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回忆录：现在的卫生用品，俺这一生都没享受过
人活百年，看到的世界有何不同？
高彩云，1920年生于江苏，历经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及改革开放，还教了大半辈子书，是许多故事的见证人。
本文摘自《这辈子：1920-2020外婆回忆录》，由这位百岁老人口述，其女儿、外孙女编纂而成。高彩云的女儿后来说，母亲的记忆力超好，耳朵有点背，坐在轮椅上，对自己说尽了一生……
一、生孩子和土裤子
我们那个地方，长期以来被各种势力来回拉锯。你打来，我打去，老百姓想求太平、过安稳日子，那是奢望。
那时，我们首先逃去了卓圩子（江苏省睢宁县），在那住了一年多，维持会来了。小日本是什么货，老百姓早已听说，维持会是跟小日本干的，肯定比小日本好不到哪里去。所以，维持会一来，人们又四处逃难了。春夏之交的麦收季节前，我跟婆婆逃难到了他的外婆家王柳圩子，那时，我已经怀上了第一胎，有两个来月的身孕。
王柳圩子交通特别不方便，我们猜想，那里穷乡僻壤的，什么都没有，日本鬼子可能不会打到那里。但是，穷乡僻壤的地方，生活条件也差。外婆家是小小的地主，只有百十亩土地，两间半房屋，我们就住在四五个平方的一个小炮楼里面。
有人认为，在旧社会，地主都是吃好的、穿好的，其实不然。地主有大有小，有穷有富。穷地方的小地主，或者兄弟多、自己不当家的地主，平常穿的只是一般衣服。有一两件人情衣服，也只是有要事时才穿。不忙时，小地主的食物也是粗细搭配、粮食蔬菜搭配、稀稠搭配。
刚到外婆家，吃她家的“喝饼子”。饼是用麦面加白玉米面做出来的，乍一看白白的怪好看，吊人胃口，可吃到嘴里刮舌头，硬梆梆的像纸壳子。热的时候柔软些，凉的时候吃，真像啃土疙瘩。
那时候精米白面少，农村人的生活可以用“七个月的白芋，三个月的南瓜”来概括，有白芋和南瓜，能省下不少粮食。农村人家前屋后地多，种了许多南瓜，平常的时候南瓜饭领大头（方言，为主）。南瓜多的人家，收成后堆成垛子，够吃很长时间。那时候没有化肥，南瓜生长全靠农家土杂肥和禽畜粪便，种出来的南瓜味道正，又面，口味又好，稀甜的。
在外婆家，每天一大早，家里人煮够二十人吃的一大锅南瓜稀饭，爱吃馍的吃馍，南瓜饭当稀的喝。因怀孕不久倒胃口，我不想吃别的，就喜欢喝南瓜稀饭，因为南瓜饭里有稷米，又甜又面又黏糊，热的好吃，凉的更好吃。我偷偷地跟丈夫说：“我不想吃馍，光想吃南瓜饭。”丈夫听了哈哈一笑，说：“想吃你就吃呗！她（指外婆）巴不得你净吃南瓜饭，还省粮食。”
我的月份越来越大，原来打算回到婆家生孩子。可是，在躲难的日子里，因为丈夫的三弟突然中弹身亡，一家人忙着办丧事，打乱了我回去生孩子的计划，直至大女儿出生，我一直在外婆家住。
1939年农历十月，已经是冬季，天气很冷，夜里更冷。天亮前，我感觉肚子有点痛，心里又惊又喜又怕。我没生过孩子，光听说有人孩子生不下来，大人孩子都没命，这叫“抱劳死”。我三婶有个女儿，就是生孩子生不下来死的。我喊醒丈夫，告诉他我可能要生了。丈夫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披着棉袄跑到了婆婆的房间，告诉他娘我要生的消息。
可能因为婆婆一生孩子多、经历多的原因，听到儿子报的消息之后非常平静，没进我的屋里看一眼、问一声，好像不知道女人生孩子是“儿奔生，娘奔死”。后来丈夫才跟我解释，说自从他父亲死后，他娘听信了道嬷子的胡言乱语，说公爹活着时杀人太多，为了使公爹的阴魂在阴间得到安宁，免受阴曹地府小鬼的鞭抽、绳捆、火烧、油炸的刑罚，一直到“老”（方言，去世），她都必须吃斋。所以，天上的雁鸽、地上的猪马牛羊、水里的鱼，都不能杀。此外，不能见鲜血，也不能进产房。这一切要求婆婆全部做到了，公爹去世后，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吃素，从不沾荤腥。我月子里，她真的从未踏进我的房间一步。直到孩子满月，我抱着她，婆婆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个孙女。
那时，女人生孩子可受罪了，不像现在，大小医院都有妇产科，技术、设备一应俱全，那会儿啥都没有。请来的接生婆没有什么消毒衣服，只套着一副护袖，接生完护袖就扔了。生完了孩子，产妇家除了给接生婆送钱、糖、红鸡蛋之外，还得再给她两尺红洋布缝护袖。
接生婆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老嬷子，谁也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就是胆子大。有的接生婆还知道孩子落生前，把裁衣、剪东西用的剪子在锅里煮一下再去剪脐带。有的干脆就地撅一截硌裆梃子（方言，高粱秆之类的东西），把外层竹篾一样的硬皮撇下一片做刀片。用这种“软刀”割脐带，伤口不发炎才怪呢。那时候人也不懂，新生儿被感染了夭折，大家都说这是因为得了“脐风”。
旧社会，女人生孩子就在家里。没有产床，自家的床也不能躺着，只能坐在板凳上或者站着待生。感觉孩子要奔生了，往地上一蹲或者双膝一跪，孩子就落地了。刚生下来的婴儿浑身上下都是羊水等液体，再沾上地上的泥巴，孩子就像个小泥猴。生完孩子，产妇恶露不净，没有草纸的穷人家，就让产妇坐或者睡在草木灰上，为的是吸收恶露。
孩子生下来，大人受罪，孩子也受罪。城里人不说，在农村，不管是地主也罢，穷人也罢，孩子生下来就穿土裤子。现在人没见过土裤子，就是一个齐膝盖长的大裤头，裤脚管左右两边缝两根布条，前肚缝留得深一些。用干的细沙土装进裤裆，拴紧裤管，扎紧腰带，土就漏不出来，这就是土做的“尿布”。
说起土裤子，年轻人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时候穷，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天热时，把土直接倒入婴儿的裤裆就行，冬天的时候沙土还要加热。农村人烧好饭之后，把沙土放入泥烧成的煨罐里，把罐子放到灶膛的暗火中，让沙土变得温热。换腚（方言，换尿布）时，把孩子抱到锅门前。那时候，谁家门前晒沙土，不用问，家里有吃奶的孩子。双沟临近黄河南堰，那里的沙质既细又白，有奶孩子的家庭都到那里挖沙，时间久了，黄河堰上出现了一个个洞。
新生的婴儿，屎，屙在土里；尿，尿在土里。屎尿渗透了土，孩子的腿裆就夹着大泥蛋。讲究一点的人一天换三次土，不讲究的一天才换一次，很少给孩子洗屁股。有的孩子穿土裤子，一直穿到能扎步（方言，婴儿学步）。土裤子太重，浸湿了更重，直往下坠。孩子的骨头嫩，时间一久，腿就变形了，成了罗圈腿。在淮北农村，后来好多年里都能看到不少老人是罗圈腿，那都是小时候穿土裤子的结果。
那时候农村苦，不仅有土裤子，我听说有的地方还有“土被窝”。就是在寒冷的冬季，把加热好的沙土放进小被褥，让婴儿躺进去，再把小褥子用带子扎成一个小被窝。
现在多好，各种款式规格、高温消毒的卫生用品应有尽有，给大人孩子创造了那么多舒适的条件，俺这一生都没享受过。
上午，接生婆来了，她是王柳圩子本庄的人。由于肚子一阵一阵地疼，我多少个小时无法安睡。我头一次生产，时间要比生过孩子的长。两次阵痛的间隙，我困得眼皮像铅重，实在支撑不了，只要不疼，我就会沉沉地睡去。那接生婆看到我的样子，不满意地数落我：“哪有像你这样生孩子的？睡着了能生孩子吗？! ”我又痛又困，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接生婆坐在桌子旁边，喝着家人给她冲好的红糖茶，嘴里不停地嘟嘟囔囔，想驱走我的困意，随便她怎么说，我已没力气再和她辩驳。
在等候孩子出生的时间里，接生婆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说自己接生的技术如何好，如何有耐心，等等。她为了表示自己好，还说同村的另外一位接生婆手段十分粗鲁，为了尽快让孩子生下来，竟然抱着痛苦不堪的产妇，往地上一下一下爽（方言，顿），说那样生得快。
二、路边的一碗茶要了我孩儿的命
1946年，我丈夫丢掉了工作，我们一家六口回到了老家。
刚开始，我们租住在一个烟店老板的几间空房里。时局混乱，朝不保夕，我们没有收入，可是有六张嘴要吃饭，怎么办呢？丈夫只能再做点小生意。
我和丈夫商定，他带两个大的在李集（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李集镇），我带两个小的去双沟（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双沟镇）娘家。我去那里的原因一个是娘家亲友多，孩子有法交，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要到那里收取六十亩地的租子。前面说过，这六十亩地，租子和我们一大家子的需要相比是杯水车薪，但是，捉襟见肘的我们，有一点点收入都要想办法去维护。
我租了一驾手推的土车子，车夫把二儿三儿放到车架上的背篓里就上路了。从娘家到婆家有七十里的路程，起码要大半天。走了一半，二儿说口渴，车夫把车子停在了陈集路边的一个小茶棚边。
小茶棚很简陋，四根拳头粗的木棍，歪歪斜斜地支撑着几根更细的小木棍，上面铺着几十根玉米秆。稀稀拉拉的玉米秆遮不住雨，阳光透过它们照到地面。茶棚底下摆着一张矮小的方桌，上面放着三四个黑碗，一个竹壳热水瓶装着开水，一个瓦罐里装着凉开水，碗是公用的。茶棚旁边有几块石头当板凳，走累了的行人可以在此歇脚。
疲惫的我想在这里歇歇，把随身带的食物分给孩子吃。因为二儿口渴，我买了一碗水给他喝，谁知道这碗水竟是一碗要命的水。
到了双沟的当夜，二儿开始发烧，咳嗽不停。一大早，我让大弟陪着我到双沟街，找到当地知名的一位戴先生诊治。戴先生查看了一下，说是喉咙有问题，他当场拿了一点药粉，对着孩子的喉咙吹了进去。我心里不踏实，又带着孩子到药房看了一下，看完后我带着二儿先回了家，留下了大弟拿药。
大弟拿着戴先生的药方子去开药，付钱时发现药费很高，大弟也是孩子，他不敢做主，跑回家说：“先生开的药里面有珍珠当药引子，贵得很。”我娘听了，说：“再贵也得拿！”大弟又返回了药店。那药店的先生很诚恳，他唯恐小孩子不相信他放了珍珠，对大弟说：“小孩，你看准了啊，要想治好那孩子的病，必须用它做药引！”他当着大弟的面拿了珍珠，把它放在火上烧，“啪啪”几声脆响，珍珠炸开了。先生把炸开的珍珠在药臼中捣碎，连同其他中药混好之后包扎结实，交给了大弟。
大弟双手把药包捧回家。我把那药熬好后，让二儿喝下去。下午，又滗了一次药渣再熬。第二天，我仍然煎药让二儿服下，可他病情始终不见好转。待第二服药渣熬好后，二儿已吞咽困难。我拿着小勺子，舀了药，慢慢地向他的嘴里一点一点洇。
一勺一勺的药灌下去，直至全部喝完，可是孩子的呼吸一阵比一阵急促。为了不让药倒流，我抱着他，让他趴在我的肩头。没多时，只听他轻轻地喊了一声“娘”，便停止了呼吸。
我心痛万分。我后悔，不该在路边买那碗茶水。
我找人给二儿子打了一口薄皮棺材，把他送回了老家。娘劝我，亲人们都劝我，说二儿是讨债来的，是讨债鬼，死了不要疼他了。说不疼是假话，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哪有不疼的呢！
三、十几年杳无音信的丈夫回来了
1969年午收的时候，一天下午，一个我不熟识的媳妇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俺大婶子，俺大叔回来了。”
十几年杳无音信的丈夫回来了。我丈夫多年不在家，我早就对他不抱希望了。因为他，我吃尽了人世间数不清的苦难。今天，他居然又活着回来了。
我一时间思绪万千。我想想他的过去，又想想自己的过去，心情慢慢恢复了平静。我决定，再不和他一起生活，他过他的，我过我的。
那媳妇对我说的当晚，一个人到学校找我。我按着指示到了地方，屋内有几个人正在聊天。一个人看见我来，未等我问话，他就说：“你小孩爸来了，你到堂屋跟他说说话。”我说：“我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当年他两手一撒就跑了，撇下俺娘五个，要不是共产党，我骨头早就上黄锈了。”那人又说：“从明天起你不要割麦了，到生产队领点柴火，给他带孩子。”
此刻我才知道，我丈夫这些年在外，又有了新的妻室儿女。
后来，我知道了丈夫这十几年的故事。
十几年前，他逃走之初，到过甘肃，想去新疆，但是后来辗转到了内蒙古。我和丈夫共同生活十几年，十分了解他。他不能吃苦，出苦力养性命是不可能的。在内蒙古，他流落到了草原上的一个旗安了家，内蒙古远离安徽，几千里路之外，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便和家里断了联系。
他在内蒙古改名换姓，说自己姓马，祖籍山东。他给一位猎户的女儿当了上门女婿，丈夫和她先后生下了两儿一女，孩子全都不正常。这些孩子不会说话，大孩子痴呆，走起路来像个醉汉；老二是个女孩，肢体残疾得不能穿裤子；老三稍微好些，但看着也是呆相。三个孩子刚被送回来的那段时间，我丈夫的门口天天站满了看稀奇的人。
组织上给我做工作，让我给他带孩子，学校的同事问我怎么样，我说：“我没长心吗？怎么可能给他带孩子？”我能怎么办呢？
我已经想好了：我要跑。
我的娘家双沟离朝集有十八里地，那时候，两地之间有人拉石头，拉石头的板车一来一回有空趟。我对关系要好的同事说：“我等一会儿就得走，我没有东西，只有一个风箱和一床被，烦劳你帮我送到双沟娘家。”
二十龙灯，月出一更。天黑不敢走，月亮出来，我孤身一个人，悄悄地走出了校门。
我走过食品站，一条狗突然冲出来狂叫不停，把我吓得浑身出冷汗。好在我不惹它，它也没扑到我身上。我害怕狗叫声引来人，头也不回，连跑带走，跌跌爬爬地朝南边去。
我想好的出逃路线是，先到二妹工作的学校浍沟郭瓦小学，再去七八里外儿女插队的菠林大队，然后到县城法院。从朝集到二妹家全程近六十里，心情紧张的我紧走慢跑，黎明前，终于接近了目的地。
正在这个时候，月光下走过来一队人。
我吃了一惊，站住了脚。仔细一看，这队人手提肩背的是些乐器、条幅之类的东西——这是一支刚结束演出的文艺宣传队。这队人看到我也吃了一惊，毕竟，深更半夜的，一个女人独自在野外，挺不正常的。我赶紧主动开口，问这些人从此地到菠林怎么走。我说，现在是午收时节，我要去帮住菠林的女儿割麦，宣传队员就热情地给我指了路。
告别宣传队员，我继续赶路，天亮时，终于赶到了二妹家。二妹看到我非常惊讶：我平时讲究整齐，此刻，经过一夜的狂奔，我早就头发散乱，衣冠不整，像个疯子。
我匆匆忙忙地对二妹说：“他回来了，带了一窝孩子，大队让我给他带孩子，我也不打算教书了……”二妹听我说完，看到我腿上跌跌撞撞磕出来的伤痕，心疼地哭了。
吃完了饭，我又赶到小女儿插队的菠林。二妹的住处离我孩子的住处有七八里路，我也是一口气走到了。我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孩子，让他们不要再去学校找我，然后，我说要去县里办事。说完，马不停蹄地赶往灵璧县城。
在县城，我见到了小弟。小弟见到我，让我在他那里歇息两天再说，我不愿意等，让他拿纸笔来。我给学校领导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不辞而别的原因，写完之后，我把信交给小弟，让他到邮局寄掉，然后径直去了县法院。
那时候人不懂法，认为打官司告状都得找院长。我去县法院，一开口就说我要找院长，有人告诉我，打官司有分管的科室。按人指点，我进了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个人正在埋头办公，我把自己的情况详细地说了一遍。我说的时间长，这会儿的办公室已不是一个人了，好几个人都好奇地聚拢来，听我的故事。
我说：“我要反映真实问题。那是我原来的丈夫，他在外找了女人生孩子。这次回来还带了那几个孩子，大队让我给他带孩子，那些孩子又不是我生的，凭什么让我带？你不给我处理，我没法回去工作。你们看！”我捋起裤管，“我深更半夜跑出来，腿脚都卡破了。找你们，就是为了解决我和丈夫的问题。你给我写个离婚介绍信！我就要你们法院的那一枚大红印的介绍信！”
我一口气说完，那人眼睛直眨地看着我，他说：“要离婚，你得回朝集区民政办理。”
我说：“你们不给我处理，我就不走！”
可能那人不知这个介绍信该不该出，便说自己不会写，问我：“你会写介绍信吗？”
“我会写！”我问他要了信纸和笔，提笔就写：“高彩云和×××自愿脱离夫妻关系……”
写完，我递给了那位办事人员，他看了看，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重婚已成事实。他给我盖上了鲜红的法院公章。
我攥着盖着法院大红印的离婚介绍信，回到了朝集。自此，所有人都不再提让我给我丈夫带孩子的事。
按《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我和丈夫解除了婚姻关系。此后将近二十年，我不愿意见他，也不想知道他的事。但我知道，那几个残疾孩子没多久就死了。
前夫一直跟随着我的几个孩子生活，1987年在大女儿家病逝。他让我和孩子们受了这么多年的罪，他自己去世的时候倒是一点罪也没受，说着话，头一歪就走了，人世间就是有这样的事。
我在全国最大的物流分拣场，上了300个夜班
上班时间逼近，
我的心情就像被主人打怕了的狗
如果你在网购后紧盯物流状态，就会发现物流信息有时会在夜间更新，显示“您的订单经某地中转重新发出”——实际上，这是包裹来到了物流中转场被重新分拣的缘故。
本文的作者阿穗就曾在全国最大的物流枢纽中心工作过，每天经由这里的包裹有数十万件，当人们熟睡时，上夜班的分拣工们卸货、分拣、打包、装车，维持着物流链条低廉而高速的运转。
以下是阿穗在中转场的经历。
一
在晚上醒来的分拣场
2017年5月，我身上的钱已所剩无几，在没有太多选择的情况下，我来到广东顺德的国通物流园，进了德邦的分拣中转场上班。
我应聘的是理货员，这是一个需要长期上夜班的岗位，从晚上7点工作到次日早上7点，每个月休息4天。
除了德邦，物流园内还有京东、唯品会、百世快递等物流公司。郭嘉亮摄
物流理货是个体力活，面试基本是走个形式。你可以不懂写字，但要能认字，否则就没法读出标签上的目的地。有时还要签名，当然也可以找人代签。
入职前的3天试工是无薪的，这是物流业的行规。试工后，留下的人一半都不到，有的甚至试了2小时就走了。很多人从老家出来，身上的盘缠不多，考虑到这点，公司规定干满20天后就能提前拿到头半个月的工资。
物流园附近的一面招工墙。作者供图
早上10点，面试结束，人事把我们带到偌大的分拣场，我被分配到了小件分拣组，晚上就来这里报到。
原本以为，工作12个小时不可能每一秒都在忙，试工的第一晚，我还揣了个Kindle，想着闲下来时可以读些书。但万万没料到，那天晚上我从开始干到结束，连打开Kindle的机会都没有。
在分拣场等待开工的夜班工人。郭嘉亮摄
晚上的分拣场和白天是两个样，白天时场内阒寂无人，晚上则一片灯火通明，到处人影憧憧。登上工作台后，一阵延绵而沉闷的轰隆声从远处传来，原来是几十上百辆电叉车同时碾轧地面时发出的声音。
还不到晚上7点，早到的人有的在玩手机，有的趴在工作台上休息，没人来和我介绍一下情况。他们似乎都不大喜欢说话，我于是自顾自四处打量。
整个分拣场就像一个大埠头，货车在地面穿梭，工人在1米高的工作台上干活。工作台约莫有8到10个足球场那么大，四周是一个个编了号的装卸货口，一排排货车屁股朝着工作台停靠，打开后厢门装卸货物。
这些是营业门市白天揽收的快件。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快件按照目的地重新分拣，然后用纤维袋分别打包运走。
分拣场全景。作者供图
很快就开工了，组长让我负责分拣环节的第一步——“倒包”。
从门市营业点送来的快件是用纤维袋打包好的，“倒包”就是把袋子割开，把快件倒出来。一旁的补码员会用红外枪扫描快递单上的条码，再按目的地补上手写编码，然后把快件扔上传送带。他们的动作干脆利落，马克笔划拉得飞快，开始的时候，我尽了最大努力也跟不上。
分拣场有5张分拣台，左右各站一人，一人负责“倒包”，一人负责“补码”。作者供图
当快件通过传送带来到下游时，两边的拣货员会按照手写编码对快件进行“粗分”，丢到对应的带轮铁筐里，再推去分拣柜里“细分”。我们一共有10多个分拣柜，每个柜处理不同的城市。
传送带旁的分拣员负责把快件 “粗分”。作者供图
分拣柜是一个像蜂巢般的六角形柜组，合共48个柜格，每个柜格代表一个目的地城市。
“细分”时，一人站在柜子中间负责投柜——先把快件举到控制仪下的红外口扫描，这时目的城市对应的柜格会亮灯，然后把快件扔进去。扔对了感应灯会自动熄灭，扔错了会有蜂鸣音提示。
分拣柜约2米多高、3米多宽。图中红圈的位置就是扫描仪。作者供图
每个分拣柜一晚上要处理近万个快件，这就体现了“补码”的重要性——读地址是很费时间的。一个熟练的补码员1小时最多能补3000多个快件，接近每秒1个；而传送带旁的分拣员就像在电动游戏厅里玩投篮游戏，根本没时间把快件拿起来看，扫一眼，就飞快地把快件扔进不同的铁筐里。
假如他们用读地址的方式工作，效率恐怕要降低一半以上，而且还很容易出错。
德邦早已经是上市公司，但仍然是通过人手分拣快件。图为分拣场里的传送带。作者供图
分拣柜作为最后一环，承受的压力也最大，一般是两人为一组工作，一人在外面打包，一人在里面投柜。开往不同城市的货车，发车的时间各不相同，负责分拣柜的人要背下这组柜子48个城市的发车时刻表：比如发珠海的是3点，发东莞3点15，发贵阳3点半，发长沙3点45……忙起来的时候，人很容易就忘记。
我后来负责分拣柜时就误过几次时间，当时我既困又累，精神恍惚，加上发车时间经常更改，很容易忙中出错。一旦分拣柜没赶在发车前清空相应城市的快件，那么这些快件就要在中转场里多耽搁一天，同时我也会被记一次失误，影响月末的工资评级。
传送带的末端打包口。作者供图
在所有岗位里，补码相对而言是最轻松的，尽管对手速有很高的要求，但不用搬重物，一般安排女同事做；最累的是倒包，这也是唯一只能由男性来做的岗位。
一包快件平均有二三十斤，最重的能有六七十斤，要搬起来倒到1米高的补码台上——听起来好像不难，只干一两个小时，相信大多数人都游刃有余——但我们要连干10多个小时，一晚上倒几百甚至上千个包。
每晚进入工作状态后，大家都像火烧眉毛，都感觉自己不像人，而像机器：手臂仿佛在自动运作，眼睛则像在速读识别，久而久之，眼手协调都形成条件反射了。
分拣场外等待发走的货车。郭嘉亮摄
快件在传送带上源源不断地流过，大部分岗位上的人一刻都不能停，有时连厕所都不能上。快件一旦拣不过来，就会全部流到最下游，在那里堆出一座小山，这时，上游补码的人要立刻调到下游来帮忙分拣。
堆积在传送带上的快件。作者供图
当时组里有个中专刚毕业的妹子，个子瘦小，举止斯文，组长安排她在传送带旁拣货，她就经常拣不过来。每次她掉链子，大家就要帮她擦屁股，所以人人都讨厌她，不但背后数落她，给她起难听的外号，当面也会挖苦她，甚至板起脸不理她。
组长和她是老乡，就劝她另找一份轻松的工作。但她男友也在这里装车，她想两人在一起上夜班，生活可以同步，所以不愿意走。
后来有一天，她终于因为压力太大崩溃了，觉得别人在故意整她，干着干着就哭着跑掉了。
组长看见她跑了，终于松了一口气。
二
在这里，弱者就是原罪
第一天倒包倒到天亮时，我的手臂几乎都举不起来了，而且肚子饿得要命。
我们晚上干到9点，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试工的头天我不知道，是吃了晚饭才去的，到9点时组长让我跟着大家去饭堂，我说还不饿，他也没多提醒。
不曾想大家吃完饭回来，就从9点半一口气干到早上7点。有的人带了面包饼干，就抽空往嘴里塞点；有的人什么都不吃，习惯了饿肚子；我既没有带面包饼干，也没有习惯饿肚子，那晚过得苦不堪言。
干活时的右手，灰尘附着在出汗的毛孔上，汗干透后形成了灰色的花纹。作者供图
刚开始倒包时，我连用刀割开纤维袋都要花半天时间，因为不懂技巧，我反复拽袋子，把两只食指的指甲都拽反了，后来变黑脱落，直到两三个月后才长出新的来，但当时我都没感觉到痛。
感谢父母，我的体格还算凑合，对于那些体质不好的人来说，这份工作确实干不下来，你再有毅力，但举不动货物，能怎么办？
左手同样。作者供图
入职时，见我读过大专，在工人里不多见，人事部的小哥还问我为什么来做这行。
说来话长，我毕业后，做过图书编辑，女装生意，也辗转到过云南、上海打工。2015年，我和朋友在广州开网店，惨淡经营2年多，还是失败了。
于是回到故事开头，我来了这里。
德邦制服自拍。作者供图
我们组有50多人，但我一个人说过的“谢谢”可能比其他所有人加起来都多。因为讲礼貌，最初我被人认为是软弱、吃不了苦的。试工时，一个补码的女孩就觉得我“文质彬彬”，不像个干活的人，怕我手脚慢，拖累她的计件量，影响她的工资，要求组长把我换走。
我们每人每月按计件量评为A、B、C三级，税后工资在当时分别为5100元、4700元、4300元左右，根据每个月的货量增减会有轻微浮动。但以上只是硬指标，组长会根据每个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实际表现调整评级，然后提交经理审批。
那个看不起我的女孩，实际上就是因为几个月没评上A，心里憋了气而已。一旦我干下来，他们很快就对我改观了。
在分拣台，手套上是我的名字。作者供图
这份工作能干长久的只有少数，因此公司总是在招人。人事部也尽力了，路口摆摊子，墙上贴招聘，APP发广告，多管齐下，长招不懈，只要有人来应聘，不问三七二十一，先丢到场里来试工。于是有些不太适合的人，也被送了过来。
位于石洲村的招工现场。郭嘉亮摄
组长最怕的就是看起来弱不禁风的人，一是怕他干活慢，拉低整体劳效，二是怕他吃不了苦，干一两个月就跑，因此试工的时候会故意为难他们。一般这种人试完都会跑。
我们组里还有两个残疾人，是政府硬性摊派来的。每个企业都要接纳一定的残疾人，据说之前因为没达标，我们还被扣罚过。所以大家开玩笑说，哪怕不干活，光请他们回来坐着，都能帮公司省钱。
残疾人其实能干活，只是因为身体不便，不能轮岗，比如倒包和打包他们就做不了，因此组长并不喜欢他们。在分拣场里，弱者就是原罪，因为工作总量和人数是不变的，谁干活慢意味着其他人要干更多，在大家都身心交瘁的情况下，没人会同情弱者。
组长也不容易，每天早来晚走，工资也就比组员多几百块，作为管理架构中最小的领导，上有指标压力，下有违抗摸鱼，两头都受气。我们组共3个组长，1正2副，我在的10个月里就走了俩，流动率比普通组员还高。
招工墙前，看招聘启事的小哥。郭嘉亮摄
物流行业逢“双11”、“618”等促销时期，货量很大，经常忙不过来。所以物流园里有多家外包公司，为各家物流企业提供临时工。
外包工人们今天来德邦，明天去京东，后天去唯品会，每天上的是不同的岗，干的是不同的活，没法要求他们熟练。他们也不愿意卖力干活，毕竟干一天领一天钱，磨洋工磨到7点就完事了——而我们要是当天的活干不完，就得无偿加班。
所以我们对他们既爱又恨——促销期我们天天加班累到崩溃时，把他们当救星般盼；但私下里我们常常互相揶揄：你这么懒，为啥不去干外包？
午饭时间，一名正式员工在手机app上做有关“安全生产”的在线考试。郭嘉亮摄
有一个入职比我晚几天的同事，早年当过兵，力气比我大，但干活却比我少，脸皮也比我厚。我一晚上就上一趟厕所，他要上五六趟，其实是去抽烟；我有十分力就出十分，他却只出六分。大家背地里都说他服从性差，当初不知怎么当的兵，可能是被开除的。组长看见他就来气，经常训他，他只充耳不闻。
开始时我也对他有气，但碍于我们同期入职，他对我态度很亲切，所以我不好发作。后来我都评上两次A了，他还一次都没有，仍旧不紧不慢。可见懒人也有原则，不为金钱所动。
下班时间的物流园。郭嘉亮摄
和社会上很多人比，他每天上12个小时夜班，似乎算不上懒汉。但他既然来了这里，说明他也没有不吃苦的条件。他家在农村，母亲无业，父亲帮人做装修，手艺一般，挣不到什么钱。他自己快30的人了，一直干的都是体力活，也没有对象。
聊天的时候，他说得头头是道，要奋发图强，改变生活，攒些钱以后做生意，还特喜欢吹牛逼，老说别人干活不行，尤其爱说组长的管理不行，说假如他当组长，保准让大家服服帖帖。
但一动起手来，他就又怕苦嫌累、对自己放任自流了。
早上8点半，结束了一晚的工作后，几名工友在园区外休息。郭嘉亮摄
三
我对黑夜的恐惧，
来自白昼的无眠
平心而论，这份工作很适合我的性格。它不用跟人说话，不用开动脑筋，撸起袖子干就行了。
广东一年四季有9个月是夏天，白天太阳把厂房的铁棚晒得发烫，晚上也凉快不了多少。上班个把小时后，人就汗流浃背了。我买了个3升的水壶装水，每晚喝光，也不用去厕所，全靠出汗排出。
刚干这活的人都会掉体重，那个和我同期入职的同事，头3个月瘦了40多斤，我原本就偏瘦，但也掉了接近20斤。
我在室内晾晒制服。作者供图
衣服是很难洗干净的。因为晚上要搬货物，难免沾到各种污渍油渍，人累的时候会想：洗太干净没有必要，第二天还是会脏的。好的洗衣粉洗衣液也不便宜，打打肥皂就行了。
于是衣服晾干后，还能闻到浓浓的汗味。不过干这种工作，自然而然就不会介意这种问题了。
德邦饭堂的伙食。下班后我们还要吃早餐，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晚餐。作者供图
真正磨人的是睡觉，因为日夜颠倒，头几个月我一直处在这种状态：到了凌晨4、5点就困得不行，随便往哪一靠就能马上睡着。干起活来就像行尸走肉，目光是恍惚的，意识是模糊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前一秒做了什么。
因为这个缘故，有一次我把两包货物的标签贴反了，把重庆的贴成了北京的，北京的贴成了重庆的，幸好在装车前就发现，被追了回来。
早上7点，下班的员工点起一根烟提神。郭嘉亮摄
后来我在网上跟人提到这段经历，有人不解地问：为什么物流分拣都在晚上工作，白天就不能干吗？
这是因为白天是门市营业时间，快递员揽收的快件，集中运到分拣中心已是深夜。此外快递员每天派送的快件，也必须在天亮前运到门市。假如分拣中心和营业门市都在白天工作，那么今天揽收的快件就要明天才能中转，别说“省内次日达”无法实现——那些中途多次中转的“省外件”和次级中转到地级市、县、镇的快件，每中转一次就意味着多延误一天。
即便分拣场通宵达旦，很多人还觉得“不够快”。我开网店的时候，每天客服都要接到几十上百条催件留言，有的甚至以此要挟退货和给差评。
我租住在城中村，这是每晚上班的必经路。作者供图
黎明前被睡意折磨得走投无路时，我总赌咒下班后一定要立即狠狠睡上一觉。可是到了早上下班时间，人又变得不困了。
人在从事完重体力劳动后，心里会渴望做一些放松的事情来补偿自己。有个别同事经常下班后去唱K，唱到下午睡一两个小时又来上班。我不想把命丢在工作里，所以采用一些温和的方式：早餐吃好一点，去超市买买东西，或者听听音乐，调节心情。
图为物流园附近的罗亨村，我就住在粉红外墙那栋。作者供图
我住的屋子夏天有30多度，为了能睡着，我想了很多办法：听说黑巧克力有助睡眠，我就把它当药吃，睡前吃一块，这当然不管用；我又买了褪黑素，也完全没有效果。
最后只能喝酒。超市里有4升装的二锅头，红星的贵，我就买四川产的杂牌，价格很便宜。
喝酒也要花时间，我一边喝一边看书，有时候要喝上二三两才能躺下。
我租住的单间没有空调。
为了保证睡眠，我尽量避免网购。
我所住的罗亨村生活并不方便，这里没有超市、发廊、食店，只有两个小卖部，商品少得可怜。村里的快递员都不上门，只在村口打电话叫人出来取，我去取一趟快递要10多分钟。白天的睡眠本来就脆弱而易碎，万一被电话吵醒了，可能就再也睡不着了。
在我给自己划定的消费水平内，我偶尔也会买好一点的酒，比如500ml装的老村长，18块钱一瓶，是这个价位里最好喝的。
我要在傍晚6点半起床，假如中午2点前能睡着的话，我就会感到庆幸。如果过了4点还不能睡着，我就变得更焦虑了。
睡醒后的我还是醉醺醺的，每一脚踏下去，都感觉路面的高度不相同。假如没有醉意，我就会感到困乏，觉得就像完全没有休息过一样。
路过一排出租平房，闻到屋里传出的饭菜香味，看到别人已完成一天的劳动正惬意地瘫坐在沙发上，我就觉得这样真是幸福——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干活，就已经比他们更累了。这时候我就会恶毒地咒骂自己，我的身体咒骂我的意志，我的意志也咒骂我的身体。
我发誓明早下班后要立刻睡觉，可是到了明早，周而复始。
物流园内，一个席地而睡的员工。郭嘉亮摄
因为长期熬夜，我的情绪控制力明显地下降。后来组里新来了个大姐，我带着她在分拣柜工作，她负责打包，我负责投柜。她显然是个混子，叫我别太快，尽量少干点。我不理她，按自己的节奏干，结果她各种磨蹭，拖拖拉拉。
柜子的快件已开始堆积了，在停下来帮她打了几次包后，我终于忍不住对她破口大骂，骂到组长来劝架为止。骂过后她果然老实了，或许在这种情况下，骂人才是高效的沟通方式。
有时我甚至想打人，大概是因为不堪重负而变得歇斯底里吧。反倒是那些经常偷懒的人脾气都好，大概他们也有点心虚。
“我就是这么强大，我很爱我的工作”——早上7点，园区播起了歌，下班的员工一边哼着歌，一边走出园区。郭嘉亮摄
2018年春节的时候，我们理货部门建了个微信大群，拉进来400多人，各组组长和经理按照惯例发红包。
我从来没进过这么多人的群，大家都在互相拜年，抬杠，起哄，发自己老家的照片，转来转去的贺年表情，几秒钟里能拉出十几屏长的聊天记录，比看春晚热闹多了。
我已经很久没过过这么温暖和热烈的春节，那年的年三十晚上，我就躺在床上抢红包。手机太卡，很多红包我都错过了，最后总共只抢了十几块钱，我又发回到群里了——高兴是用钱买不到的。
石洲市场内，一起吃老麻抄手的工友们。郭嘉亮摄
因为我服从性强，从不抱怨，春节放假前，经理请客做东，上馆子摆了一桌，除了3个组长和1个助理外，只叫了4个普通组员，我是其中之一。吃完这顿饭后，组里所有人都说，我们将是部门重点培养的对象。
可长期熬夜会增加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实际上，我已经感到脑子不好使了。面如死灰的外表下，我反应日渐迟钝，记忆力开始衰退。为了延缓大脑的退化，我开始吃坚果。附近的石洲村能买到的花生和瓜子，我几乎都吃过；核桃能买到一种壳不厚不薄的，往地上用力一掼，它就从中间裂开了。
但核桃并不能预防阿尔茨海默病。2018年的3月，在德邦工作了10个月后，我决定辞职。次月，我进入顺丰改做快递收派员，从此不再上夜班了。
虽然快递工作也很累，但不用熬夜，身体负担没那么重。作者供图
眨眼过去两年，我微信里还有不少当时的同事，从朋友圈的内容看，他们大多都已离开了。
我的变化也很大，现在的我不再骂人，更不想打人。不过，我还在坚持吃花生、瓜子和核桃。
撰文&供图 阿穗 | 摄影 郭嘉亮 | 编辑 简晓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