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嘲笑他,说他是“狗娘养的”,笑过以后都躲着他,他越来越不爱跟人说话。

算上非正式编制在治安联防队工作的六年,老叶穿上制服已有近四十个春秋。除了警龄,陪伴老叶时间最长的是锁在储物柜角落的一本工作簿。
封皮被岁月不断侵蚀,又不断被老叶用新的挂历纸包好,因而显得特别厚。工作簿被十七个代号分割成十七个部分,这些代号代表老叶职业生涯里打过交道的十七个线人,搞毒案的,搞赌案的,搞花案的,应有尽有。
之所以能发展这么多线人,老叶自我总结过,一是因为不抠门,那个年代虽然已有“特情费”之说,但小地方办公经费有限,花在线人身上的费用是无法报销的,老叶不含糊,都是私人贴;二是因为知音难觅,线人多是人精,聪明,又不喜欢按套路出牌,警察在体制里待久了很难接受他们不符合思维逻辑的做法,偏偏老叶是个精怪人,有时候想出的招比线人还离谱,常常调侃找不到线索的线人,“我要不穿这身皮了,比你干得好。”
备注“线人”本是警队大忌,万一被居心不良的人发现,有可能给“线人”带去危险,老叶在还是“小叶”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规矩。
1989年,老叶发展的第一个线人在跟踪一起武装运毒案线索时,遭遇伏击身亡,事后局里以“无证据表明其线人身份”为由拒绝给予名誉和补偿,老叶据理力争,也只是为线人家属要到杯水车薪的安葬费。
之后,老叶就准备了这本工作簿。用拼音首字母备注线人姓名,首先补上了永远无法得到承认的第一个线人。
无论大案小案,只要是通过线人侦破的,老叶都会把线人的使用情况简单记录,找领导签字盖章。有的领导含糊不想签,老叶气到飙脏话,“钱我可以掏,烂*****的事我不做。线人之所以叫‘钩子’,是因为脑袋钩在警察腰上,如果警察拍屁股走人,会把他们脑袋拍掉的。”
线人们倒是没想那么多,本就是走夜路的人,是老叶给了他们一个看太阳的机会。有回被一个线人看见这本子,老叶解释几句,线人咯咯颤笑。老叶拍他脑门:“做什么美梦,指望靠这本子发财?想多了,哪天你见阎王了才会掏出来。”线人还是只笑不说话。
近几年,查案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除了涉毒案件,公安办案几乎不再需要用到线人,老叶的线人笔记也停留在2008年第十六个线人的部分。这一年副科级的老叶53岁,按规定要退二线。
考虑到身体每况愈下,老叶没有留在刑警队,挑了个接处警数最少的派出所等退休。
老叶没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清闲的地方,让线人笔记又添一人。
派出所管辖范围内原本有个码头,主营渔货,人多船多,曾是小城最热闹的地段之一,接警电话从早到晚叫个不停。
后来码头搬迁,吃穿住行的配套商铺随之关闭,这一片变得萧条,更先进的“三台合一”接处警系统难得响一下。
所里人手够用,不需要老叶值班备勤,只让他负责每天晚上的辖区巡逻。时节入冬,街上行人不多,巡逻等同于散步。
老叶渐渐形成一条固定的“遛弯”路线,换好制服从所里出发,先去废弃码头转转,然后调头往居民区走,穿过农贸市场,拐进售票处塌了半边的公园。公园有座两层的假山,周围植被疏于打理,顺着石棱向上爬得很高,老叶习惯扶着假山踢踢腿抻抻腰,一套动作做完,下班时间就差不多到了。
假山一层砌了个山洞,十来米长,中段有个拐弯,东头入,南边出,大风漩进去会形成类似婴儿轻啼的低鸣。那天夜里,老叶刚迈进公园便隐隐听见这声音,心下一惊,“不可能传这么远,除非是真的。”
循声进洞,果然看见在中段拐弯的地方竖着两包鼓鼓囊囊的东西。
近前看,高的是襁褓,裹着一个两三个月大的婴儿,脸色通红,唇色寡白,掀开被褥,让他的哭声又提高几分。矮的是个笼子,上了锁,里面有只小土狗,辨不出年龄,腾起身子惊恐地看着老叶。
老叶牙根咬得吱吱作响。从警多年,弃婴见过不少,尽管遗弃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大多会放在医院、车棚、垃圾站等人流密集或每日有人清理的地方,附上生辰、奶粉和少量钱,盼的是有好心人收留。
老叶仔细翻了翻,孩子身上也没有明显残疾和外伤,也没有字条,此刻不知是哭了太久还是见到活人感觉踏实,开始迷迷糊糊打起瞌睡。老叶虽然想不通弃婴现场为什么会放条狗,但此刻来不及思考许多,一手把孩子搂入怀中,一手拎起狗笼往所里赶。
所长把所里唯一的女性——内勤叫来招呼孩子,内勤也是个没结婚的小姑娘,和几个二十出头的年轻男民警手忙脚乱地伺候着。
有人买来旺仔牛奶,有人刮了些苹果泥,却怎么都喂不进嘴。老叶在一旁干着急,跟所长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最后的意见是先送儿童福利院,然后把孩子父母揪出来,“当案子办。”老叶问,狗怎么办,所长说一起送去,说不定能提供侦查方向。
公园的监控早就坏了,很远的地方有个民用摄像头可以照到大门一角,老叶看了半天,没有可疑人物。其实也正常,除了正门,公园还有后门,还有多处坍塌的围墙,进入的渠道有很多。
之后几天,走访了附近的居民,没人知道这个孩子,老叶想起那晚巡到废弃码头时远远看见一条小船摇走,猜测孩子不是本地的。
DNA比对没有结果,孩子可能不是在医院出生的。认领启示贴出去半个月,没有消息。老叶未经单位批准对外放话,谁能提供线索,私人掏3000元奖励,依然没有回应。“当案子办”的决心和那晚发现孩子时咬牙切齿的愤怒,也慢慢随时间的流逝而淡化。
老叶觉得对不起孩子,时不时带上些吃的用的去福利院看望。院长给孩子取了名,叫江同,“洞”字拆解而来。只有那些被发现时留有姓名字条的孩子会依嘱取名,其他无名氏孩子的姓名常常由此方法得来。
之后的几年,江同成长得不错,体格结实,身材略高于同龄人。
只是他少言寡语,多数时间喜欢跟那只与他一同被送进福利院的狗待在一起,他管那只狗叫“大龙”。
有回老叶去福利院,江同听见院长都喊他“老叶”,突然奶声奶气地学了一句,幼儿说话音调拿捏不准,听上去像是在喊“姥爷”。院长和一众工作人员乐开了花,说这个称呼好,老叶却感到羞愧难当。
年初,被肠癌折磨多年的妻子去世。白事办完,久未怀孕的女儿遭老公劈腿,小两口火速离婚;女儿一气之下接受单位派遣去非洲工作,为期六年。老叶有些落寞,辛苦半生,晚年只剩一人。
江同七岁了,在福利院的协调下顺利读上小学,晚上才回福利院住。老叶没见到人,浑浑噩噩离开,心想以后大概不会再来了。
2019年,时间又过去一千多天,老叶已经习惯独来独往的生活。
这天,老叶早早熄灯准备睡觉,忽然响起叩门声,着实吓了他一跳,“有些日子没人上门了。”
来人是江同,见开门的是老叶,努力禽着的眼泪忽然涌了上来。
老叶没有急着提问,扯下外套搭在江同背心上,将他揽进客厅。
江同悲从中来,几乎又要哭,“四天了”。老叶安慰他,说不定贪玩,过两天就会回来。江同摇头:“大龙以前从不这样,除了福利院和对面山腰的植物园,它没有单独去过任何地方”。
“去过好几次了,”江同咽下流进嘴里的鼻涕,“不仅大龙不在,连常在植物园出现的流浪狗都少了很多。”
老叶细问缘由,才知道江同常带大龙去福利院对面的植物园附近玩。起初只有两三只流浪狗在这旁安家,偶然有好心的游客看见,会留下一些食物,渐渐来植物园定居的流浪狗越来越多,鼎盛时超过二十只,爬山的游客甚至会慕名绕到这里看看,流浪狗的食物也越来越丰富。
江同和大龙跟生活在这里的流浪狗相处得十分融洽,几乎每天都去,没课的时候能待上一整天,好几次因为玩得太久错过福利院的饭点。
流浪狗的减少早于大龙消失,但植物园流浪狗的流动性本就比较大,江同没在意,直到大龙消失才觉察不对。
第二天,老叶以植物园为中心,在半径约五百米的范围内转了几个小时,找到了三支毒镖。老叶猜测植物园有流浪狗聚集的事恐怕已经名声在外,被偷狗贼盯上了。江同想起大龙,伤心得哇哇大叫,老叶也预感大龙凶多吉少,故意岔开话题说:“我来想办法找到这伙人”。
其实老叶清楚自己离开警队已经好几年了,失去查案的便利条件,加上一把老骨头,论起来还不如年轻力壮的非警务人员。
三支毒镖相隔不远,斜插进泥里,是没有命中目标留下的。从倾斜角度可以判断出毒镖射出的方向,老叶沿着这个方向走,找到几片压倒的青草地,偷狗贼极有可能在这里伏击过。
继续扩大搜索,又在小径沙地上找到一股摩托车胎迹,向西延伸。胎迹在地表压出的隆起有缺角和不规则形状,通常是因为轮胎特殊的磨损或胎缝夹有异物所致,有比对价值。
老叶长吁一口气,有点庆幸,“吃饭的手艺还在”;更多的是沮丧,“线索就这么多了”。
近两年,老城改造,辖区又喧嚣起来。人多事杂,半年内分局给派出所增加了60多个天网探头。老叶厚着脸皮找上门,所长听完原委,委婉推说所里分不出精力管几只流浪狗的失踪,老叶死缠烂打要来了一个天网权限,只能查阅20个主干道的录像。
“有总比没有强。”老叶如此安慰自己,戴上老花镜,敲击键盘。
内心独白果然奏效,才看半小时,老叶就找到了想要的答案。
不需要毒镖的来源,不需要胎迹的比对,因为在通往植物园的必经之路上,摄像头清晰地拍到两名男性共乘一辆摩托车,后座两侧各绑着一只狗,从主路拐入一条胡同。
退休前要上交警务用具,老叶留了个心眼。执勤服没交全,冬装、夏装各留一套;私藏警衔一组,两杠二的;还有一条武装带,除了没枪,手铐、警棍、辣椒喷剂一应俱全。
妻子和女儿都离他而去,孤家寡人过日子,说不定哪天能用上。
穿戴整齐步入巷子,老叶找回了一点当年的精气神。拦住一个刚出门的住户,向对方介绍自己是派出所的,打听巷子里最近是否有居民违规养狗。毕竟有撒谎的成分在,老叶编的瞎话不太顺畅,住户似乎在将信将疑地打量老叶。
老叶以为露馅了,警服穿搭错误?气质不符?还是,太老了?
再仔细看,住户不是打量他,而是盯着他的身后——江同不知何时出现的。
老叶灵机一动,一把将江同搂到身前:“小孩子丢了狗,非说在这附近看见过。”
住户放下戒备:“狗丢了啊?那可不妙。违规养狗的没见着,杀狗的倒是有两个。”住户朝一间宽约五米、卷帘门紧闭的商铺努努嘴,“就是那间。”
商铺是半个月前被人租下的,白天从不开门,只在夜里发出动静。在商铺门外踱了几个来回,老叶问江同怎么跟过来了,江同怯怯回答,想看大龙在不在。老叶不接话,趴下身子往卷帘门下的缝隙里嗅,没有闻到异味。巷子深处有个垃圾中转站,靠墙立着大扫帚,老叶踩上去,三两下把箍在扫帚腰间的铁丝卸下,返回商铺捅进锁孔,龇牙咧嘴地鼓捣一翻,卷帘门清脆一响,向上弹起一点点。
商铺面积约十平,破烂家什堆在墙角,当中一台超市装冷冻食品的横冰柜发出电机运转的隆隆声。江同箭步冲过去,老叶想抓他领子,反应还是慢了半拍。冰柜冷气十足,柜门冻得黏住了,透过玻璃可以看见里面放着两具僵硬的狗尸体和一小包毒镖。
江同费力抠开柜门,抹干净表面冰碴,认出其中一具尸体正是大龙,忍不住放声大哭。那段时间街坊大多看见有人带着死狗进进出出,早就心生疑惑,江同的哭声一起,十多个大爷大妈便围上来看热闹。
老叶捂住江同的嘴退出商铺,重新锁上卷帘门,“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
群众里挤上前一位老太太,见老叶身穿警服,问两人发生了什么事。老叶反问老太太身份,得知是这间商铺的房东,于是请她帮个忙。
房东按照老叶的嘱咐,给两个租客打电话,客客气气地解释有件衣服可能落在商铺了,擅自进去找不太礼貌,所以知会他们一声。
租客一听慌了神,房东留下的衣服被他们锁起来了,说当晚会赶回来,到时候开门替房东取好,“亲自送去”。
接下来老叶操心的,是怎么抓人。租客是两名年轻男性,手头还有射狗用的毒镖,老叶和江同一老一小,赤手空拳,完全不占优势。
老叶的鬼点子又往外冒,回家把武装带上的枪套拆下来,接着上街买了把黑色的玩具手枪,塞进枪套试,尺寸合适,若是借着夜色掩护,足以乱真。
在面馆吃晚饭时,老叶跟江同交代了计划,然后静待夜幕降临。
傍晚八点,天刚黑透,一辆摩托车从主路切进巷子,在巷口闭大灯、熄车火,依靠惯性向前滑行。估计是怕房东听见他们回来,跟着下楼取衣服。躲在暗处抽烟的老叶耸了耸发呆的江同:“来了。”
两名男子悄悄掀起卷帘门,放下背包,开始在商铺里寻找房东要的衣服。老叶滑步到门口,故意不进去,压低声音说了句:“警察,别动,否则开枪了。”
这是一句极不规范的执法用语,但震慑效果最好,第一时间告诉对方“我有枪”。
两名男子转过身,看见门外夜色之中果然有一个身穿制式警服、右手扶在腰间枪套上呈拔枪姿态的警察,膝盖一软。
老叶见两人非常自觉地抱头蹲下,知道不是刺头,左手抽出一副手铐扔过去,“一人铐一只手,自己铐,别为了点偷鸡摸狗的事给自己惹大麻烦。”
另一边,江同在老叶进巷子的同时打车去派出所,告诉值班民警“人赃并获”。值班民警带着几个辅警赶到现场时,老叶已经打扫完战场熄灭第二支烟了。“耗时不到一分钟。”老叶向值班民警炫耀。
两人承认杀狗的事,但只认冰柜里的两只,狡辩说路边捡到的毒镖套装,正好想吃狗肉又没钱,就去植物园打了两只狗回来,没来得及吃。笔录里车轱辘话问了几遍,两人用这一套说辞扛了整宿。
不过审讯过程中,其中一人小声嘟囔了句“这一片做这事的人多得去了”,被老叶记在了心里。
笔录送到法制科(公安机关专门审批案件的部门),得到的回复是“不够立案”。原因有三:一是偷狗行为缺少足以认定为盗窃罪的法律条款和先例;二是流浪狗没有主人,没有购买凭证,价值难以鉴定,诉讼阶段涉案金额是量刑的重要依据;三是现有证据只能证实两只狗被毒杀,情节显著轻微。
说这些的时候,江同也在旁边,听着听着嘴巴嘟得老高,又要哭。
老叶看在眼里,告诉法制,其中一个嫌疑人漏过嘴,说过近期可能有不少毒狗的团伙在市区活动,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法制倒是早有准备,查询过外地案例,偷狗行为本身入刑很难,但收购、销售毒死狗肉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咱们抓的这两个人,使用的毒镖上检测出琥珀胆碱,是一种肌肉松弛剂,作用在狗身上会导致窒息死亡。目前市面上大多使用琥珀胆碱或氰化物毒狗,虽然毒狗者得手后将针眼处的肌肉割除,仍然难以保证对人体无毒无害。”见老叶听得认真,法制继续说:“但是从笔录来看,两人只承认自食,没有体现出销售和流向餐桌的事实,想要立案,必须要证明有‘收狗人’存在。”
“派出所给他俩做了尿检,冰毒阳性,有吸毒前科,可以治安拘留十五天,时间到了要是还没证据,只能放人。”
老叶又看向所长,所长后撤一步:“所里真抽不出人手,更何况这事能不能够得上案子都不好说,要不你跟局里反映反映?”
老叶笑笑:“线索的事交给我,但我想带上江同。我不问你要人,老规矩,只要你给我作个证,证明江同是线人。”
说时,老叶身后的江同向前迈一步,站到与老叶并排的位置。
所长把老叶拽进办公室,留江同一人在外面:“老叶,你是不是疯了?退休了在家做点什么不好,非要为死了条狗的事折腾?”
其实老叶也没搞懂自己为什么会对一只狗的死如此上心,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在写有十六个线人代号的工作簿后面空白处加上“十七:JT,2019年协助警方办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证明人:(空白)”,推到所长面前。
所长拗不过老叶,边签字边问:“你也退休了,怎么不把自己加上?”
老叶答:“我就算了,还在公安局领退休工资,还是警察。”
之后,老叶去福利院给江同请假,福利院对老叶很放心,没问原因,江同就在老叶家住下了。所长答应帮老叶梳理两名毒狗嫌疑人近期的活动轨迹,得花点时间,老叶独自出门做查案的准备工作,留江同在家休息。晚上回来,江同睡了一天,晚上睡不着,想跟老叶说话。
江同说,从小就听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说过,他和大龙一起被人遗弃在公园假山洞,是老叶发现的。后来上学了,这事不知怎么在学校传开,大家都嘲笑他,说他是“狗娘养的”,笑过以后都躲着他,他越来越不爱跟人说话。有人去福利院领养孤儿,见他闷声闷气的便没了兴趣。嘴甜的被领养,留下的相处不好,福利院工作人员会把更多的关注留给年纪尚小的孩子,只有大龙每天在福利院门外翘首盼着他放学。
江同望向老叶:“后来你也不来了,除了大龙,好像没人记得我。”
一瞬间,老叶想起那个得知有“线人笔记本”存在后笑个不停的线人,意识到那个线人的开心不是因为发财梦,而是因为有人在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记住他。
老叶看着江同,所长的提问似乎也有了答案,“想为江同做点事,孩子太可怜了,生下来就被世界遗忘,对他来说,有人惦记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事。”
两天后,所长送来轨迹信息,两名毒狗嫌疑人近期频繁去过柴县。
轨迹信息出来之前,老叶就怀疑过这个地方,以为柴县继续向东是邻省安市,安市近几年食狗肉之风盛行,在美食软件上搜索,光主城区就有五十多家狗肉馆,供货需求巨大,柴县作为狗肉收购中转站的可能性很大。
老叶最初的想法很简单,伪装成狗肉贩子,上餐馆推销狗肉,故意把价格报高一点,看能不能把谁惹急眼,冒出一句“太贵了,还不如上某某那里去买便宜的。”
带上江同是为了更好的伪装,毕竟一个小老头独自养孩子的人设,既能增加死皮赖脸推销的合理性,又能降低店主的防范意识。若有人真的把“某某”说出来了,再换成求购者的身份,找“某某”大量收购狗肉,确定他的仓库位置和狗肉来源,就可以通知人来收网了。
在柴县刚问几家店,老叶一拍脑门:“老了老了,方向完全错了。”
江同不明所以,老叶解释,柴县并不喜好吃狗肉,只不过是狗肉的中转站,最终是销往邻省安市的,在这里怎么可能问出线索。
当地狗肉餐馆众多,店主们对于狗肉来源问题讳莫如深,问起来都说是自家养的,纯天然无公害,请客人放心食用。
老叶领着江同跑遍了安市生意最红火的狗肉餐馆,为了套出线索,顿顿点狗肉,钱没少花,事情却没有任何进展。
江同每天看着摆在自己面前的狗肉,邻桌大快朵颐的吃相,又气又恶心又不能一走了之。整整一周时间,江同没吃一口肉菜,在这个全城热衷于吃狗肉的地方,说不准端上餐桌的肉类到底是什么做的,即使只吃素菜也会感觉胃里一阵翻腾,暗地里去厕所吐过好几回。
眼看两个毒狗嫌疑人的治安拘留期限将至,老叶急得满嘴溃疡,江同则因为营养不良,肉眼可见地消瘦下去。
一天夜里,江同突然上吐下泻,肚子也一阵一阵地痛。送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急性肠胃炎,形成的原因很多,饮食不洁、刺激性食物都有可能。给江同挂上药水时,老叶突然心生一计。
第二天,江同稍有好转,老叶带他走进一家前几天去过的生意不错的狗肉馆。进门要一碗白粥,服务员头也不抬,说店里不卖白粥。
老叶用指节敲敲前台,淡淡说了句:“把人肚子吃坏了,要碗白粥还难为你了?”
见店里还有不少食客,又觉得不好发作。慢慢走到老叶身边,做出往包厢请的动作:“师傅小点声,换个地方聊可以吗?”
其实老叶心里更怵。以前耳闻安市民风彪悍,在这里讨生活的外地人,能耐再大也要收敛三分,但这种时候越露怯越完蛋。
进了包厢,老叶掏出医院病历的复印件扔在桌上,店主问什么意思,老叶开门见山:“前两天孩子在你店里吃的狗肉,闹肚子。”
老叶摆摆手:“那你还真猜错了。吃是真在你店里吃了,肚子也是真吃坏了,但我没想讹钱。实话实说,我是隔壁省的,想在老家开间狗肉馆,安市狗肉出名,我来这边一是想提高手艺,二是想看看有没有便宜的供货渠道,结果你们这儿的生意人真小气,一个字都不肯透露。”说到这儿,老叶顿了顿,看店主反应。
见店主一副摸不清出拳套路的表情,老叶的胆子大了些,继续说:“你店里生意不错,一定有合适的进货渠道,我可以向你保证,拿了渠道乖乖回老家开店,绝对不在安市跟你抢生意;你若是不答应,孩子的肚子……可能还得再闹腾一阵。”
老叶看出有戏,狗肉有问题才会犹豫,继续往炉子里拱一把柴:“告诉我供货商是谁就行,不用你联系,我自己去找他。”
供货商叫孙平,在城东农贸市场、优品水果批发市场和新安家禽养殖基地各有一个冷库,冻狗就存放在这三个冷库里。
江同每天打针,老叶就去冷库附近蹲守,花三天统计了三个冷库的进、出货量,并拍摄了毒狗团伙送狗和狗肉餐馆买狗的视频,连同孙平的个人信息一起传回派出所。
派出所调取了两名毒狗嫌疑人的话单,发现他们与孙平有频繁的通话记录,两名毒狗嫌疑人被转为刑事拘留。“管辖权没问题,证据也够了。”上报市局后,两地警方很快成立专案组。
收网那天,江同在安市医院还有最后一针要打,老叶没告诉他收网的事。后来想想,还好没告诉,不然江同要是跟着去了,又要大哭一场。
三间冷库一共起获冻狗400多只,狗皮133张,冷冻内脏数百斤,九成以上的冻狗是被毒镖射杀。
除此之外,孙平为了获取更多狗肉,主动向毒狗者提供免费毒镖,以方便他们寻找猎物,现场缴获琥珀胆碱毒镖、氰化物毒丸逾千套。
孙平交代,毒狗者以每斤4至5元的价格卖给他,他再以每斤15元的价格卖给狗肉餐馆,餐馆加工后的定价可以达到每斤60元左右,犯罪链条的底层到高层,利润超过十倍。
根据孙平的这条主线,之后半年时间,专案组在两省交界的县市打掉毒狗团伙9个。而安市的狗肉餐馆,也在当地政府和爱狗人士的努力下,关闭七成,余下的进行规范管理。
没能救回大龙,“线人笔记”的最后一人、最后一案,略带遗憾地落幕了。
大龙的尸体一直存放在殡仪馆法医工作室的冰柜里,是老叶托人安排的。
案子结束回到市里,江同要给大龙办个简单的葬礼,抱着大龙的遗体回到他们被抛弃的地方——公园假山山洞,在洞口挖坑、下葬、填土。修平土丘,江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木板,小心翼翼往上刻墓志铭,额尖渗出细密的汗珠。
恍惚间,老叶仿佛看见许多年来在工作簿上认真誊写线人信息的自己。两条轨迹从十一年前那个冬夜开始,不知不觉交织成一条。
编辑 | 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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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用着最新款的苹果手机,一个月一千五百块钱生活费,抽二十五块钱一包的香烟,到电子厂怎么看都是纡尊降贵。

5月中旬,包括我们4号厂房在内,3-7号厂房全部停线,原流水线上工作超过6个月的老员工被拆分。
一些女工友被分到纪检组,另一些男工友被分到仓库管理。对我们驻扎在流水线上的老工来说,这两个工位都是梦寐以求的好工作。
纪检组可以携带手机,巡视良品率和监督员工有无规定作业;仓库管理则完全脱离了流水线,工作是补货和签到。
我早前跟秦小军去仓库帮过忙,管理员正用电脑看小说,桌子旁边摆着水果和饮料,像是喧嚣之外的世外桃源。和管理员对谈两句,他告诉我,到后半夜不忙的时候,甚至可以偷懒睡觉,把我羡慕得泪都要流出来。
我们原先的线长成为了组长,管理1-3条线;原先的全能工升到了线长,干了一年手机升级还会出错的秦小军成为了全能工;我很幸运地被分到技术部,负责机器维护等问题。
厂内职称结构错综复杂,我归属技术部,同部门上面有组长,组长上面有班长。另还有纪检部、测试部、管理部、保安部等等,一个厂房内大大小小的领导就不下三十位。
我与另一个技术部的老员工陈哥负责3号线,秦小军也在这条线。之后的几天,我们没有任务,偶尔被拉去培训。除了产品质量之外,还着重强调了保密协议,即是工资和合同的泄露问题。
每当临近假期,就会有各个中专的学生前来实习,人手不够,我们这些老员工就会成为管理者。
秦小军之前换过一次线,和学生一起共事过,他分享经验,选学校也需要运气。
有学校爱惜学生,尽量减少工作量,为学生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而有的学校宁愿学生加班加到凌晨也不说一句话,甚至以拒发毕业证相威胁。
学生的工作量跟学校的收益挂钩,学生干得多学校就挣得多,所以学校类型多数为后者。
果不其然,几天后,厂内开始涌入各地牌照的大型客车。
连着好几天,从早至晚,狭小的停车场成了一个集散中心。不同地方的方言从中穿梭,一群学生排排站在车头前,男女皆有,皱着眉头,看起来很不情愿。
学生们穿着打扮十分时尚,干净得一尘不染,说实习不如说旅游恰当。据秦小军提醒,个别学生的鞋子甚至赶得上我们两个月的工资。
停车场的对面就是食堂,秦小军和我经常坐在食堂的窗前打量。有次他指了指面前一个染了黄色头发的男生,说凡是打扮得花里胡哨、特别洋气的千万不要挑。
我问为什么,他一本正经地说:“学生能够染头,说明这学生脾气硬,对学校的规矩不在乎。没有人想来电子厂,更何况还是一个穿一身名牌、烫头发的学生,但学生既然来了,就说明学校有手段。学校能让学生来,也就能让他没有好日子过。”
班级轮不到我们来选择。学校先进行宿舍分配,再进行集中培训、体检,最后通过上级分配到岗。这几天内我们没有任务,不开线,但照常打卡上班,中间可以出去活动。秦小军说这是工厂给我们的“补贴”。
分到我们线上的是一个来自四川某个县的学校,一行五十多人,学生平均年龄17岁,即将中专毕业。除去两个物料员、一个前端全能工正好坐满整条线。
新上任的线长之前做全能工,经历过某些工位上的打击,分配岗位很人性化。女生负责较为轻松的工位,有些极难操作或对身体有损伤的则负责两名同学上手。

第一天开线,是之前我们做过的手机产品,为了使同学们循序渐进地上手,产量仅设定在了300个。
一条线上一个新手或两个新手对效率不会太影响,但一条线上全部都是新手,就看出差距了。开线30分钟,第一部手机还没流到中间位置。
线上的机器大多都在后面,陈哥比我有经验,负责整条线溜达,我就留守后线。
实际上说是技术部,我们做的工作却与“技术”相差甚远,电脑出现问题,关机重启,重启不行拔网线,再不济更换一块显示屏,再处理不好就要召唤组长了。
我对之前我坐的工位情深意切,便搬把板凳在旁边坐立。工位上是个男生,很高,一米七八左右,梳了个中分。为了露出中分,他把防尘帽抬得很高,往上翘着,还时不时对着电脑屏幕扒拉一下头发。
我踹了他一脚,这一脚现在想来也有点奇怪,之前我被线长骂,受委屈,加班,满脑子想的都是民主和人道主义复兴之类的话,想着建造个美丽新世界,想着人人平等……然后这一脚不知不觉地踹过去,踹过去后就感到一阵痛快。
男生“蹭”一下站起身来,恼怒地瞪着我,看清人,又悻悻坐下了,嘴里还在嘟囔着脏话。
我没得寸进尺,慢慢跟他聊了起来。男生姓王,聊的过程中得知他们这一整个班,或者说来工厂的所有学生,都不愿意来。
他们在中专学的专业是电子商务,高二实习,班里还在热火朝天地讨论进哪个大厂坐哪间办公室,认为最次也得是中兴、字节跳动这样的公司。后来班主任宣布实习定在了我们这家企业,避重就轻说的全称,同学们觉得差强人意,“还挺诱人。”
得益于互联网的好处,有同学上网搜索才发现是电子厂,立马傻眼了。电子商务跟电子厂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有同学闹,不去,继而抗拒辐射到整个班级。最终班主任拿出杀手锏——“不去不给毕业证”,同学们这才接受了实习分配。
小王到了厂子后,认识了其他学校的学生,发现只要学的专业里面有个电字,或者学的专业用得到电,都被分配到了电子厂。他觉得难以接受,学校说野鸡也不野鸡,去年刚修了一栋教学楼,很气派,往大点说也是国家扶持,“怎么就这么缺钱呢?”
小王觉得自己有选择,他用着最新款的苹果手机,一个月一千五百块钱生活费,抽二十五块钱一包的香烟,到电子厂怎么看都是纡尊降贵。即使没其他选择,他也宁愿饿死都不来电子厂。
我翻了一下白眼,笑了笑。他看见了,也嘲讽地笑了笑:“哥,说实话,你们电子厂里面的看不起我们,我们看不起你们,不都是这样吗?”
工作随着天数慢慢增加产量,300,500,800,1000,1500,2000……工作时间也跟着延长,全线开始变得手忙脚乱。
不良品多到处理不及时,空闲的时候越来越少,上线就是连轴转。学生忙不过来,全能工就要帮扶一手,秦小军干了两天,整条线的工位都帮了一遍,比孙子还累。
全体同学的抗拒心理进一步加剧,几个同学要求线上将产量降低,被线长拒绝后选择停线示威。
线长上报组长,组长请来老师,老师气势汹汹地赶来,将几位同学带走,没多久,那几位同学又双眼通红地回到线上。
示威的同学里面有小王,他回到线上,手里急速地摆弄着手机,眼泪扑簌扑簌地掉。
我看着感到心疼,又觉好笑,过去跟他搭话。他看清是我,又转头摆弄手机,说了句“滚”。
我愣了愣,想到那句“看不起”,什么话也没说,转身离开了。
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来到这里,他们跟我们玩,跟我们聊天,跟我们喝酒,他们俨然不变的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他们、我们都知道他们不是这里的人,即使现在他们跟这一切息息相关,但在这里做我们已经归于生活刻度的事情是纯属无奈,他们总有一天会离开。
在流水线的打击面前,毕业证的威胁力度也没那么高了。头天上线第二天走的学生不在少数,上线几天突然不见踪影的也有发生。
有位同学感冒,发烧烧到39度。向线长请假,线长没权利批复,上报给了组长,组长又上报给了老师。老师以学生撒谎为由,要求同学出示病例证明。
那天是夜班,大晚上小诊所都关了门,大医院又很远,好不容易找到一所医院,挂号开证明,给线长发去,线长再转手两站发给老师,老师又说中医院开的证明不管用。
同学前前后后跑了一整夜,病假还被克扣成事假,同学休息了一天,第三天就离开了电子厂。
听小王说,同学到家后父母就把学校告了,但没有了后续。
产量计划增加后,加班也随之而来。按照正式工的规章制度,早七点半到晚六点半是正常上班时间,其余加班会补偿双倍加班费。
但学生所签的协议直接将时间制抹去,而是以产量计划作标准。简单来说就是当天产量出不完不准下班,之后不管加班两个小时、十个小时,还是一天一夜,都没有加班费。
而对临时工都免费开放的宿舍,每月要收取同学600元的费用;临时工的时薪达到32元一小时,将学生工的月薪折算成时薪,每小时仅有6-7元。
同学们对差距明显的对比早有认识,这需要追根溯源。合同的签署地在学校,且签的合同也是“委托学校为自己安排实习事宜”,中间再掺杂着中介,他们连丁方都算不上。
虽有着根深蒂固的歧视,但通过“关照”和“抽烟偷懒”,小王跟我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他亲切地叫我“刘哥”,对我“技术部”的工作嘲讽有加。他跟我学了几句青岛话,见我过来,操着僵硬的儿化音:“那个小哥儿,过来给我重启一下电脑。”
他和最初的我一样,每当凌晨时分就开始暴躁,骂流水线、骂学校,对看见的一切发泄不满,怨声载道。
有时他故意将一部手机扔在地下,伸手去捡,假装没站稳,又一脚踩在了上面。他咬着牙对我说:“真他妈傻X,学校的新楼都是我们的血汗钱!这狗X学校,这狗X电子厂!”
一个星期后,学生对于电子厂的抱怨变成了对产量计划的抱怨;两个星期后,学生对于产量计划的抱怨变成前方传达手机太慢的抱怨,因为这会导致下班时间更晚一些。
机器出现故障导致停线,从刚来时的喜悦变成焦急;后方的男同学有时甚至会挤到前面有堆积的岗位帮忙。他们仍然保留着逃离的信念。但在形式上有了转变——离开电子厂成了准点下班。
第一个月异常难熬,因产量变化,我们所跟的这一条线连着一个月都没有休息。同学们的期盼也发生了改变,咬牙紧追产量,速度越来越快,早一天产完计划,就能早一天休息。

流水线前方按压主板的男同学原先是反抗最为剧烈的一员,有一次跟线长闹了矛盾,被调到仓库拉了两天的配料。茧子磨烂又覆盖,贴了三层创口贴,血仍从缝隙里渗出来。
不知是什么原因,工作时间一长,这小子在潜移默化中,居然对流水线产生了一种无法言说的荣耀感。
每到整点,流水线头部的显示屏就会刷新一遍产量,他就会找个间隙蹿过去看一眼,再跑到其他线上比较一番。
若是赢了,他的步伐放慢,走路甩八字,昂头挺胸,眼睛眯成一条缝,两只手晃晃悠悠,对对面工位上的同学作一个抹脖的手势,嘲笑地说道:“都是弟弟,一群弟弟……”
若是输了,他急匆匆地往线上赶,一路小跑到最后,夸张地大声喊道:“干快一点,再快一点!我家狗干得都比你们快!”
我之所以跟小王走得亲近,是因为在某个方面我们惺惺相惜。他刚开工时脾气很好,说话有趣,两句话、一个动作就能逗得女同学哈哈大笑;他干活很有效率,负责后线最难的岗位也从不堆积。
但每到凌晨3点-4点,他仿佛变了一副模样。脾气很差,极难控制,全程自言自语,所有脏话全部抛到电子厂和学校身上。
后来我开特权,让他在凌晨五点去抽根烟,效果果然有好转。
他变得极少暴怒,凌晨对他和身边的同学来说都不再是一个禁区,尽管偶尔出现发火的情况,我到了现场他就会乖乖听话,嬉皮笑脸地和我聊天。
我抽的烟是十块钱一包的红塔山,软盒,烟丝像是潮的,抽起来辣嗓子。在电子厂外面,小王对这烟不屑一顾。但仅仅步入一扇门之后,这根烟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值得欣慰的是,流水线的计划终于在月底产出完毕,整条线久违地放了一天假。放假前一天,这群学生展现出惊人的效率。
定在2800部手机的计划产量,我们这些老员工马不停蹄也得压着下班点做完,而仅仅在凌晨4点半,全部手机就产出完毕。一小时最高产量达350台,不良品仅有十多个。
下班后小王硬要拉我去喝酒,我不好拒绝,也拉来了秦小军陪同。
小王酒量差,摆脱了电子厂,骨子里的高傲又体现出来。为了证明跟我们不一样,或是证明比我们强,一连干了三杯白酒。
秦小军也在其他同学的撺掇下连喝了几杯,酒过三巡,情绪一催发,秦小军和小王抱头痛哭起来。
那天酒喝得很尽兴,一直到半夜三点。我喝得也有些多,打开心扉和小王说起悄悄话。他对我的事情不感兴趣,满脸厌烦,一直打断我,过程有些不愉快。
直至说到我之前在电子厂的悲惨遭遇,他默不作声听了很久,并在一个节点结束时表示赞头地点点头。
他说他很感激我把后半夜本属于自己的烟赠给他,他真诚地对我说:“真的,有希望就会好熬一点。”
来到电子厂的学校有一个共通性,都是相对偏僻、并不发达的小县城或乡镇的中专学校。签订的劳动合同不允许拍摄外传,晚自习时签好就立马交上去,没个过眼的机会,连个屁也没看到。导致小王包括其他同学都不清楚劳动细则。
学校、中介、工厂三方运转,美名其曰扣除了很多本不存在或高额的费用,如督查费、住宿费、培训费、工服费,甚至连工厂唯一的福利,体检费都收取了300元的费用。
第一个月连轴转,加班不计其数,小王只发放了3200元的工资。如果按照我们正式工的合同标准,这一个月到手最起码8000元,差了一半还要多。
小王对这种状况没感到意外,学生们的贡献有目共睹,学校不会好心做慈善,被扣掉的钱进了谁的口袋他们心知肚明。他递给我一个槟榔,老气横秋地说:“社会变了,我们连廉价劳动力都算不上,说是工具,还他妈是一次性的!”他语气一转,又很无力,“熬吧,熬过去就好了。”
我站在小王身旁,放眼望去,OTG机器持续运转,螺丝机的轰鸣片刻不停,每部手机留在一个工位的时间不超过5秒。从前到后,坐或站、笑或没有表情,挨门逐户共有54人。他们的面孔隐藏在蓝白口罩下,看不出任何情绪。但我觉得,他们已经接受了一些东西。
实际上,电子厂对于他们也并非完全压抑,小王的很多同学在这里有了第一次性行为,小王也如愿以偿和女朋友睡在了一个被窝。
第二个月,小王胆子大了很多,上班途中跟着我前后脚出门,到厕所后,从工服夹袖里掏出两根软趴趴的玉溪。
秦小军是全能工,小王去厕所自然他来顶岗。有着我的施压,再加上他俩抱头痛哭过的关系,秦小军顶岗最长时间达到了半小时。
我和小王在厕所基本上没什么话讲。抽烟最常见的伪装是脱了裤子装上厕所,我俩蹲个十分钟,抽两根烟,嚼着口香糖再回到线上。
有一次上大夜班,下午五点上到次天8点,凌晨时所有人都困得不行。我和小王跑到3号厂房的厕所,厕所没什么人,我们什么话也没说,眯着眼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隔着木制挡板,他往上吐了口烟雾,忽然说:“哥,没意思。”
我强打着精神:“啥有意思没意思的,熬过去就完了,快结束了。”
“就是熬着没意思,活着没意思,每天一到线上就感觉刚刚才来过,好像只休息了十五分钟,不如死了算求。”
我没再说话,这种情况我也经历过,任何安慰都无法改变正在发生的事。
从厕所出来,我给他指了指3号厂房的门,告诉他从这里下去就可以跑。他感到不可置信,连问了三四遍路线,接着激动地道谢,沿着楼梯头也不回跑下去。
我还没走到4号厂房,小王又一溜小跑到我身边,满脸沮丧。他熟练地解开腰带、掏空口袋,将物品放在帽子里,淡定地过安检通道。我悄声问他:“被抓住啦?”
他摇摇头,将腰带重新穿进裤子,戴上帽子,一脸苦笑地看着我:“熬吧。”
我们周边邻市出现了感染者,学生们没有紧张恐惧的情绪,相反在某一角度还为疫情“造势”,甚至希望我们本地也能出现疫情。
学校组织开了两次会,开始加强学生管理,工作结束后不准出寝、不准出厂、不准叫外卖,同时排查尚未接种疫苗的学生。
但疫情进一步加剧,多省多地出现感染者,人数也进一步增加。
一个周六,我们4号厂房全部流水线停线,所有学生被拉出去开了场会。会后已是中午,小王和一群同学在餐厅门口等着我和秦小军。他们换了衣服,许多同学都瘦了不少,裤腿空荡荡的,没了之前的发型,脚下名牌鞋脏得发亮。
学校方面见疫情没有好转,怕耽误下去出现隐患,便做出提前结束实习回家的决定。但是,基于同学们签的合同,也是提前结束实习的代价,要赔偿给工厂一笔损失费。小王说得含糊其辞,但关于这赔偿,我也能算出个大概。
如果有同学不想走,可以留在厂子内继续实习,合同依然生效,但要签一个免责协议,届时毕业证会下发到联系地址。意思是继续干着正式工的工作,拿着实习生的工资,只换回一个毕业证。
小王和绝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前者,替他高兴的同时,我询问他关于赔偿一事的打算,他很豪爽地说:“熬过来都谢天谢地啦!开心比钱更重要!”
有一些同学没有选择回去,多数是女同学,那个按压主板的男同学也留了下来。他们没有再往上考学的打算,回到家也是找工作,在这里知根知底,不如待下去。
更大的原因是他们现在高二,意味着之后还要再浪费一年的时间,交一年学费。现在学校方面给了保证,只要留在电子厂就下发毕业证。在他们这个节点考虑,无论怎么对比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小王走的前一天,我和秦小军请假送行,喝得一塌糊涂,眼泪、鼻涕、尿液、呕吐物毫不保留,全排了个遍。秦小军喝丢了理智,哭中发誓,要和小王一起离开电子厂。
第二天,小王坐车离开了,我和秦小军重新组线开线,接手了另一批实习生。下班后,我询问小王旅程情况,消息发出去,得到了一个红色感叹号。
说实话这局面在我的意料之中,本不是一路人,相遇都勉强,延续也毫无意义。
我想到前一天晚上跟他喝酒,我问他回到家要干什么。他直起身子,变得激动:“打一天游戏、喝一天酒、蹦一晚上迪、每天都约炮……”他又带回了高傲,只不过这次的表述坚定得更让人信服,“饿死我也不来电子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