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2日，我收到一个快递，是个纸盒箱子，纸盒箱让透明宽胶带缠得严严实实。
我费了半天劲打开箱子，里面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牛皮纸袋，其中一个档案袋里装着一个录音笔，一个移动硬盘。
我是个病人，抑郁症，2007年确诊，确诊那天我只记得是我的生日，别的都忘了。
在北京有两家大医院，特有名，尤其是在人们骂街的时候，常挂在嘴边。一个是安定医院，一个是回龙观医院。
这俩医院我都去过，安定医院挂过好几个专家号，也挂过心理咨询的号。
那时候的心情，现在想起来，挺有意思。不是绝望、悲伤，反而很平淡的。
俗话说，有病乱投医，这家医院治的没啥效果的，那就去问下一家。
在回龙观医院，我见到一个挺和善的老太太，赶巧了，她也姓金。
她是我一个医生亲戚推荐的，金老太太是个退休返聘的精神科大夫，那时候她应该有七十多岁了。
金奶奶很和蔼，也很直接，问问题从不拐弯抹角，问我睡眠怎么样，吃饭怎么样，性生活频率如何。
她给我开了单子，要去做几个心理测试，我拿着单子走进心理测试室，对着屏幕好长时间，回答了几百个问题，出来的时候头晕脑胀。
她看了半天，和善地说，“没啥事儿，我给你开点药，按时吃药，有什么想法，及时跟家人说，别在心里憋着。”
然后她把我父母留下，嘱咐了半天，我在医院过道的椅子上，一直等到天黑。
说这么半天，肯定有人不耐烦了，你也没说到余波啊，光说你了，余波在哪儿呢。
金老太太开的药挺管用，家里人和我就决定一直找她开药了，精神类的药一次不能开太多，我基本上过两个礼拜就要去一趟医院。
除了开药，金老太太还给我推荐了一个心理治疗师，她说你光吃药，容易让药拿住，戒不掉了。有些心理的想法，认知上的问题，光吃药是解决不了的，得话疗。
金老太太介绍的治疗师，叫周德松，他是我第一个治疗师。
周德松四十多岁，理了一个标准的板寸头，话不多，每次说话之前都要停顿一下，好像在思考，又好像什么都没想，只是习惯。
我先是在医院挂周大夫的号，做心理治疗，但他每个礼拜只有一天出诊，一天八个号。
做心理治疗的那一天，我要凌晨四点就出门，去医院排队挂他的号。
坚持了几个月，我觉得这样太麻烦了，就转诊到周大夫自己在外面开的一个咨询室。
当然了，这样虽然方便，但是治疗费一下子从一次60块涨到了300块。
我有点吃不消，就问周大夫，有没有便宜点的，降个档次。
我的治疗师从周德松，换到了咨询室里的另一个咨询师，叫余波。
余波比周大夫年轻，看着比我大六七岁，也算是同一代人，聊起天来更容易。
余波总是骑一辆山地车上下班，我见过他的车，配置不低，前后轮是禧玛诺的高级油压碟刹，SRAM的变速套件，超轻的碳纤维车架。
他是个山地速降爱好者，这点我确实没想到。我一直以为他骑山地车，就是为了上下班的时候锻炼身体。
毕竟从外表看，他带一副眼镜，身材稍微有点虚胖，看着不像是喜欢极限运动的。
他长了一张笑脸，两边嘴角微微上扬，所以给人感觉总是喜洋洋的。
这对他的工作非常有帮助，心理咨询师长得面善，更容易和陌生的来访者拉近距离。
余波在工作的时候给人感觉非常自信，也很张扬，和周大夫对比鲜明，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接话从不停顿。
他聊的话题也很宽泛，文学、哲学、艺术、体育、宗教，你说到啥，他都能接着聊。
这些都是我第一次见到余波时的感觉，我在他这里又做了一年多，然后停掉了心理治疗。
这段时间的经历，让人感觉痛苦，有种自己怎么做都是错的感觉。具体的事儿和情绪，我也不再想回忆。
心理治疗结束后，我就和余波没了联系，咨询师有这种职业规则，在没有极特殊的情况下，不会和来访者在咨询室外私下联系。
有了这样一次经历，再经受社会的折磨，感觉不再那么疼了。
准确地说是晚上不困也睡不着，白天偶尔困了才打个盹儿。这让我经常连着几天，不分昼夜，只睡两三个小时。
开始我也很焦虑，毕竟这样的生活作息实在太不规律，影响我找工作。
我尝试过很多办法，锻炼、吃安眠药，结果还是不理想。
老金问我，夜行者工作的时候都是不怎么见光的时候，你能适应吗？
我乐了，我告诉他，咱俩就坐在这儿对着看，我能一直盯着你，盯到你困，你睡着，然后醒了，一直盯到你醒来觉得脊背发凉。
老金说，你可能没太理解“不见光”的意思，还有我后脊梁没那么容易发凉，你来吧。
我不像周庸徐浪他们，老在外面跑，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做案头工作。
查资料，假装流氓或者公安给别人打电话，从他们嘴里诈消息，学着网上的黑客，黑进防护不怎么强的公司后台偷资料。
我也会出外勤，第一次出去查的案子，就是关于余波的。
2018年春节过后，我接到一个余波打来的电话，他说要和我见一面，拜托我一件事儿。
我在电话里问他，是什么事儿，他死活不说，非要见面说，他说电话里说不明白。
说是个酒馆，也是个餐馆，很西式的餐馆，来的客人有很多外国人。
服务生介绍，这些老外大多是住在附近的别墅区的外交人员，或者外资公司派驻到中国的高管。
余波和我找了一张露台的桌子坐下，因为是初春，天还很冷，露台上一个人没有。
再见到余波，他已经不是我印象中那个自信的咨询师了，头发凌乱，眼圈发黑。
我有点惊讶，我俩七八年没见面，上来就这么直接求我办事儿。
我问他怎么打听到我的，他没接茬，自顾自地说起要让我调查的这个人。
服务员端上的饭菜也没有打断他说话，看来他也没啥心思吃饭，这个人整得他挺烦躁。
我见缝插针地问他，这人要查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向。
余波摇了摇头，“你能查到的，关于他的所有东西，都告诉我。”
我还想追问，转念一想，老金嘱咐过，委托人不主动说的，别多问。
我第一次一个人接受委托，也不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索性什么也没问。
然后是谈价钱，他没还价，马上答应了。然后直接从自己上衣兜里掏出一个信封，直接拍桌上，有备而来。
两个月之后，我把调查到材料整理汇总，当面交给余波，他用现金给我尾款之后，我俩的联系又中断了。
直到2019年3月22日，他寄来了这个纸盒箱子，还给我留了那张字条。
刚收到这些东西，我没怎么在意，把它们堆在家里的角落。
直到一个多月后，和老金聊起一个讲精神分裂症的台湾电视剧，他问起我，你有没有搞心理的朋友，给咱点技术支持，我才突然想起余波。
又过了一个礼拜，我有点坐不住了，我去了他的心理咨询室。
余波不在咨询室，周德松接待了我，十来年没见，白头发多了许多。
周大夫以为我是来咨询的，跟我客套了几句，就把我推给前台的接待。
我说明了来意，我不是来咨询的，我来找余波，他有些东西让我保管，现在这人联系不到了。
周大夫还像以前一样，不紧不慢，想了一下，把我让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跟我说，余波已经有段时间没来了，现在同事们也联系不上他，来访者也联系不上他。
周大夫还说，这个余波在失踪前经常私下跟踪来访者，已经有几个找上门来要求道歉。
我想起了余波让我调查人的事儿，我觉得他可能是在调查啥。
周大夫又问我，留在我这儿的是什么东西，重不重要，我说没什么，就是些资料，具体什么不清楚，我没看过。
咨询师这个职业有些特殊，他们经常接受负面情绪，自身会产生一些心理问题，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同行前辈的专业支持，来解决自己工作中的疑难案例。
因此咨询师之间会组成督导关系，类似于咨询师和来访者。
我猜测，周德松就是余波的心理督导，他可能知道一些事情，碍于职业规范，他不能说。
余波最初给我的那种和善的印象，一下子就变了。年初见他那么没精神，我还觉得他只是遇到事儿了，没想到他会有这么多秘密。
离开周大夫的办公室，我找到接待，想管她要到余波的住址地址，一个女人从后面轻轻拍了怕我肩膀。
这个女人我见过，她是余波的同事，叫徐晓，他们每周六都在这里坐诊。
我跟她说我找余波，她有些吃惊，她告诉我余波已经失踪有段时间了，她也很担心余波。
我和徐晓互留了联系方式，我还从她那儿要到了余波在北京租住的地址。
余波是天津人，他在咨询室附近的育新小区租了间房子，这个小区挨着地铁站，离上班的地方也近，很方便。
我找到他租住的地方，心又凉了半截。余波租的房间上个礼拜刚到期，他也没有续租，房间已经转租给了别人。
不知道是余波早就打算离开北京，还是临时有事离开，没来得及交房租。
我大概翻了一下，乱七八糟毫无顺序，前一张的治疗笔记里还叫张三，下一张就叫李四。
我越来越觉得，余波这次不辞而别，不是准备好的。他邮过来这些文件的时候都很匆忙。
肯定有人问，余波把这些东西邮给我干什么，他为什么消失了，后来找到他了吗。
这事儿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我边整理这些笔记，一边试图找到余波，我也好奇，他到底出啥事儿了。
我又回到了我熟悉的案头工作，刚开始整理的时候，我还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工作。
一个个隐秘在城市角落里残缺的灵魂，想要再挣扎一下，逃出泥潭。
他们挣扎的过程，被一个违反职业道德规范的心理咨询师，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从这些笔记里大概看得出，余波似乎只是个偷窥者，在暗处悄悄观察他的这些病患。
他可能除了在咨询室里帮助他们，还想在这个残酷的社会里再帮一把。
但他又像在大自然中观察野生动物的摄影师一样，有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生命被咬住脖颈，身体被扯烂。
有一个事儿我不太理解，纸箱里还有一本百家姓，是那种启蒙读物的装帧。
老金琢磨了一下，又拿起笔记看了看，他说这没准是个密码本。
“你看这名字起的，不觉得别扭吗，我觉得是这是余波为了保护来访者的隐私，给他们用了化名，具体怎么用的，就得靠这本《百家姓》来查。”
老金鼓励我，好好整理，这里的每一篇笔记，都是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咱们夜行者搞调查，古往今来，都是在记录这些故事。
现在，我想把一些整理出来的笔记，公开出来，当然用的还是化名。
因为这些病患的一些行为古怪，超出一般人想象，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异类”。
所以，这个系列就叫“异类追踪者”。
前几天晚上我坐公交，从景山前街过，刚出站车就趴窝了。司机下车鼓捣半天，车还是没动起来。
实在没辙，给调度打电话，问下一辆车人多不多，能不能来把乘客接走。
我站在马路牙子等车，就跟安全员闲扯几句，他说这个站可邪乎了，好几次车到这儿就走不动道，可能有什么怪东西。
司机扔掉烟头，拿脚踩灭，吼了一句，别几把瞎说，这里是龙脉，这叫见龙低头。
简单的线路故障，在人们口中，可能被传成邪乎的传说。
但是有些事儿，不光传的可怕，背后的真相，可能更邪门。
余波的笔记，就记录了一个特怪异的公交车事件。如果你生活在北京，你可能还坐过那趟车。
这段笔记我整理了挺长时间，甚至还去那条公交线路实地考察了一番。
这是《百家姓》“密码本”里的第一个故事，也是余波收到威胁短信后，接到的第一个案子。
2016年冬天，我来到780路公交车的公交场站，去找一个叫杨明才的司机。
那天我没见着杨明才，公交车队的人告诉我，杨明才休假了。
这个公交场站的工作人员，对外面来的人很警惕。听说最近来了很多陌生人，来问网上流传的公交车事件。
几个月前，在780路昌平西关环岛公交车站，一群没有赶上公交车的学生正在商量着怎么回家。
车子缓慢地靠向车站，车厢里漆黑，司机坐在驾驶室里，仪表盘的微弱蓝光映在司机脸上。
司机眼睛直勾勾地盯前方，他轻轻欠了下身，按下开门键。
学生们觉得有点奇怪，但这么晚的时间，能有辆公交已经不错了。
在驾驶室后面，站着一个老太太，扶着杆子，冲着学生慢慢挥手。
没等学生反应过来，公交车门慢慢关上，车门差点夹住那个男生的脚。
我是个心理咨询师，这种灵异事件不是我要调查的。我也是后来才发现，我找的这个人，多多少少还是跟这个灵异事件沾点边。
我找杨明才最开始是为了别的事情，一件关乎我性命的事儿。
开始我还真把它当意外，后来才发现，这些事儿是有人在搞鬼。
在一次“意外”之后，我收到一条匿名短信，顺手点开。
我被这句话惊出一身冷汗，这是我常对来访者说的话，这话背后有个不为他人知的小背景。
在心理咨询时，当我感觉自己已经无力改变来访者认知，甚至对来访者固执的想法感到厌烦的时候，我才会说这句话。
我必须承认，并不是每个心理咨询师在对待每个来访者时都抱有最大的善心和耐心。
不少时候，当一个来访者走进咨询室，甚至还没有坐下聊天，我就开始讨厌他了。
讨厌一个人的原因往往不复杂，他是个光头，而我讨厌光头。
回到刚才那句话，虽然我会用满怀关切地语气说出这句话，而且在说出这么情绪化的语言后，我通常会加上一句带有鼓励性质的话。
而其中肯定有个人，反应最为强烈，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他暗暗记下了我对于他的态度，他对我颇为不满，不满到要找我的麻烦。
他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现在把它还给了我，提醒我他回来了。
我把这条短信交给徐警官，他说交给技侦去调查一下，然后就没了下文。
我只能自己再想办法了，为了找到这个曾经的来访者，我又翻出来那些记录来访者治疗过程的笔记和录音，我想从这里面找到这个想要弄死我的人。
我听到的第五段的录音里，就出现了那句话，这也让我记起一个来访者。
他是个光头，一个总是带着棒球帽，相信有鬼的光头。他叫杨明才，患有严重的睡眠障碍。
杨明才的录音和采访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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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状况：父亲在来访者童年时因车祸离世，母亲独自将其抚养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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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者是在他母亲陪同下接受咨询的，来访者自己接受咨询的意愿弱。
在此之前他没有独立生活的经历，他和母亲一起生活了三十年，从未分开过。
他对父亲没什么印象，但他十分憎恨他的父亲。他觉得这些噩梦，是他父亲带来的。
据来访者回忆，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做恶梦，各种各样的噩梦。
来访者曾在公司宿舍里梦魇发作，被同事发现，在同事的帮助下醒来。
在此之后，来访者坚信，自己是让什么“脏东西”跟上了。坚信有鬼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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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才（以下简称杨）：要不是我爸死的早，我他妈也不会让困在这个家里。我爸死的时候，我只有一点印象。
咨询师：关于你父亲的事儿，你现在能回忆起什么？是什么感觉？
杨：咳，这东西咋说，都是命，跑不了。我妈总说我爸那天不应该出事的。
杨：那天本应该是另一个司机跑末班，他和我爸临时换了班，然后我爸就出事儿了，追尾一辆大货车，人卡在驾驶室里出不来，最后就没了。
杨：医生……不是，老师……我该叫您啥我也不知道，您信命吗？
（再一次强调，来访者坚信这一点。是否是他坚信有鬼的另一种表现？）
杨：我觉得我爸的死就是命，这是他的命，但他不该让我也继续他的这个命。
咨询师：你之前说过，你现在的工作，是你母亲帮你找的。
咨询师：那你有对你的妈妈说过，你是否对这样的安排满意？
咨询师：那如果现在让你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工作，你会去吗？
咨询师：如果能让你离开你母亲，自己一个人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工作呢？
咨询师：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因为上学离开家了，到了别的城市，和自己的父母分开了。
从那次我同事看见我做恶梦之后，她就不放心我一个人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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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者在最后一次咨询时，非常愤怒，抱怨咨询师对他的母亲不敬，对他的工作没有应有的尊重。
咨询师在此之前提到了对他信仰的一些不同看法，可能是来访者愤怒的原因。
来访者始终未对自己母亲做出任何情绪上的表达，似乎在刻意压抑。来访者主动中断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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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才最后一次治疗可以说十分愤怒，把我臭骂一顿，摔门而去。
在我看来，他最后这次愤怒地离席，显然触及到他，在我看来，根源是他对母亲的看法，这些东西也许就是他梦魇的根源。
在这之后，我就没再见过杨明才，直到我出“意外”的前两个礼拜。
那天因为要整理来访者的录音资料，我走的很晚，直到两点钟才弄完所有的资料。
我正准备关上整个办公室的灯，忽然发现玻璃门外站着一个人。
我正纳闷，这么晚怎么还会有来访者来，仔细一看，是杨明才。
他没有进来，只是站在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站在门里的我。
我心里有点毛，不知道他是不是要进来，这么晚了要干什么。
我正准备走过去开门，他的手突然松开了门把手，扭头转向楼梯间。
我打开玻璃门，喊了一声，他没有回应，走廊里只听见当当的脚步声。
这些事情加起来，让我有点怀疑，我后来遇到的那些“事故”，跟杨明才有关系。
在来访者的登记表里，记录了一些简单的个人信息，比如他的联系方式，简要的家庭地址，还有他的工作单位。
我委托咨询室的联系员，让他给杨明才打个电话，就说要做一下回访，了解一下他现在的心理状况，并且让联系员做了电话录音。
电话里，杨明才虽然很客气，但显得有些抵触。他说他现在状态很好，不需要再接受咨询。
杨明才依然和母亲在一起住，还有这段时间他似乎在休息，并没有上班。
难不成这段时间，他一直在跟踪我，所以才会在半夜两点的时候，出现在咨询室的门外。
在电话里，杨明才说得并不确定，我也没法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
我只好去了一趟他所在线路的公交场站，找他的同事打听下情况。
好巧不巧，我找到了见到杨明才那次梦魇发作时在场的那位同事。
许师傅和杨明才在一个宿舍，他多少会比别的同事更了解杨明才。
“小杨最近的确没来上班，他之前出了个事故，挺严重的，队里暂时停了他的班。”
我给许师傅敬了根烟，又追问他，杨明才出了什么事故。
老许说就是追尾，但是撞得挺严重，公交车上还有乘客受伤，事儿闹得挺大。
“注意力不集中，这小子从出事前就迷迷糊糊地，就好像没睡醒似的。
“可能是以前他妈伺候惯了，现在他妈没了，这小子自己照顾不来自己了。”
我听见许师傅这么说，有点吃惊，之前杨明才在电话里还说他和他母亲一起生活，怎么说没就没了。
“他妈的丧事还是我给张罗的，小杨那时候哭得跟什么似的，什么都顾不上了。
“医院的死亡证明，派出所的户口注销证明都是我办的，说起来就是后来火葬场我没跟去，就小杨自己一个人去的。”
“说起来，打那以后我就没去过小杨家了，以前他总是请我去他家喝酒，后来就再没提过。”
许师傅这话让我疑心更重，杨明才为什么要向咨询室的联系员隐瞒自己的实际情况。我决定亲自跟一跟杨明才。
杨明才的家在朱辛庄新区，这里离他上班的公交场站不算太远，走路十五分钟的距离。
跟了几天，发现他除了买菜，去超市买一些日用品之外，基本不出家门。
有一次在他去超市回来的时候，我悄悄跟着他上了楼，摸清了他家的具体门牌号。
他家倒是好认，整个楼道几乎都换装了新防盗门，只有他家还是那种带铁栅栏的旧防盗门，关门时会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
在观察了几天白天的动向之后，我没看出有什么反常，于是就改到了晚上盯梢。
那天我下班之后来到朱辛庄新区，刚把车停好，就看见杨明才的身影，从楼间绿地的小路上一闪而过。
我跟着他左拐右拐，来到了公交场站，门口的保安跟他打招呼，他理都没理。
我没进去，在门口等着他，等了好半天他才出来，沿着路边走向一辆绿色的公交车。
这个公交场站并不大，又同时停靠着好几路公交车，所以晚上收车的时候，有一些车停不到场站的停车场里，就会停放在附近的马路边。
杨明才走到停在路边的一辆公交车旁，用手里攥着的钥匙熟练地打开车门，坐在了驾驶室。
我没想到他这么做，一时间没来得及反应，被他看到了。
他好像并没有感到惊讶，只是熟练地把钥匙插进钥匙孔，打着火，轰了两脚油。
他正准备关车门的时候，我一步迈上了车，车门在我身后慢慢关上。
以前总是能听说，梦游的时候会做很多事儿，从来没见梦游开车的。
没想到杨明才开的还挺稳，而且见站就停，还打开车门，等上几秒钟。
在走到上高速前的最后一个公交站台，有一对情侣，看到车来十分兴奋，八成是没想到这么晚还能有公交。
一对情侣正要上车，我站在车门边轻轻摆手，示意他们别上车。
几秒种后，车门关闭。那对情侣的表情，跟见了鬼似的。
我突然想到之前那个传闻，我现在不就是站在那个老太太的位置上吗。
车子平稳地驶过收费站，开上了高速，两个多小时以后，我到了河北下花园。
杨明才依然没有开进公交场站的停车场，找了个路边停下，熄灭了发动机，在驾驶位上坐了一会儿，又启动了车子，开始往回开。
杨明才开了一路车，睡了一路。我回到家，怎么也睡不着了。
公交公司可能没人察觉到，自己车队的公交车，半夜跑了趟长途，没人会注意到有异常。
除了那辆车的司机可能会纳闷，仪表盘上的公里数和油量怎么变了。
为了把事情调查清楚，我决定做个出格的事，潜进他家，看看他到底藏着什么。
一个礼拜之后，又是快午夜十二点的时候，杨明才带着他的棒球帽，又出发了。
这次我没跟着他，而是进了楼道，走到那个老旧的铁栅栏防盗门前。
这种老式防盗门的好处就是容易开，即使像我这种对锁具一无所知的，用开锁套件练上一半个小时，也能打开。
虽然杨明才回来大概率也不会发现我，我还是保险起见，进到屋里时没有开灯。
我打开了手机屏幕，调到最亮，房间里的轮廓渐渐显现出来。
进门是个小走道，左手边是厨房，右边是个小客厅，客厅里摆放着沙发，一张单人床，一台老式的30寸电视摆放在电视柜上。
接着往里走，左右两边各有一个门，左边的门虚掩着，借着手机亮光可以看到是卫生间。
右边的门紧闭，我试着转动了一下门把手，把手松松垮垮，锁坏了。
门吱儿地开了，从里面传来念经的声音，这房间的景象有点让我惊悚。
这间屋子布置成了一个小灵堂，墙上挂着两个人的照片，一男一女。
照片下面是个长方形的桌子，上面摆着排位，红烛灯，香炉和一些供品，一个小的念经机不停地念着大悲咒。
这是杨明才的父母，母亲去世后，杨明才把父亲请了出来，和母亲一起供在了家里。
我回到客厅，杨明才平时应该就睡着客厅里的单人床上。
我走进客厅，电视柜旁边有一张电脑桌，桌上摆着一个笔记本电脑，插着一个移动硬盘。
电脑处于睡眠状态，我碰了下鼠标，电脑屏幕亮了起来，显示出了一个视频的定格画面。
这是个视频播放器的暂停画面，画面里是刚才那个灵堂房间，但是摆设不一样，看着就是一间普通的卧室，有床和一个大衣柜。
看得出来，他是杨明才，画面里的房间应该就是这个屋子里的某个卧室。
杨明才在屋子里踱着步，他试着拉拉门，门没有开，然后又坐回到床上，前后晃动着身子，两只手一会儿摊开，一会儿合上，就像一个人在做演讲时在打手势。
过一会，他又站了起来，走到窗边，手扶着窗台，好像在看外面。
我把进度条拉到最后，天亮了，杨明才从床上起来，打开了门走出卧室。
不一会儿，一个老太太走进屋里，整理完床铺后，走到镜头前，视频终止。
老太太的长相和屋里那张遗相上女人的脸一样，是杨明才的母亲。
杨母早就知道儿子有梦游的症状，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自己在尽力保护着儿子。
我在工作时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家长带孩子来，总是悄悄摸摸的，怕被别人看到。
绝大多数家长并不是怕自己被看到，而是怕孩子被熟人看到，招来非议，给孩子带来压力。
可能是她怕事情说出去，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儿子真的着了魔。
我想到了之前流传的那个公交车的传说。人们传说的鬼老太，其实只是一个爱子心切的母亲，在保护自己的孩子。
我把电脑上的视频退回到原来的位置。又打开了别的文件夹，还有网页访问的记录，没我找到与我相关的东西。
我又到电视柜前，发现电视柜里有个东西很特别，是个录像机，日本货，这玩意儿现在很少见。
电视柜上的抽屉里有一盒录像带，还有几个锁门的用的锁门器，杨母在发现儿子梦游后，就是用这东西把门窗锁住，防止儿子出逃。
背景就是这间房子，墙上贴着喜字，这时一个酷似杨明才的人出现了，他穿着藏蓝色的西装，腼腆地笑着。
客厅只有不到二十平米，连个藏的地方都没有，我僵在原地。
房门打开，杨明才走进客厅，两眼无神，慢慢向我走过来。
屏幕里的新郎也拿起了酒杯，向电视机前的我致无声的酒辞。
杨明才就像演练过无数遍一样，重复着电视机里他父亲的动作，每个动作，甚至每个神情都一模一样。
电视里的新郎笑了，杨明才也笑了，他把手里的水杯放在嘴边，将里面的空气一饮而尽。
我慢慢移动身子，准备离开这个诡异的房间，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是易拉罐掉在地上的声音。
我在玄关里没处躲，看见鞋柜上放着一个鞋拔子，急忙拿起来，把刀挡开。
杨明才胡乱挥舞着小刀，他似乎并没有瞄准我，他还在梦游。
我用鞋拔子连挡了几下，大声喊着杨明才的名字，想把他喊醒。
他的动作越来越激烈，我趁着他胡乱捅过来的时候，抓住他的手腕，狠狠地往玄关墙角上磕。
疼痛终于让杨明才醒过来，他大喊一声，左手握着右手手腕，疼的让他后退好几步。
疼痛过后，他这才注意到我，“你在我家干什么，你怎么进来的？”
他又看了一眼亮着的电脑屏幕，又看了看掉在地上的小刀，声音有些颤抖。
“你没受伤吧，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这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倚着电视柜，一下子哭了出来。
杨明才又回到了咨询室，我强迫他回到咨询室，否则告他伤人。
经过半年时间的咨询，他的梦魇症状改善明显，梦游也基本消失。
梦魇以及梦游症是很典型的睡眠障碍，人们在睡梦中所想或所做，很大程度上是白天意识的一种延续。
有新闻报道，1987年，加拿大男子肯尼斯驱车几十公里，来到他岳母家，杀死了他的岳父母。
2009年11月，英国一对夫妇外出露营，丈夫在梦游状态下将结婚40年的妻子掐死。
而梦魇，一般会出现在快速眼动期，那时的人处在意识与潜意识模糊的交界处。
人们生活中经历的很多事情，都会成为潜意识的源泉，这些经历和意识会慢慢沉淀下来，在不经意间跳出来，影响我们的生活。
杨明才的潜意识里贮满了他对于父母的怨恨，但受现实的束缚，他认为自己必须要对父母忠诚。
他觉得自己本可以有所作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寄居在母亲屋檐下，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但这种情绪被完全压抑了下来，母亲是他唯一的亲人，怎么能厌恶呢。
人的情感真的很微妙，最爱的人也许就是最恨的人。母亲深爱着儿子，但她的爱的保护却让儿子过上了他不想要的生活。
儿子憎恨着母亲，但他迫于道德的压力，讲这种憎恨埋藏在内心深处，而在母亲去世后，他又舍不得母亲离开，在家中设下灵堂，供奉双亲。
杨明才的母亲不愿让别人知道儿子有梦游，也不愿咨询师，帮助他改善这个症状，就是为了能将这熟悉身影永远留在身边。
爱可以是最伟大的情感，也可以是最危险的武器，伤人于无形。
对于他母亲的作为，我无意评论是非对错，有时候永远生活在梦里，更像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
