比现在这么发达，在内陆城市，特别大的大闸蟹只能在电视上见到，现实生活中基本见不到。有一天晚上，他从外面吃饭回来，带了一个打包盒给我，我打开一看，是一整只大闸蟹。原来是他部门的领导请员工们吃饭，给每个人点了一只大闸蟹，他没吃，硬是要把大闸蟹打包回来给我。
我当时又惊又喜。第一反应是，一大男人，吃饭还打包，丑不丑啊，但转念又想，他能当着那么多同事的面这么做，说明他真的对我好，并不在意别人怎么看，这就足够了。这件事过后大概半年，我们就结婚了。
2010年，我和老公在相识一年后结婚了，我们拍的红底结婚照。
我们在一起很少吵架，这么多年，基本都没吵起来过。生气的时候永远都是我一个人在发脾气，他总是“嗯嗯，好”这样回答，他不管你怎么样，他就待在旁边，等你气消了，还问你渴不渴、饿不饿，有时候看你站着，还给你搬个板凳来坐。
结婚一年后，我生了大女儿，老公觉得在公司里做职员，挣得钱也不多，便决定改做生意，下海经商。他主要做农产品展销会的策划，像是湖南省承办的农博会，他就负责展厅的搭建和招募参展商等。
从2011年到2017年，这六七年间，生意一直都比较顺利，生活上手头也变宽了。老公赚的钱比做公司职员的时候多了四五倍，原来买日用品还要比比价格，手上的钱变多了之后，一些东西看到了想买就能买下。
但我们也不会大手大脚地花钱，因为老公的公司每年要添置新的设备，展销的大棚、LED广告车，这些展览要用到的硬件设备，自己买比租赁更划算。公司也需要资金维持运转，所以小日子也没什么大变动。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在德阳租了个三室户住，一个月的租金大概是1000块，等条件慢慢变好了，就在长沙付了首付，买了自己的房子。
谁也没想到，平稳顺当的日子在2017年一下子中断，家庭的低谷突如其来。
老公做展销会需要租场地，比如在长沙做，一般会去红星国际博览中心，或者长沙展览馆，在常德那肯定就在常德体育馆这样的地方。租场地涉及到签合同，需要提前一年就签好。那一年，好巧不巧，原本签好的场地都出了问题。
2015年，那时我们还没有债务问题，我们一家四口去村里的小沟沟抓鱼时的自拍。
不能办展也牵涉到和参展商家之间的违约，运输、人员各方面都要承担损失，不仅没有盈利，还要往外掏违约金，一下子问题都出来了。违约金、人员工资、运输、广告方、宣传车......这些七七八八的钱让我们从一个小康家庭，变成了一个负债80万的家庭。
这80万中，一部分是找亲戚朋友借的，另一部分用信用卡借了小额贷。我一直属于比较独立，性格也比较强的那种人，从没跟朋友开口借过钱，但事情到了这种程度，我也得帮着老公一起筹钱。
公司运转不下去，老公开始摆地摊，卖一些小商品。因为之前一直做农博会，他对商品市场也比较敏感，知道什么商品比较好卖，就去进了一些养生的艾灸卖，一天能赚十几块、几十块的，补贴家用。
日子最难的时候，我身上几乎没有钱。当时儿子已经三岁了，他很喜欢吃肉，虽然我们家也不是有很多钱，但起码在出事之前，他想吃什么就能吃到什么。家里出了这个事之后，我们很长时间都没买肉吃。他还很小，什么也不懂，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他想吃肉，我一摸自己的口袋，居然连10块钱都没有。
2013年，儿子刚出生，老公给我和两个孩子拍的照片。
那天，我就去家附近菜市场的肉摊，想看看几块钱买不到肉，能不能买点肉皮，让儿子吃到肉味。我看到肉摊旁边有肥的、碎的肉皮，就问摊主怎么卖，他说，这点肉皮太少了，没办法给你卖。以我的性格，不会再多说什么，转身就要走了，那个摊主立马叫住我，说你要是不嫌少的话就拿走吧，不收钱了。我是卖肉摊的熟客，经常在他那里买，我想他可能知道我们家的事了，想帮帮我。
生活上勒紧裤腰带还能捱过去，最担心的就是有人来催债。小额贷几乎天天打电话，他们说话想想也知道是怎样的，很不好听，有时候还会威胁你。不光打给我，我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被打过电话，包括我公公村里的邻居，这样一来，身边的人都知道我的事了。
有些人会安慰，更多的是来问，什么时候能还给他钱，这是最崩溃的，也是尴尬的。有一段时间，我一听到电话响就会很焦虑，我知道肯定是来催债的。
很多催债人，在我的每一条说说里都有类似的评论，后来我把QQ空间设为了谁都不可看。
我和老公忙着挣钱，我婆婆从乡下来城里帮我们带孩子。她听到我每天都接催债电话，担心我们的人身安全，就问我们要不要出去打工，挣多少钱是其次，主要是避避风头。我自己其实没这么害怕，但我婆婆表达了这个意愿后，我才突然意识到，可能这个事给父母和孩子都造成了很大的恐慌了。
我确实觉得需要去面对这件事，不能总让别人威胁着你。我一个朋友给我提议，让我去做一段时间保姆，说在上海保姆工资挺高的，一个月能拿到一万。正好她在上海的亲戚，家里需要一个阿姨。一方面为了还清债，一方面抚养孩子也要用到钱，我就决定辞掉老师的工作，去上海打工。
我老公第一反应是不同意，觉得我这个直脾气，不可能做得了保姆的，反而还把稳定的教师工作丢了，得不偿失。我仔细思考了一下，也给自己做了评估，其他能赚钱的事都对专业性有要求，我根本没办法做，只有做保姆还可以尝试，自己脾气不好，忍忍就行了。
2017年，我辞掉教师的工作，决定去上海打工。我没和学生们打招呼，甚至没跟他们告别，他们年纪太小了，借贷欠债也不是什么好事，还是不要让他们知道得好。后来，有学生给我留言过，来问我为什么突然走了，他们说很想我，给我加油打气。对于我来说，既然做了决定，就不能犹豫。很快，我就带着行李离开了湖南去上海，留老公在家照顾两个孩子。
我在雇主家的院子里晒干菜，湖南也有很多种做干菜的方法，小时候在农村买不到菜，都是晒一些干菜储备着。
刚到上海，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座城市真的好大。站在街上，去到任意的地方，感觉都需要很长时间。和长沙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房价，偶尔看到楼盘的价格，瞠目结舌，是我根本买不起的，跟湖南相差太多了。
我看到很多人穿梭、奔波在这个大城市里，各个年龄段的都有，若不是亲眼所见，在大城市生活的辛苦是我想象不到的。如果没有这个事情，我肯定不会去北上广的，一直待在湖南就挺好。
第一次去雇主家，是我从上海虹桥火车站自己找过去的。我提前查好了路线，将路线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坐几号线地铁、在哪里换乘、坐几站，我都写得清清楚楚，甚至还把地铁的每一站站名都抄下来了。我拎着一个箱子，里面只带了换洗衣服，找路、找车，至少兜兜转转了三小时，才找到。
雇主家是个祖孙三代生活在一起的大家庭，他们家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经商，家庭条件很好，一家人素质也很好。
我的主要工作是照顾雇主家月子里的宝宝，工作时间围绕着雇主家的孩子转，早上孩子一醒，我的工作就开始了，孩子晚上什么时候睡着，我什么时候下班。孩子的作息不是严格的按时按点，但基本是早六晚十，覆盖全天，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接送孩子，家庭主妇干的活我都干。确实很辛苦，但有这么一个赚钱的机会，就算干24小时的活，我也要做下去啊。
2017至2018年的跨年，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告别最糟糕的一年，最糟糕的那段日子。
来之前，我最担心的就是自己没有任何做保姆的经验，无法胜任这份工作，好不容易来了上海，万一没做多久就被辞退了怎么办？
虽然我自己生过两个孩子，有照顾孩子的经验，但和保姆工作还是有出入的。自己的孩子有我妈妈和我婆婆帮忙照顾，更多时候用的是他们老一辈的方法，和我去雇主家之后接触到的科学育儿方法有太多差别。
好在雇主家孩子的奶奶特别细心，手把手教会了我很多。她教我怎么给孩子洗澡、用哪个毛巾、孩子怎么抱。别小看这些，都是技术活，要掌握要领也需要几次练习的。
我也担心过，会不会和雇主相处不好？一个屋檐下生活，如果有矛盾，双方肯定都不舒服。但和他们相处的过程中，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雇主一家人都对我都很宽容，以至于我总开玩笑说，他们太“放纵”我了。
记得刚开始做保姆，我最不习惯的就是起夜。雇主跟我说，孩子夜里每隔两小时要起来换一次尿布，我一听，就想自己怎么可能做得到，我只能说我试试，但真的不一定能起得来。
结果当天夜里，我睡得太迷糊了，定好的闹钟响了，我直接伸手把它按掉了，自己都没有意识。第二天起来后，我还犯嘀咕问他们，是不是我的闹钟没响，还是手机没声音了，雇主说是我自己关掉的闹钟，还睡得踏实得很，他们夜里起来看到都懵了。但他们也没有责怪我，就当个笑话讲，之后还经常拿这个笑我。
一些相处的细节也让我感到暖心，雇主家的奶奶怕我晚上会饿，临睡前给我准备好水果零食，让我起夜的时候吃。
其实，做保姆并不是常人想的，干干家务活这么简单轻松，除了常规工作，在实操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不断学习新的知识。
我把雇主家的孩子带到两岁时，发现他天天流鼻涕，但又没感冒，也不咳嗽，没有其他感冒的症状，看了医生后也不见好。那段时间，我带孩子出门遛弯，遇到同样带孩子出来的保姆或者是家长，我就会问人家这个问题，前后试了很多办法。后来发现可能是小孩不喜欢穿鞋子，光脚在地上走路，着凉了。我就给他套上两双袜子，症状果然好转了。
平时休息的间隙，我要看各种早教书还有家政教材，最近我在考家庭教育指导师。我还得自学英语，雇主家的小孩念的是双语学校，外教每天会给家长写一段话，我也不能找人给我翻译，只能自学，平时需要和外教交流。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刚做保姆时，我记的笔记，我还在网上买了一些线上课程来学习。
这份工作的学习收获，比我想象中更多，但不得不说，最开始，我也避免不了一些心理上的落差感。这个职业没有教师那样的光环，在常人眼里社会地位也有些差距。雇主把我当一家人，但其他人可不会这么看。
有一次我在小区发现一窝蚂蜂，小区里很多小孩子，我担心会危及到他们的安全，特意跑了一趟物业，一本正经地跟工作人员反映了这个事情，他们知道我是保姆，就不了了之了。过了两天，我跟我雇主说了这件事，她去物业中心一说，物业经理立马去看了马蜂窝，不到20分钟，119就来了，把这个事给解决了。因为我是阿姨嘛，人家不重视我的意见，是业主就不一样了。
还有一次，我送雇主家的孩子去上辅导班，和另一个孩子家长聊得特别开心，我们约好之后一起出去玩。等孩子下课后，她才知道我不是孩子妈妈，是保姆，她就不说话了，再也没联系过我。
类似的事，这几年也发生过好几次，头两次，我还会有点气愤，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外界反应和80万的债相比，不会给我造成什么大影响。
今年7月，我带着雇主家的孩子，去杭州中国国际儿童时尚周。
做保姆前，我的性格原本蛮较真的。我跟雇主最大的一次争执就是因为我较真。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雇主家的孩子报了早教课，课没上完，我去找培训机构的人退费，他们不同意，我就跟人家吵起来了，虽然只有7000块，可能对雇主来说也不算特别多，她觉得没必要去吵，但在我这里，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不给我退我肯定跟他没完啊。
现在我的性格更加温和且包容了，是这两年做保姆带给我最大的改变吧。以前不管是对家里人还是老公，我都比较强势，我说什么你肯定要听我的，但如今我更能沉下心去先听听别人怎么说，优先按别人的意思来，我觉得不能接受再开口。
我刚做保姆的第一个月，工资是一万块，第三个月涨到了一万二，干到第四个月，我就开始拿一万五的月薪。家政行业是做六休一的，每周日休息一天，相当于一个月有26天工作，4天休息。周日不休的话，工资按26天一结算，这样一年下来能多出2个月的工作时间，工资也就多拿两个月，节假日的工资是平时的三倍。
前两年我一天没休息过，也没回过家一次。
2019年，老公带两个孩子去徒步，发了自拍照分享给我。我不在家时，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他们的生活。
这个工作，平日里几乎没什么开销，吃住都在雇主家里。我又很幸运，4年里遇到的两个雇主都对我很好，还没换季，衣服就给我买好了，我想花钱也没处花。
我做保姆后，丈夫不再继续摆地摊了，他之前学的是摄影摄像专业，找了一份县城融媒体中心编辑的工作。丈夫挣的钱基本都花在了平时的家庭开销和两个孩子身上，我挣的钱就都拿来还债。
今年年初，80万终于还清。我用4年的时间，还清了债，保住了家，用全年无休换来的松一口气。
2017年，我开始在这个小本子上记债务明细，还上一笔就划掉一笔。
债还清了，一下子觉得工作所得都是我自己的了，以前挣钱似乎都不属于我一样。除了心理上轻松，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变动，还是继续做保姆。我已经养成了省钱的习惯，体会过极度缺钱感受的人，对钱的珍惜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回老家是肯定要回的，但不是现在，雇主家的小孩还不能脱离我的照顾，等她再长大一点，我再考虑走，也要给人家一点缓冲和准备的时间。
我应该不会再做回老师了，保姆这个职业挺好的。说不喜欢这个职业一定是假的，做保姆让我慢慢攒下了钱，还清了债，还学到很多行业知识，做久了就知道，这行不是大家心里想的，只伺候人的活，也有很多需要学习。不能站在讲台上是会可惜，但带孩子的价值感和成就感，以及做家政行业的分享，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遗憾的弥补吧。
很多人问我，做保姆会不会很受气？实际上，在公司做职员是上班，做保姆也是上班，可能你去公司上班也会遇到很多不开心的事，但做保姆的话，只要你和雇主相处的好，是一件挺开心的事。大家只是观念上不接受。
你看我，学历也还算可以，但成家之后遇到了很多问题，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面对和解决，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女性一旦到了30岁以上的年纪，就业非常难。我拍了抖音后，有很多女性同胞都会跟我说她们的职业困境，我想告诉她们，如果觉得现在的生活不好，或者生活上有负担，做保姆未尝不是个薪水不错的好选择。
我通过自学，考取了家庭教育指导师资格证。
我自己也还想在这个行业再做一段时间，自己多积攒一些经历和经验，等回老家后，也能做一些保姆、幼教行业相关的培训和咨询，去帮助更多和我一样，在生活上遇到困难的女性。
突然遭遇了一个改变人生轨迹的变故，说对丈夫从来没有过抱怨是假的。事情发生时，我也会责备他，好好的日子，谁都接受不了突然有这么一档子事。我也能感受到我老公情绪的变化，以前吵架他还是满不在意的，但面对这件事，能看出来他整个人的失落感，我的心也就软下来了。
况且，我公公婆婆对我真的好，这样的婆家少有。我两个孩子又那么懂事、可爱，我还是很爱这个家的。即便遇上这样的事，我也觉得能有这样的家庭，是不可多得的幸运。
去年国庆我回老家，我和老公带着两个孩子去长沙玩了一趟，这是在橘子洲头找路人帮我们拍的背影。
所以我从来没想过要抛弃这个家，一走了之，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也没想过要离开我老公，我根本没有时间想这些，脑子里装的都是，怎么补上这80万的缺口，钱要从哪里来呢。每天绞尽脑汁想的除了这个，没有别的。
相比于来上海的前两年，现在我的时间宽松多了，一年我会回家两趟，年中、年末各一次。这四年，没能陪伴两个孩子成长，想起来确实会挺遗憾的，我也通过一些方式来弥补这份遗憾。
还记得离开家第一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我和家里人视频，儿子不吃饭，一直等我，因为在他的意识里，只有妈妈回去了才是过年，才能吃年夜饭。我给姐弟俩写了信，拍照发给我老公，让他念给两个孩子听，就好像我在他们身边跟他们说心里话一样。
2018年春节，第一个没有回家过的年，我给孩子和老公写了信，拍下来发给了他们。
今年，我加入了一个湖南的公益组织，做一些关于留守女童的公益活动。有些女童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又无法察觉自己生理上的变化，不知道什么是例假，可能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也不会买卫生巾，我们就在网络上，做一些相关的知识讲解，有时候也会回复一些留言，和她们聊聊天。
让我下决心加入这个项目的原因，是我女儿。我想我不在她身边时，我女儿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做了这个项目后，我告诉她，没事的时候可以用电脑和手机看看这个公益计划的内容，这个计划妈妈也有参与。通过这种方式，她自然会明白很多东西。
去年夏天，女儿过生日，老公给他们买了蛋糕。
还那么多债是很难，但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以前我从乡里到镇上去读书，只念两年就考了大学也不容易，未必就比还债轻松，找工作、成家都是一个个要跨过去的坎。
虽然做保姆辛苦，但干一天活就有一天钱，睡一觉起来就赚到500块了，有什么坚持不下去的呢？再累一天也只有24个小时，也会过完。就像孩子生病了，总有个天数，他一两天不好，我要抱着一两天，抱三四天、五六天......他总会好起来。
我刚做月嫂那会儿，夜里两小时起一次，凌晨12点的时候，外面的天是最黑的，2点也很黑，4点就开始没那么黑了。天不可能一直是黑的，它总会亮起来。
（*注：本文由杨叶铷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由杨叶铷本人提供）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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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柯宇 一个女性的生命跋涉
一个因为离婚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女性是什么样的？充满哀怨和控诉，又或者显得异常坚强？她也许把爱情看得很重，还是把爱情贬低得很轻？
郭柯宇似乎都不是。她出现在这档名为《再见爱人》的综艺节目里，和自己阔别一年的前夫章贺重逢。她一开始不想说很多话，但又很坦然。她说自己不是因为爱情走入婚姻，又在最新一期节目中承认，这趟旅途中她开始对前夫有一点动心。她的表达让章贺感到困惑，但她好像并不在意自己能否收到更多回应。
经纪人姬畅和郭柯宇第一次见面，是在共同朋友的一场饭局上。那个晚上，他看到一个身材有些臃肿的女人带着孩子，坐在饭厅的角落里，全程不怎么说话。一位朋友走过去问她，「能不能唱首歌？」她拿过麦克风，大大方方地唱了一首。她边轻盈地唱着歌，边用余光照看自己的孩子，「我突然觉得这个女生很特别，她骨子有一股和外表完全不像的劲儿」。
那是2020年的郭柯宇。当时，她尚未结束和章贺的婚姻，身体因为疾病胖了30多斤。在这十年的婚姻中，郭柯宇再没有出演过任何影视剧，她几近消失在公共视野中，直到2021年，她出现在《再见爱人》里，人们开始了解她更多的过去，他们发现，她是一位演员，一个乐队主唱，年少时还拿过「影后」的桂冠。
时间拨回1995年，郭柯宇的名字比如今耀眼的多。17岁的她在电影《红樱桃》里饰演一个叫「楚楚」的革命者遗孤，凭借这个角色拿下了第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被当时的媒体称为「少女影后」。这部电影给她带来了荣耀和非议，她一边热爱着片场，一边惧怕媒体和圈子里的交际。
8月末，我们在北京一家咖啡馆里见面。她穿一件浅蓝色的开衫，身板瘦弱，嵌在沙发小小的一角——为了能够重新表演，她减掉了30斤的体重。谈话初始，她安静、紧张，将眼神落在四周，确保舒适后，她才渐渐松弛下来。
两个半小时的对话中，她讲起她父亲的过往。她的敏感、对人的体察，都是生命中拥有一个严厉父亲而落下的底色。父亲常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避开和妻子、女儿的交流。郭柯宇目睹的父母爱情，是疏离的、互斥的。长大成人后，她期待能够拥有一种永远不会被分割的关系，安全地把爱释放出去，于是选择闪婚，而后发现生活的真相。
节目中，6人围坐在一起聊天。章贺提起，郭柯宇为了孩子牺牲了很多。她起身脱离了这场讨论，走进房车抽了几张纸巾，躲进一个角落落了泪，又抹了抹脸，回到了座位上。她后来才知道，摄像机依然跟随着她，记录下了那个瞬间。「我不想自怜，我也不想让别人看见我那个模样。」她告诉《人物》。
那隐秘的十年，郭柯宇生了一场病，离表演和音乐越来越远。也是因为那场疾病，她开始思考什么是更自由的生活，她想到了结束婚姻，赶忙打捞自己。今年郭柯宇44岁，她身上缠绕着一个女性一生中要面对的诸多命题——家庭、婚姻、生育、疾病，她在每个命题里跋涉，经历一次又一次对抗与和解。
章贺叫她郭柯，他说她在朋友们面前是另外的样子。她很开心，喜欢唱歌，拥有一支摇滚乐队，乐队的名字有点无厘头，叫追星族。后来我们见到她另外的样子。那个下午的聊天中，有几次，她把后颈的头发扎向一边，哼起了一段无名的旋律。她好像又变回了那个在舞台上，用清脆灵动的声线歌唱的双马尾女孩，撇开母亲、前妻、女儿的身份，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纯净的、重新属于自己的人。
以下，是郭柯宇的讲述。
文｜林秋铭
编辑｜姚璐
图｜受访者供图（除标注外）
实话实说，其实我一开始特别抗拒去（这个节目）。
我是90年代那会儿出道干这行的。那时候，我们演员会觉得，你是演员，不是一个艺人，要拿作品说话。现在即使有很多直播或者很多方式，让人感觉好像是非常近距离的沟通，其实还是很远的。我怕别人亵渎我的真诚。但是我在离婚以后，要很现实，要赚钱，要养孩子。现在的整个娱乐的生态环境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我想我不应该特别狭隘地去排斥和抵触。
一开始，我觉得上离婚综艺，难道是要卑微地用隐私来回归大家的视线，但是我发现不是的。节目的主创团队一直在跟我聊，我慢慢感受到他们够真诚，相信他们是有美好的初心在做这个事情。我跟几个主创的女孩聊，我说OK，我敢真，你们敢拍，我们勇敢地做一次类似行为艺术的东西，不是为了去扒光谁，去爆料什么，去洒狗血。她们给到我信心，让我相信我上路一定可以收获人性的美好，所以我愿意去。
这个节目结束以后，我跟章贺的沟通比原来更积极了。其实我们在离婚之前，也有过很多次沟通，把该说的都说了。一定要都说（出来），我要尊重孩子这条生命啊，要以诚相待。但那种沟通的性质更偏向于委屈的、指责的。离婚这个事情一旦发生，所有人的本能都是，不提从前。如果没有这18天的旅行，我估计我们以后的沟通还是有事说事，比如，你几点钟接孩子？不会有一些像朋友之间的那种交流。
那是我和他之间最大的一个释怀，我相信他也是真的为我好。夫妻之间特别容易分开了，看到你过得好，我就不高兴。没有意义，对方难道一无是处吗？像照镜子一样，更有益于生命成长，哪怕这个成长不会运用到两性关系里面，但是它一定也是有成长和收获的。
节目里有一段，章贺骑车要拐弯，看后面有没有车。我说没有车，亲爱的，走走走，别撞着。我会靠在他身上说亲爱的，你能知道那不仅仅是爱情吗？有的时候变成朋友，反而才会有这个很自然的称呼。比爱情深情多了。我不会暧昧，我抱他就是真诚地抱，觉得彼此都挺不容易的。我们俩缘分这一场，到了大自然这么壮阔的地方，天地间儿女情长太微不足道了。爱情太渺小了，或者说它的层面有一点单薄。你温暖我，我也要温暖你，我们要有情有义的。
我不太了解微博。头几天有一点好奇，怎么那么多人给我留言，我知道几个词，一个叫CP（Couple)，是CP吗？还有一个叫什么，BE（Bad ending）。我刷呀刷，颈椎开始疼，我和我经纪人说，我不干这事了，人家说你是女神你也别当真，人家说你是狗屎，你也别当真。它会让你被一个不是很真实的东西笼罩了。
我出道的时候，环境不是现在这样的。那时候我们听不到太多外面的声音，我只有我眼前这一亩三分地，没有流量、平台。我去剧组、去拍戏，组里人说好就好，说不好就不好。听到更多的是一些比较真实的声音吧。处在那个当下，我见到过很多的名和利，有那个基底后，让我更加知道不要去做很多自欺欺人的事。
我会有危机感。我怕我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好，怕自己掏空了，我是不是还足够敏感、足够能共情到一些值得被诠释的灵魂？包括我自己的知识、各种层面的储备是不是足够的？我放大一点看，OK， 90%是喜欢你的，是爱你的，是拥抱你的，我就赶紧往前跑啊，时间不够用，我得多充实，多学习，然后再多输出，不管是在音乐上，还是在表演上，这个门现在打开了。
我进入婚姻是因为我那时特别想当妈妈。那时候，我在每个城市到处飞。有一次印象很深，我早上下床的时候，「咚」一声就撞墙上了。我忘了自己在哪个酒店，下床的方向是哪个位置。我害怕每个戏杀青。杀青之后，好像也没什么念想了。走了就走了，回来也没有人接。只有我妈偶尔问，你怎么样？吃了没有？喝了没有？我特别想要一个孩子，想要一个有生命上缔结的东西，我跟他永远是缔结在一起的。
郭柯宇怀孕时
那时我觉得，我可以放低很多要求，我可以不要工作、事业，不要自己过去的成绩，我一直都不太看重这些的，我可以去过柴米油盐的生活。事实上，我确实挺喜欢过日子的，每天弄弄饭，去超市买点东西，给孩子讲讲故事，洗洗，熨熨，浇浇花。
我后来发现，我有点想当然了。我忽略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两个人会性格不和。我以为我可以包容很多，改变自己很多，但是有的时候，不行了。像两座孤岛一样，融不在一起。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无能吧，我陪跑不了了。
大多数的婚姻，尤其是有孩子的，很难很快结束。每个人都有个观念是扎了根的，我们共同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对方应该跟我是这个世界上养孩子最好的搭档，我可以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再忍一忍。
我有十年没有做自己特别喜欢的工作。那十年，这个圈子有一点挺吓人的。它很热闹，有很多的资本注入，商业和文艺的这些东西是交织在一起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家对面有工地在施工，盖大楼，晚上照得灯火通明。我那瞬间觉得，好像是晚上在剧组大夜候场的感觉。特别怀念。我热爱演戏，我热爱片场。十年又不是十天，我对生活乐在其中，认了，但我也爱演戏呀，怎么办呢？我那时还演点话剧，因为演话剧不用出差，离我自己喜欢的这个事情近一些，这样子就不那么孤单了吧。
当时话剧导演为我写了一个角色，我非常想演，但是因为身体原因演不了。话剧跟影视剧不一样，只要钟一敲，你的魂就得在，就必须得演。如果你有一丝丝是应付的话，力不从心，那是使劲够着的，小马拉大车的。如果我用那种演法，我还不如不演呢。但是他们没有说我这个身体不行了，废了，不再跟我合作。每次排练我都过去，他们会听我的想法。他们真的希望我好，哪怕有一天我在幕前做不了，也在为我考虑我能不能转幕后。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示好，告诉他们我爱你们，我确实演不了，那怎么办？过来看也是看，我就去做饭。我们排练场后面有一个厨房，我不太会掌握那个量，我就剥好多蒜做凉面。他们在上面演，我在底下一直傻呆呆地边看边剥蒜。看看哪儿不对，又说，这儿特别棒，你们太神了，神来之笔。有一个演员就下来了，一个年长的中戏老师，捧着我的脸就亲了一口，说你太可爱了。
2016年，我的身体突然出现了问题，当时表现是心率不齐，临床表象就是频发性早搏，在医学上唯一一个体征参考就是这个，但是诱因是什么？找不着，心脏是好的，不是原发的器质上的病变。
我以前唱现场，必须要保证有足够的气息，包括演话剧，话剧看重演员的精气神，指哪儿打哪儿，那个劲得给到。但是生病之后，最糟糕的时候我一口气只能读四个字，每天最大的感受是气息的变化，后来我能读四行了，五行，六行，我能读一面了。我要充分感受每一口呼，每一口吸。这个逐渐贴近自己的深度和程度是慢慢累加的。
那时候一直做梦，梦见小时候跳皮筋的场景。我的身体可能知道自己不能再那么自如了，所以老是做那样的梦。我把头发剪得很短，一瞬间发胖，一部分是吃药的原因，而且不能运动了。连最简单的翘二郎腿，我都要用手费力地把一条腿搬到另一条腿上。我最胖的时候，胖了整整三四十斤，走路时两个腿的肉是「啪啪」互相挤过去的。有好多的衣服，甚至没有摘吊牌就已经穿不了，不属于我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真切的罪恶感，这些真是身外之物。我去医院看病，就只拿一个塑料袋，放上手机和车钥匙，稍微重一点，都会觉得这是不舒服的。我就想，那些名牌包有用吗？
我常常一大早四五点，起来去医院排队挂号。我想如果以后我终身携药我也认了，之前太顺利了，有过高光时刻了，该知足了。人生凭什么就该你什么都得到呢？
突然间，身边的人都奔跑了起来——开始放号了。我还排错了队，到我跟前就没号了。我那会儿气喘吁吁，有一个人说，你要不去试试挂特需，稍微有一点贵。我说行，多少钱啊？她说了价格，我觉得可以。但是有好多人连特需都挂不起。
挂上特需以后，我到楼上候诊。旁边一个大姐怀里抱了一个小女孩，11个月大。女孩的妈妈告诉我，孩子得了一种特别罕见的病，那个名我都叫不上来。在走廊的时候，那个小孩一直给我打招呼，我逗她，她就用小手紧紧抓住我的手指，一直在笑。
那一瞬间我觉得她特别给我生命力。我抱怨我身体不行，我是病人，我一脸耷拉的沮丧。人家那么一丁点的小孩，比我病得重多了。她不能哭，不能表述，还在给我鼓劲。
还有一年元旦，我喘不上气，太难受了，去顺义那边挂了急诊。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的霾特别厉害，急诊大厅里的能见度不够好。有一个民工满头是血地在那里坐着，像一头困兽似的。要过年了，他本来能健健康康的，拿着一年打工的钱回家，但是要在走廊里去缴费、等化验。我突然觉得，每一个人对生的渴望，对生活的不甘，那种蒸蒸日上的东西，其实挺有劲的。
心脏出问题后，很多事情都变得力不从心。之前我全是亲力亲为照顾小孩，照顾老公，处理家里琐碎的事情。那段时光让我不得不放下手机，放下所有亲情上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不想看孩子，孩子交给我妈带。我晚上7点钟回屋，看看书或者是一个人拉伸一下，打一会儿坐，我要跟自己独处一下，过滤一下今天一天的感受，一到晚上我就不碰手机了，谁都别找我。有特别大的事你给我打电话。我需要这样，我要告诉我，我属于我自己了，我要跟自己对话了。
这是一种疾病带来的启示，就是我要去尊重自己了。也正是因为生了这场病，我更坚定地想结束这个婚姻，结束一个大家彼此都束缚的、不自在的状态，我要更好地使用我自己。
我内心很感恩我得的这场病，是可遇不可求的生命感悟吧，让我对生命的意义好像会考虑得多一些。我没在说一些酸词儿（笑）。
事业上起起伏伏的时候，是很多珍贵的情分托住了我。
以前在片场，演员之间留下来的交情扎的根挺深。那时候片场也没手机，大家就会打打牌，聊聊天，有时候互相按摩，住在一个屋。人都讲情意，小孩子要保护好，先拍老演员，早点让他们回去睡，椅子给老演员坐，年轻人站着。
我们过去都是两个女演员住在一屋。我在22岁那年认识了刘琳，她是一个特别好的演员。我们那时候都很小，一块分享化妆的技巧，后来一起经历了拍戏，恋爱，失恋，婚姻，怀孕，养生。
现在的经纪团队认识我的时候，我没有140斤，也有130斤。特别胖，就是一个大婶儿。去年朋友过生日，我们第一次见面，他们说想签我。我说，你们是想做情怀呢，还是想做生意的，怎么挑了一个这么没人要的。
我那时候想出来演戏，但我没想签给他们，我不想去消耗任何朋友的人脉和资源，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也红过，我知道那是啥样。我离婚了，得出来工作，没关系的，上班下班呗，跑龙套也可以的，孩子怎么都能养起来吧。我没想到遇到他们，他们还那么想好好经营我。
就像我以前也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做摇滚，或者是做乐队女主唱。我从小就喜欢唱歌，估计是因为我妈妈唱京剧、评剧挺好的，所以我对音乐有一些敏感。我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就认识了欧洋他们，我们吃饭，聊天，有人边吃边扒拉扒拉琴，我们就哼哼唧唧唱两句，就录下来。那要不要你再写个词怎么的，就那样的，我们在乐队一块做歌曲是，你吉他、你鼓、你贝斯，大家就瞎玩，瞎唱，录音一直开着，特别好玩。一开始也没想要发专辑，就觉得好玩儿呗，圈子里人互相传一传，就这样了。那会儿是没想太多，实在不知道取啥名，有人说叫「追星族」，也可以。名字也代表不了什么，主要还是看你音乐里的瓤好不好。
二胡、贝斯、电鼓、真鼓，每个乐器有它自己的星座、血型、性格。我们乐队的小四就不会说话，他老用吉他跟我们聊天，用乐器在表达他自己，他忿忿的东西，他敏感脆弱的东西，那一瞬间我们感受到了，用歌唱或者旋律再跟他呼应一下。我们感情非常好，像亲人一样。
我喜欢唱即兴的东西，比如说现在放的音乐，或者我逛商场的时候，会有一些背景音乐，不知道怎么我就会哼哼一些歌出来。（说完，她跟着咖啡馆的背景音乐哼了一段旋律）我不太喜欢用手写把它记下来，直接拿手机录音。就像我们起「追星族乐队」这名字，起得这么不负责任。这次节目组让我写首歌，我说叫《哈密瓜》吧（郭柯宇作词：看月亮像一颗慈爱的哈密瓜/她照亮我们身着赤裸的盛装）。节目组说，要不还是叫《再见爱人》。我说可以，叫什么都行，随便（笑）。
《纯真年代》那首歌，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小四在景山那边租了九百多块钱一个月的小平房，没空调，我们就开着电风扇，买了几根老冰棍。他在那儿弹弹，我们在一边哼歌，声音顺着电风扇，就在空气里颤着。录下来以后，觉得这个旋律还挺明亮的，我想让它能有一些雀跃的东西在。那时候20多岁，正好跟当时的一些心境符合，我就写：
穿节日衣裳 尽情的摇摆
在纯真年代 别太多感慨
把一切热爱 尽情的盛开
啦啦啦...现在随我来
现在已经唱不出口。如果再唱这首歌的话，不是觉得羞涩，而是心境不太吻合，不那么发自肺腑了。
从小我妈认为，女性就应该是很顺服的。逢年过节，我妈妈吃饭都不上桌，让我们先吃，她在厨房里吃。她这辈子一直在努力地想得到我爸爸的……不是爱，不是接纳，哪怕是心疼，也可以了，但是都没有。
我结婚时没有聘礼，没有婚礼，但我妈就说别为难人家，人家那么年轻没了妈妈，男演员刚起步，竞争也激烈。我特别理解她，心疼她。
我不会去取悦和迎合男性。咱们一起进步，一起成长，咱们有事情就好好说话。要真正感受自己的心，哪儿需要调整了，哪儿自己做得确实是没毛病，我就不要再反省检讨自己，要坚持地告诉对方。这不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要达成的平等的交流。
我爸爸现在已经不在了，他在2019年年底去世。他生前在书画、手工上面非常有天赋。他在晚年画的都是小动物。他画小动物用的工具特别奇葩，用洗碗的瓜瓤子，或者是把头发拴成马尾那样子，在纸上画出一根根皮毛。
我后来听蒋勋讲达芬奇，他讲，他说这个时代不会再出达芬奇了，因为只有那个时代，小孩没有那么多的物质填充，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在草坪上一躺，躺一下午。所以小孩眼中，草的绿色是有各种层次的，正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太阳马上要落山的那个时候，那个绿在变化。我想我爸就是那样的人。他特别逗，他想画葡萄的时候，会让我妈去买葡萄，葡萄上的紫色也有很多层次的，紫色晕到绿色，再晕到灰色，他画一颗吃一颗，要画完了才愿意把葡萄吃到肚里。他真的很有意思。
那个年代，他和我母亲是介绍认识的，结婚后有了孩子。我爸爸有时候会在家里放一些女性身体的素描，我妈妈认为他不正经。他们就是这样不同的两个人。
我们现在有各种社交平台，生活中遇不到的灵魂伴侣或者知心的友谊，可以通过别的渠道获得，比如说我的音乐上线了，会有人知道我在歌唱什么。但是我爸那时能去找谁呢？他感到彻底的孤独和被不解，很压抑。我妈也很可怜的，我妈年轻的时候一直读书，就为了能走进他。后期我爸爸开始非常情绪化，我和我妈妈常常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他就变得不开心。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专门装了一个入户锁。
他不太会跟我分享他的世界，只有他在做木工活的时候我被他需要。他拿一块木头，把棉线浸到墨水瓶里，需要有一个人摁住棉线的另一头，把它在木头上弹一下，然后延着那个直线开始锯。那时我才能被他允许进入他的那个空间里。他拿着锯子和木头，我很害怕激怒他，确实是很恐惧。所以我后来想我的表演系老师大概是我爸。我变得敏感、察言观色，都是因为原来的求生欲——我怕被他揍。
我们之间的交流其实特别少，我只记得有一次放学，我回来跟他说，我们学校同学都说我是校花，说我长得漂亮。他说，女孩子漂亮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气质好，那个味道才最重要。我当时在想气质是什么词儿？我没明白，那时候特别小，不懂。但是他说的话有影响到我的。现在我的解读应该是一些内在和皮囊之间的关系。
他离婚以后又再婚。那个阿姨和我说，你爸爸有洁癖，脾气不好，他还是在新家装了入户锁。我逢年过节也会去看他，他养了一阳台的君子兰，屋子房间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我爸爸和妈妈结婚那会儿，物质上不允许他去世界各地游玩。他晚年物质条件变好了，他就和阿姨坐轮渡、出去玩。那位阿姨不懂他的画，但是她非常崇拜他。我觉得他晚年应该也不遗憾，应该也是快乐的吧。
后来他的房子越来越脏，是因为胰腺癌慢慢打扫不动了。
我爸离开的时候，他叫我和章贺过去。他说爸爸什么也没能给你留下，送给你一本《格林童话》，这本童话给孙子，这里面全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插画师。那是他花了好多年攒的，应该是不再出版的一个绘本。
我是理解的，我特别懂他的点，其实这件事蛮浪漫的。但是站在另外一个世俗的人物关系上，我特别来气。我出来的时候跟章贺说，你把这本书扔了，你不要捧着，不要让我看到，我不要看这本书。从女儿的身份或者是我妈妈的角度，我也有俗气的一面。我妈妈知道后说，这个老东西，他好歹给你留几幅画啊（笑）。
我特别希望，我们到了晚年或者是我的孩子也为人父母，说起这些的时候，都是泪中带笑的，留下一些温暖的、美好的解读，而不是全是那种鱼死网破的模样。
我爸最后和我说，你也不用去祭奠我了，此生都对不住，也没有什么值得你去祭奠和怀念的，就海葬吧。他给我童话书的那一天，已经非常非常瘦，当人非常瘦的时候，他的骨头就显而易见了。我发现，我的每个脚趾都和他长得一模一样。
其实这个节目我有点让大家失望。团队给我准备了好多服装、鞋、首饰，希望我能体面一些，想让我的美被大家看到，但是真的太冷了，我穿不了那些裙子。我眉毛有点淡，平时就稍微画画眉，顺便检查一下眼角干不干净。
我们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一开始房车有水，后面时候水箱里的水不够，我们就不敢在房车里上厕所了。我们去的时候是五月，虽然越走越暖和，但只要太阳一落山，温度瞬间零下。吐鲁番地表温度四十多度，白天都不能拍，只能等太阳落山才能拍，一拍拍到后半宿。又干又冷，干极了，干到嘴爆皮。冻得脑门疼，冷到不行。
我特别明白他们的用意，他们想把我们六个人，放在一个严酷的、没法儿睡觉的地方，看看能不能脱掉所有人为的那些外壳，都裸露出来，柔软地面对自己，面对别人。
挺煎熬的。我有时候的感受就是说不出来，要把一颗心抓出来给你们看，我就会觉得，说出来的东西，都不是最准确的，每当声音一落地的时候，总是变了滋味。但那边能见度太好了，你会觉得月亮婆婆在听你诉说一些什么似的，它好像什么都知道。
章贺节目里有一句话，他说生长环境相对比较简单、单一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欲望。不是非要当下的我们对情感的需求降维到那个时候，但地久天长的事情，越来越渺茫。每个人心里都在想，对方如果不行，我不会想去改变自己，更不会想做一次彼此的救赎，我会转头，反正还有好多选择的。大不了人们还可以谈一场虚拟的网恋，可能这也是情感上一种可悲的走向。
就像这个节目里我们人为营造出来这种纯粹的环境，它是一种尝试，有一种行为艺术的向往。我看到他们的向往了，所以我愿意大家一起来走一走。
节目组和我说，你此行新疆要完成一个心愿会是什么？没有特指是两个人之间的。我好早之前，买过一本李娟写的《阿勒泰的角落》，想象她里面写的裁缝铺各种场景。出发前，我一直在想我们后面会走到哪一站，研究哪些攻略。我想我去旅行了，碰到当地人，如果有什么乐器，我们可以一块玩，也可能遇上一些很当地的乐师，你跟他的演奏合并在一起，逮下来的声音素材可能会挺有趣的。我不知道心愿原来是要为对方去做些什么的，真的没这个思路。当时写心愿都是写给自己的。
在生病的那个阶段，我特别渴望身体健康，能有效地输出自己、使用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这些事。现在身体健康了，实现了，工作也开始慢慢地走向正轨。饭一口一口地吃，镜头一个一个地去完成，然后呢？我没有太想好，我的身体健健康康是为了什么，我的事业上的重新再开始出发，最终又是什么。这是我特别恐慌的事情。
我今天来的路上，我就跟我的经纪人说，我挺感恩我的身体能好成这样，一定要拍一些好好的戏，先好好做人，再好好做一个艺人。我暂时想不到给别人带去什么，我想我要先整理好我自己。
这18天的旅行里面，我每一天都在想，是不是不管我走到哪一天，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都能够足够的真诚和善良？我先顾我自己吧，尽可能留下一些温度，剩下的都会折射出来。
我孩子一直搞不清楚我是干什么的，因为章贺演的大多都是打仗的戏，他就说我爸爸是一个军人，现在他好像知道我是个唱歌的。
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字「歆」。医院挂号的时候、报早教班的时候，我报他的名字，说到歆的时候，我说左边音乐的音，右边亏欠的欠，老是会这样形容。
有一天我带他玩，那时候他好像是三岁。他在地垫上爬，我在旁边听歌，听歌的时候我就自言自语说，妈妈真的好喜欢音乐啊，因为要当妈妈，就会离开自己的事情，不会像原来那样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他就爬过来了，趴在我的膝盖上，就说妈妈，我就是你的「音」乐。我当时想，你还挺肉麻的。他接下来又说，我就是那个音乐的「音」啊，我才知道是源于他多次在耳边听到我说，他是叫什么名。他把我给他起的名字无意中升华了。
我弄话剧的时候，经常早出晚归，早上起来他推门，他会说，你知道吗？我想你想得都生气了。有一次，我去参加西宁的FIRST电影节，我和他说，妈妈要去参加一个party。我上飞机以后，我发现包里有一个荧光棒，上面卷了一个纸条说，玩得开心啊。他经常会说一些话，让你觉得，你一点都不亏，你养一孩子，别说十年了，一辈子都不亏。
他很细腻。离婚后，我带他搬到一个新的居民区，小区的绿化没有原来的好，但是我们突然发现家对面有一个巨大的湿地公园，所有人都能去。他说妈妈，这儿比爸爸那个小区还好，什么花都有。他每次出去，都会采好多花，一些像野草的那种花。能压下来做成标本的，我就尽可能压下来。他也会知道节制，他有时候采到一半会说，嘿，差不多得了。
我听蒋勋讲那个《红楼梦》的时候，我想贾宝玉他爸真二，他认为一个男孩子喜欢脂粉，喜欢这些花花草草、姐姐妹妹的，不好。但是他看不到贾宝玉特别悲天悯人的一面。所以孩子从小采花，我一点都不觉得他女性化，他那么热爱这些有形的或者无形的生命。
现在我和孩子会一起看这个综艺。我想，如果我去这个节目，我是不能面对他的，像是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那我干吗要接这活。想到未来的他也会有他的伴侣，以后也要经历各种情感，所以我得给他打个样吧，两性关系中应该如何地彼此善待。我希望他能学会包容、真诚、和解，很多很多这样的字眼。生活一定不都是光鲜亮丽的，不要虚构出一个假象来。让它尽可能接近真实，这样一个人的生命力才来得更扎实一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