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249)

我父母的三次离婚

罗思宇 真实故事计划 2021-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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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三十年的父母,在今年迎来了第三次离婚。在漫长的婚姻拉扯中,母亲向外扩展,终于打拼出好的事业;父亲向内退回,补偿着对家庭的付出。这一段充满努力的婚姻之旅,始终没能走向幸福。

 

第三次离婚
母亲罗芬第一次尝试着不再挽救她的婚姻。 
两个月前,她从外地出差回家,几乎在钥匙转动、门锁打开的同时,在餐桌上看电脑的父亲,“啪”地一下扣上了屏幕。陈实,你在看什么?她语气严厉地问道。没什么,父亲慌忙回应。
等到端午节清晨,她走出主卧,去次卧叫父亲起床。一进门,又看见他眼神躲闪,迅速将手机塞进被窝。她再也无法自我宽慰了。她上前,试图抢走枕头下的手机,却被他紧紧抓住。她大声斥道:“陈实我给你个机会,你如果松手,我可以选择不看。如果我松了,你没松,这件事就没完。”她说完,再一使力,手机没动。
父亲没说话,也没有松手。
从市区开回县城的一个半小时车程里,他们什么都没说。到县里,母亲去帮外婆煮饭。她看见父亲走进客厅,坐在姨妈的躺椅上,翘着脚看手机,“像个老爷爷一样”。午饭后返程,刚到家,父亲便要出门,说约了朋友打麻将。 
愤怒和悲哀一齐涌上心头。母亲早就知道,差不多有16年,父亲一直和不同女人关系暧昧。可是,就在她眼皮底下,他为什么都没有一点愧疚?他怎么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她开始收拾衣物,放进行李箱。她要立刻离开,不管去哪。
2021年6月15日,母亲罗芬离开了家,穿着她惯常的那件黑色真丝连衣裙,提着行李。这天晚上,父亲打完麻将,发信息问她,在哪?母亲感觉恶心,将他的微信、电话全都拉黑。父亲又发信息给母亲最好的朋友:我老婆在你们家吃饭吗?朋友回复,没有。
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父亲才感到一些心虚。他发信息给朋友:“你叫她回来,我今后更加注意就是了。拜托了。”末尾加上抱拳和哭泣的表情。过阵子,朋友才回复:“她怕是不得回来了喔。她说她要为自己而活了。”“我不相信,也不理解。”父亲说。
离家两周后,母亲与父亲见面对质,终于弄清了真实状况:端午那天,他是和一个“按摩女”在聊天。母亲越问,父亲说得越多,直到说出:“我跟她确实交往过。”
父亲头一回亲口承认出轨。多年来,母亲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些。但她难以接受的是,这些女人与自己阶层差异巨大,形象迥异,父亲却与她们产生了情感——且不止一个。“按摩店的、做服务员的……三教九流各种花色不一。”她说得极快,生怕这些词语在口中多留。母亲决心离婚。
这是两人的第三次离婚。此前,她与父亲已经离过两次婚。
父亲陈实在我七岁时第一次出轨,当时是2005年,父亲找了一个精明能干的事业型女性。母亲提了离婚。两年后,父亲回头,为了给我完整的家庭,母亲选择复婚。不久,单位开始分房,为了分配到两套住房指标,他们又办了一次离婚,没办复婚。“只是一张证件而已。”母亲曾这样想——只要有感情,证件上的状态并不重要。
接下来的16年,他们用了各种方式试图抢救婚姻。两人以夫妻名义生活,但维徐离婚状态。感情的冲击让母亲立志创业,并取得成功,成为父亲曾偏爱的那种事业女性。犯错被谅解,回归家庭的父亲也做饭洗碗,尽力补偿对家庭的付出。分合之间,他们的婚姻不断调适,在进与退中回环往复。
可一切并没有好起来。随着我长大,父母两人接近晚年,抢救这段婚姻的意义也在逐渐消失。当新的冲突的出现,母亲觉得可以放手。
离家后,母亲搬回老城区的房子住,用清除异味的喷剂在屋里上下喷了喷,抓了两天的老鼠,做了三天的清洁,将客厅的电视搬到卧室里去,又在下面垫上两本字典。安顿好后,她打听父亲的消息,得知他依然在家:看电视、打麻将。只是没了她的车,他要每天坐一小时零五分的公交去上班。
刚开始,父亲想,母亲过几天就会回来的。失去母亲消息三周后,他开始感觉恐慌。他想不通:30年来,自己正在越变越好,为何在母亲眼里却是越来越糟,“直至十恶不赦”。“以前的我就是现在的我。怎么现在的我就成了她的累赘,成了混蛋了?”他拜托我将这话转述给母亲。母亲听后,紧紧皱着眉头,“相当于我包容了三十年了。他问我现在为什么不包容了:我包累了,可以不?”
这一次,换到了父亲来挽回母亲,挽救婚姻了。

 

 
幸福转折
 母亲离家出走后,三人家庭群中,父亲陈实开始上演独角戏。
他将厨房的橱柜全部打开,用抹布擦净,扔掉杂物,发上前后对比图,配文“由乱而治”,“生虫的,过期的,包括米,都清除了哈”。他又买了捕蚊器,换了浴室的水龙头,洗了所有卧室的床单、被套,平平整整地晾在天台,“被子晾楼顶了,记得回来收一下哈”。

 

图 | 父亲发在家庭群中的照片

 

在消息的末尾,是咧嘴笑、拥抱的表情,并@母亲。母亲从不回复。父亲又用保温桶装上炖好的鸡汤、炒好的饭菜,提到老房送给她。“青椒炒肉,炖鸡,哈哈,瘦的她吃,肥的我吃。”在群中,一如既往地自言自语。
一小时车程后,他到了和母亲结婚十三年后,我上小学时搬进的那一套两居老房。我们曾在那里住到我上大学。这几年,每当父亲和母亲吵架,母亲就会搬到这里来住。他将饭菜放在脚边,敲了敲门,没有回应。他窸窸窣窣地摸出一串钥匙,挑出一把,插进锁中,转不动。
他进不去这套老房子了。这一次,母亲把房子的门锁换了。
刻意地放低姿态,甚至有些委屈求全,父亲在争取婚姻不破裂。在30余年的婚姻关系中,他现在无疑处于最低点。可这不是他原本的样子。
老房子是我六岁时,他攒钱买下的第二套房改房。再往前五年,他买了第一套二居室,面积60.28平。那年搬家的时候,他看见自己买的茶几、书柜、电视,像一条河流,从16平的研究院宿舍中鱼贯而出,装满一车,流转进那套来之不易的新房。
“那是幸福的时代,一切都在变好。”父亲说。两人的婚恋就是在这样的甜美里开头的。 
当时父亲在研究院里工作。1990年,闷热的夏天的中午,他坐在一间两人办公室,看见23岁的母亲推门而入,“短发、长裙,青春靓丽”。27岁的父亲看着她,感到一种“亲切感”。他立马站起身来,说,啊呀,欢迎欢迎。
他带母亲去食堂打饭,装很大一碗。母亲吃不完,又不好意思不吃。他帮她采买“铺盖、罩子、桶碗、洗脸帕”,又帮她搬进宿舍:旅社中一个12平的单间。那时,“单位很穷,整个社会都很穷”。他还记得旅社是防空洞改的,洞是抗美援朝时挖的。
他从办公室门口接到母亲,便一直接回了家。他们恋爱,从旅社搬出,从一个单间搬到另一个单间。那时,相较母亲,父亲的年龄更大,职称更高,工资更高。他们在90年代初期买了自行车。蓄着中发、穿着链条西裤、带蛤蟆镜的父亲,常载着穿白色连衣裙的母亲,四处兜风、看电影。1991年,父亲的工资升到每月100块,同期的大学副教授或机关处长,月薪是140元。
回忆旧时光,母亲看向父亲的目光都些微微的仰视。他是婚姻和家庭里的主导者。职称达到三级研究员(相当于大学教授级别)的父亲,在老单位仍算得上“有头有脸”。那时的年轻人,正流行起一种“在贫穷中摆阔气”的心态。在家里,父亲找大哥借了2000块,买了21英寸的长虹电视,又买了茶几、书柜。他们在1991年5月8日办理结婚,12月20日办了婚礼。
母亲还记得,父亲是第一个买回8000块海尔空调的研究员,我们是第一个拥有电瓶的家庭,“谁家没电了,都要到我们这来借。”后来,父亲又第一个买上了“网络猫”(路由器)。母亲在端口接上四条网线,从窗户外伸出去,连接到楼里四户朋友的家中。这样,她的每个朋友都能有一个房间得以联网。
90年代的日子如一艘小船,在固定流向的江水中向前,直至触礁。在我出生七年后的2005年,父亲出轨了。
做科研工作的父亲,是个热情、乐观、爱美的老知识分子。2005年前后,市面上正流行一种由“锐意进取的气质型白领”做女主的电视剧。父亲说,当时他与母亲的生活按部就班,“传统、朴实”,而电视剧中展现了另一种“理想”,一种“知识分子生活中从未有过的女性形象”。
80年代末,农村出身的他从一本大学的硕士毕业,入职了研究院。科研工作者讲究“三出”:出成果、出人才、出论文——父亲认为自己一项不落。30岁出头时,他已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被称为专家,当过所长。退休前3年,他数着自己的省级获奖,“超过10项,省里能超过我的不到10个。”
可父亲始终赚不了钱。90年代,院里不少研究所开始市场化改革,有了绩效评估。父亲所里的体制却停滞不前,“做多做少一个样”。他考虑过下海创业,却发现自己性格单纯,难以应对商场。
父亲出轨时,我七岁,读小学一年级。女人住在对面的楼上,红棕色齐耳发,齐刘海,红唇,嘴角一颗黑痣,做着生意,神色间有种母亲没有的精明。她是父母共同的同事,有个常年在外地的丈夫,还有个上初中的女儿。
最开始,女人是叫父亲去她家修灯泡,电话直接打到家里的座机。后来,电话来得越来越频繁。“陈哥陈哥,来看看我们家装修怎么样。”那天,母亲就在家里,父亲出了门,快到12点还没回来。母亲打了几个电话,没接,她又发去一条信息:五分钟,你再不回来,脱不了干系。
12点,父亲回家了。紧随而来的,还有女人打到家里的电话。母亲接起来,听见她语气高傲:我找陈实。母亲冲出房间,爬上对面的楼就给了她两耳光。女人说,父亲跟她发生了关系,要对她负责,否则就去公司找他麻烦。
父亲承认,这次出轨是“疯狂的行为”,并非是和母亲的生活不好。但“当你遇到一个更加理想的、做梦都希望的模式的时候,你就会去努力一下,九头牛都拉不住”。在一起后,父亲才发现,女人私下里刻薄、自私,只有对外才展现出电视剧中那种温婉睿智的白领气质。他的“理想”破灭了。与此同时,父亲的出轨,也让母亲的幸福如悬崖上脱轨的火车般突然坠落,掉进一场被动的、无从抵抗的噩梦。
离婚后,大学的前男友找到母亲复合,母亲答应了,却仍然忘不了父亲。一次,母亲买了电视,父亲来帮忙安装。前男友下班回来,看到父亲在家。魁梧的男人抓住高瘦的父亲,衣领一提,把他摔到地上就打。母亲尖叫起来。外婆在房间,看见父亲高挺的鼻梁下,鲜血汩汩流出。
母亲提出和前男友分手。男人拿走她3万积蓄,出门没走多远,又提着一把菜刀回来,手指淌血。“你拿菜刀把我砍了,大家死成一路算了!”男人吼道。外婆惊恐,把母亲连拖带拽拉到走道上。院里的邻居从三楼跑下来,问母亲,这是你耍的朋友?母亲不说话,只是哭。
外婆跑去找父亲,说母亲的情况。那天,她看见父亲的眼泪一直在淌。外婆开始去庙里烧香。和尚说,你女儿命苦,你需要每天念1200个阿弥陀佛,才能解其厄运。从那天起,外婆从早到晚念,从起床到傍晚,一直念到睡着。

 

修复生活
冲突的结果是父亲回归家庭。“‘既然我接受了你回来,不论什么情况我们都是一起面对’,这句话我一辈子都记得到。”父亲回忆起当时的母亲,眼神低垂,“毕竟不是你妈和我没感情,而是我的问题,出现这个伤害。
回家后,父亲从婚姻建立之初的主导者,转变为有道德污点的负罪者。他的家庭地位彻底发生了改变。
想到父亲曾追逐的那种“事业型”女性,母亲开始愈发努力地工作。她去山上跑外业,脱下靴子,腿上全是蚂蟥叮过的血迹。在研究院里十几人的调研团队中,她常是唯一的女性,被人夸奖“吃苦、耐劳、学得快”。
从我小学记事起,母亲给我的印象便是:强势、优秀。高中,她是学校的理科状元。外婆六个儿女中,她是唯一一个走出县城,考去北京上大学的。
2014年,母亲创业成功,公司开张。她为自己装修出一间“总裁办公室”,一个半透明的隔间里,有一张深棕色实木办公桌,一把人体工学椅,一个饮水机,一盆发财树。每天,她穿黑色或深蓝的连衣裙,纹着眉,化着淡妆,在这处理接不完的电话。
家里的客厅也似乎变成了“总裁办公室”。早上9点,母亲在这里通话,用适度优美的嗓音,称呼“王总”、“张局”、“林所长”。有时晚上10点,她带人到客厅谈合同。
母亲在业内逐步有了名声,找到她的项目不少。多的时候,她一人主导6个大小不一的项目,在朋友圈写道“细节决定成败”、“办法总比困难多”。
母亲创业的副产品,是我发现自己收到生活费的频率越来越高。最开始每月一次,后来一月三次。我说,我不需要那么多。母亲说,妈妈赚了钱了,给你多些。转眼,我又看见她的朋友圈:“为一日三餐起早贪黑,为柴米油盐风雨兼程”,配图是一张在动车站的照片。近几年,她开始频繁生病,不到一米六的身形越发消瘦。
而教授级别的父亲,身材修长,鼻梁高挺,似乎永远充满活力、处于空闲。下班后,他打麻将,在夜里11点散场后回家。在家中,他戴着框架眼镜,看《大决战》和“大片类”的电影,炒比特币。电视里打打杀杀的声音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
父亲也无法不感受到母亲的变化。作为专家在外开会时,他常听别人说:你就是罗芬的老公呀?你们罗芬很能干。父亲笑道,确实,我甘拜下风了。父亲知道,母亲克服了自己当年对商场的恐惧,已经在商业世界如鱼得水。
不知何时,我习惯了父母间“女强男弱”的关系设定。他们一起去为我买衣服,最后买下的,都是母亲喜欢的样式:她偏好纯色、深色,有品质的服装。而父亲喜欢的,是色彩丰富、花样繁复的。初中的一天,母亲已走出很远,回头见父亲还停留在一家店前。
“走了,走了,还在干啥子?”母亲大声说道。父亲不说话,拎起一件彩虹条纹连衣裙的衣角,注目观看。“那个不好看!”母亲说。“好嘛。”父亲语气失落,放下裙子,跟上步伐。
“你看你爸给你选的啥子,那个裙子有好花。我们下次不要他来了。”母亲牵着我的手,指着那件连衣裙,又打趣式地指指身旁的父亲。我听着母亲笑,便附和道:“就是,不要他来了。”父亲皱起鼻子,做出一副夸张的委屈表情。
在家里,父亲做早餐。早晨六点到七点,他便起床,穿一条短裤站在厨房里,蒸蛋、热馒头。等我和母亲洗漱完,他便将早餐端上桌,“来,你妈吃这个蒸的最好的,你吃次好的,这个蒸坏了的留给我。”他又做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嚯哟,你爸好有觉悟。”母亲调笑道。
给我的作业本签字时,母亲签“家长:罗芬”,父亲便在一旁签上“副家长:陈实”。在家长会上,他也主动自我介绍,我是孩子的副家长。我向同班同学夸耀,我爸对我妈真好,什么好的都留给她,是正宗的“耙耳朵”。

 

母亲走后,父亲自己给自己的做的早餐

 

爷爷奶奶去世后,父亲似乎再没在经济上对家庭有丝毫贡献。母亲给家里换了新车、新房,又给县里的外婆买了房,父亲没出一分钱。与此同时,父亲在家中处于弱势,且呈现出自愿、自得其乐的样子。
母亲也这么想,直到父亲的“兴趣爱好”越来越多,开始有点“心不在肝儿上”。后几年,我们一起出门时,步速快的父亲常走在前面,低头看手机,不一会儿就没了人影。“嘿!你爸呢?他又不等我们!”母亲抱怨道。她发现,父亲开始从早到晚研究股票,抱着手机不放手。
我14岁那年,父亲趁母亲出差,把家里银行卡的钱全部转了出来。母亲回来后,他才郑重其事跟她说:“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我们可能要挣一笔大钱!”他说自己买了国外公司的股权证,马上要上市,会翻很多倍。
“你100%受骗了!”母亲几乎要把唾沫喷到他脸上。“不会的,内部消息。你看,它正在涨。”父亲说。
父亲被骗走10万块钱。母亲后来算,10万,是两人卡上父亲能动的所有钱,是结婚21年来他们的大部分积蓄,“现在一分都没有,全部打了水漂。”
母亲不止一次向他提起这件事,但他从不道歉,只承认自己受骗:“我去投资,投资失败了。我不也是为了我们有更好的生活?”

 

四个小爱好
后来,母亲总结出父亲的“四个小爱好”:麻将、女人、股票、比特币。她逐渐发现,自己排在了父亲的四个爱好之后,在他的生活中没有一席之地。母亲感觉,自己幸福生活的火车,又开始逐渐失控。
大二时,母亲买了一辆漂亮的黑色SUV。每天早晨八点,她开车,从东边出发,到北边上班。父亲不会开车。母亲发现,父亲变得热衷于请人来搭自己的车。
出发前一小时的早上七点,她便听到父亲给两三个同社区的女同事打电话:妹子,来坐车不?到一号门来,八点半哈。母亲并不抵抗同事们来坐车。但听到父亲捏着嗓子,软糯的一声声“妹子”,她总觉得冒火。
一次,她从北门开回家,遇到自己的三个同事说要乘车。车刚坐满,父亲又带了两个人来,坐不下了。父亲毫不犹豫,带着两位女同事离开,说要一起打车回家。
开车回家的路上,母亲听到车上的同事调侃道:“嘿!你们陈实还可以呢。自己有车不坐,要去打车?”她越听越冒火。
回家后,母亲与父亲吵了一架。“她们找不到路,要你送回去?”她质问。“这有什么?都是同事,你太小气了。大惊小怪了!”父亲反驳。母亲气到说不出话。 
又一次,她在楼下等了半个多小时,想先走。父亲不让。争执几句后,他打开车门,砰地关上,甩下一句话:“你有车子了不起!”
2020年,母亲确诊了糖尿病。她感受到父亲对她越来越多的忽视。一次,她说,我出去住院了。父亲竟然没问为什么住院。又一次,她去做冠状动脉造影,医生强调病人24小时不能离人,父亲也听着。晚上,他却直接回家去。
第二天,父亲“美其名曰”陪她输液,输液袋挂上后,他却背对着她,打开电脑,整理照片。母亲睡醒一觉起来,看见药袋早已干瘪,细细的输液管里正回着自己的血。“你给我滚回去,不要在这!”她吼他。
就在端午这周,她出差回来,闻到家里一股糊味。厨房里黑烟滚滚。父亲烧了一锅芋儿烧鸡,开着火,就出去打麻将了。她神情激动,“你爸为了麻将,差点把家里烧了!”
可是,母亲记得,父亲并不是不会照顾人的男性。小时候,他带我们出门爬山,会带几颗新鲜的桃子,用两只洗净的瓷盘对扣起来,再用塑料袋裹紧,放进背包。等爬到山顶,他就取出桃子,用折叠军刀削皮、切块,做出一个果盘,笑容满面地递给我们。
不久,母亲发现,父亲仍然体贴,只是不再对她。她偶然看见他的淘宝订单,一单应季樱桃,下了六箱,寄给六个不同的女性——她只认识一位,是他们常去那家餐厅的服务员。那次,她没做什么,只冷冷地说,你买了6箱,竟没想到给自己的女儿一箱。
那个夏天,我在学校宿舍,收到了吃不完的樱桃。来自父亲的、熟透的红色水果一箱又一箱地堆到门口,又很快腐败变质。

 

我开不起你的车
 “我配不上她了,”父亲说,“我有时就这样想,如果我配不上她了,那我干脆找个挫一点的,什么知识文化都没有,只要对我好就行。我看我能过得怎样。
母亲生病后,父亲愈发觉得自己没有话语权。
得知她得糖尿病,他去查资料,咨询医生朋友,成箱地买来保健品。母亲不吃,认为他又受骗了。
一天早晨起来,他煮鸡汤饭,把油都撇开,给她盛去。母亲不满。“你是不是要害我?这么多油。”他坚持:“我问了,身边血糖高的多如牛毛。不是都不能吃,而是要控制。”母亲转头看我,撇嘴:“乱说!你说你爸是不是要害我?是不是要我死?”
他将饭碗放到自己面前,坐下,再也没说一句话。
父亲说从2005年开始,他再也没产生离开家的想法。外公外婆从家里搬出后,他便主动做家务,“做饭、洗碗,我从来没有二话。”虽然在事业上一塌糊涂,父亲仍然认为,自己在16年里,在家中越来越好,变得越来越成熟、顾家。他没想到,在母亲口中,他却是越变越糟。
2019年,父亲在比特币里投入二十万积蓄,几乎全部亏空。自己买的小币跌到谷底时,他咬咬牙,用信用卡刷了三万块钱,加了最后一仓,再次亏空。
“三万块钱,对于你妈来说只是个零头,对我就是压死骆驼的稻草。”那时,母亲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一百万。她买三万一套的护肤品,扔掉我从淘宝上买的衣服,问我是否需要一块好手表。
那个月,父亲身上只剩下几百块。他没有告诉母亲这件事。他买来一个POS机,用两张信用卡,月初从第一张里刷出3万,还第二张。月末再从第二张里刷出,还第一张,持续一年。
父亲不想让母亲知道这些,“一个觉得不应该,二个觉得对不起,三个觉得伤面子。”父亲在他的领域,的确是一位专家。但多年来,研究所一直没有奖金,月薪仅从1991年的100涨到4000。等所里终于改革,他已接近退休,再也没机会“追上”母亲。
“我有很多成果。可我这辈子比起很多人,永远狗屎不如,只能满足基本的温饱,没有尊严,更不能大富大贵。”父亲说。

 

图 | 母亲离家后,父亲夜晚十点在群中展示自己加班的场景,配文:人老了,不中用了,已经头昏脑涨了。

 

今年,父亲几次告诉我:你爸老了,记忆力不行了,想赚钱也赚不了了,远不及你妈优秀。母亲有钱后,他感觉自己过得愈发压抑,活得愈加窝囊。以前,他是爽快、热情的人,在外吃饭,“经常办招待、请客”。这几年结账时,他基本不敢表态。
房子越住越大,父亲感觉自己的小生活却在急剧缩水,变得紧紧巴巴。他感觉母亲赚再多钱,似乎与他没有一点关系。他对所有问题做了总结:“你妈越来越优秀,而我没有同步优秀,这是我最大的错。”
母亲离家前,他曾玩笑式地提过自己的“一个梦想”:买一辆3万块钱的“老头乐”,从社区开到公司去上班。前几年,父亲拿过驾照,但一直开不好车。这些年来,母亲买过两辆车,长途短途,都是她握方向盘。
那天,母亲说,我可以给你买。他说,不,这是我自己的开车梦。母亲又说,我们家有车,可以给你开。他说,我的技术,开不起你的车。 
母亲在家时,他总是笑容满面,忙上忙下。母亲离家后,他眉眼低沉,将相似的话反复提起。“我怎么可能不压抑?”“从骨子里面,我是自尊、清高的人。”“我窝囊,不服气,又爱面子。”他越说,语速越快,脸越红,却始终无法直视我。这些滚烫的话语如一壶沸水,在他腹中翻了几滚,沸腾为一团蒸汽,在母亲离开后一泻而出。
一次次投资的失败,让父亲在家庭经济地位上彻底失去了扳回一城的可能。而“人生薄弱的时候”,“灰暗的时候”,他认识了那些“能带来安慰、帮助、慰藉”的按摩女、服务员。
压在他心头的巨石,终于再一次以出轨的方式,掷向了母亲。

 

复婚
 坐实父亲出轨后,母亲已经两周没有回家。想到父亲电话中的“妹子”、那六箱樱桃,还有回血的输液管,她尤其愤怒。
有无数次冲动,她想离开父亲。有时,她想到“他一辈子做的恶心事”,实在忍无可忍,“真的想一脚把他踹出门去。”但真正想到行动,她又不忍心。

 

图 | 父亲一个人时吃的饭

 

她在老房做饭时,看到群里父亲发的信息,一个菜吃一周,放馊了的也在吃。她感觉难过。三十年同行,相同的朋友圈,尽管母亲对父亲有诸多不满,但也觉得跟他还有话可说。

更重要的是,“说老实话,我对他还有感情。”她低下头,似乎不知道怎么继续说下去。“情”字的尾音在客厅里降落,她的神色柔和下来。
前几天,针对母亲提出的“四个爱好”的控诉,父亲逐一写了长消息,承诺做出改变:删掉异性、少打麻将、不再炒币、尽力赚钱。
他向我展示这些信息。“我都不知道,我是在赎罪,还是在维持什么?”父亲长叹一口气,“我已经不是我了。我已经觉得自己越来越忧郁。”
我想起曾看过的父亲的照片。刚和母亲复合不久的他,去村里科技扶贫。老人们背着孩子来听课,木凳和马扎围绕着他。三十来岁的父亲,穿着挺阔的衬衫,拿着雪白的文件,笑着讲话。而曾经的母亲,并没有那么强大,也不像现在这样步履沉重。
30年的婚姻拉扯中,作为知识分子的父母心事重重,他们一直试图在婚姻里寻找尊严,获得相比于对方的优势,直到将亲密关系变成了一种竞争关系。他们的日子也从阳光灿烂,坠入一团阴云。
母亲始终过不去的,还有一道坎。“陈实从根上来说,就是一个想过安逸生活,不想奋斗的人。”她语气笃定。突然,又在眉眼中升起一种愤怒:“他不是喜欢比他厉害,有能力的女的吗?我做到了啊,他又不喜欢了!”
7月,我从北京返家,母亲回家短住了几天。每天,父亲都去市场排队,买回水果和卤味。晚上,冰箱里色度不一的肉片堆叠一起,紧邻那些过量的、无人问津的水果。母亲不再吃父亲买回的东西。
第二天,我就要回到北京。这也将是母亲在家的最后一晚。父亲做了一大桌菜。吃完后,母亲说,剩下的都不要了。父亲坚持要留下。母亲不吭声,拿过盘子,倒掉了所有剩菜。晚上,她走回卧室,关上房门。
父亲在石灰色的沙发上坐下,打开电视。他灰色的polo衫和沙发融为一体,身形快要在家中隐去。母亲提出离婚后,这个快60岁的男人,第一次体会到不安全感。这周,外公外婆打电话问父亲。父亲说,罗芬出差了,我们只是拌嘴,“是我对她不好,是我没照顾好她。”

 

图 | 父亲和母亲1991年在“我心相印亭”的合影,成了父亲回不去的念想。插画:忙忙

 

收拾客厅时,父亲找出一张照片。这是1991年的秋天,刚登记结婚后,他们在西湖旅行时,留下的第一张合影。两人站在“我心相印亭”的牌匾正下方,和所有二十来岁的情侣一样,穿着半身裙和牛仔裤,紧紧靠在一起。
父亲望着照片,背部佝偻,眼皮耷拉,良久无声。忽然,他想起那张缺席了16年的复婚证,就坐起身来,用一种很深的眼神看我:“我想我现在和你妈,需要的不是离婚,而是结婚。”客厅陷入片刻的沉寂。
一墙之隔,母亲在卧室里转动水龙头,管道呜咽,水漫溢出来,淅淅沥沥地落在地面。
 

- END -

撰文 | 罗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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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南美19个月,一个中国家庭的奇幻漂流

每人作者 每日人物 2021-08-29
 

 

2020年1月18日,住在北京的史俊峰一家第一次出国旅行,他们没有报团,自己做攻略、自驾。临出发前,史俊峰跟朋友开玩笑:逛得好、逛不好无所谓,能顺利回来就行!“结果还真的没有回去“。因为——疫情爆发了。

 

 

 

 

文 | 罗芊

编辑 | 鱼鹰

运营 | 月弥

 

 

 

这是宥宥一家滞留海外的第19个月。他们已经19个月没有回到北京。

 

飞离北京那天是2020年1月18日,很冷,宥宥才四岁。她和爸爸妈妈第一次出国,飞往热情洋溢的西班牙,计划在欧洲游玩一小圈:先到马德里,再去温暖的巴塞罗那,接着去德国慕尼黑、法国斯特拉斯堡。如果一切顺利,行程本该在2020年2月2日画上句号,一家人取道马德里飞回中国——然而,疫情爆发了。

 

接下来发生的所有事都在计划之外。由于回国不便,一家人飞往了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在原本的设想中,厄瓜多尔之行只是“短暂的歇脚”,新冠病毒会像SARS一样,天气一热就消失。没想到这一去,一家三口在南美滞留至今,19个月过去了,疫情仍在继续,回国的合适时机也仍然没有到来。

 

我们和宥宥一家聊了聊过去19个月的生活。这是一个中国家庭的奇幻漂流。在这段突如其来的时光里,他们永远地失去了一些东西,也意外获得了一些东西。生活无常且多样,幸好他们在一起。

 
 
 
意外
 
 

滞留在南美是许多个意外的集合。

 

原本一家人受朋友邀约去欧洲游玩,是2019年秋天,因为签证来不及,才延后到2020年1月18日出发。那时候宥宥幼儿园放了寒假,离农历新年还有一周,加上春节假期,15天的行程刚刚好——回来就可以上班了。

 

出发时,他们还没有看到跟疫情有关的报道。

 

消息是落地马德里之后开始陆续收到的。刚开始,宥宥的妈妈史俊峰心态还挺平稳,她经历过SARS,并没有过于恐慌。可这一次疫情严峻超乎想象,5天后,他们正在马德里逛皇宫,武汉封城了。

 

接下来几天,坏消息越来越密。他们在Airbnb订好的民宿,因为中国客人的身份被擅自取消了不止一次。火车上有个英国人打喷嚏,周边的乘客瞬间都离开了。回国的航班也被取消。

 

留给史俊峰做决定的时间不多,现有的三个选择分别是:赌一赌,冒着疫情风险回国;滞留在欧洲生活几个月,等到夏天病毒散去(参照SARS时期的经验,史俊峰以为新冠病毒也会到了夏天就不攻自破);或者找一个其他国家生活几个月。

 

史俊峰是律师,追求严谨,她仔细分析了这三个选择的成本和风险:回国的直飞机票一票难求,转机也许会被滞留在中转国;留在欧洲,签证时间不够长,生活成本也过高;相比之下,南美的厄瓜多尔好像是个稳妥的选择——他们在那里有朋友,一家人飞往厄瓜多尔的机票只需要八千块,这个国家还有3个月免签,消费水平也不高。

 

2020年2月2日,史俊峰订了一家人飞往厄瓜多尔的机票。2月5日,飞机从马德里顺利起飞,11个小时后落地厄瓜多尔,飞机触碰到地面那一刻,机上所有人都开始鼓掌庆贺。在史俊峰的设想中,三个月免签期满之前,也就是2020年5月之前,一家人肯定能回国。

 

抱着一种休长假的心态,一家人在厄瓜多尔生活的第一个月十分惬意。厄瓜多尔是个赤道国家,气侯有点像中国的三亚,1月到5月是雨季,每天会下点阵雨,6月到12月是旱季,每天有凉风,衣服不用特意准备,T恤短裤就行。这里的人主食也吃米饭,市场上卖的秘鲁大米口感有点儿像东北大米,3元人民币一斤。史俊峰一家借住在朋友的别墅三楼,每月房租三百美金,加上生活费两百美金,一个月的开销折合人民币3000多元,比在北京时还低,她觉得挺不错。

 

 ▲ 厄瓜多尔宵禁期间,宥宥和爸爸在家包饺子。图 / 受访者提供

 

工作上的压力也不大。史俊峰是一名资深律师,2019年的很多案子都提前结案了,剩下几个未结案件也可以交给合作伙伴完成。丈夫做品牌设计,工作时间比较弹性。至于宥宥在念的公立幼儿园,平日主要进行素质教育,让孩子做手工、唱歌、跳舞,请个长假也不耽误什么。

 

到厄瓜多尔的头一个月,宥宥一家一起去批发市场玩,参加泼水节,那时候宥宥国内的小伙伴还都在家里圈着,而她能成天在南美疯跑,史俊峰越发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对的选择。

 

没想到仅仅一个月后,疫情就蔓延到了南美。2020年3月5日,厄瓜多尔发现一例从西班牙输入的感染病例,此前他去过许多人群密集处——病毒由此飞快扩散。

 

封国的政策很快来了。3月17日,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除购买食品和药品等特殊情况,居民原则上不得外出。禁止所有人(包括旅居海外的本国公民)经航空、陆路和海路入境。

 

封国一直在继续。2020年整个4月和5月,史俊峰和女儿都没怎么外出过,每周的食物采买都交给丈夫。幸好住处面积挺大,加上朋友家还有三个小女孩,宥宥有活动空间,有玩伴,不至于太无聊。直到6月,他们才开始在楼下的公园活动——说是活动,其实也不怎么跟人接触,一上楼就酒精消毒,换下全身衣服。

 

2020年7月,原本早该回国的史俊峰一家仍然滞留在南美。厄瓜多尔没有直飞中国的飞机,要想回国必须经由欧洲转机,而欧洲基本关闭了来自南美的入境。7月15日,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专门发布官方声明,提醒在厄中国公民谨慎选择经第三国(地)转机回国,因为已经有同胞遭遇登机被拒、滞留中转地等情况。

 

同样是7月,大连海关和厦门海关分别从厄瓜多尔企业生产的冷冻南美白虾外包装样本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朋友们纷纷给史俊峰发消息提醒她注意防范。她的心态反而很平和,既来之则安之,她告诉自己,可能要做好长期留在厄瓜多尔的打算了。

 

这是史俊峰一家第一次出国旅行,他们没有报团,自己做攻略、自驾。临出发前,史俊峰曾跟朋友开玩笑:逛得好、逛不好无所谓,能顺利回来就行!“结果还真的没有回去”。

 

 ▲ 宥宥和爸爸妈妈在厄瓜多尔。图 / 受访者提供   
 
 
 
宥宥
 

 

宥宥长着可爱的自来卷,大长腿好动敏捷。她是个不怕生的小孩,3岁不到去幼儿园面试,老师问她几岁了,叫什么,她都答得很大方。面试通过了,妈妈在一旁办手续、填表格,她倒好,坐在老师对面,旁若无人地唱起了歌。

 

宥宥天性自由,爸爸妈妈也希望她能做个自由的人。从她两岁开始,爸爸妈妈就带着她到处游玩,南边去了三亚、珠海、广州,北边跑到山东、河北、哈尔滨。幼儿园老师总是收到她的请假条,都习惯了。她上过很多兴趣班,体能、英语、武术……妈妈都让她自己体验自己选。史俊峰对孩子最大的希望就是快乐,希望她有好的身体,希望她见识更多的东西。

 

这次辗转欧洲、南美,是4岁的宥宥第一次出国,爸爸妈妈没想到,她反而是适应得最快的那一个。

 

宥宥喜欢新事物,也喜欢结交新朋友。在欧洲,一家人去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途中,车停在加油站休息,宥宥吃着披萨,都能和厨师的女儿搭上话。那是个德国小朋友,两人一个说德语,一个说中文,用翻译软件玩了很久。

 

到了南美,宥宥更开心了。她像是个精神上的南美人,特别活泼,对世界充满热情。在国内上幼儿园时,这种外溢的热情可能会受到一些规训,但在南美,小朋友们比她还疯。

 

妈妈能很明显地感觉到,宥宥在南美很舒展,她的世界更宽广、更自如了。

 

她肉眼可见地变黑了,肌肉像小牛犊一样结实,体能也不断提升。之前玩双手抓杠,只能在爸爸的帮助下挂在上面,现在已经可以独立平移了,从抓杆一端平移到接近另一端。

 

她越来越像一只小野猴,学会了登高上树,开始去公园摸蜥蜴,光着脚丫和当地孩子疯跑,混在一群南美孩子里完全看不出差别,自行车也从完全不会变成可以“,接着把车外胎骑爆。

 

 

 

 

 

 

 

 

 

 

 ▲ 宥宥在厄瓜多尔像只“小野猴儿“。 图 / 受访者提供 
 

她变得独立了很多。可以独立洗澡洗头发,可以洗自己的衣服。有一天,她从露台的砖垛上不小心摔下来,自己学着用棉签清创,尽管消毒的双氧水洒了许多。心爱的布娃娃身上没穿衣服,她会管楼下阿姨借针线盒自己尝试缝衣服,尽管失败了。

 

她在这里结交了很多新朋友,最好的朋友是Isabella,那是个大眼睛的本地姑娘。她和邻居家的孩子也玩得很好。邻居从上午十点开始办Party,直到深夜还在继续欢唱、尖叫,家里两个大人都不太适应,觉得吵闹,宥宥却特喜欢,也在家跳起舞来。不能出门的日子,她和邻居家的小孩隔着窗户成了好朋友,相约以后一起去公园玩。

 

除了同龄伙伴,宥宥甚至和自己线上课的北美外教Jamie、哥伦比亚外教Camila都成了好朋友。谈起Jamie,视频那头的宥宥很高兴,她和我分享了一件事:自己生日那天,Jamie的视频一打开,她就开心得跳起来——原来Jamie记得她的生日,还专门穿着她最爱的艾莎公主裙为她庆祝。

 

在南美,孩子多是散养状态,没什么约束,有些孩子到了初中就一个人去迈阿密上学了,宥宥跟他们越来越像,有时候爸爸妈妈甚至觉得,是宥宥在带着他们融入这个地方。

 

史俊峰和丈夫经常感慨,不管是到南美,还是到非洲,或者到北美,宥宥应该都能适应,她像是一个世界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很快就会飞离我们身边”。

 

 

 

 

 

 

 

 

 

 

 ▲ 宥宥和小伙伴在一起。 图 / 受访者提供 
 
 
 
告别
 

 

一家人滞留南美的第8个月,2020年9月23日,赵淑芬女士去世了。

 

赵淑芬是宥宥的奶奶,由于身体不太好,在北京时一直和宥宥一家同住,每天有3个小时,爸爸妈妈忙工作,宥宥都由奶奶陪伴。

 

这是一个让人喜爱的长辈。有文化,讲道理,懂得沉默的艺术。和宥宥一家住在一起时,她从不干预下一代的生活方式,不管是夫妻关系还是孙辈教育,她都不会越界,给小辈充足的空间。疫情刚爆发时,她得知儿子一家要飞往厄瓜多尔,十分支持,让他们放心去,这几个月自己在国内没问题。

 

早在1993年,赵淑芬女士曾确诊过鼻咽癌,多次放疗后治愈了,当时医生的说法是,大量放疗有可能会诱发骨髓方面的癌变。此后多年,赵淑芬每半年复查一次,一直没出现问题,但就在儿子闵宸一家滞留南美后,她例行复查,情况却不乐观了,医生建议手术。

 

那是2020年3月,厄瓜多尔疫情爆发,正在封国,根本回不来,史俊峰只能拜托自己的妈妈和弟弟全程陪护,陪着婆婆去做了手术。病理结果出来,癌症复发了。这次手术过后,赵淑芬还去医院做了几次放疗,远在厄瓜多尔的史俊峰给婆婆请了护工,除了自己的妈妈陪伴、照顾,婆婆的表妹,史俊峰的同事,都经常帮忙。

 

最后一次放疗在6月份,结束后,医生说恢复得不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但是,三个月之后,2020年9月,情况忽然急转直下,很突然地,赵淑芬女士离世了。

 

▲ 宥宥出生以来,几乎每天都和奶奶一起生活。图 / 受访者提供 
 

 

谈起母亲,闵宸情绪低沉,遗憾是一定的,失去至亲,这种痛任何言语都形容不了。他是家中独子,父亲在2008年也因癌症去世。至此,他失去了双亲。

 

在家中送别的亲友告诉闵宸,母亲走得很快,很安详,没有受太多苦,“还好,我母亲没有那么痛”,这是闵宸想到这件事,唯一稍稍安慰的地方。他还记得,13年前父亲走的时候,他就守在身边,看着那个陪自己长大的人,气息一点一点消沉下去,呼吸渐渐没有。父亲临终的时光很缓慢,很煎熬,自己痛苦,家人也很痛苦。闵宸问过自己,如果母亲也是这样挣扎着离世,自己又不在身边,能接受吗?答案是否定的,他说,“我可能这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

 

母亲离世后,闵宸朝中国的方向磕头,跟妈妈说了很多话,一些是道歉,一些是思念,还有一些,是请她放心。

 

他和我谈起一个瞬间,那是从北京出发去欧洲那天,临出门,他跟母亲说,“妈,我走了,两周之后回来,说完这句话,心里忽然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会是我见我妈最后一面吧,他自己也解释不清,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母亲离世后,那个预言般的瞬间不断闪回,感觉越来越强烈,闵宸时常会后悔,是不是自己没有抓住命运的提示。

 

将近一年过去,他还会梦见母亲,老太太很安详地出现在梦里,没有抱怨,也没有别的,就和平常一样,她就在那里,安静得像家里的一株植物。闵宸说,他能感受到,“就算梦里,我母亲还是很爱我的

 

其实在闵宸小时候,赵淑芬给他留下的并不全是美好的记忆。父亲脾气不好,导致母亲情绪也很激烈,她的教育方式常常是粗暴的,闵宸长大后,母亲甚至给他道过歉。等到闵宸有了孩子,母亲真的变了,她很温柔,很耐心,“她把所有她觉得曾经做得不好的、不对的,都用另外一种方式回馈给我女儿了

 

这也是为什么,女儿在厄瓜多尔常常会提起奶奶。宥宥不是那种情感特别细腻的孩子,她风风火火,特别洒脱,“如果她时常记挂奶奶,说明奶奶真的付出了很多爱

 

知道奶奶去世,宥宥很悲伤。虽然那时她不到5岁,但对死亡已有了模糊的概念,她知道这是永远的离别。奶奶去了另一个世界。

 

2020年11月,厄瓜多尔万圣节,宥宥说了一句话,让闵宸感觉很安慰,她说,“把奶奶的照片存在我的心里和大脑里,我就不再哭了“。

 

▲ 宥宥和奶奶感情很深,她说,奶奶是她特别好的朋友 。图 / 受访者提供   
 

 

 
 
新的可能
 

 

转眼已是2021年夏天。

 

5月时史俊峰一家正在筹划回国,但不久,厄瓜多尔的疫情又有些严重了。截至目前,厄瓜多尔已有超过50万人感染新冠,超过3万人死亡。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数据,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2.137亿例。

 

就在几周前,宥宥一个当地玩伴的父亲去世了。他们经常去的公园对面,也有一个人因为新冠离世,这是他们身边第一次有认识的人被感染。病毒越来越近,宥宥一家又开始了不怎么出门的居家生活。

 

回国的日子依然没有准信,他们仍在等待。

 

如果没有这次滞留,这个时候,史俊峰应该正在为宥宥的幼小衔接做准备。2022年9月,宥宥就该上小学了。她和丈夫都没有北京户口,也没有在北京买房,他们本打算尽量想办法让宥宥上北京的公立小学。这是一件让人有些焦虑的事。

 

但现在,这对夫妻的想法发生了一些改变。他们好像从容了很多,开始接受生活的随机性。他们做好了两手准备,先是办好长期签证,如果一年内还不能回国,那就让宥宥在厄瓜多尔上学,这里的公立学校全都免费,私立学校学费每月100至1000美金不等,选择还挺多。宥宥本来也喜欢学西语,在厄瓜多尔上完小学可以像当地孩子一样,去美国上中学。如果能回国,就算宥宥没法在北京上小学,也可以考虑去天津上国际学校。

 

▲ 宥宥在天台画画 。图 / 受访者提供     
 

 

史俊峰明显感觉到,自己更放松了。她做了十多年律师,追求“结果和“计划”,南美人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活得很当下,很多人很穷,依然大吃大喝,载歌载舞。史俊峰觉得自己也受到了影响,学会“放下金钱,也放下所谓的荣耀“。

 

经过18个月赤道晒,宥宥长高了。头上的小卷毛,从一道弯,变成三道弯、四道弯,再长成长发。

 

因为疫情,宥宥没能在厄瓜多尔上幼儿园,她每天在线上学英语和西班牙语。其实在国内上幼儿园小班时,宥宥有过一段时间口吃,儿童医院的医生检查说,这孩子大脑发育正常,只是口腔肌肉不发达,让她慢些学语言。谁能想到,现在宥宥能同时学习三种语言,西班牙语很标准,英语也是标准的美式发音,反倒中文变得有点磕磕绊绊。她有了一个新名字,”Emma“。

 

Emma就这样继续在厄瓜多尔长大。妈妈在接受采访时,和每日人物聊了几个小时,她没有过来打扰,而是在结束后静静地来到妈妈身边,跟妈妈说:妈咪,原来大人工作这么累,以后不要这么辛苦了。你的腰还疼吗?我没能量了,需要睡觉来补充能量,但是你要记得告诉爸爸,让爸爸给你拿一个水果吃。你还想吃什么?让爸爸给你弄。一定要记得,我们三个的心脏是连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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